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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范文1
双证制是根据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进行双重的认定，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鉴定。其本质在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与专业理论知识的融合，对于高职院校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双证制将学生自身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评价考核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历证书反映着学生的学历水平以及文化知识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对学生职业技能的一个认定，反映的是能否达到从业水平。由此可见双证制更能直观地反映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将来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2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的教学模式
2.1高职院校管理课程教学模式构成的多样性
为满足“双证制”人才培养的目标，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更加广泛，一是在课程和工作岗位的联系上，广泛的寻求和社会人才岗位的联系，确定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方式相吻合，可以更加明确的让教师指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二是在内容上，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确定以学生为主体，利用如讨论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增加课堂的活跃度，三是在组织上，教师适当的开展如专业技能比赛等实践技能培训的主题活动，针对建筑专业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情景式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的能力，使得学生们能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
2.2高职院校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方式的广泛性
在以往高职院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实践通常被理解成为实习，这一错误也使得教学质量不高。随着实践性教学的广泛深入，对于建筑专业这个对实际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广泛性是丰富教学文化的主要方式。
2.2.1相关企业实习组织学生去企业进行专业的实习，是了解企业特点，熟悉建筑行业工作环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通过学生在企业实习，了解建筑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地将专业知识融入到工作的具体操作上，缩短学生在社会的适应期，提高学以致用的有效性，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这个方法是传统的实习教学方法，不过也是十分有效的。
2.2.2社会实践在不同时期学生掌握的知识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习期间。新的课程改革目标突出培养适应时代的人这一本体功能。社会实践是对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调查手段。建筑专业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融入到社会实践中，通过思考，认识到当前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结合所学课程进修相应的调查，可以促进学生的技能提高，增加其社会的实践能力。
3高职院校建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与措施
3.1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由于其学校的特殊性，教师引导其对现实的就业形势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准确定位自己的同时，调整学生过高的工作期望值，能够使得学生更加地对知识渴求和对实践能力重视。“双证制”便是采用双重认证，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个培养模式下，教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教师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这样才能使得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并对学生加以严格的管理，做到审时度势，因材施教。
3.2建立有利于建筑工作的管理体制
学院通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督导机构，对建筑专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管理措施。在物质和资金保障的前提下，统筹管理，制定和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符合学生发展的课程计划，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3.3专业教师全面推行“双师”制，学生全面实行“双证”制
实现双证制，在老师中推行双师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对学生要求双证制的同时，对教学质量进行提高，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取得技师、高级技师或其他职业资格证，是符合教学发展需求的。在学生实行双证制的时候，校方应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认识，使其明白制度对自己将来带来的好处，要求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结合的能力。
4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人才培养创新措施
4.1调整考核比例
现如今在教学中，存在着高分低能以及考试作弊的现象，误导着学生真实能力的表现。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依然居高不下，缺乏对于自身优缺点的理性认知分析，一味好高骛远地落在知名企业或者热门行业以及发达地区企业，往往最后却落得错失良机无业可就。针对这些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调整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针对高分低能现象和考试作弊现象调整考核比例。因为高职学生乐于动手实作，学生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参与，基本上可以得到50%-70%的分数，因此期末考试只要能考取10%以上的分数就可以合格，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或成绩，所以学生就没有必要冒着被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危险去取得合格成绩。
4.2改变考核方式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用人企事业单位对于高职毕业学生的偏见，认为高职学生的能力在本科以及更高学历的学生能力之下。在人才招聘会或者招聘信息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些并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却对于高职学生设置了拒绝门槛。而且高职学生即使就业但是却也难以得到高薪酬待遇并且能够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少。难以得到社会较高认可和评价，让很多壮志满怀的高职学生在频频碰壁屡遭挫折伤害之后逐渐丧失斗志。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技能的培养需要的是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结果应与企业、行业的要求接轨。在对学生考核中，首先应该严肃纪律，在高职学生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应只以学生的课堂成绩作为参考，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的内容要与相关产业发展所吻合，提高高职学生在社会的适应力。
