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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概念范文1
一、江苏文物事业的崭新定位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结晶，是记录、储藏和传承时代信息与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保护好文化遗产、发展好文博事业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准确认识江苏文物事业发展形势及文物工作的地位作用。目前，江苏正处在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普遍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事业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物事业发展的客观环境日益改善，文物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抓好江苏文物保护“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2011年，省发改委和省文物局联合印发了《江苏省文物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这是江苏文物行政部门第一次和发展改革部门联合编制印发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及文博机构要结合地方实际，认真谋划、扎实推进本地区今后几年文物事业发展。
做好文物保护成果促进发展服务民生这篇文章。一是在提升文物保护单位完好率的基础上，提高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利用率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文物保护的社会价值。二是大力推进县级博物馆建设，主动提前介入新建、扩建博物馆的规划、方案、建设、验收等全过程，注重博物馆品质的提升，更好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三是有序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在保护规划、发展规划和建设质量。建成后的考古遗址公园应当成为展示地域文明特色及其个性、包含较高文化品位的地域新地标，成为深受广大公众喜爱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打牢基础工作，创新江苏特色。按照《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坚持政府主导，落实文物保护“五纳入”要求：将文物保护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建设，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线”）划定，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文博数据库建设，考古发掘管理，文物保护工程规范化管理等各项基础工作；积极牵头做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明清城墙保护与申遗、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等相关工作，探索多省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加快推进全省馆藏文物调查和数据库系统建设，建立比较完备的现代化馆藏文物资源档案数据库，建成管理有序、品位高尚、藏品丰富、服务到位的博物馆体系；建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考核文物保护指标体系，制订完善实施细则，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江苏提升文物保护现代化的六大目标
近年来，江苏文物保护工作目标从传统的重保护、轻利用向服务社会、惠及民生方向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在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江苏文物工作要着力实现以下六大目标：
提升文物事业服务和谐社会的能力。加大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对公众开放的力度，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享受文物保护成果。不断推进文物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文物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提振文物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健全科学完备、保障有力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完善责权明晰、效能统一的文物管理体系，健全结构优化、素质过硬的文博人才队伍体系。
提高保护文物的能力。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使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得到提高，保护文物的观念深入人心。
强化博物馆服务社会的能力。健全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纪念馆体系，充分发挥博物馆公益性文化服务功能，实现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加强保障文物安全的能力。加强联动响应、监管到位的文物安全体系建设，使文物安全意识明显提高，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安全防范能力不断提升，确保文物安全。
增强文物保护科技创新能力。完善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组织和制度建设，加强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提升文物保护工程科学化和标准化水平。
为实现以上发展目标，我们要特别注重新形势下保护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在城市文化的公共性、公益性日益加强的今天，仅仅把文化遗产当作珍稀物品“保留下来”是不够的。应深入发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其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现代和未来生活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城市建设，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丰富它们的综合价值。我们应注重民众分享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重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缩小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坚持把发展文化遗产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持久健康发展。
三、江苏文物保护现代化的未来展望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3000～8000美元时，文物保护将进入一个既有保护愿望又相对欠缺保护能力的时期；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时，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将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护。2012年，江苏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全省总体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文化需求的旺盛期，进入了普遍意义上的重视文物保护时期。
