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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范文1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史研究范文2
关键词：区域文化；本土品牌；文化认同；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57-02
随着我国国家地位的日益提升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强，愈来愈多的消费者趋向于认同并购买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商品。然而当下本土品牌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停滞化、低端化和缺乏文化积淀等问题，同时年轻消费者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也发生着巨大改变。本土品牌面临着落后于国际品牌的不利局面，亟待用有效的品牌策略予以回应。本文针对区域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探讨其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影响，并研究不同特征变量的消费者对区域品牌的偏好差异，为区域品牌的长远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指导意见。
一、相关理论
1.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区域里点滴所形成，为当地所特有，成为某一区域的品格象征，也是一个区域的灵魂和内涵（谭希培，2005）。行业、企业及其产品中蕴含的文化要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在“区域文化”中体现出来。区域文化可以赋予品牌深刻和多角度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品牌定位更加清晰。有效的品牌文化传播可以培养消费者精神层面上对品牌的认同感，可以让消费者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从而在消费产品时潜移默化的体现出来并形成品牌忠诚。从经济层面来看，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的增长点，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相较于其它领域，政府在区域文化和区域品牌发展领域中的战略制定与政策导向具有突出的作用。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品牌，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文化的传播。
2.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可以被定义为区域消费者出于对本地区文化的认知与热爱，和对外来商品对区域利益造成危害的担忧，从而产生的对本区域品牌的认同和推崇，以及强烈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文化认同也是个人对某特殊文化的憧憬式情感，是一种集体认同。区域文化认同可以通过许多方式体现出来，比如遵循统一的文化理念、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在如今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遭到了挑战，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了文化冲突，导致消费者的文化认同危机。相关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与其对于国产品牌的态度呈正相关，与对外来品牌上的态度呈负相关（王海忠，2002）。Klein（1999）等认为国家认同是解释消费者本土品牌偏好等消费行为的重要变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具有更高区域文化认同感的消费者会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品牌的商品，同时对外来品牌可能会存有偏见。因此构建区域品牌识别成为塑造区域品牌的核心内容，从而使消费者形成对区域文化独特的认知及情感。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1.问卷描述
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年轻消费群体愈来愈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消费观念兼具理性与个性化，喜欢并乐于尝试新鲜、创新的事物，研究这类群体的消费偏好与行为更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选择年轻群体（大学生群体）。研究采用问卷调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发放200份问卷，最终得到183份有效样本，有效率91.5%。样本来源涉及中国12个省份和5份国外样本。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消费者区域文化认知度的测量；第二部分是对消费者区域文化情感态度的测量；第三部分是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测量；第四部分是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调查。其中区域文化认知度与情感态度测量采用五级语义差别量表。
2.区域文化认同意识的因子分析
首先对区域文化认同意识量表进行测项纯化，前12个测项形成一个用于分析的量表，研究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Cronbach α系数法、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相关性分析等对样本数据中的区域文化认同意识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KMO值为0.788，可知结构效度好，适合作因子分析。Cronbach’s α为0.768，表明信度较好；其次，对测量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从问卷的三个部分中提取出了三个主要因子：消费者对家乡本土品牌的认知认同、消费者对家乡本土品牌的情感认同、消费者对家乡本土品牌的行为态度，并与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消费者所居住的城市区域两项个人特征变量进行关联。
