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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1
本文从资产支持证券供给方的角度出发，基于对上市银行财务数据的梳理，分析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要不要做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未现井喷
一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回顾
2015年一季度，银监会主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共发行17期，发行规模507.87亿元，其中，商业银行发起了14期工商企业贷款证券化和1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共计468.03亿元。信贷支持证券的发行并未出现井喷，而2014年11月银监会公告对资产证券化采取备案制后，市场普遍对2015年的发行有很高的期待。
从发起人构成看，2015年一季度城商行、农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发起的期数较多，汇丰、渣打、华商三家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是发行规模普遍较小，大多集中在10亿～30亿元之间。国有大行参与度的不足，使得2015年一季度的发行规模相比2014年四季度有明显萎缩。
五大行参与不足的原因
2015年一季度，除工行外，其他大行均未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应存在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产品的发行利差很小，目前优先级证券发行成本仍在5%左右，而大行转出的均为优质信贷资产，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仅在6%左右，考虑到需要支付评级、信托、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费用，在整体只有1%利差的情况下，大行从证券化中很难获利，甚至还会亏钱，而中小银行信贷资产池的加权利率普遍在7%以上，证券化的积极性更高;其次，信贷资产的流转，既可以是存量资产，也可以是增量资产，大行通过理财、资管通道，以及最近很热的产业基金等方式，均能实现新增信贷资产的表外化，各类影子银行的存在，部分替代了标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第三，一季度央行的定向投放使得大银行的流动性较为宽松，短期内也减少了国有大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获得流动性的需求。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力
商业银行发起信贷资产证券化，有着诸多内在动力：（1）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贷款额度，降低存贷比;（2）缓解资本监管压力，提高资本充足率;（3）加快信贷资产周转速度，提高银行经营绩效;（4）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5）调节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主动调整资产配置结构;（6）分散银行过度集中的信贷风险。
本文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供给方的角度出发，基于对上市银行财务数据的梳理，分析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要不要做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基于数据的证券化动力分析
存贷比
存贷比，即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资产占存款负债的比例，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存贷比不得超过75%，为了避免触及政策红线，商业银行需要扩大存款规模，或者控制贷款额度，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打包后真实出售给SPV，从而将信贷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降低存贷比，释放贷款额度。
从一季度上市银行数据看，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的存贷比均已超过75%，建设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的存贷比也在70%以上。上市银行一季度末的平均存贷比为70.24%，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着金融脱媒和存款外流的压力，余额宝之类的产品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2014年二季度开始，上市银行的平均存贷比经历了一段快速的上升过程，从2014年二季度末的65.8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末的70.24%，从季度的环比增速看，除每年一季度存款会有大幅增长外，贷款的增速大多都高于存款增速，因此，商业银行具有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降低存贷比的内在需求，截至2015年一季度，上市银行的存款总额约为79万亿元，存贷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降到70%以下）就对应着近8000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存贷比存废的争论一直以来就未停歇，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宽信用政策需要银行信贷投放的配合。2014年6月和2015年1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分别出台了调整贷款和存款统计口径的通知，银监会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的通知》将涉农贷款、小微贷款等从存贷比分子中扣除，分母增加大额可转让存单和外资法人银行吸收境外母行一年以上的净存放额，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口径的通知》则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存款”统计口径，将存款类金融机构拆放给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贷款”统计口径。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根据我们测算，调整统计口径后，绝大部分上市银行的存贷比均降到70%以下。
如果不考虑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限制，从资产证券化最发达的美国市场看，并没有单纯的对于贷款和存款比例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一直在100%以上且不断上升，同期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也是快速增长，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下，金融机构普遍出现加杠杆的过程，而资产证券化能够解决加杠杆过程中的期限不匹配问题，成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
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以此监测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证券化将贷款出售，可以减少对资本的消耗，提高资本充足率。
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监管当局出于审慎的原因，暂停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审批，直到2012年才重启试点，但是在《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里，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应持有其发起的每一单资产证券化中不低于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5%的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由于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权重为1250%，此规定使得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化减少资本占用的效果大打折扣。
2013年12月31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比例的文件》，尽管仍要求风险自留比例不得低于单只产品发行规模的5%，但是对于发起机构持有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的规定降低到该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的5%，其余风险自留部分可以持有最低档次之外的资产支持证券。这项规定大大降低了发起机构的风险权重，使得通过资产证券化降低资本占用成为可能。
从数据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较稳定，2012年以来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一直在12%以上，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也维持在9%以上，整体上压力不大。但是根据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8%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新规下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5%，从上市银行一季报看，各银行目前都能满足监管规定，但是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比较接近10.5%的监管要求，未来还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本压力。因此，商业银行除了通过增发、优先股、混合资本债、次级债等途径提高资本充足率外，也可以考虑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盘活存量，释放资本占用。
经营净利率
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业在资产规模的粗放式扩张中发展，对资本消耗很大，随着经营成本的上升和行业竞争的加剧，银行业的经营净利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最近三年的季度数据看，尽管由于银行经营的特点会出现季节性的比率波动（四季度会做拨备），但是ROE和ROA的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上市银行的平均ROE由2012年一季度的22.62%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8.02%，平均ROA由2012年一季度的1.37%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29%。
依据财务管理中的杜邦公式，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存贷息差×资产周转率×杠杆率，其中，存贷息差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激烈的商业竞争逐步收窄，杠杆率由于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监管要求而日益受到限制，因此资产周转率就成为较为可行的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变量。
除了息差的收窄和新资本管理办法的施行，经济下行周期下不良贷款余额的快速提高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和风险，上市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比率由2012年一季度的0.93%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33%，其中股份制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上升更为明显，由2012年一季度的0.5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22%。
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可以将流动性较差的信贷资产转换成现金和证券，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的证券化也给商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处置不良资产的途径，两者都能加快信贷资产周转的速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中间业务收入
调整业务结构，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改变对存贷息差收入的依赖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据统计，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45%以上。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收入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一季度的22.47%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25.37%，但与国外尚有一定差距和发展空间，还有三家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重不足20%。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商业银行可以担任贷款发起人、贷款服务人、托管人、证券投资者等角色，可以为银行带来贷款服务、财务顾问、托管、自持资产支持证券等中间业务收入，推动资产业务从传统的“发放―持有”模式向投行化“发放―分销”交易方式的转变，在有效提升资产运用效率同时，增加非利息收入。
资产负债结构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包括贷款、投资、存放央行款项、存放和拆放同业款项、买入返售等项目，负债部分包括存款、同业存放和拆入、卖出回购款项、已发行债务证券等，资产负债表的各个项目具有不同的期限和风险收益特征。
