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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1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病；城市化；城市体系
一、“城市病”概述
“城市病”这个词最早发源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把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城市爆炸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称之为“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梦想点石成金，后来有了这个能力，但结果却坏了。试想，当周围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会怎么样？是灾祸，不是幸福，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比喻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意思是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类财富不断扩大，但是人类也同时丢掉了许多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这是从经济史上解释城市病。
二、造成“城市病”的原因及对策
如果把城市病界定为是在城市膨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人们是比较熟悉城市病的。像城市病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城市环境严重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都是城市病比较严重的表现。再有公共交通问题，城市交通拥挤状况普遍存在。有一个数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机动车平均时速从过去每小时20公里左右下降到现在12公里左右。当然，城市病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笔者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来解释城市病产生的机理。但是，从本质上讲，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矛盾。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现象，因此，“城市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的经济病。如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因此出现就业岗位不足而引发的失业、贫困以及城市经济不发达导致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第二，城市的社会病。面对大量人口的涌入，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城市社会治理措施，因而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失业、住房紧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越轨和犯罪的出现，严重地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第三，城市生态病。当城市人口经济社会活动超过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极限，城市的公共绿地、水资源、各种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病出现，将加剧“城市病”的蔓延，城市不再成为人类宜居的生活空间。“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纵观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
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城市是人建造起来的，人是城市的主体。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治理“城市病”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是智慧的、理智的生物，既然城市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自己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必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治理、调整人类的需求欲望与行为准则、把病态的城市环境医治成人类长久宜居的生态环境。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2
关键词：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03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工业用地以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的大量征用，使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之农村征地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赖以生存的养老保障，成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影响因素的测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从而使得政府改善失地农民养老水平的政策更有针对性。
本文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计量分析模型、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数据解释与分析描述；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起步较早。对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的研究，他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城市，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工业革命得以完成①。赵友新（2004）等学者研究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在提高农民补偿费用的基础上观察到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养老问题②；朱俊（2006）等研究家庭养老的学者认为家庭养老功能衰弱的原因有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与家庭小型化之间的矛盾③。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左菁（2007）等学者指出社会性和福利性的不足是体制面临的困难，同时在养老基金运行方面也需要加以改进④。对于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其中，社会养老模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是当前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陈绍军（2012）提出，由于政策局限，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有诸多困难，为使失地农民享受到发展福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作为过渡方式予以施行⑤。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6年8月，调查采取四阶段抽样法，先是从吉林、辽宁、黑龙江各省中分别抽取3个被调查市（白山市、丹东市、大庆市），然后，在每市再抽取3个乡镇（松江河镇、孤山镇、林甸县），在每个乡镇中抽取 3个行政村（长青、谷家屯、东发村），再采取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当场填写并回收问卷，发出问卷4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83份，回收率为86.29%，问卷资料齐全。经过问卷的审查、复核与整理，最终获得失地农民的有效问卷。
（二）调查方法与数据来源
除选取样本点实地调研外，本研究还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微观数据⑥。该调查以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及其家庭为调查对象，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1.7万个样本。
三、衡量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变量选取
（一）因变量
本文设定的因变量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其度量方法是根据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做出总体性评价，再加上客观现象的映射。本研究按照五分法对各个打分进行赋值，其中，养老水平评价总分50分，1-1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1-20分表示不满意，21-30分表示一般，31-40分表示比较满意，41-50分表示非常满意。满意度评价采取五分制，1分代表最低，5分代表最高。
（二）自变量
本研究依据农村老年人生产能力欠缺、对子女依赖性强等特点，参照相关文献中较常用的评价维度，着重从以下三个维度探究自变量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
1.个人状况维度。选取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土地保有程度等因素。
2.家庭状况维度。本文选取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
3.社会保障维度。本文选择的社会支持维度包括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
