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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教育效果范文1
【关键词】 冠心病；焦虑；健康教育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2.08.606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08-2903-02
冠心病作为较为普遍的一种疾病，患者在进行疾病治疗的过程中，易出现焦虑等负性情绪，其对于患者的疾病治疗有一定的消极影响[1]。而对患者给予一定相关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焦虑状况。本文就此问题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患者给予健康教育的效果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期间住院治疗并且确诊的冠心病合并焦虑患者70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改良组。
对照组中有35例患者，年龄段在60岁至8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5±10.2）岁，其中男性患者为21例，女性患者有14例。其中，心绞痛型患者有25例，心肌梗死型患者有3例，无症状心肌缺血型患者有7例。改良组中有35例患者，年龄段在62岁至8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3±10.1）岁，其中男性患者为23例，女性患者有12例。其中，心绞痛型患者有24例，心肌梗死型患者有4例，无症状心肌缺血型患者有7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疾病情况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对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详细的了解，如患者的疾病检查以及治疗情况，患者的家庭情况、心理状况以及患者对与疾病的认识等。对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及相关护理。而对改良组中的进行相关的健康教育干预。对两组患者进行干预后的临床疗效进行了解，并且进行比较分析。
对患者进行干预后的临床疗效进行判断。判断标准为以下：①显效：患者的胸闷、心前区疼痛等症状完全消失，其心功能改善Ⅱ级以上或者恢复至Ⅰ级，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小于等于6.1mmol/L，其餐后2h的血糖值小于等于7.8mmol/L；②有效：患者的胸闷、心前区疼痛等症状有一定的减轻，患者的发病次数减少，其心功能有一定的改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小于等于7mmol/L，餐后2h的血糖值小于等于10mmol/L；③无效：患者的胸闷、心前区疼痛等症状没有改善，其心功能改善不足Ⅰ级或者病情有一定的恶化，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大于等于7mmol/L，其餐后2h的血糖值大于等于11.1mmol/L。
1.3 数据处理 将所得数据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χ±s）、例数（n）、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取95%可信区间，p
2 结果
由表一中的数据可以得知，相对于对照组，改良组中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更好，p
3 讨论
冠心病作为一种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患者在进行治疗时，常常会出现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使得患者的疾病治疗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在对患者进行相关药物治疗与护理时，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焦虑状态，并且对于患者的疾病治疗也有一定的影响[2]。
而在对患者进行相关的健康教育干预时，通过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每周进行3次，每次持续30min，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教育，其中包括使用扩冠药、降糖药以及抗凝药的方法与注意事项，进行预防心绞痛和心衰发作的方法以及具体措施[3]。另一方面，对患者进行糖尿病饮食以及相关运动疗法的介绍，告知患者如何进行识别和处理低血糖，指导患者如何进行血糖、血压的监测，对患者的错误认识以及不良行为进行纠正，使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治疗的态度[4]。同时，积极的与患者进行沟通，对患者的疑问进行及时的解答，鼓励和支持患者进行积极的疾病治疗[5]。由表一中的数据可以得知，在对患者进行相关健康教育后，患者的临床疗效有一定的改善，并且患者能够以较为积极的心态进行治疗。
所以，对于冠心病合并焦虑患者给予一定的相关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对于患者的疾病治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吴华颖，王莺，郭莉兰，等.健康教育对老年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负性情绪和疗效的影响[J].中国实用医药，2009，4（27）：225-226.
[2] 陈平顺，王保奇，焦红娟，等.中医药与心理疏导对冠心病合并焦虑症和/或抑郁症患者心绞痛疗效的临床研究[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24（4）：50-52.
[3] 魏立业，杜雯，冯倩，等.黛力新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疗效观察[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1，13（5）：463.
