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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论文范文1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2
这些信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对比，无法突出项目之间、设备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构建评估模型，对其相互关系与设备状态进行描述。与此同时，作为船舶使用方，不仅需要对设备状态进行了解，还要对设备执行情况进行掌握，加强机电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充分发挥机电设备的作用。因此，要想实现对机电设备的科学评估，不仅要了解设备状态的优劣度，还要对其可用性进行掌握，只有加强两者的结合，才可以准确、高效评估船舶机电设备状态。
二、船舶机电设备状态评估指标
（一）优劣度
机械设备优劣度主要就是对设备目前状态满足工作程度的一种评价。指的就是设备测量值和设备核定指标间的相对值。不同机电设备的标准值与极限值来源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因此，设备优劣度计算模型也存在着差异，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1.阈值模型
船舶机电设备一般会带有一些说明书，其中就会对项目标准值与极限值进行规定。部分参数就是指上标准值与下标准值，以及其各自的上极限值与下极限值。优劣度的阈值模型主要就是在设备状态值基础上计算得出的，表明了设备的目前状态。
2.统计模型
在机电设备目标标准值与极限值未知或者设备在运行阶段数值出现变化的情况下，设备优劣度计算就一定要对设备历史数据进行考虑，根据客观存在的历史数据对设备状态进行一定的分析与评估。从另一方面而言，设备优劣度就是某一值达到特定需求时，设备运行具有良好的可信度。不管是将历史数据当成是均匀分布还是其它分布状态，设备优劣度的计算模型都要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历史数据显示设备项目具有良好特性的时候，可信水平可以稍低；当历史数据显示设备项目的可控情况不良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提升可信度，保证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
（二）可用性
可用性就是指设备在完成指定内容的能力程度，或者就是指设备在设定完成保障计划的基础上，对完成任务与实现内容的时间比。机电设备的可用性是随着设备工作状态的不同而不同。在设备出现重大故障或者等待报废的时候，将会增加维护时间，也就是可用性为零。因此，要想提高机电设备的可用性，就一定要减少设备维护时间与保障延误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设备可用性指标不仅和设备硬件特性相关，还与设备维护水平、管理水平、保障水平等软实力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一，现时可用性。其主要就是对船舶机电设备、装置、系统的及时执行能力进行度量与预测。其表达式为：IA0=（AQF×PWH）/（ETtR+EMT）。如果考虑执行任务类型的话也就是计算任务可用性，其表达式为：MA0=（RQF×PWH）/（ETtR+EMT）。在表达式中，AQF表示的就是即时执行任务能力的品质，主要就是在设备或者系统历史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到；PWH表示的就是执行任务人员的管理水平与保障资料维持的时间；ETtR表示的就是设备恢复功能所消耗的时间；EMT表示的就是任务执行预测时间；RQF表示的就是执行任务所需的能力品质，根据执行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执行低烈度常规巡航任务的时候，取较小的RQF值，执行战略演习、警戒任务的时候，取较高的RQF值。由以上两个表达式可以看出，除了EMT取决于执行任务情况之外，其它因素均与设备维护、管理、保障等方面有关。
三、系统、全面、动态的评估船舶机电设备状态
船舶机电设备主要就是为了保证整艘船舶可以更好的完成布置的任务。因此，在评估机电设备状态的时候，不只是对某一单独设备或者某一部件的评估，也是对机电设备、装置、系统在船舶运行时间过程中状态改变的了解，静止点的状态评估无法全面反映设备的运行状态，一定要运用综合方法对设备优劣度与可用性进行评估，进而实现对船舶机电设备的系统、全面、动态评估。系统与子系统之间、设备与子设备之间一般均是通过串联或者并联进行连接的。串联连接就是指假设多个子系统或者子设备中任意一个出现故障，那么系统就会出现故障，停止运行；并联连接指的就是当系统中某一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系统还可以正常运行，也就是说，单个设备的故障不会对系统可用性产生影响。通过对设备串联连接与并联连接的分析，可以明确系统中设备之间的关系，进而充分利用设备，发挥设备的作用。针对同一设备的不同项目关系而言，很难运用串联或者并联的关系进行解释，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权重倾斜、灰色关联、模糊隶属等关系进行解释，并且在这些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相关工作的深入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结束语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3