加大对文物保护利用的力度。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江苏文博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大规模地修缮文物保护单位、有计划地建设高质量的博物馆成为可能。但随之而来的建设性、保护性破坏，成为了新时期超越自然与人为地破坏文物的主要因素。修大、修美、修新文物建筑成为有些地方的普遍追求，很难遵循“保留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的原则；历史街区在短时间、大规模的“改造”后，往往成为没有多样性文化内涵的仿古街区；不考虑文物的历史审美观，大广场、大绿地式的环境成了有些地方引领文物保护的时尚。在博物馆建设领域，存在着数量、规模快速增长与质量提高、服务提升脱节的问题。因此，新形势下要本着四个“有利于”的原则，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即有利于传统文明、地域文明的传承，有利于城市形象、城市品位的提升，有利于百姓的文化享受、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有利于后人对我们今天的行为作出较好的评价。
注重文物保护中的整体意识。在注重文物的法律保护、行政保护与规划保护的前提下，确立文物概念、内涵、空间和环境背景的整体性，确立在保护过程中地域特色、时间延续、使用性质和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整体要求，确立“文物保护，规划先行”的管理理念。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我们一要注重城市、地区文明特色的整体形象，将文物保护与环境改善相结合，与老百姓的教育、休闲相结合，与民生改善相结合；二要注重文物保护单位的整体保护，让文物周边的环境价值与文物点本身的价值同等重要；三要注重与文化景观相结合，注意空间比例和视觉效果，体现保护后成为文化景观和地域文明片区的良好整体效果。
推进博物馆的有序发展和优质服务。当前，江苏博物馆在数量、面积、设施和提升服务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必须在有需要、有能力、有规划、有秩序的基础之上，走场所的高品位和展览的精品化之路。坚持政府宏观主导、服务群众精神生活的原则，密切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和百姓生活需求；坚持发展地域文化的个性特点，反映当地百姓引以自豪的祖先过去的生活；坚持博物馆作为文化场所的高品位，力求弘扬个性、做精尚美，让公众感受博物馆的魅力；加强博物馆服务方法、服务手段的提升，积极创造优质的展览和优美的环境；加强博物馆馆际之间的交流合作，包括藏品（产品）、展览、人才、技术、服务成果的交流。一座好的博物馆必须有好的文化产品、好的文化环境和好的文化服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在历史街区。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老城区改造和历史街区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我们认识到，历史街区不仅是一个建筑概念、空间概念，而且是过去城市生活状态的综合反映，是人们享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所。那些旧时的澡堂、茶馆、祠堂、井台、戏楼、药店承载着一个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喜怒哀乐，承载着互助友爱的邻里关系和口口相传的社会道德。历史街区是一个整体、一种形态、一种格局和一种优质的文化传统，应该具备几个要素：一是街区两侧的建筑应基本为历史上遗留下的原物，其高度、体量、外在形态等均为原生状态；二是街区内应有一定数量的原住民，他们所传承、展示的是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三是街区内应保留居民相应的公共活动空间，人们以此为相互交流的平台，维持共同的生活形态。因此，在历史街区保护实践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将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制订好，将街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好。在此基础上，鼓励街区居民出谋划策，与政府共同完成街区的保护、整治、修缮，美化自己的家园，更好地传承街区的脉络和肌理，更多地保留街区的传统和特色，真正实现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文物保护概念范文2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外围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文物保护概念范文3
【关键词】文物；保护；管理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历史的见证，每件文物的产生都有着相应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各个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改善当时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意志，是人类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位哲人这样说到：“了解过去的一千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后的五百年。”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历史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扩展着原有城市的规模。于是，这些城市渐渐失去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也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根基与灵魂。一味以经济发展为重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人文气息，“文化城市”能否得以生存，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传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文物保护的目的，从宏观上讲是保存人类文明的见证，为研究和解读历史提供科学的依据。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文物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反思和对历史的重视。然而，从数字上来看，目前我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271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101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7000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约有3万余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约为22处。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数字为：英国约50万处，希腊约40万处，法国约4万处，连以色列、挪威等小国都比我国多得多。