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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态论文范文1
在当前新的经济形态下，计划显得尤为重要，计划是指用文字和指标等不同形式所表达的、组织及组织内不同部门和不同成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行动方向、内容和行动方式等的管理文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任何一项经营活动都不能处于盲目或盲动的状态，其各项经营效果必须确保可控。计划、组织、控制，是管理的三项职能，而计划则是管理工作之先，开展一项工作，首先要有计划，其次才会有后续的组织、控制。计划的重要性渗透于整个组织经营的各个方面，贯穿于经营的全过程。
2计划的作用
有了计划，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这样才会增强大家工作的主动性，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2.1计划能确保组织成员围绕组织目标开展工作
计划工作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计划制定后，工作目标得以明确，这些目标为组织内的各级成员指明了组织的发展方向，使全体成员的行动均能围绕既定目标来开展［2］。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时所确立的各项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不同时间段内的具体目标及行动安排；其次，从空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所确立的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成员的分目标及其行动安排。一般来说，组织的管理人员都习惯于专注当前问题，而计划则可以让他们充分考虑未来。除此之外，组织目标也能对其成员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计划明确了组织的奋斗目标，计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对员工进行动员的过程，通过制定各级计划，鼓励成员为实现组织的各项目标而奋斗。
2.2计划能使整个组织的经营更为有效
众所周知，计划在管理中具有预见性，同时，它还对管理的执行和控制具有指导性。计划为下属提供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一个科学而周密的计划，包括做什么、做多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具体步骤计划等等，能有效地避免走弯路；计划包括某一步具体用什么方法，某个问题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精力的浪费，同时提高工作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3］，使整个组织的经营过程更为有效。
2.3计划便于管理人员对组织进行控制
计划工作是一项将组织的活动系统化的工作，通过制定计划，使整个组织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便于发挥整体优势。计划确定了组织的目标和具体的行动方案，使整个组织的活动更加有序、和谐，可有效避免盲动和各种不协调带来的损失。且计划还有助于用最短时间完成工作，减少停滞和等待的时间，有助于更加地合理使用与控制资源。计划所确定的目标及指标体系也为管理人员开展管理活动提供了控制标准，可用于衡量管理和工作效率。
3计划的层级
组织内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而这些计划是分层次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战略计划、战术层计划与作业层计划等三个层次。其中，战略层计划涉及产品研发方向，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新设备、产线的建造等；战术层计划则是立足现有资源，制定所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应达到的目标，例如产量、品种以及产值和利润等等；作业层计划是指确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安排。从战略层计划到作业层计划，计划期越来越短，计划的时间单位也越来越细，覆盖的空间范围也越来越小，计划内容也越来越详细，计划中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小［4］。
4计划制定的原则
在计划的制定上必须需遵循SMART原则：
4.1具体原则
计划必须是具体的：大计划要分阶段、分步骤制定，要准确分析执行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等等，制定周密的对策和行动方案。如果计划制定的越周密具体，就越可以减少执行中的沟通成本、各类干扰以及困惑。
4.2可衡量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衡量的：计划的各阶段目标要可衡量，确保执行者能正确把握，以便掌控工作进度，并检查、跟踪及考核。
4.3与组织目标一致的原则
计划必须与组织的目标一致的：计划要有针对性，要与组织要达成的目标保持一致。
4.4可实现的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操作的，是充分考虑了要完成目标的可行性的，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统一形成的，如果制定的计划不切实际，不仅浪费组织成员的时间和精力，引起他们的抱怨，还会影响计划执行，还会很大程度上引起员工的抱怨情绪，既达不到目的，还形成恶性循环［5］。
4.5时间限制的原则
计划必须要有时间限制：计划里面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内容，必须规定完成时限，便于节点控制和按照既定进度推进。
5计划的制定
5.1计划管理的阶段
按照计划来管理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叫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是一个过程，一般包括计划编制、执行、检查和修正改进等四个阶段。计划管理涵盖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如生产、技术、人力资源、销售、设备、财务、成本、采购等等，计划管理不仅是计划部门的事，所有部门及单位都要配合计划的制定工作，提供相应素材，通过这四个阶段来进行计划管理［6］，已完成最终目标。
5.2计划制定的要素
具体可概括为5w2h。what：计划所指的是要完成什么工作，明确工作任务。who：计划要由哪些人去执行，明确工作任务的承担者。when：计划什么时候需执行到什么程度，明确工作任务的进度。where：在什么地方开展工作，明确工作开展地点、区域。why：为什么要执行这样做；明确工作起因、动机；how：怎么开展工作；明确工作方式方法；howmany：完成多少工作；明确工作量。
5.3滚动式计划的编制方法
滚动式计划是一种计划编制的新方法，编制滚动式计划时，首先将整个计划期分成几个时间段，其中，第一个时间段的计划为执行计划，后面几个时间段的计划为预测计划。执行计划编制比较具体，预测计划编制比较粗略。每经过一个时间段，就根据执行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原来的预测计划进行修改完善，原预测计划中的第一个时间段计划顺延变成执行计划。滚动式计划能提高计划的连续性，使计划兼具严肃性和应变性。因为执行计划靠近计划编制时间，执行中变数少，一般能兑现，体现了计划的严肃性。而预测计划允许修改，又体现了计划的应变性。滚动式计划编制，能在第一时间段实施出现偏差时，以后各阶段随时进行调整，确保了计划的可执行性，避免计划成为一纸空文，流于形式。
6消除不确定性及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变化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我们的社会政策、经济走势、科学技术和人文观念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各类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变应变，适应各类不同变量。计划工作承担着预测变化并设法消除这种变化对组织产生不良后果的任务［1］。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计划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组织目标的关联度，制定出发生这种变化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以便减少变化对组织经营的造成的各类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类混乱，并充分利用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当然，有些变化是无法预测的，计划时间越远，不确定性就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所掌握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偶然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但是，科学的预测工作可以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7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
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是现代生产型企业最重要的两个计划：
7.1生产计划
生产计划主要包括计划期内应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品种和进度等。一个具有前瞻性、动态的生产计划，能强化计划的调控能力，增强对销售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能协调生产及其他部门的生产组织工作，确保生产的稳定运行和产品质量的稳定。能对物料的到货情况和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科学预测，有利于有效控制库存、指导采购工作，使各类物料、产成品、半成品等各类库存降至最低，保障正常生产供应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资金占用。使企业各类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效能，例如合理安排，确保瓶颈设备能发挥出最大产能。能在生产执行之前就能准确的预测出每道工序的成本，有了这种预测，就可以在生产之前就进行一些成本规划，进而进行成本控制，形成成本计划，这样就可以跟成本统计进行比较，做到真正的精细成本管理。
