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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1
关键词：基础课；法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050-02
一、2013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教育部分概述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建设做出重大部署。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器，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法治校园的建设，培养学生成为完整职业人所应具备的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倚重于纯粹的“观念意识”的法治教育内容安排不足以应对现实需求。虽然法治教育有思想教育的成分，但法治教育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教育。面对今天这个高度规则化的社会，必备的法律素质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职业能力，由于个体性法律素质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塑造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针对高职学生的法治教育必然是以“法律素质”的培养为中心任务，高职法治教育的内容应从传统型“意识主导”向现代型“素质主导”变革，着重趋向于意识、知识和技能兼容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构建。
新修订的法律基础教育部分最明显特点是增强了法律思想修养和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大量删除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从而使法律部分的内容更具有思想性，使教材内容中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部分有机地融汇为一体。十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提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任务，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在“基础”课教学中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角度，深刻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准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自觉维护法律权威。二是进一步突出宪法的内容，强化宪法权威，加强对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使命的理解。三是帮助学生了解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十报告提出的20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基本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十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切实实施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二、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的挑战
上述法律教育部分内容的修订较此前的版本更为科学合理，而且避免了以往非法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需要学习庞杂的部门法的问题，但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政课教师要将全体大学生培养成法治国家所需的具备基础法律知识和素养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对于法律部分的关注突出地表现在关注实际的具体的法律问题比较多，部分教师遇到学生的课堂或课后咨询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部分老师在法律教育相关专题的教学中讲授“法律基础”部分也更多的是法律知识和概念的讲解，很少涉及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的知识。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对于非专业的教师难度较高，其也不同于以往具体部门法概述的教学，需要教师从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和理解，并且能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生的语言阐释，借助经典案例或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对法治思想、精神和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对于法学专业的教师，同样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的授课中容易陷入法学专业教学的深度。现实教学中出现的是部分法学专业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按着法学专业教育的方向上走，但对于学生学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不符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学生容易陷入艰涩理论学习的困惑中。
三、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挑战的对策探究
在思政课教学团队中，由于年龄、职称和专业的组成科学、全面和合理的需要，相当部分教师不具备法学专业背景，然而本门课并未要求必须具备法学专业背景，且不影响实际教学，如前文所述，《基础》课的法律教育部分强调的是思想性的教育，教师只需花功夫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即可应对教学需要。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须始终围绕着培养大学生的良好法律意识这一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研习可分为自主学习和其他系统培训，这里主要探讨系统培训的路径。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透彻地分析教材中的规定的重点内容，还要基于学生实际以及学生需要和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授。除了教材已规定的选取学生关注度高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问题；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关注不同领域的法律知识进行差别讲授，如财经系的大学生更关注经济领域的法律知识，而食品系学生则更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这样结合大学生实际，结合生活，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既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解决法律部分意识和理念方面的教育的需求。在讲授相关专业侧重的基础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可附带理念和精神的教育。
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很重要的是通过消极案例中得出积极的引导，从而树立对法治道路的信心。通过对比事例诱导冲突，然后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引出正面教育。法律部分教学的基本特点是，教师授课过程中每个法往往只能简单带过，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反而弱化了法律部分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同时多运用一些“情法冲突”、“情理冲突”的典型案例如长沙的哥撞死劫匪案、南京彭宇事件等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分别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作价值判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同时法学专业的教师要注意把握理论讲授的度，并且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要求，开辟出特色的教学模式及内容。我院也对此有针对我院情况的思考，以下是我院的情况：
1.教学现状。我院的法治教育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法制意识教育，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缺乏法律情感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法治教育效果不明显。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多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后的认知和行为的培养。学生对校园部分法治教育活动了解和参加得较少，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仍需提高层次和水平。
2.教学优势。目前，已经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精品课程较为成熟，同时已开设法律相关的网络公选课，有固定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和实践教育常规活动，成立法律服务队并进行规模的校内法律宣传活动，已有按照院办宣传科的文件精神开展活动，已开展校园法制节目的拍摄录制尝试，这些活动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和成效，同时通过这些尝试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便后续的提升和改进，尤其是通过活动建立法治教育的系统的构建和运行的研究。
3.教学前景。形成地市级的普法品牌活动，提高学生作为完整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职业素养，为法治校园自下而上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四、与上述基本状况对应的对策思考
1.课程教学改革。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授内容和方式的改革，确保培养学生基本意识的主渠道。契合法治教育目的的课程设置上，较为适宜的开设法治教育“活动课程”（《高职学生实用法律知识介绍与体验》）以及其他法律文化和精神类课程，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普及模式，即围绕学生实际参与的社会生活来组织课程内容，同时渗透精神和理念层面的教育。
2.社团服务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设计开展既符合学生需求，又与中央精神和主题契合的活动，深化理论学宣讲团（含法律服务队）的建设，提高社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和服务水平，开展常规模拟法庭活动和主题宣讲活动，录制校园法制节目“不二法门”视频和音频，自行组织（校内和社区）或参与校团委组织的外出法律服务活动，拓展提升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就近的工业园区以及其他联系的服务点，根据职业院校的特点和特色，以工业园为重点对象进行量身订造的宣传和服务设计）。
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2
如果说法律教育课程的缺失是因，那么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法律素养的缺失则是果。在对湖南各县市1000多名一线小学教师的法律意识的调查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分析结论，有50%以上的小学老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甚至有厌法、恶法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法律在教育中只是摆设。有高达80%的老师有惧法、畏法的心理，他们坦言不会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教学中的问题，这部分教师大多对于自身的教育权益的理解也是模糊的。只有20%的老师能够基本掌握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认为依法执教是今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千多名小学教师中，有100多名老师是小学校长，他们作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领路人，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师生的主心骨，其法律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现实工作及发展走向。但据调查显示，他们中有50%以上的人对于法律持观望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有10%的人对于法律很失望，他们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只有10%的校长有着良好的法律素养，能自觉运用法律的视角去透视和观察事物，很好地保障了依法治校在学校层面的开展。由此可见，小学教师法律意识淡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教师都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可能引发诉讼，他们对法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合法，用法律来考量教学行为更是鲜见的事情。一些教师甚至认为，正义的天平是倾斜的、是不利于教育和学校。当前小学教师乃至小学校长们对于法律的狭隘理解，对于法文化的无知和诉讼的错误观念应该让我们有一种现实的警醒，高等师范院校法律课程的建设已远远不能适应培养小学教师的能力需要。
二、师范院校法律教育的深层反思
