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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合理相容。非正式组织由学生自发形成,成员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似。因此,彼此感情融洽、相容相依。传媒类院校课业压力较小,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更渴望情感的依托,则更容易形成这种非正式组织。内聚力强。非正式组织以其独特的行为准则左右成员的行为,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自卫性和排他性。传媒类院校的学生对按照自己的意愿聚合而成的组织有着极强的信任和依赖性。受核心人物影响大。非正式组织虽然是自发形成,没有正式的领导者,但总有一些学生因见多识广、有卓越的组织才能、或某些方面表现突出等,而成为群体核心人物。传媒类院校中的核心人物往往是一些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人。这样的核心人物往往会影响着整个组织成为一个个性团体,反对甚至脱离正规组织的管理。
2、传媒类院校中学生非正式组织对英语课堂管理的影响
2.1正面影响。学生非正式组织成员的思想行为趋同。因此,教师良好的引导可以使其走上正轨,利于课堂教学。传媒类院校的英语课班容量很大(通常在60一80人之间),而为了顺利实交流互动,教师往往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让学生自由结组、推举组长,这种小群体对于个人更有说服力,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会更容易得到充分发挥。教师使其目标与课堂管理的大目标趋同,就能事半功倍。教师可以利用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心理相容性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学生非正式组织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看法和思想,文化和专业基础接近。教师可以通过了解他们对英语学习的不同需求而进行分类,引导不同程度的非正式组织成员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
2.2负面影响。非正式组织中普遍存在/从众行为0,可能会导致整体的混乱。非正式组织本身由于其非成文性规范会表现出一致向外的行动倾向。若此倾向与组织目标相冲突,会侵害整个组织功能的运行。传媒类院校中,有些学生英语基础薄弱,这样的学生形成的学生非正式组织会影响英语课的正常进度。当他们对教师所讲内容没有兴趣,甚至听不懂时,就会表现出来,如果教师不加以管理就会使这种不良影响在小群体中蔓延,使其他学生也放弃学习和参与课堂活动。学生非正式组织有可能会向/反班级型0转化。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对群体内共同认可的规范持完全信任的态度,易于形成一种/集体思维0的模式,当这种趋势与正式组织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相悖时,反班级型学生非正式组织就会形成,有碍于课堂的正常管理。
3、积极引导学生非正式组织,减少或消除其不良影响
3.1正确认识学生非正式组织。教师要正视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一是不忽视;二是不敌视。教师要关注并解各种非正式组织的情况,掌握动态,以便开展工作。大部分学生非正式组织的英语学习目标与英语教师要求的学习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在小组活动中也愿意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教师应用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不能轻率地加以否定和打击。大学生非正式组织按其作用还可划分为积极型,中间型和消极型三类。针对不同的类型,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引导方法。对于学习型这种积极的非正式组织,通过表彰等方式对其给予大力的支持和保护,同时可以引导更多的学生加人。对于友谊型、兴趣型这样的中间型的非正式组织,要坚持正面引导,努力引导其向积极型转化。对于消极型非正式组织要重在教育转化,但对于严重影响英语课堂教学的,如集体对抗教师,导致课堂进程受阻的,教师要对其核心人物进行批评教育,以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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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节目面临现状
1.1新闻节目形式多样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获取新闻的途径和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形式。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对于实时新闻也不再如过去那般通过每天的新闻报纸进行相关新闻的掌握。在新媒体时代，通过自媒体、公众号以及微信、微博等多样的形式进行对现代社会、时政等新闻的获取。而传统的新闻节目主要是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进行准点定时段播放，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新闻节目已经渐渐被越来越多的其他节目形式和平台所覆蓋。人们面对多种视频新闻和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获取新闻所带来的便利性，以至于人们不会再花时间等待，因此观看新闻节目的人也越来越少。如若现代的新闻节目不对此进行改变，假以时日也会渐渐被其他的新闻形式所取代，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影响力也会下降。
