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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范文1
黄志凌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可能性不大。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占GDP比例26.7%，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7.9万亿元，占GDP比例达到30%以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如承诺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多，维护区域稳定、承担社会道义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削弱，2014年和2015年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还款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趋于上升，部分地区的政府性债务已经严重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资产规模远大于其负债总额。地方政府举债也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投入可以使政府获得多方面的“投资回报”。此外，地方政府规范性发债的法规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各相关部门有强大意愿和动力去化解债务风险。
综合以上因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不大。（12月17日）
以有效供给管理对接“新常态”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
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
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
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
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以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
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
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12月23日）
M2不能再被用作衡量货币松紧之尺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下行压力依然，中国经济或回落至7.1%。
仔细分析世界银行提供的1960年至2013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M2/GDP数据后，会发现M2/GDP的比值未必是度量货币超发的合适指标，即便其比值很高，也不意味着必定出现通胀或资产泡沫（特别对于我国M2/GDP的比值已达到195%）;无论我们如何卖力控制M2，也不可能令M2/GDP的比值最终出现系统性地下降。
在厘清上述流行误解之后，放弃M2的数量要求，转而以“保持适度的实际利率”作为度量稳健货币政策松紧的新“尺子”就是合适的。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就不仅仅是个操作层面改善和提高的问题，而是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转型，而这是一个需要自国务院层面进行的重大“顶层设计”问题。（12月24日）
2015年人民币不会大幅贬值
屈宏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正在加大，这一局面将延续至2015年。鉴于人民币对美元走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预期，汇丰已将美元兑人民币的预测目标从人民币6.10元上调至6.22元。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将产生两个主要影响。
首先是外汇市场资金流入结构性放缓对货币状况的影响。目前不仅经常项目规模逐渐缩小，金融账户资金流出也在增加。由于中国希望保持资本流动的平衡，所以外汇市场资金流入减少可能成为结构趋势。中国2015年可能需要实施定向流动性释放措施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才能确保基础货币稳定的增长。
第二个影响在出口方面。预计2015年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不到1%。不过这对人民币兑贸易伙伴的汇率（名义/实际）的影响则比较难以确定。
事实上，考虑到对欧元区可能采取量化宽松措施以及日本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预计欧元和日圆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将大于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兑贸易伙伴货币的名义汇率可能升值，而且考虑到中国的通胀水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实际汇率也可能升值。
决策者仍然有充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通过内需来提振经济增长。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措施和更高的财政赤字是支持2015年内需的途径。（12月24日）
2015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五大变数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当经济面临的压力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又或者经济预期大幅恶化，将会导致经济格局在短期内骤然失稳，进入“硬着陆”状态。从2014年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个突变点已经距离不远。考虑到2015年经济增速可能相对2014年进一步放缓，经济突变式恶化风险不可低估。
第二，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在2015年仍会以宽松基调为主，但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存在不小变数。
