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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2
（一）研究方法为了深入了解福建省高校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本文采用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深访最大的优点在于营造相对轻松、自然的对话氛围，引导谈话伙伴表达其对于特定对象的感受、体验和阐释，从而帮助研究者从谈话伙伴的视角理解特定对象，对后者进行“深描”。通过对这一方法的使用，本文有望触及“局内人”对于当前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真实看法，了解他们对于既存问题的理解和对解决问题的方向、方法的期待，获取丰富的细节信息和资料。具体说来，本文将选取福建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几所高校，引入相关利益者的多元视角，运用半结构式的访谈设计，与谈话伙伴展开一对一、面对面的交谈。
（二）个案的选择在综合考虑学校所在地、学校类型、院系整体实力、专业设置以及可操作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从福建省19所本科院校中选择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和仰恩大学人文学院作为研究个案。以上三所高校分别处于厦门、福州和泉州三市。其中，厦门大学是211，985院校，福建师范大学为一本院校，仰恩大学是二本院校。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2007年，曾创办国内最早的国际新闻、广告和传播专业，目前下设新闻、广告、传播三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成立于2004年，未分系，下设四个专业，曾开设福建省第一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仰恩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于2007年，下设新闻传播系与中国语言文学系。在专业设置方面，上述学院也各具特色（详见表1）。选择这三家作为本文的研究个案，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选样的多元性，进而提升相关研究结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谈话伙伴的招募为了更好地了解相关利益群体对于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看法，本文选择了行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作为谈话伙伴。这三类人群构成了本科教育的主体。行政管理者对本院系的发展历史、教育理念、制度、规划等基本情况最为了解；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既是一切教育理念的执行者，也是检验者，能直接获得学生对教育活动的反馈，对于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切身体会；学生处于接收者的一端，本科教育的效果只能通过学生体现出来，学生对于教育活动的感受最为直观，因此这一群体也构成了本文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在谈话伙伴的招募上，本文采用了滚雪球的方法。笔者先从三所高校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作为谈话伙伴，通过电子邮件联络该对象。在获得对方首肯后，笔者发送正式邀请信，并通过他/她推荐其他谈话伙伴。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前后共招募到来自前述三所学院的行政管理者、教师、在校学生13名（详见表2）。
（四）访谈的开展在与谈话伙伴预约好访谈时间后，笔者前往三所高校，在谈话伙伴比较熟悉、感到放松的环境中，如办公室、咖啡厅等，分别展开一对一、面对面的访谈[1]（详见表2）。访谈时长视谈话伙伴的便利及交谈情况而定，多数访谈持续一小时以上。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谈话伙伴，笔者设计了不同的访谈主题（详见表3）。访谈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但具体问题仍视互动情况灵活提出：笔者尽可能在同一访谈中涉及对所有主题的讨论，但无需严格遵循主题顺序或表述方式。具体说来，与行政管理者的访谈多聚焦其所在学院的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制度设计、执行及其效果；与教师、学生的访谈则更关注教学以及其他类型的师生互动的情况，力图透过对师生互动过程及效果的了解，进一步探索宏观制度在具体教育活动中的实现程度、存在问题及可能出路。
二、调研发现
（一）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教育的“福建模式”调研发现，三所学院在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制度设计及执行，如培养理念、培养方式、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共识。这些共识既源于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特性，同时也受到学院所在地理位置及其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因此，笔者将这些共识概括为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福建模式”，兼顾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这一模式包含以下几项要素：1.培养作为“杂家”的新传人尽管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方面差异显著，三所学院都认同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既要培养“专家”又要培养“杂家”的理念，主张学生不仅要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也要具备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三所学院都将人文素养课程纳入专业培养方案当中，透过相关通识课程的教授，培养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的人文底蕴；另一方面，在师资配备上，这几所学院也注重招纳具有跨专业背景的人才。2.倡导“实践教学”调研发现，三所学院都将实践教学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采用多项举措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具体如下：首先，完善实验器材的配备。调研发现，三所学院都有可供学生借用的摄影摄像器材和编辑机房，近年来，各学院更是加快了器材的更新换代，以满足师生日益高标准、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过去两年间全部更新了实验教学的设备并规范了实验室的功能分区，现设有舆情监测室、广告心理实验室、广告电话调查室、非编实验室和数字电影演播室，供全院师生使用。其次，实现校内外综合性实践平台的搭建与对接。我省高校基本都设有校内媒体，如校级报刊杂志、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院级报纸期刊等。除了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媒体实践外，各学院还广泛建立校外实践平台，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机会接触新闻传播实务，在实践过程中展示自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开设实践类课程，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摄影、摄像、报纸编辑、视频编辑等，鼓励学生到媒体、企事业单位实习的同时，各学院还会邀请业界专家来校进行短期指导或开设讲座，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国内各项赛事，指派专门教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等。此外，非实践类课程的授课教师也会有意识地将实践带入课堂教学中，如采用“真人图书馆”、模拟新闻会等形式，让学生活学活用，从实践中感受到理论的魅力和学习的乐趣，缩小与业界的距离。实践教学的理念因此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教学思想。3.确立“闽台合作培养模式”福建省与台湾毗邻，两岸在文化教育领域交流合作频繁。本文调研的三所学院均与台湾高校建立了合作项目：厦门大学与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互派学生或展开合作研究；2011年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台湾世新大学合作，在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三个专业联合招收和培养“3+1”（即3年在本校，1年在台湾世新大学学习）模式的学生；仰恩大学自2013年开始，每个学期邀请部分台湾高校的教授来授课，教授师资相对薄弱的课程。4.促进“教学互长”良好的师生互动，是落实各项制度的必要前提。三所学院在聚集和利用多方资源，增加学生与国内国际学界、业界的交流机会的同时，也采取多方手段，提升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频次和效果。