1.2观众选择多样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人们对于新闻的获取方式提供更大的便捷性。对于相关新闻人们可以进行实时的搜索以便快速地获取和了解，而不再是在特定的时间进行了解，长此以往，降低了传统新闻节目在群众中的传播影响力。在现代新媒体技术环境下，人们对于社会、时政新闻了解阅读后，还能够根据相关平台对此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评论区同时还能够看到其他人员的评论，以此更加大了群众对于事件的参与性，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传统新闻节目，人们进行观看只是对于发生的相关事件进行了解，主要交流也只是家人之间，具有局限性。最后是进行新闻节目的观看受到时间的限制，而新媒体下的新闻获取打破了这种时间的限制，使得人们对于节目的自主选择权增加。
1.3新闻主持人专业素质多样化
传统的电视新闻主持人进行新闻主持时所具备的主持艺术形式，主要是整体的仪态和专业素质，再加上现代电视新闻节目对于主持人可视化的特点，就更加注重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和仪态。在进行相关新闻播报的过程中也主要是对于手中资料文件以口述的形式进行，给观众以严肃、刻板的印象。而现代新媒体下的新闻播报形式的具体要求体现为更高，在进行播报时需要注重主持人的仪态，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口语能力和相关肢体表现能力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与此同时在进行播报新闻的过程中对于现代新媒体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观众在进行新闻收看时对于相关事件的了解通过图文或是现场视频的形式了解得更加具体。在了解了相关新闻内容的同时，整个播报的氛围也呈现轻松、活泼。
2.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节目提升传播影响力策略
2.1整合相关电视新闻节目内容
提升在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电视新闻节目传播影响力的首要策略是对于相关电视新闻节目内容进行整合。对于相关新闻内容进行整合主要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数据的多样化，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获取也越来越趋向于快餐化，即对于新闻的前奏不关心，主要是对于相关新闻的具体内容感兴趣。现代人们生活工作的快节奏模式，渐渐形成不会运用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对于新闻进行了解。因此对于相关电视新闻节目内容进行整合，对于新闻中的关键部分进行整理，使之更加有时效性和针对性地呈现给观众，以此提升电视新闻节目的影响力。
2.2打造专题类的新闻节目
打造专题类的新闻节目主要是通过对相关新闻的信息进行组合，利用现展的新媒体技术和途径，将与之有关的素材资料集中在某一模块，通过后期的精心编织和创造，显现出具有特殊内涵的专题。以此促进人们对于整体事件的认知以及对于其中的深刻含义进行了解和思考，促进新闻节目的传播影响力。现代的新媒体技术确实是运用和所涉及的范围广泛，但是大多数对于相关新闻事件的呈现体现出散乱和零碎的特点，并且现代网络环境的紊乱性，造成多数信息失真的情况出现，传统的新闻节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所播放的内容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对于新闻节目信任力更强。
2.3对新闻节目赋予更多的情感
对于新闻节目赋予更多的情感，主要是在进行新闻相关节目的播报时，需要建立相对的平台，以此促进新闻媒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一平台的实现，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相关的新闻内容进行自我意见的阐述与评论，也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能够体现群众的参与性，以及增加新闻节目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在进行新闻播报时，还需要主要新闻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互联系，以此在新闻的过程中增强人们情感的共鸣点。如：在进行相关民生新闻节目播放时就可以运用新闻与人们实际生活相互联系进行，从而促使新闻节目影响力的提升。
2.4发掘新媒体传播优势
新媒体传播的主要优势是增强了民众对新闻的参与性。如：现代新闻节目民众的参与性主要是通过相关新闻平台或是
微信、微博等形式，人们对于相关新闻事件在这些平台上发表言论以及对于事件发展和处理进行有效监督。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以此提升新闻节目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关的传播方式也需要加强创新、与时俱进。对于电视节目中落后或是不足之处进行淘汰或是进行转变优化，促使其发展与时俱进，永不落幕
2.5发展新媒体技术优势
发展新媒体技术优势主要是将电视新闻节目与当代灵活多变的新媒体方式进行有效的结合，特别是对于加强与观众群体进行交流沟通方面。如：根据现代的电视新闻节目建立相关的电视新闻公众平台，对于相关的新闻内容进行播放后的讨论，观众可以根据相关的新聞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对于所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听取广大民众的建议进行有效的改进措施，还可以将新闻节目进行视频剪切，到平台上进行网络同步直播，以此提高新闻节目的影响力。除此之外，新闻主持人也可以通过现代的技术媒体与观众进行交流，以此促进主持人与观众打破距离，进行有效沟通，还可以加深观众对主持人的印象和好感。
