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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世界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及其政治实践发轫于英国。自18世纪亚当-斯密气宇轩昂地赞扬英国政府通过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鼓励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实现了伟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建立了以其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而自由放任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随着英帝国不可一世的迅速发展而被西方各国（特别是与英国最铁的美国）奉为圭臬。然而，上帝并没有一味地偏爱英国人民――随着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貌似抽筋儿了。于是乎，时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约翰・凯恩斯（1883―1946年）受美国罗斯福总统救市举措的启发，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促进就业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手段，从而引爆了经济学界的一颗重磅炸弹。同时，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以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建设能力，也颇为博人眼球――西方人一看，原来依靠行政手段居然能把土得掉渣儿的俄国人都搞成了世界第二了（此时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看来我们也得改改。于是，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头把交椅。也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迅速崛起，剑桥大学经济学声名鹊起，甚至产生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剑桥学派”。要知道在英国这样一个把自由看得比命都重的国度宣扬国家权力简直是离经叛道啊！于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大佬们终于看不下去了。下边咱就来聊聊今天的主角――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励精图治跟国家干预主义叫板、死磕，并成功改造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使之重现活力的。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疲软、社会动荡，然而乱世出英雄，这也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新的素材来发展他们的学术思想。当时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商学院本科生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在前往美利坚旅行的途中完成了其本科毕业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并于1 937年发表在Economica杂志上，该文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即商业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代替了外部缺乏确定性的市场机制，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一观点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经济学领域最有价值的思想创新之一，因为，正是科斯的这篇论文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生活，特别是对于商业组织的理解，即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远非古典理论中所认为的那样完美，交易费用的普遍存在使得商业活动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因此，合同条款、商业组织的制度设计才变得尤为重要，而国家干预必须让位于契约自由。结果，科斯这小子年纪轻轻，却一不小心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伟大时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此发韧。科斯也因为这篇在当年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及其20余年后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于1991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篇文章加在一起不足30000个英文单词，如果按字数计算，的确算得上一字千金了！沿着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经过美国学者Alchian、Williamson等人的发展，如今已然占据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半壁江山并走出了包括科斯、威廉姆森等5位诺贝尔奖得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常客：他曾于1980年代前期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并在移居美国后多次返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客座教授。
如果说科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里面最有才气的经济学家，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两位来自奥地利的社会理论家就可谓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铁杆粉丝和忠实捍卫者。著名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3年）于1931―1950年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在哈耶克定居伦敦的年代里，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的极权政治阴霾久久无法驱散，生灵荼毒和荒诞的社会政策时时见诸报端，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的兴起也让这位对个人主义深信不疑的思想家深感不安。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强烈抨击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英国初现端倪的集体主义思潮，以期捍卫不列颠宝贵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该书迅速跃居畅销书榜首，成为英美学者的必读书目。时隔16年，哈耶克将其宏大的自由主义哲学理想在其巨著《自由秩序原理》中予以了系统阐释，其所倡导的“自发秩序”也成为了自由主义执政党的治国法宝。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在英国国会辩论时手持该书大声疾呼：“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由此可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巨大影响力。1974年，哈耶克因为对于经济、社会以及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荣登诺贝尔奖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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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的视角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 兴起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09-08
所谓“当代经济伦理研究”，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说，它意味着一个专门的理论领域，并逐步扩展为一门学科即经济伦理学；从内容上看，它面向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以比较的视角来说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其一，从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角度，通过纵向比较以揭示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横向比较。一是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与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二是以叙述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为主，比较当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三，通过比较中西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揭示中国自身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特点