7.2采购计划
合格的采购计划一是能预估各类物料的数量、交付日期，防止断料，确保生产正常运行；二是能降低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空间浪费；三是能配合生产、销售等计划的顺利执行；四是能配合企业资金运作、周转；五是指导采购作业。7.3生产和采购计划的关系采购计划如果没有依据生产计划制定，计划要求的数量多于生产的实际需求，物料来了就会形成库存积压或者呆滞；如果某一个物料少来了，其他的物料即使来的数量是准确的，还是会形成库存的积压。如果计划到货的时间早于生产的开工时间，也会形成库存积压。因此，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必须配套制定。生产计划如果进行了调整，采购计划通常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反之，如果采购计划的执行如果出现了偏差，生产计划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出现脱节。
8结语
经济形态论文范文2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统一性
[作者简介]昌灏，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湖北武汉430068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057-03
科学发展观深刻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决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体。这两个方面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前进，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
一、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有着共同的经济价值取向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侧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它要求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协调发展，从纵向看，它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之后的一个更高阶段。它在传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凸显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要求按照生态经济系统本身运动的规律性使用各种经济、技术措施，一方面保持和改善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它建立的根据是既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又符合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
与传统经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不同，循环经济是参照自然界物质循环模式，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从而形成互相依存的工业生态链，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无害化和再生，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它既是关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又是具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向，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封闭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发展经济，在自然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处理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以期建立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协调的生态型社会经济系统。
在生态文明视角下窥视生态经济就是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生态经济所强调的就是要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使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循环经济则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cducc、再使用Re-use、再循环Rccyck)，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就是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可见，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具有共同的经济价值向度。
二、循环经济体现着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向度
生态文明的伦理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惟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是人类为获取自身利益而任意使用的工具，其结果导致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从而就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造成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为了人类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和道德原则。生态文明的伦理观认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要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延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增强人们对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协调入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形成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与枯竭，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对经济社会、人体健康的重大损害。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伦理观精神实质及价值取向。
三、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互为前提
(一)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功绩!在它看来生态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方式来保持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经济所追求的无条件增长与扩大相对立的。生态可持续性，要求坚持环境容量对人类经济总体规模的限制性；坚持区域经济活动与地方生态系统协调一致的必要性；坚持经
济决策对生态环境考虑的优先性，传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模式以经济效益的增长为唯一目标，它否认自然的价值，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中，对环境质量的损害与自然资源的消耗都不计人生产成本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这是一个从资源到废弃物的线形开环系统，是一种严重负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以“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加强资源再生利用，强调保护环境，要求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地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要想水续发展，就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并维护和促进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的长久的稳定与繁荣，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追求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环境、资源保护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生产要素产生最科学的集聚效应才能营造出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否则经济不能保障持久，社会无法达成和谐。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是人类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
