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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1
关键词:经济增长 克强指数 下行趋势 破解路径
经济在运行中有起伏和波动虽然正常,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经济长期增长必将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繁荣富强。伴随着全球经济继续下行,当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下行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得到实质上的验证,面对经济下行的事实,需要分析下行的具体原因,更需要提出化解经济减速难关的路径。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具体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佐证,笔者从国内生产总值、克强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来佐证经济增长减速的事实。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变化趋势
自1978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时有波动,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为GDP)仍保持平均9.85%的增长率,令世人艳羡。根据图1可以看出,36年中经济增长的速率并不平稳,最高的年份是1984年的15.18%,最低的年份是1990年的3.84%,而在过去的5年里,GDP增长率平均8.87%,低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平均水平。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下行,始于2007年。根据图2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更加清晰。如果从季度的角度来分析,除了2009年第2、3、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保持小幅上升之外,2010年第2季度以来的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下降。
(二)克强指数变化趋势
克强指数主要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子指标。耗电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和消耗电量,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区工业生产活跃度以及企业运行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7年之后,我国电力消费增长率呈下降格局,其间有波动,2010年曾有恢复性增长,之后又下降。铁路货运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从物流角度反映该地区工农业生产以至整体经济运行状态。由表2可以看出,从2010年之后,我国铁路货物运输量增长率持续下降。贷款发放量指人民币贷款总额或新增贷款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大头,银行贷款又占间接融资大头,贷款发放情况既反映出市场对当前经济信心,又显示未来经济运行风险度。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9年之后,中长期贷款占比除了2013年有恢复性增长之外,其它时期都在持续下降。
(三)股票价格指数变化趋势
股票价格指数是描述股票市场总的价格水平变化的指标。它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一组股票,将各股票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通过一定的计算得到。股票价格指数的涨跌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人把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称之为实体经济的“睛雨表”。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6124.04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上证综合指数基本上以下跌为主(见表4),至今上证综合指数也没看到大的起色。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发现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GDP增长率持续降低,克强指数的三个子指标一起下行,股票价格指标持续下跌,至今还未见起色。实际上,还有很多其它经济迹象,粗略地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即我国经济遇到了新一轮的减速难关。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原因分析
(一)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增长乏力
从图3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时有波动,其中净出口的波动最大,但由于消费与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净出口的减少率所以我国GDP每年都在正增长。国际媒体曾经这样赞誉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一枝独秀”。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次我国经济未能独善其身,从三大需求增长速度上来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各自的增长率在2007年之后,虽然也有波动,但整体下降还是明显的事实,消费、投资、净出口增长乏力的现实已成长期趋势。
(二)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红利期满
1.低成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曾被世人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依靠的是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目前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巨大优势的劳动力因素,正在面临着从富余到短缺的转折,从图4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经历这一变化,长期趋势会加剧这一过程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还是考虑来自劳动力及相关产品的价格层面的数据分析,都可以做出一个具有历史结论意义的判断:我国在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我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逐步趋紧,人口红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为人口负债,曾经参与国际分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转变。和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同我国形成较强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慢慢地深化为劣势。目前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大体上是泰国的1.5倍,是越南的3倍,是印度的3-4倍。比较优势下制造业面临再一次全球分工,本文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到廉价劳动力优势渐失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确实在下降(见表5)。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现实和长期趋势继续走高,必将影响发达国家在我国制造业方面的直接投资。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对2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制造”的廉价“王位”已遭“罢黜”。该公司合伙人瑟金称,中国的实际生产成本“已接近美国”。调查称,印尼是调查中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回流”。该公司调查了200个大型制造企业,21%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或预备在两年内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而31%开始考虑“回流生产”。