在人类各大伦理学传统的初建期经济伦理思想就已出现，但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之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从传统社会生活的特点来解释。传统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经济生活的运转笼罩于政治权力之下而缺乏独立性。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联系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就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是保障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反过来说，这一问题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影响，让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在此情况下，经济生活中伦理问题之解决，要求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由此，传统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随着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经济生活表现出愈益独立的倾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得到了当代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认同。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变革使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西方思想史看，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被归为伦理学或宗教伦理的范围，而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展开。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即划归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属于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仍是联系政治来探讨经济问题，但突出的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在政治考量中的重要地位①。与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相比较，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中经济的维度更突出。在西方的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转变，也没有从中分化出特定的学科。但就宋明以降的伦理思想史看，经济伦理问题之重要性较为突出。如朱子强调“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朱子与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导向。而“理欲之辨”、“公-私”关系问题也成为其后的重要论题。这些都是宋明之前从未出现的思想状况。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观念之建立，离不开传统以及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滋养。在此意义上，它也可以视为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之中的一个特定形态。而正是在其“特定”的意义上，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可以通过社会背景的比较作进一步的解释。
经济伦理问题的性质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伦理三大领域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性质的判定。
相对于传统与近代，当代社会生活之中三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发挥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社会生活是以政治为中心，政治与伦理或宗教的关系最为重要，经济生活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逐渐由边缘转向中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日见其重要性，并逐步取代了原来政治与伦理或宗教之间的关系所占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即使还难说已取代政治先前所占据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它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伦理领域则相对而言日益被边缘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意味着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其独立性，而且使得当代的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它已由传统的“以伦理驾驭经济”的状态转为以经济为主导，经济考虑不仅左右着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且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生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化”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导向作用大大削弱。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主流的伦理学研究已逐步远离现实的经济生活，难以产生对经济实践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伦理规范，而且伦理规范是否应当对经济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都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当代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是两者的关联日益紧密，就后一方面说却是日益脱节。这也说明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伴随上述变化，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重心已经转移。从当代关于个人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来看，传统社会中探讨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个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政治运作的层次，从属于对政治与伦理关系的思考。近代社会中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逐渐由个人生活转向了公共领域，其关注点仍集中于政府的层面，但从属于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虽集中于公共领域，但其关注点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层面，即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而对其中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考量，不再附属于政治考量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生活的样态不同，经济伦理问题的表现方式必然有别，思想家观察和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视角亦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调整。就此而论，只有了解当代社会生活不同于此前时代的特点，才能理解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以如此而非如彼的方式着手解释和说明经济实践的缘由，才可能切实把握经济伦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弄清当代经济伦理理论与传统及近现代伦理思想的关联与差异。但无论如何，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说是与当代经济伦理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二、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兴起
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韦伯于1904-1906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其后又于1915-1919年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并归之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课题之下。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结集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经济伦理最初是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后拓展的比较研究中则是课题名称的主题词。可以说，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主要服务于其宗教社会学研究。
