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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制度论文范文1
1.国有控股公司研究主体的界定国有控股公司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后,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结果,是指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股或控股地位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失灵而产生的供给不足。从英国和俄罗斯铁路运营公司改革的成败经验来看,国有控股公司是重要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
2.财务治理结构概念的界定与财务治理结构相近的词有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机关制度等等。之所以有不同的称谓,是因为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和对CorporateGovernance翻译的不同。从现代企业制度来看,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法人财产权与终极财产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所有者将财务资源委托给具有专长的经营者经营管理,是一种财权的委托和受托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财务活动。但是,如何确保经营者按照所有者的利益目标去做,如何将财产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进行科学分配,就产生了基于财权分配的企业制度安排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内容即财务治理结构。根据现代财务分层理论[1],将财务治理结构分为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和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3.国有资本人格化行为假设国有资本的产权特征表现为公有制,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其基本特征。集体所有权是由每个人所拥有的产权份额构成的,作为产权所有者必须采取集体统一行动才能行使其产权权能;作为产权集体所有者中的单个人既没有特殊的权力决定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处置,也不能单独索取剩余收入中的相应份额。所以,产权集体所有者必须通过法律或其它合约的方式授权某个组织行使其产权权能,即国有资本的人格化[2]。国有资本人格化的主体有哪些特征呢?和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有哪些不同?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特征表现为“经济人”,即人是自私的,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如果研究国有资本人格化特征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集体产权必须分割成不同的份额并转让给个人,即私有化,否则理论推演的结果只能是相互矛盾。为此,提出“集体经济人”概念以区别“经济人”概念。集体经济人作为国有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其行使集体产权权能时,首先要充分代表个人的经济价值取向。个人资本是逐利的,国有资本同样是逐利的。但是,当由于市场失灵造成某种产品或服务不足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下降时,国有资本又必须从改善整个社会福利出发,服务于集体。有的经济学者认为,社会福利应当由政府来解决,而不是企业。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只不过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企业这种制度安排对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更有效,更能增加集体中每个人的效用,就应当由企业承担,否则,应由政府承担。作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提供社会福利产品或服务时,应当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弥补其经济损失。所以,集体经济人假设与经济人假设不同,但是并不违背经济人假设。
二、国有控股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1.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国有股股东有双重身份:既是国有资本的产权代表,又是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的人。作为产权代表其本身没有控制权和剩余追索权,也就没有动力行使股东的权利。作为人,国有资本运营的成败对其个人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他有动力行使股东权利,以期未来控股上市公司业绩的提高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人力资本回报。但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人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存在一定的竞争,因为国有股股票和法人股股票的非流动性,国有股股东无法获得资本利得,投资收益的来源只有微薄的股息,甚至股息都得不到。而且控股上市公司业绩只能按照控股比例记在控股公司的账面上。所以,作为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有将控股上市公司的利益转移到母公司的行为动机。事实上,我国有不少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控股母公司的“自动取款机”了,即控股母公司凭借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将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等转移到控股公司或下属企业中去。大股东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造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瘫痪”。大股东的这种行为动机也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控股上市公司资金的不断“抽血”,和无效地收购控股公司旗下的资产,造成上市公司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上市公司只好铤而走险,虚拟会计利润,从股市上筹集更多的资金。中小股东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较小,决定了他们行使股东权利的消极性。中小股东成了股东群体中的弱者,在上市公司少分甚至不分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风险极高的资本利得。在严重“套牢”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指政府或集团公司等)的身上。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主要因为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中,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在利益目标取向、风险偏好、信息优势和产权权能行使成本上有明显的差异,造成股东内部利益的冲突。利益目标取向不同。大股东作为集体经济人,不仅要追求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而且要追求社会福利的改善,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国有控股自来水上市公司就不能依靠自身自然资源垄断的优势依据水的供需按照市场原则调整水的价格。而中小股东作为经济人,投入的是私人资本,追求的目标是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没有改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下降时,中小股东已经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如果再让他们投入资本来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等于又受到了一部分损失。中小股东之所以投入私人资本,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能够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损失给以政策上的弥补,这是有风险的。风险偏好不同。国家股股东的资本雄厚,投资范围较分散,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而且国家股的产权代表也只是人的角色,其对风险的偏好是中性的。而中小股东的资本相对较小,投资比较集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作为终极产权所有者,是风险厌恶者。