(一)不断强化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博弈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依法治教和依法执教理念深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十章指出“推进依法治教”，“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可见，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一个主体，在当今教育法制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执法者，法律素养也成为了一名合格教师所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现实的需求与现实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这种缺失是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这其中，最让人不自觉但却最顽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宗法社会，形成了家族本位为主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伦理思想。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三纲五常”，“在中国这样一个“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缺乏个人及权利意识的观念。“天、地、君、亲、师”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等级观念，将教师置于高高在上，顶礼膜拜的位置，这种伦理价值观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并无意识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是不自觉的，这种文化的不自觉性“润物细无声”般地潜入人的思维之中，被理所当然地接受、认同并实践。教师与儿童的关系中，服从与被服从仍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关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依法治校如火如荼进行的今天，教师对于法律的态度才会一如既往地漠然，在教育教学中体罚、变相体罚、殴打等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才会无法杜绝。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才会超越了老师所能承载的程度，尤其是农村小学，家长都会满怀信任地把小孩交付给老师，并嘱咐:“孩子要是不听话、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而这种信任实则是对老师违法教育行为的一种纵容。因此，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是要不断强化法治的观念，逐渐在与传统文化的博弈中占据上峰。
(二)构建综合性大学与坚守师范院校办学特色的取舍
综合性大学的号角一响，许多学校进行了合并重组，在合并的大潮中，师范学校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一是如何在综合院校中开展教师教育，保留师范性;二是留存下来的独立的师范大学和师范院校如何发挥这种师范特性。2005年袁贵仁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师范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三点: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面向社会”，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师范性和综合性有机结合”。这三点明确指出坚持师范性是转型师范院校特色优势，立校之本。因此，对于师范院校如何保持住师范的论争是众多的。然而，在坚守师范性的同时，如何吸收综合性大学所倡导的多样、灵活、开放的价值属性往往被忽视了。要不剥夺，要不照单全收，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十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不是比规模、比大楼、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比内涵、比特色、比贡献。因此，正确地拿捏尺度，在巩固师范办学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综合性大学的积极元素，不断扩充师范院校的价值内涵，才是明智之举。一直以来，在学校教育中总是发生教师违反法律规定、践踏学生权利的事件，比如无视学生尊严，辱骂、伤害学生，偷看学生信件，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等等。究其根源，就是师范教育一直以知识、技能培养为本体而忽视了人文科学精神等价值内涵教育，而法律教育正是这种人文科学教育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环。师范院校是教育工作的母机，其培养的学生是未来中小学主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树立依法治教的观念，提高依法教育教学的自觉性，直接决定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成败。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师者本身具有必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法律综合素养，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具有较高法律意识的小学生，才能从根本上发扬和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因此，在师范院校中构建法律教育体系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三)法律教育的模糊属性与师范教育的融合
谈及法律教育，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的是律师、法官、诉讼等等。诚然，从渊源上说，法律教育具有专业属性，多代表法律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律师，属于一种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而在我国，法律教育的价值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普法教育是我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加之我国特殊的国情，法律教育除了法律精英教育之外，更大范围所需要辐射的是法律基础教育。正因为如此，曾经一度《法律基础》被作为非法律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然而，这门课程从开设之初就被定性为思想品德课，随着“两课”的合并，这种属性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虽然法律基础教育作为政治教育下的法律课程，有着不同于法律精英教育功能上的差异性，但从本质上而言，只要是法律教育就不能忽视法律本身的专业属性，这种专业属性包含了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精神内涵。在法律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既不能忘却了法律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和道德价值，也不能忽视对法律本身价值体系和价值内涵的解读。从深层次而言，法律基础教育较之于法律专业教育要更难，它需要通过对法律知识这一载体的讲授，把法律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法律性完美地结合。因此，我们首先要梳理清楚法律教育的属性，明确我们所谈论的法律教育是区别与法律专业教育或称精英教育的法律基础教育，这种法律基础教育的属性是多重的，既要体现法律性、又要体现思想性和政治性。而当这种法律教育与师范教育相融合的时候，又应当有所不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法律教育的内容上根据师范教育的专业特点，对师范生进行系统的教育法制教育，弱化法律教育的思想教化的属性，而强化法律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使得师范生能够在法律教育的体系中获得法律的认知，培养用法律处理实际生活和工作问题的能力。
三、师范院校实施法律教育的途径
(一)更新教学内容，突出针对性
法律教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突出它的针对性，改变目前法律教育“大一统”的模式，现在的法律基础教学，通常都是把所有的法律门类都一应俱全地在一名课程中予以介绍，几乎覆盖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部内容。想要让学生通过短时间掌握这么多内容显然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学生也无法通过对各个法律门类皮毛似的了解，树立起法律观念，因此，师范院校的法律教育亟待突出它的针对性。针对师范生的职业的属性，开设教育法律法规相关的课程，比如教育法学、行政法学、儿童权益、依法治校等相关课程。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突出实用性
法律本身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并非是一门单纯的知识性课程，它的价值是能够被应用来解决实际碰到的问题。因此，在课堂的教学中，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教育法学课程所涉及的法律条款就较多，如果单就这些条款逐个分析，一一细致讲解，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度会大大降低。这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应用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育中也不例外。然而对于师范生的法律教育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教学对对象是师范生，因此在案例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与他们的未来的工作息息相关的例子，这样更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共鸣。二是应用案例教学法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解决案例，而是要将案例教学法与启发性的教学相结合。比如，提出一个案例，要让学生充分的讨论，教师通过分析思路的提示来启发学生如何用法律的思维来看待现实工作中的问题，让学生在反复的案例教学法中不自觉地形成法律的思维方式。这个过程比案例分析本身更重要。
(三)形成法治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环境育人的强化作用
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3
[关键词]法学硕士 法律硕士 同质化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108-03
[作者简介]程燃，复旦大学高教所硕士生（上海200433）
一、法律专业硕士的培养现状
据统计，在2012年度法学专业排名前十的我国高校中，2013年计划招收了2560名专业硕士，1844名学术硕士（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两所法学专业高校之外，其他高校的专业硕士计划招生人数均远远多于学术硕士，这导致了近几年法律专业硕士的毕业生大幅增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反，法律人才缺乏与过剩的悖论局面却依然存在。一方面，法律专业硕士在就业时面临一定的歧视，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许多企业、生产部门急需大批优秀法律专业人才，如外事、经管等方面的法律人才缺口尤大。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培养方式同质化导致法律硕士的专业交叉优势和就业优势消减，不被社会认同，就业困难。这一点从复旦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统计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职业分布情况（表2）可以看出，专业硕士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人去了待遇相对来说差一点儿的民企，而学术硕士毕业生分布又很分散，没有实现预想中的提供博士生后备力量的要求，毕业后升学的只占了10%，其他人则挤占了专业硕士的就业空间。这反映了当前的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模式在适应市场需要、适应不同领域职业的需求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在国外，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理念和规模则各有侧重与不同，相应的专业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科研和论文要求、法律职业背景、质量评估体系等都有区别（理想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如表3所示）。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背景下，不仅很多用人单位搞不清楚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之间的区别，就连高校法学院的教师也不能很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往往采取统一的授课模式。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培养目标方面，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有着不尽相同的培养定位。法学硕士设置的初衷是为法律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非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而法律硕士（JM）的培养目标是“为实际部门培养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传统的法学硕士教育更侧重于学术，而非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是法律家（即所谓的律师），也就是既有一定的法律功底，又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从业人员。法律硕士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重应用、重实务，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突出。相比于法学本科的基础通识教育和法学硕士的学术研究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是一种职业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面向各行各业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方面。根据培养目标，法学硕士应当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而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对比复旦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所开设的必修课课程可以看出，法学硕士开设的方法课、对比课突出了研究型特点，而法律硕士所设课程与本科生课程较为接近，体现了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差异。但目前法律硕士的课堂教学基本还是遵循课上满堂灌的教育模式，依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内容也同样是侧重于理论，实践性课程的设置远远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因课程设置没有实现与其他学科和法学知识的有效结合，致使法律硕士的跨学科优势难以发挥。
