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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哲学论文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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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哲学论文范文2
――编者
（续上期）
健身气功学的基本研究范畴
哲学意义上的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而对于具体的学科而言，所谓范畴是指“各门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即已经内化并具有高度概括性、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就健身气功学而言，不妨借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观点，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健身气功学科之网的网上纽结，它清晰显映了健身气功学的基本理论概况。大凡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其属于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健身气功学当然也不例外。这里依据“健身气功学以健身气功实践为基础”这一本质规定，由此抽绎出大致可以观照该学科理论的七大基本范畴。在传统哲学观照下，这些范畴本身也存在于别的领域，但在健身气功学里被赋予了自身的内容意义。
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整体观的最高境界，也是健身气功学的基本范畴。世界上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都是由大自然阴阳之气感应形成的，即所谓“在天为气，在地成形，而化生万物”；《庄子・齐物论》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观认为，人类感受着大自然阴阳更替的影响，也从大自然获得营养，化生自身气血阴阳，故人和大自然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不可相逆，故《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告诫：“气与天相失，则生意息矣。”在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影响下的健身气功，无论是功法还是功理，都深深地烙上了这一文化印痕，集中体现在三大方面：
熊经鸟伸的仿生功法。模仿动物，起先是古代原始信仰中用来沟通天人关系的手段，被移植至气功文化后，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所谓“远取诸物”。关于健身气功中的仿生，现存文献中以《庄子》的“熊经鸟伸”为最早，至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原来的仿生术势有明显发展，除“熊经鸟伸”外又有“凫浴”、“猿”、“鸱视”、“虎顾”内容。类似的情况在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里也能看到。东汉末华佗“五禽戏”的创编，则标志着健身气功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后，古代成套的仿生功法少有出现，但在一些传统功法中依然印迹宛然，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龙行气”、“蛇行气”、“龟行气”和“雁行气”等。
法则天地的练功理念。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古人称其为“天人相应”。因此，对于练功养生来说，就应顺应自然、调于四时。《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此话也可视为健身气功的基本要点，其要求的四季摄养，对以后健身气功的实践与理论产生了弥久的影响，历史上诸如“生气”、“死气”之说，四季导引养生学派及二十四气坐功法的出现，无一不是受法则天地、调于四时影响的产物。
五行观下的存想内视。五行学说是中国先人根据自然界不同事物的特性和相互关系，把纷繁复杂、形形的事物归纳为五大类，分别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作为代表，藉此对不同事物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加以描述。在中国传统气功理论中，天人合一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体与自然界之间的五行相通关系，即所谓“同气相求”，这主要反映在练功中的存想内视图景。早在东汉年间的《太平经》中已有“使空室内旁无人，画像随期藏（脏）色，与四时气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的记载。其后，于静室中存想脏腑之色，成为传统气功中的一个基本方法。
阴阳平衡观。阴阳学说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独立不改、大化流行之道的基本质料，离开了阴阳，“道”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所以《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宋徽宗赵佶的《圣济经》从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相交变化推演至气功养生，提出“阴阳相养以相济”，“未有偏胜独隆而底于平安者也。”阴阳平衡观在健身气功学中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除了下文将要阐述的形神互练、内外兼修、动静结合等外，还反映在诸多方面，如：
偏阴偏阳谓之疾。关于这一点，被誉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明确提出：“物无阴阳，违天背原”，为此，宋代的气功理论家俞琰解释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宋代另一位著名气功理论家张百端在《悟真篇》也指出：“草木阴阳亦两齐，若还缺以不芳菲”，即其所谓的“自家燮理内阴阳”。这就是说，气功健身之效，“在于燮理体内阴阳之偏颇，使之达于平衡与协调，而决不是片面助长一方”。当然，文内强调的阴阳平衡是种动态平衡。
阴阳平和乃至理。在中国哲学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就是阴阳平和，“阴平阳秘”就是《黄帝内经》提出的人体健康观。传统气功同样把阴阳平和作为自己的练功方法与理论要点。如署名钟离权著的《灵宝毕法》练功法中列有“匹配阴阳”法，宋代张百端的《悟真篇》以诗句的形式阐述了阴阳平和对于丹道的重要性：“阴阳得类方交感，二八相当是合亲。”要做到阴阳平和，其基本的方法就是从精神到形体应“损有余而补不足”。需要指出的是，阴阳平和能延年益寿，但非久生成仙，诚如两晋时郭象在《庄子・养生主》注中所说的那样：“夫养生非求过分，全理尽年而已。”
