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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范文1
1.注重思想方法的渗透和认识论方法论的教育。
夏炎老师多年来把“夯实基础，渗透思想，内外结合，培养能力”作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学科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学数学教学中，他32年如一日，努力钻研，勇于探索，力求创新，不断进取，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自己鲜明的教学特色。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讲求思想方法的渗透，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他坚持认为今天的得益是小利，明天的收获才是大功。
2.注重问题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夏炎老师就开始关注“问题解决”的课题研究，尤其注重在数学教学中的落实。“问题解决”的核心是强调数学教育的动态过程，强调学生的共同参与，强调数学意识的培养和数学应用的价值。因此，问题解决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既照顾到了数学教育本身的特点，又不局限于数学知识传授这一狭隘的圈子和范畴，而是用更宽广的视角去认识数学教育，把数学教育和素质教育结合在了一起。但是，“问题解决”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或一种形式，要得到真正落实，那只有在课堂上，只有从教材中去挖掘。
为了使“问题解决”在课堂教学中得到落实，他努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1）增加问题或例题的探索层次和探索价值，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经历一个合情合理的观察、思考、实验、推导的过程；（2）揭示问题的背景，展现知识的应用价值，让学生了解问题产生及解决的全过程，而不是“掐头去尾烧中段”；（3）淡化技巧，简化概念，强化实验手段，引入非形式化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共同来参与。
3.注重课堂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数学文化内涵的提炼及人文价值展示。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夏炎老师倡导“数学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是数学文化的核心”，因此特别关注：（1）充分揭示数学知识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不仅让学生看到活跃的前台，还让学生了解丰富的后台；（2）让学生明白，数学不仅仅是一些演算的规则和变换的技巧，它的实质内容、能够让人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方法；（3）数学文化的内涵不仅表现在知识本身，还寓于它的发展历史之中；（4）我们并不能奢望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数学行家，但可以让每一个人有选择、有区分地掌握有价值的数学，以帮助全体公民文化修养的提高；（5）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数学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这就如喝茶，慢慢地品尝，才能回味无穷。因此课堂上的数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并要努力营造一种教育形态；数学教育不单单是数学的教育，而且还应当通过数学进行人的教育。
4.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努力培养高品位高层次人才。
夏炎老师认为课堂教学是课外活动的基础，而课外活动则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拓展，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同时又深化了课堂教学。他利用课外活动的机会，挖掘、开发学生的潜力，引导他们多看一些书，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写一点小论文。他认为在校学生参加数学竞赛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至今他教的学生有十余篇小论文在苏州大学的《中学数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学生数学》等杂志上发表。课外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健全。
思想文化范文2
自然崇拜、作为人类原初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懵懂无知和对自然力无法控制而产生的惊异、敬畏或困惑的心理。萨满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蒙古族等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宗教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在萨满教的原始观念中，天地、宇宙、人事都是由无法预测的神力掌控的。此外，萨满教认为，草原、山川、江河、树木等均由各自的神灵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思想、有各种魔力的人格化体系。在这个人格化体系中，这些神灵都具有神奇的力量，掌控着宇宙时空的升沉祸福。如果人类虔诚地敬奉并爱戴它们，它们就能够保佑人类;如果人类忤逆、违背它们的意愿，它们就会降灾于人类。而且，在神灵和人类之间，还可以通过交流来传达彼此的心愿或想法，这种相互沟通的媒介是通过祭祀来完成的，而萨满就是完成人神之间沟通的神职人员。原始先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敬重，以期获得神灵的庇护。同时，通过祭祀，他们也把神的旨意送达人间，用以表示神灵也会关注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告诫人们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善待生灵，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因而，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能够时时劝勉或告诫人类虔诚地善待自然、爱护自然。这样，人类就成为虔诚的生态保护论者，如同后藤十三雄所说:“化生万物的太阳、水和大地，对他们来说，恐怕不是所谓自然的抽象观念，而是切身感受到了太阳、水、大地的伟大力量，因而对它们都抱有一种神秘的情感。”