关键词：时尚品牌；时装设计；品牌传播
美学消费时代，时尚品牌在设计和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对于文化元素的把握，其不仅会提升品牌本身的价值，而且还会在消费者当中产生一定的附加影响值，对于提升品牌的综合竞争实力具有最为直接的作用。但文化元素如何与时尚品牌进行有效的融合，在不影响品牌核心与精神内涵的情况下，使其产生增值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1时尚品牌设计中的文化意蕴
1.1基于本土化文化意识的时尚品牌设计
本土文化通常意义上包括所谓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地理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视域下，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生活方式，群众的不同信仰都可以作为时尚品牌的不同文化载体，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让身为艺术载体的时尚品牌呈现出无穷的魅力，成为灵感的源泉。以中国著名的服装品牌Laurenee Xu为例，其设计最大的风格特点就是将中国文化与时尚设计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精神和文化灵魂的系列。2015年1月，在法国巴黎春夏高级定制时装周上，劳伦斯・许所展示的“敦煌”系列，灵感就是源于中国古老的“敦煌飞天”壁画，将中国千年敦煌的神秘与瑰丽、华美与壮丽融合在T台那一件件华美的服饰之中，像一件件艺术珍品燃起无数看客内心深处对于敦煌文化的向往和憧憬。
1.2文化意识在时尚设计过程中的运用
在时尚设计的过程中，对于文化意识的运用要充分注意理论学习和研究，要在文化精神的层面充分把握文化元素的灵魂与核心，防止在时尚设计的过程中片面地出现对于文化意识符号化、表情化的理解，表象化地将文化元素罗列在时尚品牌的设计过程当中，这种设计是不成功的，也是不利于品牌价值生成的。法国著名时尚品牌CHANEL在每年12月份都会发表一个Pre-Fall系列，并且每次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城市作为灵感，汲取当地的文化元素在这一季度的诚意设计之中。例如，2016巴黎――罗马系列，2015巴黎――萨尔兹堡系列，2014巴黎一达拉斯系列，甚至更早期的2010巴黎一上海系列。古罗马的假日时光、萨尔兹堡的异域宫廷、达拉斯的西部狂野、中国上海的内敛古香……不同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在CHANEL的品牌下，同时伴随着品牌女性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精神的文化理念完美契合，将纷繁复杂的异域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个共生的文化理念之下，而不是简单的堆叠、累加，反而让一年一度的早秋大秀，成为众多时尚爱好者每年不可缺席的“时尚盛会”。
2时尚品牌传播中的文化意蕴
2.1时装AD中的文化意蕴
时装AD是时尚品牌所有广告当中最为人关注也最被品牌重视的艺术设计之一。每年三九两季AD投放时期，不同品牌都会拿出最能彰显品牌特色以及全新设计元素的AD来吸引大众，同时宣传品牌理念。例如，Louis Vuitton 2016SS广告的首发系列当中，并没有真人模特出境，而是利用日本同名电子游戏《最终幻想》的动画角色作为广告面孔，带给世人一种浓烈的未来感，同时也与Louis Vuitton最新一季品牌的未来感不谋而合；再比如Chanel 2014SS广告，以巴黎夜色为主要画面背景，伴随着巴西超模Gisele在夜色下的漫步、随性，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在巴黎的夜空下自由自在、不被世俗礼仪所禁锢的Chanel女性形象。比利时著名时装设计师沃特・范拜伦东克就曾说过，时尚品牌的时装AD是其给时尚界的重要贡献，设计师或品牌方面将品牌理念融合在一个个图形与画面之中，将该季度的精神融合在人物的肢体语言和画面的布景选择上，这样不仅可以加深社会大众对于品牌风格的定位印象，还能使其传递出更多的品牌信息。毕竟对于时尚品牌而言，其最终所要面对的是消费者，一切AD的投放是要为品牌服务，为品牌的市场发展和经营服务，只有向消费者传达出最新的理念，才有可能激起消费者对其购买或者关注的心理，使其在广袤的时尚竞争中更加有力。