科研与论文方面。由于两者培养目标的区别，法学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多强调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重视理论分析，而法律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律原理和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应通过多分析实际案例来阐述理论。现实中，大部分高校法律硕士的论文要求与法学硕士没有实质区别，对两者的科研和论文要求混同。加上法律硕士的生源是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其法律基础知识积累不够，科研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导致其实际水平甚至不及法学本科生。这使得法律硕士不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影响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评价。
质量评估体系方面。英国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法律硕士培养侧重在本科基本训练基础上提高实际运用技能，学生选课通常集中于某一专业方向，只需选择几门课程，并且一般不写论文，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获得学位，通常以法律实践能力为考察核心；法学硕士则需要写论文，但不需要修习过多的课程，通常以科研能力的提高为考查核心。这既适应了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又突出了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区别。
二、大学应该培养法学家还是培养律师
有人说过：在教育和道德方面，如果实践是正确的，那么理论就没有意义。为什么要在理论上浪费时间，而不把时间用在探索实用技术上呢@？如何区别培养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更多的“法学家”还是“律师”？这可以从《耶鲁报告》得到启示：“有些操作可能由那些掌握很少或没有相关理论知识的人实施。不了解力的分解定律的水手可以起航；没有欧几里得原理相关知识的工匠可以把他的框架弄成直角；没有学过化学理论的染工可以调制色彩。但这样的劳动者注定是要被其他人限制在狭窄的职业道路上的，他需要那些拥有更加广博科学知识的人的持续监管。如果他想冒险超越既定规则，而没有现成理论做指导，就会盲目、胡乱地工作；通过长期实践，他可能已经达到熟练操作的程度，但业务计划的安排、机械工程的新组合、技术的发现和改进等却通常来自经过更高级和系统培养的人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精于实践、掌握熟练技术的操作人员，即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又需要精于理论且以研究为主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就是学术硕士的培养目标。
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4
关键词：跨学科；案例研讨；职业技能；社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0-0033-04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规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要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该规定所谓“应用型”，指的是法律人才所具有的法律实务技能；所谓“复合型”指的是法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应用型”与“复合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过程，涉及到建立“国内—海外联合培养机制”、“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教师实务知识更新、课程与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环节设置、教学管理改革等一系列工作。笔者认为，“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是以上诸项工作之核心。因为“课程和教学内容”直接决定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决定了教学管理制度的配套。而前两个培养机制的建立并非高校自身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当前高校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计划，必须把“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置于重中之重，用最大的力量来抓出成效。
一、跨学科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对于法科学生而言，“复合型”知识指的法科知识与非法科知识的结合。对于法科学生进行“复合型”知识的培养和教育，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法学教育的潮流。在美国，法学教育是本科后教育。其法学院的入学条件之一是已经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已取得一个非法律专业的文科或理科学士学位。这种模式把一般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入学环节保证法律教育的跨学科性。美国法学院的这种“本科”被称为J.D。在美国，要想从事律师等法律事务工作，只能读法学院的J.D，而且大部分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只对有J.D学位的人开放。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的法律部门在招聘时更看重的是J.D教育[1]。英国法学本科教育大致与我国相同，是高中升大学后的本科起点教育。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in Higher Education）是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教育质量保证机构，每6年对全英的高等院校进行审计和质量评估。其颁布的学科基准声明（Subject enchmark Statement）是对学科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维护的标准。其于2007年颁布的法律《学科基准声明》之附录A把法学专业分为四种：纯法律专业、法律与其他学科混合学位专业、兼/辅修法律学位专业、法律适用技能型专业[2]。由此可见，英国把法律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两种教育方式——混合学位、兼/辅修学位视为法学的两种学位模式。澳大利亚法学院提供三种本科教育模式：一种是三年制的法学学士，这是对已经获得非法学专业的学士学位的人员提供的一种法学教育，其需要专职学习三年（兼职6年），各科成绩合格可获得法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Laws，LLB）；第二种是四年制法学学士学位，与我国的基本相同。第三种是五年制法学学士学位，即双学位教育（双LLB），学生获得法学与另外一专业混合的学士学位，这种教育模式是绝大多数学生所选择的。澳大利亚法学教育的显著特征就是这种双学位模式[3]。在混合法律课程要求的背后，其基本思想是为法律学生提供一个广泛的文科教育，以扩展他们的知识范围和技能。因此，大多数提供法律课程的澳大利亚大学作出规定，要求学习法律的学生必须将法律学位与另一个学士学位综合起来，除非已经完成了先前的大学学业。最受欢迎的传统混合课程包括艺术、科学、商业或经济。而在几所大学里，学习法律同时攻读的学位有：社会科学、媒体研究、金融实务、亚洲研究、新闻学、旅游、通讯和信息技术。商业方向的学位并非是唯一的可与法律混合的职业性学位，然而他们在混合法律学位课程中是最受欢迎的[4]。日本法学本科教育既是职业教育，又是法律知识和素养的教育。据此，日本形成了“法学部”和“法科大学院”两大法学教育机构为载体的法学教育格局。“法学部”属于本科层次的法学教育；以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培养学生法律素养为目的；“法科大学院”属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法学教育，以法律职业教育为主。学生由“法学部”毕业生和“非法学部”大学毕业生组成，其比例为7∶3。学制分别为2年和3年。“法科大学院”以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教育为主，现行司法考试内容是根据“法科大学院”的课程而设计，只有法科大学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法学部”注重基础和素质教育，学制为四年，前两年很少学习专业课程，基本上是通识教育，后两年才进行专业教育。[5]。其法学职业教育的任务留给“法科大学院”完成。法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特别强调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的专业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力求使受教育者经过3至5年逐步细化的法学学习，成为能够胜任某一法律领域工作的人员。其学生在法学本科3年修业过程中，前2年的教育基本上属于通识教育。所有学生学习内容相同，从第3年开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规划个人未来职业发展道路。法国法传统上实行公、私法分立。法学教育也因此划分为公法类学位与私法类学位。但从全国看，法国法学基础教育的课程主要包括法学及邻近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主要部门法学、外语和计算机等应用知识与技能三大类。为了增强法学教育的跨学科性，法国最近几年加大了基础理论课程的多样性。目前，这类课程主要包括法学导论、法学方法论、法制史、法哲学、比较法、经济学与经济史、会计学、货币与金融问题、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体制、政治社会学、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等综合性基础课程。目前，法律就业市场不仅特别需要“术业有专攻”的学生，而且格外青睐“复合型人才”，如要成为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商事律师，除了要具有律师资格外，通常还要具有在工商管理学校、政治学院等大学学习的经历，最好是取得工商管理硕士文凭[7]。法就是社会生活的事理、道理，或者说，法是用专业文字表达出来的生活道理。广泛掌握和理解社会生活的知识，深入体悟生活道理，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所以，法学人才必须是掌握复合型知识的人才。根据以上世界各主要法律教育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必须把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法学人才，作为当前卓越法律人才教育与培养的重要任务。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的高度行政统一化体制，高校的教学自较小，各高校的法学院目前在学生入学条件（例如是否要求学生已经具有一个非法学学位等）和学制方面（在校学习期限）不能进行太大改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法科学生进行“复合型”知识培养之途径就只有两条：一是在16门主干课之外增加非法学课程，将非法学课程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之中。但是，这方面的可操作幅度很小。二是引导、鼓励法学本科生辅/兼修二专业学位。这方面的可操作性较大。学生可利用周六周日和寒暑假时间来再修一个非法学专业的学位。如果在校四年修不完另一专业的学位，可以在法学本科毕业后的1年时间里继续攻读该非法学专业学位，同时准备司法考试。法科学生攻读另一个非法科学士学位，是以上所列国家法学本科培养的潮流。现在，中国有些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开始了跨学科的学位教育，其模式各有不同。
二、案例研讨课是学生真正掌握法学理论的唯一途径