在随后的西方理论研究中，围绕韦伯经济伦理的探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的缘起之间的关系；二是伦理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方面的研究首先开展于德国，是德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帕森思将韦伯的理论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到美国学界。美国转而成为韦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镇，研究的重点则从第一个方面转向了第二个方面，并逐步与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研究合流，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使用略有不同。前一个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原意，侧重从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探讨韦伯的经济伦理；后一方面则对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从规范的方向上做了延伸，其中的经济伦理实际上已被理解为解释社会结构的一个功能变量。但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但是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可以通过回顾前者的兴起历程来说明。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发轫于美国。作为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德·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对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做过细致的探讨，分别见于其代表作《经济伦理学》和两篇论文即《对经济伦理学过去和未来的定位》（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1987）和《经济伦理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2005）。这三处讨论的侧重不同：在《经济伦理学》中是介绍性的说明；1987年的论文重在论证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地位；2005年的论文则结合对经济伦理的理解，从比较的视角勾画了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轨迹。
德·乔治指出，“business ethics可以多种方式来使用。使用的方式不同，其历史也就有别”。总的来说，其使用方式或者说被赋予的含义有三：“商业中的伦理”（ethics in business）；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business ethics in an academic field）；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as a movement）。从不同的含义出发，business ethics就有不同的发展史。
“商业中的伦理”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可理解为日常道德或伦理规范在商业中的应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经济伦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之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指出，经济关系和商业贸易中正义之德的体现是交易前后都遵循公平原则。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等强调诚信贸易，对贫困和财富、所有权等问题多有讨论。近代思想家关于商业道德的讨论更多地与政治思考结合在一起，如洛克关于捍卫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研究，斯密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穆勒、康德、黑格尔对于经济事务和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剥削的谴责等。其中，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如阿奎那、路德、尼布尔等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包含于各种宗教规训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圣经》、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Ⅱ）分别于1981和1991年的《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年通谕》（Cenlesimus Annus）等。美国大众通常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Business ethics。
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的历史相当短，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学科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企业经营中的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期，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学科初步形成期，以及1985年之后的学科确立期。前学科时期又被德·乔治称为“商业中的伦理”阶段，其中关于经济伦理的讨论主要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社会伦理之中展开。
就学科形成来看，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医务伦理学的提法演化而来。其中促进学科形成的大事有：1974年11月举行了首次经济伦理学会议，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被用于课程讲授；1979年出版了3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合著；1982年出版了2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个人专著；首期《经济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于1982年2月出版。随着经济伦理学在多个层次的制度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科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全国至少有500所院校开设了经济伦理学课程，学生人数达到4万；出版了二十多种经济伦理学教科书，十多种案例读本；成立了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协会、中心和杂志。其后美国经济伦理学又有了重要的进展，如在其影响下欧洲成立了欧洲企业伦理学网络（EBEN），并于1987年召开首次会议；1989年成立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协会。到1990年，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完全确立。
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其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关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探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些探讨并不系统，影响范围也有限。60年代初，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到70年代，企业伦理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得到了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响应与讨论。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这一研讨，从而扩展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80年代，“有关经济伦理学的活动空前高涨，足以称之为一场运动”。
德·乔治指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定位，可以通过与另两者的比较来说明。先看它与“商业中的伦理”的区别。作为“商业中的伦理”的经济伦理，其最新进展主要见于宗教神学和宗教伦理。它用宗教伦理或训诫来指导和规范商业活动，其理论附属于宗教伦理，可用于商业，也可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它并非学科化的形态，可归入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有其专门的问题和理论目标，且已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理论框架。其基本问题是探讨伦理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除宗教伦理理论之外，还可以来自一般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可定位为一门交叉学科，定性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和决策）、中观（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制度）三个相关联的层次，由此还可衍生出第四个分析层次即国际经济伦理。就已取得的成果看，则可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再看它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的区别。后者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围绕由企业行为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不同，德·乔治对此有三点概括：其一，“经济伦理学力图提供一个明确的伦理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去评估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的活动”；其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这一学科对经济实践的批判力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要强得多”；其三，“这一学科也关注负有责任和权利的管理者与员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包括企业经营的所有功能性区域”。
当代西方其他国家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都是在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激发下启动的，其学科发展轨迹与美国经济伦理学大同小异，其理论旨趣和重心则因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可以美国经济伦理学为参照做个简要的比较。