久而久之，这种来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和神秘的情感就转化为先民的原始信仰。信奉萨满教，笃信万物皆有灵魂、深信灵魂不灭的蒙古人，把自然看作衣食父母和守护神，对其加以呵护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并传承下去，生生不息。蒙古族认为，广袤的大地是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根基。因而，蒙古族非常敬畏和爱戴土地之神，一切玷污和破坏土地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其原因就是怕惹怒神秘力量，导致灾难降临。这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修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族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生态意识，在他们祭拜天地、神山、圣水等各种习俗中也有集中体现。例如，蒙古族在饮酒时都要祭天，后来，这种祭天习俗逐渐发展为祭神山、祭敖包、祭神树等。在蒙古族先民的思维里，高山丘陵等突兀之处都充满了神秘感，它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是部落的保护神，也是通向天堂的幸福之路。对神山的祭祀膜拜，有很多禁忌。正是这些禁忌，使得蒙古族先民们不能肆意破坏自然。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中曾说，如果祭祀湖泊，就不允许人们吃湖泊里的鱼;如果祭山，就不允许折损山上的一花一果、一草一木。土地崇拜、神山崇拜逐渐演化为祭敖包。牧民把敖包看作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每方土地都有各自的‘精灵’———蒙古语叫‘土地之主’在居住，被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敖包也是蒙古族经常祭拜神灵、表达心愿的场所。敖包一般设在草原上地势开阔、风景秀丽的高山丘陵之顶、突兀之处或是要道之旁，它一般用石头堆砌成圆塔形的小山，顶端插着一根长竿，竿的顶端系着各种写有经文的布条。每年盛夏之际，虔诚的牧民从各处聚集，奉献牺牲(对牧民来说，祭敖包时供奉的牺牲是返还给造物主的)，举行祭祀仪式。仪式由萨满主持，既要感谢自然神灵恩赐各种丰饶之物，又要向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牧草茂盛、牛羊肥壮。可以说，在蒙古族的心目中，敖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蒙古族先民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敖包是禁地、圣地，不准在敖包腹地破坏草木、掘土开垦、围堵狩猎。如若有人侵犯禁地，不遵守习惯法，将会受到各种重罚，甚至会付出生命。这种敬畏自然、敬重生命和神灵的祭敖包仪式，不断影响并铸造着蒙古族牧民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使蒙古族心存善念和感恩之心。爱惜生命、尊重生灵、热爱草原、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关爱生命的作用。
二、蒙古族天葬仪式中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
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即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生命的完整性体现为生与死的轮回过程。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在生前设计好死后的丧葬方式。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丧葬方式和人的诞生同等重要，甚至在原始先民看来，人的死亡比出生更令他们困惑和好奇。也正是这些令人不解的问题，促使先民非常重视丧葬仪式，希望亲人死后可以投胎转世，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为此，举行各种丧葬仪式进行祭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丧葬方式因受各自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各式各样，它透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对生死存亡、灵魂转世、生命轮回的认识与体悟。受自然天惠极少的蒙古族牧民，因受到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特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丧葬仪式。蒙古族的丧葬仪式中最具代表性和富含生态意蕴的是天葬，它折射出蒙古族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珍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人共存的思想，维系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关系，对本已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环境起到了缓解和调适的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虽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从而成为一种追忆，但回忆历史、追寻美好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启示，却是令人深思、意味悠远的。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万物亲密地存在，我如何表达谢意?要在深刻地考验之际去把握。”对此，海德格尔说:“考验必须透彻。必须使固执之心屈服，使之消隐。”“通过反反复复的倾听，我们将变得更有倾听能力，但也会更加留意那种方式。”蒙古族天葬的精粹在于它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传统的蒙古族天葬是将死者的尸体以白布裹身，面孔朝天，盖上一块写有经文的白布，放在荒郊野外，让鹰、野狗、狼等食肉动物吞食。三天后，死者亲属前来查看，如果尸体被鸟兽吃得所剩无几，就说明死者前世积德行善、乐于助人，死后灵魂借助鸟兽升天，同时也预示着子孙将获得吉祥福寿;如果死者的尸体未被野兽吞食或吞食得很少，就被认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连鸟兽都不愿以其果腹，这时，死者亲属就请喇嘛诵经超度，替死者忏悔、赎罪，同时在尸身上洒黄油或酒，直到骨肉尸身被野兽果腹，才认为对死者已尽心意。这一点与藏族的天葬是类似的，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略有差别。