卓越法律人才除了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以外，还必须扎实地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扎实地掌握法学专业知识是其具有法律应用技能的前提。没有专门知识，何谈专业技能。所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特别重视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都是采用“案例研讨”的方式来阐释法学理论，来进行法学基本知识的教学。这些国家都是采取“先总括、后具体”，“先理论讲授、后案例讨论”的配套教学模式。仔细分析可知，用案例研讨的方法进行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活动，是完全符合法律知识发生规律的。法学理论来源于对生活案例的总结，或者说是对生活案例的类型化。法律调整就是从具体案例上升为类型指导的过程。自然的、具体的、不定型的生活案例，只有经过立法者的定型后，才能上升为法律规定。立法者将生活案例上升为法律规定的过程，实际就是一种抽象和概括的过程。立法的抽象和概括过程具有如下特点：（1）它舍掉生活行为个案的某些外部环节、非本质特点、差异，而抽取出其共同的东西。（2）它在思维中将生活行为个案的不同方面隔离开来、剥离开来，将所要着重研究的那一方面抽取出来，而将其他方面暂时地舍弃掉。（3）它将生活行为个案的现实复杂关系“简化”为逻辑上的关系，着重研究这种简化了的关系的变动情况及其制约条件。根据立法的这一本质，人们对于抽象、概括的法律规定讲授、学习，只有将它（该法律规定）还原到生活案例的情境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它，才能清楚地解释它，才能学习到它的本来面目和实质内涵。既然立法是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那么学习法律就必须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展现过程，必须将一条条抽象的法律规定，展现为它所原本来自的生活案例。法律的教学活动必须遵循这一规律。美国的案例教学模式主要训练学生识别争议的精确要点及顺利解决争议的能力。这种方式首先要求学生面对争论时，能够通过筛选判例找出切合案例的法律规则，然后以此为切入点，为有利于己方的解决方案据理力争。美国的判例教学法是与学徒制、讲授制教学法进行了长时间的竞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与从个案中寻找法律规则这一普通法体制取得优势地位分不开的。普通法的唯一特性就是实践性需要[8]。在英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每一门课教学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形式，可以分为主讲课（Lecture）、讨论（Seminar）、案例分析课（Workshop）等形式。主讲课一般为每周1次，每次55分钟，多数情况下，大班上课（30～60人），在教师主讲课上，学生会获得复印的书面材料或者视听材料内容的学纲，在学纲中列有每章推荐的参考书、文章等。课程内容一般是介绍该课程的基本概念、课程结构、重难点等。主讲课的教学难度不大，是为学生深入学习和研究而指导学生的导修性课程。讨论课一般为每两周1次，每次55分钟。小班上课，通常每个班12名学生左右，并配有一名指导教师，有时指导教师也是该课程的主讲教师。指导教师指挥和控制讨论课的内容以及进度。教师对每位学生的发言进行评论和记分，有时甚至点名让学生发言，通过分数的杠杆调整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案例分析课，一般每两周或者三周一次，每次55分钟，小班上课（不超过20人）。5人一组围成圈，一般分为4小组。每小组选出本组代表进行小组总结性的发言，教师在黑板上记录每组分析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有无责任、理由、辩护结论和依据等。教师针对每组结论进行分析和评价。[9]在澳洲大学的法学院，案例研讨也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例如在西悉尼大学麦卡瑟分校法学院，法律学士学位为全日制学习，包含有24门持续一学期的课程。其中16门核心课。核心课每周4学时，原则上是这样分配的：1学时讲授，2学时讨论，1学时技能指导[10]。讨论课内容基本上是案例研讨。在德国法学本科教育中，学生所修课程类型包括课堂讲授、练习课、专题研讨课三部分。（1）课堂讲授。承担课堂讲授工作的教授注重授课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旨在向学生全面传授法学基础知识。教学时比较注重抽象。法学教材也注重对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进行解释和分类。学生听完教授的某门课程后，期末时并不需要考试。（2）练习课。该课是必须通过考试拿学分的课。练习课主要是案例分析，考试方式包括闭卷考试和拟定论文两个方面。闭卷考试进行3次，拟定论文进行2次。闭卷考试的时间通常为3小时，内容为案例分析。论文则可拿回家去写，为期3周时间。学生只要通过一次闭卷考试和一次论文，即可取得这门课程的学分。通常情况下，闭卷考试的及格率为1/3。（3）研讨课。一般选择某个专题进行讨论，主要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专题时宽时专，无一般规律可循，但总的来说比较专。学生须在参加研讨课之前的较长时间内择定题目并撰写论文。然后在研讨课开始之前提交论文，并向参加研讨课的同学分发。上研讨课时，由学生宣讲论文，介绍自己的观点和论证思路，并进行论证，，然后在教授的主持下由其他同学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和批评，展开讨论。教授实际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这种研讨课经常到外地甚至国外举行[11]。
在法国的法学本科教学中，讲授课和辅导课、讨论课是教学的基本形式。讲授课一般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进行，以教师讲授为主，无指定课本，但开学之初教师会列出参考书目，学生如有疑问，可以在课堂上随时举手或以便条形式提出，也可以在课间或课后与老师单独交流、讨论。讲授课的教师一般由具有一定年资、威望的教授担任。授课内容以概念、原理、理论为主。但多穿插经典案例和最新案例。辅导课则采用小班制，一般在20人左右，任课教师通常为年轻教师，在读的博士生或校外聘请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如律师、公证人、法官等，辅导课以案例教学为主，夹杂实例分析。如果说讲授课侧重法学理论、法律原则的讲解，那么辅导课则重在原理的应用和发现原则的例外。在辅导课上，教师不仅通过具体案例向学生解释相关法律原理、原则，而且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律原则对法院的判决进行分析、评判。辅导课的学生则必须课前认真准备，课堂上积极发言，辅导课课堂表现通常占期末成绩的30%，因此单纯从取得学分、完成学业的角度看，学生也要在课前认真做好准备[12]。通过上述举例可知，案例研讨课是各主要法学教育发达国家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讲授法学基本知识的主要形式。在上述国家的法学教育中，讲授课在一门课的教学中所占用的学时并不多，一般占1/3左右，也不需要考试。学生要想拿到该门课的学分，必须花大力气参加该门课的案例研讨课或辅导课。案例研讨课或辅导课要考试，是该门课学习任务的最核心部分。这种教学方式是符合法律知识发生规律的。
如前文所述，案例分析或案例研讨是掌握某一抽象法律规定或法学理论的唯一方法。没有相对应的案例分析，根本无法理解或掌握相应法学原理。所以，我国应当确立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多元教学模式。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在对案件事实的讨论中感悟、领会法学知识，培养自身对法律事实的认识和处理能力，与单纯的经院说教相比往往会事半功倍。因此，在把握传统讲授式教学方式的基础上，探究案例的实现方式，并以案例教学为中心，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将对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13]。
然而，我国法学院当前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一门课全部是讲授课，没有与之配套的案例研讨课。这种情况必须改革。改革的最佳方案是：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必须为每一门主干课程配套《案例辅导教材》。我国法学本科的16门主干课往往都是统编教材，各高校法学院各自编教材往往也很难突破统编教材的框架和内容。但是，各高校法学院自编为主干课配套的《案例辅导教材》，将其作为案例研讨课的参考教材，是切实可行的。为了进行此项教学内容的改革，必须对于本科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改革讲授课独打天下的局面。每一门课的讲授课所占课时不能超过该课时的一半，另一半课时必须进行案例研讨。老师通过学生在案例研讨课上的表现和考试成绩来评定其本门课的成绩。这是世界法学教育的通行做法。所以，当前各高校法学院的每门主干课的教师组，必须收集典型、疑难案例，根据法学基础课的知识点加以分类，并根据对应的知识点提出问题，并汇编成书，作为每一门法学基础课的强制性的配套教学内容。
三、强化法律思维与方法、法律应用技能和社会能力的教学内容
法律思维与方法课，主要指《法学理论》、《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律逻辑》、《法律方法论》等课程。现在，世界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强化法律思维与方法课的教学。法律应用技能包括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协商和争端解决能力、法律调查方法的能力、辩论和说服能力等。社会能力包括学生将来融入社会的能力，包括职业道德、沟通与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现在，法律教育代表性的国家的法学教育都大幅度地增加了教养学生上述能力的课程。美国法律教育属于典型的职业教育，学生侧重于实用课程的学习，对理论性课程关注较少。除选修课和必修课之外，各法学院均要求学生在三年的学习期间每年都要学习法律写作和职业道德课程。法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十大技能：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协商和争端解决能力、法律调查方法的能力、法律通讯和信息利用的能力、沟通和谈判的能力、组织开展法律工作的能力等。为了保证未来律师的素质，有的法学院还非常重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设置和学习，如俄亥俄州在1975年要求各法学院院长宣誓学生已经接受了10个小时的《职业责任法典》的教育。印第安纳州要求学生必修“法律伦理学”之类的课程[14]。在英国法学本科教育中，第一学年学生要学习的四个模块均是必修课：职业技能、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公法、合同法、刑法；第二学年，学生要学习四个模块：三个是必修课，包括土地法、侵权法、欧盟法，选修一门；第三学年，学生要学习四个模块：只有一门必修课是衡平和信托法，其他三门均为选修课，而选修课内容各个法学院各不相同。[15]这些课程都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如下能力：一是专业知识；二是专业知识应用/问题处理；三是专业资料收集和研究；四是分析、评价批评性判断和综合分析；五是自主学习；六是与人交流和文字表达；七是其他技巧。澳大利亚的法学院现在也日益将重心放在所谓的“技术”课程上。在法律学士学位教育中学院教授给学生的技能主要包括：（1）多领域的一般技能，如会见顾客、洽谈和纠纷调处、分析和解决问题、书面和语言交流。（2）特殊技能，包括辩护、起草文件、法律研究（特别是集中在有关计算机化研究方面）、伦理学和职业责任。（3）学生实习计划，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广泛的法律工作环境，如私人法律服务、政府部门、公司法律部门、法庭、社区法律机构等。（4）目前法学院正在力图推出法律实践训练计划（PLT），将其并入法律学士学位教学计划中[16]。总之，上述所列国家的法学院不断地增加了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类的课程。这些课程被称为社会能力培养课。这些社会能力包括：会见顾客能力、洽谈和纠纷调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写作能力、辩护技巧、起草文件、出具法律意见能力、团队能力等。这些国家的法学课程不断向培养这些能力的方向拓展，甚至专门为培养上述某一项能力而专门开设课程。为了顺应法学职业教育的趋势，我国高校的法学教育的课程必须向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方向拓展。其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一些部门法、专项法的教学中，把法律职业技能培养贯穿其中，针对某一专门法，讲授一项专门技能；二是开发培养某一种法律职业技能的专门课程，并将其纳入课程体系之中，引导学生选修。另外，我国的法学院还要开发一批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课程。这一课程群主要承担改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任务。要使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发生如下变化：变“传承性思维”为“创新性思维”；变“过度抽象思维”为“经验、例证型思维”；变“过度逻辑思维”为“发散、跳跃、非逻辑思维”；变“寻找必然性思维”为“破除标准答案思维”。教师也要改变教育思维，变“培养学术大师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工巧匠的目标定位”。承担上述法律思维与方法教育的课程群包括《法哲学》、《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学》、《律师办案技巧》、《法律知识应用技能》、《思维观念和方法论哲学》、《知识发生学》、《法律逻辑》《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当注意培养学生对于前一阶段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的综合归纳能力，让学生理解法律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应当如何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加深其对法学基础知识、理论、制度和规则的认识，提高其法律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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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5
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宋慧宇1，2
（⒈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12；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33）
摘要：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具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把握及培养将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据调查，大学生整体上对法律充满信心和信任，但对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关注度不够；对涉及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比较关注，但缺乏维护权益的能力和手段；能够正确认识法律的作用，但缺乏挺身而出护法的勇气和信心。因此，针对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的现状，必须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充实高校法治意识教育内容，营造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形成以民主机制为核心的高校决策管理体制。