2.2动态时尚广告中的文化意蕴
动态时尚广告即一般所说的TVC，主要是在电视上投放的品牌宣传视频。其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一种彰显品牌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的艺术行为。充满创意与内涵的TVC不仅能够在视觉上冲击人们的感官，还能使消费者在目不暇接的商品当中瞬时聚焦，将目光定格在这一视频当中所展现的产品上。通常意义上一则动态的时尚广告主要是围绕产品的基本信息，依靠视觉设计者的技能和直觉感官，利用多种外来元素将其产品、广告面孔、北京元素进行有效的组合、筛选，并创造出各种情境将其组合在画面中使其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利于广告推动产品销售的这样一则效果的实现。
例如，Chanel品牌最新的一支“邂逅”香水广告，利用保龄球这样一种元素，构建了一组动态的广告画面，一群天真浪漫的少女在画面中玩转保龄球场，但是仔细一看，那些所谓的保龄球和保龄球瓶都是“邂逅”香水。这则广告的掌镜大师利用充满动力的视角、独特的运动文化，将这一则“邂逅”品牌所要表达的动力、活力和青春的元素通过灵动的跳跃、青春的画面全部展现出来，让不少消费者面对着这样一则动态的视频广告，在心境上和思想上瞬间年轻和活跃起来。
2.3时尚品牌广告语中的文化意蕴
时尚品牌的广告语本质目的上都是为了宣传品牌、达成销售而出现的，通常情况下一则广告语都会采用较为简短的语句，是对品牌文化和品牌精神的点睛之笔。一则优秀的广告口号也许本身并不能囊括品牌理念和精神的全部，但是必须要吻合广大消费者对于市场的需求，对于品牌精神中最核心部分的传达，必须具备创造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完美诠释。例如，Chanel品牌最著名的以玛丽莲・梦露为灵感的5号香水，就曾因为梦露而诞生过一则流传深远的广告语一“What doyou wear to bed？”“Just a few drops of No.5”这个荧幕上风情万种的女神，用自己简短的一句话，将5号的价值与时代感、时尚气息完整地诠释出来，以至于在未来的无数岁月中，梦露与5号成为了两种相互成就、相互契合的精神，以长久的持续力和感染力牵动着无数消费者的心，5号也因为梦露成为了性感的代名词，并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中始终如一。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4
我们通常见到论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学术论文或叫科学论文;另一类是议论文。学术论文是论证某一新论点或某一新的总论点极其分论点得以成立的证实性论文;议论文是那些谈自己的观感、意见、主张甚至奇想的陈述、阐释性论文，我们在报上看到的政论、时评以及《古文观止》所收集的那些论文就属于这一类。这两种论文的区别如下：
学术论文更强调一个“新”字，相同或相似于以前已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就毫无价值;议论文虽然也讲究一个“新”，但有时可重复议论。例如，某年如发生洪水泛滥，中央和各省市的报刊都要发表一些强调保持水土，提倡可持续发展之类的议论文章，过了若干年如又遇特大洪水泛滥，全国各类报刊又会而且应当发表一系列同一内容的议论文，以增强社会教育效果。
学术论文强调论据的确凿、充分、可靠、典型、有力，尤其要强调用第一手材料;而议论文虽然也用论据，但不特别苛求。甚至有的议论文是作者靠思辩的逻辑论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
学术论文的论证及格式讲究规范，而议论文却不拘一格。
由于没有把学术论文或科学论文与普通议论文区别开来，对学术论文的了解不够，有的同志就自觉不自觉的写成了普通议论文，因而呈现出三个相应的缺点：一是缺乏新意，有的甚至炒陈饭，谈一些人们早已熟悉的观点;二是比较空泛，论据不足，又不典型，没有说服力;三是论文的格式不规范。
所以，我们在写新闻传播学术论文时要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普通议论文了，要按学术论文的规范来写。
学术规范来写学术论文，首先在确定选题上就很讲究。如写普通议论文，其题目常常是自己随意定的，而写学术论文，其题目的确定就不那么随便了。在确定题目之前还要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把握新闻传播研究的动态。
据我了解，我们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作者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前大多数没有做过这一工作，或没有认真地全面地了解新闻传播研究的动态。这是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的。