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现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下文物数量竟凋零至此，怎能不让人痛心？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状况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文化古迹及周边环境遭受保护性拆除和建设性大破坏。在崇尚经济发展和现代建筑的今天，许多文化古迹、历史建筑或文化遗产只能为经济发展让路，被盲目发展的经济脚步践踏和破坏，甚至永远消失，不可复原；（2）盲目重建、恢复历史古迹，“仿古”、“复古”之风盛行。人们并不在意对天然文物的保护和维护，反而热衷于对古迹遗址的创造性修复和重建，不在意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实物完整性的保护，反而一味追求建立在其基础上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否实现了最大化；（3）文物保护观念尚未普及，仅仅局限在少数专业人士的概念中，不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进来。由于人文社科类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价值观念上的个体差异，我国由上而下没能统一观念，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程度极低，并不能形成全国的合力来保护民族的瑰宝。（4）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目前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仅有的规定均散见于各类不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推行力度不大，分管机构职能不明确，容易出现管理上的缺失。
对文物而言，每一代人既有欣赏和分享的权利，又有守望和保护的责任。基于文物保护现状及我国现行文物保护体制，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文物保护，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制健全为支撑、以社会的全面协调为方向、文物部门切实履行职能和全民共同参与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防止他人对文物人为的破坏与损害，是文物工作者的职责。在经济飞速增长的今天，政府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大力整合文化资源，建设良好的人文环境，从而使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着一系列问题，大部分基层文物管理机构，由于管理体制和领导认识等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尚不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作为国家文物事业中最基本单元的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如何做好本职工作，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基层文物工作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呢？
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处在文物工作的最前沿，面临着辖区内所有文物的考古、发掘、保护、管理和馆藏工作，其安全保卫、陈列研究及舆论宣传等综合、复杂的工作具有最普遍、最直接、最深入和最具体的特点。基层文物管理职能主要体现为行政执法管理和业务监督管理。一方面，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或办法，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基层文物管理部门要提升业务管理能力，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职责，更加科学、正规地管理文物，使业务管理更加科学和全面。所以，如何完善现有管理模式，提升管理能力，加强文物保护是基层文物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客观形势下对基层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文物保护概念范文4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著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文物保护概念范文5
关键词:常州古镇;对策;建议
常州史称“中吴要辅”、“三吴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常州各类文物丰富,名胜古迹众多,常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很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古镇。如万绥镇、孟城镇、焦溪、魏城、横山桥、横林镇、洛阳镇、雪堰、潘家桥、奔牛镇、郑陆镇、夏溪镇、湖塘镇等,都有很多历史文化遗存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生活方式。近年来,常州市政府加大了对文物古迹和古城镇的保护力度,力图通过古城镇的保护和开发为常州市的旅游产业注入新的增长点。本文通过对常州古镇的实地调查,试图对常州古镇的保护和开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对策。
一、常州市政府对古镇文化保护的措施
(一)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
为有效保护文物资源,促进文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常州市从规划入手,完成了《常州市文物保护“十一五”规划》、《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4-2020)》和《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图集》的编制工作。完成了《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杨桥村历史街区保护概念规划》的方案初步论证工作。
为了保护利用传承历史建筑的优秀历史文化与传统建筑艺术,规范历史建筑的管理、修缮和改造行为,保障房屋质量和使用功能,根据常州历史建筑保护的需要,2000年4月,常州市制定《常州市市区文物保护管理的若干规定》,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工作。2005年10月,《常州市历史建筑修缮技术标准及保护策略研究》课题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和常州市规划设计院共同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审核。该课题对古镇危旧房屋的修缮提供了技术依据。
2006年7月,常州市制订了《常州市依法保护文物奖励办法(试行)》。
2008年10月9日,常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常州市市区历史建筑认定办法》。
2009年3月18日,《常州市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和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规划》规定了杨桥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区范围,对保护区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还明确规定了保护要求及措施。