水火相济是根本。水火相济是阴阳平衡的又一重要概念，明人孙一奎的《赤水元珠》卷十在谈及道教丹功时即云：“以天地为鼎炉，以日月为水火。”水火相济在传统气功中又称“水火既济”，用来专指心火肾水之相交。水火相济主要见于静功类的功理阐发中，但在动功理论中也不乏见。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辑录的“八段锦歌诀”中即有“想火烧脐轮”之句，究其旨意，同样是喻指以心火烧炼肾水。
形神共养观。形神问题，也即身心关系问题，它是古代思想家们讨论的一个哲学问题。哲学意义上的形神观是人们关于精神意识与物质肉体关系总的认识和看法，而传统气功理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一命题的。所谓形，就是形体，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血肉之躯，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器官和经络气血；所谓神，不仅指精神意识、感情思维等活动，如语言、思想、表情等，还包括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生机、活力和灵性等。形与神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此，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灭论》就说过：“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古代气功吸收了这一思想成果，明确提出了形神共养的理论。健身气功中的形神共养观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
形神合一。形神合一练功观，较早见于《太平经》所提出的形神常合为一的“守一”之道，其云：“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常合即为一，可以常存也。”《太平经》的这一思想显然源于《黄帝内经》上说的“形与神具，尽终其天年”，为后来气功理论家所进一步发挥，也都主张形神依存、身心合一，从而奠定了传统气功学形神合一的生命观。
以形为主。虽然“形神合一”是中国传统养生术的共同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但就不同养生流派和养生方法而言，则于形神之间各有侧重。健身气功中的动功，就是以强调和重视形体锻炼为特点。与静功功法相比，动功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重视“养形”，主张通过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及自我按摩等的结合运用，来疏通人体内部气脉经络，促使人体内部气血流动顺畅，增强人体脏腑功能系统，从而达到促进人体健康长寿的目的。《庄子・刻意》中专门称此为“养形之人”，唐人成玄英注《庄子・刻意》时则明确指出，此乃“延年之道，驻形之术。”
以神为主。由于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深受道、佛、儒等传统思想影响，因而气功中的静功（如坐忘、存想、内丹等）都比较偏重于精神的修炼，如《庄子・在宥》中明确提出以神守形“形乃长生”观点，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泰族训》也主张“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其后，如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卷一中同样将“啬神”置于“养形”之上，同时认为“摄生有三：曰养神，曰惜气，曰防疾”，并视此为人体健康的“保养之本”。充分说明了在古代的认识视野中，“神”是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主宰。
内外兼修观。健身气功学中的内外兼修观，是基于形神共养基础上提出的又一范畴，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内外之养周备，则不求生而久生，无期寿而寿长也。”《黄帝内经・素问》注的这句话表明，假如人的身体从内到外都保养很好，就能长生。文中所谓的“内”，是指人体的内环境系统，包括精神、脏腑、经脉、血气等；“外”是指人的形体与运动能力等。健身气功中的内外兼修有以下三方面要点：
主张内外兼修。如《黄帝内经・灵枢》指出，“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这里谈到了导引术的三方面功效：一是“理血气”、“调诸顺逆”和“察阴阳”，这些均是旨在提高人体内部脏腑血脉经络系统水平，属于“养内”的范围；二是“缓节柔筋”，目的是提高肢体灵敏柔韧与协调能力，这是“养外”或“养形”的范围；三是“心和调”，是促使人的精神系统得到平衡协调，也是属于“养内”的范围。可见其提出的导引行气是内外兼修的。
主张以内为主。也因受道、佛、儒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历史上有不少气功养生家特别侧重“养内”，认为“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务外则虚内。”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气功学中时常提及的“性命双修”中内炼内养，也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色。
主张以德养生。道德向来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作为传统气功学说中的“内”，在古代道德文化影响下，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伦理内容。如隋代高僧智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明确提出坐禅修炼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思想。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也认为养生者当“性自为善”，如“德行不克，纵服至液金丹，未能延寿”。明代高濂还直接将属于个人品行修养的“自慎”作为养生服气之道“第一事”。纵观传统气功史，无论是儒家、佛教抑或道教，都十分强调对道德情操的修炼，“养德养生非二事”，这也是张百端《悟真篇》中强调的“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
动静结合观。动静结合是传统养生观，也是健身气功学中为所有功法功理所认同的重要内容。察其思想源头，亦缘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平衡观。健身气功中的动静结合观大致反映在三个方面：