从资产端看，上市银行贷款和投资的期限主要集中在3个月以上，3个月以上的贷款占83.18%，3个月以上的投资占90.51%，但是从负债端看，作为商业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短期存款占了较大比率，3个月以下的存款占比67.01%。此外，上市银行整体的同业资产期限也要长于同业负债的期限。商业银行用较短期限的负债支撑较长期限的资产，存在一定的期限错配风险和利率风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短期利率快速上升，金融机构普遍持有收益较低的长期资产（住房抵押贷款）和成本较高的短期负债，纷纷陷入了财务困境而破产，由此爆发了储贷危机，而资产证券化正是帮助美国金融机构走出储贷危机的重要工具，因此从流动性管理角度看，商业银行同样有内在的动力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资产和负债期限的不匹配。
除了调节资产期限，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是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贷款行业投向和大类资产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将特定行业的信贷资产打包出售，可以调节该行业在银行整体贷款投向中的比例，有利于商业银行在总体上把握不同经济环境下银行贷款的行业风险，由所转让的特定行业贷款所释放的信贷额度，可以投放给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或者风险较低行业，达到调节贷款行业配置的目的。
此外，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将证券化后所收回的资金根据实际需要在公司贷款、个人贷款、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投资、同业等方面进行组合配置，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灵活性。
总结
证券化能改善财务指标
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模式，重点在于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信贷资产出售进行融资。通过将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资产端的久期，证券化后，资产负债表更加健康，现金和证券（发起机构自持）取代了原来的贷款，总体资产的风险度降低，相应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同时由于资产销售收入的实现，未分配利润增加了股东权益，权益回报率也会提高。利润表中，信贷资产销售收入的确认使当期的利润得以增加，因此，资产证券化对于银行财务指标的改善是较为明显的。
未达预期是预期太高
一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并未出现一些市场人士预期中的井喷之势，508亿的规模确实并无亮点。但是我们认为这符合资产证券化的业务特点和目前的市场状况，首先，去年一年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超过2005年来发行规模总和，一些过去储备的项目得到了释放，一部分新参与者（主要是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在IT系统、业务流程、会计处理、外部合作等方面做了初次尝试，需要在流程理顺后再发起新的项目。信贷资产证券化从项目准备到招标发行通常需要3～5个月时间，去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大量发行也是从8月开始，到12月出现井喷，这些机构需要时间去准备再度发行产品。其次，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仍在完善之中，如2015年3月央行宣布注册制和上周交易商协会出台关于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征求意见稿，目前离完全常态化的发行还有一段距离，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择时发行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再次，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方而言，证券流动性的缺乏，需要更高的流动性溢价，这要和以低成本融资为目的的发起机构进行博弈，投资者的缺乏，尤其是次级投资者的稀少也制约了目前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节奏。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2
关键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货币供应量；物价；产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269-03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from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analysis and expou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quirement reserved；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mediate target.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we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money on output and price is not significant.Frome the two part forehead，we make the conclu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our country reserve requirement on currency ultimate goal.The third p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l conclusion，and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the rate of reserve requirem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ffectiveness supply of money CPI output
一、引言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三大工具被广泛使用，而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被使用的频率最高，运用最广泛。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符合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有效性的研究，进一步得出我国是否该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二、文献综述
根据货币政策影响的金融变量和作用渠道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划分为四个渠道（Mishkin，1995）：一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强调的利率渠道；二是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汇率渠道；三是货币主义强调相对资产价格效应，包括投资方面的托宾Q效应和消费方面的财富效应（前三种渠道又可统称为货币渠道）；四是信贷渠道，强调银行贷款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银行贷款作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一个重要项目，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货币（Thomas，1995）。信贷渠道传导理论源于信用可得性学说。该学说认为，银行贷款市场是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使得贷款供给更依赖于借款者的资产负债状况、担保等非价格条款的作用，同时银行负债又缺乏可完全替代存款的其他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Bernanke和Blinder（1988）摒弃了IS-LM模型所假设的银行贷款和债券可替代的假设，建立起CC-LM模型。该模型将金融资产区分为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且假定它们是不完全替代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三市场均衡的模型，从而奠定了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Bernanke和Gertler（1995）总结了信贷传导渠道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从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准备金政策的传导过程可以由银行贷款渠道加以说明（KashyapandStein，1993、1995、2000）。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银行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如债券）是不能相互完全替代的，特定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得以满足。
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尽管近年来货币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但信贷渠道仍然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蒋瑛琨等，2005；索彦峰和于波，2006）。事实上，由于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因此，中央银行的多数政策手段，都是围绕着对这两大因素的调控而设计的。单从政策传导过程来看，中国准备金政策也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
三、法定存款准备金传导机制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内涵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法律规定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制定和调整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供应乘数，达到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创造力和货币供应量目的的手段。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传导机制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传导机制从两个方面调节货币供应量。一是通过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手持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调节其信用创造能力，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同商业银行现有的超额准备金，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成反比，同货币市场利率，资本市场利率的变动成正比。当经济增长过快，社会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中央银行可以调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手持的超额准备金减少，信用创造能力减弱，货币供应量收缩，反之亦然。二是通过改变货币乘数，使货币供应量成倍的收缩和扩张，达到调控的目标。传导机制如图：
R'REKMSrI，MDmMS
图中R'为法定准备金率，R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E为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K为信用创造量，MS为货币供应量，MD为货币需求量，I为投资需求，r为利率，m为货币乘数。
四、法定存款准备金效率分析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介目标影响
（1）法定存款准备金对货币供应量影响。操作工具与中介目标较与最终目标关系更密切，操作工具需要经过中介目标最终传导到最终目标。所以可先定性分析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介目标的影响，中介目标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货币供应量。我国于1984年建立并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标志着存款准备金政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之一。1984～2006年间进行了多次改革，所以选取2006年以后的M2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分析。
由图一可以看出，M2增幅在2006～2009年间比较稳定，维持在15%～20%之间；2009～2010年有上涨，从2010～2011年显著下降；2011年到目前为止比较稳定。而从图二可知2007～2008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升，从08年到09年显著下降，09～10年基本不变从2010～2011年显著上升，2011年到2012显著下降。通过对比分析，可见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供应量是有一定影响的。在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2007～2008年，M2增幅稳定；2009年基本不调节存款准备金率，M2增幅上涨；2011年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M2增幅又下降直至稳定回到正常水平。
（2）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信贷量影响。2008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我国的信贷量没有减少反倒在持续上升。而2010年开始的多次上调也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信贷规模虽未上升，但依旧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并未如预期中那样下降。可见法定存款准备金有效性不足。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对最终目标的影响