关键词 ：大学生；法治意识；法制教育理念；法治文化氛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45－07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法治的要义不仅在于完善的法治体系，更在于其蕴含的法治精神能否得到贯彻落实，而这必然依赖于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实践行为。因此，法治意识作为支配公民外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就构成了法治实现的主观要件，或者说公民法治意识的高低将决定着法治国家的实现程度。我国目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人数达2000多万，①作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和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对他们法治意识的把握及培养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现实功能
公民法治意识构成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评价尺度和精神支柱，它能够促成公民守法的行为模式进而形成良好的外在法律秩序，同时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良性实施、运行和完善。但是，对大学生群体法治意识的培养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
（一）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是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
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日益被看作是他们个人生活质量和强大社会实力的关键”。[1]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快速推进，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治意识和法律技能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从在校时期的勤工俭学、毕业求职到日后步入社会生活和工作中诚实守信、平等交易、按章办事、合法维权等，无不与法律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基本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的优劣将关系到一个人能否顺利与人交往和稳固立足于社会。
（二）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是大学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必备条件
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其法治意识如何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仅仅奉公守法、以法律来规范自身行为还远远不够，是否具备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能否以法治意识支配自己的外在行为，主动捍卫法律，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发挥重大作用，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带动一般公民的行为，最终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将是衡量大学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指标。
（三）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家庭和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经济能力和社会阅历的欠缺使得大学生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勤工俭学和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收取押金、扣留证件、拖欠甚至拒发工资等。面对这些情况，很多大学生或者忍气吞声，或者过激对抗，维护自身权利的内在心理准备严重不足或手段欠妥，给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权利维护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等教育不能仅局限于传授知识，而应当针对大学生如何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给予方法上的指导。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让其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当前有效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当前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现状，本课题组选取了吉林省长春市三所高等院校（包括部属“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省属重点大学以及省属公安高等院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按照随机抽取的方法，共发放学生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95份，有效问卷594份，有效回收率99％。本次调查题目设计包含大学生法治意识状况的三大方面：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涉及自身具体法律行为的观点和看法、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
（一）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与认知
本部分题目涵盖了大学生对我国法律的宏观理解和微观掌握，侧重个人的主观感受、评价和情感。
⒈大学生学习和了解法律的途径。对法律学习和了解的程度是正确运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在多项选择中，大学生群体了解法律的途径接近和超过50％的前三位分别是：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77.4％），学校课程（63.58％）和网络（47.89％）。从中可以看出：⑴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了解法律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特点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在我国仍然是受众最广的渠道有关，这些方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大学生群体，同样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因为覆盖面广，也成为法律宣传的主要阵地。⑵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决定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知识来自于学校教育，特别是作为义务教育非重点内容的法律更多被安排在大学阶段讲授，这就使得大学课程成为大学生法律知识的主要来源。⑶网络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在青年人中更为盛行，其具有快捷、简便和丰富的特点，当然也会存在良莠相间的问题。尽管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大学生们与网络的不可分性，除了学习、娱乐、社交等用途之外，通过网站了解法律也成为近一半大学生的选择。⑷在其他的较少选择中，仅有1／5的大学生选择通过书籍和论文的形式来深入学习和了解法律。这与当前通过购买图书获得信息资料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方式有关。另外，法律论文多为学术型，除了法学专业的学生之外，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一方式来了解法律。
⒉大学生日常对法律的关注程度。社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法律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新法的实施、旧法的修改和废止，这些信息是否会受到大学生的关注？根据调查，近七成的大学生偶尔关注法律变更信息，仅有14％的大学生会经常关注并主动了解具体内容，有16.76％的大学生基本不关心这些法律信息。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更应该将法律知识、法治观念作为自身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带动和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但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日常对法律信息的接受和认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很多人若非涉及自身利益都不会关心，由此说明大学生自觉学法的意识不强，这也严重妨碍了大学生主动运用法律知识进行行为选择。
⒊大学生对当前法律的信任度和整体评价。公民对法律的感知和评价将会影响和支配公民的外在行为方式。根据调查，接近10％的大学生对法律有坚定的信心，相信法律能够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67.28％的大学生在认同法律正面功能的同时也看到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能够辩证地看待法律的功效。这些正面评价代表了大学生对法律拥有信任和依赖的情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对当前我国法治的整体现状不满意：有3.88％的大学生对法律完全持否定态度，根本不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身利益；19.06％的大学生对法律没有信心，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钱、权力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这种调查结果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大环境相关，如很多立法存在缺陷，暴力执法，司法腐败，权大于法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给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对于这些消极思想如果不能予以正面引导，在他们步入社会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权益受到侵害时，就可能做出比较极端和错误的行为选择。
⒋大学生对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对于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有所了解。试用期上限的规定是劳动合同中保护劳动者的重要条款。我国《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根据调查，只有不到50％的学生回答正确，在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四学生中，回答正确的不足17％。调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对于一些具体法律知识的掌握并不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高校在大学生就业指导方面工作不力。因此，高校除了关注大学生就业率之外，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权益保护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并成为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大学生对涉及自身的具体法律行为的观点和看法
本部分题目涵盖大学生对具体公民权益的认知以及维权意识，侧重调查大学生具体的维权行为选择。
⒈大学生对隐私权所持的观点。隐私权是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2]根据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对于本题目涉及的“私自拆看他人信件”和“偷偷尾随他人并私拍其生活照片”两项侵犯隐私权的内容都能正确认知，但也有8％的学生将“背后议论他人”错误地判断为侵犯他人隐私权。关于学校公开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隐私权一直存在争议，但通常在法律上认为考试成绩属于学生隐私，不应当张榜公布，而且也有学生因此起诉学校并胜诉的先例。[3]所以，“学校在网上公开公布补考学生名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侵害了学生的隐私权，但在此次调查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学生认为这是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可见，对这个问题而言，大学生的认识并不清晰，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管理权力、轻学生权利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关。
⒉大学生的护法意识。护法意识是公民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法律，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心理和信念。根据调查，仅有36.58％的大学生在目睹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坚定地选择提供证言或出庭作证，接近40％的大学生只会匿名提供线索，22.74％的大学生不能确定如何选择，1.37％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证言或出庭作证。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够辨明是非曲直，愿意维护社会正义，但在具体行为选择时却有所退却，缺少维护法律权威的坚定意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所以，大学生应当认识到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护法意识。
⒊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维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能靠单纯的想法，必须体现在具体行为之中。根据调查，44.09％的大学生在购物后能够保留消费凭证，以备日后出现问题留下有利证据。42.91％的大学生只会保留大件商品购物凭证，说明虽然他们意识到消费凭证的作用，但并不十分重视。13％的大学生完全忽视购物凭证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放弃了出现纠纷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证据。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相关证据的保存和收集，可以在出现纠纷时避免因举证不能造成不利于自身维权的法律后果，在这方面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维权意识。