如果近期刺激信贷增长的宽松方式成为趋势，将有望将积压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疏导至实体经济，在起到稳增长功能的同时，为金融市场降温。反之，如果定向宽松基调延续，那么金融资产泡沫化倾向还会加剧。
第三，房地产复苏强度。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刺激对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地产投资的资金瓶颈，是决定地产复苏强度的关键变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地产行业虽然复苏大方向没有问题，但强度和速度有不小变数。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估计不会放大太多（不超过2万亿元）。
经济学家范文2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是‘一面倒’”，“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在这位先生眼中，非流通股股东竟成了弱势群体。这一判断如此新颖大胆，且不说流通股股东作何感想，恐怕连非流通股股东都不好意思公开赞同。
在对价思路已获广泛认同并已实际执行的背景下，这位经济学家仍表示，“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难道他不清楚证券的转让、股权的流转实为权利义务的让渡、风险收益的承继吗，为何还提出这种貌似寻根溯源、实则乱搅混水的伪问题呢？
另一位经济学家则径自授予非流通股“免费流通权”，或者在他看来根本就无所谓“非流通股”。他将非流通股的“非流通”解释为“暂不流通”，并推论道：“‘暂不流通’不能解释为‘永不流通’。暂不上市流通就是暂时如此，不是永久如此。非流通股进入上市流通，没有违背任何承诺。证监会要求发行前的股份暂不上市流通，限制了非流通股的权益。非流通股是受害一方，结束股权分置，恢复其流通权天经地义。”――如此裸的创造性诠释，恐怕足令监管部门、相关部委、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直至普通股民无一例外大跌眼镜吧？
这位经济学家断言：“补偿流通股的主张，前提错误，逻辑混乱，没有可信的事实说明其合理性，于法无据。实施这一补偿，损害了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基础，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明火执仗地侵占和剥夺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利。”――对于各方已经接受的补偿方案，该先生仍不惜拔到政治高度进行阻击，其内心的焦灼可见一斑。
还有一位专家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对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达成共识深感不满：“我对法人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虽然明知“提出赎买的是作为法人股东的集团公司，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他仍刊布“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大讲特讲“我为什么投反对票”。――这种同时既反大股东、又反小股东的两面作战型独立董事，恐怕在全球范围内也属孤例吧？
经济学家范文3
很多经济学家都喜欢从宏观经济层面来对股市发表意见。由于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数据丰富、言之凿凿，所以他们的言论有很大影响。
朋友问我:要不要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进行投资？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经济学家和投资家的异同。我认为，一个好的投资者本身就应该有经济学家的素养，努力研究政策,关心宏观调控对股市的影响，在宏观特别是微观经济方面做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在重视和研究宏观经济，包括供给与需求,失业率、利率和汇率水平,投资、消费与出口数据等等诸多方面，一个好的投资者与经济学家是高度一致的。说得严格一点，一个好的投资家应该像半个经济学家那样努力。所以，经济学家的很多意见，值得投资者充分尊重和重视。
但是，他们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职业，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理论和实践的侧重不同。经济学家主攻理论，致力于在经济现象中寻找和总结经济规律，重在研究；投资家则运用已经发现的经济规律指导自己的投资实践，重在参与。经济学家是在对经济和市场进行评论，不管他们的看法正确与否，只要能吸引人、言之成理，就能成功；而投资家必须承担风险,必须以投资结果论英雄，能赚到钱才算事业有成。所以,在某些方面投资者比经济学家更能够理解一个经济学的著名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笔下虽有千言，帐上实无一物；一些中学也未毕业的投资者，却往往开着宝马、奔驰在校园外扬长而去。
立场的不同。经济学家虽然也要图名图利，但研究总是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所发意见多为国家献策献力，忧国忧民；投资家则主观上是从自己的投资回报出发，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只要做多作空机制齐全，则无论经济好坏，都有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就象名牌烟酒和其他奢侈品的畅销，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一大矛盾,因为价格上升销量应该下降,而在投资家和高端消费者眼里是合理,因为价格上升更符合炫耀式消费者的特殊需求,会卖得更好；在经济学家眼里满是分配不公导致的现象以及官员的腐败和公民的不理性，在投资家的眼里却是特殊的行业定价能力和最佳的抗通胀投资品种。
由于以上两个根本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股市看法和操作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家范文4