纪律教育效果范文2
【关键词】旅游教育 质量认证体系
旅游院校 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037-02
一、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质量认证体系概述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其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宗旨是促进和发展世界旅游事业。为了更好地提高旅游教育质量从而满足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教育培训部（UNW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partment）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塞米斯基金会（UNWTO Themis Foundation）于1998年联合制定了旅游教育质量认证体系（TedQual Certificacion System），简称UNWTO-TedQual质量认证。所谓教育质量认证，即培养单位或培养方案对教育哲学（理念）、行政管理体系、师资队伍、学生全体、教学资源和专业特性等方面的基本陈述（essential statements），高等旅游教育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让其评价十分复杂。经过反复的修正和提炼，UNWTO-TedQual质量认证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和普遍自愿标准，由一系列评估标准构成，其内容包括雇主、学生、教学体系、教职员工和管理五个模块，对旅游教育质量进行评估，适用于任何旅游教育、培训和研究中心。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旅游组织标准，这个认证体系为世界各国旅游教育院校设定了统一的质量标尺，属于全球最高级别的旅游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具有极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UNWTO-TedQual质量认证对测量、监控、确认和提高旅游院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旅游教育机构都以获得UNWTO-TedQual质量认证为重要目标，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夏威夷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的塞里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在内的26所大学的38个有关旅游管理、旅游与饭店管理、旅游市场营销、烹饪艺术等方向的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证书项目获得认证。中国通过认证的有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和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共5所院校18个专业。
二、旅游院校推行UNWTO-TedQual质量认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旅游业不断高速发展，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吸纳了近十分之一的世界就业人口，而高等旅游教育也受到了包括政府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正如世界旅游组织强调的那样：旅游教育是达到客户满意的潜在推动力，并且是提升旅游企业和地区竞争力的切实保障。中国高等旅游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旅游业同步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旅游院校教育整体规模扩张非常迅速，到2012年全国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1115所，在校生59.98万人，结构体系也非常齐备，从博士、硕士、本科和高职等从上到下的金字塔体系已逐渐形成。然而，高等旅游院校和在校学生的增长却带来了教育质量控制方面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高等旅游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保证高等旅游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和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将国际教育质量评价和认证引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中国必将实现从世界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具备全球视野的国际化高素质旅游人才需求与日俱增。高等旅游教育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日益凸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旅游人才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旅游院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出现，必须建立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标准的教育体系，才能实现旅游高等教育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延展和提升。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广泛，结合世界旅游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特点，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经验和标准有利于促进高素质旅游人才的培养。高等旅游教育的国际化指在开放理念和国际意识指导下，通过开展跨国的多边合作与交流不断参与国际旅游教育事务，提高国际学术地位，融入到多样化的国际旅游教育发展之中。引入世界教育质量认证既是我国旅游高等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的重要途径，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公认的教育质量认证标准能够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准，对旅游院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各项工作进行系统的质量设计和质量控制，做到事事有准则，凡事有程序，处处有监督。UNWTO-TedQual质量认证是国际公认的权威评价体系，旅游院校通过认证则表明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得到国际认同，这无疑是旅游院校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能够让中国旅游院校无障碍地融入世界，直接参与到国际旅游教育的竞争之中。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旅游教育也在不断发展，教育管理模式不断更新，已由原来的教育评估发展为在评估基础上，再进行教育质量认证的管理模式。中国旅游教育与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需要从管理和机制上创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推行UNWTO-TedQual质量认证，能够适应国际化的趋势和要求，成为强劲的动力，加快旅游院校的开放发展进程，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提升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UNWTO-TedQual质量认证是促进旅游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是中国旅游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途径和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纪律教育效果范文3
【关键词】公平；效率；国有企业改革
一、国有企业概述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自90年代中期开始飞速进行，国有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框架下不断的深化改革，国有企业退出通道开始打通、职工流动机制初步形成、“企业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融资渠道逐渐转向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国有经济和企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啊，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例如国有资产的流失，在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公司董事长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在这次演讲和随后的文章中，郎咸平教授把国企产权改革称为“国退民进”的行动，对国有企业产权改，特别是MBO(管理层收购，这里指国有企业经营者收购本企业)提出强烈批评，还有就是大批国有企业工人在改革中下岗以及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行为，导致效率下降等问题。因此国内学者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其基本目标首先是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同时市场机制也能够大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从共同体原则向市场规则转变时还有一个“起点公平”的问题[1]。
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十分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争论不一，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只有效率优先，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兼顾公平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
第二、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效率与公平不是简单替代或对立。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坚持效率优先，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才能为公平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总体上体现了公平。效率与公平之间根本是统一、一致的。
第三、公平与效率并重。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强调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内在地要求在追求效率、追求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公平。
