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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1
一、史料的收集
史料一般分为三种：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用网页和视频也成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写出空洞无物的文章。
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详细具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提高，当代资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及时积累史料，充分利用当前历史学的各种网络资源平台，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及时补充历史史料。
其次，收集资料要有发现意识。对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识，那么蕴含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无从发现。只有当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被充分发现，外显的遗迹才能内化为史料证据。
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观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要秉持客观性原则，广泛收集资料，不能对不符合自己偏爱的资料不予采纳，更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裁剪历史资料，无视历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论文写作的客观性。
二、史料的选择与运用
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选择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将史料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相结合。
首先，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历史的遗迹不计其数，面对浩瀚庞杂的历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比较与筛选，选择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说明历史问题，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使过去的历史呈现时具有完整性与鲜活性。
其次，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可信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别史料的真伪就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问题。史料的真伪直接决定着历史论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选择可信度高的史料作为论文写作的材料加以运用。著名历史学者戴逸曾说：“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
最后，要注意将史料的运用与作者的历史观点相结合。论文的写作不是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史料与观点结合的成果。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历史史料纵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作者历史观点的解读，那么整篇文章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反省历史。
三、史料的解释
历史是一门具有解释性的学科，历史论文的写作同样离不开解释。有时历史解读还必须借助合理的理论假设，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对史料的解释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历史史料的叙述和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内在的偏好和偏见，在历史知识的呈现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条件束缚，不让其受到自身价值准则的影响，确保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历史事实。
其次，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固然重要，但是历史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台阶，以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事实，还要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跨越，超越当前社会以及当前历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射到将来，因为历史学家只有在将来才能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
最后，要注意将历史史料与史学理论相结合。日益丰富的历史史料的发现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和分析，从史料本身出发，推导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也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创新，在史料分析与运用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历史问题与历史领域，可以说历史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识的深化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总之，史料在历史论文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必须增强史料的科学性及可信度，将史料的选择、运用与科学的理论与分析相结合，使史料不断得到发掘和充实，也使历史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报，1987
【参考文献】
[1]齐世荣.史料五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2
关键字：研究现状；作者及年代 《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主，他开创汉代民富国强的盛世局面。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其中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以汉武帝求仙为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虽具有明显的宣扬道教色彩，但对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汉武帝与道教的小说继研究
以西汉武帝刘彻求仙为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故事》四部著作当中。此类小说以汉武帝求仙为依托，核心是宣扬道教主张及思想立场。其中以《汉武帝内传》最著名。