(二)生态文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与循环经济有着共同目标，都是为缓解和消除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发展循环经济绝不仅仅是废弃物的资源化问题，实际上循环经济的核心和根本目标是要求在经济流程中“主动”地减少、避免废弃物，以期达到把废弃物排放量限于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而废物再生利用只是减少废物最终处理量的方式之一。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生产活动之初尽可能少地投入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末尽可能少地排放生产废弃物。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在循环经济状态下或循环经济活动过程中，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活动方式，其终极目标是在获取物质产品的同时，资源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环境必须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态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现行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和谐社会与循环经济协同共进，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这既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松霈，生态经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经济形态论文范文3
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经济形态论文范文4
1定量分析与定量思维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人们认识事物时用到的2种分析方式。定量分析是相对于定性分析而言的。定量分析是依据掌握的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分析对象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并对指标数值的意义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把定量分析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始于伽利略，他把定量分析全面展开在自己的研究之中，从动力学到天文学，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论。定量分析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优势很明显，它把事物以数和量的方式加以描述和分析，由量而定性，使得实验、研究及成果表述更加科学，更便于人们理解和认识。可以这样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定量思维是指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逻辑推导的属性、能力和过程。定量思维是定性思维的深化与进步。定量思维运用的特点是，不直接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单的最后定性，而是从多方面进行数量上的科学分析，最终得出客观、可靠的研究或实验结果。定量思维活动主要有计算、推导、统计、归纳、演绎、模拟等思维模式。因为有数和量的分析作为基础，所以定量思维过程相对细密、依据相对直观、分析相对客观、结论相对准确。定量思维是包括科技期刊编辑在内的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2编辑定量思维的相对弱化与现实需求
2.1定量思维的相对弱化笔者认为，中国科技期刊编辑思维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当属定量化思维，而这种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定量化分析。纵观中国古代典籍，除《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少数科技著作外，主流文化典籍几乎全部都是定性描述与表达。重视定性思维，轻视定量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性基因。偶尔有一些涉及数量分析及表达，也是模糊、不确定的，或是夸张的，而且缺少统一尺度和单位，如“数九严寒”“日上三竿”“学富五车”“十有八九”“百感交集”等等。科技期刊编辑作为“科技文化人”可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种传统文化基因。其次，中国编辑学学科知识结构中也缺少定量化思维。虽然中国编辑(包括书刊编辑)实践活动也有近百年历史;但真正形成编辑学学科却较晚，而在包括科技期刊编辑在内的编辑学专著、教材中几乎都缺失定量化思维内容。编辑人员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文字工作者，出版、编辑专业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人文类学科即可足以说明问题。长期以来科技期刊编辑也被社会认定为文化工作者，而不是科技工作者。一些科技期刊编辑长期沿用传统工作程式，习惯于定性思维，而对期刊中数学、数量等定量分析内容，或则回避，或则浅入浅出，造成定量思维的事实缺失。
2.2定量思维的现实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定量化科学语言渐成科技成果的主体和核心成分，定量化是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大科学时代的必然表达形式。科学的事物一定是数量的、数学的、定量化的。即使过去被认为以定性描述为主的地质学，现今也已发展到定量化时代，比如层序地层学、地球动力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储量预测、地质构造模拟等，都以定量化分析研究成果作为学科的主干内容。现代数学方法、模型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复杂巨系统都可以实现定量化分析。今天，定量化思维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也扩展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广泛采用了定量化分析，例如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在倡导开展定量分析与研究，一些宏观经济预测、预警和管理决策方案，均建立在模型模拟和定量化分析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作为一个现代科技工作者，包括兼容科技与文化的科技期刊编辑，定量化思维，是必须具有的能力和素养。大数据时代，定量化分析更是常态科技语言［7-9］。大数据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是量化的，不能以定量化为基础的学科在大数据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同时，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也是数据化过程，是对期刊内容数据的采集、传输、传播、挖掘、利用的过程，也即是定量化的工作过程。定量化思维是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编辑思维的应有之义，没有定量化思维的科技期刊编辑在大数据时代将难以立足。
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对象———期刊刊载的内容是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体，编辑进行稿件编校工作，也必须运用定量思维和定性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而定量思维方法主要基于针对数字、数学、数据及图表等问题而展开，并形成相应的基本形态。
3.1数字思维形态这里所说的“数字”是指论文中出现的一般性或辅的数字和数量，侧重在数的表达形式。在论文的定量分析过程中数字或数量是不可或缺的［10］。科技期刊编辑应熟练运用定量思维，对数字内容进行把关。一是要善于发现作者容易犯的习惯性数字错误。比如一些数字(如年月日)中西文不同表达形式、连续数字的表达形式、数字与物理量单位的匹配等等，应养成对习惯性错误的敏感性［11］。二是要注意论文中的一些数字是否符合常识。比如涉及到时间、质量、面积、体积、密度、速度、温度、成分等方面的数字时，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判别相关数字是否符合常识，应善于敏感地发现违背常识的数字错误。三是要注意数字的真实性。科技期刊编辑对本刊学科领域论文的数字来源及其真实性应具备认识和识别能力，为期刊防止学术不端加上一道有力的防线。
3.2数学思维形态数学思维形态包括对数学方法、数学特征、数学模型、数学模拟、数学推断、数学演绎等方面的掌握并驾驭的能力和素质。数学方法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传统的数学方法有线性规划、多元统计、概率分析、数理方程、工程数学等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的各种数学方法层出不穷，比如分形理论、小波理论、混沌理论、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神经网络技术、大数据理论等等。当然，对于如此多种的数学方法，即使数学专业人员，对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方法，也许不一定能做到通晓或深入了解;因此，不能要求科技期刊编辑精通各种数学方法。不过，科技编辑应该对本刊论文中常用的一些数学分析方法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对该方法应用的关键过程及效果有初步判断，最好达到能够发现问题或缺陷的水平。