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决定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程度的调研统计结果
满意度评估是指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从调研的统计结果看，多数受访农民对自己当前的养老保障满意度较高，养老满意度评分的均值达到40.14分，比3883名受访者整体养老保障满意度的均值高3.58分。其中，对目前养老保障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失地农民占总样本的81.67%，仅有3.71%的失地农民对目前的生活比较不满意。表一显示了辽宁、黑龙江、吉林省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满意度依次降低。
（二）个人状况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健康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从失地农民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看，44.72%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评分为34.85分。
此外，失地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应受关注。尽管半数以上的失地农民在生活中能获得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但仍有8%左右的失地农民存在孤独、消极的悲观状态，这部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只有35.73分，显著低于失地农民群体的平均水平。
土地保有程度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亦有显著的影响。根据本调查统计，在其他变量值一致的情况下，土地保有程度高的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平均分为45.81，而土地保有程度低的35.53。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与土地保有程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家庭状况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家庭状况变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显著。随着满意度评价等级的降低，受访群体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及人均消费水平均值依次降低。然而，现实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差距却随满意度评价级别的降低而拉大，表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与期望/现实收入比成负相关。
自我保障、子女保障和社会保障为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统计结果可看出，大多数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女赡养，部分依靠社会保障养老金生活的失地农民幸福感较强。
子女作为失地农民晚年生活的重要依靠，同样是失地农民社会关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调查中，受访失地农民平均有子女2-3个。62.8%的失地农民可从子女方得到钱或实物，平均金额为每年2165.3元；13.0%的失地农民所得的钱或实物折价后不超过1000元，难以冠以“赡养”之名。
在失地农民的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方面，子女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目前，单独居住仍是失地农民主要的居住方式。独居失地农民与其子女的联系频率对其养老保障满意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显示，失地农民的满意度评分随着与子女联系频率的降低而递减。
（四）社会保障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满意度
表三显示出样本三地失地前后的对比情况。由于吉林省和辽宁省的部分处于第三年龄阶段（60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他们自愿选择不置换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一次性得到较大数额的资金补偿，这些补偿将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数据处理时，我们根据当地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这一次性资金补偿折算成失地农民每年可得的补偿金额。具体做法：根据2015年三地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估算出受访失地农民的预期剩余存活时间，再按照央行0.35%的利率水平，将一次性资金补偿平均分摊到各年。由此得到的征地补偿费用，加上失地农民当前的家庭收入，以及养老金等其他福利和补助，便得出了本研究所调查的当年各家庭收入水平。因此，表四中“失地后”的家庭纯收入是考虑了一次性征地补偿款后的纯收入，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征地的补偿水平。
对于社会保障项目，农民未失地时参加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府征地以后，为失地农民置换了15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U体系，基本做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因此，在养老、医疗保险统计结果上，失地农民较失地前的状况有所改善。
五、结语
从上一个部分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从三个层次中提取了五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婚姻状况、土地保有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社会养老保险收益。
根据调查研究，我们对提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水平做出以下四点建议：
1.了解农民的被征地意愿，建立规范补偿分配制度
要以协商的态度，通过落实听证制度，实地了解并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要设定灵活的征地补偿标准，除参照物价水平等因素，也要结合农民的意愿，确保农民失地后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条例，确保农民个体之间公平分配。
2.采取多样的帮扶措施，大力扶持农民再次就业
多数失地农民缺乏再次就业所需的劳动技能，有关政府机构可通过开设技术培训点、分配技术人员下乡指导等形式对其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上，对部分企业予以引进农民工的优惠政策，让失地农民成功的再次就业。
3.改善失地农户医疗及养老保险
对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引导其合理购买养老保险是必要的。将农民的需要和当地实际相结合，据此适当调整医疗及养老保险，同时加快失地农民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并入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在办理手续及缴费上给予优惠，提高失地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4.强化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管
加大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过程的监管力度，充分向农民宣传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养老保障金需由专职部门统一监管，同时应设内部及外部监管、审核部门，以保证养老金及时、足额地发放；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政策规定、谋取私利者进行惩治。
注释：
①《乡土中国》
②赵友新《失地后的失衡――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调查》
③朱俊《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政治学分析》；刘布光《当前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④左菁《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⑤陈绍军《长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
⑥http：///zh-C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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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 琛（1996-），女，汉族，河南周口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张紫睿（1995-），女，汉族，山东日照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金融工程理论与实务研究。
邵 聪（1996-），男，汉族，江苏宿迁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金融专业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3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市场的不足和政府的职能决定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有效参与和有限干预。本文在阐述健康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行为的偏差及其成因。进而提出了地方政府行为在健康城镇化中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健康城镇化 地方政府行为 优化策略
