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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1
论文摘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从音乐的流行程度来看，中国宋词的传唱达到“凡有井水处”（即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的广泛性，可以说是传统流行音乐文化的兴盛。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走入人们的生活。1979年以后，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农耕式的音乐形式渐渐远去，逐渐被新音乐所代替：《祝酒歌》给了亿万人民心灵的慰藉；《在希望的田野上》向人们传达了变革的神州大地到处充满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天游》、《心愿》等，适应了当时大众心理上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抱有的希冀、期待和渴望。后来随着邓丽君一曲《甜蜜蜜》和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风靡全国，更多的描述爱情、亲情的歌曲油然而生。20世纪90年代初《小芳》和《同桌的你》这样的“乡村民谣”和“校园民谣”，使流行音乐具有民歌的风格。随着国外流行音乐文化的涌入，摇滚乐、hip－hop、r＆b也相继在国内风靡。2004年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相继走红，因为这两首歌的蹿红，流行音乐的网络传播正式开始。
传播技术的进步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拓了崭新的市场。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类似的大众传媒。1979年后，音像出版社发行盒带极大地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此后，cd唱片的出现发挥了与盒带相同的作用。与盒带、唱片共同推动流行音乐发展的是电视的普及，以及电台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兴起。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成功选秀，成为流行音乐传播的又一“亮点”。电视传媒跃上船头，成为推动明星出现的超级舞台，电视大赛开始专业分类，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歌手除依赖电视传媒外，音乐电视开始以崭新面貌推动着原创。同时，各地电台音乐歌曲排行榜的盛行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为歌手的个性化发展和更新换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兴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大众的需求和情感需要。网络音乐传播的新形式也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包括音乐创作观、音乐审美观和音乐价值观。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播，我们大体可以将之归结为：
80年代早期，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而言是一个“培养”期，全国以模仿港台地区歌曲为主。80年代中后期，内地第一批流行音乐制作队伍开始成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90年代初中期，歌手签约制在内地出现，歌坛逐渐从无序走穴向有序的经纪人管理过渡。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的威力凸显，唱片业升温，全国的唱片公司出现野火烧不尽势头。9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逐渐更新换代，流行歌曲不再容易流行。大众将目光锁定海外，对于中国内地歌手的关注开始减少。21世纪网络音乐盛行，粗制滥造的歌曲不断挑战着大众的接受力。各电视广播媒体推出选秀模式，各娱乐公司开始强力效仿欧美的歌手包装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内引人关注的年轻歌手开始增多，而引人关注的流行音乐继续减少。
三
从模仿走向创新，从关注创作走向歌手的选秀，在传播平台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应该从现实状况出发，对于未来作深入的思考。
(一)过多的商业化传播形式是否能加快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步伐？
流行音乐的受众无需欣赏高雅音乐需要具备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听力功能健全就可以成为流行音乐的受众。当流行音乐在商业化的齿轮下急速运转，流行音乐的受众就成为“买方”，在高举消费主义旗帜的后工业时代，流行音乐受众成为“消费大军”。
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本质注重的是音乐的传播，而在商业化传播中，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是对于流行歌手的传播。歌手的一言一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喜欢一个歌手不像原来那样是通过音乐，而是直接成了个人崇拜，音乐变得无关紧要。这样势必导致：音乐不再流行，而歌星成为流行；歌星不再专注于演唱，更注重于曝光率，并不断通过其他的一些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演唱的作品粗制滥造，很难被广泛流行，失去了流行音乐的意义；大众开始对流行音乐阐释出一条新的定义，而其中没有音乐。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流行音乐是商业化的产物，但不能以商业化为指归。流行音乐需要推出和包装歌手，但歌手需要实力和好的作品。我们只有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依然坚持音乐文化的追求，坚持创作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坚持不断发现和推出新的实力歌手，流行乐坛才能有长久的魅力。
(二)流行音乐创作模仿什么时候到头？
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的介入，必然会对原有的音乐形式带来一定的影响。不一定是打破原有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可能是完善，但要是完全性地组建，那就不是音乐形式的介入了，而是彻底的颠覆。
原有的中国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的音乐模式、音乐趋向，进入现代以后，西方音乐的理念传入中国，五声调式变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配乐原理。中国的流行歌曲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风，90年代的摇滚风后，在21世纪又开始进入韩国风。
不能说作曲者没有努力，但大多数作品只是将本国的元素作为点缀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单纯创作一首中国色彩的歌曲并不是太难，但作为大众的年轻一代似乎对之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对欧美的流行音乐接触太久，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接收模式。
这里存在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创作者，需要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为重点，为根基，为底色，不断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流行音乐作品，并且形成一种体系和时尚。二是流行音乐的推介者，同样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创新负有使命。如音乐排行榜，既是已有情况的反应，又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导向。对于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作品的推介，同样会影响乐坛和大众。三是歌手的自我定位和调适。作为流行音乐歌手，一味地模仿和演唱模仿的作品，很难有个性，有独特的韵味。只有原创作品，才能更好地使歌手增光添彩。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难道仅仅局限于国内吗？
从目前来看，中国流行音乐走上国际舞台的数量几乎为零。虽然新媒体为流行音乐发展带来新契机，但全球化成为主流的时下，中国流行音乐并未像欧美流行音乐一样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要走向世界还需一段很长的征途。虽然周杰伦将流行音乐的演唱形式、内容进行了发展，但是周杰伦及其歌词创作者方文山这些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虽为流行音乐文化带来新的亮点，但这并没有将中国的流行音乐引向世界。