2.6增强新闻节目的个性特点
增强新闻节目的个性特点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新闻节目的个性特点创造，进行新闻节目个性创造主要是通过对于新闻事件的分类来完成。如：把统一的新闻分为不同的部分，如民生新闻板块、时政新闻板块等。将这些新闻转化为具体的、统一的新闻板块，也可以选择一些观众比较感兴趣的题材进行新闻播放，以此提升新闻节目的收视率。另一方面是建立新闻主持人的个性特点。对于现代的新闻主持人，由于他们主持新闻时的表情、神态都体现出一致性，导致观众对于他们的印象都不深刻。建立新闻主持人的个性特点，如这位主持人具有优秀的口语表达能力，另一位主持人拥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表达能力等，完善新闻节目的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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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社会实践的教学,应当运用不受课时限制进行传帮带教授的方法。直接参与是学生与传媒单位联系,在传媒单位工作进行的实践活动;间接参与是指学生不定期地在传媒单位进行现场了解和观摩,或进行一些活动的参与;个人创作是指学生根据个人喜好,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选择的创作。
采用个别辅导和集中辅导相结合,以个别辅导为主。集中辅导为辅的实践教学方法在教师少学生多的情况下,不受时空限制进行传授,对社会实践的教学设计和活动都会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必须把个别辅导和集中辅导相结合,将个别辅导出现的问题,在集中辅导中举一反三,让亲历创作的同学自己谈体会,教师做解答,实践证明这样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集中实践教学活动实施的理想状态,是到相关单位进行长期的,固定的实习。按照影视传媒单位所需进行实践教学,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的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既可以减少影视传媒单位的负担又可以为他们的就业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创作完成后,再撰写论文,利用创作过程中的积累和体会,理论结合实际,取到一个好的效果。不提倡集体创作。集体创作不能体现个人的真实水平和综合能力,再说,电视创作在电视设备越来越小型化的今天,编导合一是电视创作的发展方向。
根据上述原则和指导思想,社会实践教学方案设计如下:实践种类:直接创作实践;间接创作实践;个人创作实践。介入传媒单位工作,在传媒单位工作常态中实践;跟随影视剧组进行创作实践;直接进入社会挖掘生活,进行个人创作实践;寻求专家指导,获取创作经验;进入其他高校再学习,在学习中取长补短。
必须提交相应的DV作品,DV创作分三个阶段进行。构思阶段:要求创作同学先采访,然后在集中辅导课上给所有同学“讲故事”,遵循“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原则,自己不感动,大家不感动,DV创作就不进行。DV创作阶段:在DV创作中定期检查素材,不能形成电视语言的画面,要重新补拍。DV创作编辑阶段:要检查画面构图的合理性、时空结构的合理性、画面色调的统一性,画面语言的完整性。最后以作品为背景撰写论文。
实践活动成绩从四个角度考评,从拍摄画面;画面编辑;全片时空效果;从趣味性、知识性、科学性、故事性在全片中的体现程度去考评。符合要求者为及格,获得4个学分。目前我们社会实践活动环节集中体现在“一案一例教学方式”,即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实践内容进行分别指导,但这种指导一定是在全体同学都在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提高同学对不同情况、不同问题的分辨能力,了解处理不同问题的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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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制作课程场景叙事化教学模式的建构 试析影视动画场景中的色彩元素 浅议场景设计在影视创作中的应用 论影视动画的场景造型与场景空间 影视动画的场景设计刍议 场景设计中的空间表现在动画影视中的重要性 浅论影视动画场景设计中的主观色彩运用 浅谈场景与道具在影视作品中的不同寓意 从电影《非诚勿扰2》看影视场景中的美学设计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中主观色彩的应用研究 试论影视动画场景设计中多维信息空间的实现 浅论室内场景设计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 五彩观念在影视动画场景中的应用 试论场景设计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 影视动画场景设计中主观色彩的应用 影视作品中的美术设计研究 浅谈美术在影视传媒创作中的魅力 刍议美术艺术在戏剧影视中的应用 美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 环境造型设计在影视美术中的应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 陈乃菁.以叙事性设计理论建构电视广告影片之场景设计模式[EB／OL].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硕士论文,http：／／140.125.151.167／g9735718／20090507.htm.