3.区域文化的相关性分析
消费者区域文化认知与消费行为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628，表示两者之间存在完全相关且为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相关的双侧显著性值为0.004
同理可知：消费者区域文化情感与消费行为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03，表示两者之间存在完全相关且为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相关的双侧显著性值为0.006
研究发现：由于消费者对家乡地方品牌长期接触，会对家乡（区域）品牌产生情感，进而支持家乡（区域）品牌的发展。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处于小城市的人更加支持地方本土品牌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的人视野较开阔，见多识广，消费意识趋于理性，更加偏向国际化品牌；相反，小城市的人接触外来品牌的机会较少，视野相对于大城市较狭隘，乡土情结较重，因此更加偏向本土品牌。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支持本土品牌的发展，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加注重产品的文化底蕴。
4.消费者区域品牌偏好的测量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选择本土品牌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具有传统文化特色以及人们固有的怀旧心理驱使；区域品牌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老套，不够创新，没有品牌特色；消费者了解区域品牌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亲身体验以及亲友推荐；区域品牌吸引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是突出产品特色以及品牌文化；区域品牌可以通过拍摄纪录片，设立相关的旅游路线进行宣传，公共机构可以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使区域文化得以弘扬与传承。此外要与外来文化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这些调查结果为区域品牌的经营与创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宝贵的参考意见。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1.结论。首先，调查发现，在区域文化背景下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区域文化认同度越高的消费者越偏爱购买区域品牌的商品。相比于大城市，来自中小城市的消费者更加偏爱购买本土品牌。
其次，区域品牌发展停滞不前并落后于国际品牌的原因主要有区域品牌没有突出品牌特色；不够创新；品牌宣传不足等。本土品牌应改变低成本、高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创造出品牌的情感性和象征性特征，增强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文化认同感，使消费者形成对产品的偏好和依恋。同时，本土品牌还要利用当前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强化区域品牌的民族文化诉求与品牌传播。
2.启示。第一，企业可以根据文化认同偏好，深耕市场，打造清晰独特的区域品牌形象。例如卫岗牛奶走进社区，让居民可以足不出户就品尝到新鲜健康的奶源，联合快报将最新最好玩的卡通实景游戏搬进了社区。企业还需突出区域产品特色和品牌文化，在建设中巧用“区域文化”的古老元素，能使区域内成员产生一种群体归属感。例如南京地区的老字号餐饮品牌：南京大排档，就是对区域品牌店面的选址以及装修进行升级，融入经典的区域文化、世代传承的习俗，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激发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和依恋。
第二，运用更具时代感的文化元素，吸引有着国际化视野的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年轻消费者关注品牌文化是因为它是一种精神象征，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外在体现。区域品牌要洞察消费者怀旧与追新的双重特性，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对外来品牌的优点进行学习与借鉴，重视区域文化与时代的融合。在广告传播、公共关系、品牌代言中采用体现时代感的传播元素进行诉求，使消费者产生积极的印象。例如，常州淹城春秋乐园，通过声光电科技手段再现春秋历史场景，让年轻人对地方渊源流长的文化感到自豪，就是利用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让区域品牌借势传播。
参考文献：
[1] 陈令军.谈如何利用区域特色文化推进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J].商业经济研究，2015（31）.
[2]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历史研究，2010（1）.
区域史研究范文3
摘要
预取作为一种提升存储系统性能的有效手段被广泛使用，然而传统的预取算法大多基于顺序性访问特征的探测，这使得它们在非顺序数据访问环境下很难奏效，甚至可能因为预取准确率较低而对存储系统的性能带来负面影响．而基于频繁序列挖掘的预取算法则能够通过分析数据的访问行为找出潜在规律，从而能在非顺序访问模式下也取得一定的性能提升．同时，为了应对某些缓存受限的应用场景，如嵌入式系统，预取算法通过提高分析的准确率减少预取可能对缓存带来的不利影响．新提出的预取算法基于频繁序列挖掘技术，并使用字典树组织预取规则，通过多步匹配和子树分割技术精细地控制规则的使用，提升预取的准确率，从而使得预取算法能够有效提升存储系统的性能.
