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教育政策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1
摘要：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不同的投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从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来，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国教育的低效率。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216.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2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家长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竞争机制至关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对于教育券问题，哈耶克持有赞成态度：“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家长通过教育券而选择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实质上构成了投票问题。所有参与到投票行为中的经济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产者（学校）而不是消费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无法达到最优。鲍彻尔丁（Borcherding）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质上的光环效应，其内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门的职工和官员推动上升，他们垄断了民主过程的权力，并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报酬而不是生产相应的生产增值。他进一步指出，教师根据教育、经验和区域规模大小而给予更多报酬，而这都和教育质量无关。学校可以避免效率检验。
赫希曼（Hirschman）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必然会遇到供给方式的困扰，一旦选择了不适当的供给方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权利或向其他服务部门寻求服务。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实行“市场+非市场的混合策略”，并时常对低效率的教育机构实行退出机制。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总额与教育成本总额的比值。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儿童往往参加一些辅的生产老动，加大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农村地区教育供给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较低。在城市地区，受内部失业和农村流民的影响，较低文化素质的人难以找到工作，或在职业选择和工资报酬上存在歧视，从而造成了对高等教育的过量需求，并带动初、中级教育过渡膨胀，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较少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担者，从而使在校期间学习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处于闲置状态，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国而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仍是一块坚固的堡垒。民办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满足了国民对教育的部分需求，也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成为我国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投资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竞争中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在现在的体制下，民间办学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市场：居民家庭送孩子进公立学校，免费；进私立学校，要交费。如此的约束条件，迫使民间教育机构不得不选择“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学校竞争者作为招生目标。许多地方民间办学以所谓“贵族学校”起步，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贵”，指的是收费的单价高，因此投资的总量一定不会大。这就是说，公立免费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间办学，而且抑制民间投资。同时，由于教育财政经费严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之间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场化进程。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注释：
①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创始人。但是从思想渊源来看，亚当斯密对教育问题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②参见DavidF.Salisbury.WhatDoesaVoucherBuy?--ACloserLookattheCostofPrivateSchools.
/pub_display.php?pub_id=1345.
③JohnE.Chubb,TerryM.Moe.Politics,Markets,andAmerica’sSchools[M].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1990.
参考文献：
[1]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216.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3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203-02
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各种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业教育呈现下滑的态势，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我国职业学校的数量从1996年的2.2万余所下降到2001年的1.8万所。农村职业中学从1994年的3681所下降到2001年的1835所；农村职业高中在校学生数从1995年的69.2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45.2万人。200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1611所，比2000年减少4324所；在校学生1324.74万人，招生537.29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251.41万人和200.92万人。在校学生和招生数分别比2000年增长比则为23.4%和59.7%。与规模发展相比，中等职业教育各项生均办学条件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使得办学质量和持续发展面临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委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农业部等六部门也联合进行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正在得到加强。
二、我国现行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转移支付不充分
据统计，2001年职业中学的教育经费投入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分别为2.81%、26.58%。到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163.69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407.28元。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868.53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513.33元。如此少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步伐十分缓慢。
另外，投资渠道也过于单一，我国农村教育的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集中反映在农村教育仍然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拨款，民办的农村教育微不足道。农村职业教育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薄弱。由于“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投资经费体制只能是以县（乡）为主。长期以来，中央财政虽然对职业教育有所投入，但总量偏少。特别是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就更少。由于县域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县为主的公共财政基础比较薄弱，很难满足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际需要。受这种投资经费政策的影响，各种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公共开支缺少相应的税收来源。