美国经济伦理学表现出很强的应用面向，注重运用发展出来的经济伦理理论来分析案例以及美国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就构建理论的来源而言，美国经济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说，可用来发展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排斥，用它们来评价经济实践，其结论往往殊途同归。由此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有着多样化的特点，如德·乔治在其《经济伦理学》中重点发展的经济伦理学方法分别来自功利主义、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和邓菲（Thomas W.Dunfee）在《有约束力的关系》中的契约论方法；鲍伊（Norman E.Bowie）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康德伦理学方法；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在《伦理与卓越》中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方法；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等等。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中观层次。具体说，其初期集中于企业经营的层次，其后兼及对经济制度即宏观层次的思考，但未成体系，也不占主流。
欧洲大陆的经济伦理学以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中心，其学科启动晚于美国，但此前欧洲就已发展出深厚的经济伦理理论传统。仅就20世纪以来的发展看，有两大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其后则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基督教两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经济伦理问题展开的深入论争。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原理，其根源多在欧洲。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可解释为一个“从欧洲传到美国而后返回”的过程：从欧洲传出的是非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从美国返回的则是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后者转而促进了欧洲相关研究的学科化。
欧洲经济伦理学更为注重自身的基础理论建构。它植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讲求界定和系统论证等特点。如它对经济伦理学（Wirtschafts）与企业伦理学（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其一般观点是，在严格意义上经济伦理学的定位是经济秩序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则研究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与前者是并列关系。欧洲的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在译为英文时，可分别确切对应于Economic Ethics与Business Ethics。美国学界则不注重两者的区分，往往通称为Business Ethics。欧洲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探讨，而后才逐渐扩展到企业伦理研究。而欧洲的企业伦理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与企业相关的具体经济制度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鲜有像美国经济伦理学那样讨论微观层次上具体个人在两难情境下的经济伦理行为抉择。两者的这一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现实的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欧洲的市场法律法规较严，对企业的规范问题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层次解决；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约束则相对宽松，留有更多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就社会变迁的动力而言，欧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动的个人”。
日本的企业伦理实践二战后就已启动，其方式是将日本的家庭伦理推广到企业予以拓展和应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实践上说是重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理论上一般被理解为管理哲学。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1993年日本经营伦理学会的成立。日本企业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微观的个人行为层次，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相应于日本企业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企业伦理偏重于积极的义务而忽视消极的责任；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理解是：企业行为的伦理性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额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动等，而不在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企业责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无需考虑外部性问题；其二，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管理“高度重视在企业内外各方之间建立合作而灵活的关系”。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重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伦理学经历了相似的学科兴起与发展历程，但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可以说，依照经济伦理学三层次的划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伦理研究，其理论重心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倾向于将美国学科化的business 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它虽偏重于中观的企业层次，但对宏观的制度层次也有所探讨；其二，它应当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研究区分开。后者集中于企业的层次，且随着探讨的深入，其基本趋向是微观层次，表现出重视经验实证和管理操作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后者与日本经济伦理学有着相似的研究旨趣。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迥然有别。前者不仅有着另外的概念渊源，而且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和定位都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缺乏交集。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启迪
综观前文，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经济伦理问题因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需要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应答。在此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乃大势所趋。其二，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就其内容而言可归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形式上说经济伦理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而提出的，但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经济伦理学。其三，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诱因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伦理问题的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发展为一门面向应用的交叉学科。其四，当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伦理学，其学科化的轨迹相似，但理论形态和理论面向各有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上述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迪。
首先是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问题。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往往将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缘起追溯到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这其实是个成问题的说法，易误导人。要将两类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有所交代，梳理相关的思想史，否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概念的混淆，进而将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伦理学混为一谈。