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于经济学的初学者，那么大多经济学家不无例外地会向你热忱推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以及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这几本经典经济学教材，八九不离十。想当年，萨缪尔森这位横空出世的天才式经济学家写出不朽的经济学经典，铺垫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核心脉络，扭转了经济学的沉闷基调，以至于直至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仍游走在其框架边缘而无法彻底摆脱之。当然，这位胸怀宏图大志、同时也被萨缪尔森誉为有可能超过其的顶尖经济学家奠定了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声誉，“学而优则教”，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雄心勃勃地进行其另一阶段的学术过程。在第一版《经济学》中，他就已明确提出要“超越马歇尔和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框架。他认为，尽管萨缪尔森的这一奠基性不朽著作铺垫整个经济学这几十年的光辉道路，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即使不考虑不对称信息、博弈论或者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就足以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经济学教材的论述框架和理论逻辑。他也进一步强调，“虽然与互联网相关的‘新经济’有不少言过其实之处，但确实出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重要变化”。因此，即使经济学方法和思想不会发生改变，而由此必然会导致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化。斯蒂格利茨就认为，此书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融合萨缪尔森以来的经济学教科书与现实‘新经济’发展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鸿沟。当然，这也是新版《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在该书开篇，斯蒂格利茨就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故事”引入经济学的五个核心概念（激励、选择、交换、信息和分配），然后，还在各章的“互联网链接”、“e－观察”和“e－案例”等专栏中大量引用或者分析新经济下的各种经济学案例和经济学原理。这也难怪“北美那些教经济学的教授总是在这本书中寻找新经济、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最新概念的经济学解释”。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你不妨读读斯氏的第三版《经济学》，你一定会从斯氏所强调的“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逻辑中感召到经济学的独到魅力所在，你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到公共政策的真实涵义所在。数月前，我在斯切尔泽博士为专业工程技术人士所写的管理普及教材：《MBA一日通》的译者前言中指出，要将管理学丛林梳理出几条简单的抽象原理，看来并不可行；而要将皇皇大论的经济学流派中，理出几条简单规则却是可行的。这也就意味着，以简练风格见长的工程技术人员更加能接受经济学思想熏陶。而斯氏这版企图用‘新经济’重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新版《经济学》应该就是一个绝好的起点。从这一角度来说，斯蒂格利茨是相当成功的：他不仅已经完成了其宏大的理论抱负，而且还必将拓展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的思维模式和决策理念。非常有意思的是，斯切尔泽在其新版的《MBA一日通》也突出强调信息技术对管理理论所产生的整合作用。由此看来，信息技术的革命不仅带来了新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要改变经济学的系统框架。而斯蒂格利茨的此版《经济学》显然已经夺得这一革命性步伐的先声。
如果你是政府官员或者职业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会劝解你，让你好好研读一下他的这版《经济学》。从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再到1997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这十年期间斯蒂格利茨在其政治风云中大规模地实验其各种经济学抱负，他的经济学思想已经深刻影响着他的那些“新学生”：从总统、首相到议员，从美国、日本到众多发展中国家……。但是，让他深感遗憾的是，“许多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人员并没有读过本书的前两版……在第一版中，我所强调的一些主题已被证明对于理解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转轨失败都是十分关键的”。尽管这些对于“过度自信”的斯蒂格利茨教授而言，难免会让任产生“言过其实”、“事后不可证伪性”的臆测，但不可否认的是，斯蒂格利茨依然是当今公共政策研究中最优秀经济学家之一。他早期的《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讲义》再到《公共部门经济学》等著作，都直接影响着各国公共政策的决策精英们。斯蒂格利茨也承认，在此版《经济学》中，他重新反思了这十年以来的公共政策实践经验和反对者的各种批评建议，并力图高度地浓缩精华思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不读那些有繁琐数学证明的经济学论文或者大部头专业著作，就能从这本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中理解到斯蒂格利茨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敏锐洞察。
经济学家范文5
地球未来的十年之赌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西蒙在赢了这场赌博之后说，自己一开始就对赢得赌博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的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