第四、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论。从分配公平的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首先要体现公平。只有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激发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
第五、效率优先，增进公平。认为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既宣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取向，又鲜明地以因果关系把“效率优先”和“增进公平”二者联系在一起，不仅看到市场经济的缺陷，承认经济发展中会有差距，而且表明要靠提高效率来“增进公平”，缩小差距。没有效率优先，不用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经济，不把“蛋糕”做大，则“增进公平就成为无源之水，增进公平应是效率优先的目的和归宿。
三、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与企业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导致了效率与公平无法很好的达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顾此失彼现象时有发生。
第一、职工持股制：关注公平而非流失
国企产权改革中的确存在“压低产权价格、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但是对这类现象的广泛关注和抗议实质不在于国有资产在改制中的流失，而在于国有资产的分配不公。尽管所谓国有资产的“贱卖”被普遍归人国有资产流失的范畴，但它与国有经济部门中因所有者缺位而无处不在的资产滥用和浪费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资产的滥用和浪费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净损失，而国有资产在转让中的“贱卖”并未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只是改变了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不患贫而患不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国企改革目前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是否发生了流失，而是这种改制过程中所发生的财富再分配是否公平。认清这一本质，我们就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改制过程的公平上。只有公平得以实现，企业的效益才会与社会效益一致，才能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才能保证企业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在几家成功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考察，也映证了这一观点[3]。
第二、国企治理中的效率问题
在职工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改制之初，职工持股无疑是一种较为适合的改制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和最理想的。很多国有企业在改制后面临决策权分散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并股的方式把原来分散的股权相对集中，从而很好的解决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明晰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建立健全公司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成为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对于改革中碰到的效率不高，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现象，要公平与效率并重，让市场来选择，以市场为主导，兼顾公平与效率。
MBO过程中要兼顾各方面利益。首先，国有股的收购价格一般由代表国有资产的地方政府与管理层双方谈判形成，定价透明度很低，就难保其中不发生串谋行为。所以必须提高透明度，让定价过程受公众的监督。其次，由于作为收购者的管理者和作为出让者的股东各自所处的地位及专业程度的限制，很难确定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因此就需要聘请具有专业水准及资格的中介评估机构。要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合法、公正的评估。这样形成的价格才更有说服力[4]。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更应该遵循效率原则，改革的方向要与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方向相一致，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激活传统体制内被束缚的生产力，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首先要释放的社会生产力而不能当成包袱放在社会保险机构中去，改革的方案要能够激励一切有劳动能力者自立并积极枣与竞争。首先要区别国企职工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两重身份，对于解除国家与国企职工的劳动关系，国家所要给予的补偿是付清所有社会保险费和给予一次性辞退费；而国家对于国企职工所有者身份变化的补偿可以是社会保障形式的补偿，也可以是现金或房产产权、股权权益形式的补偿。这样使原国企职工既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也可以达到国家控股企业的效率原则。
参考文献：
[1]沈晓梅.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J].经济师,2001(12)
[2]张艺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宏观背景分析[J].兰州学刊,2008(11).
[3]郑卒,钟穗丽.公平与效率:从股份合作制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J].世界经济文汇,1997(5).
纪律教育效果范文4
关键词：法律基础；教学效果；情感体验教学法
作者简介：马伟（1973-），女，山东临朐人，泰山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黄瑞宝（1975-），男，山东临沭人，泰山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山东泰安27101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3-0080-02
自2006年秋教育部两课改革新方案的推行以来，各大高校积极响应中央精神，统一对入学新生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笔者一直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在四年教学工作的实践与探讨中，对“基础”课如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让学生真心喜欢并终生受益做出了一定的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推广应用，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
一、坚持以人为本，研究学生需求，保障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相结合
作为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举措之一的“基础”课，绝大多数高校学生存在思想上的认识误区，认为从小即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课无非是原先理论上的旧调重弹，在高校流行语的“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驱使下，大学生普遍对“基础”课持先入为主的排斥态度，据网上一项权威调查显示，高校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公共基础课的逃课率在25%以上，至于公共思政“基础”课则高达50%。究其原因和大学生思想认识误区有很大关系。因此对教师来讲，如果不精选教材内容、深入了解学生的真正需求，只是针对教材照本宣科，空谈祖国未来与人类理想之类空泛话题、远离大学生活实际，将难以呈现其实用性而被学生所排斥。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到课堂教学中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一切以学生为出发点，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满足学生的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大学生，了解学生关注的问题，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摸清学生思想困惑的症结，对症下药，以此选材学生需要的教学内容，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目标和重点，在不打破教材的篇章结构的基础上，对每章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讲授，这样既拓展了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又使教材内容更有系统性、针对性。