3.3数据思维形态这里所说的“数据”是指论文论证过程出现的大量数据，侧重在数的表达内容，往往是论文的核心部分。数据是期刊论文中必需的定量描述工具。目标事物的基本特征要用数据定量勾勒，各种定量分析必须有数据验证，定量分析的结果往往是数据形式。科技期刊编辑对数据必须具有分析能力。一是要能分析数据的正确性。真理与谬误往往是一步之遥，有时还是孪生兄弟。比如地下水渗透率问题，不同地层渗透率差别很大，如果用错了渗透率参数，其定量分析的结果定是南辕北辙。又如滑坡灾害治理问题，滑坡体与基岩的摩擦因数正确与否对治理措施的制订与实施至关重要。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具备保证这些数据、参数正确无误的思维能力。二要能判断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数学推导、演绎等运算出来的数据，其逻辑关系一目了然，自不必说。即使看起来相互独立的数据之间，往往也存在着逻辑关系。科技期刊编辑应该具备分析判断数据间逻辑关系的思维能力，善于发现违背逻辑关系的数据，并与作者沟通，建议修正。三是要明了数据的意义。论文中的重要数据都有其特定的物理意义或社会意义。一些数据描述的是现象，一些数据又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这些数据能否准确描述自然或社会现象、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编辑人员不能模糊不清或听之任之，而应努力把握数据与其代表意义的一致性，确保实现论文研究的意义。
3.4图表思维形态论文中的图件是科学研究成果重要的表达形式，它是由各种有关数据运用制图学方法制作而成的;论文中的表格是相关科学研究和实验数据的集中呈现。在科技论著中，图表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过程或各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定量化表达。科技期刊编辑应善于读图编图，熟读图表、编好图表也是定量思维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一是要关注图中的点、线、面。点线面是由数据构成的，是直观的数据呈现形式，从一幅图中可看出某一个科学问题研究的某种状态，或平面或断面或剖面，或时间或空间或四维时空，或历史或实时或趋势，等等，图件中蕴藏巨大的信息量。科技期刊编辑应很好地了解和利用图件中的信息量。二是要关注图表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无关的数据当然不宜占据篇幅，浪费期刊资源;关联数据必须相互呼应和印证。图表内部数据之间、图表与图表之间，如果缺失重要关联部分，科技期刊编辑有责任采取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三是要图表文并举。图表是为了直观地论证论文主题，文字应围绕图表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依托，共同深化，才能使期刊论文质量得到提升。科技期刊编辑应把握正确运用图表文来表达论文的内容。
4科技编辑定量思维拓展:与定性思维有机结合
科技期刊编辑定量思维是其思维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定量思维，是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缺失且没有受到重视，并不是要轻视其他思维能力与素质。相反，定量思维能力的拓展与增强，还有赖于与其他思维特别是定性思维交叉融合。由于质和量同时存在于任何一个客观事物中，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质是一定量的质，量是一定质的量;所以，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是定量思维进一步拓展、发展的内在要求。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定性思维是定量思维的前提，而定量思维是定性思维的依据。事物的质规定着量的变化范围，量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引起事物的质变。质和量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定量思维应以定性思维为前提，一定的质要以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要准确认识事物还必须做定量分析。缺乏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以模糊和不精确的认识来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主观估计，本身就不具备科学性。定性思维决定认识事物的意义，定量思维决定认识事物的精度和深度。在质和量的对立统一系统中，质是主要方面，只有认识并清晰了事物的质，认识事物的量才有意义:如果定量分析所得的数据不准确，必然导致定性分析的结果不正确;如果定性思维错误，定量思维也必然失去意义。同时，定量思维是否准确，对定性思维是否正确也有影响。由于科研活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等客观事物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相关性及复杂性，在运用定性思维和定量思维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主要采取何种思维形态，要根据科技期刊编辑活动的需要和思维对象(即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性质来决定。单一的思维形式极不适应办刊及编辑校对活动的发展，必须把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思维的高效率。
5结束语
经济形态论文范文5
2015年京津冀三地广告协会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京津冀三地将结合其功能定位谋划广告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广告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共同举办广告业内重大活动等，以促进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2016年7月，三地签署了《京津冀广告监管执法协作备忘录》，三地广告监管执法进入协作阶段，广告市场监管政策一致化，为三地广告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种种举措为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立足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探讨如何实现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渐次起飞变得尤为重要。
一、雁行模式发展
雁行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赤松要认为日本的棉纺织业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日本国内其他产业亦存在这样的生命周期规律，这一产业生命周期在图表上呈倒V型，因此赤松要将其称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即后来的雁行模式的雏形。
后经小岛清等学者拓展和完善，形成了重点关注东亚国家地区间产业转移的“雁行模式”理论。这一模式将日本视为“雁首”，把韩国、新加坡等次发达国家和地区视为“雁身”，把东盟各国及中国视为“雁尾”，“形象地描绘了日本国内产业升级及东亚区域内产业渐次发展的图景，由此形成了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角度解释产业结构次序发展的经济模型”[1]。即先进国家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将在本土已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这一转移实现的基础是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间在资金、成本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样的产业转移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兼顾了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利益。落后国以较低成本得到了资金和技术，得以发展本国经济，而先进国则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雁首”的雁行模式面临解体。我国学者开始将雁行模式理论应用到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和优化发展等问题上。国内雁行模式构建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地域接近;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梯度差;第三，政治和政策环境基本相同，无投资转移限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东部沿海为“雁首”，中部为“雁身”，西部为“雁尾”的国内雁行模式，并论证了雁行模式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可行性和大体路径。近几年国内对雁行模式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有学者在雁行模式基础上对国内特定区域产业进行研究，如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海和江苏间产业布局等，有学者在雁行模式理论基础上对特定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转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雁行模式理论对研究我国特定区域的产业发展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及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现状
2013年至2017年北京市广告营业额均达到千亿量级，相较于其后的百亿军团，一枝独秀。北京市广告营业额在GDP中占比在6%～9%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北京市广告产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北京市广告营业额自2015年开始不断下滑，至今已连续三年负增长，这反应出北京市广告市场不断趋于饱和、增长空间有限等问题，北京市广告产业亟待解决的是如何继续开拓市场，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增长极。