要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也必须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当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有其自身的传统和发展历程，其研究方式实际上更接近企业管理，而有别于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因此，德·乔治称之为“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它更重视经验实证，贴近企业的经济实践。而责任总是对应于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及其落实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给予企业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多大。美国的经济制度较为自由，因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较深入，社会反应较强。欧洲企业伦理学重视对企业的制度性约束，企业伦理实践的自由选择空间较小，因而欧洲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并对主流的企业伦理学构成了挑战。
在中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是近年的热点之一。但存在着理论解释和实践操作两方面都难以落实的窘境。理论上说，我们借用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很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做出相应的讨论和调整，因而对中国企业伦理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有限。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经验实证研究不少，但企业的反应并不积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未充分考虑企业伦理选择的自由度。参照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史来看，我们须先厘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各个理论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予以综合考量，我们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现其现实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确立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理论。从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看，经济伦理学要有理论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如美国从道德原理多元论的态度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出发，构建出了多种理论应用型的经济伦理学框架；欧洲的经济伦理学基于其批判哲学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和制度分析的特点；日本经济伦理学重经验实证和企业实践操作的特点，也与此前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有关。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开展近三十年，在建设自身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经济伦理学主导理论的根基在于中国的传统，其特点可概括如下：其一，用来分析和说明的理论术语源自中国的。其二，其基本立场和依据也来自对中国的理解。如就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来看，其基本思路是在语境中从讨论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人手，认为经济是基础，道德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由此中国经济伦理学有一个常见的命题，即经济与伦理同构，它意味着伦理与经济的一致性或应当保持一致。其三，在经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典型的观点是“四环节”说：“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中产生的道德现象、道德原则和规范及经济伦理的发展规律、伦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由此形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辨识出两个理论层次：一是与第二点相对应的宏观层次，主要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二是在第三点指导下的衍生研究，由此有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的专题研究。
但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加强，存在着需通过进一步思考来解决的问题。其一，对本身的理解问题。从理论根据看，它尚未完全摆脱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根源在于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并非马克思的本意。正如葛兰西所认识到的，“这种将自身理解为精确的历史科学，自此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消失了。它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排斥更高明的理论）……阻碍着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可以说，以为根基的经济伦理学理论，要增强理论说服力以说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实践，就必须克服教科书式的的消极影响，采取对话而非独白的姿态，以包容和吸取当代其他形式的的有益成果。其二，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话和沟通能力不足。经济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吸取其他学科尤其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宏观层次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其观察角度、致思趋向和理论术语都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其衍生层次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也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迥异。因此，固守原来的理论样态，势必与当代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相隔膜，更不要说对话和沟通。这许不是说的理论过时了，而是说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必须注意理论形式的转换。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属于政治经济学，当代有美国学者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但其所关注的并不是亚当·斯密具体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术语，而是梳理亚当·斯密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路。要发展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其关键也应是抓住马克思思考和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不在于具体的表述和结论。这样才能有效地切入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通过对话来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从而展现出理论活力。其三，其基本命题“经济与伦理同构”值得商榷，至少需要厘清和交代。作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命题，应经过充分而明确的论证，但“经济与伦理同构”的解释却失之模糊笼统。就现实而言，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与伦理的不一致。理论上看，如何算是“同构”并不清楚，而且缺乏对“如何能够实现两者一致”的解释，由此从理想的“应当”意义上来讲“同构”也有落空之嫌：一种“不能做到的应当”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洞承诺。综而言之，这一命题要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就应该在分清理论层次的基础上予以论证和说明。
最后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现实针对性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面向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各种观念问题。按时间顺序，2000年以前大致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道德性问题、如何理解斯密“经济人”与“道德人”及其关系问题、由“书伯热”引发的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制度伦理问题等。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和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热点。慨括起来说，2000年以前探讨的问题集中于宏观的制度和观念层次，2000年以后有向中观的企业层次偏转的趋势。若参照欧洲经济伦理研究的划分，则前者属于经济伦理学，后者属于企业伦理学。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3
西方第一个把数学用于经济问题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写了一本关于货币价值的书。但首先比较系统地运用数学的,是1838年法国库尔诺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常被当做数理经济学的开端。
由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数学推理,而无人问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当做数理经济学和数理学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国的埃奇沃思、马歇尔、美国的费希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等进一步发展了数理经济学。