⒋大学生遇到纠纷时的维权能力与手段。消费者在超市购物遭遇商场人员无理搜身或搜查随身携带物品而引起的纠纷屡见不鲜，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能够反映大学生的维权能力与手段。根据调查，绝大部分大学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选择拒绝，但仍有4.81％的大学生选择忍让，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勇气。在对纠纷处理手段的选择上，由多至少依次为：报警、抗议、找商场领导、到消费者协会投诉、诉讼，极个别的大学生在选项之外填写了暴力、谩骂等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超市作为企业法人无权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即使怀疑消费者有盗窃行为也必须通过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否则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明确这一点，首先，大学生有权拒绝搜身或搜查随身携带物品，不应当选择忍让；其次，在处理方式上，报警、抗议、找商场领导、到消费者协会投诉、诉讼等方式都可以选择，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但一定要避免采取暴力、谩骂等不理智的方式，否则，不但会导致不应有的冲突，而且还会对自身维权产生不利影响。
（三）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
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范围主要在校园内，本部分题目重点调查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及处理与学校相互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⒈大学生对学校法制教育的看法。“法律基础”是高校本科层次的必修课程。根据调查，超过50％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对其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38.7％的大学生虽然认为有必要，却觉得作用不大，原因在于当前高校对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如专业课程，教育方式相对简单、松散、枯燥、僵化，没有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造成学生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趣和学习动力。7.7％的大学生则完全不重视或者根本不关心学校的法律公共课或法制教育，反映了一部分学生对法律漠视和轻视的态度，或者针对学校法制教育持否定态度。
⒉大学生在处理与学校相互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新时期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学校在管理模式上也应当从传统的单一行政手段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转变。根据调查，在多项选择中，大学生对学校的教学及服务不满时选择向学校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的占最多的两项，说明学生有积极的维权意识并能够选择正当、合理的渠道。但仍然有超过1／5的大学生选择沉默和忍受，甚至有大学生在选项之外填写“不满的地方太多，敢怒不敢言”。说明在与学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附属、屈从于学校的心态，没有积极的维权意识。另外，还有少部分大学生选择网上发泄或采取一些消极行为表示抗议，这种非正常表达意见的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学校应当拓展和设立多种投诉渠道，主动关注和了解大学生消极的群体行为和网络信息，从中分析大学生所反映的问题，对合理的意见要积极予以解决，对不合理的意见要正面解释和引导，不能以简单的处分方式来阻止学生的维权行为。
三、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大学期间正是大学生法治意识逐步形成、稳定并且能够支配大学生行为的关键阶段，因此，如何改革和创新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先进、理性的法治意识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更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和目标
“人才培养既是大学功能的历史起点，也是大学功能的逻辑起点，而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都是围绕人才培养产生的辅助功能。所以大学功能是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4]什么样才算是合格人才？相信仅仅是专业知识优秀而缺乏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绝对达不到当今时代和社会对大学生所要求的高度，而法律素质将是人才构成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根据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法制教育是高等学校德育内容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5]实际上，长期以来，对大学生“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都只是被当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当前高校教学实践中，“高校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自身并没有独立的地位”；[6]部分教师因法制教育课是基础课而产生轻视和应付的心理；学生只会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这些消极思想严重影响了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和完整性。
为此，高校应当充分重视法律基础课程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将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教育体系上，赋予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以并列、与专业课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并合理设计教学计划和大纲，突出法制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师资结构上，配备专业出身、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员授课。其次，充分发挥大学法制教育在培育法治文化和传播法治理念中的积极作用，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将平等、民主、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法治精神融入其中，让大学生真正理解法治的精髓和意义所在。
（二）创新高校法治意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当前，高校法制教育在内容上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教学和实践体系，偏重法律知识的笼统讲解和普及，忽视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使得法律之于大学生仅仅体现为外在的、疏离的存在，而缺乏对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的感悟和内化；在教学方式上侧重单方面知识的灌输和说教，忽视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无法帮助大学生运用法律思考和解决在社会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对此，高校应当注重法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丰富性、灵活性和实用性。首先，改变将法制课程仅仅作为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识普及的做法，树立以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改革理念，使大学生真正从内心深处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维护法律，而不仅仅因慑于法律而遵守法律。其次，脱离社会法治建设实际的法制教育是失败的，“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殊规律”，[7]以实践性和应用性作为法制教育的评价标准，将课堂教学知识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提高大学生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堂讲授之外，法律专题讲座或沙龙、校园法律知识辩论或竞赛、模拟法庭、社会调查、法庭庭审、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方式的宣传等，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制教育媒介和手段。再次，在法制教育的内容上，应当更加贴近和针对当前大学生直接面对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求让每个大学生学会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贯穿在日常行为中。比如：大学生勤工俭学、求职就业中合同如何拟定，应当警惕的陷阱；日常生活和交际中应当提防的诈骗手段；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即时采集证据，能够运用和求助的救济手段等。
（三）营造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要从自身日常生活场景开始，“使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通过对法治的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直观感悟，逐步确立起对法治及其规范与制度的信任和耐心”，[8]直至建立起对法的神圣信仰。大学生最经常的生活场景就是大学校园，并且在学习和生活中接受学校的管理，因此，学校的教育管理实践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笔者认为，学校应当坚持“依法治校”，充分发挥法治在学校组织运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首先，以法治精神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学校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基本依据；其次，在学校组织运行管理中严格依法、依章办事，保障决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决策行为的程序性；[9]再次，维护学校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减少决策管理中的随意性和违法违规做法；第四，提升以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并贯穿于学校改革发展的始终。
（四）形成以民主机制为核心的高校决策管理体制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和积极参与为基础”。[10]可以说，民主是法治的灵魂，而“法治的本旨在于实践性而非理论性，法治是直观的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的玄思妙想，每一个具有直观生活感受的民众都可以成为实践法治的主体”。[11]所以，实践法治和实践民主要从自身做起，民主参与学校决策管理是大学生培养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而大学生在校的实践经历必将与本科教育一起为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作必要的准备。
对此，学校应当尊重大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其提供民主参与学校决策管理的渠道。首先，在允许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决策方面，欧洲的大学显得更为民主和开放，如法国大学的理事会、英国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德国大学的学术评议会等都有大学生代表参加，其中，德国的“学生们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大学的决策。1967年以来，大多数学生组织都提出要求，主张所有决策机构中席位学生代表应占三分之一”。[12]而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对学生惯性的压制和专权管理使大学生少有这种“主人翁”意识，有“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只有以开放的态度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比如建立校务公开制度、学代会制度，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从内心信服并遵守和维护学校的规章制度。其次，学校在处理有关学生学习考核、评奖评优、贫困资助、行为处罚等事务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大学生的表达权利，建立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利益相关者或其他大学生对处理决定和过程提出意见、疑义、辩解、申诉等，在双方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并予以实施，从而保证两者更为理性地进行选择。这样，既可以有效约束学校单方面的行为，也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权利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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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法律基础论文范文6