2013年至2017年天津市广告营业额均达到百亿量级，2013年至2015年位列全国前十，而在 2016年和2017年天津市广告营业额跌出全国前十，连续两年负增长，由2015年的219.55亿元到2016年不足140亿元，跌幅超过30%。近年来，天津市广告营业额在GDP中的比重基本维持在全国平均水平，天津市广告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广告市场扩容等问题。
近五年来河北省广告经营徘徊在10亿元左右， 2013年广告营业额一度攀升至13.10亿元，但在 2014年跌至5.74亿元，是全国广告营业额最低的五个省份之一，2015年则恢复至7.37亿元，广告营业额低且增速缓慢。广告营业额在GDP中的占比在0.3%徘徊，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广告产业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亟需引进资金和技术推动产业发展[2]。
京津冀三地广告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梯度落差，当下发展重心不同。
（二） 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京津冀三地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广告监管协作备忘录以及共同举办广告活动等形式推动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广告产业协同发展被提上日程，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缺少区域性广告产业整体发展规划，造成三地广告产业相互独立，资源未能实现优化配置;京津冀广告产业布局分散，不利于区域广告产业价值链的形成，难以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广告产业协作主要依靠上层政策和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而在广告产业中真正具有原生力量的广告公司层面缺乏交流与联系，并未能形成地区间广告发展的合力。以上种种都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广告产业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和共同起飞。 三、构建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雁行模式的条件、原则及意义 京津冀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交通一体化让三地联系更加紧密;广告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地区间广告产业的发展成熟度、产业资本、人员成本、相关技术等也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且明显形成了以北京市为首，天津市次之，河北省最后的发展层级;三地之间有协同发展的意愿和需要，无论是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还是三地广告协作发展意向与举措都使三地处于高度统一、稳定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中。构建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雁行模式的一般性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京津冀广告产业雁行模式的构建应该遵循建立产业协同发展共识和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差异两项原则。一方面，联动互助是京津冀广告产业演进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协同发展能够高效实现各地区广告产业发展目标，同时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这一共识有赖于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顶层战略;另一方面，京津冀应明确各自的比较优势及彼此发展阶段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主导区域广告产业发展，引领天津和河北广告产业发展;天津市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上承北京下引河北，具有不可或缺的协调作用;河北应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承接区域内产业资源、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是区域内广告产业发展的基础。
雁行模式的构建有利于京津冀广告产业发展。作为“雁首”的北京市通过将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天津和河北，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刺激广告技术创新，开拓新的市场，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获得新的增长极。天津市和河北省在承接北京市广告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以较低成本获得了资本和资源，新资本必将推动广告产业进行整合重组，引来产业新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凭借市场潜力大、人力和土地成本低等优势吸引国内外技术先进、管理水平一流的广告公司与本地广告公司合作，形成鲶鱼效应，激发广告产业的活力。京津冀广告产业雁行模式的构建，有利于结合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现实谋划广告产业整体发展布局，有利于推动广告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有利于实现广告产业内部的互动与合作，为京津冀地区广告产业协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最终促进京津冀广告产业的协同发展，次第起飞。 四、基于雁行模式构建的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策略建议
（一） 政府层面：战略支持，政策和制度保障，以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 政府在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加强联动或共同成立区域广告产业发展职能部门，对区域广告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科学规划，持续提供顶层战略支持，这是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
其次，京津冀广告产业协同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产业内部协调机制。一方面，政府应通过政策供给为协同发展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创建有利于协同发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制定促进广告产业协同发展的支持政策，加强协同发展的制度化建设。针对京津冀广告产业转移和承接中的技术创新溢出、资本流动、资源共享和广告公司的并购与重组等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提供制度支撑。
经济形态论文范文6
关键词：村庄；变迁研究；中国表述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61-06
一、争鸣的人类学村庄研究范式：先贤哲论的再认识
何以在“地方”与“整体社会”之间找到文化表述的结合点，这是中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进行村庄研究就关注的题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经吴文藻、、林耀华等先贤的改造后，逐渐本土化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指引着有心志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展村庄调查。然而，正是这一西引的方法论，使“地方”与“整体社会”成为早期中西方人类学者激烈的争辩话语。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1982年）一书中，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四本英文版民族志读本给予了尖刻批驳，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两个问题：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针对利奇的第二个质疑，先生随后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以江村为例给予了肯定回答：“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①在后来的《云南三村》里，费先生又以“类型比较研究”方法回应道：“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②“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③