信息优势不同。大股东作为绝对控股股东在信息拥有上比中小股东有优势。大股东对公司重大的财务决策、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经理人员的录用有充分的权力。高层管理人员对大股东代表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否则,他们有被撤职的危险。这就造成大股东有和控股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合谋操纵上市公司的可能。另外,大股东作为产权人,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由终极所有者承担,他们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可以不计较的。而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参加股东大会的成本较高,获得上市公司信息的途径只能是传播媒体、大众传言,而且还要受到“噪声”的干扰。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不同。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参加股东大会的边际成本较低,而且国有股股东或国有法人股股东代表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由派出单位(公司或政府)承担。而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小,行使产权权能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且发生的成本由自己承担。所以,在国有股股票和法人股股票不能流通的情况之下,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的代表具有用手投票的积极性,而中小股东只能选择用脚投票的消极方式。除此之外,作为大股东的产权代表,由于其本身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持股量较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实质上由非产权所有者的“外部人控制”,如果内、外控制人合谋,将造成国有资本的大量
流失和中小股东、职工、债权人等利益的受损。
2.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半公共产品。因为半公共产品的价格可能受到政府的管制,经理人员业绩的评价十分困难,经营者为了增加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惜一切找借口,使激励机制效用失常。作为人,经营者和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之间虽然是委托关系,但二者同时又都是受人之托。所以,经营者可以在增加国有股东代表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所有者人与经营者人之间利益的趋同,使所有者人失去了对经营者人的监督动力。因此,国有控股公司的财权实质上控制在管理层手中,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失去了相互约束、相互控制的机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涉及特殊性领域时,如军工企业、自然垄断领域等,政府必然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如我国政府不准个人持有枪械,但是,军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就享有一定的特权,这种特权的存在,就容易引发一定的寻租行为,造成社会福利的下降。监事会的组成人员多是面临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政府官员、公司元老,他们代表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利益,但是,由于自身素质所限和利益动力不够,他们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监事会成员缺乏有利益动力监督的终极产权代表、债权人代表和内部股东代表、职工代表。监事会成了法律规定的虚设品。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除了内在的制度原因之外,还存在外在的制度缺陷。长期以来,企业上市指标是政府管制下的配额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十分稀缺,市场供应与需求严重失衡。上市指标的争夺成了当地政府解决国企困境的有效途径。指标拿到之后,首先在原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经过资产剥离、整合,实现优质资产的上市,形成当地的上市公司群。然后,上市公司再通过多次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再用筹集到的资金兼并重组当地的困难企业,实现国企脱困的目标。政府利益的膨胀使上市公司筹集到的资金没有很好地用到规定的项目上,而是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投资于兼并重组困难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仍较严重。资产剥离的结果是,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成了一套人马两张牌子的企业,“形散而神不散”。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缺乏独立性,法人财产权不独立。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频繁,利益转移现象增多。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国有股、法人股股票的非流动性,使外部控制机制不能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三、国有控股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与模式选择,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应在扬弃的基础之上,构建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创新模式。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德国的联合决策模式、德国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都反映了公司治理的导向:如何将股东的利益与经营者、职工、债权人的利益协调起来。[3,4]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协同作用的发挥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将更加密切,作为协同伙伴(或客户)的意见也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之一,协同企业也有参与决策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古代儒家的理财观念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财务治理框架的构建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孔子提倡的“义主利从、以义生利”的观念[5],说明诚信、守约是利的根本,言而无信,损人利己必然导致利的枯竭。企业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合同集,各个利益主体应充分考虑到企业整体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优势损害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守“义”要以完善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一套社会制度为前提,生“利”才能有实现的基础。所以,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首先是制度的重新调整。只讲“义”字还不够,对于“不义”要有相机治理的对策。因此,本文提出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多边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财务治理结构目标模式。相机治理是指公司的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合同等,对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公司行为实施制止或索赔。如债权人可按合同规定终止贷款合同,根据破产法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股东可根据法律规定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职工可根据工会法或通过工会组织维护自身的权利。相机治理主要是法律法规等外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部相关利益主体在“疑人”的基础上签订相对完全的合同。多边治理是指公司股东、经营者、职工、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如果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或有证据表明公司目前处于财务困难或危机状态,债权人可以选择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参与财务治理,否则,不应参与公司的财务治理。正常情况下,应由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三方共同治理公司财务。