5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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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两免一补”，政策实施，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影响评价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尽快实现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解决贫困家庭中小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农村反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其中有少数民族人口429万，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62.9%。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等多种原因，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问题突出。截止2009年底，四川省有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个毕业论文格式，占四川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55.6%。四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约135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30%。近年来国家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两免一补”政策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这项政策实施6年多来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起到了哪些作用，具体在哪些方面对贫困农户产生了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及怎样使政策更加完善，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对四川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的影响评价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学术期刊网。”[4]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有效形式，其实施必将对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就业能力的增强、收入的增加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加快他们脱贫的步伐。
（一）贫困农户家长教育观念增强
家长的教育观念大概包括两方面：一是与家长培养子女的目标和终极目的有关，包括人才观(家长对什么是人才以及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的看法)和生育观(家长培养教育子女的动机)；二是与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儿童观(对儿童及其发展的认识)和教子观(对教育子女内容和方式的看法)。[5] 家长的教育观念指导和约束着他们的教养态度和行为，并通过教养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子女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的教养观念自身也受到社会文化、家长自身的经历、家长的文化水平及其所学的文化知识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它直接影响家长在教育上的价值取向，并在其教养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来。
图1 教育观念转变对贫困农户脱贫影响流程图
“两免一补”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区实施后直接影响到贫困家庭家长的教育观念，贫困家庭家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民族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享受到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失学率降低、升学率提高。随着入学儿童的增多毕业论文格式，贫困家庭的整体文化程度得到提高，进而提高了劳动力素质，这样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加快反贫困的步伐。（见图1）
（二）小学、初中学生入学人数显著增加
2005年四川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共同制定了本年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工作实施总体方案，“两免一补”总投入4.1亿元。在“两免一补”政策的驱动下，四川省民族贫困地区的小学入学人数由2004年的122395人上升到2005年的153826人，初中入学人数由56990人上升到78115人。（见图2）
图2 2004年―2008年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入学人数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2005年―2009年
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人数可知，小学入学人数、初中入学人数显著增多，但是高中入学人数增加并不明显，因为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因此“两免一补”政策不覆盖高中阶段的教育，家庭困难的子女在完成小学、初中教育后迫于经济压力一般难以继续升学。
（三）贫困农户教育支出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
四川民族地区在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以后，小学生每生减负约200元、初中生340左右元。按我国2004年公布的绝对贫困线农村人均年收入882元计算，分别相当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的22.6%和38.5%；如果加上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这个比例还要提高，这对贫困家庭带来了直接经济影响。具体而言，“两免一补”资金按标准落实到贫困家庭，即直接承担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又减少了贫困家庭的总支出毕业论文格式，使其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样就使得贫困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得以改善，有机会将这些多出的资金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见表1和表2）
表1 2004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上缴学费标准 单位：元/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书本费 85 80 92 96 95 96 180 120 80
杂费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220 220 220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3
伍中信教授，1966年出生于湖南祁东县，1984年考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系，1995年“越级”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1998年9月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财务学博士后，同年12月被评为副教授。2000年6月被评为教授，7月出任新湖南大学会计学院第一任院长，2002～2003年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助理。2004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2005年3月起至今任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现还兼任湖南省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会长，湖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作为一名学者，伍教授思想深邃，眼光敏锐，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富有原创性。我国会计界对财务本质的讨论，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观点，这些观点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但又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伍教授在吸取它们优点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财权流”这一概念。他在1998年发表的《财权流：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指出，“财权”概念是一个与“产权”概念相似的经济学范畴，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也是财务区别于会计的重要“砝码”，因此说“财权流”是对财务本质的重大推进，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伍教授研究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2000年发表了《现代财务理论的产权基础》一文，伍教授在文章中论证了财权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他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财务本质理论的产权意义、财务主体确立的产权基础、企业财务目标形成的产权动因、资源配置构成现代财务与产权共同的核心功能等问题。