劳逸有度的生活观。鉴于久视、久卧、久坐、久立、久行等因动静失调而致病，故如华佗提出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观点，其五禽戏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其后宋人蒲虔贯创编的“小劳术”，同样是以“形要小劳，无至大疲”为理论依据。
动静结合的练功观。练功应须动静结合，是传统气功学中的一贯主张。《庄子》中的“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极为形象地记述了早期气功的这一特点。至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云：“调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宋代，针对有人误解的理学一味主静，朱熹清楚告知：“欲专务静坐，又恐堕落那一边去。”即便如毕生致力于静功锻炼的近人蒋维乔，也提出“动与静应兼修”。
动静互寓的功法观。历史上有关气功的分类，一般分为动功与静功两种，前者有人又称“导引术”，后者又被称为“坐忘”、“存想”、“内丹”、“禅定”等。当然，这样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其外在的功法特征，但并非动功就是绝对的“动”，且不论作为动功的“八段锦歌诀”其第一句即为“闭目冥心坐，握固静思神”，即便易筋经中也同样有讲究吐纳行气的“采咽之法”。而静功也不是绝对的“静”，如练功中的存想、内视及气息在体内经络的升降出入等，都是一种“动”的特有形式，可谓“静中有动”。
精气神学说。在中医学中，精、气、神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而在传统气功学中，则是用来指练功的基本质料，道教内丹学中又将此称之为“药”。传统气功学中的精、气、神学说有三方面内容：
精、气、神各具含义。精分先后天，是构成人体的精微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依存；气具有维持生命的功能，即明代张景岳《类经》上说的“夫生化之道，以气为本……人之有生，全赖此气。”联系到“气功”一词的寓意，其“气”并非仅指呼吸，乃“泛指整体的活动功能”。毋怪有学者提出：气功“虽定名于近代，也承续于古义”。神是生命的主宰与体现，所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精、气、神相互关联。精、气、神虽各有不同的含义，但三者是相互关系、相互转化及相互促进，传统气功理论中时常提到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明万历进士袁黄所著《摄生三要》中所言的“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故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消”，可谓深得要旨。
炼神还虚的形态转化。炼神还虚一般被称作是道教内丹继“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后的最高练功境界，也有人称此为“这一阶段功夫颇多宗教幻想”。究其缘起，滥觞于先秦道家。因为在先秦道家看来，世上的物质是不灭的，它无非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
身息心学说。“身、息、心”即上文概念中强调的“身体姿势、呼吸锻炼、意念调节”，换成传统气功术语，即为“调身、调息、调心”。身息心学说既是健身气功区别于其他健身活动的固有属性，也是健身气功学中的重要研究范畴。
身体姿势。健身气功中不管是动功的引体还是静功的盘坐，首先都须通过一定的身体姿势来表现。身体姿势在健身气功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姿势是练功的第一关，练功中锻炼者最先接触的内容就是姿势。另外，练功中的身体姿势本身有一定的治疗作用。道教内丹学中，时常用“鼎器”喻作身体。
呼吸锻炼。健身气功中的呼吸锻炼不同于日常一般的生理呼吸，也是健身气功最为显著的活动特征。明代王阳明弟子王龙溪的《调息法》称“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前人亦有“以息为之，百病不治而自却”之说。但如呼吸不得法，就会如苏轼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所说的“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反为之害。”历史上较早谈到深呼吸有益健康的见《庄子・大宗师》：“真人呼吸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这种深呼吸发展至后来，就是一些气功论著中往往提到的“龟息”、“胎息”等，其呼吸的特点是细、深、绵、长。由晋唐绵延至今的“六字诀”，就是在呼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配以六种发声的传统健身功法。
意念调节。意念是健身气功锻炼的关键，从静功的内视存想，动功的引体导气，都离不开意念的参与，前人有所谓“全凭心意练功夫”之说。《太平经》中已有关于意念的具体论述，并提出了诸如意守丹田、存想脏色等具体方法，隋唐天台宗的止观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摄养枕中方》及司马承祯的《天隐子》等诸家，无不强调意念的重要性。宋代张百端开创的南宗炼养派，更将以意领气、气行任督作为内丹术的基本功法。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慢城 湘西小溪 可行性
人类社会需要发展，到底什么才是“发展”？“发展”和“快”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应该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自然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在消耗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停地找到替代品，但这些替代的资源，又来自于自然界。“快”的发展，在某些状态，意味着资源也在快速的消耗。发展意味着“现在”它是同“过去”相对，发展过快很可能忽视掉“过去”的一些精髓。意味着在发展中适时的慢下来是有必要的。
一、以“慢城”模式为思考，打造湘西小溪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道路
慢城作为一个生活状态，对于我们一个拥有着慢哲学的民族来说又并不陌生，笔者提出小溪慢城式发展并不是讨论如何按照慢城章程加入组织，而是作为一种启示、一种视角、一种借鉴，将旅游业打造成小溪的支柱产业，而这个支柱产业绝非简单的游玩之地，而是小溪居民和旅游者共同的世外桃源。
二、湘西小溪自然保护区慢城式发展的可行性
（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小溪以原始次生林峡谷、峰林地貌景观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区。负氧离子浓度高，环境宜人，养身条件佳。由于地势落差，期间飞瀑流泉，奇峰拔地，土家木楼林立石路两旁又融入木林溪河之中，鸡鸣犬吠，民风古朴。最后，小溪地处湘西自治州。依托湘西，张家界旅游辐射，自然条件在整个湖南省都难寻第二。