1.公司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职能的转变、国有资本营运主体的培育与组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产权主体必须实现类似于日本公司的法人之间的交叉持股,通过国有投资公司之间股权的互换实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国家股由“一股”变“多股”,相同国家股,不同利益主体代表之间就可以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另外,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设置普通股和限制表决权的优先股使国家股以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两种身份出现,不仅可以控制上市公司,而且还可以实现有表决权的股权结构的优化。除了拆分国家股之外,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加强与国家股股东在控制上市公司上的竞争。例如首钢、宝钢、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都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而成功上市,这对于股权结构的优化,企业间的相互协作都是很好的尝试。国家股股东与法人股股东并非终极所有者代表,容易产生廉价投票权和监督动力不足的缺陷,这种缺陷的弥补除了上述措施之外,还可以通过中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提高公司内部股东持股比例,强化终极产权所有者对非终极产权所有者以及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力。
(1)建立中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中小股东投票权行使成本制约了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中小股东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行使表决权。这种可以是长期的信托关系,也可以是一次性的委托关系。这种制度也可以和职工持股制度结合起来,通过职工持股会行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因为金融机构的成本比职工持股会的成本要高,而且职工持股会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如果金融机构不是(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取向不完全相同。
(2)推行内部职工持股制度。内部职工既是公司的职工,又是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生产、技术、财务、管理等信息占有比外部股东有优势。内部股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更为密切,他们更为关心公司的发展,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很低。在我国,职工持股有其现实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国有资本的积累与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的没收和赎买;另一方面来源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让农民有其地,工人、知识分子有其股是有客观依据的,也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富民思想的体现。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80年代已经有所尝试,但不规范。90年代,国家体改委、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出
台了相关的制度对内部职工股进行规范。如上海、深圳、江苏、陕西等地较早实行了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试点。职工持股制度的推行可以与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国有股减持等政策结合起来。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允许企业用长期积累下来的职工奖励基金、职工福利基金或公益金等回购国有股份,或企业以职工持股会的名义代表职工筹集一部分资金回购部分国家股。回购来的国家股作为职工持股会的预留股份,再根据职工的工龄、职位、技术职称等计算职工对企业所做贡献的大小,依次作为核定职工持有的股份份额和认购的股款。在推行的过程中,普通职工、技术研究开发人员、部门经理人员和高层管理者可以以现金、专利、专业技能资本等方式认购相应的股份。同时,确立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高层管理者作为管理者,又是国有资本的产权人,必须同时以现金、人力资本两种方式认足国家规定的股份数。为此,国家应出台相应法规明确企业职工的范围、认购股份的方式、资金筹措方式、组织形式、股票流通转让的条件等,实现职工持股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2.公司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完善的关键是如何约束和激励管理层。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容易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引入和管理层相比同样具有信息优势或具有专业特长的竞争对手,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以防止管理层见利忘义。从国际上看,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德国的职工参与制度和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职工作为企业的内部人,对企业比较了解,信息优势是明显的;外部独立董事作为专业裁判在专业技能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两种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管理层“忘义”行为的发生。管理层的利益动机决定其行为取向和工作努力程度。所以,管理层需要科学的激励制度保证其才能的充分发挥,借以实现相关利益者效用的最大化。首先要有正确评价管理者业绩的机制,其次是要有相应的奖励机制。在激励制度安排上,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年薪制(或高薪制)、股票期权制度。
治理制度论文范文2
我国最早的土地整治工作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但现代土地整治工作起步较晚。国内关于土地整治方面的法律法规、理论体系不够成熟。目前，我国的土地整治管理工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阶段［6］。解放初期的土地整治主要是调整土地权属、改善土壤肥力状况、治理南方水土流失、配套农业基础设施等。直到199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成立了土地整理中心，新一轮的土地整治工作才开始。为了协调人地关系、切实保护土地资源，国家先后制定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总体目标和“占补平衡”的政策，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来保证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入21世纪，有关土地开发整理的基础理论和工程设计模式、方法不断增多，内容也逐步趋于全面。国家先后制定了《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等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此外，各地方结合自身情况又制订了许多制度规范，为开展土地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前期的土地开发整理只重视土地的经济效益和面积，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效益和质量，后期的土地开发整理逐步重视土地的生态景观功能和耕地质量，力求实现土地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大化，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11年，总理提出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再建成2667万hm2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对此，国土资源部特颁布《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进一步规范各地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活动。2013年11月，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土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土地整治工程施工监理规范》对土地整治的验收、监理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土地整治制度建设正在不断趋于完善。我国台湾地区把土地整理称为土地重划，其主要实施依据源于《农地重划条例》，它对土地开发整理的方法和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2贵州省概况