[4] 姜今.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5] 吕志昌.影视美术设计[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6] 杜冬梅.浅谈影视美术中的场景建构一一审美氛围的塑造[J].美术时代，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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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偶像剧；叙事研究；新十年
作为叙事模式化而备受部分专家诟病的偶像剧，从21世纪初算起，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2001年首部偶像剧《流星花园》播出后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并风靡东南亚，掀开偶像剧热潮的序幕。从此，偶像剧如雨后春笋般争相而出，2002起，每年均有20部左右的偶像剧登陆荧屏，产量之丰可见一斑。且每年均有一两部偶像剧伴随着高收视率而成为两岸青少年或粉丝群讨论的热点。在论述过程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如日本、韩国偶像剧），所出现的“偶像剧”均指台湾偶像剧。偶像剧作为海峡两岸青少年和粉丝群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诞生十年尚无系统的研究总结。丰厚的台湾偶像剧创作实践和不断形成的观赏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电视剧作为当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形式，有着不断建构当下文化现实的突出作用。偶像剧叙事对形成当代青少年的情感价值与道德价值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图以叙事为切入点，遵循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十年来台湾偶像剧做一全面探索。
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电视剧叙事研究和偶像剧研究，以下就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述。
电视剧叙事研究
叙事学在发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虚构性的叙事作品，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进入叙事学的研究视域，如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①电视剧也属于这一范畴。
电视剧叙事研究主要分为叙事学研究、叙事类型研究两方面。电视剧叙事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论文均有一定系统性。研究专著有《电视虚构叙事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围绕电视剧叙事的核心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关注影视剧的叙事特质，从叙事视点、叙事时空、情节、冲突等方面，对影视剧创作进行了叙事学的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在多学科比较中确立电视剧叙事的艺术特质，从而建构起电视剧叙事理论体系。《电视叙事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关注电视叙事学符号的构成，电视叙事学的声音、画面、声画关系，是对电视叙事的总括性研究。《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分别从叙事模式、情节、样式、技巧、人物认同等方面，对电视剧创作及其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和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情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情节角度入手，对电视剧进行研究。《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则从叙述空间、叙述中的“时空结”造型和人物塑型等层面形式美学角度上考察电视剧叙事话语的深层规律。
电视剧叙事类型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就具体地论述了肥皂剧的叙事特点及其性别意义。国内的研究还远没有开展起来，对于各种类型剧的批评琳琅满目，但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较少，如《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关注1990年以来我国各类电视剧创作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电视剧艺术类型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围绕电视剧类型的形成原因、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关注于具体类型剧的研究专著仅有《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05月）。相对而言，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尚处于一个拓荒期。一方面，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是与整个电视剧研究状况相适应，即总体并不令人乐观。②在国外学界，实际上是把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与电视媒介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包括贾森・米特尔的《电视类型理论的文化研究》、布莱恩・罗斯的《电视类型研究》以及莫里・福曼的《电视类型出现之前的电视流行音乐的个案》③等。米特尔反复强调的是要把类型分析放置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
当前电视剧叙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结合叙事研究具体电视剧的论文和专著大都拘泥于内部形式分析而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宏观理论层面上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又容易缺乏微观研究，且存在概念体系上以及各种理论之间的众声喧哗、各自为政。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很少，主要限于家庭剧和历史剧等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偶像剧的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偶像剧研究