纵观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不难发现，城乡差距在持续扩大，城乡矛盾趋于尖锐，资源环境条件恶化的问题也相伴而生。因此，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致力于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呼之而出。政府在中国传统城镇化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既是政策的提供者又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然而市场的不足和政府的职能决定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有效参与。
健康城镇化与地方政府行为概念界定
（一）健康城镇化的涵义
城镇化，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村区域广袤、工业化后发的条件下，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了第一个人文发展报告，强调把人的需要、期望和选择放在一切发展活动的中心。城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导致居民生活痛苦指数增加。切实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实现城镇发展过程中尊重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和感受、发展目标符合市民福祉提升的要求、发展成果由相关利益主体高度共享，已经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地方政府行为的涵义
TedGaebler指出：政府是指执掌公共权力的主体，是按照一定规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系统。政府行为就是指政府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的问题。地方政府行为是指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所有的活动，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运行与行使过程的外部表现，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能作用于社会和公民的公共行政活动。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行为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对待城镇化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计划、方针、政策并将其运用、实施、控制、协调的过程。它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双重属性，在本质上，政府行为不仅具有公共性，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还是实行阶级统治的重要实现手段，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资源浪费严重，存在过度“土地城镇化”倾向。多数城镇采取外延扩张方式，将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作为重要取向。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农户的四方博弈中，村集体拥有过大的土地开发权，作为土地用益权人的农户缺乏自我保护权利，在土地城镇化、非农化的过程中缺乏参与谈判的行动能力和制度保障，中央政府尽管有着保护农地的动力和权力，但因信息不足及监管乏力等限制，导致农地保护乏力。各地方政府在GDP政绩效应以及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大多以低廉的地价和松弛的监管来吸引投资，助长了农村土地非农建设的无序化。城市建设大量占用农田，甚至侵占基本农田，特别是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作用之下，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2.发展严重失衡，存在资源过度聚集倾向。由于资金、人才、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集聚，导致严重的城乡分化以及城镇体系内部特大、超大城市和小城镇两极分化。重城市轻城镇的政策导向使得城镇体系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呈现严重的断裂状况。伴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人口超越承载力引起的资源环境等大城市弊端。对2006年25个城市所做的畅行程度受评得分仅为54.1分，未达及格线，表明大城市交通普遍正处于拥堵困境。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外部性问题，也无法解决交通拥堵之类的囚徒困境。
3.城镇化成果未能在较大范围内有效共享，存在强制力推动城镇化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追求土地财政和政绩的双重驱动下，加快拆迁步伐，一些地方政府默认甚至协助强制拆迁，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社会对抗。失地农民在土地非农化用途转化带来的巨大收益中所获甚少，甚至出现大量“无工作、无土地、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4.封闭式推进造成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大量农民工及其子女虽然在城镇居住生活，但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待遇，造成了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分化明显的“新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投入体制，造成了城市中心大量存在着服务缺位、管理无序等问题突出的“城中村”现象。城市内部存在的差异明显的城村分割、居民与外来人口分割的二元现象，造成了城镇内部的断裂。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农民工返乡潮流，日益突出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生存危机等都暴露了农民工未能在城市安居的现实，“半城市化”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代价。
5.生态环境负荷过重可持续能力不足。牛文元等（2010）的分析表明，2007年我国百强城市消耗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能源，人均能耗是全国人均能耗的3倍，地均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30倍。城市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挑战。据国家环保部测算，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11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05%。其中，空气污染带来的城市居民健康损失成本达到1500多亿元。
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4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主成分分析;影响;建议
[中图分类号] F470 [文献标识码] B
引言
1978年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一方面促进城镇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在1980年至20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8上升至2.97，并于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尽管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该比率出现下降。但中科院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有减小却存在反弹的风险。
经济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演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刘易斯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城镇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1]。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较为复杂，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陆铭[2]、许秀川[3]、杨志海[4]、杨国安[5]、姚耀军[6]等认为城镇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伴随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问题导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如吴先华[7]，梁文凤[8]，周少甫[9]等。上述研究对探讨城镇化演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极具参考价值，但大多数文献均将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单单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还表现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的转变，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衡量因素，并不能全面的反映。