事实上争论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微型村庄调查，而且，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吴文藻先生主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的导引下，中国的村庄研究早已悄悄进入“早春天气”。1935年，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撰写并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系统呈现出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著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和林耀华两人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均得益于吴文藻先生的精心培养。同年，当林耀华先生关注义序宗族时，先生则偕妻走上广西大瑶山。瑶山调查造成人间悲剧（妻子王同惠失足山冲，溺水身亡，先生身负重伤。）之后，费先生离开瑶山，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又在开弦弓村调查。后留学英伦，他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系统整理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该著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搭配的社会整体，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个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1938年，爆发，留英归国的，召集一大批人类学者群聚云南呈贡“魁星阁”。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三村》（、张之毅.1945）、《祖荫之下》（许光.1945）、《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1945）等经典民族志著作。费、许、田三人的社区关怀各有不同。先生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许光先生则注重礼俗文化，而田汝康先生则特别关注“边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费、许二人都想从“小地方”的描述来透视中国“整体社会”，而田汝康先生关注田野生活中的“他者”，试图从边民的社区生活中，借以洞察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 “这批早期本土人类学家的成就，被国际人类学广泛承认，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曾师承海内外人类学家，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际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注：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通过村庄研究，他们萌生并践行着一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魁阁精神”。
或因师出同门，费、林二人在吴文藻先生的导引下，始终把“微型社区研究”作为其民族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北京高校的学者们向中国大后方转移，林耀华先生也因此有机会到了川、滇、康交界的大小凉山对彝族村寨进行调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汇集林先生的调查研究论文及教学书稿，编撰出版《凉山彝家》。林先生分别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等九个层面的细致述写，为人们真实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现状。该书见面读者后，受到了美国国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女士等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好评。在西方许多大学里，该书还被指定为教学阅读用书。脱手《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的林先生并未放松对中国村庄的调查。1944年至1948年四年时间里，林先生一直都在关注福建玉田县黄村农民的生活。1949年，他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问世，为西方学者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特殊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学者从西方人类学界采借的微型村庄社区研究方法被迫放弃，中国的村庄研究一搁置就是二十多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者的眼光开始转向少数民族的规模普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古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视野。西方人类学家失去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坐上“摇篮椅”开始进行遥远的中国想象。但也正是他们遥远的“中国想象”，使很多海外人类学者更加坚信利奇的中国质疑。他们都认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能将时间和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社区当成研究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这种理论关怀，在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皇家人类学会上作“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演讲时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不能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以村庄研究的数量来‘堆积出’一个中国。他主张综合人类学和汉学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来表述中国宏观社会。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认为，“怎样将这个‘小地方’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叙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所幸的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村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注：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施坚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第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村庄向来不是孤立的，且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不在村庄而在集市。一般而言，六个村庄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标准集市”），要对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有把握的话，必须研究这个标准共同体。
二、人类学村庄变迁研究的可能路径：后生俊杰的几种尝试
社会发展变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追述村庄变迁历程也就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追逐的时髦潮流。前辈先贤的村庄研究，对我国人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以至于当今的人类学后生在进行实证性研究时，都会有意贴上“以某某村庄为例”的标签，以彰显文章的生动、翔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村庄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没有引发研究人员的过多关注，村庄里发生的很多故事伴随村庄主体（村民）的代际更替而流逝。所以，30年代，当中国学者们在细写村庄时，对于村史的记述，除了照搬村落社区“权威人士”的口述材料之外，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村庄历史的表述，普遍关注村庄的当下知识。学人们当时的笔文记述渐而形塑和丰富了小村的历史知识。
人类学后生俊杰的村庄研究，在保有村庄历史表述的基础上，尝试出许多新的路径。这一时段的村落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村落自治制度和自治组织改革研究、村落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研究、村落宗族势力研究和村落文化变迁研究四大类型。其中，村庄现代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早从这一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村的是王汉生（1990）。王汉生从村庄“工业化”和“集体化”程度的视角，概括了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他认为集体化程度与社会分化程度具有同等的意义。集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低。他的类型区分主要指华北、西部、浙江和江苏的村落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992年，受王汉生的启发，陆学艺开始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时期的中国著名村庄进行变迁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1997年，折晓叶撰写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出版，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社会变迁，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变迁并未按照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假设而进行，而是出现了新的动力、规则、关系。超级村庄既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又保留有典型的村社区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原则”[注：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00年9月，折晓叶、陈婴婴又出版《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深入比较了三类村庄，对超级村庄这种新型社区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内部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超级村庄以微观形式显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倾向。