具体举措如下：第一，实行班导制度。班导既有教学任务，也要负责与学生的交流沟通。班导制度能增进师生对于彼此的想法和需求的了解，营造一种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的教育氛围。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制度也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因此，在班导人选的取舍上，厦大和福师大更倾向于年轻教师，后者更容易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从而更好地达成班导制度的目标。访谈发现，活跃的年轻教师的确更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在学术、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给学生以指引，让学生获得更多的鼓励和信心。第二，提倡“学生主导型”的授课方式。越来越多的教师意识到，以教师为本位的授课方式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尝试倾听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需求并做出改变。例如，有针对性地提供学生感兴趣的教学素材，或通过提问与讨论环节、让学生做报告展示等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或将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引入课堂互动中，提升学生的参与感。第三，建立多种反馈渠道。三所学院都设有多种测评教学效果的手段，除了让学生在期中或期末对某一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外，还经常召开针对在读学生和毕业生的座谈会，现场征集学生对整个专业的教学情况及培养方式的意见，在为学院的未来规划提供依据的同时，也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进而对自己教书育人的理念和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福建模式”面临的挑战依托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福建模式”，上述三所学院为福建省乃至全国的媒体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人才。然而，诚如前文所述，随着新闻传播类专业数量的激增，以及进入经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媒体形态和深层结构的调整和变迁，整个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教育开始进入瓶颈期，上述三所学院也不例外。调研发现，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教育的“福建模式”正面临诸多挑战。1.专业培养缺少“灵魂”尽管三所学院都将文史哲方面的课程纳入通识教育的必修课体系中，但无论是提供知识的一方还是接受知识的一方，都普遍感觉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的人文素养整体不足，亟待提升。这一论断的依据之一，是专业培养理念与学生的职业理想和目标之间的错位：不少学生对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甚明了，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还有学生表示无法了解传媒行业的社会价值，感觉“从事媒体行业太辛苦”，考虑要改投其他就业方向。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提供给学生职业必需的能力和技巧，但没有很好地培养起学生对新传人的职业价值和理想的认同，“灵魂”的相对缺失必将影响新闻传播类本科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和发展。2.实践平台缺乏常规机制的保障调研发现，虽然三所学院都十分重视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实践教学”的效果还是不甚理想。首先，实践器材的配备存在若干问题：第一，设备更新较慢，无法完全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第二，学生对学校拥有的实践资源不尽了解，无法充分利用，能够使用到学校资源的往往是只有少数活跃的学生，设备的整体使用率不高。然后，校内外实践平台的搭建和使用与预设目标存在差距：第一，作为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新闻传播专业较少受到校方重视，在争取校内实践资源方面缺乏优势；第二，在校外实践方面，学院缺乏常规性的保障机制，多数时候靠教师的私人资源或学生自己的找寻来获得校外实习机会，部分学院没有鼓励学生参与校外实践的实质性手段，如学分鼓励等，学生相对缺乏参与校外实践的热情。最后，实践类课程仍显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实践类课程的数量整体不足；第二，教师的实践经验普遍欠缺，部分实践类课程的内容仍以理论讲授为主，教学方式略显陈旧、僵化。3.地域限制诚如前文所言，毗邻台湾的确是福建省高校的一大地域优势。然而，从整体上来看，福建省偏居东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传媒业规模有限，无法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提供太多机会。例如，厦门大学一位受访的行政负责人就坦承，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教师而言，本地可用的资源有限，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培养。4.师资力量不足近年来，高校普遍扩招，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调研发现，由于教师与学校需求不匹配或薪酬等问题，我省新闻传播院系多少都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师生比失调，在大班甚至超大班授课的环境下，教师与学生难以充分互动，课外交流也比较受限；其次，师资断层，综合我省各院系的情况来看，50岁左右的年长教师和30多岁的年轻教师较多，40多岁的中年教师则较为缺乏；再次，师资水平达不到课程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教学效果不甚理想；最后，师资水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一位谈话伙伴提到：“师资力量并不能像我们理想化描述的那样子，新的东西出来之后，教师马上就能够跟上，然后马上把课程开出来。所以课程始终落后于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的现实状况”。换言之，教师知识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无法提供给学生最新的知识和资讯。
（三）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福建模式”创新性发展的方向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目前，三所学院正尝试引入新思路、新举措。具体说来，后者共涵盖三个层次：制度保障层面的创新，旨在整合资源，为本科教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开展校际合作；执行层面的创新，旨在提升教学质量，落实本科教育的新理念、新思路，如尝试闽台即时合作；设计层面的创新，旨在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方案，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如开设口语传播专业。上述思路和举措有望为我们探索福建省乃至全国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1.制度保障层面的创新通过开展校际合作、校企合作以及强化师资的方式，新闻传播院系可以整合校内外资源，为本科教育提供有力保障。首先，开展校际合作。目前，省内部分高校之间已经建立了合作或帮扶关系，主要开展师资方面的合作。例如，厦门大学派出部分教师到仰恩大学兼职任教，帮助其完善教学体系。然后，开展校企合作。透过高校与业界在项目策划及执行上的全面合作，如发掘校企共办项目，帮助学生获得真正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例如，仰恩大学新闻系与泉州某文化创意产业园合作，共同策划文化创意节。最后，强化师资。我省各高校都存在一定的师资缺口，如何引进人才、强化师资？以下思路可资借鉴：增加外援，加大国际人才的引进力度，比如留学归国人才、外籍教师，或邀请业界人士来学校开设短期课程；加强在岗教师的培训，通过外派教师出去交流学习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降低教师聘任门槛，为经验丰富的业界人士进入高校兼职提供便利；提供合理的薪资水平，稳定师资队伍；对于研究型高校，可以考虑增加研究员编制，让一些科研能力强的教师能专心做科研，同时为老教师减负，如降低对55岁以上的老教师的科研工作量，鼓励其专职教学。2.执行层面的创新全球化和数字化趋势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教学提出了挑战。应对该挑战的方式之一，是探索师生互动的多元渠道和方式。一方面，探索闽台合作的多元途径，创新合作方式，跳脱互派师生的层面，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教学方面的深度合作。