2009年3月24日,常州市规划局委托常州市规划设计院,会同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联合开展常州市区历史建(构)筑物的普查工作。普查范围包括常州市市区(含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五个区)。万绥镇、孟城镇、焦溪、魏城、横山桥、横林镇、洛阳镇、雪堰、潘家桥、奔牛镇、郑陆镇、夏溪镇、湖塘镇等大部分名列其中,为古镇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奠定了基础。
2009年3月25日,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王成斌在市文广新局领导、新北区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现场调研了孟河文物保护工作,实地查看了万绥东岳庙戏楼、马培之故居、孟城老街、费伯雄故居等文物点。
(二)文物保护的具体措施
近几年来,通过各级政府共同出资和筹集社会资金,先后修缮了西瀛里明城墙、黄仲则故居、梅村戏楼、万绥戏楼、县文庙大成殿、常州府学、吴氏中丞第、两孙故居等。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整治修缮工程、费伯雄故居修缮工程和西瀛里改造地块文物保护区修缮工程等也已全面实施。常州市还专门制定和实施了2005-2007年全市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计划,2005-2006年已修缮30余处,力争用三年时间,将市区所有文物保护单位全部修缮一遍,修缮后的文物保护单位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全部对外开放。
(三)提升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
近年来,常州市制定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及经费需求“十一五”规划纲要;申报了一批全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太雷旧居、三星村遗址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州古戏楼群、盛宣怀故居、赵元任故居、史贻直墓址和中华猿化石遗址五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新公布了市区第四批、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展了文物资源普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存。通过做好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带动了全市文物保护事业的全面发展。
(四)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
为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常州市于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举办了全市性的文物管理法制培训班,组织辖市、区文物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训,提高各级文物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的依法管理和执法能力。在此基础上,2008年8月,常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文物行政执法月活动,文物部门对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进行了重点检查,共查处违法、违规现象15起,其中立案查处3起,分别罚处人民币20万元、7.2万元和0.5万元,责令整改5起,警告7起,通过全市文物行政执法月活动,依法打击和处理了各种文物违法活动,推动了全市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二、常州古镇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部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力度还应加强
常州市文化景观资源开发存在小、散、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部分管理者对保护对象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有限,对某些历史遗迹缺乏保护意识。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
素有“常州文脉”之称、1987年被确立为“常州历史文化保护区”、1996年为常州赢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常州市前后北岸老街区,成为“地块改造工程”的牺牲品,土地用途是“文化娱乐、商业、办公、旅馆、文保”,目的是“进行房地产开发”。
到2005年底,常州拆除了文保单位6座,分别是:胡故居、青果巷八桂堂(新建假古董)、吴氏中丞第屠寄故居(新建假古董)、黄仲则故居(新建假古董)、西瀛门城墙(新建假古董)、青果巷唐氏宗祠楠木厅(新建假古董)。
到2005年底,常州全市27个文物控保单位被拆除11个,分别是:明八角井、清代建筑邹浩祠、清庄氏塾馆及星聚堂明式轿厅、庄氏济美堂、清先贤卜子祠、清志王府(新建假古董)、清费氏庭院、清恽氏庭院、民国民元里民宅、民国玉佩弄民宅、民国“天友来”店旧址。
国务院文件规定:要成为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必须要保护好三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保护城市里所留存的历史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遗存;第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和能够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景观地带;第三,保护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反映城市特色的东西,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东西。常州因为拆文物,曾经三次丧失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拆明代园林“半园”,第二次是在1991年至1992年拆清代洪亮吉故居,第三次则是因为拆恽氏庭院。
(二)历史古镇缺乏保护规划,保护开发滞后
2000年常州市就已经列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却忽视了历史文化镇(村)的保护,至今,该市尚未有一镇一村列入省级保护名录。常州市没有及时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规划,在这方面工作相对滞后,虽然《文物法》颁布以来,人大、政协进行过一些调研,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也提出过相关提案和建议,但未有实质性进展。
(三)许多古镇基于经济利益和保护观念淡薄,破坏严重
古镇居民在村镇建设的过程中普遍认为历史遗存的古街镇是落后破败的象征,必须大拆大建,否则有碍地方形象。有的甚至认为保护古村古镇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一些地方领导不愿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相当部分的历史文化镇村已经遭到破坏。湖塘桥、雪堰桥、横山桥、戚墅堰、奔牛镇等地曾是常州市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核心区域内进行改建,老街改成马路、弄堂变成新巷、百年古桥纷纷拆除。杨桥、焦溪、孟河的一些历史建筑虽然有的已列入文保单位,但因为缺乏修复资金,也危在旦夕。
(四)文物保护资金严重缺乏