其实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场赌博并没有什么悬念。就好像美国和伊拉克战争一样。我在1990年代读到有关这一赌博的消息时，那时我仅仅是一个正在读经济学的大学生，当然称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我知道埃利希不会赢。因为，西蒙掌握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早在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已经在其论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经济学》中充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把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的上升率称为这种资源存量的利率，这种利率会随着其它资产的利率上升而同比例上升。这被称为霍特林原理。这一原理证明了使不可再生资源不会耗尽的是价格机制。这正是西蒙敢于打这场赌的理论依据。他的获胜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动而灵活、及时地变动。价格反映了资源稀缺的程度。当某种资源短缺，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上升。价格上升，增加了供给，减少了需求，最终使供求平衡。反之，当某种资源过剩，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下降。价格下降，减少了供给，增加了需求，最终也使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有效地调节供求。
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无疑是不可再生性资源，但也同任何其它资源一样由价格调节。当这五种金属越来越短缺时，其价格必定上升。但为什么现实中这五种金属越来越少，而价格反而下降，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博呢？秘密就在于价格上升刺激供给的作用。
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
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曾写过《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介绍经济学的书。这本书的主人公爱德华学校的经济学教师山姆・戈登在第一天给学生上经济学课时，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五千三百一十亿桶，每天石油消耗为一百六十五万桶，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石油？他要求学生一分钟做出回答。许多学生开始用计算器计算。最后山姆・戈登告诉他们，答案是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不会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做燃料了。只要石油价格上升到足够高，一定会有替代品出现，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太高，无人开发，石油自然不会用完。
这个故事与西蒙和埃利希的赌博都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在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下，资源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从而解决了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 三千年前，希腊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就是由于锡贸易中断而引起的。制造青铜需要锡，而锡的不足使得希腊人试用铁。同样，十六世纪的英国因木材短缺而开始了用煤的时代；发生于1850年左右的鲸油的短缺促成了1859年第一口油井的开发。
世界上大多数资源都有其替代品，不可再生性资源同样也有替代品。当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上升时，就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发明并大量生产替代这五种金属的塑料和陶瓷制品就变得有利可图了。电话改由卫星和光导纤维传递而不再是铜线，切削刀具使用的是陶瓷制品而不再用钨。金属的许多用途都被更便宜的材料取代了，特别是塑料制品。当这些替代品大量生产出来时，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们就会用替代品取代这些金属。这时，这些金属的需求大大减少，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可见在刺激替代品的开发和生产中，价格十分重要，只有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当开发和生产这些金属的替代品有利时，才能刺激这种创新活动。
替代品的开发与大量生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刺激这种技术进步的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包括专利在内的产权受到立法保护，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丰厚利益。这是激励人们开发各种替代品的动力。发明者寻找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陶瓷或光导纤维等或许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面临的这五种金属短缺问题，而是为了获利。但在他们为获利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时，他们就为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价格调节使发明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这就是市场调节自发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有这种机制，人类就可以生产出一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替代品。因此，像这五种金属一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不会枯竭，价格也不会无限上升。而且，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由于替代品的大量生产而再下降，甚至低于原来的价格水平。所以，西蒙赢了。
价格机制能否解决一切
人们对这个十年之赌的结果之所以平静地接受，就在于从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赌博，降低了代表性，可信度打了折扣。埃利希的不聪明之处，在于其舍弃丰富的生态知识，而以其可怜的经济知识赌博其最不胜任的经济游戏。这就好比《三国演义》中精于马战的北方士兵“舍鞍马就舟楫”一样。而西蒙很聪明，他很巧妙地把一个自己并不拿手的生态问题转化为一个自己擅长的经济问题。因此，赌博未始，而胜负已见。
