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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律范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病。道德失范事件的层出不穷，小悦悦事件，虐猫事件等等不甚枚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法学界学者提出“道德法律化”的命题，试图运用法律的强制之力来保障道德的运行。法学界也掀起了一场道德法律化的论战，见死不救罪是否入刑的争论至今仍未见分晓。本文试图对“道德的法律化”这一命题进行法理解读。
一、 道德法律化的内涵
道德的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德的法律化，在国内引起关注还是近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两位著名法学家——哈特与德富林之间就沃尔芬登委员会所作之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报告就针对道德的法律化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
二、 道德法律化合理性与必要性分析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道德法律化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法律规范都是由道德脱胎而来。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催生了现代的契约制度，同态复仇的原始道德则是现代刑法刑罚制度的渊源。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道德何以法律化？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哪？笔者试图在下面的论述中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合理性。道德与法律有着先天的同质性，两者都有着对正义的共同诉求，本文由收集整理基本的逻辑性和共同的运作机制。法律乃公平正义之术，正义是法律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道德本身就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判断标准，因此，法律与道德都具有正义性。道德与法律规则都具有必须如此的强制性逻辑与应当如此的价值性逻辑，“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法律中，又存于道德中的两个共同逻辑。
法律较之于道德的优越性则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必要性。首先，法律具有制度性的优势，道德法律化能够将道德制度化，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其次，法律具有比道德更为明确的表达形式。道德是在反复的实践中演化出来的，并没有经过明文颁布，因此具有不明确性，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义务的模糊性，削弱了道德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即道德的特征在于自律，单凭公民的良知来保障实施，法律的特征则在于他律，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在市场经济下，人的逐利性极容易异化，拜金主义与利己主义盛行，此时，由自律保障实施的道德往往形同虚设。
三、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道德与法律的异质性决定了道德不可能全盘法律化，也不可能随意法律化，道德的法律化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首先，法律关心行为，道德关心思想。法律只关心公民的行为，只要公民没有做出不适法的行为，法律就不会干预，公民内心态度如何在所不论；道德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公民在行为上符合道德准则，在内心思想和态度上也要符合道德准则，并且更强调后者。其次，法律表现为一元性，道德表现为多元性。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存在多元的法律系统，法律是确定的，而且是唯一的，与此相反，道德则表现出多元性的特征。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一方面体现为内容的限度，即道德不可能全盘法律化，不是任何道德都可以法律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程序上的限度，即道德只有通过法定的程序才能实现法律化，尤其在奉行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的成文法系统。
道德法律化在内容上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即并非所有道德都能够法律化。道德在多大范围内法律化才是合理的？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这是一个需要证成的问题。道德是分层的，有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存在的低层次的道德，亦有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终极理想的高层次的道德。一般而言，法律化的只能是低层次道德，较高层次的道德一般不宜法律化，但此时法律并无所作为，而是保障公民道德选择的自由，为公民道德选择提供一个私域，避免公权力的粗预。
道德法律化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即必须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该点目前在我国尤其值得强调，因为在现实中，道德法律化经常被误读为司法的道德化，司法实践中以法律手段来强制道德义务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严重违背了法治精神。法律区别于道德主要在于其国家强制性，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是一个剥夺公民自由的过程，因此在程序上必有具有正当性。在成文法系，司法者最大的操守在于依法裁判，司法者应该奉法典为圭臬，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运用教义法学去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尽管概念法学在大陆法系受到了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等等的批评，法学界也以法律解释学的繁荣来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回应，但是基本的框架还是概念法学派所留下的，法律解释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解释学，脱离不开法律文本本身。尤其是在法官业务素质，道德素质都不高或者说参差不齐的中国，道德因素绝对不能随意侵入司法，否则贻害无穷。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应是有法定程序的，道德司法化应当被严厉禁止。
道德法律范文2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
一、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探究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必须先探究“德”或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内涵。《康熙字典》引《正韵》言:“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蛇之称也。”《说文解字》释“德”为“登”。段玉裁注“俗谓用力徙前曰德”。总结古人对“德”或道德的解释，概括地说，“德”便是努力向善。道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阶层亦有不同的标准。由于道德内容十分丰富，所以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也十分复杂。道德法律化中的“德”，一是相对法律而言，德是目的。这一点在西周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初统治者认为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鉴于夏、商的教训，统治者认为为政必须以敬德保天命为目的。于是，用刑用法必须要合乎“敬德”的原则，这就是《尚书》中《康浩》与《多方》中屡次提到的“明德慎罚”。孔子及后世儒家亦将道德作为追求的目的。与战国法家欲建立皆有法式的“法治”王国相比，孔子及后世儒家要建立的是道德的王国。在道德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善美的人情来维系，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父子有亲，着臣有义，夫妇有另叮，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人人以仁待人是道德王国的特征。二是相对法律而言，道德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手段。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作为治国手段，“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标本兼治，可以使人知耻而不为非。由于“德”同时具备目的与手段两重性，所以以道德为原则的道德法律化势在必行。道德法律化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人情即法，情重于法”。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礼重家族、重亲情。父子、兄弟、亲朋、故旧、门生、故史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将人们置于“情网”之中，这个情网不仅泯灭了个人性格的发展，而且足以形成抗衡国法的力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