为什么一定要先做这一工作呢?前面我们说了，学术论文更强调一个“新”字。既然要“新”，就要了解“旧”(这里的“旧”不是陈旧的旧，而是表示“已经有了”的意思)，不了解“旧”，便不知道“新”，这就要查一查人们在新闻传播方面已研究了哪些问题?进行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人写过你正打算要写的题目?如没有，那你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谈新问题，是在开垦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块“处女地”，是通常所说的填补学术领域的一块空白;如已有人研究了并写了文章;那就看一看这些文章的结论正不正确?你赞不赞同?如不赞同，你可写批驳性文章;如赞同，再看一看这些文章的视角、立场、切入点、论据、论证逻辑等等是否有问题，如有，你可写商榷性文章。总之，你在了解、把握新闻传播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所确定的题目才不会与已发表过的论文在题目、观点上重复，才有新意，才有学术价值。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5
一、科技期刊的功用
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媒体，它的基本功能毫无疑问是发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主要作用是促进学术交流，繁荣文化市场，推动科技进步。期刊功能的大小由发文量决定，越多功能越大。从期刊发挥的作用方面考察，谁的读者越多，读者分布面越广，读者的知识层面越高，谁的作用越大。研究说明，即使同类型期刊或同名期刊，读者群的大小、读者的分布范围、读者的知识结构都存在明显差别。造成差别的原因主要是期刊所发文章中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即期刊的学术与技术水平。学术与技术水平是吸引读者的最主要因素。从作用方面考察，中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越多，期刊的功用越大。但是，期刊功用大小还与期刊的语言、传播方式、市场营销等相关。语言决定读者的分布范围。在相同语言环境下，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其结果也有不同，市场营销和传播方式对期刊功能的发挥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期刊功用的大小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期刊的水平，论文的扩散度，学术思想的认同度。论文的扩散度即读者数量和分布范围;学术思想的认同度是指该期刊所被引用篇数和被引期刊的分布。
二、科技期刊功用评价的本源特征数据
英文科技期刊功用大小可以用期刊的水平、论文的扩散度、学术思想的认同度衡量，哪些指标或数据可以用来刻画期刊水平、论文扩散度、学术思想认同度?研究国内期刊评比和SCI,EI选刊条件，可以发现如下指标或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客观、合理地刻画出期刊功用的大小，这些数据我们称之为期刊的本源特征数据。总被引频次①。期刊是论文的集合，高水平论文的集合铸就期刊的总体水平，总体水平的高低决定期刊功用的大小。总被引频次的多少反映期刊的总体水平和功用大小。它表现的是所发论文在一段时间内对读者的影响。期刊水平越高的，影响范围越大，对读者的影响越深，影响时间越长远，作者引用的次数必然越多，总被引频次必然越高。影响因子①。1963年，加菲尔德在对文章的被引用频次的研究中发现，期刊的分布也存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核心区和一个比较分散的相关区，基于此提出了影响因子计算方法。影响因子可以看做某种期刊的被引增长速率。增长速率越来越大，表明现阶段期刊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被读者认可和接受。但影响因子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期刊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影响因子会趋近某一常数。所以用影响因子的大小评价期刊的优劣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局限性。影响因子受单篇文章影响较大，特别对发文量不多，创刊历史不长的期刊尤为明显。篇均被引比。篇均被引用比用来分析单篇论文对期刊功用的贡献，篇均被引比反映期刊所发高水平论文与一般论文的比例，是衡量期刊总体水平比较好的指标。篇均被引比越高，期刊所发高水平论文篇数越多，期刊总体水平越好。高被引比。高被引比同篇均被引比，是刻画期刊总体水平的指标。高被引论文数量越多，高被引比越大，期刊的功用越大。高被引比可以弥补影响因子受单篇文章影响的不足。国内外下载比或下载范围比。