鉴于此，文章采用多个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通过实证分析为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一、指标选择、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不考虑收入水平层次的影响，采用通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Y）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城镇化进程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各个方面的变化，例如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民生保障措施、经济市场的要素流动等都有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包括，以非农人口占总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率（U）;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水平（S1、S2、S3）;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重表示外商投资水平（F）;用外贸进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进口依存度（IM），用外贸出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出口依存度（E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表示城镇投资水平（I）;用政府支农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表示政府支农水平（A）;用当年金融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规模（FS），用金融存款额与金融贷款额表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E）[10]。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解释变量众多，且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找出上述解释变量的几个主成分，并将其因子得分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方程，通过主成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代换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模型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5）。
二、实证分析过程
（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将中国1990-2014年整理后的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外贸进口、出口依存度，城镇投资水平，政府支农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教育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除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教育水平以外，其余数据皆以百分数表示。
公因子方差表结果显示除人均GDP增长率与外商投资水平损失较大以外，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其余11个解释变量均在75%以上的信息。在默认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最终提取了2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13个解释变量83.811%的信息。对提取的两个主成份进行成分旋转，可知第一个主要因子主要由人口城镇化率U，第一产业结构水平S1，第三产业结构水平S3，外商投资水平F，城镇投资水平I，政府支农水平A，金融发展规模FS，金融发展效率FE，城乡教育水平E决定;第二个主成分主要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第二产业结构水平S2，外贸进口依存度IM，外贸出口依存度EX决定。由此，结合主成份分析解释的总方差，可写出用原始解释变量表示的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即：
F1=■・（0.985U-0.399R-0.906S1+0.041S2+0.976S3-0.703F+0.557IM+0.602EX+0.906I-0.935A+0.975FS+0.884FE+0.894E） （1）
F2=■・（0.126U+0.559R-0.368S1+0.889S2+0.069S3+0.436F+0.691IM+0.648EX+0.090I-0.083A+0.052FS+0.418FE-0.242E） （2）
（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综合变量的最小二乘分析
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上述得到的2个主成分的综合变量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分析，结果如式（3）所示：
Y=2.914+0.245F1+0.197F2 （3）
t值 （118.980） （9.807） （7.888）
模型校正的判定系数为0.867，表明该模型可拟合86.7%的数据，效果较好，F值为79.201，模型F检验与参数的t检验均通过，整体显著。
将式（1）、式（2）代入式（3），整理如下：
Y=2.914+0.735U-0.104R-0.756S1+0.312S2+0.711S3-0.358F+0.613M+0.631EX+0.668I-0.686A+0.705FS+0.757FE+0.554E （4）
回归方程表明，依据中国1990-2014年经济数据，在城镇化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13个因素中，U、S2、S3、IM、EX、I、FS、FE和E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R、S1、F和A的回归系数都为负，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
尽管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结论与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相反。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现象，人口城镇化率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而且数据选用的时间年限较短，因此该结果只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率在这短时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因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会首先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随之缩小。
人均GDP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为负，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全社会平衡要素分配，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但其影响系数仅为0.104，在全部13个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结构比重上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三产业的结构上升则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或结论是相符的。农业发展直接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而在工业化道路和技术进步等过程总城镇居民则具有更多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从投资和经济开放的角度分析，尽管出于国际分工角度外商投资给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外商投资的影响因子明显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而且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较强的城镇偏向，使得城镇经济的繁荣速度远远快于农村经济，另外，外贸依存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表明经济开放主要对城镇经济发展起作用，以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财政支农政策明显有利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且其影响力系数较大，表明城乡支农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较为显著。