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伍教授提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的观点。《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较系统地论述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伍教授指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在这三个要素中，
财权的配置是前提，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公司财权的配置，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公司财权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他认为，财务治理权由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它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的影响来实现的,因而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4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甘肃省；农业保险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5]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得到不断满足，但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亟待改善。本文在分析影响消费需求财政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速度在发展，仅2007年GDP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1]。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消费需求得到不断满足，但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也更加突出。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37239亿元，占GDP比重55.6%，高于2006年的52.5%。可见，近两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亟待改善。
一、影响消费需求的财政因素
（一）收入分配政策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最高与最低收入者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80%储蓄存款。城乡收入也从1978年的2.58：1提高到2007年的3.32：1，如果再加上医疗、教育、失业等保障等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七倍。如果用基尼系数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根据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为差距过大，而我国2007年基尼系数为0.48。收入差距与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是负相关关系，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越高，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2]。
（二）税收政策
在不考虑进出口条件下，社会总需求由居民消费需求、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三部分组成，其中消费需求是国民收入和税收的函数，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假设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不变，只改变税收，在居民消费需求是税收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扩大。
不同的税种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加，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消费税。消费税增加，使产品的含税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减少。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由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会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
（三）社会保障政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打破了传统的“广就业、低工资、高福利”以及由政府和企业“统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危胁。这既降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社会保障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扩大消费需求，而且其再分配的效果是明显的，如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税前收入比为120:1，经过社会保障等的再分配后，最终收入比变为4:1，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相当大。
二、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增加居民，尤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对城镇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补助，完善城镇“低保”制度，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和提高“低保”与“最低工资”的补助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再就业工程的投入。我国低收入人口占城镇居民20%以上，而下岗是低收入阶层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应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3]。
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一方面，要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实现生产产品的“非农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鼓励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和定居，实现农村居民的“非农化”。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对农民种粮和购买化肥的直补政策。要加强农村商品流通设施和商业网点、水电路以及通讯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二）强化税收杠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平抑和监督作用
可以考虑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扩大累进程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办法，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转移力度。2006年元月起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有专家估计，仅此一项政策可使居民当年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0.5个百分点[4]；调整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征收范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消费品、资源消耗品、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优化税率结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适当提高税率。通过开征物业税、燃油税，规范房地产、汽车交易环节等相关税费征收政策，以减轻消费者购买汽车、住房等税费负担，抑制房地产投机等各项措施，将潜在的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刺激居民消费需求[5]。总之，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