下载范围比可以考察期刊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还是地区性的。下载范围越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越大。目前我们可以统计出哪些国家和地区在从事哪些科研工作，你的期刊是否对所有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有影响，下载范围比可以检验出期刊的影响范围。好的期刊影响范围大，反之则小。被引期刊分布范围比。与国内外下载比相同，衡量期刊的影响范围的指标。被引用期刊分布范围越广，说明期刊的影响范围越广。被引作者分布范围比。同国内外下载比与被引期刊分布范围比一样，是衡量期刊影响范围的指标。国内外论文比。国内外论文比是考察作者的分布或论文的产地分布。但不能用作者的分布范围比来衡量期刊的学术水平。作者分布面广只能说明期刊的论文国际化程度高，但不能代表期刊的水平高。因为高水平期刊的录用标准只与论文的学术水平有关，高水平论文主要来源于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世界上科研水平较高的地区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欧美亚洲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某份期刊的文章主要刊载科技发达地区的文章，且这些文章反映了该地区的科研水平，那么该期刊的总体水平就比较高。如果刻意追求国内外论文比，反而会降低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则这样的高国际论文比不要也罢。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国内外论文比来衡量期刊的水平。但它可以刻画期刊国际学者的认可程度。年发文总量比。不管哪门学科年发文量基本可以统计，期刊在该所属学科内每年的发文量可以反映期刊拥有的作者在该所属学科的多少，发文量大，拥有的作者多，影响大，被作者的认可度高。年发文量的排序可以确切地反映某学科内期刊认可度的高低。但发文总量比不能用年发文页码的多少代替，由于学科大小不同，学科拥有的文章数量的多少相差甚大，正如影响因子，年发文页码的多少不能用于学科间的横向比较，而年发文总量比则可以。
除了上述几个本源特征数据外，还有几个指标值得讨论，如CI指数、基金论文比、SCI,EI}Scopus数据库收录、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等。CI指数「s-e7oCI指数，即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计算法，是中国知网于2013年提出的一个新的文献计量学指标。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计算法从期刊近期和历年刊物的两个角度，等权重综合考察、衡量一个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该算法能有效地抑制期刊过度最求高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对期刊评价造成的干扰，较单一评价指标更为全面、合理，是对期刊影响力的一种整体评估;第二，选用他引类统计指标，屏蔽了自引。评估结果更客观、公正。通过分析可见，它的结果同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可以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但它的计算基础正是基于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所以在选择评价期刊学术水平时要将三者分开使用，用CI指数就不能用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反之则不能用CI指数。进一步分析可见，将CI指数作为期刊学术水平高低的一种计算方法更为合适。基金论文比。一般认为，基金级别越高论文水平越高，这可能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论文水平与基金级别关系的研究成果。另外，作为国际化期刊，国际论文数量较多，然国外论文很少标明是否为基金资助，或者是哪一级基金资助，这种不确定性给基金统计带来的困难，使统计结果存在较大偏差，很难进行横向比较，建议不作为评分指标，如果一定要体现基金对期刊的价值，建议仅对中国作者的论文进行统计，这样比较结果才能体现公平。平均引文数与平均作者数的多少同基金论文比一样，没有研究论证得出平均引文数与平均作者数多的期刊一定学术水平高，反之则低的结论。故建议不作为本源特征数据使用。SCI,EI与Scopu，等国际著名数据库收录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将另设专节讨论。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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