与社会投资效果相似，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也具有城镇偏向，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这种金融发展的二元性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致使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多个城镇化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因此，在制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时，不能片面考虑某一影响因素，以至于以偏概全、顾此失彼，而应当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教育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教育是根本，加强农村教育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战略性任务。第二，以发展理念扶持现代农业。农业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由于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低、竞争力差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第三，摒弃城镇偏向政策体系。在重点发展城镇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将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农村上来，建立城乡兼顾的包容性政策，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加大对农村的发展建设投资，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收益，渐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稳定城镇化建设。不以人口城镇化率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注重城镇化建设的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实际意义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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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5
关键词:东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4-0045-04
我国地域广阔，在城镇化进程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各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具有区域地理条件优势，城镇化起点高，人口密度大，是我国城镇网络较健全的经济核心区，具备城镇快速发展的优势，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容量大，外来劳动力流入形成的准城镇人口较多。西部地区尽管有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气候、地貌、土壤、水资源和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弱势，经济实力较弱，城镇化进程缓慢。这种先天条件的不同使得东西部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基于东西部城市的实地调研情况，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省嘉兴市和甘肃省兰州市城镇化进程进行对比，探讨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及东西部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一、东西部地区城镇化现状的对比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公共服务的中心，开始受到各地区的重视，促使我国逐渐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但东西部的城镇化速度和城镇体系建设却有着很大差异。从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地级以上市91个，县级市162个。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地级以上市60个，县级市63个。不仅东部地区县级市较多，其建制镇的数量、增长速度和人口聚集度也远远超过西部地区，快速城镇化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东西部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
被调研的嘉兴市和兰州市人口数量相当，但具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兰州市作为西部重要城市，甘肃省的省会，较嘉兴市具有更久远的发展历史和更重要的发展地位，1985年兰州市全市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9.5％，工业总产值为54.1亿元，远高于嘉兴市的城镇化率15.6％和工业总产值32.7亿元。但随着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底嘉兴市的工业总产值为3,839亿元，接近兰州市工业总产值的3倍。目前，嘉兴市下设南湖区、秀洲区、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嘉善县、海盐县2个县以及平湖市、海宁市、桐乡市3个县级市，有建制镇53个，总面积3,915平方公里。兰州市现辖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五区，及皋兰、榆中、永登三县，有建制镇32个，总面积13,086平方公里。嘉兴市面积不足兰州市的三分之一，但所辖的县级市和建制镇较多，城镇化体系更为健全。表1列出了2000年～2008年嘉兴市和兰州市城镇化率，二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的数值。
从表1的人均GDP数值可看出嘉兴市的经济水平已超过兰州市，但城镇化率始终较低。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反映了我国东西部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普遍高于西部地区，但是除少数大城市外，很多东部地区存在城镇化滞后现象，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城镇虽然有大量打工人群涌入，但这些人并未在城镇长期居住形成城镇人口。西部地区恰恰相反，建国初期，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西部缺乏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民营企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小城镇的建设，城镇化进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导致城镇人口比重相对提高[1]，而整体收入水平提升有限的现象。可见，仅从城镇化率，即非农业人口比重难以比较东西部的城镇化水平。
东西部地区出现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现象也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在嘉兴市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东部农民虽然从事非农产业，在附近城镇打工，但居住地仍然是农村，“小富即安” 和“离土不离乡”的思想严重减缓了农民转市民的速度。而兰州市中，转为城镇人口的无地农民存在就业难，外出务工不稳定及收入水平低等问题。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城镇化离不开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既不能过度超前，也不能过度滞后，必须与经济发展适度同步。因此，东西部地区应当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进行制度创新，促使东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
二、东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异同分析
1.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东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异同分析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我国自后，开始重新重视城市建设，城市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东西部城市均从较差的经济基础起步，但城镇化的速度和特征却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东部比西部地区具有地理优势和基础设施环境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以嘉兴市为例，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为嘉兴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优越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促使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为城镇建设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良好的交通条件带来的可通达性，使城镇与农村，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便利，有力的推动了城镇化进程。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缺乏沿海区位优势、运输优势、气候优势。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地形复杂，使西部地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大。兰州市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导致水资源匮乏，资金和地形原因导致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从目前情况看，由于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已经形成的物质环境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资、内资、产业、要素、人口还会继续向东部集聚。