随着蒙古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其丧葬仪式逐渐失去了自身独具的特点，和其他民族的丧葬仪式逐渐趋同，墓(土)葬、火葬逐渐成为主要方式，而天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蒙古族游牧文明所承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为什么会出现天葬仪式?它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其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其天葬仪式产生与传承的文化根源。蒙古族信仰萨满教，其至高无上的神灵长生天与蒙古族原始先民的“狼图腾”崇拜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蒙古族先民认为，狼是长生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按照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观，人死后，灵魂尽快归天转世是一件既重大又吉祥的事情。狼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会飞的，当狼把人的尸体吃掉，天葬才算圆满完成。蒙古族天葬的产生，既与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有关，也与藏传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思想有关。对于蒙古族民众来说，不论是作为捕猎对象的禽兽，还是保证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家畜，既然都是由具有神力的自然赐予的，那就要对自然无私的赐福馈赠表达谢意，以自己死亡之后的身体进行天葬来回馈自然，就是一种向神灵表示感谢的现实举动。对大自然、长生天恩赐的每个动物，无论猎物还是家畜，“仅仅意味着是偶然的死，而求其生则是永恒的希望”。当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发生矛盾时，蒙古族人选择人类的利益，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不会像当今一些人那样毫无怜悯之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赶尽杀绝或将其看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蒙古族牧民或狩猎民会带着深深的歉意与动物对话、交流，以求得动物的理解、原谅，并怀着敬畏之心，举行各种仪式，以此表达歉疚之意。其二，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草原食物链的动态平衡，是蒙古族天葬仪式得以实施和传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地理环境、动植物和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肉食动物、草食动物与草地资源之间能否实现食物链结构的良性循环，直接关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及其功能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肉食动物通常处于草原生态食物链顶端，它们不仅以草食动物为食，也食腐肉。蒙古高原上大批肉食动物的存在，是蒙古族天葬得以实施、延续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天葬的亡者尸体被它们叼食腹中，避免尸体腐烂，发出浓烈腐臭味，滋生繁衍有害细菌，传播疾病、瘟疫，危及动植物良性发展及草原生态。其三，蒙古族自古天成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其采用天葬仪式的社会动因。自公元8世纪以来，蒙古氏族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氏族形成游牧部落，游牧生产方式借此产生。蒙古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先民不会选择砍伐树木制作棺椁，以破土挖坑、修造坟墓的形式来安葬死者。其原因是，这既不符合蒙古族民俗法规，也会破坏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植被;再者，对于“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固定居所、奔波忙碌的蒙古族先民来说，从遥远的地方骑着马或赶着勒勒车长途跋涉去祭拜亡者，既不合理，也不现实。蒙古族天葬是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它包含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种丧葬方式，既保证了草原食物链的良性循环，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又消除了修造坟墓、火葬等丧葬形式给草原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游牧人除了饲养家畜谋生以外，还猎杀一部分动物为食，所以，蒙古族牧民认为，人死之后以自己的皮囊肉身喂以鸟兽果腹来回报自然万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丧葬方式看似不合人情常理，甚至有些残酷无情，实则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水融、和谐共生、生命同根同源的生态大智慧。当然，这种生命觉解的大智慧绝不是对各种区别的消融，而是与区别于自身的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即“奇异化之运作、畏惧之要求”，是一种对自然无限恩赐的感恩和回馈。
三、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珍爱自然的生态理念
在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处处体现着蒙古民族珍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理念和生态思想。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来说，自然就是衣食父母。也正因为此，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也形成了对自然的特殊感情。蒙古族牧民可以根据地形地貌来判断牧草的疏密、青草的发芽情况、水源情况，新生的幼畜在哪个位置可以躲避风雪、抵御风寒，甚至可以根据土地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来辨明方向和地理位置。蒙古族懂得过度放牧会危害牧场，草场的好坏和水资源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畜的生存安危。蒙古族牧民每年必须轮换牧场数次，由于冬季不备干草之故，必须调整移动路线，一般冬季就停留于家畜容易获得野生枯草和水源的合适场所。如果不长年逐水草而迁徙，那么，草场就会被牲畜啃光而无法休养生息，草原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牧民们就无法生存，这就是残酷的生存辩证法。