中国流行音乐能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两个有关联度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的多元化也是现实的存在。但是，要使某一方面的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竞争力，就必须有强壮的肌体和活力。中国流行音乐也逃不脱同样的规律。在这里，关键是为世界所欣赏的作品，有享誉世界的演唱者，还要有能与世界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只要有多方面的合力，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
总之，流行音乐文化处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我们还是应当投以热情的目光，抱以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去研究，让她茁壮成长，并且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和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2
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3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4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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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6
[关键词]科学技术 档案鉴辨 发展历程 特性与功能
[分类号]G270
1、引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并留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致使大量伪误档案混杂其间，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对其真伪进行考订。我国档案鉴辨工作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两汉、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鉴辨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鉴辨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档案鉴辨在继承传统鉴辨方法的基础上，采取化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法及图形图像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鉴辨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主要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进行论述，并深入分析其应用特征及功能，以期对今后档案鉴辨技术及鉴辨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2、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
“档案真伪技术鉴辨是借助于物理、化学原理和方法，利用一些设备和仪器，凭借鉴辨人员的丰富经验和与档案相关的信息，分析档案制成材料的类型和特征，考证作者，时空定局，由此而确定档案的真伪”。档案鉴辨技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学囿于史学，因此档案鉴辨技术亦主要蕴含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具体而言，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工作中的应用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1 “”前的初始阶段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如意大利的Fabroni、德国的戈贝尔(F.Cobel)、法国的达牟(A.Damour)、美国的理查德(T.W.Richards)等就开始应用化学方法分析文物成分。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20世纪上半叶“发射光谱开始用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开了用科技仪器分析文物的先例”。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人，我国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如20世纪30年代周仁和叶麟趾最早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古陶瓷进行了研究，50年代梁树权等采用重量法对44件殷周青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建我国c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率先在国内“采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技术进行常规c－14的测年研究，技术简化，工效高，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缩短测量时间，提高测年精度”。此外，金相分析、电子探针检测等科技方法亦开始在出土文物的检测与断代中得到应用，如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室采用金相分析法对元大都出土的55件铁器进行了成分检测，1974年又采用电子探针检测了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铁笄。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主要应用于考古学中的田野挖掘、古迹调查、测年断代等领域，而对于文物特别是档案的应用尚不多见。
2.2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
“”时期，我国各项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再次引发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急剧变革，如1990年在参观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览时就曾强调“鉴定文物要利用科学技术，不要净用眼学，这种老传统的办法，要结合科学技术”。近年来，电子显微镜、热分析技术、光谱、色谱、质谱、x射线、碳14测定等现代化仪器及科学技术在考古、文物鉴辨中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如北京大学建成的加速器质谱计(PKUAMS)被大量应用于文物鉴定等研究之中；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文化部门分别使用x光、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对馆藏毛公鼎、陈侯午敦等文物档案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辨。同时，计算机技术在信息存贮、转换、检索及传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文献鉴辨注入了新的活力，如1991年杨镰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坎曼尔诗笺》(以下简称《诗笺》)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定。此外，有些学者还利用统计学、数值计算方法等对档案进行了考据。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已被应用于科技考古、档案鉴辨及相关领域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工作体系和研究方法。
3、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特征
根据不同标准，档案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鉴辨技术亦互有差异，这也就决定了档案鉴辨技术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3.1 档案鉴辨技术的共性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其内容信息需要借助某种记录方式附着在特定的载体之上，一般而言，档案鉴辨工作通常可以从外形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