（2）民营经济不发达，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更多的依赖政府推动，形成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与之不同的东部地区依靠民营经济为城镇化奠定经济基础并产生内部动力，形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20世纪80年代的嘉兴，抓住农村改革机遇，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推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嘉兴进一步抓住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等机遇，实现了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工业城市的跨越。尽管当时的劳动力非常廉价，但非农产业就业的收入依然比农业经营产生的收入高，这种要素收益差异，拉动部分乡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转移。非农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迅速提升了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企业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使农村土地和资本具有集中趋向，形成了城镇化的促动力量。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大量民间资本，加上周边大城市的辐射，使嘉兴市的城镇受到工业和经济基础的支撑，得以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在资金状况上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没有政府的推动，城镇化进程非常缓慢。在兰州市的调研中，以皋兰县为例，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均是以政府的财政支持为主。农民收入低，资金少，缺乏城镇化意识，自身动力的不足使其更多的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3）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西部，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拉动力。20世纪90年代，嘉兴市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建立特色工业城，形成规模较大、产业集聚度高、有创新能力、有产品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园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提升城镇化水平的产业拉动力。兰州市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虽然也强调特色产业的建设，但由于自然条件、区位条件、水资源及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在招商引资方面难以与东部地区抗衡，使其二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不足。
2. 本世纪以来东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异同分析
根据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城镇化率超过25％～30％时，地区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率超过60％～70％时，地区经济进入成熟而缓慢的发展期[2]，目前嘉兴市和兰州市均属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基于2000年以来二者城镇化进程的异同分析，存在着以下一些特征。
（1）一些东部地区逐渐出现城镇化进程的滞缓现象，与西部地区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形成对比。东部地区出现的城镇化滞缓现象并非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业机会增加过少造成，而更多的是由于“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原因。从嘉兴市的调研情况看，80%以上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就业却依旧生活在农村，还有部分农村居民一边务农一边打零工。由于不愿意失去土地的保障，他们更愿意“离土不离乡”。而“小富即安”的思想又阻碍了乡镇企业家进一步创业的热情，家族型的小企业盛行，大型龙头企业较少，恶性竞争普遍存在，既不利于产业的集聚和升级优化，也不利于城镇的进一步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在这一时期恰恰相反，城镇化的政策促进中心城市进一步扩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无地农民逐渐转变为市民。与此同时，二、三产业带来的就业机会仍显不足，更多的失地农民外出务工或在家待业，产业发展仍是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瓶颈。
（2）东部地区的二三产业需要通过规模化和规范化来优化升级，西部地区二三产业需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形成层级体系。嘉兴市城乡GDP总量、人均GDP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城镇的经济竞争力不强，简单的、以成本优势为主的加工业在经济中的贡献率较高，这种以资源和劳动为主的产业，一方面给乡村生态环境带来相当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人员多为外来打工人员，不具备就业的稳定性，难以促使城镇人口长期稳定的聚集，使其城镇化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也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目前，嘉兴市第三产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此外，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不大和城镇化水平不高并存的现象，也说明无论城镇和农村都存在低端消费服务供给过剩而高端消费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与此对应的兰州市多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发展良好，而中小企业和推动小城镇发展的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可见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仍处于较低层次，需要通过规模化和规范化，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西部地区产业层级体系不够完善，需要以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金融政策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3）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不足与东部地区小城镇众多形成对比。尽管西部一些地区城镇化率较高，但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小城镇发展的不足，使得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较差，城乡差距大，二元结构明显。东部地区与之相反，小城镇数量较多，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但城镇化率较低带来的城镇人口聚集不足，将阻碍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西部地区应鼓励小城镇建设，而东部地区应促进城镇人口的聚集和分工协作，加强中心镇和城市的高端建设。
（4）东西部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城乡文明的溶合，并通过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镇化进程[3]。但在教育水平方面，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从调研数据看西部具有较高的文盲率和较低的高素质人才比重。教育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5）东西部地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为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奠定了硬件基础。在积累了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后，嘉兴市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将部分财政、税收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兰州市自2005年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交通、生活和通信设施不断完善，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部分城市农村地区通过“城中村”改造转为市区[4]。这为城乡协调发展和进一步通过城市渗透，推进城镇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6)东西部地区不断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但保障层次普遍不高，无法彻底解决城乡发展的种种矛盾。目前，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在嘉兴和兰州市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但提供的保障水平难以满足农村居民进城之后的生活保障。针对失地农民开展的职业技术培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缺乏一技之长，自身就业能力不强，因此在经营个体经济或打工的同时，希望保留农村户籍作为“退路”，土地也成为城乡发展的矛盾焦点。这些问题将阻碍着东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三、对东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东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异同分析，对东西部地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东部地区应发展中心镇和大城市，提升现有城镇的城镇化水平，加强高端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在发展大城市的同时，应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城镇体系。