（二）农村职业教育面临发展模式不适的困境
当前很多地方农村教育面临窘境：办学思想“轻农”，办学模式“离农”，教育结构“脱农”。因此必须改变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建立一种升学与就业兼顾、普通教育渗透职业技能教育的多元化教育模式。目前农民普遍对职业教育的科学内涵认识和把握不清，时下农村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种种原因，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升学。这部分留在农村的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如果没有经过必要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他们对农村经济建设就难以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定位应该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从改变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出发，把农村教育资源彻底向农民开放，加强教育与经济、教师与农民的沟通，着力破解农村学校封闭办学的难题，如何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武之地的技能，才是核心所在。
（三）师资力量薄弱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瓶颈
中等职业教师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较差。目前很难录用和挖掘到优秀人才到学校任教，已有的专业骨干教师也很难留住。在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不够的条件下，不顾实际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农村职教，必然导致大批不合格教师进入教师队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上述关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十分落后却是现实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深蒂固的是在观念上：没有把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视为职业，由此造成农村学校未能在服务“三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的职业性逐步边缘化甚至缺失。当今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这种认识要与时俱进。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发展要求。
三、完善我国现有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国家首先应当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将它置于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并明确国家、职业教育供给者、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供求双方的矛盾，制定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目标、方针等，保证农村职业教育在稳定中发展。其次完善法律法规，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立法，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为规范用工、招生等提供各项政策扶持。总结国内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根据中国现阶段实际，包括各地方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状况，合理调动农民、企业、学校的多方积极性，因地因时制宜地制定法规政策，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二）完善财力支持体系，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发展教育，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支持。为了解决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国家应在逐年增加国家对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除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以外，乡人民政府可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投资在农村办学。除国家投资外，要提倡利用贷款，并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捐资助学。还要积极倡导将中央和地方农业建设资金、农村科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中的适当比例用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财力保障。
（三）改革管理体制，增强办学灵活性
首先，要加强政府统筹，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城乡分离、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统筹乏力的局面，应该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其次，政府部门要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镇化和提高农民素质与技能的要求，打破部门和职业学校类型的界限，有效整合和利用现有各种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以实现合理布局，资源共享。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上下统属、专门管理农村职业教育的机构，负责农村职业教育在全国和地方的协调开展，并促使农村职业学历教育、农民培训和农业推广形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良性关系。再次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政策透明度；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增强政策执行力。由于政策中农村职业教育管理机构的责权不明确，且缺乏对失职行为的强制性的处理措施，造成农村职业教育的管理控制失力。同时，管理机构与检查、监督机构重叠，或二者合一，导致检查、监督中的形式化。所以，应合理设置政策的执行机构，划分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强制性的控制措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的效力，克服政策执行中的不利因素，促进政策的有效落实。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5
摘要：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国家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最为全面的描述。包括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我国现阶段由于强制拆迁而导致多起拆迁冲突，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强拆问题需要开启“政策之窗”，使强制拆迁问题提上政策议程。
关键词：强制拆迁；多源流理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
中图分类号：C6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5-0012-01
当民众面对暴力拆迁却无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反抗暴力，由此，强拆问题逐步受到政府高度关注。本文从公共政策角度，运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强制拆迁问题，并得出相应解决对策。
1.多源流理论模型介绍
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主要论述政策制定前，即政策议程确立的整个过程。针对“为什么政府将某些问题纳入政策议程，而对另一些问题却不予关注”这一问题深入剖析，回答了三个主要问题：“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具体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发现问题及需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那里进行的？”[1]总的来说，“多源流模式是建立在阶段式的政策分析基础上，集中分析问题界定、议程提出、方案选择三个阶段。”[2]对政策形成追根溯源，形成了严密的逻辑性和实用性。