从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确定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2003年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要求依然不变。所以在评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是，主要应从货币币值稳定，经济增长两方面评定。货币币值稳定主要反映在物价稳定，但可以用CPI作为指标量化分析，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GDP数据进行分析。
从物价角度看：图三给出了从2008年到2012年每月的CPI和PPI数据，由图可以看出2008～2009年CPI和PPI都在大幅下降，可见这期间人民银行持续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有效果的，但从2010年起，人民银行再次进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CPI和PPI没有下降反倒出现了小规模上扬。2011年6月CPI达到了106.5的高位，而PPI出现了107.31的高位。可见频繁上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抑制物价上涨的趋势。
如果说单从整体看是不全面的，我们再看一下国家重点调控的单项物价，主要是食品物价指数和房价指数。从图四，图五可看出，2007年到2008年食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在不断上升房价指数基本稳定，而这期间持续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可见并未产生一定效果。2010年人民银行再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食品零售价格指数依旧上扬，且房价销售指数虽有小幅下降却依然维持在高位。2010年4月甚至到了112.8的高位。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总体看即CPI和PPI，还是从具体的项目食品零售物价指数和房价销售指数上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都比较微弱，甚至有时并无效果。可见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控对物价稳定最终目标的有效性并不鲜明。
②从产出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另外一个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通过GDP进行反应。由图六我们可以看出2006～2007年GDP增幅在高位，且增幅在增加，而这期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来抑制经济过快增长，可见效果并没达到。而2007～2008年央行继续不断上调准备金率，GDP大幅下降，经济波动明显，并没有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2009～2011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不显著，经济依旧不是很稳定。由此我们发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未对经济稳定的目标产生显著性的有效性。
五、总结与建议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1）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当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首先会减少超额准备金，而存款总量并未改变，只是改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的比例。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
（2）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创新是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强劲。一方面，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一方面，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负债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而通过国内外货币市场的短期借入款和其他较长期负债却稳步增加。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大为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范围随之缩小。
金融创新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存款货币银行通过创造出新型负债种类减少甚至逃避法定准备金的提缴，许多商业银行还通过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束的子公司和新型附属机构转移资金以逃避提缴。
（3）微观原因。货币政策要达到效果，还依赖与公众反映，2010年起，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期望以此遏制通货膨胀，CPI过快增长。但在之前人们已经形成了物价上涨的预期。这使得预期效果无法达到，大打折扣。
（二）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建议
（1）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比起一些零准备金率的国家，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需要稳定下调。
（2）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对资产负债状况较差的金融机构实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此促进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管理。增强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3
引言
选题背景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业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金融业的稳定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行。而在金融业中，商业银行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下形成的一种金融组织。
自2004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开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和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平均资本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商银行更是在2013年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银行排名中位居第一，标志着我国的商业银行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然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本质量却没有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已达到14937亿元，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2.74%，已大大超过银行业风险2%的警戒线。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创七年来新高，并仍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金融危机，大多都与银行贷款违约相关。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这场蔓延全球，引起多家金融机构倒闭、被收购的金融风暴，最初就起源于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降低这场危机的破坏力，但仍旧无法阻止这场危机升级、扩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经济依然没能完全从这场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不良贷款率不断升高的今天，我国的金融秩序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探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无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由表1可以看出，占据总不良贷款余额之比最大的是大型商业银行，超过了半数。而在大型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最高水平。（见图1）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整体金融秩序，为了缓解我国的不良贷款压力，解决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将是一条必经之路。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以不良贷款本身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着眼点，而分析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的较少。本文将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建立多元线性模型，深入剖析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空缺，具有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不良贷款的不断攀升使我国的金融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探明不良贷款的成因，了解各影响因素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治理政策，维护我国经济正常运转。因此，本文所探究的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我国金融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在国外的研究中，Bernanke（1983）最早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探究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运行的波动性是影响信贷成本增加或减少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企业还款能力产生影响，使得银行不良贷款随之恶化或好转。自此，许多国外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Vasicek（1987）运用单因素模型，探明了GDP增长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影响，这是首次在实证角度证实宏观经济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随后，研究方向趋向于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果。Salas和Saurian（2002）通^面板计量模型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期探究西班牙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政策、管理激励、信贷组合、市场支配能力对不良贷款率均有显著影响；Barros c.P.等（2012）对日本银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因素均与不良贷款率有着密切影响。
为应对不同的写作背景，许多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例如麦肯锡于1997年提出了CPV模型，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Pesaran于2006年提出了GVAR模型，创新性地将全球经济冲击因素考虑在影响因素之内。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相比较于国外，国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
谢冰（2009）以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宏观经济指标与不良贷款的余额存在负向关系这一猜想，并指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一直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美芳（2013）收集了中国农业银行2008-2012年的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明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负相关，与货币增长率正相关。
陈金媛（2015）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2008-2014年我国17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宏观层面受GDP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M1和贷款总量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陈奕羽（2015）则着眼于将微观与宏观因素相结合，采用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及银行资产规模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自身的成本收入比、存贷比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献评述。由上文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作出了许多分析，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国外研究起步较早，较多地运用了数学模型，而国内学者则较多地着眼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研究则比较少；其次，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对微观因素却没有过多考虑。
因此，本文⒃诮杓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将宏观经济指标与银行自身经营数据相结合，探究这两者对不良贷款率的共同影响，以补充当前的研究不足，并为中国农业银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概述
不良贷款定义及分类