2.经济制度红利正在衰减。经济学家诺斯强调:“增加的路径依赖”,其含义就是增长取决于制度。历史证明最适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回顾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从农村改革的,到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经济特区,从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国企改革的“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纯粹的计划经济到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一经济制度历史变迁中,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勿庸置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极大成功,但今天的经济体制仍然存在继续改革的必要性。据测算我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基本保持递减状态。 世界银行了2013年的营商全球环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营商便利度(仅指中国大陆)在185个国家里仅排名第91位。中国香港排在第2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则排在第4位。我国在185个国家中经商便利度排名和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是不匹配的,说明当前经济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较大。
3.全球化红利遇到困境。21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而大规模地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向外转移。我国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及2001年底加入WTO 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最大的流入地。借助加入WTO的契机,我国大力吸收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红利的最大赢家之一。随着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波的全球化红利基本结束,我国急需调整才能实现与世界的再平衡。根据表6可以看到,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及对GDP的拉动,与消费、投资相比,上一轮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渐渐消失。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破解路径分析
经济增长像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人均GDP的持续增长会使百姓从贫穷走向富裕,我国的改革开放见证了这一过程。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让这一过程放慢脚步,如何平稳度过经济减速难关,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需求管理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的综合管理
虽然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显著,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会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况。一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产能,牺牲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需求管理的政策造成了部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其次,政策刺激下的消费增长,其持续性有待考验,增加居民收入才是刺激消费的根本。未来国家政策需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为主的综合管理,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财税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将来财税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对今日中国来说,“世界工厂”的美誉是不够的,“中国制造”要向“中国精造”、“中国创造”转变,必须在上层建筑层面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给予社会更宽松的人文环境,对知识产权给予更有效的保护和政府层面上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升级、改造。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需要运用市场化的力量进行淘汰、重组,即使不存在产能过程的产业,参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升级,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健康、理性增长。
2.打破非公有资本行业准入限制,引入行业竞争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即产品的供需平衡。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有长期下降的趋势,但绝对额仍然在继续增加且数额庞大,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更多的有效供给。竞争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出更多的有效供给。但我国还存在众多领域对非公有资本存在较高的准入限制,对于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可以引入非公有资本,引入行业竞争,从而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3.实现利率价格市场化、金融主体多元化,支持多元化融资需求并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资金的融通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和重要支撑。利率市场化是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打破国有银行主导天下的格局,推进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积极促成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出现,取消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限制,方能支持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层面上,要针对企业反映的实体经济资金总体紧张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盘活资金存量,优化金融结构,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进金融改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发展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当前,加强民主建设可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破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实现政府和社会同时满意。民主的政府需要懂得民主的百姓,长期来看,这又需要加强公民的民主教育。