贵州省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典型发育地区，以丘陵山区地貌为主，全省山地面积占61.7%，丘陵面积占30.8%，宜耕平地面积仅占7.5%，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素有“地无三里平”的贵州由于近年来建设用地侵占耕地面积不断加大，导致耕地资源奇缺。为此，贵州省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土地整治项目以扩充耕地资源。通过土地整治为今后规模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搭建平台［7］。至2012年底，贵州省石漠化治理面积逾100万hm2，森林覆盖率提升20多个百分点［8］。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以及土地整治专题资料，2001－2012年，全省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6.79万hm2，累计开展土地整治项目13000多个，通过土地整治增加耕地11.99万hm2，总体完成了全省的耕地占补平衡任务。在开展整治项目过程中，贵州省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整治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为进一步推动贵州土地整治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和技术支撑，确保土地整治工作稳步有序开展。如《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规定》《贵州省财政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等。从项目选址到最后竣工验收都有一系列规程制度管理。项目实施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制、公告制。从2011年3月1日起，《贵州省土地整治条例》在全省正式施行，贵州省土地整治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9］。贵州省制订的《贵州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指出贵州省2015年将建成40万hm2高标准基本农田，对此，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拟出台相应规范指导省内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开展。
2.1实行项目法人制度和项目公告制度
土地整治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法人，根据项目级别，一般情况下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其职责包括项目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质量监管、资金筹措和使用等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项目施工之前由承担单位项目公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项目公告内容:项目名称、位置、建设规模、新增耕地面积、项目总投资、土地权属情况及负责项目各阶段的单位等。
2.2实施项目工程招投标制度以及合同管理制度
所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工程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和单位一般采用竞争性谈判确定。各级国土部门负责制定项目工程施工招投标方案，在报经上级监督部门批准后工程施工招标公告，在公证、纪检、监察等监督单位的参与下，举行公开招投标，从而确定项目工程施工单位。项目法人与中标施工单位签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承担单位、实施单位、施工单位相互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由双方以合同方式约定。项目资金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支付。
2.3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
土地整理监理是指监理方受业主委托，根据土地整理的相关要求确保土地整理专业化的外部监督管理活动［10］。项目法人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每一个土地整治项目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通过工程监理能有效地控制土地整理工程建设的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和工程投资，能高质量地进行工程建设合同管理及协调土地整理工程建设相关单位的工作关系。
2.4实行项目竣工验收制度
国土资源厅专门编制《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办法》(试行)，对竣工验收的各项内容有详细规定。全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行分级验收，验收分技术评定和结果确认2个阶段进行。项目竣工后，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报请有验收权的国土资源部门进行验收。市级项目和省级项目验收前，县级国土资源部门要经过初验，要抽查60%以上的工程量。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规划设计执行情况，项目计划任务完成情况，工程建设质量、资金配套与使用情况、土地使用管理与工程管护措施，土地权属管理、档案资料管理。
2.5实行监督检查制度和资质备案
国土资源部门是土地整治的监督管理部门，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有权检举、控告以及投诉。国土资源厅专门编制《贵州省财政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对经费进行管理，省、地、县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财政性资金的项目安排及有关经费的使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土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密切配合，对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加强审计。对于省级土地整治项目，国土资源厅和财政厅也要对项目进行监管。从2012年4月9日起，省国土资源厅对参与土地整治活动的各单位、公司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即所有从事土地整治方面工作的单位和规划人员都要在国土资源厅备案登记。根据贵州省土地学会公布的信息，至2013年底，全省具备土地规划甲级机构2家，乙级机构89家。根据2012年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全省具有测量资质单位384家。这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管理保障和技术保障。
3存在的问题
3.1项目立项随意，公众被动参与
土地整治项目选址过于随意，缺乏科学性，政府主导色彩浓重。政府扭曲土地整理的目的，单纯地追求项目规模大，把土地整治看成是地方投资项目或换取建设用地指标的手段，而忽视了该地区土地整理是否有必要性。缺乏对群众的引导和宣传，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较差［11］。项目选址、立项之前没有经过公众参与决定，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政府强制性投资行为，未体现公众意愿。虽然在规划设计时村民签署了各种意见书，但由于农村村民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薄弱，难以体现真正的民众意愿。村民只知道这个项目已经确定要开展，需要他们签字、征求规划意见，而没有决定这个项目该不该开展的权利。
3.2资金管理漏洞多
不少土地整理项目变质，从整理土地变成修路。很大比例资金用于与土地整理关系不大的道路建设，资金未用到正题上。尤其是土地平整工程，在计算填挖方量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超限误差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精确度。在预算时部分费率的选取不符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的规定［12］。另外，把乡镇政府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这不利于资金监管，不仅存在挪用拖欠的风险，还会造成上级部门监管困难等。