改革后的“基础”课遵循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理念，将思想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合二为一，具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意义。但从教材内容的编排看，现有教材法律内容言简意赅，除一些零散性的法律法规外，新课程具体法律部分的内容只有两章。而两章内容中只对法律部分原则性的问题一提而过，而对大学生生活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具体内容没有详细展开讲述，使得法律内容过于简略，缺少实践指导意义而难以让学生感到有用而喜欢。针对这一弊端，在教学实践中精选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行详细讲授，通过经典案例背后的法理精神，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养成正确的法律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二、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构建和谐的师生观，增强课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唯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说明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争取做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师，要关心学生，爱护学生，要求教师不能只是在课堂完成教学任务，要在课后与同学积极交流沟通，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邮件、短信、与学生谈心等一对一的师生沟通方式，尤其针对从紧张的高考迈入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后目标迷茫的人生，与他们及时交流学习、生活中的困惑，通过循序善诱的教育方式挖掘他们学习的动力、潜力，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有效处理了师生沟通仅限于课堂的难题。学生一旦在教师的帮助下解决了实际问题，会增加对教师的信任度，在课堂上则能够积极配合，增强互动效果，由此极易在两者间形成长期的交往互动模式，真正形成亦师亦友、因材施教的理想境界。同时，通过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学生把生活学习中的困惑与难题不间断地反馈给老师，老师能够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实际，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调整教学内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增强了基础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理想教学效果，有效实现了教学效果的双赢。
三、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的实效性
从传统教学方法上来看，由于高校的“基础”课一般采取大容量课堂教学，人数过多，类似讨论等一些激发学生兴趣的课堂活动很难展开，更多的是老师的填鸭式教学，教学效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难以保障，针对“基础”课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上述一系列问题，在继承发扬原有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注重对以下教学法的探索和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采取案例教学中遵循了“新”、“特”、“优”的原则。首先为保证教材内容与时俱进以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不再拘泥于刘海洋泼熊事件、马加爵杀人事件这样路人皆知的案例，而是代之以身边的鲜活案例增强说服力，通过鲜活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使学生在共鸣中得到启发，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基础课不是空泛的说教，在深刻的思想感悟中认识到开设这门课的必要性与有用性，并成为终生受益的一门课程。其次，优选、精选中外历史上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增强学生的共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精选的案例尽量选取与学生学习生活相似相近的案例，增强他们的认同感。
对传统的案例教学进行改革和拓展。传统案例教学一般采取教师精选案例学生被动接受方式，不能有效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对传统案例教学进行改革，在教师精选案例的前提下让学生搜集、寻求案例，应用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上展示，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案例的选材更贴近学生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和教育力。
2.情感体验教学法
情感对于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只有真正启动学生的情感，才能有效开发学生潜能，思想才能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积极采用情感体验教学法，以行为实践激感。具体通过采用榜样激励、小品表演、投影、录像、现身说法等教学方法，营造与之有关的教学情境，达到情通理达、情理交融、内化行为的目的。比如在讲授职业道德这一章时，根据所授学生是医学生的特点，让学生编排医生与病人的话剧，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道德情境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情材料，使学生在生动形象的教学氛围中受到教育，达到了思想品德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同时，在进行情感教学时，注重抓住最佳教育时机。比如在讲授爱国主义这一专题时，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纪录片，让学生上台讲述观后感，并进行“爱我中华”的演讲，由此激发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避免了空洞的说教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认真贯彻教学实践方案，真正解决知行统一问题
基础课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既要解决“知”的问题，更要解决“行”的问题，由此仅靠课堂上的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基础课也需要一定学时的实践教学。从往年学校的基础课实践教学状况看，尽管教师强调实践教学采用提交实践报告论文的方式，但相当部分学生对实践课思想上不重视，大多从网上浏览下载粘贴基本内容后而草率应付，真正去实践调查的少之甚少，最终使实践教学流于形式。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进行了课程教学实践方面的深入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和教务处协调沟通，保障基础课有足够的实践学时，以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详尽的实践教学内容方案，由教师列出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课题供学生选择，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组，选取感兴趣的相关课题，如果有创新课题，可以单独呈报以保证实践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在实践教学中注重采用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形式，拓宽实践教学渠道，把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校内实践教学注重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充分发掘校园文化活动的道德与法制教育功能。通过组织学生撰写“道德观察”“评法说理”论文或者时评文章，通过学生校园DV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同时注重校外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勤工俭学，引导大学生从事家教、家政服务等有偿劳动体验社会，感悟人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基础课内容的理解和认识，提高锻炼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在实践教学中需要学生亲自挖掘、调查和整理资料。教师要定期督导和检查以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注重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任务完成后学生以组为单位，在讲台上作汇报演示。汇报时组员同学之间配合协调、表达自己思想，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方式，学生各种能力都得到锻炼，会深刻感悟到基础课不是生硬的理论教条，在实践中完成了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提升与改造，同时强化了他们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
五、改革基础课考核方式，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诸多高校对“基础”课普遍采用期末闭卷或开卷的单一化终结性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对于了解学生基础课开设以来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状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一锤定音的考核方式容易造成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与课程成绩脱节现象，使得学生对基础课从思想上不重视，认为知识的掌握可以在期末临近时通过突击强化记忆获取，由此造成学生学习基础课主要以应付最终考试为目的，忽视了在平时学习能力的培养，最终使考试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弊端，对基础课考试方式进行实践性探讨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对“基础”课传统的终结性的单一化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创新，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有机结合的方式，将期末考试与学生平时的经常性考评结合起来，实行课堂考核、实践能力考核和卷面考核综合考核方式，具体来说学生的出勤表现、课堂表现占考核成绩的20%；实践能力考核占20%；卷面考核占60%。这样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学生对“基础”课思想上不重视、考试流于形式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对卷面考核内容进行改革，采用理论型内容与实践型内容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理论知识考核侧重对基本知识、原理及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主要考核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考核内容包括记忆型知识理论题和综合分析型应用题。实践型考核主要注重对日常思想行为表现与遵纪守法方面的考核，考核内容注重体现科学性和现实性原则，既要蕴涵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内容，帮助学生在考核中锻炼思维能力、获得理论水平的提升，又要联系学生实际，包含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或焦点问题，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自觉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让基础课真正成为学生终生收益的一门课。
参考文献：
[1]雷雅珍.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7,(3).