（一）中国内地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只有论文。如2002年《我看〈流星花园〉――兼议青春偶像剧的价值取向》，关注偶像剧的价值取向；2003年《浅析台湾新一代偶像剧的市场化走向》，认为台湾偶像剧成功的市场化运作,值得大陆的偶像剧制作者们去关注去研究；2007年《台湾偶像剧的本土化实践》，探讨台湾偶像剧扎根本土的策略与努力；2010年《2009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比较研究》，比较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的异同；《台湾偶像剧中的青春镜像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侧重偶像剧的影响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者对各国和地区偶像剧的研究论文比较多，截至2010年底共计217篇（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尤其对韩国、日本偶像剧的研究不少，已经出了一些硕、博论文。博士论文如《1980年后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大学，2006）；《大众叙事与精神家园――韩国电视剧叙事文化研究》（四川大学，2007）。偶像剧研究论文偏重于概述式探讨。
中国内地对电视剧的研究已较成熟，专著不少。其中，对日韩偶像剧的研究有一定基础，表现为论文多专著少。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无专著且论文较少，呈现出研究状态的空白化，其湾偶像剧叙事方面的研究最少，而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的研究偏多。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极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过于二元和对立。这种选项在字面上明显造成一项是可取(积极、向上、健康)，另一项则暗示（消极、腐蚀、有毒）。赞成后者的论文明显较多。④2009、2010两年，对台湾偶像剧研究的论文有增多之势。现象描述和规范性研究居多，但理论分析及其深度不够，所以解释力不足，对偶像剧创作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和偶像剧日益掀起的制作播出相比，研究明显滞后。
（二）台湾研究
台湾关于日、韩剧的研究相当多，范围也相当广，对于台湾偶像剧的研究也在渐渐发展当中。如以消费、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日本偶像剧对于台湾年轻人的影响；以文化认同的方向来检视韩剧对于阅听人的影响，诸如爱情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等的影响；以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日本偶像剧的文本等。
而关于台湾本土偶像剧研究所涵盖的面向比较局限。台湾地区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只有硕士论文，尚无博士论文和专著。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多忽视电视文本的分析，有三种取向，一是针对制作与播出生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如徐玉青（2006）《台湾电视连续剧评估准则之研究――从编剧及制作人角度分析》，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再如张正芬（2008）《话题营销在偶像剧营销之应用――以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二是对收视观众的接收与影响进行收视影响分析,如连丽雅（2008）《国小高年级学童偶像剧收视经验之研究》世新大学公共关系与广告系硕士论文。这类研究论文均是透过接受者的书写与口语陈述，作为诠释实践的来源，研究重心在于阅听众本身，而不是偶像剧文本。⑤这一种分析取向走着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路径，细致地梳理和研究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对偶像剧的收视及其相关影响，虽然研究重心不在偶像剧文本，但对偶像剧文本的再生产有一定指导意义。三是对偶像剧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分析。第三类取向的论文非常少。著名的有赵庭辉教授的《电视偶像剧〈熏衣草〉：爱情神话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中华传播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写实主义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传播与管理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文本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建构与再现》，（台湾《艺术学报》，第78期）。台湾地区对电视剧研究的专著较少。对传统电视剧的研究，“绝大多数电视剧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受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影响，相当强调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功能。”⑥如果去系统查看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馆藏和台湾各网络书店，均无法看到有偶像剧研究的专业书籍（娱乐八卦书籍不少）。台湾地区关于偶像剧的研究大多倾向于经济学与收视影响分析，缺乏电视文本分析，故而台湾地区的研究状态呈半边倒趋势。台湾地区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理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不再二元和对立。这与内地研究形成反比。
综上，海峡两岸的偶像剧叙事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偶像剧的创作实践。其中，台湾方面倾向于对各个年龄层观众进行非常细微的梳理（如精确到某地的大、中、小学的某年级），偏重于探讨观众对偶像剧文本的接受和影响等内容。内地研究偏向于偶像剧文本的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且对价值影响的判断上倾向于否定或对立。目前国内外对偶像剧的研究尚属于起步期或空白期，因此，加强相关研究有弥补理论空白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张裕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曲春景、朱影编：《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上述三篇文献参见《世界电影》，2005年第2期。
④ 《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青春偶像剧研究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对偶像剧的表现形态及表现内容的分析及价值批判，批判其情节虚假及疏离现实的层面。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6