3.3许多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土地整治项目通常都是省市一级的投资项目，且涉及耕地占补平衡，影响地区发展。专家评审时受政府的干预强，往往要承受政府方面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在可研阶段审核制度不到位，在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基本上是全部通过，这不符合实际。在评审规划设计时，缺乏系统的评价标准，使得规划设计不合理。例如贵州省贵定县某土地开发项目所设计的蓄水池全部规划在田间道生产道边沟上，布局不合理;一田间道最大坡度超过20%，完全不符合道路设计。设计不合理造成整治资金和土地资源浪费。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绝大多数项目都要做变更设计，有的施工单位为避开高难度作业地段(如道路涉及大面积爆破作业)申请变更规划设计，使得规划缺乏法律效力。项目管理配套制度建设滞后和惩罚措施缺乏，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
3.4缺乏后期管理维护制度
项目往往出现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沟渠堵塞未及时清理影响灌溉，田间道损毁不能及时补修。项目业主一般情况下是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政府在取得业主管理费用之后，往往不再重视项目区维护。目前没有对后期管理责任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责任模糊化直接影响整理区各工程设施的有效使用年限，导致不经济现象产生。
3.5土地整治法律效力低
目前我国土地整治缺少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发挥土地整治的法律效力。虽然各省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出台了一些规范、条例，但其法律约束力不强，现实操作中缺乏强制力，对各项目负责单位没有有效规范力度，效果甚微。尤其缺少生态工程方面的规范和制度，规划设计中每涉及到生态工程就是种植行道树、播撒绿肥等寥寥几字。
4对策建议
4.1建立一套系统的土地整治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专门的土地整治法规。高效力的规章制度是高质量执行土地整治活动的前提。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制化的土地整治使得规划、管理等行为更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整治管理的主要依据。二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要加强项目监理体制、资金审计制度，确保项目的质量以及资金利用的规范合理。建立项目后期管护制度，以保正整治工程的可持续利用和长期效益。
4.2建立项目纠察制度
由国土资源厅定期组织省外专家对省内各土地整治项目进行随机抽查评价。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报告、投资预算、施工质量等进行核查，并建立评价考核体系，对考核不合格的项目，按情节轻重追究相关单位、人员责任，对高质量的整治项目予以表扬。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学习、考核，提高行业人员素质。
4.3建立统一的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库
将历年来开展的土地整治项目统一录入专门的数据库中，内容包括项目地址、规模、参与项目的各负责单位以及项目的各相关资料，如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投资预算书、监理日志、竣工验收资料等。为以后的数据查询、责任追究、新项目选址意向等起到高效率管理作用。
4.4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推动土地整治公众参与的最大动力来自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规范，而非政府鼓励或舆论呼吁［13］。首先政府要保障土地整治项目基本信息及时公开，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接受公民的监督。建立畅通的土地机制，使公民的意见、问题能得到及时的反映。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政府宣传等途径加深公民对土地整治活动重要性的认知。在全省范围内成立土地整治公众监督团体组织，对政府土地整治行为实行监督、提供建议。
5小结
治理制度论文范文3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同注[10]，第151页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治理制度论文范文4
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学校根据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需求、学生和未来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国家方针与法令法规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办学理念，它包括办学宗旨、办学方针、育人目标、办学特色、发展目标、管理机制等部分。这些办学理念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行为，远期发展规划如何转化为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关键要建立的目标计划体系。全面目标计划体系将学校近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分解转化为学校各学年的目标任务。据此学校制定学期工作计划，各部门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制定部门工作计划，直到具体岗位与个人。各层面的目标具体全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工作计划分层制定，分层审批，分层管理。总目标指导分目标，分目标保证总目标，构成一个全面的目标计划体系，并围绕目标的实现展开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全面目标计划体系与传统的计划管理相比，其创新表现：
(1)多维测定，使目标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学校各项目标是建立在对上一学年质量、团队素质、综合效益的比较，部门之间质量、效益的比较，与同业之间的比较，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数据和情况认真测定、的基础上确定的。
(2)学校内各级各类人员都参与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根据学校总目标和上一级的目标确定本岗目标。
(3)从总目标到分目标全面而具体，目标涉及学校各方面的主要工作，如在校生巩固率指标，学生家长满意率指标，中考指标，高考指标，德育指标，各年级素质教育指标，学生安全指标，教职工队伍建设指标，后勤服务工作指标、成本控制指标等。
(4)目标时时处于受控状态。一是对目标的制定进行评审，确保总目标的可操作性并能有效分解到部门和个人；二是对目标的实施进行监控，把握各部门及个人目标达成的趋势，及时调整措施，确保目标的达成；三是对目标的达成进行验收。学校所有人员都要参与管理并以目标来指导行为。学校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岗位、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过程，都处于目标计划的指导之下。
二、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计划体系建立之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精细、严谨、扎实的管理活动，引导教职工将目标落到实处，落到管理的全过程，而不是将目标束之高阁或秋后算帐。为此，学校需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StandardizationOrganization)首个字母的缩写，ISO9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一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的总称。我国在1992年正式采用了ISO9000族标准，大量于的质量管理。
ISO9000的本质是：建立一个保证及提高质量的系统的管理体系，明确保证质量应达到的基本要求，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各个管理环节的有效控制，使出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以扎实有效的过程管理，确保目标的达成。