（二）慢文化融入于生活之中
慢哲学是中国传统的生活哲学，千百年来已经融入于百姓的生活哲学之中。作为湖南偏远之地的小溪似乎并没有被时间快速光顾过，土家族风格的房屋，即便新建房屋也保持本民族特色。景区没有工业产业，古树环绕。由于并非城镇，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氛围，生活节奏缓慢。
（三）养生思想在国民之中的传播
人们在关心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关注生活质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希望找到一个彻底放松身心的地方。各大旅行社推出养生游、生态游也广受欢迎。
三、湘西小溪自然保护区旅游业发展问题
（一）景观方面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文景观是旅游区长期发展的动力。小溪位于湘西州，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但除了建筑风格保持良性发展，在传统手工业方面几乎不见踪迹，依托自然景观而缺乏自身标识是目前小溪的问题。
（二）基础设施方面
衣食住行是需要关切的问题。说到食，小溪位于湘西州，但缺乏表现食物特色的餐饮，选择余地小。住宿方面，小溪现有的住宿条件比较简陋，条件差、容纳量低是现在的问题。行方面，小溪公共交通缺乏，自驾用户停车场地也不规范。
（三）推广方面
目前小溪吸引的顾客群比较窄，基本来自周边地区。形成这一现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推广不到位，换句话说小溪的旅游宣传推广还没有有效启动。
四、湘西小溪自然保护区旅游业发展策略
旅游开发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确立当地的发展核心思想，这个思想要一直贯穿整个开发建设时期。
（一）景观方面
自然景观是基础，但没有独特的人文景观还不足以长期吸引游客的目光。因此，在发展传统手工业方面小溪可以多集中些力量。此外，传统节日里，小溪也可以打造自身特色的节目并邀请游客参与其中。
（二）基础设施方面
旅游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基础的应该是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到位，游客宾至如归，旅游地已经打出了一张在竞争中得胜的好牌。首先，在餐饮方面，小溪可以开展规模有机农业，自产自销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例如腊味、自制的酒类、天然鱼虾等可以加工成为可以出售的绿色产品。来到小溪的游客现在大多数是湖南本地人，他们居住在城市，向往生态的环境和健康的餐饮，在旅游结束之际由于路途不远且有部分是自驾游者，所以作为有机农业产物的新鲜蔬菜和纯天然家禽也可以进行销售。在住宿方面，考虑到小溪的地形特征。村外旁边可以建一家有民族特色与周围环境相容的大酒店，集住宿、休闲于一体。在交通方面，小溪只有一条可行汽车的主干道，方便管理，从码头至小溪村可以使用统一的电瓶车。小溪村口至主要景区入口步行不超过十分钟，小溪村内完全有可能执行禁止机动车通行条例。为方便游客和提高娱乐性景区还可以提供自行车。
（三）推广方面
运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效应。首先，是开办自身的官方网站。除了开办自身官方网站还可以依托其他浏览量高的网站。例如，政府的门户网站，张家界旅游推广网站等。其次，微博作为互动性、时效性较强的媒体，其有效的行销手段不容忽视。财政收入可观之后还可以在电视媒体上打广告，取得更多的曝光率。
五、结束
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好山好水不应该只是我们这代享有，每一代都应该扮演着合格的传承人角色。我们所称之的现代社会，不是一味追求高耸的大楼，宽广的马路，人们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份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我们应该正视、尊重这个理想。寻找这个理想，保持绿色发展观，放慢脚步以便我们的灵魂可以追上我们的步伐。小溪自然保护区无疑扮演着这样一个人间仙境的角色，用它的沉淀、包容等待着来到这里的人们，而我们作为传承者也应该良性开发小溪。
参考论文：
[1]朱晓清，甄峰.慢城运动对国内城市宜居建设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11.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瑜伽演变；佛教文化；瑜伽教育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3-0387-03
瑜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这一直是瑜伽学术界研究的难题。它关系到瑜伽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的世界化和中国化的重要课题。当前，研究瑜伽操作层面的人比较多，而深入探索其文化内涵及演变规律的人甚少，尤其是现在有一部分人过分追求瑜伽健身的工具理性，而忽略瑜伽朴素的育人的价值理性，从而导致目前国内瑜伽教学与社会实践存在重健身，轻育人，重形艺，轻思想的现象，进而促使其面临“异化”的挑战，这对于瑜伽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深入研究瑜伽的演变历程，对于我们探索系统的“瑜伽教育”，促进瑜伽持续健康发展颇有意义。
1瑜伽的起源
关于瑜伽产生的时空及特点，国内外众说纷纭，原因是古代的印度不重视历史文字的记载，这就给人们研究瑜伽的演变问题增加了难度。回顾瑜伽的演变历史是国际养生文化的“圣旅”，对于揭示瑜伽的本质及其特点颇有学术价值。
1．1瑜伽的渊源人们最早在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摩亨约-达罗和哈锐帕城中的古老的废墟里，挖掘出了刻载瑜伽姿态的史前文物。因而有专家指出，瑜伽至少在5000年前已萌芽。［1］还有人认为瑜伽产生的时间早于佛教。因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进行瑜伽打坐而顿悟成佛的。［2］据一些瑜伽大师介绍，有关瑜伽的资料早在古老的梵文经典文献《吠陀经》中就有多处记载。人们从约5000年前口述的古老文献《薄伽梵歌》第四章，找到了描述前人修行瑜伽的论述：“ 我将这不朽的瑜伽科学教给太阳神韦瓦斯万，然后，韦瓦斯万又把它传给人类的祖先曼努，曼努又把它教给依斯瓦库。”“这门至高的科学是由师徒一脉相传下来的，因此连圣明的国王也得以明了此门科学。但不幸的是，这一脉相传因时间的变迁而断了线，因此这门科学也似乎就失传了。”“今天我向你传授这门古老的科学与原始之初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虔诚崇拜者，也是我的朋友，因此你应该能明白这门科学其超然不凡的奥秘。”因此，从多方面考证，瑜伽产生的地点是古印度，时间大约是5000年前。［3］
