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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博士论文范文1
关键词：信息时代 大学文化 传播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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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鹏.大视频整合传播的波纹营销模型[J].市场观察，2010，（11）.
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房宁，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心理学博士论文范文2
2013年9月23日、24日下午，来自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y Erlangen-Nuremberg）的Axel Kuhn博士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做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徐丽芳教授主持，系副主任张美娟教授、姚永春教授、许洁博士和出版科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参加了讲座。
23日下午的讲座主题为“德国的图书产业和图书市场”，主要面向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专业的本科生。Axel Kuhn博士从出版商、中间商、零售商、书商协会等方面对德国图书产业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绍，并通过一系列商业数据展示了德国图书市场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情况。此外，他还分享了关于德国图书电子商务的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了当前德国图书电子商务的成功之处与不足。讲座结束后，Axel Kuhn博士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24日下午的讲座以“数字环境下的德国国民阅读现状”为主题，吸引了众多信息管理学院的硕、博士研究生前来参加。Axel Kuhn博士从经合组织和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的两个调查项目讲起，展示了德国国民的阅读频率、人均阅读量、家庭藏书量等阅读现状，分析了德国国民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动机。他指出，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伴随着移动阅读器的广泛使用，读者的阅读模式、情境、习惯和体验正进一步分化。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是德国一所历史悠久的高校，武汉大学于2007年与其正式签署《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图书学专业合作框架协议》和《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图书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交换项目协议》，为双方的学术交流和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近几年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学专业交流紧密，专业合作计划与交换生协议顺利开展，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往来。本次Axel Kuhn博士来武汉大学做讲座，对开阔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激励学生的专业学习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心理学博士论文范文3
关键词：关系网络；国际新创企业；组织绩效
一、 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背景与内涵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Oviatt和McDougall（1994）在经典论文《探寻国际新创企业理论》中把国际新创企业定义为：一个从开始就在多国运用资源和产品销售来获取重要竞争优势的商务组织。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McDougall和 Oviatt（2000）又把国际新创企业的定义修正为：为了创造组织价值而进行跨越国界的机会搜寻和创新活动的创业企业。同国际新创企业相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BG）、全球创立（Global Start-up）和天生国际化（born-international）等（Rialp，2005）。目前关于国际新创企业的概念还远未统一，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国际新创企业和天生全球化两个概念。
自从Oviatt和McDougall（1994）的经典后，国际新创企业引发了来自战略管理、创业学和国际商务等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关注。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Mitja，2006）。随着国际新创企业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显露身影，并在全球经济比重份额也逐步提升（Burgel & Murray，2000）。其中在一些如以色列、新西兰、挪威等小的开放经济中，国际新创企业在总体企业比重中的份额更为明显（Moen，2002；McNaughton，2003）。由于国际新创企业已经成长为国际竞争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该国际商务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所研究和关注。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际新创企业具有理论和管理实践上的双重意义（Aspelund，2007）。企业管理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弄清国际新创企业是如何克服企业创立和国际市场扩张的双重困扰而取得成功的（Aspelund，2007）。
二、 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理论视角
传统国际化研究一直被阶段型渐进理论所支配（Knight & Cavusgil，1996；Axinn & Matthyssens，2002）。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出现，严重挑战了传统创业和国际化理论，从而推动了整个创业学和国际商务研究的进步。事实上，最早关注国际新创企业活动的是麦肯锡公司的Rennie，他在其1993年的麦肯锡工作报告中，把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这种新兴出口企业称之为“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企业。通过对欧洲一些在创立之初就涉足国际化业务的小企业的关注和案例研究，Oviatt和McDougall（1994）也开始质疑阶段模型的适用性，并指出国际新创企业是一种全新的企业国际化模式，这一新颖学术观点很快被大多数国际商务和创业学的学者接受和采用。实质上，国际新创企业属于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商务的交叉领域（McDougall & Oviatt，2000；Antoncic & Hisrich，2000）。
通过详细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国际新创企业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围绕以下五个研究问题来展开：（1）国际新创企业创立背后的动因是什么（Mudambi & Zahra， 2007；Andersson & Wictor，2003）？（2）国际新创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行为决策和战略选择具有哪些特征差异（Oviatt & McDougall，2005；Coviello，2006）？（3）企业家、组织、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如何（Madsen，1997；Mort，2006；Coviello，2006）？（4）国际新创企业是如何克服国际化中的资源缺乏和能力缺陷而取得成功的（Fan，2007；薛求知和周俊，2007）？（5）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组织绩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Zahra，2001；Dirk De，2005）？除了以上这些研究主题外，还有诸如国际新创企业的行业差异、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规避，以及模式选择和学习效应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ialp，2005）。