不良贷款定义。所谓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即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指偿还出现问题，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甚至连本金都难以收回的贷款。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业务，它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良贷款成为评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相比较于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是一个相对值，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在不同规模的银行中，不良贷款额会有很大差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一般均会高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但这并不能说明规模越大的银行信贷质量越差。因此，在银行规模不同时，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质量的衡量值相对比较合理。
不良贷款分类。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普遍采用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法”的解释，即为了贷款风险管理的需要，对未到期的信贷资产划分为五类：正常（Pass）、关注（Specialmention）、次级（Substandard）、可疑（Doubtful）、损失（Loss），后三类贷款被称为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loans），也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级贷款具体定义如下：
不良贷款成因理论
信用论。金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信用是包括时间长度在内的一种预期。因此，任何一种金融活动中事实上都包含不确定性。信用是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它既负有向公众存款还本付息的义务，又拥有向借款人索要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但由于金融活动存在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例如通胀、汇率、利率等的变化，导致这些指标的实际值偏离了借款人的预期，借款人的预期收益下降，最终导致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导致违约。这种违约也就导致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可以说，不良贷款的存在是必然的，商业银行贷款借出与偿还之间的时间差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经济社会是用信用连接起来的整体，即使仅仅是某一个环节遭到破坏，也将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混乱，信用不佳的企业将把信用良好的企业也拖入泥沼，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本身就存在着蔓延的趋势，需要尽快出台调控措施。
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的观点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是宏观经济，它的论证思路是探寻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与银行不良贷款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1）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明斯基的“金融脆弱”理论认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涉及宏观经济周期、银行和企业三方面因素。银行是一个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特殊企业，自有资金少，资产负债率高是其一大特点，同时也是银行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具有天然的金融脆弱性。
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企业预期利润上升，投机性企业和庞氏企业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使得银行向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发放贷款的比重加大，导致更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当经济走势趋缓走向反面时，此类高风险企业收入降低，将出现违约和破产的可能性，不良贷款不断扩大将导致银行破产，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2）“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Safety）理论。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借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贷款，但一般都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及时解决存量不良贷款的同时，一般都会采取措施，控制不良贷款增量的上升。具体来讲，遵循谨慎性原则的银行，为了防止自身产生经济损失，即防止发放给企业的贷款无法顺利收回，往往会选择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以保证银行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的安全边界范围之内不受损失。
因此，当经济繁荣时，借款企业大多信用较好，银行所接受的安全边界会随之降低，那些本来不能通过审核的高风险企业也能获得贷款；当经济衰退时，那些高风险企业将无法偿还贷款，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
贷款客户关系理论。在70年代，JohnH.Woo提出了贷款客户关系理论。该理论的内容主要是：银行为了长期保持贷款的需求，追求其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扩大贷款规模，以保持与客户的关系，由此导致银行倾向于采取以扩张贷款量为特点的激进型贷款策略。这样，首先银行的贷款质量会受到影响，其次银行的收益也会随之降低，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被削弱，因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也就增加。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253.8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22亿。其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见表3。
可以看出，2014-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总余额逐年上升，由人民币7.661，924亿元上升至8.778，451亿元，不良贷款率也逐年上升，由1.54%到2.39%，再到2016年的2.4%。同时，不良贷款的内部结构也在恶化，损失部分相对占比上升。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发展状况。由图2可以看出，由2008-2013年，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在过去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对乡镇企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信用贷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三农金融业务的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对三农金融业务款和垫款总额仍高达31，208.38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32.44%，这部分的不良贷款率为3.04%，比总不良贷款率高0.65%。这也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首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上升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为了找到究竟是哪些原因影响了不良贷款率，本文将继续做出探究。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模型变量选取及结果假设
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为了得出适当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宏观经济指标选择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微观方面选择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净利差、银行规模（各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代表整体宏观经济情况的代表。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前文的分析可知，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2：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代表。假设M2增长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负。
解释变量3：中国农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能反映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和社会信用情况。假设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为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4：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指标。假设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解释变量5：银行规模自然对数。根据前文的分析，银行规模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还与银行内部的管理结构相关，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在此先不作出假设。
解释变量6：净利差。净利差是国内商业银行也是农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体现了农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假设农业银行净利差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此次实证分析考察的样本期间为2010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的25组季度样本数据，回归中所用到的银行数据均由中国农业银行各年季报、中报与年报中搜集整理而成，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数据见表4。
实证分析
多元回归模型的设计。所谓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称回归方程式）。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难以用确定性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它们大多是随机性的，要通过统计观察才能找出其中规律。回归分析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了6个变量进行分析，以此建立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GDP）、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拨备覆盖率（BBFG）、资本充足率（zBCZ）和银行规模（sIZE）、净利差（JLC）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Y=CI+C2*GDP+C3*M2+C4*BBFG+C5*ZBCZ+C6*SIZE+C7*JLC+U
其中，C1-C7为分别对应的各个变量模型的估计系数，u为残差项。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使回归结果是有意义的，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将25组数据导入Eviews进行ADF检验，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ADFz验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来看，各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将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做ADF检验，得出的P值除拨备覆盖率大于0.05外，其余均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平稳。对拨备覆盖率进行2次差分后，P值降为0.0016，拒绝原假设，时间序列平稳。
因此，为了使回归结果有意义，应当采用不良贷款率、GDP增长率、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规模、净利差的一阶差分，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二次差分进行回归。
回归分析。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影响，在Eviews中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25组数据进行回归，并检验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回归结果见表7。
从参数中可以看出，模型决定系数R2=0.962864，调整后的R2统计量为0.948938，也就是修正可决系数为94.89%，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较好，说明模型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原因。