例如，一位谈话伙伴尝试课堂上直接连线台湾教师，开展即时互动。这种合作方式不仅灵活，也便于操作，或许可以拓展至与境外或海外专家的合作。另一方面，与时俱进，跟踪业界动态，将新媒体等新兴的社会现象和研究领域融入课程体系。例如，一位谈话伙伴在课堂上使用微博提问，让学生有充分思考的时间，给一些表达能力差的学生以展示观点的机会，收效颇佳。3.设计层面的创新诚如前文所言，国内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培养方向与就业方向之间的错位。制度保障和执行层面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口语传播专业近年来得以开设并被寄予厚望：新专业的推广者希望通过这一全新的专业培养方向的引入，缩小专业培养与市场就业之间的鸿沟，帮助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毕业生在人才市场重获竞争优势。口语传播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修辞学传统，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美国。作为一门学科，口语传播学始于20世纪初，侧重说辩实践和理论建构；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融合社会科学知识，研究焦点从说辩转向传播，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马成龙，1999）。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大众传播学与口语传播学之间泾渭分明，这一格局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被打破———美国高校掀起了一股改名热，口语传播系多改名为传播系或传播研究系，整合大众传播与口语传播的“一般传播”概念开始盛行，这一趋势在1997年达到。这一年，“口语传播学会”（Speech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改名为“全国传播学会”（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标志着大众传播与口语传播的学术合流进入一个新阶段。2009年，口语传播专业被引入省内高校的本科教育领域。该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与沟通能力，拥有战略传播的意识、能力和技巧，同时熟悉传媒业的运作流程和机制的综合性人才。目前，这一专业的发展仍属于探索阶段，有若干方面的议题有待探讨。首先，如何强化这一全新专业的师资？派遣教师前往海外或境外高校进修是当前的首要途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当考虑如何吸引海外对口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问题。另外，如何实现口语传播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全面融合？有谈话伙伴认为，主持人专业是一个切入口，可以用口语传播的体系架构改造既有的主持专业的课程；也有谈话伙伴认为，打破院内跨系选课的门槛是知识融合的第一步，如可以借鉴台湾一些高校的选课模式，允许传播专业学生在学习完口语传播的基础课程后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及职业规划，跨系选择新闻、广电或广告等其他专业的课程，实现两类传播学知识的融合。最后，如何提升传播系本科毕业生的市场认知度？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外相关竞赛是方法之一，但最终仍取决于早期毕业生的职场表现和发展，而后者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吸引到那些自身条件适合该专业的考生进入传播系，全力达成传播专业培养的预期目标。上述条件的实现与新专业社会认知度不高之间存在矛盾，如何缓解这一矛盾，仍有待先行者们的进一步探索。
三、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3
关键字 全球化 新闻传播高等教育 内外兼修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信息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下，经济、科技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趋向日益突出，并逐步成为世界发展的客观现实和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显要话题。但正如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son)所指出的：“全球化一词，其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有有形或想象的时间，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
一、思变：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化对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三个领域，而这三方面的变革与调整也对新闻传播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媒体的任务相应调整为需兼顾企业利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要求。这促使我国新闻传播业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与探索。因此，在决策层面上，既懂新闻专业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人才就成为了媒体的迫切需要。
其次，是在技术领域。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全球的媒介融合化的进程。虽然在不同传播语境下，媒介融合包括了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等方面的内涵。但毫无疑问，技术是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而媒介融合不仅为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也带给媒体工作者带来如何对内容精准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等方面更大的挑战。因此。在应用层面上，媒体对于具有广博的知识体系，精通各类媒介特点及规律，掌握基本但全面的技术能力的“超级记者”的需求也逐步凸显。
最后，是在文化领域。资本与技术的强大逻辑无可辩驳。而文化的全球化则充满了歧义，是一个内在的一体化与分裂化、单一性与多样性相互博弈的矛盾统一体。但我们必须看到和警惕的是，在文化全球化名义下，强势媒体可能实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及不平等的文化殖民现象。因此，我国媒体在对于优秀文化传承上，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国际性与民族性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无疑对媒体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介的发展，迫切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无论这些人才是懂新闻也懂政治、经营的管理型人才，还是一专多能，适应媒介融合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他们都应该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往能力，良好的新闻专业素养，深厚的人文情怀，坚实的人文科学知识基础和极具包容性与扩展性的学习能力。
二、求通：顺应全球化趋向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策略
以全球化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提出的要求，来考察传统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现行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体制在学科结构、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需求三大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本文试图从这三大症结人手，探寻切合全球化挑战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策略。