由于国际新创企业实质上是一类在其诞生不久就开始跨越国界寻找价值创造机会的创业企业，因此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试图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在不拥有充分资源的创业初期，国际新创企业如何把业务扩张到国际市场，从而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寻求竞争优势，并战胜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成熟竞争者的过程（Zahra，2005）。从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角度去看待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国际新创企业整合了国际商务、创业学、战略管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因此国际新创企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依赖一种建立在多学科理论基础上的整合性研究（Zahra & George，2002；Aspelund，2007）。Zhou等（2007）把关系网络等视角引入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尝试探索制度、关系文化等对于国际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影响，从而把在原有研究视野外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整合进现有国际新创企业研究体系中。
三、 关系网络研究与传统国际化理论
1. 关系网络的内涵界定。英国人类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1940）最早提出了“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概念。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1985）更是独创性的提出“弱关系”和“社会嵌入”的两个重要概念，并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核心社会结构。著名华人学者林南（2001）在格拉诺维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主张把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关系看作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个体社会网络存在的异质性和网络成员社会地位决定着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所能获取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及其质量。国内著名学者（1948）针对中国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特点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在这种差序格局下，社会关系就形成于所有社群内个体发出的多根社会关系线所交织构成的复杂网络。后来的学者（黄光国，1988；边燕杰，2004；李正彪，2005）从儒家文化、关系维度、内在动力等多角度拓展了对本土关系网络的研究。
2. 企业家关系网络与国际化进程。企业家关系网络为一套以特定企业内的所有企业家（或高管）的人际联系为基础的支持情感运作、信息流动、资源调动的社会关系总和（Adler & Kwon，2002）。该网络关系通常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形式，并构成所在企业的核心社会资本和竞争优势。在组织环境内，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是正式商业联系的关系，也可以是社会和制度范围内的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结构（Hitt，2002）。社会关系网络长期被认为是中小企业完成国际增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企业在新区域发展正式商业联系网络的最初基础（Chen，2003）。另外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新市场机会鉴别（Ellis & Pecotich，2001），国外市场准入（Ellis，2000），国际知识学习（Sapienza，2005）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早使用网络方法分析企业国际化的是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这种方法把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视为植根于企业的商业网络之上。Johanson和Mattson（1993）通过实证调查北欧小企业的国际化实践过程，表明网络作为企业与外部组织和环境互动的媒介，在市场知识学习和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于国际化进程理论，Johanson和Vahlne（1990）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现有的关系网络建立和外部企业的承诺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对新的跨国网络的投资来开发新的企业伙伴。因此，传统国际化理论中的网络研究聚焦在国际化关系的管理上。企业的关系网络被看作一些联系企业和别的企业之间关系集，不但包括不同类型的关系和特性，而且包括诸如信任，控制、资源和企业之间的依赖性等（Ahokongas，1998）。由于个体在网络方法中的战略位置和影响，国际化中的重要关系经常聚集在企业家身上，他可以通过与别人的密切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社会网络与企业获取的资源、运营模式相互影响，对于外国市场选择、市场服务、进入动态、战略选择和绩效等因素都有着重要影响（Mitja，2006）。由于制度背景和资源缺陷，关系网络对于赶超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作用更为明显（Jaklic，1998）。
四、 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研究述评
1. 国际创业中关系网络研究的兴起。无论是有关国际化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国际化进程理论都忽视了个体在做战略选择的可能（Andersson，2000），更不适合理解快速的战略变化。特别是对国际新创企业而言，更加不能忽略企业家和高管的重要作用。Etemad和Wright（2003）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有者特征（例如，教育，经验，资源和倾向）在年轻的国际化新创企业的出口绩效中扮演比企业特征更重要的作用。从企业家的视角来看，个人的关系网络和他们所整合的暗默知识（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能够被看成他们自身的资源，个体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能够通过网络与在相同产业或者更大（国际）环境中同别的企业家们（公司）联系起来（Mitja，2006）。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通过网络（和网络内的参与者）企业家们获取了国际化所需的资源和信息。