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应用ISO9000尚无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借鉴其基本思想和管理模式，结合教育行业和学校管理的特点，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地建立起了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质量管理体系，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大创新，突破了原有的教育思想观念。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1)建立起“教育是服务”的管理机制。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传统的受教育者学生及其家长、社会成为“消费者”，学校的教职工成为内部“消费者”。学校对内部消费者需求的关注及其和谐成为满足外部消费者需求的保证。在这样的视点下，学校关注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与需求成为必须，学校对消费者是一种服务关系成为必然。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成为学校的核心功能得到了确立。学生是学校的第一类消费者，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信誉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的多元需求成为学校工作的聚焦点，受到全面的关注。这一管理体制的确立规范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服务行为。在教育教学、后勤等各项管理中，对如何确保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学生、家长满意度测评机制，把学生、家长满意度作为衡量学校管理业绩和各级各类人员业绩的关键指标。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强调。
(2)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尽一切可能关注人的需求成为学校管理工作的精髓。在全面关注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并使其确保得到落实的同时，注重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鼓励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在要求教职工努力达到体系中基本标准的同时，以制度鼓励全员创新、创造性工作，不断超越体系的要求，只有做得更好，而没有最好。
(3)坚持全面、全员、全程管理。一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科研、行政、后勤工作全面进行质量设计并全部进行质量控制，紧扣教育教学这一学校的中心工作，将凡是质量的因素都纳入强化管理的范畴，基本实现了“凡事有准则，凡事有负责，凡事有程序，凡事有监督”。以此为前提，将质量管理的重点向全体学生、学生的全面发展质量以及教育、教学这一中心环节的质量管理倾斜。二是把学校各级、各类人员都做为“服务网”、“质量链”中的一环，强调全员参与和团队配合。同时强化全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学校每个部门、每个人员都有强烈的消费者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抓好过程管理。紧紧抓住教育、教学的每一环节，过程的每个阶段的质量管理，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保证高质量结果的实现。注意对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接口”进行设计和质量控制，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能紧紧围绕着教育质量目标和谐、高效地开展。
(4)规范了对制度本身的管理。对各种文件的制定、审批、修改、印制、发放、保管、回收、销毁等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保障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完整性、严肃性。
(5)管理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具体，指导性与可操作性强。从校长直至每一个员工的岗位职责都建立了文件，使不同岗位人员都清楚有哪些职责和基本工作要求。每项工作都建立管理的流程，说明管理的步骤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工作规范。新入校的干部和教师通过、培训，能在短期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6)充分发挥了纠正与预防的功能。通过事前的预防，过程的检查，事后的及时纠正等一系列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使学校管理不断持续提升。如通过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护导措施、安全教育措施、防火防爆防中毒措施、学校安全工作检查制度等，确保了学生的安全。又如通过家校的沟通管理，既保障了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学校发展状况，又保障了家长的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学校，得到及时解决，密切了家校关系。
(7)强化了监督机制。通过内部质量审核，以科学有效的检查原则、、步骤等，体现了检查的客观性。平时抽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加强了对管理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建立体系后申请认证，外部检查机构必须对学校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审，通过认证后每个学期来学校进行评审，若评审不合格，将被取消认证资格。这种外部驱动机制解决了“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的问题。既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又增强了监督的客观性、公正性
三、全员业绩考核体系
学校两支队伍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始终是学校建设的根本，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质量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保障了质量，但没能有效地解决管理中第一要素“人”的管理、评价与激励，这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和难点所在。我们吸取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创建了全员业绩考评体系(TIP考核体系）。从对象上分，其包括团队考核、个人考核。从考核模块上分，包括过程质量、业绩、职能素质与表现考核。
该体系与传统的考核制度相比，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
(1)用系统的使人与事复合。传统的考核管人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人事部门，管事的权力则分散于各学部领导身上，致使考核资讯相互脱节，学部和人事部门均难以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导致考核结果往往片面、主观。
(2)用联系的方法使团队、个人、业绩成为整体。形成个人à团队à学校，紧紧围绕质量、效益的价值、利益导向，培养团队精神，凝聚整体意识。
(3)用评价链贯通目标à过程à结果，保障目标的实现。
(4)用工作行为的过程，职能素质、能力表现，业绩的统一，促进教职工综合素质的增值、创值，使学校目标的可持续性提升更具保障。
(5)用激励的机制，引导教职工发挥潜能，超越现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创造。
治理制度论文范文5
一、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荀子非常强调人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才的得失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在《王制》篇中指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他认为。君主要求得国家的安定并且有声望，最好的途径就是平政爱民，尊重人才，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在《君道》篇中，他表明了同样的道理：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之所以失天下，“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即国家的安危治乱，根本在于人才。“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即使不能任用人才，但也不能让人才外流，为他人所用，这样，国家才不会出现大的变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作为人君，如果既不爱民，又无重用人才之心，则国家必亡无疑。正如诗经中所说的：“介人维藩，大师维垣。”人才就是国家的屏障，百姓就是国家的围墙。在这里，荀子把尚贤使能提升到了和爱民同样的高度，提出两者都是国家的屏障，存亡的根本。正如他在《致士》篇中提到的：“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他认为君子对于国家片刻不能废缺。一个国家即使有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仍然有可能会混乱，但是有君子而国家混乱的情形，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正如他在《君道》篇中开篇指出的那样：“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如果没有人才作为保证，那么再完善所谓法律条文、制度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人才才是根本。