纪律教育效果范文5
【关键词】经济 义务教育 教育效率 教育公平
公平与教育，逻辑上说不是一对矛盾，但两个相关概念在一定情况下往往产生矛盾。公平与教育如何协调得当相得益彰，从而达到“双赢”。我们要寻求它的平衡点，寻找它的最佳区域。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更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
一、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概念
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公平是一种对社会分配的判断。自由主义阶段斯密，从其“整个价值倾向上看，他是主张以机会均等作为经济公平的核心判断标准”，机会公平是指起点的公平，即在起点上，所有人都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一种水平公平。新概念阶段的观点认为，教育平等不应该只是机会的平等而且也应该是结果的平等。这是一种水平的结果公平的观点。也就是说学生应该得到同样的发展。无论是从自由和权利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教育的机会公平都应该予以保证的，而且这种公平是水平公平，即所有人受到同一对待。而从结果公平的角度来看，不是基于不平等的结果不相同反映是纵向的公平，而结果的相同反映的是水平的公平。
按照经济效率的划分，教育效率也一般包括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技术效率，从理论上讲，中小学资源配置效率要求中小学教育产品的边际成本应该等于边际收益，也即教育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应当相同。但是就中小学教育，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小学教育产品所具有的外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因此，市场本身不能在效率水平上提高中小学服务，所以要求政府对中小学教育的资助。那么，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政府对中小学教育资助就是使得教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花在教育上的单位投入应该带来单位的收益，进一步说就是政府花在每一个学生上每一元钱所带来的产出应该是相同的。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关系
在此对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考察，主要针对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公平还是区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通过下图对教育公平和效率关系做一简单探讨。从效率的角度而言，如果三个学校的基础条件是不同的话，就要要求根据学校的边际生产率进行投入。如下图，横轴表示教育支出水平，纵轴表示教育产出，甲、乙、丙表示三个不同的学校（甲＞乙＞丙），分别在G、O、W点达到最高发展水平。
根据效率的需要，为了取得最大产出，应该投入在每个学校单位投入的所产生的单位边际收益相同，即边际生产率相等，边际生产率可以用对各自曲线的切线斜率来衡量。如果教育机会公平表现为教育支出的均等，即三个学校所获资助水平一致的话，都在A点，甲取得Q的发展水平，乙取得F的发展水平，丙取得C的发展水平，那么可以证明Q、F、C三点的切线斜率是Q＞F＞C，也就意味着，甲乙的边际生产率大于丙，因此应该在前两所学校多投入，而不是应该在丙学校投入。进一步说，在甲和乙学校增加支出的效果比W要好。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就会造成机会的不公平，所以教育机会公平会损害效率，而要提高效率必要会损害教育机会的公平。
从结果公平的角度，对纵向结果公平的分析，和教育机会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分析一致。而结果的均等和效率的关系则有所不同，还是用上图来进行分析，比较图中J和C点，J和C点表示丙和乙处于一种结果均等的状态，即都达到B的发展水平，但丙的支出是A，乙的支出是S，可以证明J、C、F这三个点的斜率是J＞F＞C，也即为了保证丙和乙达到相同的发展水平，应该给丙多投入，而减少对乙的投入。同理，对甲的分析也是一样。从上文分析可见，这也是一种配置的低效率。而且比支出均等的效率还要低。可见，从总体而言，公平和效率，存在着矛盾的关系，促进公平就要损害效率。但是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长期中，如果政府不断的提高基本结果水平的标准，对于这三个学校而言，发展水平都得到了增加，有助于公平的扩大，而且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三、谐调系数模型的假设
以上分析都是单独的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来使其某一个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纯粹的提高效率或者是公平，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公平与效率的谐调点，从上图可以看出，不管是在A点或者是S点的投入，我们都无法使是公平和效率达到一个最佳优化，而只有在A和S点的中间，假设性的提高D点，从理论上来说，才能达到一个最佳优化。而D点的系数，需要大量的数据实验得出考证。如要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我们必须对先支出和产出做出合理的界定。
当然这些指标并非一成不变的，而应在实际应用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有相对合理的指标，而没有绝对正确的指标。
在十七大中党和政府提出了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些足以表明我国开始从关注效率问题转向全面考虑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享有基本人权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效率问题，造成教育上的资源浪费。只有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的教育发展才能走向更加合理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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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教育效果范文6
关键词：国际比较；数据包络分析；购买力平价；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5)－0046－07
一、研究意义