许多学者对此类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硕果累累：代表性专著有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1]。另外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2]、李丰楙的《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3]、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4]、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5]、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6]、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7]都有专章专节介绍，从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对汉武帝求仙系列小说进行阐释；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有王青的《〈汉武帝内传〉与六朝道经的关系》[8]、《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9]，刘湘兰的《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10]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11]黄勇的《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12]等，从叙事特点，想象演变的角度对《汉武帝内传》进行研究。
2 《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小说家异闻之属，云旧题后汉郭宪撰，今人多持此观点。《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亦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学界持不同看法。
关于《汉武故事》的编纂年代问题说法有多种，主要有：李剑国的西汉末年说；东汉班固说；游国恩认为其成书最晚在建安、正始年间；孙诒让、余嘉锡、徐公持等人的葛洪编纂说；唐张柬之的南朝王俭说。黄景春整理并分析了《汉武故事》的作者及编纂年代，认为 “该书为宫廷传闻杂录性质，最初当完成于西汉武帝到成帝之间，经过汉魏文人的编纂而加入了西王母降临汉宫、东方朔成仙的情节。此书非一人一时所撰，从四库本和鲁迅钩稽本观之，其叙事芜杂，文字简单，不涉佛语，略无玄味，西汉文献原貌保留甚多，最后的编纂期限不应晚于曹魏。”[13]
关于《汉武帝内传》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主要有：东汉班固说；汉光禄大夫郭宪撰；胡应麟及四库管臣认为作者系六朝文士[14]；唐张柬之的葛洪说，今詹石窗、孙诒让、余嘉锡、徐公持等人亦持此观点；台湾李丰楙认为是东晋后期上清派道士王灵所作；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作者是上清派道士所作；北宋晁伯宇、南宋张淏都认为是唐代道士所作[15]；李剑国以为当产生于东汉末年。王青在对《汉武帝内传》作者提出质疑，并指出“《汉武帝内传》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而是屡有增饰。其原始作者当是周义山之门徒，但此书后来在楼观道内传播，并经过他们的增饰。” [16]此观点较为可信。
3 《汉武帝内传》的其他研究。
在汉武帝与道教小说研究中，对《汉武帝内传》研究层出不穷，除研究作者与年代问题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汉武帝内传》与上清派之关系。
詹石窗先生在《道教文学史﹒〈汉武帝内传〉》一节中，从“守一、存想”方面来论证《汉武帝内传》与上清派的瓜葛，并指出《汉武帝内传》所写西王母、上元夫人及诸侍女在上清派所信奉的神灵中可找到相应的位置。[17]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经过极为详尽细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汉武帝内传》与上清道士之间的密切联系。李丰楙先生进一步从王灵期的才学志向、师承渊源、造构经目及流传情形四个方面来论证《汉武帝内传》乃是王灵期造够上清经时的产物。[18]王青教授则否定了《汉武帝内传》作者是上清道士，他分析了《五岳真形图》、灵飞六甲十二事等所提到的道书经籍与《紫阳真人内传》所记录的道经数目相近，从而断定《内传》作者是利用周义山所传经籍加工而成。
3.2 《汉武帝内传》与七七传承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从《汉武帝内传》的文本结构出发，认为文本由两种文体构成，“第一种文体用来记述这个传说事件的经过等框架；与之相对应，利用第二种文体，仿佛话剧那样构成了作为传说核心的七月七日夜神们和武帝相会的故事。”杨建波教授在小南一郎说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七传承”的问题，认为“七”这个数字具有浓厚的神仙意蕴，特别是与西王母有不解之缘。
3.3 汉武帝及西王母的形象分析
在关于汉武帝的形象塑造上，为了达到宣教目的，该书将汉武帝塑造得十分谦卑，但是汉武帝并非仙才，而是一位庸主。汉武帝既有虔诚的神仙信仰又不能听从仙训，所以导致了他最终不能得道成仙的后果。对西王母的形象刻画上，王青教授在《〈汉武帝内传〉研究》[18]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内传》很明显是在《博物志》与《汉武故事》等记载的汉武会西王母故事的框架上加工完成的”。在描写西王母形象、侍女名称、侍女服饰、传授经籍、诗歌互答五个方面更加具体化。在《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形象一改以前亦人亦兽亦神的形象，变成了绝色佳人，成为传授成仙秘术的使者。刘湘兰教授在《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19]从叙事角度解读《汉武帝内传》的宗教意义，指出汉武帝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出现的，象征着世俗权力，提出了《汉武帝内传》是借帝王身份来强调神仙道教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西王母由神话之神转变为宗教之神，标志着以西王母为核心的神仙体系的形成。其最终目标在于宣扬道教的意识形态，提升其社会地位。
3.4 《汉武帝内传》与道教传经仪式
在《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一文中[20]，王青教授列举出传授道经仪式的四个步骤，即1、斋戒、择日与立坛。2、密祝、发炉、存思。3、说戒、受经、盟誓。4、复炉、出道场。这四个步骤与文本进行对比，得出了《汉武帝内传》与传经仪式之间具有同源性，即《汉武帝内传》所叙述的求仙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和相应的传经仪式的某一阶段相关。在汉武帝与道教小说研究中是一大突破。
参考文献
[1] 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M].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2] [18]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15] 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杨建波.道教文学史论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6] [17]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7] [1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8] 王青.《汉武帝内传》与六朝道经的关系[J].文学研究：1992，（1）
[9] [16] [20]王青.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J].宗教学研究：1999，（3）、（4）
[10] [19] 刘湘兰.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3）
[11] [13]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J].文学研究：2009，（4）
[12] 黄勇.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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