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切入研究对象的有利工具。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发掘呈现出研究对象的不同层面。该书中，作者以文学本体为落脚点，博采众长，灵活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解析中国当代文学生态，向读者呈现出研究对象的许多新鲜层面。最鲜明的特色是将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看作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使得作者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过程中不是武断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进行论述，而是充分考虑到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与作用。因此，过往文学史中，有些原来被忽视的因素如权力机制、市场资本、媒介权力等被一一揭示出来，通过仔细梳理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流程，作者向我们展示出这些表面上看不见的外在力量如何支配着文学生态的变化；有些原来被忽略的角色如文学编辑、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社则从边缘状态进入了考察的中心视野，因为编辑不仅仅是过往所认为的被动地为他人做嫁衣，他们掌握着文学传播的渠道，是文学作品的“把门人”，参与着作品的创造甚至文流的生成；有些文学史写作中被刻意遮蔽或删除的史料，如作家对作品的“改写”细节等，则被发掘出来或者重新“照亮”，并借此展示出彼时文学生态的风雨阴晴以及作家的心理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作者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文学研究，大都是定性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面对同一客体，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是常有的事，这显示出文学研究中主观性与随意性的一面。也许是得益于早年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在考察文学传媒过程中，作者将常见的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如第五章“《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中，作者一方面从文学本体的审美角度论述，另一方面又绘制了“1980-2012年《小说月报》核心作者统计表”，从入选作家的作品数量和审美风格两个层面鲜明地呈现出《小说月报》偏向纪实较为保守的审美取向；评论“选刊现象”时则绘制了“《小说月报》主要来源期刊统计表”，以客观的数据表明选刊对中心城市核心期刊的过度依赖，对边缘地区文学期刊的忽略，并由此犀利地阐明“选刊趣味”的危害：其一元独大无疑会破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窒息文学审美潜力的生长。此外，第三章“审美风尚与时代文体――‘十七年’《人民文学》头条研究”、第七章“《收获》与先锋文学”、第十三章“文学新星丛书的寂寞事业”等章节中作者都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整体来看，在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在首先对作品进行审美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者对文学期刊、文学副刊、文学出版、文学网站等文学传媒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文学的改编机制（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的改编）进行量化考察，有效地揭示出了文学传媒的价值导向与审美偏好，从而增强了该书的文学评价和文学史判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作者不仅运用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对受众的群体构成和审美趣味等进行具体考察，还试图探索媒介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对文学资源进行调节、配置的，探讨其功能和基本规律，这也是一般文史论著所忽略的部分。例如关于网络文学专题的探讨，作者不像时下一般研究那样仅仅局限于对流行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皮毛式分析，而是一面认真梳理网络文学发展的流脉，一面探讨网络文学发展的几种模式及其得失，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媒介的特质对网络文学的审美特征进行界定。这种对于文学生成过程的详细展示，使我们意识到网络文学作品之所以以现存的状态出现，并非生而如此，其实是受到多种潜隐力量作用的结果：如读者的趣味决定的、与作者创作几乎同时发生的点击率会影响到作者构思的走向，网络媒介的匿名性特质会影响到网络文学语言特性的形成，网络市场资本的介入则会潜在地引导签约作家的创作模式，使其利于网络游戏的改编。此外，在影视媒介与文学的互动专题中，作者也具体展示了电影、电视产业的生产流程与文学创作过程的差异，使读者可以清晰地意识到影视剧本与文学文本的本质区别从何而来，从而对影视叙事对文学叙事的损害有更深入的了解。应该说，这些从文学发生学角度出发的论述切中肯綮，它们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处于复杂社会情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的流程，补充了过往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点，让文学及其历史的生成变得真实可触生动可感。
在考察过程中，该书始终贯穿着一种历史互动的认知方法论。作者没有将研究客体当作静态对象来考察，而是将文学传媒与文学本体放在变动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历史互动的模式中考察文学生态的变化。他以文学研究为中心，不仅关注大众传媒对文学外部气候的影响，更将文学内部因之潜移默化而产生的质变揭示了出来。如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当大多数研究者关注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为文学能有机会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额手称庆时，作者却冷静地意识到其中的危机四伏。他从不同媒介的本体特质与局限性、媒介的传播渗透力出发，深入探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视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其利弊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他认为，影视改编的名利双收已使得文学逐渐沦为影视的脚本库，作家的创作心态越来越浮躁，催生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催生了畸形的跨媒体写作与影视同期书的诞生；而影视叙事对小说叙事的替代，视觉逻辑对语言艺术的侵袭，则使得当代的文学与影视逐渐失去了两种媒介最初碰撞时互相激发的艺术潜质，同时陷入了独创性的困境。盲目地追随影视改编的热潮，以己之短迎彼之长，只能加速文学的灭亡。关于当代文学中的改写现象，作者则既从历史维度出发梳理不同年代作家改写文本的现象，又回到每个阶段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深入探寻改写现象对文学创作本身的内在影响。他认为，所谓改写，绝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于文学主体的行为。