金登认为“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他们中一种或另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3]这一思想指出整个系统包括三种信息流：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问题流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凸显的问题通过特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4]政策流是指针对某一政策问题，不同政策共同体提出不同形式的建议，这些建议相互融合，最终可行的观念被接受。政治流包含民众情绪、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因素。如果潜在的议程与当下社会民众情绪一致并得到利益集团支持，向政府施加压力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将问题推入政策议程。金登认为这三种源流本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在关键时刻，三流汇合到一起，打开“政策之窗”，大大提高了政策问题受关注的可能性。
2.多源流理论模型与强拆问题的契合
2.1 问题流与政府强制拆迁的职能错位。强制拆迁是指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不履行生效搬迁安置协议中规定的搬迁义务时，由拆迁人通过仲裁、诉讼、或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的方式，使拆迁行为获得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迫使被拆迁人履行搬迁义务的活动。[5]当拆迁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拆迁，政府成为强制拆迁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很容易因补偿不足而导致反暴力拆迁事件。
首先，强制拆迁面临拆迁双方利益均衡问题。政府强制权力运用过多容易导致定位偏差。一旦商业拆迁介入极有可能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偏离，被利益集团利用，激化矛盾。其次，拆迁者执法为民理念薄弱问题。如果执法者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强拆惨剧能够避免。再次，我国没有一部《行政强制执行法》规范政府职能，明确拆迁双方对于拆迁的权力与义务。这就成为一个盲区，拆迁者在利益驱动下强制拆迁，造成难以弥补损失，问题流便形成了。
2.2 政策流。强制拆迁问题不能只看表面，要挖掘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当政策问题出现时，不同政策主体围绕这一问题提出许多建议，并试图使自己的主张被政府采纳成为公共决策。研究者们普遍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执法程序合法化，加强执法者公共意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不同的政策在相互碰撞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可行的解决措施。2003年全国开始第一次废除《拆迁条例》热潮。2005年《物权法》出台提出拆迁单位要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2007年国务院又制定《城市拆迁管理办法》，尊重和保护人民权利和个人合法财产。之后，全国进入关于取消行政拆迁的热议当中。由此可见，随着一系列较成熟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解决强制拆迁问题的政策论证逐渐走向合法化、科学化。
2.3 政治流。民众情绪是一定时期国民主体部分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观和利益取向。他与公众舆论紧密联系，往往通过新闻媒体、杂志报刊等表现，反映到政策制定者，使政策重点转移。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公民意识觉醒，在不合理执法程序下，势必会出现负面事件。典型的个案通过媒体报道使得全社会公民关注，形成最强大压力集团，迫使政府寻找解决方案。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最核心部分，在政策议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需要政府以服务人民为主要职能，保证民生，注重社会公平。传统的政府主导一切政治活动，忽视民众情绪和价值取向，已经失去存在的空间，政策制定者要真正意义上转变执政理念，用“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有效的指导政府工作，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
3.强制拆迁：三流汇合开启“政策之窗”
多源流理论模型指出，三条信息流是彼此独立的，互不产生作用，当“政策之窗”开启时三条源流汇集到一起，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而各地发生的反暴力拆迁的焦点事件成为“政策之窗”开启的动力。随着新闻风暴的产生，政府意识到要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强制拆迁事件被推上政策议程。因此，从三条源流出发，找到有效解决政策问题的对策。
3.1 从问题流看。强制拆迁问题要明确政府服务职能，强化“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党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各级政府要尽快实现职能转变，要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把“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工作中。就强拆问题而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法者在强制拆迁中采取强硬的执法手段，被拆迁户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反抗暴力拆迁，如果执法者能够给被拆迁者一些余地，惨剧就不会多次上演。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必须要切实的考虑群众利益，认真反思自己是否做到执法合理、合法、公正。政府即使是为广大群众的整体利益着想，但被拆迁户希望得到合理的拆迁是合情合理更合法的。要解决强制拆迁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要强化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真正做到执法为民。加强对执法者的教育，让每一位执法者尊重生命,将强制拆迁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尽量化解。
3.2 从政策流看。改革拆迁制度，完善强制拆迁程序，加强对强制拆迁的监督。监督是指在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条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而进行监督。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能够很好制约政府行为。有效地内部监督能够对政府形成很好的规范和制约，使执法人员形成良好的素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政府集中行使人民的权利，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有权对政府进行监督。有效的外部监督能够很好的遏制政府权力滥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执法者形成最大的制约。
3.3 从政治流看。强制拆迁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强制拆迁做到合法化。政府拆迁是为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民众生活环境，对整体社会受益，因此，有时是必要的。但房屋拆迁对当事人影响很大。所以，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就需要一个标尺来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首先，加快出台《行政程序法》，或者《行政强制执行法》，对拆迁程序做出统一、具体的规定。针对强制拆迁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让强制拆迁有据可依。其次，对于违反强制拆迁法律规范的还要违法必究。此外，坚持行政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将人民利益损害降到最低，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
总之，为打开“政策之窗”，要在问题流上强化执法为民理念，把为人民服务真正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政策流上，要改革拆迁制度，完善拆迁程序，将拆迁工作放到社会监督之下。政治流上，要完善法律法规，使强制拆迁做到合法化。任何一个政策问题的出现到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不是简单的过程，运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我们要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国情，有效的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1] 肖玉梅,陈兴福,李茂荣.成人教育边缘化现象及对策探讨--多源流分析模型的启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3).
[2] 曾令发.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理论探讨,2007(03).