1．2古代瑜伽的特点古代瑜伽首要特点是具有宗教情怀。瑜伽自产生之初就受印度主流文化婆罗门教影响很大。瑜伽虽不是宗教，但宗教思想对其影响很大。［4］宗教主要的目标是教导人建立一种普世性的“善”，即天下的人都是友好相处的一家人。例如，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净土”、道教的“仙境”等，皆求“博爱”。佛教提倡的普世性的善是“普度众生”，即天下的人都要有善心、爱心、宽容之心。佛教，对待现实教人做事不功利，即“不求今世，求来世”；对待未来，永无止境地超凡脱俗，向“神圣”（超越自我）连接。因此，人们胸怀上述“善”的境界修炼瑜伽，有利于形成公德，促进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古印度因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四季更迭，昼夜交替等变化，皆信为神所左右，故对自然界中万物之神―梵顶礼膜拜。［12］尤其是，佛教依据“缘起法”产生的“四圣谛”，即世间的苦、苦的原因、苦的消灭、灭苦的方法，对瑜伽摆脱世俗之痛苦，促进个体知觉自我与神圣境界超我的“联接”，以求明心见性，健身育人的影响颇深。特点二是思想丰富。瑜伽修持的秘要是理论与功法相结合。理论内容主要体现在以哲学、宗教（主要是佛教）为思想基础。特点三是回归自然。据记载，瑜伽修持者开始只有少数人，一般在寺院、乡间小舍、喜马拉雅山洞穴和茂密森林中心地带，模仿自然界中的植物和动物姿态加以调息，以求预防和治愈身体疾病，为储备通往最高境界的身体能量奠定基础。特点四是提升人的境界。在古印度，人们相信通过瑜伽能摆脱轮回的痛苦，内在的自我将与宇宙合一；当瑜伽修行者在深沉的静坐中进入最深层次时，就能感悟生命的至善境界，获得个体意识与宇宙的结合，唤醒内在沉睡的能量和善意，达到最高的开悟和最大喜悦（明心见性），从而与神圣（超我）“连接”，进而使人求生的欲望更强，更热爱生活，更向往未来。这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健身育人的思想。［4］可见，瑜伽大约产生于5000千年前的古印度，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它具有普世性、朴素的健身育人的思想，这是抵制当今瑜伽“重物轻人”的异化倾向，研究“瑜伽教育”的思想源头。
2瑜伽的形成
据资料表明，瑜伽养生体系是在约2000年前由帕坦伽利创编的闻名世界的《瑜伽经》问世后，随着国际上有关研究与实践日渐多样化而逐步建立的。帕坦伽利提出的瑜伽哲学原理，被公认为是通往瑜伽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其突出贡献是促使瑜伽的特点更鲜明，并更富有理性。
2．1瑜伽形成的特点《瑜伽经》问世后瑜伽逐步形成了如下特点：一是文化含量增加。瑜伽从言传身教到有比较系统的文字记载是瑜伽起步阶段的革命，尤其是印度现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创建的“整体瑜伽”学说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瑜伽的宗教意义，使传统瑜伽改变了脱离现实生活的特点，向大众化、生活化和普世性转变。［10］二是瑜伽门派增多，表明它日渐成熟。瑜伽最初由瑜伽的信徒和苦行僧发展了不同的派系。各派系所倡导的理念各不相同，其中大小派系有上百种。约在2000年前伟大的圣人帕坦伽利把各派系瑜伽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梳理，将瑜伽归纳为八支分法瑜伽（王瑜伽），并精简扼要地写入了《瑜伽经》。之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瑜伽流派，即哈他瑜伽（也称之为日月瑜伽）。虽然瑜伽派系很多，但在传统瑜伽中具有主流代表性的瑜伽派系有如下几种：八支分法瑜伽（王瑜伽）、业瑜伽、智瑜伽、哈他瑜伽、昆达利尼瑜伽和爱心服务瑜伽。三是身心双修，健身育人的思想日渐浓厚。《瑜伽经》形成之后所产生的节食、禁欲、法等，与咒语（对做坏事的谴责）、手印、身印、尚师结合，形成了一系列修炼肉体和精神功法的依据。四是瑜伽的理性增强。这是瑜伽从蒙到形成的分水岭，其标志是人们对瑜伽连结“自我”与“超我”、促进人身、心、灵和谐发展的本质开始有所认识。［5］
2．2瑜伽本质的形成何谓瑜伽本质？它给人何恩惠？皆是人们研究瑜伽追问最为强烈的问题。这也是人们研究瑜伽富有理性的表现。在古代，“瑜伽”原意是“驾驭牛马”，帮助人达到最高“善”的目标。印度瑜伽大师艾杨格认为：“瑜伽”这个词来自梵语词根yuj,意为联合、加入、结合和束缚，即把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真正连接，即“自我”与“超我”的连接。印度瑜伽大师摩诃迪瓦・德赛认为：“瑜伽”意味着对身体、精神和神的崇敬以及对所有这些力量的驾御；它意味着对人类的智力、大脑、情感、意志的规范；它还意味着精神的平衡，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均衡地审视生活的所有方面。［3］在《瑜伽经》中认为瑜伽的意思是“连结”，它和英文中的“yoke"有相同的意思（轭），它源于梵文“yoga”（瑜伽）一词。yoke的意思是根据古代的农耕方法把两头牛连在一起，但后来人们将它理解为身与心统一，人与神统一，低级自我与高级自我的统一，即“自我”与“超我”的连接。［5］“瑜伽”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吠陀》中也被表述为牛马上驾具、获得神通、联系等。［6］美国瑜伽协会编著的《瑜伽哲学》认为：瑜伽一词源于梵文音译，有“联系”之意，即人类本能从较低部分到较高部分的“结合”，这也意味着人与最高的宇宙万物之灵相同化，并从痛苦中获得解脱。［5］印度三圣之一、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室利・阿罗频多在《瑜伽论》中指出，“将凡夫个人的知觉性与神圣者相接，乃瑜伽的正本真元。”［7］这实质是将“自我”（有觉悟的常人）与“超我”（理想的神圣的人）的连通。尽管众多学者对瑜伽认识有所不同，但趋向统一的观点认为：瑜伽是将“自我”与“超我”连通，以改造人的灵魂，增进身心健康的养生运动，其本质是连通“自我”与“超我”增进健康。这是瑜伽区别于其它任何体育项目和养生运动的精华所在。它是凡人向超人接近的、健身和“育心”相结合的教育手段，是人类养生的文明。可见，瑜伽很早就已具有普世性的高境界的教育内涵，它有助于培养当今中国社会需要的具有和谐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民。
综上分析，瑜伽作为系统的养生功法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帕坦伽利在2000年前编撰的《瑜伽经》及有关研究成果，其次要归功于室利・阿罗频多在现代创建的哲学思想“精神进化论”和“整体瑜伽学说”。他们使瑜伽的定义、特点、功法的类别日渐清晰，为瑜伽从古印度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抵制当今瑜伽“异化”和研究促进人身、心、灵和谐发展的“瑜伽教育”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3瑜伽的发展
瑜伽在公元7世纪伴随着佛教渐进地传入我国，19世纪后陆续输入欧美等国。