1，现存问题：学科结构单一。从世界范围看，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科至少应该包括通识教育、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和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三个层面的内容。“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有远大目光，通融见识、自由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所需要的高层文明教育和完备人性教育。”。专门学科基础教育是指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一门专业学科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的教育。从国外著名新闻传播院校的实践来看，在保证通识教育和至少一门专业学科教育之上进行新闻传播的专业教育已经是普遍的学科结构原则。而在我国当前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中，一方面，有关通识教育的选修课、特别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比例相对过小，另一方面，与新闻专业教育配套的其他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则更为缺乏。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很可能造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失衡，更无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学生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解决路径：优化学科结构，内寻中华文化之根，外借其它学科之长。
文化的变化相对缓慢，有着较为稳定而恒久的影响力；而工具性知识则更新很快，在短时间内对整个社会文化有着较强的反作用力。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力的人才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回答，学生走出去后究竟对外交流传播些什么内容?又用什么来进行舆论引导?事实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增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加强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建设的相关课程。将中华的人文基因深深地内化到学生心中，只有牢牢扎下中华文化之根，才能在国际交流和舆论引导中不失中国的教化与立场。
全球化的深入使得编辑记者的角色由新闻采编到知识生产与管理的转变，这自然对编辑记者的知识结构与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面对更为复杂的信息体系。要实现这一角色的转变，新闻教育在加强通识教育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学科知识的补充，应该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不同领域的课程，比如学习科学、经济、环境、管理、艺术等等，甚至以某科为主，培养相关领域的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业学科都是外部性的，具有可拓展、易变动的特征，可以根据时展和媒介需求进行相对灵活的调整。
我们学科结构优化的目标应做到让学生在较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前沿学科的发展，才可能使其对内和对外传播技巧得到融通，提高他们进行国际传播时的沟通和引导能力。
2，现存问题：专业课程体系与内容陈旧。目前，新闻学专业从课程设置来看往往只针对电视、报纸或网络三类媒体之一来设置具体课程。特别是实务类课程，比如报纸新闻学专业主要围绕报纸规划采写编评，涉及广播电视及网络的的内容基本都是一带而过。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所开课程则以广电为主，对网络及报纸的业务甚至都不会涉及。不仅如此，专业课程内容也相对陈旧，并未及时吸纳快速发展的业界实践成果和日益深入的学界探索成果。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与快速变化的业界主流技术体系之间存在差距，致使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虽然进入信息时代后，一些新闻院系做出相应变革，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课程体系和专业内容陈旧的问题。在技术全球化的过程中，业界对融合新闻工作者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样的课程体系将很难适应融合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因而，高
等新闻传播教育很有必要在培养学生单一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打破媒介专业设置的壁垒，加强与其他媒介及其他领域合作，丰富媒介专业授课内容。
解决路径：更新课程体系，内练核心专业技能，外修媒介融合技巧。
在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向来存在着全能与专精的矛盾。而随着技术全球化的扩张，新媒体的发展来势汹汹，并逐步导致各个媒介边界的消弭。这种媒介融合化的趋势，使得“全能”与“专精”的矛盾更加激化。
其中有两种声音最为响亮：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面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早在2003年，美国媒介融合研究者在对媒体从业人员所作了调查，发现有78％的受调查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专业学生无论什么方向。都应该掌握多种技能，包括写作、编辑、电视制作、数字摄影摄像和网页设计等。但这种“全能记者”，不仅要成为知识构成方面的“百事通”，还得成为技术层面上的“百术通”。因此，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种陷阱，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如果这样做反而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技术全球化所引发的媒介融合趋势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挑战，在新闻专业能力的训练中，应首先注重培养新闻制作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熟练掌握某类媒体的采、写、编、评的技能，并在磨砺好核心的采、写、编、评技能的基础上，初步掌握其他媒介的基本技能。并结合整个媒介行业和自身规划的发展，有侧重地开掘某方面的优势，进行终身学习、不断调整。唯其如此，才能解决好全能与专精的矛盾。
3，现存问题：教学与实践的脱钩。在所有影响大学发展的因素中，教师是最关键的因素。然而，当前我国新闻专业的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智能结构、综合素质等方面，都很难适应全球化新闻传播教育的需要。尤其是在和实践对接的层面，受近年来高校用人体制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师资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而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却越来越少。而那种深谙全球化需求，具有一定国际视野，从事过多媒体实践的教师或是多媒体从业者转为教师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如此，新闻传播类专业点的急剧扩张造成新闻传播教育的廉价化，不少学校在既无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建设新闻院系，使得相关实验室和设备建设严重滞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还较多停留在教室讲堂之中，教学多以为原则性、理论性内容，缺乏基于实践平台的具体指导。
解决路径：注重业界需求，内部培训师资、增添设备，外部引进人才、整合资源。
首先是师资的问题，在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师资。业界的需求日新月异，而师资却很难随意调整。当然事实上，我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与业界进行无缝对接，而应该巧用内力和外力，实现师资的内外融通。一方面使内部师资的外部化，鼓励学校在编教师从事业界工作，通过教学与实践的更加密切的接轨，使教师的业务素质与业界需求接轨。另～方面，可以使外部师资的内部化，邀请外部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座，通过外部元素的引入，不断更新学校的传统教学理念及方式。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作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新闻从业人员更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接受信息教育。而网络通讯技术、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媒体传播技术呈几何级速度跃进，这使得新闻业者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只有不断学习传播理论、掌握传播新技术、了解新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才能使自己不被淘汰。