“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而且，他明确指出“：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而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慎取相”，即谨慎地选取人才才是关键。荀子还指出了一个道理：如果君主能够尚贤使能，不仅国家可以安定，而且可以达到事半功倍、身佚而国治的效果。他在《君子》篇中指出：人君“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动，告至备也。”通过这一句话，荀子向天子表明了一个道理：作为君主，虽然脚能走路，嘴能说话，但还是要依靠人才的辅佐帮助。如果下属官员人才完备，那么天子“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詘，形无所劳，尊无上也。”不仅身体没有什么可劳累的，而且还可以得到无上的尊贵，事半而功倍。正如他在《劝学》篇中所强调的那样：“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利用客观事物，而人君要想获得成功并且无身心之累，就必须借用人才来帮助他完成治国大业。总之，人主“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执，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二、选用什么样的人才
荀子理想中的人才即所谓的大儒。他在《儒效》篇中把儒者分为大儒、雅儒和俗儒三种。对于庸俗的儒者，荀子尖锐地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只能起到扰乱天下的作用，“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仪而杀诗书。”其本质不过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是一群靠吹捧先王而骗取衣食的骗子而已。而且，他们攀附权贵，唯唯诺诺，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像奴仆一样迎合显贵亲信。至于雅儒，荀子指出，雅儒虽然能法后王，一制度，但不能做到触类旁通，以一推十，“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过于死板狭隘。而大儒则不同，他善于“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能够灵活处事以应付千变万化的形势。所以只有大儒才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人才，他能够随时势而变化，但在千变万化中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奉行道义，“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如果人主能够“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不用多久就可以称霸诸侯，平定天下。此外，在《臣道》篇中，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人臣分为奸诈谄媚的臣子，篡权夺位的臣子、建功立业的臣子和德才兼备的臣子。他指出：任用德才兼备的臣子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和以上的大儒思想相互呼应。总之，荀子理想中的人才，不仅有德，而且有才。一方面，他能够奉行道义，对上尊敬君王，对下爱护民众，推行教化。而且能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虽然尊敬君主，但绝不阿谀奉承，勇于劝谏。“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害”，甚至于“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这样一些人，才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荀子在《修身》篇中也提出：“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媚我者，吾贼也”。他认为，那些能够对君主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意见得当的人，才是英明的君主应该尊敬和重用的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具备非凡的才能，能够触类旁通，知识广博，反应灵敏，从容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只有这种仁德与智慧兼备的人才，才是荀子心目中的国家栋梁，王霸之佐。正如他在《君道》篇中所指出的：“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
三、用人原则
荀子不仅提出了人才的选拔标准，而且对于如何用人，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精辟见解。
（一）唯才是举
荀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已处于奴隶制世卿世禄制的瓦解时期。荀子对这种以血缘门第关系取人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在《君子》篇中明确指出：如果“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必从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即如果根据门第举用人才，必然导致混乱衰微。因此，荀子主张“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爵不逾德”，君主应当尊重有德才之贤人而不受门第关系的影响。在《君道》篇中，荀子也明确指出：“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对内不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埋没关系疏远的人，不计关系亲疏，唯才是举，这才是必然能够得到人才的方法。而且，君主选用人才，要能够做到不计前嫌，唯才是举。荀子以齐桓公为例。齐桓公“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亡其雠，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正因为齐桓公能够不计私怨，忘掉一箭之仇，立管仲为仲父，因此才能够成就霸业。
（二）量才适用，“能以授官”
荀子认为，作为君主，在安排任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结合各种人才自身的特点，量才用人，做到人尽其才。在《君道》篇中，荀子指出：君主要实现天下归之，必须“善显设人者也”。所谓的“显设”，即“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由此可见，荀子是主张将人的才能划分等次，根据等级合理安排任用。这种主张虽然带有明显的人才等级色彩，但同时也包含了可贵的量才适用、人尽其才的思想，要让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合理安置，最终使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所长，将才能显露无遗，同时还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耀和满足。在这里，荀子已经注意到，在任用人才的时候，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人才的需求，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而且还要在精神上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才的心理需求，使人人安乐其事。
（三）皆听则明，广泛听取意见
荀子在《致士》篇开篇即提出：“衡听、显幽”，即皆听别人的意见，使被埋没的人才得以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衡听、显幽呢？方法就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即不偏听偏信朋党的赞誉和用心不良、加罪于人的谮妄言论。而且也不能亲近那些妒忌人才、埋没别人才能的人。对于流传的言论，一定要谨慎对待，“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不当，然后出其刑赏而还与之。”这样的话，那些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就会畅通无阻，埋没的人才就会被发现，而不是被流俗所蒙蔽。
（四）用人不疑
在《君道》篇中，荀子明确指出：“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他清楚地认识到，当今君主治国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没有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一方面，让贤者、智者、修士参与治理国家，但另一方面，却与不肖者、愚者和污邪之人去约束、议论、评判他们。荀子认为，这就好比是竖起一根笔直的木杆却担心它的影子会弯曲，“惑莫大焉”，没有比这种想法更愚蠢的了。而且，这些不肖者、愚者以及污邪之人也根本不可能对人才做出公正的评判，正如俗话所说的：“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君主任用人才，就必须给予其充分的信任，避免对其不必要的约束和羁绊，要让他们放手去干，这样，才有利于才能的充分发挥。