村庄变迁研究使西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我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践。然而，在村庄变迁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类学先辈回访数年前调查点的重要意义（六访广西大瑶山，数十次回访江村）。怎样有效地回访田野，先生在晚年时反复提到两种学术观点：“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受前辈的影响，后生们也开始循先贤足迹，追访著名田野点。“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注：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坚信，对人类学重要先行者的调研点进行再研究，既可检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可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还可以较快地与国际人类学学界进行理论对话，从而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状态。在他看来，“再研究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原先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注：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人类学后生俊杰身体力行，已基本上回访完先辈走访过的田野点。
著名田野点回访延续的仍然是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由于有前辈学者留下的经典村庄民族志为参照范本，在追踪村落历史变迁的同时，学者们便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村庄进行对比研究。林耀华、、许光、田汝康、杨懋春五人在过去的村庄调查研究过程中最为著名，因此，晚辈后生对这些调查点进行追踪调查的积极性也最高。最早在我国北方农村回访的是戴瑙玛（Norma Diamond），她于1979年就来到访过杨懋春作品中的山东省台头村。后来，潘守永才又回访台头村。潘守永认为，中国的村庄不是孤立的，乡村研究必须分析村际关系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杨懋春从家庭和村落关系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农村，抓住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本质，施坚雅等追随者，试图从市场的层面来勾画中国农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是误入歧途的。潘守永开先河之后，阮云星也开始回访林耀华先生的义序宗族村落。他尝试用“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来解释义序宗族的变迁。他在田野回访中深切感到，昔日的义序宗族乡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乡村单位，即使20世纪90年代出现宗族复兴，也只能是非（准）制度性的传统姓氏地域上的家族主义亚文化。他强调义序乡村的传统文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致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今日义序的村民仍受交织在一起的新旧因素的影响。正值后生学人轰轰烈烈地进行著名田野点回访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也想到了导师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开创的田野点。他通过回访凤凰村认为，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社区居民的适应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
著名田野点追踪调查较为系统也较有影响的是王铭铭教授指导的云南“三村”回访。2000年，王铭铭教授利用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研究机会，千禧年之际，把自己“门下”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派往云南“三村”。回访禄村的张宏明重新考察了曾关注的地权问题。他发现，与《禄村农田》中所说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只是在表层上归属于禄村人。国家是所有者，农民只是使用者。农民每年都要承受赋税的压力，朝廷统一使用税收的资源，以“再分配”的形式将这些资源用在“礼仪”等公共事务上。因此，他认为，所谓“消暇经济”事实上就是当地公共仪式的民间制度安排。梁永佳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光《祖荫之下》的喜洲小镇的传统性的本主崇拜。他认为，本主仪式与非本主仪式在喜洲构成某种复合，是因为当地的土著社会理论背后隐藏着一种“性别的对立统一”原则，它蕴涵着某种等级性。褚建芳沿着田汝康先生的足迹进行田野回访时认为，田汝康先生只强调了当地傣族的施舍与散财，而不在乎“得”与“积”。事实上，人神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傣族在做“摆”时，并不只出于“虔诚”，还带有某种期待回报的心态。人与神之间“功德”与来世所能获得的地位之间的“交换”才是“摆”仪式所追求的。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选出八位人类学先行者和九位后继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收编在《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中。该书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以及后生们新的研究心得，新老学者跨时空对话，使著名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继续延伸。这些回访，尽管先辈们的立论部分受到质问[注：兰林友在质问学者们使用的田野材料基础上，直接否定了先贤的立论。兰林友博士详细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曾经利用满铁资料所研究的华北六村。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他认为，在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场景中，不是像杜赞奇所说的以宗族竞争为主线，而是以场景性的政治结盟为主。村落派系竞争的实质是争夺村落领导权，其个人的政治立场不是以亲属关系决定，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人们主要的目的。无独有偶，黄宗智在批判满铁资料的同时，却又过度地利用满铁资料。黄和杜两人都以外显姓氏符号来建构宗族，忽略了华北历史上多次移民和战乱的巨大影响。黄宗智所认为的后夏寨的大族王姓，实际上有四种来源，李姓也有三种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同姓不同宗’问题。因此，黄宗智认为的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认为的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见解，因其前提失误而完全站不住脚。华北宗族是一种不完备的、残缺的宗族概念。]
，但总体而言，后继者都对先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新乡土本色的人类学表述：“村”与“非村”
1.村庄的历史记忆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中西方人类学学者在关于“村庄与整体性社会”争论的过程中，隐约表现出一个共同意识，即村庄是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在摒弃西方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之后，在国家强势话语下，人类学以中央民族研究院为牵头单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澄清了地方社区的历史面貌。然而，因受制于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论”，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给出历史的“地方感”。“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注：徐平：《羌村社会》，第2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历史之岛”上的一个“结”。人类学方法论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都市人来说，边疆民族村庄的概念无非是贫困、落后、瘟疫等抽象概念。这些关键词向人们传递着边疆乃蛮夷之地的印象。后期，惠于人类学前辈先贤的村庄民族志读本，村庄知识才得以公平地传递出来，从而成就了国家的治边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忘记了先辈们叙说村庄时的客观历史，而指责先辈们缺乏对村庄历史的关怀，以此来彰显自己尊重历史。世迁，在现代化场景下，少数民族村庄已经被“地方性知识”形构成各种功能完备的区域性共同体。人类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资质对村庄道“远”（历史学家的关怀），也应该将村庄历史置于重要位置，从动态的时间层面书写变迁中的乡村。