（三）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本着“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重点是要构建覆盖城乡贫困人口的全国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的原则，建立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其次，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支出比重。要适当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支出比重，要完善义务教育的免费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要建立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力度。最后，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卫生系统，加强管理，提高医疗服务。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病的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此外，建立重大公共传染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也是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2]黄久美，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商业时代，2006年6期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6
【关键词】商品房价格 灰色关联分析 GM（1，1）模型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影响商品房价格因素预测的时候是在灰色系统基础上研究的。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房价未来的走势研究的时候使用的是GM（1，1）模型。
1.运用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灰色理论不需要大量数据即可建立模型进而分析预测，最终进行系统分析。解决了以往由于数据少，信息不确定而无法研究或难以研究的软科学与技术科学的问题，现已在管理决策和社会经济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的时候就是从系统出发，对系统内部的灰色数和灰色关系进行研究。灰色预测是对灰色系统进行预测，对一定时间内的范围内的灰色过程进行预测。灰色预测方法的特点表现在：在提取离散值的时候是将离散数据看成是连续的变量，这样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微分方程。原始数据不能直接使用，用的数据是由原始数据累加生成的，然后对这些数据使用微分方程模型，就显得数据有规律且避免了很多的随机误差。
该理论是我们国家的学者邓聚龙教授创立发展的，指的是一些信息已知，一些信息未知这样的系统。关联度指的是在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因为对象和时间的原因，在变化过程中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在系统发展的时候，如果这两个因素变化趋势是一样的，而且同步性高，这样的结果就是关联度好，通过比较判断这些因素的主次要因素[4]。本文通过选取不同指标，依次与商品房均价进行关联度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排序，得出各指标对房价的影响程度。
2.GM（1，1）模型。灰色预测模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GM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对房价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比较优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信息特别少的情况下都可以精确的预测，计算方法也比较简单，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在使用。
（二）数据来源
为更好的反映出武汉市商品房价格变化机理，同时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便捷性，进行更好地分析，这次分析的数据来源09年到15年的《武汉统计年鉴》。
二、商品房价格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选取
根据统计资料和数据的易得性，确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有（见表1）：
影响房地产需求的因素：GDP、总人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收入。
影响房地产供给的因素：房地产投资、地价、商品房竣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
上述指标说明如下：
X0为房屋销售价格，用房屋销售价格数据说明房价的变动情况。
X1为国内生产总值（GDP）。GDP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产品的需求，GDP增加，需求增加，房价上涨。反之，房价下降。
X2为年末总人口。用年末总人口表示现住户籍人口的变动。户籍人口反映对住房需求的规模趋势，人口增加，需求增加，房价上涨。反之，房价下降。
X3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市场需求增加，相对价格上涨。反之，价格朝相反方向变动。
X4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市场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反之相反。
X5为房地产投资额。房地产投资增加，供给增加，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价格朝相反方向变动。
X6为土地交易价格。用来反映地价的变化。土地价格增加，供给减少，房价增加。反之，房价减少。
X7为商品房竣工面积。竣工面积增加，供给增加，相对价格会下降。反之，价格朝相反方向变动。
X8为商品房销售面积，用来反映市场需求。销售面积增加，需求增加，相对价格会上升。反之，价格朝相反方向变动。
（二）结果计算与分析
1.结果计算。根据关联度的定义，可得关联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设这9个原始指标数据序列。
第二，对指标数据序列用关联算子进行无量纲化。
第三，逐个计算每个被评价对象指标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绝对差值（表2）：
（二）预测结果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得出16年和17年武汉市的商品房价格预测是5470.98元/平方米、7033.5元/平方米。这一预测数据可以推定今后的商品房房价持续上涨态势不变，且涨幅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刚性需求量会持续增长。居民购房能力会持续增长。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人均收入水平也会增长，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会增多，很多都愿意把钱投资在住房上面。这对居民购买能力有很大提高。在城市化进程发展的时候，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去到城市，这样城市的人口就会增长规模也在扩大。
2.建房成本上涨。因为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特点，以后的土地价格还会继续上涨。随着耕地资源的逐年减少，国家将从粮食安全的角度，逐步收紧商用土地供应，可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也将随之减少，土地使用成本将随之增高。目前，我国土地出让制度已开始广泛采用市场招标、拍卖和挂牌的形式，而且规定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拍卖的形式出让土地。
建筑安装成本价格继续上涨。因为人工的价格以及建筑材料的价格在逐年上涨，所以安装工程的价格也在上涨，然后就造成了建房成本在增加，最后住房的价格也会长高。
我国城市的住宅供应主要是商品房和政策性住房构成[8]，武汉市也不例外。这其中，除政策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是靠政府划拨取得土地外，其他方式提供的住房都是通过招拍挂来取得土地，这就导致了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间接提高了房价。虽然土地成本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武汉市房价的快速升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兴国.我国城市住宅价格问题剖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2：47-48.
[2]杜晓芳，张金锁.我国商品住宅价格灰色预测[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2，12（4）：568-571.
[3]李宏博，黄华，阎晓红.基于灰色关联度和岭回归分析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J].测绘地理信息2015，6：82-85.
[4]聚龙.灰色理论基础[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5]刘思峰，郭天榜，党耀国.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肖武权，冷伍明.软土地基承载力指标灰色关联分析[J].勘察科学技术，2014，（2）：3-5.
[7]武汉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