3．1瑜伽在中国的传播有资料记载，瑜伽传入中国早于佛教，但它大量的思想和功法传入我国还是伴随着佛教的引进力度加大而来的。公元七世纪以来，尽管国内对引进佛教争论很大，甚至有好几位皇帝主张灭佛，但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多，佛教还是引入中国。佛教中国化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它最终能被中国接受，主要是因其有适应中国人特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使得禅、佛、庄老、道教与儒学结合，诞生了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佛教在中国经数百年的传播，最终在隋唐时期创立了禅宗。此后，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由儒、道、佛三种文化构成。道家重治身，求现实；佛家重治心，求未来；儒家重治世，求中庸。儒、道、佛三种文化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佛教核心是“如何解脱”和“如何修行”。目前，国内一些知名学者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最高产物，是一种人文宗教、人世宗教。”“禅宗直逼人文内核，即'自我超越'的完善，是更深层次人文精神。”禅宗是瑜伽的重要内容之一。瑜伽的思想和禅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对佛教禅宗的“认同”，也就是对印度瑜伽的“认同”。所以，研究瑜伽文化，有助于对佛教文化进一步地了解。［8］近代文学大家林语堂先生所著的《坡传》中，记载了宋代伟大诗人苏轼与其弟苏辙都曾练过瑜伽。例如，东坡的按摩保健就来源于印度瑜伽术，并完全是按有关印度瑜伽经典实践的。瑜伽术还帮助坡度过了人生的许多艰难险阻，使其顺利地度过三次痛苦的失恋和事业上惨遭失败的沉痛打击。他通过瑜伽术的修炼，培养了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最后终于克服困难，超越了自我。［9］由此可见，瑜伽在中国古代就具有一定的超越自我、追求神圣、健身育人的教育价值。
3．2瑜伽在世界的传播据考证，瑜伽传入欧洲是在100年前。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闯入了法国的上流社会，用静息暗示的方法以及佛教“普度众生”的“大爱”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的理念相融合，为那些神经过敏、失眠多梦、心悸怔忡的人医治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收到了特殊的疗效。他的治疗方法被人称为“异术”，并在贵族中流传开来。当然，此时许多欧洲人对瑜伽还比较陌生。后来，因瑜伽“大爱”思想和柔和异特的健身功效的影响日渐增大，以及伴随印度现代著名的大哲学家室利・阿罗频多的著作整体吠檀多论，又可称为“精神进化论”和“整体瑜伽学说”的创立，促使瑜伽从欧洲逐渐向世界广泛传播。［10］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靠经验的感悟来证明瑜伽健身和教育人的效果，尽管有少数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瑜伽的健身的生理机制，但至今许多有关健身的根本问题还处于模糊状态，由此可以断定瑜伽目前尚属于前科学阶段。然而，瑜伽之所以能在世界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普世性育人思想的养生方法。它不仅能增进身心健康，培养坚定的信念，克服困难战胜自己，而且还能帮助人们消除私欲，净化心灵，唤醒沉睡的“潜在意识”，彰显其真善美 “精神”的本性，并能从困苦中解脱出来，进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可见，瑜伽在西方传播的初期就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13］
3．3瑜伽教育在中国创立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张蕙兰女士在电视上演播瑜伽功法，瑜伽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但目前国内有关瑜伽的研究与实践，大都热衷于探索其强身健体的工具理性等“物化”层面的东西，而将瑜伽作为强身健体的科研项目或教育过程进行系统研究的人甚少。尤其是，有人过分将瑜伽作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导致其“异化”，从而丧失朴素的教育思想。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如何将瑜伽与教育结合，构成瑜伽教育，以求促进瑜伽健身的工具理性与与育人的价值理性相统一（健身与育人的统一），从而使瑜伽朴素的教育思想得以升华。因为瑜伽与教育结合，与原始的“运动”和教育结合后，形成“体育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增大其健身和育人的可靠性，这是一项富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近几年，吉林体育学院武术系养生教研室在国内率先研究与实践了《瑜伽教育课程》，课题组成员力求用现代教育思想，去丰富瑜伽朴素的健身育人的理念，使其更富有现代的普世性和科学性。课题组成员认为只有研究瑜伽的本质、演变历史，以及瑜伽教育，才能使瑜伽固本培元，才能促进瑜伽科学化，才能使其彰显人性，才能使其经久不衰地中国化、国际化和科学化。为此，课题组首先研究了瑜伽教育是瑜伽与教育结合的产物。瑜伽教育是以瑜伽为手段，促进人身、心、灵和谐发展的养生教育。其中，瑜伽教育提倡“身”与“心”的和谐发展是指增进人的身心健康。其中，“灵”是心灵，其发展是超凡脱俗，使人不断向“大爱”挺进，逐渐成为一个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当今，在中国抵制体育物化、科技异化、社会物化，建立积极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认真研究瑜伽教育促进人的“身、心、灵”和谐发展的核心问题确实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瑜伽教育是具有普世性“善”的内涵，所以研究它对于唤醒人沉睡的善意，培养“身、心、灵”和谐发展的世界公民，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瑜伽过于神秘和玄奥的宗教思想及行为进行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还着力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研究“瑜伽教育”的思想、原理和方法，使瑜伽正本清源、以新的境界返璞归真，也就是使瑜伽在回归其朴素的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理论研究，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检验，深受广大学生、教师和社会参与者的好评。尤其是，北京体育大学瑜伽学者许声宏和于菲菲，在第八节体育科学体育大会发表学术论文，对吉林体院开设瑜伽教育课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是我们追问瑜伽本质及历史演变的真谛所在。它符合我们将瑜伽健身的工具理性与育人的价值理性相统一，创建瑜伽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以推动瑜伽作为一种养生文化面向中国和世界广泛传播的初衷。［14］