最后，效法自然，维护社会整体和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德”与天命、天道密切相关，道德法律化势必使传统法律更加注重效法上天。“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神明”、“自然”等多种解释。由于效法自然，故尔有了“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董仲舒言:“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道教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因为主张效法自然，所以传统法律十分注重法律与社会的和谐，并注重将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都尽量纳入法律体系当中。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鸿所言:“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二、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可以说，“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可以用“包罗万象”来概括“礼”的这一特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往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蹲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现代法学理论中，在现代不同部门的法律中寻到“礼”的历史痕迹，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我们不能说“礼是神权法”、“礼是自然法”、“礼是习惯法”，或“礼是宪法”、“礼是民法”等等。因为礼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有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它是无可更变的。礼的价值追求亦即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或灵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的特色。简单地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都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
礼治、德治、人治优于法治。“礼治”是后人总结的西周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方式。“礼治”以宗法制为基础，以礼制为表现形式，以“德”为核心。礼治在西周的基本内容是将孝、忠视为治国之本，以确保礼治的推行;礼治的特征是体现等级制的精神，这就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与“德治”相类似的古语主要有“德政”、“德化”和“德教”等等。用“德治”来归纳中国历史上的“德政”、“德化”和“德教”，主要是因为“德治”所强调的两个中心内容，即统治者的自律和以教育的方式引导人民向善，恰好总结了“德政”、“德化”、“德教”的内容。另外，礼治与德治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礼治偏重强调德政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德治偏重于德政的内涵。先秦儒学所主张的“人治”，是西周宗法贵族政体及附着于贵族政体的法律制度下的产物。孔子在总结西周统治经验时提出:“为政在人”，“君正则天下正”。孔子认为人与法相比，人的地位是首要的，荀子就法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德礼之治优于政刑之治，以礼服人的“王道”优于以力服人的“霸道”。鉴于秦苛法暴刑而亡的教训，孔子创立的儒学被汉以后的统治者奉为圣贤之学。在法观念由秦至汉的转折中，汉儒确立了刑的辅助地位，“德主刑辅”成为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色。“德主刑辅” 强调“德”的主导地位，可以缓和古代法律的野蛮和残酷;为了体现“德主刑辅”，统治者须存宽恕之心，不于法中求“罪”，而于法中求“仁”，道德成为法律的灵魂。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自汉朝对成文法的完善及司法实践中的“引经决狱”，开始了中国两千余年“混合法”之先河，人治与法治之争也由此出现了新局面，即在法律思想上逐渐形成“人法并重”的观点，其表现形式是兼重“法”的威严性与“人”的灵活性，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混合法”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传统。
三、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演变
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儒家的“仁、义”思想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基础。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化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三是维护封建皇权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四是权力阶层的态度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关键。“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法律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之时。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有别于西方，西方法律主要产生于由物品交换而演绎出的习惯、规则与契约中，中国的法律则产生于祭祀与兵戎之中。法律产生于战争，古人早有论述，如《汉书·刑法志》言:“大刑用甲兵。”这种源于兵戎的法，是以刑为核心的，其在后世的发展中，大多演化为刑律，这仅为法律之一端。若要完整地论述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则不能不论及到“礼”。礼，最初也包括了部落风俗，它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祭祀须有仪式与程序。礼，体现了人们对上天的崇拜与对祖先的怀念，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违礼必触犯神灵，必遭天谴。礼借助神的威力而具有了法的性质。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为中国传统法律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为道德的法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西周是“礼治”的全盛时代。后世所言的“法”(或“律”、“刑”)在三代仅为礼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西周的“礼治”可以分为两部分。其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义”，即礼的宗旨、精神之所在。其以人情为基础，以道德为核心。概括地说，人情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大传》)。礼义的实施途径主要是教化。