2.村庄的现实表征
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土”，先生曾在《乡土中国》里用“无讼”、“同意权力”、“长老统治”、“礼治”、“以足步辨音”等关键词来做过概括。费先生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之间交往建立在情感互惠的基础上，人们通过肢体行动就能会意他者的心境，因而，说农村人土气，要送文字下乡实在有些多余。当然，费先生概括的这种乡土本色，主要是基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表达。西方学者则习惯用“机械团结”（涂尔干）、“共同体”（腾尼斯）概念来表述。随着社会历变，文明进程对传统乡村的再造。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乡村被重新解构为一个重经济利益回报的“半熟人社会”。在“商品拜物教”意识模式下，物品地位被人们抬升到至高位置，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关系却被人为贬低。远亲近邻的传统乡土观念，早已经被社会利益关系“打包”成“见钱不见人”的经济理性。过去那种祸福均沾的精神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交换的生活世界。乡民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表达。村庄主体已被异化成交换的“商品”。新乡土本色使许多学者陷入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幸福却大打折扣的苦思中。一些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极度期望重返“理想的沟通情景”。
实写当下村庄、叙说乡野中的真实知识是新乡土叙事的大趋势。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注意：一是文明进程中累积的知识。文明进程的知识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正因有文明进程的阶段性知识，现代文明才得以形成。一些学人或许责问：将历史分为两次来写，意为何？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误解。“现在”是将来的“过去”。村庄未来的历史仅是一个想象的异邦，如果想对村庄的未来展开充分想象（前景预测），理想的方法就是对现在村庄的解读，揭开这个混融了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的“包裹”，探清村庄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证面相。二是文明进程中的乡民意识。新乡土中国社会，村民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守望相助的心野，人们的行动更具有目的性。生存是天赋的权利，当村庄这一空间发生质变、乡民丧失各种权利时，村民通过诸如“找关系”、“走门路”等另类手段来达到目的就是注定事实。因此，实写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的新乡土本色，除呈现村庄客观的阶段性文明外，村民的心态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3.村庄的会通逻辑
“传统”和“现代”是时间格式化的概念，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去时间化”，那么，所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便可以简单归结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空间“烙印”。因为传统就是过去的现代，现代将会沦为未来的传统。将研究内容界定在村庄历史和村庄现状这两个层面，不但没有忘记“时间”，而且还怀有一个意图，即在文本表述中，利用时间概念将村庄切割成两段不同的断代史，从而进行对比研究。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种方法表述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事实上，当今的人类学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条路径。我们提出“去时间化”概念，倒不是想翻新立意，特意创新方法“惊艳”抑或“光耀”于同仁，只是想从世迁、社会更替的时间过程来探寻村庄秩序构造的不变逻辑。时下，一些刚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新人，常带着满身学院味，走进边远于国家中心的少数民族农村，由于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仍然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中国的“大队”、“村社”生活格局，便常叹当地人“无时间”，以至于每每和别人谈起，他们都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当地人如何“落后”，如何“不上进”。其实，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多么的合理人们才会去维持。对于当地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完成“一向都这样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时宜”，也仍然比让他们从事从来没有任何经历的“较合时宜”的事情容易得多。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一向这样做”已经内化为乡民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会通逻辑。对他们来说，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远比做一件“合乎时宜”的事更为自然。当然，在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已经触及到村庄的每个角落。在中国版图找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痕迹的“划外之夷”已经变得不可能。言说乡土社会中“不合时宜”的会通逻辑，意在坚持国家形塑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下村庄的会通逻辑，赋予村民充分的乡土建设的自主性。
4.中国表述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曾与杜赞奇先生有过一段引人回味的对话。他们认为：“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时，基本可分为两类思考的角度。第一类就是像上下级关系那样的领导与被领导，也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第二类从下而上的方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社会学方面也做得很多。其方法可能是统计，也可能是个案分析，但这些个案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究竟怎么样对话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单纯地从国家往下看，或者单纯地把地方看成一个非常田园的、和平的传统社会，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注：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从村庄层面来探寻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理路，把“家”、“村”、“社会”、“国家”、“天下”连于一体，并试图把“家”的伦理贯穿于国家与世界秩序之中的理念，不仅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淀深厚，而且在西方理论中也影响深远。梅因的《古代法》文本中就是在家庭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历史性演化关系中展开的。摩尔根的经典名著《古代社会》，同样以类似的笔调从家庭的演化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涂尔干、韦伯，则更从家族与亲属制度的形态，来展示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的历史。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也毫不例外地视家庭问题为法权、国家及世界文明演化问题的核心。
从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来观察研究村庄变迁问题，似乎会给人们产生这样一个普遍性预想：学者的终极关怀无非是要通过时间的回溯（伸延）来再度展演（推演）小村故事。当然，这种解读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还是“紧扣题意”。但这种表层理解并未触及范式的核心内容。如果遵循这样的范式来书写村庄，我们只需在村庄里随意选出一位具备汉族表达能力的农民，记录下村庄里每天发生的琐事，时过半年，或许就能出版字近十几万甚至二十万的村庄民族志读本。中国有数百万个村庄，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乡村，不仅背离惜墨爱纸的“低碳”理念，而且也无意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事实上，笔者在开端就以“汉学人类学”的村庄关怀为切入点，对“村”与“非村”的问题就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贯穿到我的整个心路历程中，也可以说是本研究所关心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后续表述中，已经将拙著的村庄研究提升级为探寻村庄秩序构造中的不变逻辑，已经隐喻般地表现出超越村庄研究，上升到区域性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这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GU Jia-ro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Ethnic Peopl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