环境和经济、资源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可比性。不可再生性资源随着消耗的加大，会出现短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种资源的短缺和匮乏并不一定和价格上升相联系。通过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博，人们普遍懂得了这个经济学原理。从这个方面讲，二人的打赌与其说是有关人类前途的赌博，不如说是一场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竞赛。这样看来，这场赌博的意义并不大，还是没有解决地球的明天。
价格机制能很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但是资源不会耗尽，并不能表明现今的生态系统和生产方式不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危机。当前全球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多种多样、数不胜数，与此相比，资源匮乏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否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还是未知数。
埃利希看到了问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却没有找到正确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谈不上什么解决问题了，以至于给经济学家找到了漏洞。也许有人会问，这场赌博如果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结果又如何呢？我想深谙经济常识的西蒙肯定不会和埃利希打这个赌，如果真打，西蒙必输无疑。可见，埃利希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论者，因为在真正的悲观论者眼中，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危机，是大可指责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虽然依靠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解决了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短缺问题，但是本来不需要市场和价格调节的可再生性（俗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却不得不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像空气、水等这些可再生性资源的状况越来越糟。原先被认为是“无限的”洁净空气和水反而变得稀缺，价格机制又可以大显身手了。
如果我是埃利希，即使真要打价格赌，我也不会选择不可再生性资源，而选择那些再生性资源，就赌一个“水”，西蒙必然不敢应战。因为，替代效应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完全束手无策，在可预见的未来，起码在十年之期，人类不会找到替代食用水的好办法。
未来不是昨天
埃利希赌输了以后并不服气。他说：“看看新出现的问题吧：臭氧洞、酸雨及全球变暖。如果下一世纪生态系统继续走下坡路的话，我们有可能面对巨大的人口总崩溃，对此我毫无疑问。”
听到他的对手的反应，西蒙并不吃惊。他以嘲讽的口吻回击道：“这么说埃利希在谈人口大崩溃，这听上去倒是更好的赚钱方法，就此打赌下注，我给他特大优惠。”看来只好再赌一把了。
1995年埃利希联合了同事史蒂夫・施奈德教授和西蒙再次对擂。这次不是“价格战”，而是就关系全球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十五种趋势打赌，每一趋势下注一千美元。埃利希终于转向了他擅长的环境问题。这些趋势包括全球气温升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热带雨林缩减，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如果这些趋势恶化，埃尔里奇就赢了，如果这些趋势得到改善，西蒙就赢了。这次比赛仍然为期十年。
可惜西蒙“出师未捷身先死”，1998年2月在华盛顿去世。不过事情并未完结。乐观派后继有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副教授比约恩・隆伯格继承了西蒙的事业，扛起了兴旺论的大旗，赌还要打下去。
这一场赌不像上一次那样能轻松地预测其结果，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第一次要复杂得多。不可再生性资源问题，的确可以用价格机制解决。但有关人类未来的十五大趋势就远非一个价格机制所能解决了，何况这些问题要涉及到全球各国。在去年的南非环保峰会上，各国就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协议，由此可知环保难度之大。即使有了协议，像上次峰会的《京都议定书》不照样被美国踢来踢去，难以落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乐观派也乐观不起来。
虽然赌博胜负难分，乐观派与悲观派仍在争论。悲观论者认为，人类还没有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借用环境保护论者的一条标语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们不是从父辈那儿继承地球；我们是从孩子们那儿借用它。”。西蒙说，美国的空气和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清洁了，这应归功于更大的富裕（更富有的社会有能力支付控制污染的费用）和工业技术（与本世纪初烧煤的炉子所释放的煤烟和马所排放的粪便相比，我们城市中由汽车所引起的污染是微不足道的）。但乐观的西蒙忘了一点，美国提升了产业结构，把众多的高污染企业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使这些国家原本清洁的空气和水污染了。
2001年底，隆伯格出版《环境怀疑论者》一书，对悲观论者进行了驳斥。此书和西蒙的文章一样，立即受到了悲观论者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然》、《科学》、《科学美国人》这些著名杂志都对该书提出尖锐批评。看来即使是2005年，这次赌博结束之后，乐观论者与悲观论者的争论也不会结束，也许还会有下一场、再下一场赌。
乐观者也指责悲观者：“为什么总盯着世界糟糕的地方，而对人类的进步却熟视无睹。”“除了坏消息，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喜欢批评现实的人，并非是完全不满意现实，只不过是期望通过批评现实来改善现实罢了。人类不就是在否定和批评中得以前进的吗？埃利希的讲话赢得了十万人的鼓掌，并不表明他们都是悲观论者。他们怀着巨大的希望，期望明天变得更美好，是真正的乐观者。“悲观者”期待变革，乐观者追捧已有的成就，这可以看作理性的乐观和盲目的乐观的区别。
2005年已到了，这涉及人类未来的十五种趋势，有的的确有好转的趋势。但只要看一看历年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都像防刺客一样把环保主义者防御于“会门”之外，就可知，地球的前途并不像乐观派宣称的那样“一切都在好转”。