(三)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来对各国贫富差距进行比较,联合国有关组织这样规定:如果基尼系数大于0.5,则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这样的社会可能会不断地发生骚乱,甚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如果基尼系数大于0.4,这被称为警戒线,整个社会介于稳定与不稳定的国家级;如果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则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这是最适合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显示:我国的贫富差距比日本、德国、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都要大。凯恩斯指出,一定数额的支出通过乘数效应数倍于原本的支出额引起GDP的增长。通常相对富裕的人群,其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相对贫富的人群,所以通过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可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收入分制度改革中,应该坚持努力做到“授人以渔”,而不能局限于“授人以鱼”。三大主线需要坚守:一是“提低控高扩中”,持续直补农业、加强农民工社保,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行服务业增值税改革、结构性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及中小企业税赋;二是强化社会保障,规范央企分红和推动分税制改革等、财政加大民生投入,强化全民社会保障 、引导民资进入教育、医疗领域,鼓励商业保险;三是提升财产性收入试点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
目前,面对比较严重阶层固化、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这种情况下,国家顶层部门和领导更应该努力促成更大程度上的教育均等、就业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最终实现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均等。
(四)努力创造和实现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率(又称城市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主要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三是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笔者认为“城市化深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市化深化”一方面需要水平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城市化质量提升。
1.城市化水平方面。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介绍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2013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136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这样的水平和全球平均水平相当,这样的水平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提升,应加速城镇化,可喜的是我国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宏伟目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80%城镇化率。
2.城市化质量提升方面。需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生态化,优化城市规模、构建城市圈 ,发展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上述所说的每一方面都有其深刻的内涵,都将从不同角度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农民工市民化层面上,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这2.69亿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将产生巨大的增长潜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再如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层面上,有人将我国大陆的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与世界主要城市进行对比,发现我国除了经济实力方面还能说得过去,在硬件设施、金融成熟度、制度与机构效率、社会与文化、人力资本、环境与自然危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五)创造和抓住机会实现新的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红利
当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失去、当市场化导向的再改革遭遇前进阻力、当全球化红利衰减,我国需要寻找新出路,实现新红利。
1.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我国劳动力的供需逆转,使得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企业主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我国很难再借此获得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想要创造新的人口红利,短期来看,要进一步打破城镇和乡村户籍界限,提高农民务工积极性,增加劳动力供给;长期来看,通过调整计生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数量,此处,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目前,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陆续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数量上占高校总数的50%。通过职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多的“普通技工”向“高级技工”的转变,增强劳动力素质供给与企业对素质需求的匹配性,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精造”乃至“中国创造”的转变,形成新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
2.打造新的制度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现实相对照,会发现我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为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资源、赋予了垄断权力的国有经济规模依然庞大、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导致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的不足和缺陷使得我国的制度红利不能持续下去。
我国需要打造新的制度红利,可以通过全方位进一步改革,来实现新的制度红利。政府职能需要再转变,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需要再退一步,让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满足法制建设、公共服务、市场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政府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国有经济还需要深化改革,落实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留下的国有企业可以进行制度再创新。目前,我国法制体系还需完善,要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拥有有效约束所有人(包括政府各级官员)的宪法,要依据国家宪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要通过法治切实保证公民的基本权益。