关键词：图书馆立法 数字图书馆 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 DF49；DF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64-06
1 图书馆立法将促进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
1.1 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失衡
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与信息共享的根本基础［1］，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是失衡的，版权人可利用著作权法维护私权，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公共权利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给予保障，宪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原则性保护规定由于缺乏具体法律机制来贯彻执行而难以实现。在我国基本具备公众信息权利存在的社会基础或利益需求情况下，信息法律体系建设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权利缺位和权利冲突现象，权利平衡不到位的典型例证是版权人权利的扩张和缺乏必要限制［2］。在信息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众信息权利在版权保护不断强势挤压下遭受侵害。知识产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公共获取的障碍［3］，为此，迫切需要用法律来维护和保障公众信息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限制私权的失衡膨胀，在当前我国没有专门信息法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在历史的向度与法律的视角之下，数字图书馆凸显了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的公益性质和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定位，现行法对公益性质认识不足及传播者的定位缺失，造成了著作权法的制度缺陷及规制缺失［4］。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图书馆对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的挑战是应时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正切中了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制度最大的要害，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1.2 图书馆法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
多年来对图书馆法的研究使业界确立了图书馆法不是图书馆行业利益保护法而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的共识。图书馆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决定了图书馆法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以公共利益为调整对象，是以保护读者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读者权益保护法”［5］，法律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说到底是为保障社会公众通过图书馆获得和接受知识与信息权利的实现，图书馆保障公众知识和信息的获得权、接受权、利用权的社会职责，决定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公众知识自由提供法律保障是图书馆立法的最高价值追求［6］。图书馆立法是图书馆权利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图书馆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利用者的权利［7］，图书馆只需具有主张和维护利用者权利的权利，而无须具有自身特有的另类权利，因为图书馆作为以维护和保障利用者的知识权利为宗旨的机构或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利用者权利的过程也就是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8］。已经审议多年的《中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草案）明确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图书馆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和公众从图书馆获取知识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对图书馆性质的定位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开放，具有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开发和服务功能的社会公益性机构。图书馆法通过赋予公民在图书馆活动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图书馆业务工作和信息服务活动内容来体现和实现对公民信息权利的保障。比如，《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确立图书馆活动的原则是：保障公民、社会团体、民众自由获取信息，自由精神发展，使用国家和世界文化珍品以及文化、科学、教育活动的权利，有专门一章内容为“图书馆事业领域内的公民权利”，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图书馆服务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各项权利，而且公民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优先于国家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社会团体。
1.3 图书馆法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的权益
图书馆是公共权利与版权人的交汇点，图书馆既是实现法律平衡的重要中介机构，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利益平衡所塑造的产物［9］。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上，图书馆没有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所争取的利益并非图书馆的利益，而是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图书馆以极高的积极性参与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代表公众为公众争得获取和使用知识信息的公共权利，这是由图书馆的职业理念、职业信仰、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图书馆在保障公民知识信息获取权利，实现全社会信息公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的信息传播行为完全是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维护信息公平的正义行为［10］。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是图书馆社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体现，正如李国新教授所言：“如果图书馆不能成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信息权利的力量之一、成为满足公众基本文化信息需求的机构之一，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养活一批图书馆呢？” ［11］简言之，从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权益角度来看，如果说著作权法更多是维护权利人权益，图书馆法则是维护公众权益。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的法律本质，使图书馆法成为公众与版权人权益天平上置于公众方的重要砝码。毋庸置疑，图书馆法对解决现行法律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权利设置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应当并能够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在1993年制定时就明确了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信息权利的实现，俄罗斯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保障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日渐完善，《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与《俄罗斯宪法》、《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罗斯文化基础法》、《保障政府信息获取联邦法》等共同构筑了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使图书馆在代表公众利益主张公众信息权利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法是全面系统地建构与平衡公众信息权利制度的重要组成，是有效开展公众信息权利保护实践的有力保证，图书馆法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亦更广泛、深远，由此也确立了图书馆法在整个信息法律体系中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才是图书馆法在保障图书馆事业中追求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2 图书馆立法以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
2.1 数字图书馆性质影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是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讨中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见解：“数字图书馆是公益服务与营利服务共存”［12］ ，“数字图书馆不再是公益机构，可能作为赢利机构出现”［13］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实际上就是ICP” ［14］ ，“图书馆的法律地位需重新审视，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将完全改变”［13］，“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必须加以重新界定，版权法中应明确图书馆作为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15］，“传统图书馆服务延伸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应保持不能被抹杀” ［1］。 “数字时代图书馆公益性质的法律地位不会消失，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移位”［16］。数字图书馆是否为公益机构，是否仍享有传统图书馆的权利成为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争议焦点［17］，因为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和法律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版权制度中享有的合法待遇，也决定了版权法调整与其相关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时采用的原则和方式，因而影响着版权问题的解决，不同的权利主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并因此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与责任［18］。学术界一般认为，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享有一定的版权豁免，应该适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图书馆界建议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公益性图书馆”，设置公益性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条款，认为通过法律赋予公益性图书馆某些特权，使它们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得到某种豁免，是解决著作权问题最根本办法［19］。因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在版权方面具有免责优势，即使发生侵权行为而受到处罚，也具有赔偿优势［20］。至于商业性数字图书馆，业界观点分歧较大。