市政府对文物保护方面的投入共分两块,一块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城市维护费中安排1%用于文物专项维修的资金,每年为80万元,另一块是每年从全市社会事业经费中安排6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文物保护工作。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但多年来常州市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一直没有增加。由于近几年常州市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文物保护资金的不足,制约着常州市文物保护事业的顺利开展,影响了市政府提出的文物保护单位三年修缮任务的完成。
(五)常州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后发劣势
古镇旅游已成为旅游业的一个热点,各个省市纷纷上马进行古镇的开发。但新开发的古镇如何在已有的众多古镇中突围而出,创立自己的品牌,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苏南古镇由于民风民俗、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大部分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如何避免常州古镇的开发不沦为周庄、同里等地的翻版,成为“小周庄”,“小同里”,是常州古镇开发面临的艰巨任务。如果不能打响自己的品牌,过多资金的投入只能造成浪费。
三、常州古镇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成立古镇保护和开发的专门机构,直接对市政府负责,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聘请文物保护、建设规划的专家组成
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当然可以由民间和私人进行投资、参与,但巨额的保护开发资金,长期规划的实施,消除急功近利,培养古镇居民的文保意识,都需要政府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周庄、同里、木渎的发展模式,成立市、区、镇三级的古镇保护与开发的管理体制。
(二)加强对现有古镇文物古迹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古迹如戏楼、石桥、遗址、名人故居、清代民居的保护和修缮工作
古镇建筑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在对建筑文物进行修缮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同时拆除妨碍古镇景观的现代建筑,将水管、电线、排污管道等埋于地下。
(三)加强古镇建筑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加强文物古迹保护的立法工作,在古镇保护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虽然常州已出台了很多文物保护的法规,但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随意破坏、拆除、盗卖文物建筑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古建筑材料被运到苏州无锡进行古建筑的修复。因此,制定严格的文物保护法规并严格执行是市政府着重要解决的问题。
(四)做好常州古镇旅游的宣传工作,加强常州古镇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的宣传,力求树立品牌,打开知名度
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与古镇品牌的树立相配套,孟河的齐梁故里,焦溪的石头建筑,杨桥的原汁原味的晚清建筑都是宣传的重点。常州古镇虽有开发晚,破坏严重的劣势,但保护较好的几条古街受商业化影响较少,古镇风貌未遭到商业化的破坏,这是其相对于其他已知名古镇的优势所在。
(五)避免与其他地区古镇开发的同质化
文物保护概念范文6
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制度性的发展。1931年，《雅典》中明确提出“有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并强调各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紧密联系；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是“周边环境”保护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别提到：对古迹的保护，还“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1976年，《内罗毕建议》明确了“周边环境”的保护也是对文物整体美感的保证；1979年，《巴拉》提出了“文化意义”的新概念——应当保留适当的直观环境和其他对该地点文化意义有帮助的部分④，这使“周边环境”的理论内涵更深一步；1987年，《华盛顿》提出了历史城区的概念，并提出保护居民生活方式，使得“周边环境”的保护从物质内涵拓展到非物质内涵。2005年，《西安宣言》阐释了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的重要性，并提出保护策略。各国在共同推进“周边环境”理论发展的同时，也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1）法国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在此理论基础上，将保护对象分为三个领域；①文物建筑及周围区域；②历史保护区；③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⑤。1943年，法国制定了《文物建筑周边环境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进行保护，并将文物建筑周围半径500m的区域划定为保护范围。提出对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等。1962年，法国颁布《马尔罗法》，提出了“保护区”的概念，将保护对象从单体扩展到历史区域。同时，法国还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来应对周边环境范围划定的局限性。例如，1993年颁布的《景观法》明确规定了“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并将规划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从而为每个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保护可以因地制宜，以适应不同情况。（2）英国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保护体系主要分为登录建筑与保护区。1882年，《古迹保护条例》规定“保护建于1700年以前的历史古迹及周边环境”；1947年，《城乡规划法》建立“历史建筑的分级登陆制度”，着重登记历史建筑和一些有特点有价值的建筑及周边环境；1967年，《城市宜居法》提出“保护区”的概念：规定由地方规划部门将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意义的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其周边环境）划定为保护区；1990年，《登录建筑和保护区会规划条例》进一步定义了“保护区”的概念——“具有特殊历史或建筑的价值，并且其内在特点和外观需要保存的地区”。由于英国将个体或者区域与“周边环境”结合起来看成一个整体，所以，“保护区”的范围十分灵活，有很多保护区甚至没有明确边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具体地段、地区的特点来定是否需要划出明确界限。在实践过程中，英国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3）日本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在“周边环境”保护理论方面发展较晚，但率先提出非物质层面（如民俗、庆典等）的保护。早先《古器物保存法》（1871年颁布）和《文化财保护法》（1950年颁布）还只是针对本体；1966年，《古都保护法》开始确立保护古迹的周边环境；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第三次修改中提出“保存有影响的行为”，并提及“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保护；近年来，“无形民俗文化财”的保护又从单体发展到单体所在的整个区域。由此可见，日本综合了本体和“周边环境”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统一性。