关键词
频繁序列挖掘；预取算法；字典树；多步匹配；子树分割
频繁序列是指在一组有序的数据列组成的数据集合中，出现次数不小于阈值的序列．频繁序列挖掘算法属于数据挖掘的一个分支，它于1993年由Agrawal等人［1］提出，至今已经有20多年历史．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频繁序列挖掘算法，具有代表性的有Apriori［2］，PrefixSpan［3］，CloSpan［4］等．预取作为一种提高性能的有效手段已被广泛用于各种存储系统中，而通常提到的预取大部分是基于顺序访问特征，例如Linux内核使用一种带有预取窗口的顺序预取方法［5］，DiskSeen［6］采用一种基于历史访问信息分析的顺序预取方法，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开销小，很多情况下对性能的提升也非常明显．然而顺序预取并不适用所有情形，特别是当数据布局是非顺序时，例如文件系统中元数据信息的访问、数据库文件内部的索引结构等．这种非顺序的频繁访问模式在存储系统中是比较常见的，于是出现了针对频繁序列访问模式的预取算法，最有代表性的是C－Miner［7］和C－Miner＊［8］，它们通过频繁序列挖掘算法生成规则集，然后根据规则判断需要预取的数据块，但是它们挖掘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开销比较大，而且对规则的利用不够准确高效．本文提出的Trie预取算法针对频繁序列访问模式，改进了频繁序列挖掘算法，并采用字典树组织规则集，通过在树中匹配序列判断预取的数据块，预取的准确度更高．
1算法架构
如图1所示，Trie预取算法包括3部分，即缓存管理模块，频繁序列挖掘模块和预取模块．缓存管理模块用于缓存块设备上的部分数据，如果上层用户请求的数据在缓存管理模块中，即缓存命中，则直接将缓存管理模块的数据返回给上层用户；如果不在，即缓存不命中，则需要向底层块设备发出读请求，并将取到的数据拷贝一份放入缓存模块中，同时将数据返回给上层用户．缓存模块用LRU（leastrecentlyused）算法管理．频繁序列挖掘模块收集到达缓存的用户请求元数据信息，并把它作为样本序列，当样本序列达到预先设定的规模时，执行频繁序列挖掘算法，输出频繁序列数据集，即关联规则.预取模块产生预取请求．当用户请求在缓存模块不命中时，预取模块会搜索关联规则，若找到与该请求相关的关联规则，则根据这些关联规则产生预取请求．
2频繁序列挖掘算法
2．1请求序列预处理存储系统中用户请求序列是单个长序列，无法直接适用频繁序列挖掘算法，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个长序列分割成多个等长的短序列．算法参考C－Miner的预处理方法，采用非重合式等长分割．同时，短序列的长度根据经验预先设置一个合适的值，因为如果短序列的长度太长会导致挖掘算法的开销剧增，长度太短则可能丢失大量的频繁序列信息．
2．2频繁序列挖掘频繁序列挖掘算法的核心数据结构包括一棵字典树和一个散列表，其中字典树用于保存所有的频繁序列信息，散列表用于临时保存已处理的结点的信息．算法开始时，字典树只有一个空的根结点指针head，散列表为空．为了提高挖掘效率，算法一方面根据频繁条目集合对初始的数据集进行修剪，从而大大减小后续操作中数据集的大小；另一方面，利用散列表快速判断等价结点，从而减小递归深度．具体处理步骤描述如下：输出：以字典树组织的频繁序列集．步骤1．对初始数据集S进行统计，得到所有长度为1的频繁条目，组成频繁条目集合．如果此集合为空，则整个算法结束；否则创建head结点，将集合中的条目存放在head结点中，将head结点作为当前结点，并进入步骤2．步骤2．根据步骤1中得到的频繁条目集合对初始的数据集S进行修剪，除去S中的非频繁条目，得到精简的数据集S′，将S′作为当前数据集，并进入步骤3．步骤3．根据当前数据集的大小快速判断当前结点在散列表中是否存在等价的结点．若存在等价的结点，则算法对当前结点的递归调用结束，并进入步骤5，否则进入步骤4．步骤4．取当前结点的1个条目生成相应的数据集，如果该条目的后缀数据集不为空，则为此条目创建1个新结点，并把新结点作为当前结点，跳入步骤3，否则继续对当前结点的下1个条目作步骤4的操作；如果当前结点的条目全部处理完，则进入步骤5．步骤5．判断当前结点在字典树中是否存在未遍历的兄弟结点，若存在，则把兄弟结点作为当前结点，并转入步骤3，否则将当前结点的父结点作为当前结点；如果当前结点是head，则整个算法结束，否则重复步骤5．挖掘算法结束后，规则树中有很多并不是闭合的频繁序列，需要对它们进行删除．由于散列表中保存的结点在具有等价后缀数据库的结点中，均是最长的序列，因此对散列表中所有的结点进行扫描，查找到所有叶子结点，将它们标记为FLAG＿CLOSET，并将它们的所有祖先结点标记为FLAG＿INUSE．散列表扫描结束后，对之前生成的频繁序列集进行整理，仅保留标志位FLAG＿INUSE的结点，新生成的树则为最终的频繁序列规则字典树．如果把挖掘的频繁序列的长度限制成1个常量，则此算法在最坏情况下与CloSpan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相当，即为O（n2）［9］，同时，由于在CloSpan算法的基础上做了上述优化，所以新算法的计算开销更小．
3基于字典树匹配的预取算法
为了能够有效存储和使用挖掘算法输出的关联规则，预取算法采用字典树组织规则．任何一条频繁序列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一旦检测到某个频繁序列的第1个请求时，预取算法就将该频繁序列中的所有其他请求预取到内存．图2描述了一棵简单的频繁序列规则树，它包含5条频繁序列｛abcd，aefg，aefh，b，cfai｝．其中，所有规则的前缀都分布于规则树的第1层，那么当请求到来时仅需要从规则树的第1层查找访问请求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表示在接下来的访问可能对应于请求子树中的某一条频繁序列，需要将这棵树的子树预取到内存中．例如，如果探测到请求条目a，则将a的子树的所有条目｛b，c，d，e，f，g，h｝预取到内存中．虽然在频繁序列cfai中，条目a与条目i也存在关联关系，但是由于没有探测到条目c的到来，i不会被预取．采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大量减少无关数据的预取，从而减少预取的失效率．然而，当字典树具有较多分支且树的深度较深时，上述预取方式仍然会导致过度预取，特别是当系统缓存比较小时，这种预取方式可能给系统带来更大的负担．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预取的精度，提出了多步匹配和子树分割的方法．