又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量为69.141171，模型通过了F检验，犯错误的概率仅为1.52乘以10的负10次方，说明所选择的因变量总体上对自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8。
表中可以看出，备变量回归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即说明各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从第二列的各个变量估计值可以得出线性回归模型为：
DY=0.001268-0.25809DGDP-O.039672DM2-0.038647DSIZE-0.076141DZBCZ-0.006064DDBBFG-0.776069DπC+u
由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受GDP增长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货币增长速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其自身的规模大小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资本充足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拨备覆盖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净利差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基本相符。
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措施
观察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规模大小与净利差的T值较小，即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农业银行要想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首先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增强中国农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控制规模的盲目扩张，改善内部管理体系，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拨备覆盖率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也比较明显，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应当适当提高拨备覆盖率，增强对不良贷款的应对措施。
在所有的自变量中，GDP增长率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虽然与总体经济下行有关，但这种下行并不是不可抗的，农行仍然可以从内部进行实施一些措施进行改善。
由于多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居国有商业银行的首位，截止到2016年中期，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253.89亿元，其防范和化解任务十分艰巨。
文章首先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说明，介绍了三个不良贷款的相关基础理论：信用论、金融脆弱论和贷款客户关系理论。紧接着，探究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和发展情况，发现其不良贷款率呈现抛物线形，2013年之前逐年下降，2013年后逐年上升，而且从农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情况表中发现，不良贷款结构也在逐年恶化。2013年前的下降可以归因于国家对于其支持三农金融业务的强制性要求，2013年以后的上升则将在后文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探究。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4
【关键词】 银行 资产 证券化 运作构想
一、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理
商业银行在竞争过程中，资产证券化可以说是一套较为创新的竞争运作机制。关于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银行以细致的分工、缜密的计划，由发起者、服务者、发行者、投资银行、投资者、资信评级单位、信用增级单位等，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以银行贷款为基础上，进行深化的合作联系，借助统计、预测、保证等运作手段，最终形成统一的运行机体。具体运作机理为以下几点。
1、明确资产证券化的目标
常规的做法是：银行选购资产后，在银行设置资产池，银行以发起者和原始权益者的名义，对资产证券化的融资需求展开全方位分析，进而以分类、估算、考核等手段，选择风险比较小、现金流量比较稳定的银行资产，确定待证券化的资产数量。在所有权方面，归于发起者和原始权益者所有。
2、特殊目的载体的构建
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实现，涉及到贷款组合的概念。用于证券化的资产，往往是银行本身的特定资产，SPV合法承接银行的过户资产，便于将银行发起者破产风险的负面影响，降至可承受状态。银行以“破产隔离”的方式，为原始权益者的其他债券主体，提供发行者破产时合法的追索权利，侧面要求构建特殊目的载体时，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提出严格的经营行为限制条件，譬如债务限制、重组兼并限制、独立董事维护等。
3、证券化结构的完善
在确定SPV之后，需要逐步完善资产证券化的结构，适时要涉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我们需要以此作为约束、规范、强调相关权益者权利、义务等的依据。就目前国内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银行情况来看，除了出售贷款组合的银行，还有第三者的贷款服务合同，当这些贷款第三者，与银行签订承销协议之后，银行必须在设计证券结构的基础上，根据银行资产池的现金流特征，以及结合投资者的偏好和信用等级等，对信贷资产进行包装，使得证券化的结构趋向于完善。
4、本息偿付和剩余现金的分配
银行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后，现金流中包含了投资者的偿付本息。在为投资者偿付本息时，银行将部分规划好的现金流，委托指定的机构，以月度、季度、半年度等方式，直接为投资者偿付本息。具体的偿付时间，以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情况而定，至于扣除本息后资产池的其他现金流，还需要支付相关的服务费，如果还有剩余，则由银行、SPV按照协议合理分配，适时方可结束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流程。
二、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品种选择
在以上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中，品种的选择，是保资产证券化结构合理化的基础条件，为满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期望要求，同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我们可将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品种，划分为基本产品和衍生产品。
1、基本产品
基本产品有三种：第一种是过手证券，当证券出售后，其金融资产池的所有权，会直接转移至投资者，被证券化之后，金融资产等，会被移出资产负债表中，并由资产池中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还来源，同时需要承担提前偿付而出现的再投资风险，一般以月度支付本息，至于偿付期限，处于不固定状态;第二种是资产支持债券，由发行者承担债务契约，同时发行者享有所有权，被证券化的资产，保留在资产负债表内，现金流量中，也未必存在偿付本息的份额，可能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偿还，但不需要承担提前偿付产生的再投资风险，以季度和半年度的时间支付本息，具有超额担保的特点;第三种是转付债券，由发行者承担债务契约，同时发行者享有所有权，被证券化的资产，保留在资产负债表内，由资产池中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还来源，同时需要承担提前偿付而出现的再投资风险，以季度、半年度偿付本息，拥有前面两种基本产品的特点。
2、衍生产品
衍生产品同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担保抵押债券，以偿还时间作为债券组合的划分，并按照组合情况，确定偿还本金的方式，另外担保抵押债券的期限、利率、风险和偿还模式等，都要兼顾投资者的风险承受情况，一般以投资者的风险控制为核心，在归类投资者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筹资成本的产品，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第二类是浮动利率债券，包括利息的偿还额度和还款时间，都会随着利率的改变而有所调整，这种类型的衍生产品，一般以中央银行的利率指数为基准，在每个月度调整一次，同时衍生出“反向浮动债券”，以保证在利率变动后，依然能够保证套期保值的作用;第三类是剥离抵押证券，用两种利率不同的证券进行组合，两类证券的持有者，享有抵押贷款产生的本息，譬如一级抵押贷款组合，可剥离为溢价证券和折价证券，两种的息票利率分别为14%和6%。
三、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条件
除了银行资产证券化品种的选择，运作条件的明确，同样是保证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机制顺利进行的关键。银行资产证券化必然会面临不同大小的交易结构风险，譬如违约风险、损失事件等，为此笔者建议按照以下的条件，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
1、银行现金流的稳定性，必须可预见
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大小很大部分取决于现金流的稳定性。现金流的循环程度，以及所能产生的本息稳定性程度，都要在证券化流程中，一目了然的清晰反映，以此判断证券化风险的大小，同时能够使得现金偿还更为科学合理。从借款人的视角，银行资产的证券化，相当于用其偿付给银行的贷款现金流，作为投资者本息偿付的来源，后者收益的高低，取决于现金流量的循环能力，因此银行现金流的稳定，必须具有绝对的可预见能力。
2、保证资产所有权的完整性
这一点在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机理中，已有初步提及，在此值得重申强调的时，当银行以真实出手的方式，将资产的所有权进行转让，银行应该按照既定的资产证券化目标，对资产池的组成情况进行检查，提前做好破产清算准备工作，将资产池与破产结算内容进行隔离，这样才能够保证资产所有权的完整性，使得投资者的权益得到绝对保护。
3、明确法律规范条件和税收待遇
被证券化的银行资产，为确保交易结构的严谨性，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规范条件，为参与者提出更为权威的承诺，这一点与银行证券化的顺利运作息息相关。至于税收待遇的商榷，要考虑SPV的经营行为，同时对发行条件进行改善，在保证有效控制融资成本和创造有利发行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优惠的税收待遇。
4、质量和信用等级具备可评估性
银行资产证券化，在明确正式实施之前，风险和收益可以说是参半。我们将银行资产进行捆绑组合，并组成了资产池，其质量和信用水平，与证券化的资产收益息息相关，只有具备可评估性，透过相关的数理统计数据，预测资产的坏账风险和离散程度，方可让证券化的资产更为贴近市场，并具备比较高的成功概率。
5、提高担保业的专业化水平
参考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担保业是资产运行风险的重要基础保障，我国银行实施资产证券化，同样需要借助担保业的专业化力量，让信贷资产的流动能力、变现能力更强。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担保业的专业化水平，以便在现金流出现问题后，能够行之有效地承担本息支付业务，助力银行资产证券化成功运行。
四、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思路
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所需遵循的原则，有“循序渐进”、“经验借鉴”、“扶持参与”等。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促成，而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结合市场的需求和承受状态等，再尝试性扩大规模，在此期间，必然需要借助国外先进的经验，并由政府出面扶持参与，提供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良好运行环境。至于运作的方法，首先尝试将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在盘活不良资产之后，针对银行的盈利能力状况，通过资本市场，招募有合作契机的投资者，中建信用关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将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之后，考虑到住房抵押贷款具有期限长、流动性差等特点，但未来有现金的流入，对此可尝试将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汇总组合，形成贷款群组，再以现金的方式购入，这样就能够从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弥补住房抵押贷款流动性差的缺憾。再次是工商企业贷款的证券化，目前银行所占的工商企业贷款中，占了银行全部贷款中的70%，当经济结构出现调整后，贷款的结构性也需要随着调整，此时如果将贷款证券化，就能够解决贷款规模化和期限长的问题，让银行在创造贷款来源的同时，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效益水平。
五、结语
综上所述，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在竞争过程中一套较为创新的竞争运作机制，银行以细致的分工、缜密的计划，由发起者、服务者、发行者、投资银行、投资者、资信评级单位、信用增级单位等，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以银行贷款为基础上，进行深化的合作联系，借助统计、预测、保证等运作手段，最终形成统一的运行机体。文章通过研究，基本明确了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的思路，其中包括资产证券化运作的机理、品种选择、运作条件明确和运作思路提出，但考虑到金融市场运行条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笔者建议除了在金融实践中，灵活参考以上的银行资产证券化运作方法，还需要不断归纳和总结出其他的运作经验，作为本文研究补充和完善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陈凌白：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微观效应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14（6）.