“礼治’，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仪”，即礼的条文、规范。礼仪的实施主要依靠刑罚推行。据载西周时仪礼三千，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者也” (《陈宠传》)。但在“礼治”的体系中，礼义与教化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的法律在“礼治”体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与道德、制度、习俗皆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春秋战国至秦是“礼治”逐步崩溃，“法治”迅速确立的时代。而儒家思想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儒家对传统的“礼治”基本持肯定态度，法律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道德才是裁决一切的最终标准。正因如此，孔子才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儒法之争以秦王朝统一六国，法家胜利而告一段落。道德法律化的进程在这一时期放慢了速度，但传统的伦理道德却在儒家的整理和发掘下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儒家学说由此而成为中国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理论指导。
秦的夭折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道德的价值。汉初贾谊言:“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所为生者，法也。(《新书·道德说》)在汉儒看来，法律失却了道德的精神，就等于失去了灵魂。道德法律化在汉代，一是立法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使法律尽量与道德保持一致。如董仲舒所言:“刑反德而顺于德。(《阳尊阴卑》)；二是在司法实践中不独以法律为依据，而是引经决狱，将孔子在《春秋》中所体现的“微言大义”作为量刑定罪的最高标准，并逐渐演变为法律。如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之隐”为由，认为养父包庇犯罪的养子而“不当坐”(《礼·卷二十九))。自汉中期以后，道德法律化的进程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而进人了一个新阶段，《春秋》决狱使道德在法律体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道德的戒律逐渐演化成法律的条文。汉之后，随着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权威远远高于法律，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法”。劳乃宣将清末沈家本等人修订的法律在实践中无法实施的原因归结为“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刑法一》)，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在中国社会已是根深蒂固。
道德法律范文3
【关键词】 道德法律化；当代立法模式；不可行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83-01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抽象人类规范。道德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简言之,道德法律化就是将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其核心内容就是将道德判断转化为法律判断。
一、理论证明道德法律化的不可行
道德和法律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但二者在多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不可行性：
（一）道德指示内部行为，法律指示外部行为
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感情，更关注行为“背后的事物”，并且通常以个人意志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它调整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法律通常由国家意志表现出来，内容明确、肯定，具有普遍效力。宪法、法律、法规等是其通常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无法将一个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统一到给与明确界定，就最好让道德来调整它。这样的道德显然不能纳入法律范畴，否则会有损法律的精神。
（二）道德的“自由”与法律的“固守”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约束的是不特定主体的行为，因为道德是自由的，违反道德的人可以将道德抛在脑后，道德却对此无能为力，它讲究的是自由服从。法律约束的是特定主体，因为法律是严肃的，违反法律的人不可能选择逃避法律的制裁，只有法律对他置之不理。比如有的城市将“拒绝让座罚款”纳入当地地方法规范畴，我认为是不妥的。我们假设在公交车上有人不让座被罚了款，他会怎么抱怨呢？首先肯定是抱怨公交车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单罚他自己呢？所以问题出现了，法律应该是惩罚所有违反它的人，而且这种惩罚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有损公平原则。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惩罚的必要？从法律的执行的简便、经济原则方面看，显然没有必要。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像公交车这样的场合，针对让座这种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所以“拒绝让座”应由道德规范调整，不应纳入法律规范。
（三）道德“难得”与法律“易取”
违反道德通常是难以举证的。道德是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价值观、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等对精神施加的压力等来实现其作用。法律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举证需要的是有形的东西，而思想是无形的。道德领域的问题本质上是“个人隐私”的范畴，只能接受道德本身的“惩罚”。所以我们不能将某些抽象的道德问题交由法律来约束，否则举证方面将是很大的难题。无从举证，更不用谈法律制裁了。
二、道德法律化不应成为当代的有效立法模式
首先，道德与法律范围的不一致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局限性。道德分为“追求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与人的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实现时人的道德，它从人成功的顶端开始，是在成功之后从道德方面给人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后者是指“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作为一个人所必需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品德”。所以，“追求的道德以人类成就的顶峰为起点，义务的道德则始于其底部，它规定着有秩序的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所以“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是合拍的。笔者认为追求的道德中其实包含着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所以法律不能将这样的道德加以法律化。像在“范跑跑”事件中，救不救学生应该是由他的本身道德品质决定的，属于“追求的道德”范围，不应该由法律规定。