根据我国政府加入WTO组织时的协议，我国的银行业只有五年的保护期，人世五年后要开放所有的人民币业务，现在已经过了最后的保护期限。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还存在人员过多、效率低下、金融风险较高的诸多问题。为了应对国外商业银行的竞争，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生产效率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我国的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效率差距到底有多大，这是我国政府的金融监管和决策部门必须要掌握的问题，因此研究国内商业银行与国外银行的效率差距大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国际比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考虑人民币与外国货币兑换的问题。现在我国的人民币一直处于不断升值的趋势之中，如果只是利用人民币与外币的官方汇率来换算，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经常利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Parity，简称PPP)系数来换算本国货币与外国的货币，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从而避免比较失真的问题。而国内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绩效差距的文献虽然很多，但是还未见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来比较中外商业银行的生产效率的，尤其是现有的研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都是采用官方汇率来换算货币的，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用汇率换算货币可能导致比较失真的问题。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首先计算出中美货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系数(Pur-ehasing Power Pailty，PPP)，然后采用DEA方法比较我国商业银行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生产效率，确切比较二者在生产效率上的差距大小，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的银行业经历了解除管制和高科技化的过程，通过放松对银行业的准入条件，放开国内的金融业，使得外资银行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同时采用高科技的设备，如自动取款机，网上银行等，提高商业银行的服务手段，最终达到提高本国银行服务业效率的目的，大量研究银行部门绩效的文献是通过比较本国和外资银行的效率及其变化来检验改革的效果。
比较银行的效率变化，最常用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由Chames，A.et al在1978年提出的，是在不变规模报酬假设下得到的，称之为CCR模型。1984年Banker，R.D.et al.又把不变规模报酬假设修改为可变规模报酬假设，得到了可变规模报酬的DEA模型，称之为BCC模型。人们把CCR模型得到的效率称为技术效率，把BCC模型计算得到的效率称为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之高就得到了规模效率。
DEA方法自从提出之后，很快就被用来研究不同国家的银行效率，分析本国银行与外国银行的差距及其原因。Berg，S.A.et al.研究了北欧地区国家的银行效率，分别利用官方汇率和PPP方法换算货币，从中发现得到的银行效率结果基本相似。José Manuel Pastor et al.采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比较了西班牙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当中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变量都是使用官方汇率统一用美元表示。Ana Lozano Vivas et al.利用DEA方法分析了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绩效，通过利用效率均值作为参考指标，系统分析了欧洲银行的每一个银行在其中的位置。Simon H.Kwant利用PPP把本地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研究了东南亚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绩效，即中国香港行政区、南韩、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发现在1992～1997年间的运作成本是下降的，但是自从1997年以后，运作成本攀升，这与期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一致，说明银行由于处理问题贷款而增加了额外成本；劳动成本比例在1997～1999年间是下降的，说明银行在危机之后可以降低人力资本，但是不能自由地降低物质资本投入。类似地研究还有，Barbara Casu，Philip Molyneux、Joaquin Maudos，et al.等。
国内方面，利用DEA方法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文献已经很多。李希义、任若恩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变化和趋势，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是最低的。李希义、任若恩。则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人世前后的变化，发现：虽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整体上是提高的，但是国有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差距则没有减小。张健华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1997～2001年间的效率变化，郭妍则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以及影响因素，但迄今还未见到利用DEA方法来对我国的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的。而且，国内在比较我国银行与国外银行的绩效时，基本上是采用指标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李萱挑选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韩国的在1999年7月《Banker》杂志排名在前四位的商业银行，从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银行利润率等方面，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比较，李元旭则只选取了国内的交通银行与浦发银行作为样本，通过股权收益率、资产收益率、资产利用率、利息支付率等指标来比较这两家银行与花旗银行和荷兰银行的差距。本文则用DEA方法来比较中外银行的效率差距。
在进行国际比较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关于货币换算问题。现在人们采用的换算方式有两种，一是利用官方汇率，二是采用PPP方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采用汇率与PPP计算的结果差距不是很大，如Berg，S.A.et al.的研究结果所示；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汇率往往不能充分反映两国之间商品的真正价格，尤其是在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情况下，而利用PPP则避免了这个局限。国内现有利用PPP对我国进行国际比较的，以制造业居多，如，任若恩在中美制造业分部门双边比较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加总方法对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了多边比较，而利用PPP来比较金融业方面的研究迄今还未见到。现在国内现有文献在对商业银行进行国际比