因而，蒙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很多有关草原、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人们都自觉遵守，自觉维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使得蒙古族自然保护习俗传承至今。元代以后，有关环境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逐渐在蒙古社会广泛推行。如在《黑鞑事略》中就曾有“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的记载。由于北方草原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非常爱惜水源，不准以任何方式玷污水源。为了表达对水神的敬仰之意，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曾规定春夏之季，禁止人们在河流中洗涮、便溺，不得用金银器皿汲水，以免引起电闪雷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和自然环境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关系。1251年，当蒙哥称汗之时，便昭告天下:不允许各种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不准用骑行、驮用重物、绊脚绳和打猎等方式折磨家畜，使家畜疲惫不堪;要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原上跑的禽兽免遭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打扰。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也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游牧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价值观和生态理念。
四、结语
思想文化范文3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思想文化范文4
一、奥林匹克的文化的艺术特征
（一）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或～个民族、一个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共同具有的符号和共同遵循的规范，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交融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加强逐渐成为必然的趋势。不同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色，这种融合不仅符合时代潮流，而且对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彼此兼容，取长补短，汇聚发展成为五彩缤纷、独具特色的多元奥林匹克文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强调”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的普遍性原则，基于平等尊重、公平竞争的精神。正如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所说：”从一百多年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看，它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它对多种文化的兼容和尊重。这个明智的政策不仅确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多文化性，也使它更具吸引力和凝聚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文化性J下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财富和力量所在。”可见，这种普遍性带来文化的多元性也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基本经验。
（二）奥林匹克文化的象征性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践中，顾拜旦大力主张倡导的团结、友谊、进步的精神，倡导人的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以及所规定的各项公正平等竞争原则和由此形成的各项仪式规范，如奥林匹克会旗、奥林匹克会标、奥林匹克歌曲、奥林匹克火炬、奥林匹克奖牌、奥林匹克吉祥物等都是这一倡导的具体表现，这些物化的艺术形式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奥林匹克文化的人文性
人文是指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以及生命关怀，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人世间的各种权利，只有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也不可替代的，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奥林匹克精神的目的在于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培养人们之间真诚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获得荣誉的公平竞争，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从而持续教育和锻炼人的品格，并培养人的道德，它为人类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树立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古代奥运会已成为希腊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是作为人文思想发展的产物而存在。
（四）奥林匹克文化的观赏性
体育美是追求人体形态美的活动，是体育运动中一种现象。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时期，运动员们就以来展示人体在运动中的动态美，同时期大量作品也向世人传达了古希腊人所崇拜的人体美学观念。奥林匹克运动是人体展示的最高形式，运动员奋力拼搏的精神、精湛的技术、挑战自身体能极限等要素都在创造一种人类追求自身更高境界的形象。奥林匹克运动所营造的情感气氛、审美意境，构成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使其具有极大的观赏性，奥林匹克所展示的各类文化形式吸引着无数观众，创造出人类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精神氛围。并且，这种观赏性提高了人的美感修养，也同时美化了社会生活。
二、奥林匹克文化中的人文意蕴