其次，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效力的局限。法律规则的有效性是指当且仅当法律规则拥有它意欲拥有的规范性效果时，它才有效。所以，法律规则的确立应当首先具有可执行性，判断可执行性的标准就是社会事实。比如“性骚扰”立法。它的基本社会事实就是“性骚扰”现象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现象，但是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存在着取证难、执行难的问题。如果将其纳入法律，法律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所以说道德通过法律表现出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普通民众甚至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守法，执法，司法中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加区分，那么道德与法律的真正价值与作用发挥都会大打折扣。道德法律化一旦不设防的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会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严重妨碍，破坏正常的法律体系，扰乱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道德显然不同于法律，道德倾向于让个体服从自己的良心指示，而法律的目标是让个人有组织阶层的意志。道德法律化不应成为现代法治的有效立法模式。
参考文献：
[1]李龙.法理学[M].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
道德法律范文4
【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保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新问题。例如摘要：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办法，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新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摘要：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新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假如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摘要：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功能。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假如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轻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和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功能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新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关系的要求。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摘要：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假如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和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和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和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和法律、德治和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功能，不能将道德和法律、德治和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熟悉德治和人治的区别。正确熟悉德治和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保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保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摘要:“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摘要:“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摘要:“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和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摘要:“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反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和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摘要:“其实并非如此摘要: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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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律范文5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
关键词
法律 道德 意识形态 制度
康德作为哲理法学派的开创人，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到：“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合乎理性的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如果说，有人错误的想通过经验所得出的任何东西来制订道德原则的话，他就已经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错误的危险之中了”。康德认为道德和法律除了区别还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对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道德以应当、命令的形式从积极的意义上指导人们的行为，法律以国家为后盾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人们的行为；两者都以自由为宗旨，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通过法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法律有助于培养，巩固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道德，反过来，拥有良好的社会道德也有利于法律发挥其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
道德法律范文6
关键词：法律；道德；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10－02
一、法律与道德的含义、属性及特征
（一）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
（二）道德的属性
道德作为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式和社会调整形式，具有以下属性：
1.物质制约性和历史性。物质制约性指道德的根本内容和性质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最主要的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2.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
3.民族性。道德具有民族性，指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或者说道德具有民族的特点。
4.人类共同性。道德的人类共同性不是指人类有亘古不变的道德，而是指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内容。
二、法律的含义及特征
（一）法律的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式》中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根据经典作家对法的概念的阐释，吸收国外法学研究的成果，将法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二）法的特征
根据的法的定义，可将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对人们如何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指示；法的内容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法是反复适用的。人的行为是法的调整对象。第二，法是出自国家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的种类繁多，除了法之外，还有道德规范、社会礼仪等。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法是由国家创立的社会规范。第三，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