3.铸造和抓住新的全球化红利。当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全球经济疲软,我国可以选择进一步对外开放,降低比较优势的产品对外出口的障碍。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战略已经启动,这势必将让我国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拟建设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将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了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创更多的自由贸易区来实现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同时,需要向学习美国,学习它“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如果说曾经我国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抓住了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话,今天则需要转变观念,努力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新的全球化红利有如下特征: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从低级要素利用转向高级要素吸取,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战略机遇。要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需要在我国建立全球性的城市,发展全球化的产业、形成全球性的企业和培养全球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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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2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转贴于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3
[中图分类号] R197.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4208(2008)21-0058-03
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加强公共卫生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与最初设想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为了解某省辖市社区卫生服务经济运行机制的现状,搜集与分析了某省辖市主城区2004~2007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财务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主要收集了2004~2007年某省辖市卫生局下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资源与经营状况相关的数据,以及2007年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准公共卫生服务情况。由于考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站的情况全部上报中心汇总,所以此次收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数据实际上包括其下属站的数据。将2007年的5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据某省辖市行政区划分为A、B、C、D、E、F、G、H八个城区,由于考虑资料的完整性,在进行趋势分析时,仅对2004年已经成立并一直存在的4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统计学描述与分析,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1.5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卫生资源状况与医疗服务情况 2007年某省辖市城区共有5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每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拥有职工91人,实有床位43张,床位使用率35%,房屋面积4553 m2,固定资产830.2万元,总诊疗96 739人次[1]。机构数、职工总数、实有床位、床位使用率、房屋面积、固定资产和总诊疗人次等指标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与2004年相比,2007年某省辖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职工总数呈显著增长,增长了21%,其中2004~2006年基本没有增长,2007年实有床位下降了3%,而床位使用率由34%提高到37%,说明床位利用效率提高了;房屋面积略有增长,增幅为3%;固定资产和总诊疗人次分别增长了36%和35%,说明随着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投入增加和提倡社区首诊制度,诊疗人次呈现明显增长趋势(表2)。
表1 某省辖市5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2007年度卫生资源状况与医疗服务情况
表2 某省辖市43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卫生资源状况与医疗服务的变化趋势
2.2 各种收支结余情况 2007年某省辖市平均每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总收支结余率为0.71%,业务收支结余率为 -11.40%,医疗收支结余率为 -103.76%,药品收支结余率为19.64%。总收支结余率、业务收支结余率、医疗收支结余率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药品收支结余率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2](P<0.05),按结余率的多少排序依次为:G区、F区、E区、D区、A区、B区、H区和C区(表3)。2004~2007年,某省辖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总收支结余率由 -0.51%增长到1.54%,略有结余,这样才会有利于职工福利待遇的提高和单位的长远发展;而业务收支结余率由 -1.40%下降到 -10.45%,说明医院业务收入尚无法弥补业务支出,呈现业务上亏损经营的局面,可能与近年来承担大量无偿的公共卫生服务有关;医疗收支结余率由 -37.38%下降到 -74.19%,这说明医疗收入无法弥补医疗支出,真实地反映出现今医疗价格与医疗价值的严重倒挂现象;药品收支结余率由17.08%上升到19.80%,呈现较小幅度增长(表4)。
表3 某省辖市5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2007年度各种收支结余率(%)
表4 某省辖市43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各种收支结余率的变化趋势(%)
2.3 总收入构成情况 2007年某省辖市平均每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简称财占比)为10.18%,医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简称医占比)为31.07%,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简称药占比)为54.93%,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3.82%,说明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未能得到体现,在政府投入不到位的情况下,社区卫生服务存在严重的“以药补医”现象。其中,财占比、医占比和药占比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财占比的多少排序依次为:G区、A区、C区、F区、B区、H区、D区和E区;按医占比的多少排序依次为:H区、E区、G区、C区、B区、D区、F区和A区;按药占比的多少排序依次为:A区、D区、B区、E区、F区、C区、H区和G区。2004~2007年,某省辖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财占比由6.92%上升到10.96%,说明随着政府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改革力度和调整卫生资源配置,社区卫生服务的财政补助收入在逐年增加;医占比由30.41%下降到29.29%,没有明显变化;药占比由59.41%下降到55.63%,说明随着政府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药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以药补医”现象;其他收入由3.16%增长到4.12%。以上反映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补偿渠道仍然是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