3．1多步匹配上述提到的基于字典树匹配的预取算法仅仅通过匹配频繁序列前缀的首个条目，就预取该条目的所有子树上的条目．如果某条目有多棵子树（如图2中的条目a有2棵子树），那么预取时将会把这2棵子树上的所有条目都预取到内存中，但实际上可能只有1棵子树将被访问，特别是当子树很多时，这种预取的正确率更低，带来的开销也更大．多步匹配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当一个条目有多棵子树时，先把此条目保存在一个队列结构中，当该条目的某个子树的根条目被访问时，则将这个子树的根条目也加入到此队列中，直到一个频繁序列的前n个条目都出现时，才把此频繁序列的后续条目全部预取到内存．具体的做法是在缓存中创建一个队列，每当一个新的请求到来时，通过对比队列中已经匹配的前缀，决定是否进行匹配层级增加或者进行预取操作．图3模拟一个正在运行的多步预取队列，设定的预取步长为4．在条目f到达之前，匹配队列中维护着若干个已经匹配的条目，队列的每个结点保存一个条目的数据块信息及当前已经匹配的层级，同时还有一个结构指向规则树中已经匹配到的结点．当f到达时，从LRU队列的顶端查找是否所指向的树结点的子结点中存在f，如果存在，则将结构放到LRU的顶端，并且匹配层级自增1．例如，从图2可以看出，条目e所在的结点的子树中有f，所以当f到达时，用f替代e，并且将此结点的匹配层级变为3．如果经过变化的匹配层级达到多步预取的步长4，则进行预取操作，并且将该结点删除；否则没有达到预取的要求，继续进行后面的操作．
3．2子树分割多步匹配策略提高了预取的准确度，而且步长越长，预取的准确度也越高，然而如果步长设置过长，则预取的数据会大大减小，使得预取的效果被削弱，而且匹配带来的开销也会增大，故在使用时需要设置一个比较合适的步长．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超过设定步长的子树仍然有很多分支，此时多步匹配对精度的提高就比较有限．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提出子树分割的策略，即将规则生成树进行预处理，使得规则树的高度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而分割后靠近叶子结点的部分挂载到另外一个线性表中，只有在实际访问到某棵子树的父结点时，才将其预取到缓存中．图4描述了对前面描述的例子中的子树进行分割的过程，设定子树分割的深度为2，那么将初始的规则树深度为2的子树全部切割，挂载到一个数组下面．当条目a的请求到来时，根据规则树将b和e预取到内存中，但却不预取它们各自的子树cd和fgh．而且随着请求的继续，若某一时刻，条目e在内存中命中，并检测到该条目e是某一棵子树的根结点，那么通过其ID查找到相应的子树，从而将子树预取．
4实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的负载采用惠普实验室的HPCello96数据集，它是1996年在惠普Cello系统上跟踪采集的2级磁盘IO请求，而Cello是由一组研究者用来作仿真、编译、编辑文档和收发邮件的分时共享系统．为了验证算法，搭建了模拟实验原型系统，原型系统的架构与图1基本吻合．实验平台是1台浪潮NF5280服务器，具体的硬件配置如表1所示．原型系统运行于64位RedHatEnterpriseLinuxServerRelease5．3操作系统上，它是自主实现的一个用户态仿真程序，包括缓存管理模块、频繁序列挖掘模块和预取模块，其中缓存管理模块不存储真实的数据，只存储请求的元数据信息，因为通过元数据信息就可以判断是否命中．实验方法分2个阶段，第1阶段是频繁序列挖掘阶段，此阶段尚没有关联规则可用，所以预取模块不可用．当关联规则树生成后，程序进入第2阶段，此阶段预取模块是可用的．分段的标准是trace文件中前半部分的IO请求属于第1阶段，后半部分属于第2阶段．这种实验方法是参考C－Miner中的做法，方便与之对比．图5和图6分别描述了不同算法的命中率和预取准确率的比较情况，缓存大小为64MB．其中LRU是标准的缓存替换算法；C－Miner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频繁序列预取算法；Trie是单步匹配的频繁序列预取算法，是本文的核心算法；Trie（3）是3步匹配的频繁序列预取算法，是对Trie的一种改进；Trie（3）＆CutTree是同时使用3步匹配和子树分割策略优化的频繁序列预取算法，是在Trie（3）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优化．从图5可以看出，LRU算法的缓存命中次数在580000左右，其他4种算法的缓存命中次数均在750000左右，即Trie（3）＆CutTree算法的缓存命中率比LRU算法提高29．3％，与C－Miner算法的缓存命中率基本一致，但Trie（3）＆CutTree的预取条件更严苛，所以它的预取次数比C－Miner减少40％左右，缓存替换次数比C－Miner减少8％左右．从图6可以看出，Trie（3）＆CutTree的预取准确率是最高的，达到92．9％；C－Miner的预取准确率是最低的，只有75．4％；另外，LRU算法不存在预取，所以不考虑它的预取准确率．从而，根据图5和图6可以得出，Trie（3）＆CutTree在缓存命中率与C－Miner达到相同效果的情况下，预取的准确率更高，从而能够有效减轻磁盘负担，并降低缓存替换的频度．
5结论
区域史研究范文4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1]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3]。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b]，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j。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
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三、区域文化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看法
目前的区域文化研究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就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略陈管见。
（一）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而成为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即围绕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方面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巴蜀文明特征、国家与文明起源、城市、青铜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广东省政协、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天文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维度，探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承传与互动、升华与发展，以进一步挖掘、彰显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同样，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有赖于加强多科际之间的整合，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二）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1871年发表以来，便为人类学家所应用。