其次是实训与设备的矛盾。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设备的更新，而对这些硬件设备的掌握，必须要通过实训。也就是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才能完成。然而，囿于种种现实条件，大学中的相关设备更新远不可和业界相提并论。我们当然鼓励学校能有更多的投入，为学生不断创造适应业界的拟态环境，但大多数院校都很难达到这种要求。因此，一方面，在进行实验室建设的时候，就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发展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上，也应将内部实训与外部的媒体培训、实习、实践相结合，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来化解基础教育的稳定性与职业要求的变更性的矛盾。
面对来自媒介发展现实的挑战，作为媒介人才的主要培养渠道，高等学校只有主动地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改革才能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总的来说，高校应该一方面加强内部自身优势的挖掘――在认清国内传媒发展需求的前提下，以各个学校内部师资和实验室设备资源为依托，注重学生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闻道德准则的内化，培养学生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内生性技能；另一方面加强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通过关注国外传媒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外部平台，强化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对外传播的能力。只有采取内外兼修的策略，围绕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设施还是培养环节、科研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才能妥善处理好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上述几个较为尖锐的矛盾。
三、结语：内外兼修培养模式下的人才前景展望
全球化虽然日益使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不应过分夸大“一体化”而抹杀了不同国家、民族、区域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在直面全球化挑战的时候，更应努力做到内外兼修，既立足本土、坚守民族性，也充分、及时地吸取世界上范围内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因素。为我所用。在继承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加快国际化的改革步伐，既谦虚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教育模式，更着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高级人才培养体系。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4
1913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正式单独设置了美国高校的第一个广告专业;1921年，又首开硕士广告课程之先河。至2008年时，在美国的3000多所大学里，设有广告专业的大学已有137所，其中具有广告学(或广告方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有58所。
1983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中国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中国高校现代意义上的广告教育真正起航。根据“2013-2017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了解，至2013年，我国设置广告本科专业的高校已有365所，是目前国内1080所大学开设的新闻与传播类七个本科专业中布点最多的专业。但由于当前中国广告产业发展对高层次专业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设置都需要做出改革。
二、中美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结构比较
1、中国高校课程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广告教育论坛所提供的《中外部分院校广告教育教学计划》，笔者选取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为分析对象，发现其课程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和补修课程。这4所高校广告专业研究生学位总学分要求基本接近，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所占学分比例也大体相当。
笔者综合了所选4所高校广告专业硕士教学计划的内容(详见表2)，分析发现4所高校的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设置有较高的一致性:首先，都设有包含的公共课程;其次，专业基础课基本都是围绕传播、媒介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课程，表现为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课程居多;再者，专业必修课主要以广告综合理论研究为核心，涉及广告运作管理、广告伦理法规等方面;最后，专业选修课涉及领域广泛，既有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也有广告专业实务课程，还包括营销、公关、媒体等方面的研究课程，有利于拓宽研究生的研究视野。
2、美国高校课程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广告教育论坛所提供的《中外部分院校广告教育教学计划》，本文选择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佛罗里达大学、西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4所美国高校为研究对象。他们都将广告专业设在其新闻或传播学院之下，其课程一般分为广告专业的必修课程、相关学科的选修课程以及毕业环节(包括论文和研讨会)所有课程基本要求学生在两个学年内修完，课程安排可由学生自主选择。
通过对所选4所美国高校广告专业硕士教学计划内容(详见表4)的整理分析，笔者发现，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高校广告专业在课程内容设置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差异在选修课内容设置与选择要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西北大学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的选修课/强化课程远多于其他高校广告专业，分为“品牌与广告策略”“企业传播与公共关系”“媒介管理”“营销分析”“直销与互动市场销售”种类型。
三、中美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特点比较
1、学科归属
到2004年，根据《我该去哪里学广告和公关》所列美国129所设有广告专业大学的统计，有占总数近80%的广告专业设在新闻、传播或新闻/大众传播院系。②而梳理中国高校广告专业所属学院,根据其不同的办学特色，将广告专业基本设立于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三类院系之中。就本文所选择的中美两国高校来看，其广告专业也基本都设于传播学院之下，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内容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基础，为研究生广告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固的学科基础。
2、课程分类
中国的大学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程为政治与英语，美国因社会体制与国情的不同，并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一般就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大类,有的学校会根据教学计划安排辅修课程、强化课程(concentration)等。本文所选的中美8所高校都会根据该校广告专业自身特色来开设不同的专业必修课，例如西北大学IMC项目就以整合营销传播相关课程为主。除此之外，中美两国也都同样开设了广告学理论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两门核心课程。
3、课程安排
美国高校研究生的研究课程可提供多种方法供学生选择，美国学生可完全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和相应的教师，只需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选学足够数量的选修课，完成必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总学分即可毕业。因此，完全学分制也是选课制、导师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
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并未直接规定具体的课程安排时间，但提供了一份“推荐课程列表”让学生在课程安排选择时有所参考。而中国虽然也实行选课制，但在课程安排上却几乎是统一划定。