库尔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他采用的书名用意不仅在于理论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他认为在财富理论中运用数学分析 ,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即使不需要精确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也有其有用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不熟悉或怕用错而拒绝数学分析,是荒谬的。
杰文斯1862年发表的论文《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是数理经济学的最早名称,到1879年他的主要着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再版时,附上1711年以来的“数学的经济的”文献目录,等于公开宣称数理经济学的存在。他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是一门依赖于数学的科学,简单原因就是研究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数学推理,即使不用代数符号,也不会减少这门科学的数学性质。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为价值的最终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市场规律提供数学解说。他的理论中心是“价值完全由效用决定”。他把商品对所有者的效用分为总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来的边际效用),后者是商品拥有或消费总量增加时,总效用增加量对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认为随着商品拥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会逐渐降低,并据此用数学方法推出:一种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种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换商品可以增加总效用,交换要进行到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总效用最大达到均衡时才停止,这时两种商品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应该等于交换完成后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尔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纯粹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在假设完全自由竞争制度下,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价格存在是因为商品具有数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条件,只要有交换就会有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个可计量的数量,正是一般数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交换价值的理论应该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方法并不是实验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也象“物理-数学的”科学一样,从经验的真实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为基础,可以超出经验范围进行推理,在建成这个科学后再回到实际,也不是为了验证,而是为了应用。
瓦尔拉斯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库尔诺虽然也考虑过个别商品的产、销、进出口对其他商品生产者的收入会产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没有同时照顾全局,瓦尔拉斯企图用数学方法加以补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种议价的经济后果,并且提出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货币作为计量边际效用的固定单位,后经帕累托改进,用以代替边际效用,作为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理论核心是认为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该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所以又称为局部均衡论。
数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方面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的理论领域还在扩大;另一方面,对前人研究过的问题还不断运用更深奥的数学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4
在英语中，表示“多元文化主义”的词汇有3个：一个是Multiculturalism，即多元文化主义；一个是Cultural Diversity，即文化多样化；一个是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多元化。《美国文化与思想史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是用来描绘现实和思想及其活动的术语，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哈佛大学图书馆“Multiculturalism”条目下竟然有750项之多，可见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在美国所引起的重视。
1.从种族角度出发看“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是最早提出应该解决美国人种和种族问题的人。他在1924年发表的论文集《美国的文化与民主：美国人群体心理研究》中认为，美国很难成为一个民族熔炉，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是与本种族内或本宗教信仰范围内的人结婚的，这就很难形成一个通常所说的熔炉式的新种族；即使出现新的种族，旧有的种族也仍然与新产生的种族共同存在。一般认为，是卡伦提出了“文化多元化”的观点。但是，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赞同。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宽松和亚裔、拉美裔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发展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并成为流行的观点。
美国种族差别、种族矛盾、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多元化社会是美国人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现实。内森·格莱泽着重分析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在性，他认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有3种：第一种是“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强调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压迫；第二种是“转变的多元文化主义”，其核心是重塑由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人种和种族所构成的全部历史和文化；第三种是“转变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反对的“添加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强调在美国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伟大人物。显然，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从横切面上考虑美国社会的，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抨击，是从人种、种族、性别、民族等多方面考虑美国社会的构成。这是当前研究美国多元社会的主要趋势。
2.从人种角度出发看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正是移民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一般认为，白人、黑人、黄种人，以及拉丁美洲裔人在文化传统和特质上存在人种、种族等重大差别。由于欧洲移民是自愿来到美国的，因此他们融入美国文化不是问题。而其他民族则完全不同：土著印第安人是被征服的，非洲黑人是被当做奴隶卖到北美的，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多数也是被迫离开母国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被歧视的命运使他们面临“强迫性的多元主义”。
所谓强迫性的多元主义，是指那些被歧视的民族和种族难以被同化或者说是客观现实造成了那些被歧视的种族保留着他们原有的文化特色，从而使美国呈现多元文化色彩。彼特·基维斯托把强迫性多元主义分为如下3种：
（1）印第安人面对的是“抢夺性多元主义”，因为欧洲移民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杀害了绝大部分的印第安人。1887年，美国政府曾颁布《印第安人财产法案》，但是，大部分印第安人都没有能够因此保留住自己的土地；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颁布了《印第安人重组法》，力图加强和改善与印第安人社会的关系，并希望印第安人加入到美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当中来；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则相反，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所谓的“终结政策”，要断绝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并取消保留地。当然，这种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总而言之，如果印第安人文化是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种，那么印第安文化的保存不但有印第安人自己的原因，更有美国政府政策的原因。