2.4 总支出情况 2007年某省辖市平均每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总支出为1472万元,财政补助收入为152万元,人员支出为373万元,财政补助占总支出的比例(简称财出比)为10.32%,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简称人出比)为25.33%,财政补助占人员支出的比例(简称财人比)为40.75%,如果政府保证单位的人员支出,那么还需补221万元。其中,财出比和财人比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财出比的多少排序依次为:G区、A区、C区、F区、B区、H区、D区和E区;按财人比的多少排序依次为:G区、A区、C区、B区、F区、H区、D区和E区。目前政府投入远不足人员支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但要在人员经费上保证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还要拿出相当大的资金用来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实行信息化管理,同时要做好健康教育、传染病、肿瘤病的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及保健,还要花大量的人力做区域防保和流动人口建档和调查,这些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社区贴钱也愈来愈多,给社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其他业务的发展。2004~2007年,某省辖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总支出由1099万元增加到1525万元,增长了39%;财政补助收入由80万元增加到152万元,增长了90%;人员支出由267万元增加到375万元,增长了41%。财出比由6.90%增加到11.13%,人出比由24.29%增加到25.00%,财人比由29.06%增加到41.00%。也说明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明显增加了,但是仍然不到单位人员支出的一半。
2.5 服务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与准公共卫生服务量 2007年某省辖市平均每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口为50 810人,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准公共卫生服务量分别为21 572人次和13 518人次。服务人口和准公共卫生服务量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公共卫生服务量在八个城区之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公共卫生服务量的多少排序依次为:H区、E区、D区、F区、C区、B区、G区和A区。由于缺乏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成本核算和提供财政补贴的政策依据,因此无法获得政府定额补偿,公共卫生服务与准公共卫生服务干得越多,亏损也越大。
3 讨论与建议
3.1 增加卫生投入,努力增强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政府4年来对该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明显增加,占总收入比例10%以上,但是远不能满足占总支出25%的人员支出,主要补偿渠道来源于药品收入和医疗收入。在此情况下,社区不得不靠创收来实现正常运转,尤其是政府对E区的投入明显少于其他区,而它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却没有相应减少,因此其存在较为明显的“以药补医”现象。社区卫生服务主要的责任是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不是通过治疗患者而获取经济收益。因此要加大对社区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对E区的投入力度,这样才能突出它的公益性。一方面要坚决执行和落实现有的政府补助政策,另一方面还要随着公共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加大投入。
3.2 进一步加强和落实考核体系,推进实施收支两条线制度 实施收支两条线可以使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药品收入脱钩,淡化趋利行为,把积极性转移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充分体现收支分离、医药分开。但是经济指标取消后,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大锅饭、低效率”问题,还应建立以工作效率、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等为主要考核内容配套的考核体系。对增加服务和改善服务的,要给予鼓励;对完不成服务数量、质量的,应相应扣减经费。另外成本核算是确定政府定额补助额度和收费标准的科学依据,因此应积极开展成本核算。
3.3 科学核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完善对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偿额度 4年医疗收支结余率都为亏损,且2007年的医疗收支结余率和业务收支结余率明显低于前几年,说明医疗收费标准不合理,社区承担了大量无偿服务。D区、E区、F区和H区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量明显偏多,而政府对它们的投入却没有相应增加,造成提供的服务越多,经济上的亏损却反而越大。应该以基本医疗成本为依据,结合现阶段居民和政府承受能力,体现产品、劳务的价值,进一步调整收费价格,既要维护患者利益,又要保证医疗机构能得到合理补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考核公共卫生服务和准公共卫生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指标基础上,进行全额补助,积极鼓励社区开展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
3.4 完善药品流通供应体系,缓解“以药补医”现象 某省辖市2005年开始在社区卫生服务开展“药房托管”改革,2007年在部分城区试点“基本用药零差率”改革,药占比由2004年的46.98%下降到2006年的40.83%,但在2007年又回升到55.63%。说明“药房托管”改革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运行过程中存在了一些问题,例如“药房托管”仅仅是使用权分开,而所有权并没有分开,不是真正意义的医药分开。“基本用药零差率”政策仅仅对药品品种做了规定,并没有对数量和费用做出规定,可能导致医生不会主动销售此类药品。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药品流通体系的监管和改革力度,使其不断完善,缓解“以药补医”现象,让居民享受到安全、有效、价廉的基本用药。
参 考 文 献
[1]罗荣,金曦,潘晓平,等. 28所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资源配置与产出现状分析及综合评价[J].中国妇幼保健,2007,8(22):990-991.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4
一般而言,房地产市场是指房地产企业进行房产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等所处的流通市场,在我国可以大致分为房地产开发市场和房地产建筑市场。与一般的商品流通市场相比较,房地产市场具有如下几点特性:(1)、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范围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只能在同一的供需圈内实现供求调剂;(2)、由于房产是不动产,而且使用周期长,不容易流转,也不像普通商品市场般可以随时弃旧换新,所以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差的流动性,变现能力不足;(3)、房地产市场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一个投机性与投资性相结合的市场。(4)、由于政策等各方面原因,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竞争不充分的市场格局中。