较时，换算货币时使用的都是官方汇率，迄今还没有见到利用PPP进行国际比较的，本文就试图弥补这一点。
三、商业银行的数据和投入产出定义
(一)银行的投入和产出
利用DEA研究商业银行的效率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需要确定银行的投入产出。国际上对关于银行的投入产出的定义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常用的定义银行投入产出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生产法，一是中介法。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参考生产法或者中介法，来定义银行的投入和产出。如，Joss Manuel Pastor et al.在比较西班牙与美国等国家银行的效率时，定义产出为贷款、存款和其它生息资产，投入是非利息支出和个人支出；Ana Lozano Vivast定义银行的投入是人力支出和排除人力支出的非利息支出，产出则是贷款、存款和其它盈利资产；而Barbara Casu，Philip Molyneuxt在比较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银行效率时，将总贷款和其它盈利资产定义为产出，把总成本、客户和短期资金当作投人。Leigh Draket在研究英国银行的效率和生产率时，把贷款、流动资产和投资、其它收入当作产出，而把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当作投入。
国内利用DEA研究我国银行的效率时，定义银行的投入产出也不同。张健华定义投入为股本、固定资产和各项支出，产出为存款、贷款和税前利润；郭妍在研究中，把人员、网点数、资本量、支出额作为银行投入，把存款、贷款、利润、总收入作为产出。李希义、任若恩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变化时定义投入为固定资产、劳动力和存款，产出为营业收入和证券投资。
研究发现，国内的研究大部分在定义我国的银行投入产出时，一是没有考虑到银行的证券投资，还有的就是直接把贷款当作了产出；由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因此这里显然不能用贷款和国外的银行直接比较。为了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在银行的投入产出定义上也必须与国际上的定义接轨，使得具有可比性。为此，我们参照Leigh Drake和李希义、任若恩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时的定义，来定义银行的投入产出。
对于产出方面，我们把营业收入和证券投资定义为我国银行的产出。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把贷款当作一项产出，可能对银行的效率评价产生歪曲，因此不把贷款一项当作产出，而是把营业收入当作一项产出，这样就避免了不良贷款的影响。同时参照国外的文献，把证券投资当作一项产出，因为证券投资时商业银行除了贷款之外，是一项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在我国的存款利率不断下降、政府号召居民消费投资的前提下，证券投资就成了银行的一个获得收入的重要渠道。
至于投入方面，相对外国银行，国内银行的劳动力人数过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人数最少的中国银行在2002年职工也达到174919人，最多的农业银行职工总数则有490391人，而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只有255000人，Bank of New York只有19435名职工。德国的Deutsche Bank有职工77442人，英国的Co－operative Bank只有4161人，因此我们把劳动力当作一项投入，比较国内商业银行的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同时参考Leigh Drake的定义，把固定资产当作另一项投入，因为国内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太多，导致办公建筑、设备的投入过多，从而使得产出相对不足。另一项投入是存款，用来分析银行利用现有存款等负债进行投资、获取收入的能力。
(二)银行样本
本文选取的国内银行样本是2002年我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包括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十家资产规模较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占有了我国银行业金融资产和业务的大部分，因此可以充分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概况，这些商业银行的数据是从2003年的《金融年鉴》上计算得到的。之所以选取2002年，是因为2002年是我国加入WTO组织后的第一年，我国政府对银行业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要求国内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控制贷款规模，补充资本金，降低营业风险。通过比较本年度国内银行与欧美国家的较好银行绩效，能更好地找到国内商业银行的差距所在，给银行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至于外国的银行，本文选取的参考国家是美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三个国家的银行业也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完善的银行业之一，因此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做比较，才可以充分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效率差距。由于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数目很多，仅美国一个国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就有上百家，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获得这些国家所有商业银行的数据存在很大困难，因此本文不是对我国的商业银行与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全部商业银行做比较，而是与这些国家的业绩最好的商业银行做比较。英国的《Banker》杂志每年都要对全球的银行进行排名，因此根据这几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的排名，我们分别选取了美国的10家商业银行，德国的10家商业银行，英国的11家商业银行，所选的这些商业银行在本国的排名都在前三十位以内，相当于选取了这些国家最好银行的一部分作为比较对象。这些外国商业银行的数据，采用自这些银行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我们采用PPP把不同国家的货币换算成同一种货币单位。本文之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其它变量统一都用美元来表示。英国、德国的银行数据都采用这两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来变换。对于国内的商业银行，我们先计算出了金融行业2002年人民币与美元的PPP系数。然后利用PPP系数把人民币换算为美元。