经济学家范文6
然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的预言显得更为灵验,比如美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Jan Hatzius)。
2010年8月6日,美国劳工局公布的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私营企业只新增加了7.1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份报告让不少人感到惊讶,同时也证明了哈祖斯预测的准确性。此前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将有9万到10万个新岗位出现。而哈祖斯的预测数字7.5个万远远低于当时市场的普遍预计,但最接近实际情况。
41岁的哈祖斯负责制订高盛集团的美国经济及利率预期,并担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顾问小组成员。哈祖斯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加入高盛集团,目前是华尔街身价最高的经济分析师之一。
此次,哈祖斯的准确预言并非只是“本故事纯属巧合”。早在2009年,哈祖斯就因为准确预测了美国的次贷危机,而为高盛捧回了一座“最准确经济学家”奖项。
授予哈祖斯“最准确经济学家”奖的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在其官方新闻稿中说,没有太多人能够预见前几年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但哈祖斯因为其对全球金融危机“不可思议的经济预测”而获得肯定。此外,哈祖斯还分别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52名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排行榜、彭博社评选的65位经济预言人员名单中排名首位。
世界最准确经济学家奖
最准确经济学家奖,即劳伦斯•克莱因奖(Lawrence R. Klein Award),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人劳伦斯•克莱因命名。该奖项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和《蓝筹经济指标》杂志在1981年共同创办,其目的是为了表彰持续而准确的经济预测。
劳伦斯•克莱因奖被认为是经济领域里最富有盛名、历史最悠久的奖项之一。能够赢得该奖项的,都是业内的顶尖经济分析师。近几年的获奖者包括纳罗夫经济顾问公司总裁乔尔•纳罗夫、明晰观点经济公司总裁肯•梅兰德、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米奇•理维等等。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研究教授、直接参与劳伦斯•克莱因奖评审工作的李•麦克皮特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一些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赢得过劳伦斯•克莱因奖。在你的同行里被挑选出来,成为世界上最准确的经济预测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将在纽约一场广受关注的活动上亲自为获奖者颁奖。”
据麦克皮特斯向本刊提供的资料显示,约有来自50家知名金融机构的预测者共同角逐该奖项。根据规定,参赛者的预言必须在《蓝筹经济指标》上公开发表。“最准确经济学家”奖的审查时间为4年,评审标准是参赛者对4个重要经济指标预测的准确程度。
这4个指标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失业率、三个月短期国库券贴现率。凯瑞商学院负责进行评审工作,获奖者将由《蓝筹经济指标》的执行主编兰德尔•穆尔告知。
四大指标考验经济学家
兰德尔•穆尔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之所以选择以上4个经济指标,是它们能概括任意一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利率更基础的指标了。“如果能够明确这4个变量在未来一年的表现,那么公司总裁准确预测公司的运营情况,政府决策者准确预测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手段来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就不再是什么难事。”
以2009年为例,所有竞争劳伦斯•克莱因奖的经济学家,都必须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全程参与《蓝筹经济指标》的预测。这4年间,经济学家们在每年一月初对本年度的4个指标做出预测,并公开发表在《蓝筹经济指标》上。之后,凯瑞商学院的评审委员会将这些预测分别与美国经济分析局、商务部、劳工统计局、劳工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09年7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作对比,并计算出这4年中平均预测误差最小的经济学家。
谁的预测与官方统计得出的实际数据误差最小,谁就是赢家。比如,2009年度的获奖者哈祖斯在2005年到2008年中对上述4个指标预测的平均错误率比其他经济学家都小,仅为0.5%。其中,他对美国失业率的预测准确度最高,4年的平均错误率只为0.275%。哈祖斯4年内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三个月短期国库券贴现率预测的平均错误率分别为:0.650%、0.650%、0.425%。
“哈祖斯在经济预测这个引人注目的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麦克皮特斯表示,“获胜者是由过去4年内做出的预测所决定的。而这4年内我们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哈祖斯对这些关键性指标转折点的预测比其他顶尖的预测者们都更准确。”
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竞争
对于那些预言准确的少数人,尤其是多次对重大经济指标预言最准确的人,其获得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不仅能赢得公众、同行的赞赏和敬仰,更能在媒体上博得大量版面,对个人和公司的形象都是一种极好的正面宣传。因此,华尔街顶尖的预言者们都在暗暗较劲――每年的劳伦斯•克莱因奖的竞争者们都为4个指标的预测绞尽脑汁。在强者的竞争中,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失误就很可能与奖杯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