而所谓“寡头垄断”是指在市场上某一行业同时包含有垄断和竞争的因素,但是更为趋向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寡头垄断的特点是:(1)、市场上只有少量的销售者,他们从事同质产品或者差别产品的生产;(2)、由于寡头厂商之间共存于市场,导致各自厂商需求曲线的不确定,由此产生了“价格制定者”和“价格接受者”;(3)、寡头市场与垄断市场相似,在厂商的进出方面有着门槛限制,规模小、资金不足的企业很难进入市场,而一旦市场处于共存局面,厂商也不会轻易退出市场。
“区域寡头垄断”顾名思义,就是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市场上少数几家厂商所形成的寡头格局,而不是在大面积的市场上占据份额。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寡头垄断性产生的原因
1.房地产开发区域集中度高
从地产和房产的本身特性来看,它们不能在各区域间流动交易。对于一个区域的居民来说,大部分只有意愿购买区域内住房,所以只要该区域的房地产商不进行跨地域开发,那么各区域之间的房地产商之间就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在该区域内存在的少数几家房地产商就构成了寡头垄断局面。
2.土地市场缺乏竞争性
在我国,政府高度垄断建设用地供应一级市场,多数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相关部门经营国有土地资产,进行统一储备和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还不够公开透明,大部分是由政府与开发商双方私下协商确定,因而土地使用权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的寻租能力和政府的主观偏好决定。并且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市场中只有有限的开发商进行开发。随着房地产开发的进行,获得土地开发权的规模企业越来越强大,而规模本就小的开发商逐渐退出房地产市场,形成少数有实力的大开发商分享本土房产市场的局面。
3.资金、行政管理进入壁垒
房产商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进行融资时面临诸多指标考核,因而资本金雄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房地产开发商能否立足于本地市场和以后的发展。通过行业所要求的资本金规模的筛选大批小型房开公司被淘汰出市场。
在开发一个项目之前,房地产商需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书,还要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房屋管理、国土资源、工商管理、税务、建设、交通、卫生等部门的审批。这些繁杂的行政管理手续造成了人力和时间的极大浪费,并由此形成了行政壁垒,给要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企业造成困难,形成几家独大的市场局面。
4.商品住房供给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供应体系大致分为三层:最低收入阶层租住廉价房、中低收入阶层购买经济适用房或普通商品房、高收入阶层购买高档住宅。现阶段,我国的住房供应大部分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独家进行,经过土地的获取、规划设计、建筑施工等流程再到出售基本上均是自家操作,而单位集资房、私人合作建房等供应方式缺乏。所以从供给层面的因素说,区域性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几家大型房开商共存的局面,而没有其它竞争主体的参与。
此外,形成房地产市场区域寡头垄断特性的原因还包括了房产自身的自然属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
三、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寡头垄断的不利影响
1.减弱政府政策调控成效
目前,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除了相关的建筑成本略有提升外,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区域性的寡头垄断。在这一区域中,处于优势的寡头房地产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定价,而其它的企业成为“价格接受者”,在整个区域内形成了统一的房价档位,实际上就是价格合谋或是价格联盟。由于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国家经常通过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但是由于房地产商在实际中形成了价格联盟,因而政府的政策调控效果通常会大打折扣,不利于房产市场的稳健发展。
2.引发政府寻租行为
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行需要比较繁多的审批手续,相关政府部门的小部分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勾结开发商,暗箱操作、接受贿赂,滋生腐败,产生政府的寻租行为。某些政府官员不尽职责的行为会引发安全等事故,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利影响。
3.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显着,房地产的供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处于寡头地位的房开商不顾多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楼盘开发,且将房价远远高于消费者能够支付的水平,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侵害。由于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开发商掌握的信息要多、全于消费者,因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也会遭受到利益损失。
四、削弱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寡头垄断的政策建议
1.加快土地流转机制的改革
针对我国目前土地市场的招、拍、挂等交易模式要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加大经济适应房的建设力度。作为土地提供主体的政府,应该要正确处理好土地市场化和土地规划干预之间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对于经济适用房等非商业化地产的开发,可以考虑低价划拨土地。改革国土资源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体制,加大土地对外交易的透明度,在保证土地交易审批有序进行的基础上尽量简化审批手续。另外,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土地批租制度逐步改为年租制度。
2.加大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力度
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的寡头垄断特性,因而住房的价格不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有供应方单方面定价,造成严重的房价扭曲,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购房者的利益。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购买力情况,制定相应的房价上限,并对此实现严格的监管。
3.适时推动房地产项目的分业经营
在我国,现有的房地产项目基本上是有房开商包办了住房开发的组织管理功能,由此造成了产业链高度集中于房开商手中。因此,政府应该适时将房地产的项目规划、设计、施工与销售、物业管理等流程拆分开来,要求由不同的独立企业经营,从而防止房开商一家独大,便于专项管理。同时,可以防止国内房地产业崩盘时,整个国民经济不会出现大动荡。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5