4结论
1) 瑜伽源于5000年前的印度，它自产生之初就带有佛教与人为善的朴素的教育思想，其思想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得以进化，但因当今人们受“重物轻人”社会思想的影响，导致当今国内瑜伽教学与实践存在重健身，轻育人，重形艺，轻思想，进而促使其面临“异化”的挑战。
2) 瑜伽是连接“自我”与“超我”，改造灵魂，增进身心健康的养生运动。其本质是连接“自我”与“超我”增进人健康。瑜伽教育是以瑜伽为手段，促进人身、心、灵和谐发展的养生教育。前者重健康，求生命数量；后者重“健康育人”，更求生命质量。后者是将瑜伽健身的工具理性与育人的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瑜伽中国化与世界化的途径。
3) 研究瑜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促进瑜伽与教育结合，培养具有普世性“善”的身心灵和谐发展的世界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瑜伽过于神秘和玄奥的宗教思想及行为进行“扬弃”，以促进其面向中国和世界健康发展，这就是我们回答瑜伽向哪里去的初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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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哲学论文范文5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于2012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首期“积极心理与学校文化建设高级研修班”，学员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希望多组织类似活动。为满足广大读者和学员的需求，“积极心理与学校文化建设”研修班将开办第二期。
本期研修班拟于11月14日至16日在宁波外事学校举行。这是一所致力于回归育人本质，关注学生发展和教师幸福的学校；这是一场全程感受特色的体验式研修。本次研修将以积极心理导入学校文化建设为理论基础和目标追求，以促进学校和谐发展、师生健康幸福为己任，以解决问题、开阔视野、拓展人脉、丰富资源为研修特色。欢迎广大新老读者朋友积极参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
承办单位：浙江宁波外事学校
二、研修内容
模块一：探索篇
积极心理学原理及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基于积极心理的学校文化建设新思路；
学校文化建设及其心理动力；
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引领师生幸福成长；
学校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及积极品质形成的影响……
模块二：体验篇
由宁波外事学校校长陪同参观教学楼、剧院、实训楼、图书馆、荣誉墙等，寻找这些典雅大气的建筑背后的理念和文化；
从饱含教育哲思的各类手稿中，感受一位校长对教育的信仰和激情；
在舒适的教工餐厅、咖啡馆用餐、休闲，体验外事学校教师如何幸福工作、品质生活；
与师生座谈、交流；观摩艺术教学，感受学生阳光自信、富有教养的精神风貌；
从校徽、校服、路标、文化杯、文化笔乃至纸巾盒等细节中感受其高雅的品位、对完美的追求以及国际化的品质……
三、授课专家
此次研修拟邀请学校文化和积极心理领域权威专家和一线知名校长，以及知名企业家，部分专家简介如下：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心理学学部召集人。
林崇德教授长期致力于思维理论研究。在过去的30余年中，林崇德教授围绕儿童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开展了大量有关中小学生智能促进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促成了思维理论领域的重大突破。林崇德教授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维（认知）结构理论。
林崇德教授科研成果颇丰。先后主持了10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点项目，发表的文章被SCI和SSCI收录20余篇（既包括，也包括会议报告，这些会议报告被SSCI收录），被CSCI和CSSCI收录200余篇；先后出版专著共16部；曾组织全国400余名心理学家主编了630余万字的《心理学大辞典》；组织全国重点高校和中科院心理所等单位从事临床、医疗、教育、管理、工程等应用心理学研究的12个领域的专家耗时8年编写了12本应用心理学教材；组织国内知名发展心理学专家翻译800余万字的《儿童心理学手册》，在心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杰
原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十佳青年校长，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十大读书成材标兵。近年来，郑杰校长致力于学校重建，在北郊学校尝试建设现代学校文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他对社会转型期校长角色变迁、教师身份变化、学校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师生的生命质量与人生幸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思考和实践，因其观点新锐而独特，被称为“另类校长”。 曾因致力于学校重建，大胆尝试现代学校文化的改革，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著作有《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没有办不好的学校》《给校长的建议》《学校的秘密》等。
任俊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极心理学会理事。任俊教授主要从事积极心理学研究，近年来曾先后在国外SCI＼SSCI、国内CSSCI等杂志多篇，其中大部分论文都和积极心理学相关。主要发表的杂志有《中国科学》（英文）、《科学通报》（英文）、《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新华文摘》、《心理科学进展》等，并出版个人专著、译著多部，与积极心理学有关的主要有《写给教育者的积极心理学》（专著）、《积极心理学》（专著）、《认识自己 悦纳自己》（译著）等。