2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案例分析
2.1法国里昂旧城大剧场
里昂市政府在划定该剧场的保护范围时，将周边的里昂旧城区一并列入“受保护建筑”一列，这恰好体现了法国在重视个体与“周边环境”同等性方面的特点。在总体规划上，剧场周边的新建建筑尽量与整个街区协调，重点烘托剧场氛围和历史街区场所感（图1）；此外，该剧场保护范围的划定突破了500m保护范围的限制，将大剧院与周边建筑互为背景，充分展现历史、文化、艺术的底蕴。此外，剧场定期举行演奏会、歌剧，既延续剧场的历史功能，又保持了附近居民的风俗习惯。通过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综合措施，里昂市政府既保护了大剧场又保护了其“周边环境”，并使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富有历史回忆的场所。
2.2英国斯托克斯克罗夫特街区
当地政府从“整体性”出发，根据该区域历史形成过程中的肌理和文脉，梳理街区与“周边环境”的各层关系：首先将围绕街区的一处二级加登录建筑（GradeII*）及多处二级登录建筑（GradeII）划入保护范围，然后规定了“禁止切割文化统一性较强的区域”。例如，“整体”的界线的向南截止于前埃文郡理事会总部，因为这栋历史建筑的地理位置正好可以将保护区与市中心一级圣詹姆斯巴顿环岛隔开；“整体”向西以多芬街（DoveStreet）作为界限将其与金斯顿保护区划分开（图2）。使得本体和周边环境这个“整体”不受周围建筑或街区的干扰，其特色和场所得到完好的保护。
2.3日本川越城“一番街”历史地段
川越市政府进行了精细的空间规划，通过延续历史氛围和传统生活（图3），体现对“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重视。街区规划整理了街道上的电线杆和电线，尽量减少现代设施对历史厚重感的影响；同时，当地还注重保留传统的居民生活与商业形态，如：“果子屋横盯”的诸多店铺出售的糕点还保持着传统的民间风味，让人从视觉、味觉和精神上感受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
3“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反思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周边环境”的理论与实践现状
3.1“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定义
（1）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⑥。（2）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⑦。由此定义，不难发现国内理论定义有以下局限性：①定义侧重于保护遗产本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仅将环境看作遗产对于外界的缓冲区；②仅强调物质层面，未明确提及非物质层面；③定义的笼统性、模糊性将造成操作的混乱性：目前“两线”的划定原则在国内各地标准不一，出现所谓“四至”——文物四周向东、西、南、北扩一定距离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再向四个方向扩一定距离为“建设控制地带”。这样的定义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破坏了本体与“周边环境”紧密的关系——物质和非物质（人文、宗教等）层面的联系，因为它们自身以及彼此都离不开每一个组成元素，在保护过程中，任意一个元素的缺失，都会严重损害遗产本体的真实性。
3.2国内相关案例反思
（1）上海思南路革命历史保护区1991年，政府划定了上海思南路革命史迹保护区的保护界线以及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限的划分完全依照既有的路网进行，没有考虑“周边环境”对保护区的影响，同时也没有结合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进行。1992年，交通规划部门在保护区上空建起了50m宽的高架公路，割裂了保护区的完整性（图4）。因为未对“周边环境”和潜在影响进行的严谨分析和判断，使得保护区的革命历史场所感受到很大影响。（2）广州三元里古庙广州三元里古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200m2有余。古庙几经修缮，虽然得以较好的保存，但是周边环境不容乐观。三元里古庙南侧树立着一排排3~4层高的民居楼，建筑形式杂乱，建筑底层店铺也没有统一规划。古庙东北侧紧邻源中路、广源高架路，且入口正对道路，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图5）。三元里古庙站距古庙围墙只有几米，公交车进、出站时的刹车声和启动声以及道路、高架上来来往往车辆的噪声打破了古庙本该宁静的氛围。不管从物质还是非物质层面，古庙“周边环境”的保护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4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
理论在国内的尝试——“嘉定高氏住宅”保护（1）项目信息高氏住宅为嘉定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民国时期建筑，位于嘉定老城中心。2011年政府公布的高氏住宅保护范围为：北、南、西三面向本体以外各10m，东至横沥河；建设控制地带为：北、南、西三面在保护范围处再向外扩各10m，东至横沥河（图6）。（2）“周边环境”现状西临南大街，东枕横沥河，北有法华塔，南有嘉定孔庙，所处环境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目前高氏住宅南侧院落中有两栋后期加建的一层平房，院落后便是5层楼的住宅小区，使得观赏文物建筑正立面的视线严重受阻。住宅南侧庭院内杂草丛生，围墙外环境杂乱，严重破坏了建筑的整体风貌（图7）。（3）现状剖析死板的界限划定，没有抓住“周边环境”的本质内涵，加之后期的操作不规范，使得古建筑风貌无存。（4）保护实践在对高氏住宅保护范围划定上，本项目结合了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相关经验，具体采取以下几点措施：①将住宅与周边环境看成一个整体。保留高氏住宅南侧及东侧的院落；同时，院落里的古树、青砖铺地等历史元素，均被看作高氏住宅的一部分予以保护；②将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控制高氏住宅周边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等；③根据地块原有肌理，重新进行“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具体操作时，不切断与周边原有建筑联系，保持保护区域整体性的同时也方便保护措施的实施；④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由于高氏住宅周边已有较多的加建改建现象，因此在范围划定后，要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如南院落中的加建平房、南侧5层小区，虽然在保护及建设控制范围之内，但并不属于有价值的保护因子，在具体操作时，不予考虑；⑤保护“周边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高氏住宅目前空置，其周边有一些空间肌理类似的住宅，在保护时，应保护周边住宅原有的生活形态，也为高氏住宅注入了新的活力。
5总结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