（2）来自非洲的黑人面临的是“等级多元主义”。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黑人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善，歧视黑人的现象和根源依然存在。由于取消种族歧视制度，黑人孩子有权利与白人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很多白人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黑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另一方面，黑人本身出现了等级分化的现象，他们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心区的黑人受教育机会少，贫穷，工资低，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多；而那些进入政府部门的、成为中产阶级的富有的黑人基本上与白人享有同等地位。从调查看，美国人为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核心问题。
（3）来自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移民则面临“寄居者多元主义”，因为亚洲和拉美移民既不是土生土长的，又不是自愿来到美国的，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原因被迫来的，带有族居或寄居的特点。其中，拉丁美洲裔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在最近的几次总统选举中，拉丁美洲裔人的取向对总统候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争取拉丁美洲裔人的选票而用西班牙语演讲。尽管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在文化上比黑人更接近白人传统，但毕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还是不容忽视的。
3.从移民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是针对美国社会现实中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而产生和存在的，一方面是由于白人社会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文化地白人社会的反抗所造成的。美籍华人学者毕洪兴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与美国当代两种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重要思潮密不可分：一个是“本土主义”，另一个是“分离主义”。他认为，本土主义的排外思想在美国从来没有停息过。多数人从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移民的到来使美国人面临工作岗位的竞争、生存空间的大小等等问题。
所谓分离主义，是以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存在为前提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包括黑人、黄种人，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反对和反抗。分离主义主要包括两种思想：一个是从意识和政治观点出发的分离主义，另一个是从社会出发的分离主义。前者主要是对某些阶级和集团的社会制度不满或愤恨，因而要求自助和自决；后者主要是希望自己居住的语言和文 化环境能够与自己相一致，使自己感觉舒服，希望保持自己和后代的文化特质不受统治地位的文化威胁。有些分离主义者认为自己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但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等于分离主义。他们是以一种矛盾的心理看待分离主义的。他们既反对文化同化主义者提出的限制移民的主张，又担心分离主义者意味着反对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满足于生活在自己本种族的小圈子里，不奢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的初衷是有色人种要反抗白人种族主义及长期追求自我保护目标，这正是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涉及种族、移民、人种等诸多因素，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和定位关系到对美国多元社会的认知。总而言之，多元文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政府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在语言和教育方面等问题上多元化的现实，但是至今还没有出台一个明确的政府政策，因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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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athan Glazer，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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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5
大学思想政治课程与高中生所接受的政治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沟通机制等诸多方面相互关联。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普及，考试制度的变革等使得高中的政治教学内容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大学的思政课也应在研究高中政治教学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使大学思政理论课的教学与高中能够良好衔接，才能取得双赢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培养的对象是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青少年，但政治课程教学往往仅局限于各自教学阶段“小圈子”，对加强双方教学衔接的认识不足。对学生而言，高中生出现一部分“高分低能”群体，相当多数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并不能完全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表现出专业素养不高、自学本领差、灵活运用能力不高等问题；对于教师而言，不利于教师熟悉课程改革状态和学科发展动态，限制了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发展；而对于社会而言，正如陶行知曾指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中学与大学的教学效果不高则会进一步制约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1、教学目标缺乏灵活性、层次性
高中政治新课程改革提出教学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以期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教师容易过度关注知识目标的落实，片面训练学生的做题能力，而在大学思政课程教学中同样存在着教师偏重关注知识内容教学任务是否完成的问题，且大学多采用大班授课模式，一堂课学生数量甚至多达整个学院学生之数，因此教师很难根据学生实际灵活设定个性化目标和相对于高中的提升性目标。而处于高中和大学不同阶段的学生在学习习惯、认识水平、爱好特长等方面又不尽相同，因此在设定教学目标时也易忽视教学目标的灵活性和层次性。
2、教学内容重复率高
高中政治课程与大学思政课程专业课均属于理论体系，大学思政专业课程《政治经济学》与高中政治《经济生活》一脉相承；大学思政专业课程《政治学原理》与高中政治《政治生活》相承；大学思政专业课程《文化概论》与高中政治《文化生活》相承；大学思政专业课程《哲学》与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相承，此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专业课程以及高校政治理论公共课也与高中政治课程密切相关。而在大学的思政课程教学中，多数教师对中学政治老师已经教授过的内容仍反复咀嚼、重点不突出，致使众多大学生丧失对思政课程的学习兴趣，食之无味又不可弃之一旁，最终影响了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缺乏创造性、评价体系不完善
近些年一些中学为追求高升学率，教师在课堂中常以考纲为依据多采用灌输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较封闭缺乏创造性，将课程内容一口一口嚼碎了喂给学生，而学生也习惯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到了大学阶段，教师更强调专业语言的准确性，重视对概念的讨论、原理内容的严格论证，要求学生向专业素养上转化，而学生的思维方式暂不能与大学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相适应。
另一方面，由于高中与大学均主要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致使双方的思政课程教育又共同存在着忽视实践课程教育方法，片面强调理论教学方式的问题，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大学与高中思政课程教学有效衔接对策探析
1、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均中应注重三维目标的落实与衔接
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的课程总目标中涵盖“知道、识记、理解”等知识性目标、“培养、运用”等能力性目标、“感悟、热爱、熏陶”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大学思政课程教学目标更是在高中课程三维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双方教师在备课中都要明确三维目标，教学中更应切实落实三维目标。