三、中西方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想
（一）中国历史上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主要观点
在中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国家一体，国家至上的整体观念，从人性论出发认识道德和法律，认为道德源于人的善良本性，而法的产生则基于人的恶德本性[2]。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秦国用严法和酷刑排斥道德因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德法并存或以德入法的特点。”[4]
（二）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流派及观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吸引西方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不断地求索。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态度，甚至成为主要法学派的分水岭，也是近百年法哲学争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自然法学家的基本立场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为了论证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性，提出了“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之分，认为义务的道德是一个有序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与法律最为类似；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和法律目的实现有联系。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既包括义务的道德又包括愿望的道德，而且主要是愿望的道德[5]。
（二）分析实证法学派的认识
与自然法学派对立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把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事物并研究它们区别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创始人奥斯丁。他坚决批判了以往的思想家把法与道德混为一谈的主张。澄清了在法这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指出“法理学科关注的乃是实在法，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6]是“者的命令”，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恶法”也是法律，因为它具备法律特征。
（三）社会学法学派的主张
法社会学一向认为，法律来自于社会，任何人要理解或研究法律都必须分析法与社会的关系。美国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将自然法观念引进社会学，在《法律、社会和工业上的正义》中指出：“如果我们研究某些道德发展的有关特征，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合法性的人类基础以及它所表示的各种价值。”
四、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局限性与互补性
1.法律与道德的局限性
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然而，我们必须正视法律的作用。和其他事物一样，法律是有缺陷的，法律自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法律漏洞。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目的的偏失。法律是社会理性和正义的象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是政治上正义的表现”。然而，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现象：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公平的法律，在对个别情况的适用时却有可能导致不公平。
第二，涵盖的有限。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生活而由立法者设定的。但社会生活是繁纷复杂的，所以，立法者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在立法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的。所以，出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涵盖不全面和有所遗漏就成了必然。比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技术的发展，生命伦理领域中出现的安乐死、无性生殖、堕胎、器官移植等一系列新问题，法律对此的关注仍是有限的。
第三，运用的滞后。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能朝令夕改。而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所以，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性总是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出现“时滞”和不能适应时变的弊端。
第四、强制力的膨胀和过分依赖性。法律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控制力，如果法律没有被正确运用，则恰恰使其具有了走向压制、过分干预的危险。
总之，法律自身固有的不可根除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会也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规则来规范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秩序和约束人们的活动。
同时，道德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道德主要从倡导、鼓励的角度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及行为进行调整道德是一种“应当”的规范，从逻辑语言上表述就是“你应当怎么做”，因而它对人们的约束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它，转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能发挥作用。
其次，道德规范性程度低。道德规范中原则多于具体规定，其强调合理的同时更强调合情。道德常常对行为主体提出一定的倾向性要求，其语气一半多以提倡、希望、鼓励为主，行为主体的选择余地较大。所以，道德规范不便于人们准确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评价他人行为。
再次，道德具有多元性。即在一个社会或一定阶段可以同时存在主流道德和非主流道德。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要求，而且同一社会对共同主张的道德规范也会分出不同的层次。因此，难以用统一的道德准则要求国家的全体成员。
2.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
有学者称法律的约束为“硬约束”，道德的约束为“软约束”[7]。道德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不足，法律弥补道德调整强度的不足。哈特就指出了法律反映道德的许多方式，如通过立法将道德影响进入法律，通过司法程序进入法律等。“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道德原则加以填充。”[8]通过道德教育，为法律社会运行建构良好的社会根基。在此，道德之所以成为法律的根基，原因在于：通过道德教育塑造的道德人格富于自律，减少法律的“他律”的心理阻力，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法的导引和规范。强化法律作用有助于道德的生长。“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9]在一个法律严明的社会，道德的力量往往容易发挥出来，反之，法律被轻视，道德的约束力也会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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