[3] [美]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教育政策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 高职教育 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 影响对策
网络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网络化形态的最典型体现，它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改变着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向，对他们的成长带来重大的影响，也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一、网络文化对高职学生的影响
网络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网络文化。大学生是“网络社会”的主要成员。
网络文化之所以能够引起当代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浓厚兴趣，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网络文化可以雅俗共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新知识多、影响面广、传递方便、速度快捷、意识观念开放、气氛轻松自由，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青少年生活、学习和娱乐的心理需求。在无“网”不胜的时代，信息网络技术这种“第四媒体”对于玩酷追星、表现自我、极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年轻一代而言，实在是一个“挡不住诱惑”的新奇世界。它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多方面的需求，这些都对当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更具有及时性和广泛性，更直接也更深入，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供了新的育人环境、新的工作手段和新的工作载体。
网络和网络文化又是一把“双刃剑”，也会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工作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处在身心俱长、思想不稳、观念待定阶段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网络文化负面影响更是不能忽视。
网络文化是一种开放的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传播、碰撞和交融在网络中竞争激烈。网络文化又是一个多元快变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一些高职学生已有的观念，如理想信念、道德伦理、民族认同感等造成潜移默化的扭曲、侵蚀和消磨，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呈现部分异化，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实效降低，道德的维持难度加大和新道德问题不断产生。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在信息网络时代面临的挑战
网络及其形成的网络文化的确在改变当代的青年，也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效果受到极大的削弱。多元复杂的网络文化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传统的思想教育过程中，主要通过个别谈心、集体宣讲以及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来进行，而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过去的那种靠简单说教的教育方式已不能让学生信服。网上信息异常庞杂，学生自主选择信息的主动权极大，课堂的说教以及一些传统媒体上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在学生从网上获取的“过量”的信息量面前明显降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2．对学生的知识学习与素质提高提出了挑战
虽说网络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但许多大学生往往利用网络来交友聊天、玩游戏等，挤占了大量阅读书本和思考问题的时间，使得相当一部分网迷的专业课程和外语等亮起了红灯。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过分地依赖网络，视网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个人总结、论文等都从网上寻找，长此以往，不仅对各种基本能力养成构成威胁，也会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巨大的冲击。调查显示，现在的学生综合素质的确有下降的趋势。
3．对学生的心理有较大的冲击
网络文化有着隐匿性与虚拟化的特点，它所构筑的世界把人置于一个由数字、符号组成的虚幻不实的环境里。在网络中，尽管大学生的需求或愿望能够得到满足，但这种虚拟的满足从形式上却脱离了现实生活。长期下去，大学生与家人、同学、朋友的关系疏远，逐渐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缺少人际接触的世界，也容易使之情绪低落或患上孤独症，这也造成了学生班级观念、集体观念淡化。另外，社会发展迅速、知识更新加快，很多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减少，很多方面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极易产生焦虑、自卑、抵触心理。
4．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挑战
网络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挑战，说到底是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挑战。因网络中蕴含着庞大的信息量，许多大学生通过上网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要对这样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教育，教育者首先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对信息的分析、加工、整理、概括提炼的本领也要更大，要具备更高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否则，在网络时代的学生工作中，就会失去主导权和优先地位，也难以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
三、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
网络给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带来空前的挑战，这已被严峻的事实所证明，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文化也给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1．网络大大更新了大学生的观念和思想
网络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便利学生的生活，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促进了观念的更新，刺激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网络也开辟了大学校园文化的新领域，形成了新的文化范畴和文化精神，使他们在道德观念、生活态度、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新的动向。这在客观上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网络使学生工作的手段更加多样化
在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中，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是报告会、演讲、墙报、专刊、社会实践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活动。而在网络时代，随着大学生上网普及率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如网上讲座、BBS论坛、电子信箱、网上交谈、红色网站、热线服务等等，这些都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新的教育平台和载体。因此，充分利用好网络，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3．网络使学生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知识的“灌输”教育转化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均可以在网上袒露无遗。这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能够获得真实的思想信息，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提高了。同时，学生工作者也可以在网络世界里有益的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积极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在提高。
四、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对策
既然网络文化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也带来机遇，那么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就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发挥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务实创新，努力消除网络文化形成的负面影响，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紧跟时代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为此，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网络文化蓬勃发展，学生接触面越来越广，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此建设一支既懂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熟悉信息网络技术，又具备较为合理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队伍是网络时代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迫切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更新观念，民主、平等地在网上与学生接触，从而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上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模式由强制灌输式转变为引导建构式，由静态、抽象式转变为动态、情境模式；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要着眼于构建培养学生道德主体人格，形成大学生分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体系；此外，要利用网络创设由单向的传播方式改变为双向传播，形成生动活泼的虚拟现实生活的网络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途径。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结合、自主与他人评价相结合、信念与习惯评价相结合、网上与网下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习效果评价，改变单一的笔试型评价模式。
2．营造网上学生的精神家园
高职院校现代化教学设施的飞速发展，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应用高科技手段创建教育阵地奠定了基础。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网站的建设力度，营造学生网上的精神家园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构筑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阵地，开辟网上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阵地，网站在形式上要注意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提高网站的亲和力。在内容上既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把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放进网站，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和牢牢把握正面舆论的导向作用；又要通过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信息熏陶和感染学生。在宣传手段上应多样化，改变网站形式单调、表现力弱的缺陷，发挥网络的“多媒体”特性和优势，以增强网站的竞争力。
3．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