东部地区大中小城镇同步发展，使其城镇的总体数量不宜再扩大，为了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应尽量节约用地，提升每个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的人口容量、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将重点城镇发展成为功能健全的城市。根据联合国有关城镇发展方面的规划建议，城镇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与GDP之比应该为1. 5%～4% ，而我国目前仅为0. 14%～0. 87% ，远远不能满足城镇化的要求。因此，东部地区可加大对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中心城区――副城――重点镇”的层次有序的城镇体系。西部不仅缺乏具有辐射作用的大城市，而且小城镇建设也起步不久。因此，应当一方面进一步发展若干基础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原有大城市，使其发挥强有力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中小城镇的发展，密切各级城镇之间的联系，以及城镇与周围农村的联系，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群落，促进城乡经济的溶合。
二是国家政策应向西部倾斜。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资金匮乏，经济实力较弱，内部动力机制不足，更需要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客观上说，中国东西部地区城镇的非均衡发展，既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和延续，又是政策战略导向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在东部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各种基础设施，给予东部企业种种优惠，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等，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而西部地区，尽管近年国家一直强调西部大开发，但实质性政策和财政支持仍然较弱。
三是针对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东部地区应当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消除农民转市民的后顾之忧。中心镇和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东部地区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一步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准城镇人口向城镇人口完全转化。
四是东西部二、三产业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强调特色，协调发展。城镇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支撑，目前我国东西部城镇的二三产业多数仍处于低端，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品牌价值和质量信誉都比较低，需要通过区际合作，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改变经营管理理念，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经济规模，加大研发力度等，逐渐提高产品层次和技术含量。此外，也必须提升城镇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为当地企业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引导和服务。针对东西部产业发展的不同特征，东西部地区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
五是西部地区需要通过资金整合、城镇经营、金融体系构建等理念，解决城镇化的资金瓶颈。鉴于西部资金匮乏的情况，紧依赖政府难以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应当借鉴多方经验，譬如采用“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经验，使有限的财政支持资金得以整合，发挥杠杆作用；采用小城镇经营理念，调动参与人的积极性，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共同推动小城镇建设；采用构建金融体系的经验，促使金融机构的介入和金融业的发展，将储蓄及时向投资转化，以基础设施资源为抵押，为城镇化建设筹集资金。
六是东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需进一步提升教育水平，培育人才，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均有待提升。但相对于东部、西部由于要素收益较低，基础设施环境较差，对人才的吸引力度更弱。因此，西部一方面要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强与大城市及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教育、文化、科技为支撑，加快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合，提高人口素质，培育高级人才，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提升高级人才的收入水平，吸引大学生和高级人才迁居西部，为西部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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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Guihuang1，Song Yingch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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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6
[关键词] 金融业；城镇化；支持；作用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B
一、前言
金融业以其天然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短缺瓶颈，而且可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促进城镇化过程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形成。但是目前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业的发展还难以满足城镇化的要求。实现金融业与城镇化发展的良好互动，充分的发挥金融业的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意义重大。
二、金融业在城镇化中的支持作用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在城镇化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程度，没有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持，农民市民化将会成为空中楼阁。但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建设周期比较长、资金占用额巨大、成本回收时间也很长，再加上基础设施一般为公用物品，在很多时候受益主体不明确，因此单纯依赖商业开发的形式很难凑效。尤其是对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很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面临着很大的资金缺口。目前，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功不可没，不仅提供了金融支持，而且还给予政策性安排。不断的安排专项资金，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借、用、还三位一体”的机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全面开发。同时在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带动及国家权威的保障下，商业性银行也在逐步探索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还有基础设施证券化的金融改革尝试，将会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极大的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压力。