以高中政治必修三《文化生活》第四课第一框题《传统文化的继承》为例，高中教学中除了要达到相应知识目标之外，教师还应注意能力目标如“提高学生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学生热爱、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的落实[2]，那么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便可以通过播放带有民族传统文化气息的音频资料和图像资料，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向学生展示如传统文学作品、书法绘画作品等，通过学生小组交流感悟，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在大学阶段《文化概论》的教学中同样也应在课程知识目标达成的基础上，注重让学生感悟和思考，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在高中基础上落实和提升三维目标，如设计课堂辩论、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尝试写作小论文等方式提升学习效果，与高中阶段教学目标达到有效衔接。
2、充分了解学生，注意教学内容上的衔接
大学思政课程教学是在中学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迈向专业教育的重要一步，教学内容涉及面更广、难度也逐步加深，但二者又存在众多教学内容重复的地方，双方在具体教学中都可在教学内容中贯穿时事政策教育和德育。同时，在教学中都应考虑与对方教学内容上的衔接特别是大学阶段，高校教师应了解高中相关的教学内容，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在具体教学中尽量避免不该重复的重复、应该深化的没有深化的问题和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能力脱轨的问题，争取构建一个有序的、层次分明的、服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教育过程。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6
关键词：高考；高中历史；学科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3-201-02
《2015年全国新课程标准历史高考考试大纲》对文科考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做了较高要求：“历史学科考查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6年开始，高考试卷可能在积极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考查学生的新思维即学科素养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加强高中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已成为符合高中课程改革、改变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和适应高考命题改革的需要。
历史学科的基本素养是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反映；它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历史素养培养的主要环境就是课堂教学和探究实践。基于以上具体目标，笔者在平时的高三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渐进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历史思维
培养学生历史思维习惯，必须让学生形成准确的历史时间观念，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分析、评价历史事件。高三一轮复习我们采取了专题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时空顺序，学生很难形成清晰的纵向历史发展脉络，无法理清史实的先后顺序。为此，笔者做了以下尝试和实践：第一，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重大事件年代表，根据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结合教材知识，编写“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重大事件年代表，具体可以采用数轴定位法、按年代顺序列举法、按因果关系罗列法等。第二，学生自己动手总结阶段特征。学生分类
梳理史实，分析得出每一类史实的本质特点，最后师生共同概括不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或者通过分析不同类史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阶段特征或发展规律，从而构建起阶段历史时空观。第三，学生完成特定历史时空的小论文，如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变化，二战后欧洲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之间的关系。
二、培养和加强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
1、培养学生阅读历史的能力。考虑到高三学生学习任务比较重，课余时间较少，笔者利用历史课堂时间开展阅读实践，上课前十分钟事先准备好阅读材料让同学们阅读，内容丰富多样，有时是一段史料文献，有时是时政或时评，有时是与历史相关的文学作品。虽然用课堂时间阅读有点奢侈，但收效明显。通过阅读，学生注意到历史叙述中显示的人物动机和意图，领悟历史的叙述中的现象和本质。笔者特别要求学生避免用现今的观点和价值标准判断、衡量历史，而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考虑事件的前后联系和具体情况。
2、培养学生主动探究意识。笔者经常鼓励学生质疑，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欢迎学生对授课内容提出不同意见，鼓励他们对课文叙述发表相反观点，并说明理由，从而养成凡事问一问、想一想的习惯，提高逻辑思维的水平。引导学生参与质疑问难，使学生切实感到具有批判精神的重要性，相信有怀疑，才有发现。
3、学习质疑方法，培养学生质疑能力。运用多种质疑方法，逐步提高质疑层次。懂得方法，将事半功倍，如审视验证法、联系比较法、材料补充法、过程揭示法。
4、参与解疑实践，培养学生探究能力。解疑是学生质疑思维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提高学生解决历史问题能力
1、教会学生“整理历史”。高三文科综合考试对历史学科综合能力的要求是联系历史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学科联系的能力要求。学生需要构建历史知识框架，将所学历史知识体系化、系统化。教师应教会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形成对整个历史长河发展变化的整体性认识，并有自己的一套历史见解和感悟。高三复习课时，打破教材知识体系，让学生整理出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构建历史小专题。
2、运用所学知识解答各类考题和练习题，并对测试效果进行自我分析和评价。高三阶段，考试是检测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解答考题的技能是培养学科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取历史信息是历史学科最基本的能力之一，按照教育部的“考试说明”，在“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要求中，就分成“理解尸体提供的图文材料和考试要求”“理解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的解读”三个层次。笔者做法如下，如某些考试过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对照参考答案，相互进行阅卷或自我打分、自我评价。学生通过转换角色的自评互评可以进一步理解命题的原因、思路，掌握命题的一般规律，了解答题的基本要求和要领、知道得分、失分项在哪，在此过程中发现自己解答问题时存在的不足，得到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分析解答各类问题的能力。
3、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认识历史、思考历史把握现在、预见未来。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思考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对当今种种社会现象形成自己独特的的认识和理解，并尝试对其发展趋势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或预测。
4、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开展此类活动是提高学生历史素养的又一。种最佳手段。因为学生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正视历史的时代问题，对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联系进行分析、思考，并加以比较，这些活动都会使学生个人更深入地参与历史的教学之中。例如：中国为什么最早兴起于东南沿海？要解决这个问题，学生就必须联系中国古代明清的经济、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近代这里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等等知识来进行思考。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学生在历史问题的分析中，提高自己认识、评判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时，历史学习不只是了解过去，还要认识现实。所以，采取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参与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也更好地培养了现代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了更多的合格人才。
高三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水平和能力、提高高考成绩的重要途径，但过程是艰难复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师生转变观念，科学探索，积极实施，坚持不懈，稳步推进，教学质量和高考成绩才会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 陆元峰，张爱平.新高考方案下高中历史教学目标设计初探[J].中学教学参考，20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