[2] 冯留锋：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4（6）.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5
关键词：信用风险传染 去产能 去杠杆
2008年以来，以房地产为核心、以重化工等上游产业为依托的地方平台及企业加产能、加杆杆，国内形成债务扩张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随着增长速度放缓、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经营困难，信用品质下降，信用风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信用风险具备较强的传染性，某一经济主体因流动性危机或者破产而发生违约行为时，往往会影响其它经济主体和相关行业的违约概率，对此应予以关注。
信用风险传染的定义与影响因素
信用风险传染是指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动情形下，某一经济主体因流动性危机或者破产而发生的违约行为影响到其它经济主体的经营状况甚至违约概率，是信用风险的外溢效应。
信用风险传染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微观因素指债务人因商业模式特征、地域、法律及其他特殊事件引发的信用风险负向传递。如，某一地区关键产业的凋零可能致使整个区域的企业面临信用压力；特殊事件的发生也会影响增强信用风险传染，如次贷危机和雷曼兄弟破产等极端殊事件，会显著加剧信用风险传染程度。宏观因素指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研究表明债务人之间因宏观经济因素存在正的违约相关性，包括GDP、CPI、基准利率等指标及经济事件因素，均对企业信用品质可能产生影响。如，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水泥、平板玻璃、钢铁、工程建筑等行业下游需求下降，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亏损加剧，引发了上述行业信用品质恶化，发债企业信用等级频繁下调。
信用风险传染路径与机理
从理论层面看，信用风险的传染通常源于经济体之间存在违约的正相关性。传染路径分为企业间的横向传染，以及行业间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纵向传染。横向传染和纵向传染的机理各不相同；纵向传染的机理更复杂，后果也更严重。
横向传染是指信用风险在行业内企业间的传染，是行业内信用风险溢出“示范效应”和“放大效应”的结果。同一行业内某些没有直接业务往来关系的企业，有可能会因为企业在财务管理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导致信用风险传染。这种示范效应和放大效应源于行业内不同信用等级企业的相互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行业内其他债务人信用利差增加，甚至出现跳跃变化；另一方面通常由行业内资质较差的企业所引发。
纵向传染的机理主要基于上下游产业联动机制。现代企业、产业之间分工更加细化，联系更紧密，在产业链的作用下，上下游产业之间存在关联影响，使得行业或企业的信用风险会沿着一定方向进行传递，这就是上下游产业联动机制。当经济衰退、市场需求疲软时，商品滞销导致制造型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迫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削减生产甚至停产，同时可能伴随裁员，企业信用风险迅速加大，且与其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也会随之恶化。在上述过程循环作用下，更多的企业和行业可能陷入信用危机。
这种产业链的联动可能是下游需求减弱传递至上游，也可能是上游供给端冲击传导至下游。需求端的信用风险传染通常沿着产业链的顺序依次发生，始于汽车、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机械、装备制造等下游行业，然后传导至有色金属冶炼压延、黑色金属冶炼压延等中游的加工制造业，最后是上游的有色、煤炭等行业。需求端产生的信用风险对于下游行业中的机械和装备制造等行业、上游行业中的钢铁、煤炭等行业冲击更大。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违约率波动幅度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我国信用风险传染的现状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工业和国有企业部门，一般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2013年以来，制造、钢铁、采矿等行业在产能利用率下降和净资产收益率持续回落的同时，杠杆率不断上升，其中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上升更快。据测算，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负债高达5.4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8万亿元，公开市场债券1.6万亿元，信托等非标产品约1万亿元。
产能出清与债务出清叠加，提升了相关行业的违约概率，信用风险有可能在钢铁、煤炭等行业间传染。去产能和去杠杆引发的信用风险体现为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以及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下调、债务违约等信用风险事件的增多。
银行贷款不良率是观测信用风险的领先指标，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率逐季上升，截至201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已接近1.2万亿元，不良率升至1.59%，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农业银行2015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已达到2.43%。从上市银行不良率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和采矿业等产能过剩行业不良率增速显著快于第三产业，发生信用事件的概率加大。以农业银行为例，2015年上半年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布为4.37%和1.56%，较2014年增长18.43%和95.00%，而第三产业的不良率上升趋势则缓慢得多。
债券市场方面，2014年以来钢铁、煤炭、机械等产能过剩行业，信用风险事件明显增多，制造业、煤炭、钢铁等发债企业主体信用评级频繁下调，民企甚至大型央企均出现了实质性债务违约事件。据Wind资讯统计，自超日债违约至2016年3月底，全市场累计有44只债券违约，除去违约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外，其余29只违约债券涉及制造业、光伏、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按违约节奏来看，2014年有6只债券违约，2015年有24只，2016年前3月已有14只债券违约，债券违约频率越来越高。
总结与建议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行业融资已经出现了银行惜贷、公开市场发债受限等现象，表现为银行限贷、公开市场债务净融资额下降、融资利率上升、融资期限短期化等。再融资难度加大容易形成“信用风险上升―市场惜贷―债务展期、借新还旧困难―信用风险上升”的恶性循环，需要警惕信用风险向上下游行业的扩散。
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6
经亚洲开发银行ADB授权翻译并发表此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ADBI对译文及其使用免责。
关键词: 金融危机银行业亚洲地区
中图分类号: F8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9-05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银行的现状和前景展望
表1是穆迪对亚洲主要银行平均资金实力的评级情况,其他主要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对亚洲银行系统展望做出的结论也与此相似。该表反映出2008年、2009年一些活跃银行的评级出现下降或下降趋势。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认为后续评级活动将主要依据银行的信贷减损、低利润和资本补充需求而展开。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情况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该地区公司利润出现下滑,国有银行系统仍在普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他情况也会对银行盈利造成压力,如贸易融资量下降、财富管理产品销售下降、投资银行活动减弱等。银行资本金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贷款规模出现下降,从而影响银行盈利。除非决策者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经济形势,这种现象将继续存在。
本地区银行系统的现有情况到底如何?以下将基于标准的CAMEL监管框架,加入市场风险的敏感性因素予以分析。数据主要来自IMF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
1、资本充足率
按照美国联邦银行管理机构对资本充足的定义,银行控股公司的一级资本比率至少4%,混合一级和二级资本比率至少8%,杠杆比率至少4%。资本较为充足的定义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级资本比率6%,混合1级和2级资本比率至少10%,杠杆比率至少5%。如表2所示,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情况尚属良好。2008年银行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比率在8.2%和16.8%之间。较高的为印尼(16.8%),菲律宾(15.5%),新加坡(14.3%)和泰国(15.3%),较好的澳大利亚(10.9%),香港(14.3%),中国(8.2%)。
由于中国和日本银行系统的资本占该地区一级资本总量的84%,因此,对两国银行的情况需特别加以关注。中日两国分别需关注的是: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和日本银行的资本质量。关注中国的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2009年前3个月,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4.58万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总量,以及同期GDP的70%。贷款的猛增可能会以牺牲资产质量为代价,增加未来的金融系统风险。日本最大的三个金融集团――三菱、住友和瑞穗公司――均低于资本要求,资本质量的问题比数量更大。为了冲销坏账,提高一级资本到6%-8%,日本银行至少需要增加数1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
2、资产质量