四、对中国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自1983年厦门大学成立广告专业以来，短短的30年间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广告教育大国。在如此高速的规模发展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国广告教育质量则成为了国内广告教育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1、改革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
随着市场条件的成熟,广告业对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日趋扩大。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专业型硕士的培养,但整体上仍侧重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专业型硕士的教学模式、课程结构、考核评价体系等都深受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影响，并未形成针对性强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国内高校广告专业应拓宽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渠道，与资历雄厚的广告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寻求更为广阔的实践性学习平台。
2、优化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5
学生：强调主动思考与认知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最早来源于英美国家。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业已成为学校课程中的固有内容。就像教育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一样，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方法一直是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上一代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大多坚守于一种保护主义的教育立场，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免受媒介所传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在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颇为强烈的动力在于对媒体传播中的性和暴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并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媒体在刺激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所起作用的担忧。在这里，媒体被认为应对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劣行负有责任。同时，媒体也被认为是在鼓励孩子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暴力或给予物质上的好处来解决。基于这种看法，人们便相信，可以通过向学生进行严格的媒介素养教育训练来防止被媒体误导的危险。
英美国家对媒介素养教育意义认识的历史发展是基于西方学者对媒介功能的认识及对学生媒介经验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认识是来源于大众传播学与教育学学科的相关理论。我国学者基本上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如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觉醒能力、培养建设性的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 在吸取英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有如下认识：
第一，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虽然地域文化不同，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借鉴的。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所要传递的知识观念是和一般学科有所不同的，而且它需要活泼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亲自参与，这就要跳出传统教学集中授课的模式，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要通过游戏或者实际制作的过程促进学生的思考、自省；通过典型示范的做法、态度推动学生的自律；要通过交流、对话实现与学生内心深层次的沟通。由此可见，理想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第二，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大众化。实施这项教育内容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有：健全机制，提供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实施的制度保障；加强师资，培养有知识、经验和责任感的媒体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形成全面、立体而发达的媒体素养教育实施网络；倡导媒体形成自律联盟，给未成年人提供健康的信息产品；政府、政党、团体开展关于传媒知识、传媒政策、运作技能、沟通技巧的培训。郑保卫则强调：“培养民众对大众传媒的批评和监督意识也是媒介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普及媒介教育，要让民众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批评的重要意义，帮助民众确立媒介批评和监督的自觉意识，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尽到责任，帮助媒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减少缺点失误，更好地为社会与公众服务。说到底，面向社会与公众的媒介教育，关键在于要让民众掌握识别媒介、选择媒介、运用媒介和监督媒介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主动驾驭媒介，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这应是媒介教育的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第三，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成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是关键性因素。所以今后传媒教育除了传媒的专业教育之外，还应该担负起对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这样传媒教育才是完整的，能够成为和世界传媒教育接轨的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媒介素养教育要尊重学生的思维特点，尊重学习者的个别经验的理解与诠释，师生平等相待，通过平等对话形成社会认同的价值归属。教师也不再是评判媒体好坏的权威，而成为青少年学生的朋友。英国教育部就曾要求“学校必须考虑媒体教育的责任，所有教师都应该检查电视节目并与年轻人一起讨论”。传统教学模式赋予了教师高高在上的地位，学生很难与之进行深层次的沟通，而媒介素养则注意以理服人、寓理于情。要充分发挥学生主导性，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媒体议题的敏感度，强调学生主动思考与认知。
受众：强调参与性、互动性
作为受众，应该了解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理念：
1、媒介重现建构现实。受众长期置身于媒介充斥的信息环境，潜移默化中一贯被动地接受来自媒介传递的海量信息，而很少主动理性地去验证媒介事件的真伪和媒介信息的可信度，因而，常常把媒介内容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然而，所有经过精心建构的媒介产品与现实情形有很大区别，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现实，是“象征性的现实”，或“虚拟的现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塑造了人们对周围现实和整个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试图帮助受众解读隐藏在光怪陆离的媒介信息背后的世界，从而更加接近真实地认识现实原貌。