如果不明确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势必影响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图书馆就会成为被告，只有明确数字图书馆拥有的法律地位，图书馆才能同版权人密切合作，找到一种共识的形式，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犯。2002年陈兴良胜诉中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被告自称的公益性与运作的商业性结合而成的半公益半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没有被承认。已有出版界人士以“法律上还没有给公共图书馆一个准确概念，商业性的标称“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开发商属于公共图书馆”为据质疑《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赋予图书馆网络传播权［21］。由此看来，研究和实践充分表明，从法律上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权利与义务等基本性问题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及著作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法律没有提供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公共机构来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和机制，没有塑造出图书馆是实现著作权平衡的重要中介的形象［22］，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是空白的，著作权法中很难找到适用数字图书馆服务性质及合理法律地位的条款描述。我国《著作权法》把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界定作为一般用户，忽略了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没有赋予其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不同性质数字图书馆不加以区别，笼统地规定了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和限制，使得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法律主体地位缺失，对其发展不利，结果是其在网络资源建设、数字化服务等方面一直处于无法可依，无所适从的境况之中［23］。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数字图书馆在遭遇著作权问题时处于角色尴尬、权利缺失、行为受缚的境地。
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是调整同其相关权利主体利益关系的基础，如果不对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结合国情客观地界定和明确，将使图书馆所有数字化服务无谓地承担侵权风险，影响我国数字图书馆健康发展［24］。从当前形势来看，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的确立不大可能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修善来完成，只能通过图书馆立法来完成。
2.2 图书馆立法界定数字图书馆性质的必要与可能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不仅仅表现在著作权法条款方面，更主要表现在图书馆立法的缺失与空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图书馆法，图书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权利职责、社会职能等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立法的滞后已经影响到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和改变。因此，在为解决图书馆著作权问题而不断追求对著作权法修订完善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以填补对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与空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对图书馆的社会性质、地位、职能、权利、义务、服务活动等以及用户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原本就是图书馆法的最基本内容。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人和图书馆法律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与利益失衡，通过图书馆立法，直接或间接地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并赋予相应的法定权利、功能等，以此基础，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参与对著作权制度的制衡与博弈，争得著作权领域内属于图书馆和公众的法律地位、法定权利等，从而保持相关各方利益的平衡。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最大的不同，不是作品内容本身，而是作品的形态和载体、传播方式的不同［25］。因此，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图书馆法理应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坚强法律后盾，是实现和切实发挥图书馆作为版权制度“均衡器”功效的基本法律保障。
经多年的潜心研究论证和实践验证，图书馆界站在公众立场上，从职业角度，在广泛深入研究国外、国际相关政策法规、公约、宣言等基础上，围绕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中公民信息权利、图书馆权利的保障问题，对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功能、职责、作用等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认识与论断。比如，2005年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提出的“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提出的“实现著作权平衡是图书馆的职能之一”，“图书馆应以促进知识和信息公平，通畅、合法的社会性传播为己任，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必须拥有代表利用者利益，发出利用者呼声，以制衡私权膨胀，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 等等。
这些研究和论述凝聚了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将业界就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向全社会昭示符合法理精神的行业诉求、理念、发出的呼声以及成熟可行的研究成果、思想观点，经过精细化、系统化，上升为立法的参考或遵循的原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并固定下来，给予法律意义上的表述。在此，可以通过两个法律途径实现图书馆界的诉求、理念向法律意志、法律规定的转化升华：一方面图书馆界继续参与著作权制度的修补完善，将这些诉求、理念或直接变为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款或成为著作权法修补完善的参考，用我们的观点、立场态度影响著作权法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把从图书馆职业角度阐释的关于图书馆地位、责任、权利、职能等表述法定下来，使之成为一种为社会各界公认的法定的权利、责任、职能，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共同尊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图书馆界理论研究对著作权立法、图书馆立法的实用参考价值，为国家制定宏观知识产权政策和信息资源建设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比如，2005年图书馆界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制定，为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争得了“有限合理使用”的权利，即条例第7条“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到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该条内容与《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2008年修订时对图书馆建设电子图书馆的规定颇为相似，因此，可以考虑将该条规定作为图书馆权利或工作内容加入到我国图书馆立法当中，使条例规定升格为法律规定，增强稳定性和法律效力，完善图书馆权利体系。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阐述的图书馆界在著作权保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图书馆立法的指导原则和内容条款来应用。
3 图书馆立法可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3.1 图书馆法促进知识产权制度回归初衷的目的
当今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但涉及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针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不足，为制止知识产权滥用，各国制定了反垄断法。同样，针对著作权保护过度强化而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权的情形，也需要相应的法律给予规制，单纯依靠著作权法本身提供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从立法性质看，著作权既是私权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特殊权利的双重特征要求著作权法具有保持权利人与公众利益平衡的功能，但在知识产权经济时代，著作权法自身具有这种平衡功能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实现，结果往往使公众权益受到侵害，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就是典型表现。为此，必须有其他的法律制度对著作权法的平衡机制实行协助和监督，图书馆法就应作为这种制衡的法律力量，图书馆法保障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正著作权制度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原本偏离而具有利益平衡、实现保护私权与促进知识信息传播和进科学文化繁荣辩证统一的作用。
3.2 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法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方面的统一性
著作权法立法的依据一方面来源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公共利益和公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26］，这决定了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既要保护又要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必要限制的二元价值取向，为此，著作权法设置了版权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版权限制制度是版权利益平衡机制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体现， 有利于维护著作权人、数字图书馆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要通过对版权限制来实现的，正如马海群教授所言：“维护公民的知识权利与著作权，同样被视为图书馆立法工作首要的价值取向”［26］，版权限制制度应是图书馆法研究、关注的范畴，甚至是图书馆法内容的构成，因为，版权限制意味着给予图书馆或公众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以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而且应当体现和包含在图书馆法之中，以便从职业角度和法律角度进一步明确图书馆和公众在获取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知识信息时拥有的法定权利。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丰富公民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立法和著作权法的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精髓和宗旨，也是图书馆法立法所追求的，因此，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与权利人权益上，图书馆法与著作权法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它们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促进知识信息广泛传播与公众普遍利用。
公法规范对私法制度的介入并不影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而且知识产权也并不因其权利的限制而具有了公权属性［27］，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立法保障公众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权利不会影响到知识产权的性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产权产品的广泛传播。从数字图书馆建设本身来讲，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二者具有一致性，互促互迸，共同发展［28］。而作为信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图书馆法和著作权法在保护公众信息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相互制约和协调统一，使著作权法在不断完善建设和施行过程中，能够不偏不倚地维护各方面利益，确立利益平衡的最佳支点，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著作权问题的解决也将从此中受益。
4 结语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将随之调整。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要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相适应的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才能保证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29］。图书馆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主要代言人，必然会在今后的利益平衡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从而对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化趋势构成一定的约束力。使社会公众利益在权利人的权利扩张进程中尽可能少受一些损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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