2005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7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进步奖”，2011年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马健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6
基姆湖是德国巴伐尼亚州最大的湖泊，依傍在阿尔卑斯山下，位于举世闻名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和德国慕尼黑之间，面积约80平方公里。基姆湖上有许多个性鲜明、风景迷人、大小不等的岛，本次国际道教会议就选在湖上最美丽的小岛――女人岛上召开。
基姆湖上的女人岛状如一条小鱼，岛虽不大(沿着岛边散步，不到一小时可将全岛走遍)，但风光秀美。岛上到处是几百年以上的老古树，树林间有花园草坪，点缀着一家一家布满鲜花和藤萝的小木屋，安静幽详。岛上有座创建于十三世纪凯尔大帝时代的女子修道院。教堂的钟楼矗立在幽岛古树之中，当夕阳照在湖面上，教堂传来的悠扬钟声就别有一番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静穆韵味。女人岛亦因女子修道院而得名。别看这是一座古老的女子修道院，现在她可是每年要接待数百次国际会议的地方。修道院有完善的现代化会议接待设施，可同时容纳数百人吃住，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多媒体会议厅(室)。这次国际道教会议就选在这座女子修道院召开。
据知，“道教与现代”国际学术大会，为2000年以后由中国四川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有关学者所发起，遂得到世界各知名大学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响应。2003年，首届大会由美国波士顿大学承办，在美国召开，到会专家学者近百人。2004年，第二届大会由四川大学承办，在四川成都召开，到会专家学者近200人。本次为第三届大会，会议由德国慕尼黑大学承办，在德国巴伐尼亚州召开。本次大会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奥地利等欧州国家的专家学者约260人。从历届会议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的人数不断剧增，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孕育出的“道”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越来越发现她会给现代人类以及未来人类带来终极关怀。尤其在德国，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受到关注与热爱是由来已久的。据说，在270多年前，德国已有专门研究中国道家学说的人员和机构。20年前，有调查显示，平均6个德国人拥有一本老子《道德经》译本。现在听说在德国，研究中国道学和儒学的汉学家很多，《道德经》的不同译本就有20多种。仅我所熟悉的何静文(中文名)和英悟德(中文名)两位女土，分别是波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她们对中医及气功，特别对道家内丹养生很感兴趣。我与她们相识也是由此结缘的。
这次会议，中国内地参会人员有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当杂志社专家学者15人，和来自白云观、缙云山的道教界人士3人，共18人。我们与所有与会人士对本次会议安排在基姆湖上的女人岛召开十分满意，深切感受到会议举办方对会议地址选择的良苦用心。因为，人们到了这个古树、绿茵、藤萝、鲜花、木屋、野渡、教堂、钟声、远帆、倒影，野鸭从头上飞过，麻雀在脚边啄食的地方，道家的天人合一概念也就无须作什么解释了。身处其境的我们甚至会生出些惭愧的心情，产生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故乡，如今却难以找到像这样一片天人合一的圣洁之地!而对中国道家文化十分向往的异国他乡之人，不仅早已在默默地营造道家天人合一的生存现实，而且继续在道家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更完善的生存寻找妙方。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本次国际大会参加报告的论文共有99篇，内容涉及到道家哲学、美学、养生、医学、人物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广泛。这种绚丽多彩的内涵上的“九九归一”，好像也在寓示着中华民族伟大的“道”文化，未来有可能是人类唯一可以共享的文化成果，和唯一可亲可近可以实在受用的终极关怀。尽管世界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都出现过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宗教，它们本质上都在探寻天人之间的真理，都有着向善的宗旨和愿望，但往往它们的个性化特征较为固执，不像道家思想，一开始产生就是为全人类着想，虽然产生于一个民族之中，但她却没有民族的狭隘性，相反却可以汲取任何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和思想体系。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只有在诞生和延续了道家文化的中国，才可能允许她传播，才可能产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圆融性道教。因此，可以说，道家思想与道家文化本来就属于全世界，全人类。所以，今天全世界人民如此关注她，热爱她；利用她，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诞生于中华民族的道家文化，要被全世界人民所了解，要为全人类造福，现在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条路无比宽敞，无比光明。正如本届大会的闭幕式上，女子修道院的主持说：“这次‘道教与现代’大会，我参与了筹备工作。但‘道’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既然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士在关注她，研讨她，热爱她，说明她肯定是非常好的。既然它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为之做一些服务的事情也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事。”记得会议期间的一次闲暇，何静文女士向这位修道院住持介绍我，她通过翻译跟我说：“记起您来了，您办护照签证，因为护照上的时限不够，还是我向内政部一位熟悉的官员打招呼，作的特别关照呢。”可见，她所说的服务是真诚的，是非常具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