以后，传播学派的先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根据历史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价值，各族间的联系，包括诸如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当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拉策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关系史的一种方法。2010年6月，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2010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不少学者分别就三峡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峡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生着一些联系。夏商周时期这种联系不断加强。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先后受到楚、秦两地的直接影响，也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三峡地区文化被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秦汉文化迅速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峡江地区，存在着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藕塘遗存和玉溪文化四类遗存，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和交流。”[8]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也昭示着未来区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学术趋势。
（三）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区域史研究范文5
体育休闲旅游对邯郸市经济的影响
(一)体育休闲旅游对邯郸市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邯郸市经济增长。体育休闲旅游业经济作用不可小视，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的消费模式，其发展、更新速度要高于其他消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为满足人们追求刺激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兴经济行业。体育界的赛事也同时是旅游者的盛会，值得说的是有影响力的重大体育赛事，都是激发旅游动机的强大吸引物。这几年来邯郸市也看到了发展体育休闲旅游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在动力，先后开发了一些体育休闲旅游产品。除了体育休闲旅游的直接收入可观外，由直接收入衍生出的间接收入和诱导收入也影响着邯郸市的GDP，推动了邯郸市的经济增长。
2.扩大了邯郸市劳动力就业的机会。体育休闲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岗位层次众多，它要满足体育休闲旅游者在体育休闲旅游活动过程中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求，相应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许多服务岗位的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家庭妇女和尚不具备技术专长的青年即可胜任。在旅游接待工作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为许多工作都必须靠员工手工操作，而且需要面对客人提供富有人情味的直接服务。邯郸市是人口大市，体育休闲旅游资源丰富，大力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业，是保障社会稳定,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是邯郸市经济旅游收入之外的重要目的，对实现中原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邯郸市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一些国家级的贫困县，许多体育休闲旅游胜地都在偏远的山区。随着旅游地的开发，贫困地经济收入增加，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业率扩大，居民有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经济的增长，税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又改善了投资环境，有助于当地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使当地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二)体育休闲旅游对邯郸市经济的消极影响
1.引起当地物价上涨。旅游者的收入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体育休闲旅游者本身更是属于高消费的阶层。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能以相对比较高的价格来购买食、宿、行中所需要的物品。所以难免会引起旅游地的物价上涨。作为发展中地区的邯郸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劣势，这势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
2.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体育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会扩大对土地的需求，旅游设施的建设会导致对土地需求的扩大和土地价格的上升。此外，从事旅游服务业的收入比务农的收入要高，大量的劳动力就会放弃耕作农田而去从事旅游服务业，而另外因建饭店、旅馆等也会占用耕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严重损害了农业的正常生产。邯郸市是人口大市，保证人的吃饭问题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发展体育休闲旅游可能致使产业结构发生不利的变化。