【摘要】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传统商业地产发展业态形式单一、功能局限等问题日加明显,转型商业地产发展业态公然成为影响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大背景下,对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业态融合发展将是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转型的方向,并提出与之促动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区域发展 商业地产 转型路径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形态调整布局,是实现三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方式。表现最为突出的即是商业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的提高。如下图1所示,2007年――2016年,我国住宅、办公楼和商业地产三个业态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趋势图显示,商业地产类地产业态的开发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住宅地产业态的开发投资增速。由此可见,商业地产区域间的合理布局调整已成为我国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而区域内业态转型发展是重新布局后商业地产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只有区域间完成合理布局,区域内实现转型发展,才能保证商业地产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符合特定区域经济趋势。
二、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现状及未来转型方向
(一)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现状
纵观当前商业地产发展业态,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业态形式相对单一。零售业态至今都是我国商业地产开发的主要业态形式,根据零售业态功能的不同,有连锁商超、购物中心、家居中心等。这种以零售业态为主的商业地产,随着地产上市的逐渐成熟,逐渐在周边圈内开发出小型辅基础设施,如医药店和其他商店,但零售依然是商业地产的主线。
2.业态功能相对局限。大型商超购物是传统商业地产的主要业态形式,而在业态功能上,大宗百货购物占主流,医药、健身、体验中心等功能相对欠缺,虽然目前这些功能实体经济已陆续进驻商业地产,但相对于商业地产规模而言尚存在缺口,从整个商业地产业态上看,功能相对局限。
(二)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未来转型方向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背景下,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成为趋势下促动三驾马车作用的经济新动力,像虚拟电商交易、在线交易等虚拟经济成为消费大趋势,实体经济逐渐淡出消费主线。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业增速放缓影响传统商业地产业态正向需求。意味着在未来,餐饮、零售、住宿等传统商业地产单一业态形式已很难满足当今“快”时代的消费理念,网络交易逐渐侵蚀实体经济下促动传统商业地产业态只有向“轻灵”、“综合”开发方向转型,打破以往纯粹地产开发思维定式,依托于传统商业地产基础上,将具有养老、医疗、生态休闲、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产业功能通入传统地产,将传统地产开发形成产业复合型业态,换言之,传统商业地产上延伸出除商业住宅、消费购物用途之外的其他医疗、休闲等辅、保障性多产业功能“混搭”式业态或许是未来传统商业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我国商业地产发展业态转型路径
未来“混搭”式发展业态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下商业地产的发展方向,作为行业趋势,发展业态转型需要从顶层设计、市场运作和人才保障三方面综合入手。
(一)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商业地产业态组合
在商业地产开发初期,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是必要,但在地产业态上也需要进行科学规划,使单个业态形成业态组合,升级传统商业地产单一业态形式,产生小集群效应。如在商业地产开发初期,确定地产主线为百货购物型,围绕主线规划,结合区域人群特点和消费特征,诊断在主线业态之外的该区域欠缺或需求较为旺盛的其他产业或功能业态,并确定其为第二业态和第三业态。以此类推,形成基于主线业态之上的适用于该地块的商业地产业态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确定其他非主线业态时,需要将各业态之间的相互辅助和竞争考虑其中,不能重复发展从属业态,以免负面影响主线业态发展。
(二)市场运作,促动商业地产业态间融合发展
商业地产在上市后,合理配置资源,是有力促进业态间的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市场化运作是使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的天然促动剂。因此,在商业地产投入上市后的一定时段内,吸引不同业态进驻,完善地产功能要充分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力量,主动淘汰不适宜融合发展的业态形式或需求不大的功能产业,加大力度引进那些适应经济形势、契合消费趋向的业态,寻求业态间经济平衡点,促进业态间的融合发展,并最终使商业地产发展成为融合多经济点的综合型地产。
(三)人才建设,支撑商业地产业态转型发展
传统商业地产转型发展路径上,保持专业人才供给和智慧贡献是支撑商业地产转型发展能否持续的关键。因此,传统商业地产在转型过程中,要着重加强专业人才的引入与培育,细化商业地产业态发展人才队伍分支,能够系统、全面、多面、辩证的分析地产业态发展问题和不确定性因素,支撑商业地产业态转型良性发展。
四、结语
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下,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促动下,传统商业地产业态“混搭式”发展趋势明显。要保障传统商业地产的有序转型,顶层设计上科学规划地产业态组合,并需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促动业态间的良性融合。同时,持续的专业化人才供应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刘寅; 孟昕; 余华义.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我国房地产业态的转型与发展路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7(2)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6
关键词:现代支付系统 资金流量 区域经济 关系
引言
社会资金流动可以影响和反映经济状况。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最终都会通过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反映出来,央行现代支付清算系统作为我国金融运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它所提供的资金运行数据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资金运行情况,也必然是对区域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反映。
通过对一个地区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与区域经济运行关系的分析研究,可以找出二者内在规律性的联系,为研究支付系统资金流量的变动对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影响提供分析依据,实现由央行支付系统对区域经济运行状况的动态监控、实时分析与超前预测的功能,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前瞻性、预测性的决策依据。
经济变量指标与模型构建方法选择
(一)分析指标与数学模型构建方法选择
人民银行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资金运行和经济活动的状况,必然会在GDP、CPI等经济指标上得到反映。为寻找现代支付系统资金流量数据变动与区域经济运行状态之间的内在规律性的联系,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量变动与鞍山地区经济指标数据变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选择反映鞍山地区消费、投资、服务等经济活动的主要经济指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等主要指标,分别构建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与区域GDP、CPI、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动关系的数学模型。