（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博雅教育
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城邦。雅典人的良好公民概念不仅要求一个人要英勇善战，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还须有优秀的文化素养、多方面的兴趣、发达的智力、关心国事等，这体现了雅典的教育倡导了关于人的身体和精神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比较具体地体现在雅典人对良好公民概念的理解上。雅典人认为，教化是形成善的根本，体育能锻炼人的身体，培养人的品质，是追求卓越的一个最好途径，这体现了雅典人继承了传统的和谐思想，形成了极具人文特色的博雅教育，并且，这个思想影响着希腊整个的教育和体育思想。例如，体育课程在雅典的青少年教育科目中一直占据了较大比重，具体而言，雅典男孩到了13或14岁，就要进私立的体操学校重点进行体育训练，同时辅以文化知识的学习。两年后，一部分家境富裕的子弟会升入国立体育馆，进一步接受骑马、射箭、体操和音乐等训练，同时，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够有效参加国家军事或行政工作，还会诶他们提供一些法律、政治、文学等知识。
（二）追求人的身心既善且美的和谐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和躯体是不能分离的。”这种思想强调人的动作及姿势以及人的智慧之间的和谐统一。奥林匹克文化真实体现了古代奥运会对人类身体的美善，重视肉体的价值的不竭追求基于精神的、道德的和身体上全面发展的卓越品质。在和谐思想基础上，希腊人倡导人类在理性支配下，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即建立了他们心目中的”完人形象”。古代奥运会所要表现的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理想的人体是一种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关于角力竞技的本领以及动物的禀赋无不具备，这就充分体现了一个神明的或英雄的肉体世界，一个卓越与完美的肉体世界，进一步地，这种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会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安静，更强壮，更活跃，是一种更完全的人类表达方式。这种基于对人的身体和灵魂和谐一致的认识不仅铸就了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古代奥运会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的辉煌，更重要的是，也由此成就了现代奥运会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三）追求整体的审美观念
思想文化范文5
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尚无权威定论及科学依据，可以预见此争议在未来还将继续。与此同时，分析近年来国人在价值取向、网络阵地、语言文字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异常倾向，当前日益凸显的思想文化“转基因”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警惕价值基因的麻木低俗。“礼义廉耻”“尊老爱幼”等价值观念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反观近年一些车展上，衣着暴露的模特俨然成为主角，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媒体刻意炒作社会话题，将一些个例影响放大化，以至于对老人跌倒到底应不应该扶都提出了疑问。这些现象频现的背后，反映出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部分歪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一切向钱看”等功利思潮冲击下，处于日益弱势和孤立的境地。
警惕网络基因的被动缺失。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案例教训，深刻反映出当前国内网络舆论基因的病态，网络“负能量”的滋生蔓延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遏制，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暗流。试想一下，当网络上的狂热取代了理智，谬论战胜了真理，谎言压倒了事实，并影响到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判别和行为准则的话，其严重后果难易想象。
警惕汉语基因的功能异化。汉语汉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结了千年积淀的文化基因。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快餐文化的泛滥、传统文化的贬值、电子数码的冲击，让汉语文字的精神内涵逐渐流失，甚至发生了基因异变。那些诸如“内牛满面”“土豪”等网络流行语，虽各领两三年，却禁不起半分品读，也无法让人感受到汉语文字的文化魅力，当繁华落尽之后剩下的只有空虚与轻浮。放眼当下的社会舆论，仍然有不少人盲目跟风，热衷于这样的“造词运动”。在看似繁荣的百家争鸣下面，潜藏了多少这样的文化泡沫，这样虚无的文化GDP就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这样的庸俗之风盛行，自毁文化基因，无利于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应该引起大家的深思和警惕。
思想文化范文6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其次，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综合创新。所谓“现代诠释”，是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现代转换。这样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所谓“综合创新”，指的就是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与当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要将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论语.
[2]孟子.
[3]孔子家语.
[4]张灿耀，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任强.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J].学术研究，2001，（10）：62-68.
[9]赵建学.传统“礼法”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4）：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