3.影响经济稳定。体育休闲旅游是一项综合性和依托性极强的产业，体育休闲旅游的高度依托性决定了体育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要受交通、电力、通讯等相关行业的严重制约，这是体育休闲旅游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这些因素发生不利变化，将会导致体育休闲旅游需求大幅下降，甚至整个经济都将受挫，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
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的资源
体育休闲旅游人才资源。体育休闲旅游人才是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和体育休闲旅游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需要懂经营、懂管理、懂法律、懂体育、懂旅游的复合型体育经济人才。在体育休闲旅游人才的培养上，应加大旅游教育和培训力度，目前邯郸市有些高校已率先开设了休闲旅游及体育休闲旅游专业，举办了短期的休闲旅游、体育休闲旅游业务的培训，根据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的特色，加强专业结构设置的研究，为邯郸市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复合型的旅游及体育休闲旅游管理人才奠定了基础。
特色文化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可以丰富体育休闲旅游的内涵。邯郸市是仰韶文化的故乡。夏商周三代文明，邯郸市独领。西汉魏晋，邯郸市依然举足轻重。唐至北宋，反映了邯郸市在我国古代文明中最后的辉煌。众多的历史遗迹、文化名城，为邯郸市开发特色文化体育休闲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游客能够参与具有浓厚邯郸市文化特色的造型展示、乐舞表演、古战场打斗、古代游戏等体育休闲旅游活动。
(二)发展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基础
消费观念的变化。随着邯郸市居民收入的增加，体育消费水平提高较快，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模式在过去的1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出体育休闲、旅游的次数呈上升趋势。而体育休闲旅游恰好迎合了新兴的大众需求，以其改善体质、健身强体、融入自然、放松身心的强大功能，从一开始就备受欢迎，为邯郸市的旅游产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市场需求增加。这几年来，邯郸市旅游业发展迅猛，假日旅游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据统计邯郸市这几年来假日旅游场景火爆。就参与活动内容来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一些能够促进身体健康，释放紧张情绪的体育休闲旅游项目。
(三)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邯郸市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体育休闲旅游开发的整体规划与开发投入、开发力度和深度不够;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业运作模式，体育休闲旅游资源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邯郸市地大物博，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大部分资源处于起步阶段，以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为切入点，实现邯郸市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较大的发掘潜在动力。邯郸市各地专题旅游活动丰富多彩，与体育巧妙结合、联姻发展，不仅投资少、见效快、利润大、创汇多，而且显示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及双赢效果，也为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使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由长时间的驻足不前逐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前景分析
(一)影响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因素
政府因素。政府对体育休闲旅游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壮大程度。政府重视，体育休闲旅游业从政策、资金、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市场开发等各个方面都会得到大力扶持，体育休闲旅游经济的发展就会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体育休闲旅游经济就会得到较大发展。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着旅游市场的发育程度。体育休闲旅游业是一种高消费的休闲产业，只有邯郸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有了进行锻炼和旅游的愿望和需要、时间和资金的保障能力，体育休闲旅游才能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体育休闲旅游经济才能成为邯郸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因素。社会的安全程度是体育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邯郸市各地民众对旅游者的亲和程度、包容程度，体育休闲旅游方面的领导、管理、技术指导、安全保卫、理念导向、资源开发、综合接待、全面服务的程度，都直接关系到体育休闲旅游者的愉悦和信心程度，各类体育休闲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领导和管理人才等更是体育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旅游自身因素。邯郸市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业，应当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众不同的民俗和风情、历史与文化，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以及较强的综合接待能力等。此外，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业是否有后劲，能否可持续发展是影响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二)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经济存在问题及发展优势