四、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利用前面介绍的DEA模型，计算出了我国的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效率结果，并进行了比较。
(一)技术效率的比较
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处于生产前沿面上的银行有美国的City Group、Charles Schwab Corp，德国的Bayerisehe Landesbank、Landesbank Baden-Wurt-temberg、Hamburgische Landesbank、LandesbankRheinland-Pfalz Girozentrale，英国的Merrill LynchInternational Bank，技术效率等于1，这些银行是最好的银行。相比之下，我国的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处于前沿位置上，都是技术无效的。与发达国家的绩效最好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见表1。
我国的商业银行之中，技术效率最高的是民生银行，结果是0.328，其次是深圳发展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技术效率分别为0.325和0.315；技术效率最低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只有0.123。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即使技术效率最高的民生银行，技术非效率也只有0.672，即在同样的产出下，应该的投入只需实际投入的大约三分之一，即实际投入中有三分之二是过剩的。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的技术效率是最高的，结果也只有0.223，要减少实际投入的四分之三强。中国农业银行的技术非效率高达87.7％，只需实际投入的八分之一仍可保持同样的产出。中国建设银行的技术效率等于0.127，只比中国农业银行多0.4％，只需中国建设银行的实际投入的大约八分之一。中国工商银行的技术效率为0.183，技术非效率为0.817，中国工商银行的应该投入只有实际投入的不到五分之一。2002年，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人数有几十万，职工最少的中国银行也有17万多人，实际需要的只有大约4～5万人，中国农业银行有四十多万职工，而只需大约五万多人即可。虽然这几年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裁减分流人员，合并机构，撤销亏损的网点和分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2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性机构总数为98727个，比上年减少10324个(其中县级支行减少851个)，下降9.47％；在岗人员总数为163.84万人(含临时工35.16万人)，比上年减少12.29万人，下降6.98％，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人员过多、机构臃肿的弊端还是很严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裁员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中，技术效率最高的是民生银行，而交通银行的技术效率最低，只有0.191。招商银行的技术效率比交通银行高3.4％，结果是0.225，广东发展银行的技术效率为0.235，这三家银行的技术非效率在80％左右。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在0.27～0.30之间，这几家银行的技术非效率大约为70％。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技术效率在0.3～0.33之间，应该减少的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可见，与欧美最好的银行比较，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投入过剩问题。
(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比较
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部分，下面来分析国内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最高的还是民生银行，为0.366，最低的仍旧是中国农业银行，只有0.123。国有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与技术效率相比，高出程度很小，最多在1％左右。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比技术效率也未增加多少。国内银行的规模效率很高，最高的是中国农业银行，规模效率为0.996，非常接近1，规模效率最低的是广东发展银行，结果是0.846，其次是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规模效率分别等于0.87和0.894，其余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都在0.9以上，说明国内商业银行在经营规模上效率还是较高的。导致我国的商业银行效率低的主要因素是纯技术效率。
(三)效率均值比较
效率均值反映了商业银行行业资源的整体利用状况。表3描述了2002年中国与美国、德国、英国业绩最好的银行的效率均值。
从表3看出，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2436，与最高的德国相差大约为0.6，与美国英国相差也在0.4左右。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2619，与最高的德国相差0.63左右，与英国的相比大约少0.47，比美国少0.41左右。至于规模效率均值，与这几个国家的结果相差不大，比最高的美国的结果只少0.0246，比德国少0.0217，比英国大0.05左右。图1显示了我国银行与这三个国家业绩最好的银行的效率均值比较。
从图1看出，我国的商业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较，在技术效率上有明显差距，具体分析就是主要在纯技术效率上有很大的差距，而在规模效率上的差距却不明显。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差距见表4。显然，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平均值大11.2％，纯技术效率均值提高12.2％，但是规模效率均值却比国有商业银行的小4.5％，规模效率的整体差距不是很大。因此，从整体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比国有商业银行的高，资源利用率比国有商业的高10％多，与外资银行竞争，还是比国有商业银行有较大的优势。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