2、媒介信息具有差异性。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有两层信息，一是表层信息，一是深层信息。每个人对媒介信息运作规律和机理的认识程度不一。媒介受众因其个性差异，如种族、性别、年龄、生活习俗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所体现出的认识水平的差异而呈现出解构、思辨、加工和传递信息能力的差异性。媒介受众对信息具有多元化的需求，有的为了直接获取信息，有的是寻求指导或建议，有的是为了得到放松和愉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运用自己的知识解构能力处理、检测和思考相对有限的媒介信息，然而，自从人类跨入信息时代短短几十年，信息量以几何级数爆涨，但是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和提高。这就意味着，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介信息，就必须有选择地识读、有选择地理解、有选择地记忆、有选择地传输，无疑对信息时代的媒介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而所有的选择活动大部分都取决于媒介信息本身，因此，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着受众能否成为具有健康、批判意识的媒介使用者。
3、媒介内容具有商品属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今经济社会中，任何技术进步和发展都不能脱离经济背景而单独进行，媒介技术也不例外。媒介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媒介信息的形态和性质。因此，所有媒介内容的建构都受经济水平的制约，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媒介内容的最终决定主要取决于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决定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因为媒介具有物理和社会双重属性，所以媒介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受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即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必然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显而易见，作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源头”，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是媒介人员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有鉴于此，我国受众媒介素养的建构和培养必须结合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和媒介全球化的新趋势。
（―）建构受众新的媒介知识结构。媒介文化的变迁，需要受众的素养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媒介素养结构动态化调整是大势所趋。全球化促成了文化的整合，也促成了学科的整合，于是，那种建立在传统媒介文化与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的媒介素养结构显然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社会现实需要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有所响应。过去人们关于媒介的知识多半是建立在对传统媒介的认识基础上的，当今固然需要人们对传统媒体社会功能深入地了解，同时还需要对新媒体的性能、相关知识、社会影响做必要的了解和掌握。因为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缆技术等已逐步缩小了真实与虚构的差距。如今媒介在吸引人们视听感觉器官、塑造媒介真实方面着力颇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需要我们建构起全新的媒介知识结构，这样对新媒介技术才会有充分地了解。
（二）建构起对媒介内容接受与批判并举的反应模式。媒介是个复杂的组织形态，只有全面正确地解剖媒体组织，才能正确地解读媒体传播的信息。这是传媒素养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因为主宰媒介内容的是媒体这个具有复杂性质的复合体，因此解析媒体对解读媒介文化很有帮助。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费可能带来价值观混乱、读写能力的下降、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个性化创作能力的退化，这都是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此时，受众批判性的文化接受观念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通过培养受众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最终过渡到使受众建立起自发“解毒”负面信息的能力。社会受众具有明辨是非良莠和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也是传媒素养教育的意义所在。
（三）重视受众的消费习惯，变革媒介市场定位。媒介必须重视受众的消费习惯和个性化需求，这是媒介更好地开展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的发展，受众的知识结构、文化层次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每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受众在其信念、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接受信息的活动中都有较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针对客观的受众细分媒介市场。当前，我国市场细分的时代刚刚开始，各媒介应从服务市场的角度彻底转变到服务受众的立场上来，除了满足一般公众的需要外，还要选择特色项目重点开发，强调受众的参与性、互动性，以不断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记者：强调职业精神建设
新闻职业道德是记者媒介素养的集中表现。有些记者的新闻职业道德状态令人担忧：
一是新闻职业理想的弱化。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职业成了生产新闻消费品的工厂，新闻作品的生产呈流水线状态，新闻记者就是坐在车间把一批又一批的新闻作品包装出来的流水线工人，是生产机器。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扬善惩恶”、“弘扬正义”的崇高理想。从事新闻工作只是为了“安身立命”，他们失去了理想只剩下目标，而“争取读者”是他们每天奔波劳累的目的之所在。
二是新闻职业责任感的缺失。记者的职业责任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法律责任，一部分是道德责任。记者是新闻事件的把关人，有责任核实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不能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新鲜”而忽略了对新闻信息真实性的考察，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故意寻求新闻的新异刺激。
三是新闻道德底线的崩塌。《新闻记者》从2001年起连续几年“评选”出国内媒体年度“十大假新闻”，在2005年的“编者按”中指出：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责和愧疚，因为在我们的理念中，新闻和造假本是水火不相容。原本“评选”只是游戏之作，通过“评选”使假新闻从此销声匿迹，然而不曾料到，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假新闻如雨后春笋、越打越多。
媒介从业人员的新闻传播理念要有新闻敏感，要注重新闻价值，要讲求报道原则，要注重传播效果。这就要求作为担负整个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职业传媒人，必须具备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丰富的大众传媒业务常识、精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敦厚的媒介伦理道德体系等，提高全民媒介素养，首要从新闻工作者自身做起，强调职业精神建设。
首先，职业精神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道德规范。《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把下列事项列为记者职业行为标准：尊重真理及尊重公众获得真实的权利；忠实收集和发表新闻，公正评论与批评；不删除重要新闻，不假造材料；任何已发表的消息，发现有严重的错误时，将尽最大努力予以更正。《中国报业自律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和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必须指出，当媒介纠纷出现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寻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裁定是非的标准，明确责任的依据。且不说相关的适用法律法规或者不易找到，或者暂付阙如，或者尚在建设之中，即使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完善，如果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很差，媒介纠纷仍然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其次，职业精神是传媒人媒介素养的集中表现。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有联系又有区别。传媒人的职业道德，是传媒工作中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范，如新闻工作者要忠于事实，坚持真理，注意保护采访对象，不以私利影响工作，尊重对手，正当竞争等等。而职业精神，则是传媒工作中的尽职（对社会尽职，而非仅仅对媒介机构）和尽力精神，如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尽力履行职业使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能够尽职尽力，就需要对自己职业的要求、使命有明确的认识，对传媒的功能、作用、社会责任，以及新闻规律、传播规律、传媒运行和发展规律，都有自觉的把握；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奉献精神；还需要有科学化管理基础上的竞争、激励机制。