未来几年邯郸市体育休闲旅游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对体育休闲旅游提出更高的要求；行业竞争日益加大；外出打工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等。
区域史研究范文6
如何加强对学生的校外教育和管理，让学生“在家成为父母的小帮手，在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小公民、在学校成为同学学习的小伙伴、在公共场所成为社会的小卫士、在独处时成为独立自主的小主人”，这是当前学校教育中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1 当前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上存在的问题
(1)社区教育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匾乏。长期以来社区教育被视为一种非正规的教育，无法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各种教育资源和硬件设施得不到保障。当前社区教育资源存在着资源的不足、重复建设、资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例如:在社区图书馆中大量的书籍和信息，由于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只有通过社区企业，集体捐款等方式来获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区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一般教育资源的缺乏问题日益明显。
(2)教育开放度比较低。当前运行的系统和管理方案是非常封闭的在社区教育活动中，学校和公共文化部门缺乏让社区成员使用的教学资源系统和相应的体制，使得很多社区的成员不能参与到社区教育中，社区教育内部设施比较封闭严重影响了个区域社区之间的资源分配。
2 基于资源整合的区域社区教育新模式如何构建
“学习社区”(learning community)的概念:其意指由学习者(学生)和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组成的，以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为载体，以促进成员全面成长为目的，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以相互作用式的学习观作指导，通过人际沟通、交流和分享各种学习资源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层学习集体。在学习社区中，成员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
首先，社区教育要制定区域内《社区教育教师下企业、机构，赴外地学习培训的管理办法》。规定社区教育教师每年到企业、机构单位，赴外地参加学习培训的比例达到30%以上，每三年到企业、机构单位、外地轮训一次，时间为20天以上。同时，鼓励社区教育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也可以带课题下企业、机构，与企业、机构开展横向课题的研究。
其次，建立社区教育教师下企业、机构，赴外地学习培训的激励机制。对社区教育教师研究的项目或课题有突出贡献的给予奖。补充社区教育基地第四级网络。为营造便捷、立体、多元的学习环境，在社区群众自发学习交流的基础上，选择公益性的家庭学习单位，通过自身各类学习活动，引导群众参与，使之成为寓教干乐的活动场所。
3 建立成人社区咨询团队
开展社区教育，必须要有相当数量和素质高的社区教育辅导员。按照这一原则，招聘一批师德好、业务精，有一定的号召力，有能力组织和协调社区教育的辅导员，还要聘请更多德高望重的校外辅导员，他们中间包括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工人、医务人员、退休老干部、学校附近的居民等。这些校内外的辅导员在沟通了学校、社会、家庭三间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学校、社会、家庭三方的要求，表达三方的意愿，做到有机配合，力争使三种教育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在要求上取得一致，德育目标同向，德育措施同步，初步形成一个立体的、多方共管的教育网络。
4 社区教育要有创新之处
(1)视角创新。既关注互联网思维的培养，关注学科主题社区的构建，又关注时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和机制的研究都力求收到双重效果；研究立足思想政治(品德)学科教学的实际，针对学生的需求、认知能力和特点，从互联网、时政资源、主题社区合力的角度提升研究实效。(2)成果创新。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关注开发与应用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品德)教学，在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形成时政教育资源主题社区参加“三优联评”活动。(3)方法创新。借助互联网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时政教育由“单一呆板”向“灵活多样”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多给学生一些思维空间，实现由“刻板性”向“策略性”改变；运用个案分析法和行动研究法验证学科主题社区对学生的影响；对时政教育成果和思想政治(品德)教学成果进行调研，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理念等。在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虚无，而是通过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发展规划和不断更新的文件来体现。作为社区教育，只需要把握大的原则不变，去归纳总结经验教训、提升自己的育人手段即可。5“学校+社区”新模式开启生命健康安全教育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