政治意识形态压力下作家改写文本，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主流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多是试图抛弃旧我寻找新我的自我改造过程；九十年代以后的改写现象，背后则隐藏着文学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加诸到文学身上的种种力量，如商业意志、权力意志、市场利益、市民趣味等。不论在何种情势下，当作家被迫或有意地将这些外在力量诱导的审美趣味融入文学创作中时，传播对文本和作家的双重改写才真正显示出其威力。此外，诸如编辑角色、文学出版与文学关系、新型媒介网络与文学的关系等专题的探讨，皆是如此。历史互动的认知方法，使得作者能够充分发掘出中国当代文学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渐变性、潜隐性以及复杂性，从而对整体的文学生态有了更准确立体的把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众传媒勃兴，尤其是网络媒介的流行，海量的信息蜂拥而来，裹杂着各种文学现象、文流泥沙俱下。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很多研究者容易迷失，沦为媒介权力的附庸，为其鼓吹呐喊。蒂伯代认为，批评是一门怀疑的科学，好的批评应该善于怀疑。②《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无所不在的怀疑意识。他对流行的文学趣味发出质疑的声音，对习以为常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思考，与炒作得热闹非凡的文学热点保持距离……应该说，他时时警醒着各种威胁到文学审美独立性的因素，以内心主观的审美感受为根基，谨慎地怀疑，踏实地求证，所以总能发现那些看似平滑的表象下隐藏的种种危机。如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流行的长篇热，他认为并非作家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倒是源于文坛上影视改编的热情，长篇热的流行催生了重复化与泡沫化写作；低龄每每在媒体的包装下被隆重推出，作者没有为其一时的耀眼所迷惑，而是担忧媒体的拔苗助长反而会促使他们追求商业化写作，速成同时意味着速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在文学传媒研究中所展示的预见性一一应验，其批评的创造性也为大家有目共睹。该书中，关于《小说月报》的章节以独立论文《真实的背面――评析（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发表后，被《文学报》《文艺争鸣》《南方日报》等报刊以专版和专辑的形式进行了报道，林建法认为：“这几年学界对人文期刊的研究逐渐响亮了起来，我以为这是全面研究文学生产的开始。在这些研究者中，黄发有的工作是扎实的。《真实的背面――评析（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以刊证史，是解读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一个角度。”③作者秉承怀疑的精神在没有问题处设问，对文学传媒的研究祛除了文学身上包裹的种种神圣的光晕，将其从孤高自赏的象牙塔中拉出来，直面生存的诸多尴尬。也许不无残酷的意味，然而在他看来，只有敢于清醒地面对生存的困境甚至不无绝望的局面，才能走出种种迷途，最终获得文学应有的尊严与独立性。
“批评之精华在于审美情感的交流”④，创造性的文学批评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生命对话的结晶。它不仅有智慧交锋后条分缕析地批评建设，更贯穿着一种审美情感交流，其间不乏欣赏、理解、体认与同情。《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一部严谨的学术思辨与亲身实践相印证的著作，从中，我们既能领略到与作者思想碰撞的火花，又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中投入的生命热情。它们有时化身为学术思辨时的激情洋溢，有时却是那悠长的一声叹息，既有面对崇敬者时的肃穆与敬佩，亦不乏对某种理想精神的坚守……作者曾自言，在研究过程中走访了一些代表性的编辑、作家、记者、个体书商。这种现场对话的方式，一方面使作者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已经披露的书面文献相互参照，形成新的理解与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亦得以走入研究对象的生命深处，感染其与传媒结伴的人生悲喜，而该书的论述在思辨之余也因为有了这种情感交流的浸润而摆脱了传统文学史那种僵化呆板的面目，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黄发有教授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青年批评家，一路走来，他的研究轨迹从最初的新生代作家延伸到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再到跨媒体研究。他以稳健扎实的探索打通了文学研究的内外分界，对整体文学生态的考察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其十多年来关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集成之作。全书由三编组成：文学期刊研究、文学出版研究、跨媒体传播研究。每一编皆史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史论部分从宏观处着眼揭示大的社会环境下文学传媒的变动所引发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如“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期刊改制”“数字时代的编辑理念”“文学出版的转型与分化”，论述精辟独到。个案研究则试图以点带面进行深入分析。该书案例的选择都非常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如文学期刊研究中，通过《人民文学》的头条研究建国十七年的文学生态、通过《小说月报》探讨受众趣味对文学生态的影响、通过《当代》分析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脉，通过《收获》研究先锋文流的始终；文学出版研究中，则选择了国字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色经典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推举文学新人的“文学新星丛书”、首次引入畅销书策略的“布老虎丛书”；跨媒体传播研究中，则涉及到媒介互动下的文学期刊、影视趣味与小说流向、网络文学以及为当下众多研究者忽略的文学副刊研究。更为难得的是，该书的论述扎实细密，具体的个案研究亦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着相关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诚如有识者所言，他的文学批评是“用事实说话，不空泛，严谨扎实，问题抓得准，分析也到位”。⑤在一个日益喧嚣浮躁的年代，作者能以十数年的功夫沉潜在文学传播与接受领域，其踏实谨严、厚积薄发的学术精神值得敬重！
注释：
①[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人的延伸 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④[法]蒂伯代著，赵坚译：《六说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1页、第207页。
③林建法：《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文学批评（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