治理制度论文范文6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煤炭资源支撑。加快煤炭资源开发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煤炭生产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中国煤矿的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煤矿职工生命安全。当前中国一些地区仍频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危害矿工生命健康，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搞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可控制事故、消除隐患、减少损失。要深刻吸取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迅速扭转煤矿安全被动局面。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置安全于不顾，始终要明白安全是生产红线，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带血”的GDP，一定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实行精细化管理，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严于监督，才能为生产过程提供有效安全保障。此外，在煤矿开采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操作，落实严格的奖罚条例，认真学习领会、对照要求、寻找差距，同时强化安全措施。只有全面推行人本化、精细化管理，才能严格规范管理，实现安全生产制度全覆盖，使职工的职业安全健康及安全得到保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煤矿安全管理制度措施
2.1加强人员安全知识学习
主要采用共享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增强煤矿安全生产意识。共享式学习，是在实景式体验过程中，使职工在内心感到震撼的同时认同企业安全管理，认同遵守各项操作规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起“安全就在你我身边”的意识，从而认真学习安全规程及制度，实现由“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在共享式学习、体验式学习过程中和职工形成平等、对话和伙伴的关系，与员工谈形势、话长远、说事实、讲道理，使职工坦率而真诚地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中来，让职工充分认识到学习的目的及所带来的效益，从而激发职工学习兴趣，通过一系列关于安全的故事及游戏，营造轻松和谐氛围，使职工从中体会到安全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安全规程与制度对自身的保护作用。把体验互动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运用典型案例、安全故事、互动游戏、亲情帮教、音乐感化、视频特效、心理测试等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引导，切实增强职工安全生产意识，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基础。除此之外，让职工了解生产中所面临的形势，开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同时让家属协管员进行安全亲情宣讲活动、送亲情卡片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提升安全意识，加大区队职工计分和队务公开检查力度，促进人员安全知识学习。
2.2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可以为生产开展提供有力保障。现代企业完成生产任务离不开设备，而在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煤矿生产企业中，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低、设备不规范管理是引发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如：触电、机械伤害、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1]。当前中国煤矿生产中，技术和设备安全生产基础不牢固、部分领导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防范和监管措施不到位及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要做到：a)要明令禁止使用淘汰的设备、工艺；b)煤矿应急处置工作要到位；c)矿井通风系统不合理、不完善，不可组织生产；d)矿井防灭火工作要到位；e)矿井运输提升设备使用管理要符合规定；f)煤矿供电系统要可靠，电气设备管理要严格；g)矿井瓦斯防治工作要到位；h)矿井粉尘防治工作要到位；i)煤矿执行防治水规定要严格；j)爆炸材料和爆破管理要严格。通过不定期巡视检查，确保设备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机电运输设备检查，确保设备正常可靠，严防机电设备失爆和运输“跑车”事故，开展安全管理提升活动的同时，实现设备的高效管控，实现全年安全生产中的设备管理目标[2]。加强煤炭资源地质勘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优化设备配置，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实施奖励机制，利用典型案例，推广优秀成果。
2.3优化生产组织结构
合理的生产组织结构，可以发挥生产时间间隔的优势，为实现安全生产提供可靠保障。例如，在进行生产时，要注意组织结构中的岗位设置，要注意简化，因为繁冗多余的程序不仅降低办事工作效率，贻误工作的最好契机，而且还浪费大量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可实施多层次防护：a)第一层。设备岗位职工按照设备管理要求，按时、按标准巡检设备；b)第二层。班长按照区域负责制，每天对区域所有设备进行巡查，检查督促岗位点巡检工作，及时补位；c)第三层。机电队包机组人员按照专业分工，每周对所负责设备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隐患；d)第四层。区队机电副队长按照包机责任制，每周对所属区域设备进行巡查。在管理中，形成质量管理无漏洞、巡检无空白区的设备管理网络。优化生产组织结构，合理分配人员，达到岗位职能化；同时合理调配设备资源配置，提高模块利用率。在科学组织施工的条件下，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是顺利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
2.4明确安全生产责任
通过全体干部职工扎实、精细化的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各个部门间的职责，并树立红线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抓好安全监管，进一步明确责任，不断创新监管方式，重点抓好复工复产煤矿瓦斯和水害综合治理工作。同时积极做好隐患排查和装备升级改造工作，结合煤矿攻坚战推进情况，不断提高煤矿的机械化、信息化和质量标准化水平，确保安全生产。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按照自查自改、排查、回头看3个步骤，对井下所有系统、设备开展好全覆盖排查，对查出的隐患做好整改；要贯彻落实好新的《安全生产法》，明确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责任划分等，推进依法治安；要在强基固本上下功夫，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做到安全、规范。此外，对于影响到本矿安全的水文、地质、危险爆破作业等情况进行责任划分，进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2.5安全考核长效制度
由于煤矿安全生产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安全考核长效制度。要抓住关键环节、要害问题不放，制定了《生产风险规定》。通过简单明了、易操作好执行的规定条款，让企业员工充分了解企业安全风险，监督、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帮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最大限度地保障从业人员及企业周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实现安全发展。在安全考核长效制度设立过程中，应提高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感，因为安全生产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保证。在安全生产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激励制度进行安全考核，安全检查以不定期突击检查为主，并实行检查责任追究制，重奖重罚，注重实效。调动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煤矿安全监督中建立防控体系，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将有煤矿职工经过和工作的地点都列入长效机制覆盖范围。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