2003年以来亚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截至2008年底,中国和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和1.5%。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对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由于亚洲国有银行系统在积极实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信贷规模的受影响程度未定。中国和越南的银行更是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以刺激经济。以中国为例,政府在银行信贷投放中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将多少会导致未来银行出现相应的信贷质量问题。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有风险的,银行贷款头寸比率在过去12个月内从2008年9月的14.5%到2008年12月增至18.8%,2009年2月达24.2%。一般来说,信贷快速增长的代价常常是贷款质量下降,会产生不良贷款。
3、拨备充足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其资产质量形成压力。不良贷款增加将影响银行利润,较高的拨备可能导致一级资本受到侵蚀,影响未来的借贷能力。目前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担心现有的资本比率和不良贷款率,而是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好准备。不良贷款比率的理想拨备率是100%。如表2所示,银行拨备率较低的为日本、印度,较谨慎的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较高。
4、银行收益率
亚洲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似,目前盈利一般,不突出。日本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边际收益率较低,2008年股本回报率仅为1.5%,印尼银行的收益相对较好,2008年为26%。菲律宾银行的收益(2008年为9.6%)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
5、流动性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的盈利模式较为原始,即以存款为基础,资金来源较稳定,未来估计仍是如此,这一模式比主要依靠基金提供资金的银行经营模式要安全。后者只是在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流动性(贷款对存款的比率)在该地区大部分是有保障的,只有韩国是例外,其贷存比较高。
6、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
1997年CAMEL引入了第六个要素,即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使之简写变为CAMELS。欧洲和美国银行由于采用“贷款并证券化”的商业模式,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较大,现在正逐渐向风险较小的商业模式转变。而大部分亚洲银行的商业模式风险不大。表3对亚洲地区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了总结。
二、亚太地区对银行系统的支持措施及其评估
与美国和欧洲一样,2008年年中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同样采取了大量措施支持银行系统――某些情况下支持力度可能更大――以减缓经济下滑。主要经济体,由于国内银行对援助的需求不同,国内经济在全球下滑中的暴露程度不同,政府对是否采取干预政策的态度不同,宣布的银行支持措施和财政措施差别较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对银行系统的干预最为活跃。主要措施包括提供资本金支持、剥离不良贷款、流动性支持、对银行存续或新发债务提供担保等。
对银行提供援助的最主要措施是对银行债务,包括存款和借贷,提供担保。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台北采用了综合存款担保手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为债务提供担保。到目前为止,对银行直接注入资本的必要性尚未出现。但是韩国、日本、印度、中国香港,宣称有意对银行增加资本提供支持。政府希望借此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使其能够维持借贷能力,特别是如果高信贷成本确已开始侵蚀银行资本。一般政府不从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移开问题资产,另外,只有韩国对存在流动性问题的中小企业实施贷款担保。随着危机的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额外的方法促使其银行系统更加稳定,避免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劣势。
亚太地区其他的监管容忍措施集中于为了增加流动性而放松谨慎监管标准,如降低最低流动比率、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一些地区提高了抵押贷款中贷款对抵押物价值的最高比例限制,以鼓励借贷。证券估价(日本)、重组贷款分类(印度)的会计标准得以放松。未来对贷款分类、拨备需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否会继续放松有待观察。
监管宽容并非新出现的概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美国与其他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存款保险的上限,放松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避免银行破产。东亚采取了不同的宽容措施,包括全面担保、资本要求、不良贷款展期等。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但是也可能会延长危机时间并扩大后续的影响。监管宽容能够起作用,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工具。联邦存款公司的有关报告比较了1980年代有利和有害的宽容计划,批评了没有特定项目的大规模宽容计划,得出以下结论:
长期来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实施的大规模的宽容计划是一项高风险的管理政策,因为其成功的机会在于经济环境在储贷机构的自身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得以改善,或者新的风险投资力量得以加入。后一种情况特别会增加储贷机构破产的成本。
在1990年代早期情况有所反转,在1991年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改进行动计划中,对垂死金融机构的救助提出了限制。
1、全面担保
并非只有东亚地区在使用全面担保措施,全球范围的国家都在见证全面担保的广泛运用,苏格兰皇家银行对全球使用这一措施的银行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国家都建立了担保措施。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中全面担保的运用有教训可寻,全面担保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亚洲采用的担保措施确实带来了稳定,但也约束了处理金融压抑的后续措施选择范围,并难以退出。
学术界的观点是什么?学术界很清楚地将全面担保与道德风险联系在一起,认为政府的全面担保措施将限制后续政策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危机造成的财政成本是内生的,该成本会因全面担保而增加。财政成本的变化主要可解释为较差的政策措施所致,如增加监管宽容、全面担保、或两者折衷。如果忽视内在问题,看似平静的危机会引起轩然大波,增加后续成本。我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全面担保会增加财政成本、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GDP的损失。学术研究倾向于对危机的处理采取强硬的回应措施,认为在全面担保和其他宽容措施中采用的伴随政策,会增加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无助于提升经济复苏的速度。尽管会产生较高的附随成本和道德风险,但政府仍在危机中反复使用全面担保的原因很明显。政府在机构和政治意愿、必要的财政政策缺失之时,运用全面担保以控制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全面担保不应被经常使用,只能适用于较小的目标,如对新债务提供保险而非覆盖所有债务头寸。对全面担保应给予正确标价,严格加以遵循,成本披露充分。
2、剥离不良资产
政府机构既无专业能力也无动机对问题资产的解决做出最终决策。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尽管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中不断获得经验,但进展缓慢。印尼的银行重组机构在危机后的资产处置中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计划。主要原因是引入新的、又具有足够经验的机构在操作中存在困难。但是政府需要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处理过程应该依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从而为金融行为提供正确的激励。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可以是对奖惩比例的适当组合以引导金融机构逐步解决不良贷款,如将过多的不良资产转移到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资本充足率恶化的原因是为了处理不良资产,在一定时间内对资本充足率予以宽容是可行的。有关设计应达到以下标准,首先,必须将问题资产剥离至私人部门。其次,在提供政府流动资本时,应确保私人权益资本安全。应将管理者利益进一步与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三,应在私人部门中创造处理受损资产的竞争机制。
3、直接的资本支持
政府直接为银行短缺资本提供支持,而不对银行需达到什么条件提出要求,会形成相当大的道德风险。提供资本支持时应考虑以下措施:1、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本注入进行评估。2、与私人部门的配套基金相联结。3、资本投入采用优先股或可转债的形式,锁定可能的损失。
三、亚太地区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