最后，职业精神还体现在对媒介传播的把关上。新闻工作者要把好思想政治关，舆论导向关，还要从媒介专业要求的角度，把好业务质量关。比如新闻报道，既要政治思想、舆论导向正确，又要有新闻性。如果没有新闻价值，就不能作为新闻，更不能放在头条新闻的位置；如果不够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也必须尽可能地修改，否则或没有社会效果，降低传媒的吸引力，或误导受众，贻害社会，损毁传媒的声誉。这种把关很不容易。新闻媒体对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宣传工具，都具有议题设置功能，赋予地位、树立形象功能。这使许多组织（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利用媒体。其中有的是合理的、有益于社会的利用，有的则仅仅有利于个人或小团体，而牺牲传媒资源，牺牲受众的时间、精力和经济付出，甚至牺牲传媒的社会责任和声誉。传媒人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公心，高度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精神，才能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严格把关，防止传媒功能贬值，或成为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器。
参考文献：
1、蔡帼芬：《媒介素养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开：《媒介素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6
关键词：手机媒体；思相政治教育；大学生
大学生使用手机非常的普遍，手机已成为师生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是辅导员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本文从大学生手机媒体的使用现状，分析手机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探讨对策，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一、大学生中使用手机媒体的现状
一是普遍性。大学生手机使用突出表现为普及率高和使用率高。“9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有90%的大学生认为手机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没有手机将会非常不适应。
二是时间长。据调查，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每个人用手机上网都有一年以上的历史。每个月的上网流量都超过了500M，且还有加大的趋势。
三是依赖高。大学生非常依赖手机，手机好像成为了人身体的一种器官。没有了手机，就会产生焦虑、紧张等不良性绪。甚至上课的时候都在使用手机。
二、手机媒体的使用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手机媒体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1.大学生愿意接受这种交流方式。手机相对于传统电脑而言手机上网更加便捷，许多大学生都愿意使用这种快捷、高速的上网方式。学校可以利用手机互联网覆盖范围广和使用便捷的特点，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页并组织学生浏览学习。
2.有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90后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是人格独立的具体实践期，个性的张扬凸显常常容易造成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矛盾。而手机交流不需要正面接触，能降低正面交流所具有的紧张感，有助于同学间师生间相互之间的沟通。
有利于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在手机媒体和网络出现之前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主要渠道就是书籍和培训，但由于资源有限，他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有可能相对过时，以致于无法第一时间得到最新讯息，而手机海量的信息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化。用手机浏览网页、看信息、写微博、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社会、接触知识、感悟文化。手机媒体的思想政治内容拓展交往对象的范围，让交往内容走向心灵世界，成为了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手机媒体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手机媒体的应用也对大学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手机辐射有损学生身体健康。科学研究已明确表明长时间频繁使用手机会使人体内分泌紊乱、睡眠质量下降；
2.上课玩手机，严重影响老师教学质量。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上网、玩游戏、看视频，无心听老师讲课。“低头族”不仅影响自身的听课质量，也严重影响授课教师的情绪，这致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3.部分学生经常利用手机网络浏览不良垃圾信息，严重影响心理健康。经常浏览不良信息会导致学生学习分心、性格异常、思想极端，成为校园的不稳定因素。
4.爱慕虚荣、盲目攀比。手机已成为学生手中的炫耀之物。苹果手机也成为一个时尚的标志。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在盲目攀比的氛围下很可能会迷失自我，从而对社会产生怨恨社会的情绪，失去自我。
三、利用手机媒体全方位的展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辅导员要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要有所创新。
一是利用手机媒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辅导员利用手机短信、QQ平台开展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QQ群、微信群能够将身边的重大事件、重大新闻以及身边的好人好事迅速发给同学们；对热点新闻、时事政治、文化观点和就业信息等能与同学们进行现场讨论。
二是利用手机媒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海量性。网上有很多关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学生行为道德规范内容，这些个内容以大学生喜欢的动画、PPT、视频等形式出现，内容丰富多彩。
三是利用手机媒体增强班级凝聚力、加强班级班风学风建设。QQ 群有很多功能，除了基本的聊天功能之外，还可以上传群文件，共享相册。同学们可以利用QQ群分享对一个时事的看法，辅导员加以引导，在辩论中理清楚自已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用微信群引导学生发言，充分发挥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更加有效地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是利用手C媒体加强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手机媒体提高了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利用手机方便浏览网页，同学们对于不懂的道理，随时可以网上查看，主动学习。网上的信息很多，虚幻的东西有真有假，同学们要加以判断，鉴别。
高校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主阵地，辅导员加强学生思想教育要利用好手机媒体，用好有利的一面，规避消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王焕成.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J].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