（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是推动城镇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力量，不仅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作为产业结构的微观单元，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起着积极作用。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整体实力弱，对一些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在城镇化过程中，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都出台了对中小企业的优惠贷款政策，不断探索建设新型的担保体系，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不断的为中小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提供便利条件，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难题。从而可以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购买先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形成综合的竞争力。
（三）促进城镇化中的产业调整
在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降低，从而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偏低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积极的引导生态农业等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新型战略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逐步的缩小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金融业凭借其天然的资源配置能力，将不断的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以上产业的流动。在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商业银行以及政策银行将不断的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的引导农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使农业转变成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在第二产业方面，通过对资金的合理引导，使其流向能耗低、环境友好的行业，缩小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资金支持。在第三产业方面，金融业通过各项优惠政策为第三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促进其快速的增长。
（四）为农民市民化提供服务
我国城镇化可以有很多种路径探索，但是每种路径的核心都应当是“人”的城镇化，根本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镇化的速度远远地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这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结合城镇人口增长规律，在进一步提高农民市民化水平上做文章。在农民市民化的人口转移过程中，必将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产生巨大的需求。在人口转移过程中，金融业将会为农民市民化的转型提供服务。在住房方面，新增的城市人口会面临着很大的买房压力，金融业可以提供房贷业务，缓解新增人口的住房难题。在医疗方面，由于历史上一直遗留的城镇农村医疗二元结构的难题，在短时间内，农民市民化的人口医疗问题还要依赖于商业保险。并且随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农民的投资观念会不断发生改变，对金融产品的投资需求会不断增加，多元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将会拓宽农民的投资渠道，从而是农民获得合理的收益。
三、制约金融业支持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一）缺乏匹配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体制创新
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所实行的金融体制更多的是对城市原有金融体制的照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离城镇化过程中所需的匹配的金融体制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对企业贷款的抵押问题上，现行的金融体制对抵押品的各项要求都比较高，对于城镇小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组织来说，由于自身资产较少，难以满足银行的要求，导致这些企业组织无法获得金融业的资金支持，这直接影响到这些企业组织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城镇化建设的大局。要想使金融业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匹配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
（二）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不是以往单纯的去追求城镇化的建设速度，不再以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作为城镇化率的客观标准，而是更加重视“以人为本”、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真正的实现农民在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民市民化。在此过程中，农民的金融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金融资金的需求不仅增长迅速，而且呈多元化发展。首先，针对生活方式转变所产生的汇兑、消费信贷等基础金融服务需求会明显增多；其次，市民化过程会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地农民在再次就业以及自主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资金需求，另外这些失地农民的医疗及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基金等方面都需要金融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实际的情况是正规金融机构在有些城镇的网点是呈现收缩趋势的，特别是小城镇的金融覆盖面出现下滑，金融服务的范围相对较窄，很难满足农民在市民化转变过程中对金融资金的多元化需求，满足失地农民需求的金融服务以及金融产品急需创新。例如，农民在失地变为市民后，既不能享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优惠政策，也无法得到城镇失业人员小额贷款的帮扶，严重的影响其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积极性。
四、进一步发挥金融业对城镇化支持作用的对策
（一）结合城镇化特点，探索多元的筹资模式
改变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辅助”的金融支持服务管理模式，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形成机制。一是继续加大对公用事业、城镇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有限财政的杠杆作用，通过贴息、减免税等政策鼓励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大量资金流入到城镇化建设当中；二是在依靠传统的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作用，发行市政债券和城建投资债券来解决新型城镇化资金不足难题；三是对银行信贷资金介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政策倾斜，采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金融机构结合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以较优惠的利率发放中长期贷款；四是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公益性、社会性、超前性特点，使其进入到城镇化领域的薄弱环节，扩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的资金投入。
（二）创新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满足农民市民化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要加大金融对农民市民化的扶持力度、扩大金融机构服务范围、设计新型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基础性、消费性以及投资性的金融资金需求。一是改进以取现汇兑为主要服务的城镇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增加城镇金融分支机构以及ATM网点数量，加大城镇支付渠道建设力度，同时推广电话、网络支付等现代的电子金融业务；二是降低新增城镇人口的住房信贷标准，从而满足农民进城后首套住房的刚性需求；三是对失地农民在创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加大金融支持，推出个人创业贷款新品种，出台针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优惠贷款政策，充分调动其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在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基金、个人财产保险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失地农民真正的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五是创新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满足农民的拆迁补偿款寻求保值、增值的投资性金融需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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