直到最近,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然而,IMF最近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指出,银行危机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分析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现实情况以掌握资本短缺的情况是有指导意义的。本文采用Bankscope提供的数据,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数据既非及时(2007年)也非全面。第二,由于各国管理体制、会计制度和税收体制不同,跨国的资本、股权和不良资产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数据。因此,分析数据需要花费精力。结论只能被谨慎加以采用,仅是指导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对亚太地区银行资本短缺情况的估算需要采用保守的假设:一级资本对资产的杠杆比率为5%,不良资产比率8%,对不良资产的覆盖达到100%。结论如下:压力测试显示大部分的银行系统能够抵御冲击,但需要更多的资本以达到此目的。这一拥有约1.2万亿元资本的最大的银行系统,预期资本短缺约7580亿美元。一级资本短缺最严重的是韩国(445亿美元),中国(1091亿美元),日本(5188亿美元)。令人吃惊的是菲律宾和泰国并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注入。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
随着电子通讯的发展,监管障碍减少,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资银行正快速增加其跨境借贷,同时积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存在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重要特征。外资的占比差距巨大,例如,拉丁美洲中的大经济体如秘鲁和墨西哥外资占银行系统比重分别为95%和82%。欧洲、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的银行部门中的外资占比要比东南亚的较高。
近期的金融危机显示,外资参与既能带来收益也能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通过向信贷压抑的公司和个人部门增加贷款,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为应对外资银行竞争而提升效率,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外资银行也可能将负的金融冲击传染到全球:大银行可能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问题、信贷标准提升、资本压力增加等问题而突然收缩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银行的跨境融资活动近几年在持续增加。同样,跨境资本流动可以给国家带来资本,但也会增加流动性风险。资金跨境流动与金融稳定存在联系。一些新兴市场的银行系统正变得更加依赖外资银行和批发性外国基金。外资银行的子公司有时会向其母公司借款,如韩国;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批发市场借入资金,向居民提供外币贷款,如东欧。
对外资依赖所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在2008年9月和10月,市场去功能化时表现明显。虽然以此评估对亚洲的影响为时过早,但由于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在国际银行间市场中表现活跃,如果银行间市场压力持续上升,这些国家需要考虑其国内银行是否会在国际市场中融资面临困难。同样,国际银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将对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借贷者形成负面影响。对一国应如何对待外资银行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但国际信贷中介的本质和特征将持续发生变化,新兴市场需要采取措施正确对待国内的外资银行。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收益的努力应集中于,给外资银行设置限制,小心获取其带来的益处。
五、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1、金融部门前景展望
IMF在地区经济展望:亚太(2009b)中指出,公司现有的坏账违约风险处于偏高水平,但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低得多。报告因此认为金融危机对公司和银行部门存在较大影响但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估计亚洲债权人(股东除外)在违约中的损失将达到GDP的2%,银行损失将达到总资产的1.3%。风险可控的主要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机时公司部门的财务状况健康、杠杆率较低、盈利良好。这些发现基于这样的预期,亚洲经济出现稳定并将逐渐复苏。不管怎样,现在都需要开始着手处理银行问题和公司重组问题。
2、全球信贷收缩
我们应该要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例如,IMF预计亚洲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比上年明显下降。此外也要深刻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韩国和泰国的教训。IMF的一份关于40个主要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指出,处理金融危机相关的财政成本约占GDP16%。比如,印尼不良贷款最高时达32.5%,危机的财政成本占GDP达56.8%,产出损失达GDP的67.9%,实际GDP增长率最少时仅为-13.1%,处理不良贷款的初始努力见效甚微。虽然本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很不差别,但这场危机注定会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
将危机后私人部门的信贷演变分成三个阶段:信贷恢复增长所需时间,名义信贷价值超过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信贷对GDP比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见表4。平均来看,信贷恢复增长需要14.5个季度或3年半。在经选择的样本国中有8个国家信贷对GDP的比例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花了60个季度(15年)使信贷对GDP的比率恢复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即持续增长的最后一个季度。有关结果显示,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遭受持续的经济下滑,那么名义信贷将花费多个季度或年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信贷对GDP比率的恢复时间甚至更长。如果历史可作为借鉴,那么全球信贷增长不会很快恢复。
3、非银行金融部门难以弥补银行部门萧条
银行是主要的融资者,但仅依赖银行不能满足长期融资的需求,股权和债务市场同样提供长期融资。以下将对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分析。资本市场中,只有韩国可以为新资本提供较高比例的直接融资,其他国家的容量较低,难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亚太共同基金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较小,仅泰国和马来西亚尚可。而且这些地区对共同基金的管理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在于:对投资者保护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基金净值的计算存在问题、销售渠道不畅、对联结产品的估值缺乏管理规则、许多大基金并不遵守国家评估准则。养老金市场较小,如果政府有意改革并提振养老金基金,调动国内资源的潜力巨大。保险部门的容量同样较小。见表5。因此,当银行难以为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时,较弱的其他金融部门也无法弥补这一不足。
4、公司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
IMF(2009b)警告称新兴市场的公司坏账比率有可能增加。新兴经济体拥有1.8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这一数值在2009肯定会上升,违约的威胁上升至“危险的程度”。IMF的报告指出,“处理公司的破产问题将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IMF2009b),但是亚洲地区公司部门具体的受影响程度尚不可知。可得的数据来源中,包括Worldscope和Amadeus未能及时对公司部门的影响情况做出评估。不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对其公司进行了重大财务重组,从金融指标来看,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东亚的金融活动有了很大的转型。未来的后果不致于太严重。
记住过去是为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但在所有关于全球银行部门脆弱性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公司重组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恢复健康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然而这正是我们应从过去二十多年的金融危机中需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衰退中,总产出和公司利润的下降可能会扩散,导致公司压抑,甚至出现破产。银行部门是公司部门的镜像,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不会比公司部门的负债质量更好。如果公司部门脆弱,比如,杠杆过度、盈利较差,银行资产也会较差。因此,公司压抑既是经济疲弱的表象也是原因。银行部门的重组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公司压抑等深层次问题。但是现有的银行重组计划似乎并未涉及这一深层次问题。
六、结论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亚洲经济和金融状态整体表现良好。银行系统健康、公司部门远比其他地区要健全、政府融资稳固。这些,伴随着普遍的高额储备,使亚洲金融可以快速恢复。长期来看,有理由认为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但是亚洲银行系统的短期展望是负面的。预计未来12-18个月,银行因经济下滑将出现信贷风险,导致不良贷款增加、拨备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增加。现在许可的贷款损失量和一级资本水平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信贷问题。建议这些地区的银行应增加资本以冲销坏帐损失、提高一级资本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