分析认为,在较长的时期内,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与GDP、CPI等经济指标的变动不可能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即使存在线性关系,也仅可能存在于局部的时段之中。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支付系统资金流动与经济运行的变动关系,不会真正反映变量之间的趋势关系。为更好地体现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与经济指标变动的趋势关系,在分析中选择非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使分析的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和预测时限,使构建的模型更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二)数学模型构建工具的选择
在变量关系分析的方法中,本文选择1stOpt(First Optimization)软件。在做回归分析时,该软件可以自动从其函数库中寻找最佳的回归函数,避免人为选择函数的缺陷。该软件在非线性回归、曲线拟合、非线性模型参数估算求解等方面功能强大,有智能拟合功能,并可根据问题的类型自动选择相应的算法。
在变量关系分析和回归数学模型建立后,应用1stOpt软件自动提供的相关统计检验数据,即可对模型可靠性进行判断。判定系数是回归的误差平方和与总误差平方和之比,是衡量拟合函数优劣的指标。通过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判定系数等,可以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关系,判断模型所提供的指标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拟合优度,验证数学模型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央行支付系统资金流与区域经济关系分析
(一)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与GDP的关系分析
本文选取鞍山地区2005-2010年各季度GDP和资金流入、流出数据,以资金流入为自变量 ,资金流出为自变量 ,GDP为因变量 ,分别建立GDP与资金流量关系的回归模型。综合考虑资金流入、资金流出与GDP之间的关系。以资金流入为自变量x,资金流出为自变量y,以GDP为因变量z,利用原始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过程如下:
1.建立回归函数(Function)。回归函数表达式如下:
(1)
其中:
p1=-222885674.677786
p2=43620292.2325612
p3=-1529694.89546332
p4=-45923157.2209361
p5=4596412.76860699
p6=-127078.913882198
p7=1.18673301994105
p8=-0.102129850103149
p9=0.491814043272979
2.模型检验。模型的相关检验指标值如下:
均方残差的平方根:
RMSE=381566.673597007
误差平方和:SSE=3203048780797.47
相关系数:R=0.925347163401678
判定系数:R2=0.856267372815531
可见,资金流入、资金流出与经济变量GDP存在高度相关关系,模型拟合优度超过85%,说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对GDP的影响程度和模型可信度都较高。
3.模型输出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GDP原始值与拟合值比较接近,相对误差较小。
(二)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与区域CPI的关系分析
数据采用2009年2月至2011年6月的月度数据,由于CPI为指数,资金流量是绝对额,二者不具有可比性。为使CPI与资金流量之间具有可比性,对资金流入、资金流出数据也按照CPI指数计算方法进行处理,得到资金流入、资金流出与上一年对应月份的同比指数。
由于GDP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性,而CPI指标则滞后于经济周期,鉴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的实时性,笔者判断,CPI应滞后于资金流量的变动。为更好地反映CPI指标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的变动关系,本文按同样的方法,通过试建模型的方式,分别建立CPI指标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之间的同步、滞后1期、滞后2期、滞后3期和滞后4期的数学模型,从而找到最优的模型。以资金流入为自变量 ,资金流出为自变量 ,CPI为因变量 ,利用原始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为便于分析,文章只将各试建模型(各具体模型省略)的相关检验指标值进行比较分析。
1.各试建模型相关检验指标值的比较。将CPI指标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之间的同步、滞后1期、滞后2期、滞后3期和滞后4期的数学模型的相关检验指标值进行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相关系数和判定系数从同步模型到滞后2期模型均逐渐增大,而从滞后3期模型以后又逐渐减小,在滞后2期模型中相关系数和判断系数均达到最大,同时,检验指标RMSE与SSE均达到最小,说明滞后2期的回归模型为最优模型。且CPI与资金流入、资金流出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模型拟合优度超过76%,说明支付系统资金流量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和模型可信度都较高。
2.CPI滞后2期的回归模型分析。回归函数(Function)如下:
(2)
其中:
p1=-63.4307940985736
p2=185.316019605293
p3=36.5993379232602
p4=-23.3878196624305
p5=0.0797788401655272
p6=0.814308022886185
p7=0.465698725617774
p8=-0.209987288736149
p9=0.00061460169507114
p10=4.76887737987535E-7
模型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CPI原始值与拟合值相差不大,相对误差较小。
滞后2期模型的预测验证。将2011年6月资金流入同比指数114.7425、资金流出同比指数121.0469代入滞后2期的回归模型,计算可得2011年8月CPI预测值为101.59055234536,与2011年8月CPI指数真实值104.2相比较,相对误差为2.5%。
结论
首先,GDP、CPI等区域经济指标与支付系统资金流入、资金流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说明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受到支付系统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的共同影响,且影响程度较高。
其次,滞后2期的CPI与资金流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支付系统资金流动对滞后2期的CPI影响程度较高,且模型的可信度较高。
再次,分别从GDP原始值、CPI原始值与其拟合值的对比图(图1和图2)可以看出,除个别时期外,经济指标GDP、CPI的原始值与其拟合值较为接近,相对误差较小,表明通过央行支付系统资金流模型对经济变动的预测精度较高。
分析模型变量关系可以看出,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的资金流(资金流入、资金流出)与区域经济运行的GDP、CPI等经济指标之间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表明央行现代支付清算系统的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运行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央行支付清算系统的资金流动对区域经济运行状态的影响程度较高。
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利用现代支付清算系统即时的资金流变动分析和预测区域乃至全国经济运行状态及其变化趋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可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和窗口指导,为各级政府制定、调整和执行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实时、有效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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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戈于,温 .我国货币数据与名义GDP的相关性研究及在货币政策中的运用.海南金融,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