2. 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研究的主要内容。Zahra（2000）在研究中主张国际导向的中小企业寻求创业机会和经济回报，需要一个恰当的资源、信息和知识获取机制，因此个人关系在重要信息传递中发挥了信息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链接了隔离的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关系，能够拓展识别市场机会以及便利交换和市场交易（Harris & Wheeler，2005），这得到了大多实证研究的支持（Zhou et al.，2007）。此外，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的第三方转交信任能够使得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网络内加强社会规范和信任发生，鼓励网络内个体遵守商业规则和诚实交易，这样减少了正式控制的需求（Adler & Kwon，2002）。这样关系网络便带来了可信度，以及减少外部伙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Xin & Pearce，1996）。另外，由于具有浓厚的关系文化特征，关系网络的特性和作用都和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关系网络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新创企业的信息获取、知识流动和信任获取方面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除了对信息、知识和信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社会网络也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风险和不确定因素（Liesch，2002）。一般而言，企业国际化中的风险一部分来自于国外制度、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宏观风险，另一方面商业规则和交易者背景差异也往往形成微观交易风险。应对这些潜在的国外宏微观风险，关系网络能够通过快速传递个人和经验信息，从而增强国际新创企业对于外部环境变动的反应速度（Oviatt & McDougall，2005）。近年来的国际创业理论围绕天生国际化企业如何导致卓越绩效来展开（Etemad & Wright，2003；Knight & Cavusgil，2004；Oviatt & McDougall，2005），这也成为国际新创企业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在研究中引入关系网络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国际化和组织绩效间的多种关系。
Liesch（2002）在研究中主张建立和保持网络关系被看作国际化进程整体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即作为结果，也可以作为投入。作为结果，它是国际导向的中小企业通过逐步的国际化经营活动而得到不断发展完善的。作为投入，社会网络的信息收益能够影响国际化战略的绩效结果。Zhou等（2007）通过研究提供了一个对于国际化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社会网络解释。在天生国际化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国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国际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个调节机制产生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三个信息收益：（1）外国市场机会的知识；（2）建议和经验学习；（3）信任和团结。这就意味着现有文献中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结论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仅关注国际化和绩效间的直接关系，而忽视了国际化所植根的跨边界网络关系等调节因素的影响。
由于关系网络对于国际化的中小企业鉴别全球市场机会，以及拓展和国外中间商的联系都至关重要，大多数国际新创企业学者认为本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对全球供应链网络需求的战略应对（Ellis，2000；Ellis & Pecotich，2001）。作为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因素，本土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推动国际新创企业获取外部市场信息和知识学习，从而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从而改善跨国运作和交易的效率。此外，基于个人联系的信任和团结也使企业对于全球市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度得到提升（Oviatt & McDougall， 2005）。
3. 关系网络和我国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文化传统使得关系具有了特殊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属性。因此，作为对与正式制度的支持和补充，关系成为商业交易中一个对于政府行为和控制的有效战略反应（Xin & Pearce，1996）。在企业国际化背景下，和局外人的关系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至关重要的方面，它的作用在中国以外复制（Zhou et al.，2007）。不少国外华人学者主张在缺乏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感和可信赖市场信息的条件下，任何交易都必须借助于完全依赖信任的个人联系（Lovett，1999）。因此，中国或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的国际新创企业在涉足国际业务时的理性选择是探索关系相关的社会网络。后来的学者发现社会网络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单单存在于中国，在其他一些制度转型国家（如俄罗斯、印度）也有证据显示企业家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Batjargal，2003）。
Redding（1991）正是从制度视角分析国际新创企业中关系网络作用。他得出如下结论：个人联系（例如关系）作为做商务和理解经济交易的隐喻，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特别重要。缺乏制度信任，混合着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可信赖市场信息的短缺，导致了对于任何交易，都可以把值得依赖信任的个人联系作为信息沟通渠道。在这些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早期能够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把它们的经营活动扩展到国外是非常有价值的。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互惠回报等因素影响的中国“关系”（Guanxi）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特征（Lin，2001；Tsui，2000）。一些学者把中国社会的企业关系看作是一个互惠、信任和互相依赖创造价值的个体联系网络（Xin & Pearce，1996； 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并且这种关系网络被界定为一种非正式人际联系，一方面能够减少中国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Standifird & Marshall，2000；Luo，2003）另一方面，企业家要明确关系网络并不是国际新创企业获得卓越市场绩效的充分条件（Rialp，2005），必须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五、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长期以来，国际商务学者一直很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从早期进程理论中关系网络对企业渐进国际化的机会识别和知识学习的积极作用，到后来发现中小企业国际化带来的市场扩张其实也是伴随着关系网络扩张的过程，一方面巩固了现有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新的关系网络来实现，并且这一过程又因不同行业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我们把企业的关系网络看作联系企业和外部组织和个体的关系集时，就必须深入研究个体因素在网络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和影响，而这更集中体现在小企业的创业者和高管身上。个体的关系网络不单影响企业国际化的绩效，而且对外国市场选择、市场服务、进入动态、市场活动、国际化时间和程度等都有着明确影响。由于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历史较短，因此在该领域的关系网络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对关系作为文化特征的中国而言，如何从制度角度分析国际新创企业中的关系网络作用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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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71002067）和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项目（项目号：Z0851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