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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1
关键词：周昭王南征；地理学；考古学；西周历史
前言：楚国原本属于南方江汉区域的一个小国，周王朝的周成王封楚君熊绎于荆蛮。楚国的后代励精图治，使得楚国日益富强。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周王朝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影响。基于周昭王是怎样发动伐楚的战争的，路线是怎样的，在此次的论述中，通过地理学和考古学，对以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一、周昭王南征的历史背景
西周初年间，由于楚国一直谨慎地维持和周王朝的关系，周、和楚关系相对和谐。至周昭王时期，楚人在经过漫长的“筚路蓝缕”之后，国家发展越来越强盛，影响着周王朝的统治[1]。楚人对江汉平原虎视眈眈，由于和鄂东产铜区相接壤，面对丰富的矿产资源下，楚人对自身发展的状况不甘心。然而，商朝开辟的南方铜路的保护力度较大，使铜料运到王室的工业基地当中。楚国在不断壮大发展下和周王室争夺铜的战争一触即发，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周昭王，面对楚国的不臣之心做出了重要的军事决策――由周昭王亲子率领伐楚。
二、周昭王南征的路线和军队所到的范围
（一）周昭王南征主要军事路线
周昭王发动的征伐“荆楚”，在随州叶家的考古中发现，荆楚指我国长江中游的诸多方国与部落，其土著被当时的周人称为“荆”或“荆楚”。此外还有一部分部落是商朝一些的遗民。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在位期间，对荆楚进行了两次征伐。周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两次南征，同时还命令诸侯率领本国的军队从王南征[2]。在当时，王室与诸侯国军队在出征之前，在南山通过狩猎的方式展开演习作战，自此之后，大军自上侯――跨汝水――汜水――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从我国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西周中期所有的士山盘铭文中的文献得知，大军先锋部队先巡察道路，不断的建立周王行宫，并出使南方的各个诸侯国，下达昭王伐楚的旨意，并且在汉水中洲的区域内积贮相关的军事物资，这样的军事安排主要是为了渡过汉水，展开征荆楚军事行动做准备。其中，安州六器中鼎铭文当中这样写道：“中省自方，邓、、邦，在鄂次。”按照这样的内容分析得知，在审查南国之后，便驻扎在的鄂。2013年在叶家山M11中出土的一件铜方座簋，属于南公所做的祭器，而南公指的是南宫。这样的资料显示出：第一次南征经由唐（现今湖北随州西北地区）、厉（现今湖北随州北地区）、曾（现今湖北随州地区）、夔（现湖北秭归东地区），室军队与从征北方的众多诸侯军，征战得到胜利，并将南楚的铜器带回到周王朝的皇宫当中，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二）周昭王南征军队所到的范围
鉴于先现今可以肯定的是周昭王南征是从成周抵达到的随州，然后南下带到孝感，这样便能得到周昭王南征的具体路线，战争所影响的区域也能定下来。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行军到达到地理位置孝感。在继续南下中，本文结合寻找到的地理文献和的复原西周早期的地理景观得知，南下的具置是随州的东南方向，樗往东的地区，其中包含了举水和滠水等流域，这一片地区当中涵盖的铜矿区较多，但是不在周朝的统治范围之内[3]。因此，便在周朝的讨伐范围中。很据《水经注》卷的第28章节中的《沔水中》对昭王丧命的地点予以详细的记载。沔水又称为汉水，按照汉江的地理位置而言，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地域应在汉江的下游一带，具体而言影视汉江下游河道往北的位置。
三、周昭王南征的结果
在第一次战役当中，周昭王便组织了声势更浩大，同时军威更为雄壮二次南征。周朝的大军在昭王的作战指挥下，趾高气扬向楚地进攻。在我们学过的历史和了解的战役中得知：骄兵必败。《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这一次组织的伐楚战役周朝军队没有在历史的史册上续写上次辉煌的战功，周朝部队遭到惨败，主力的军队损失严重，按照史书上所记载，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乱中落入汉水，溺水而死。周人为自己的骄横和轻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即使是按照如《帝王世纪》与《吕氏春秋》所说，当时的史实是：“周昭王首次南征，楚国不战而服，而南蛮二十六国都均来朝拜昭王[4]。倒是昭王为了抢夺长江中游荆地铜锭与铜器，第三年便继续南征，在这次战役中惨败，西六军全军覆没，同时昭王返回途中渡江之时，由于“胶船”破散（亦或是浮桥断裂）而落水身亡，故而殃及楚国。”因此，在《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为：“楚成王答管仲责问过程中，避重就轻言道：周昭王朝时，荆地属汉，因此楚人不接受这样的罪责。”
“昭王在南征鹨鄣敝卸不复返”对周王朝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从此之后，周朝人将汉水看成是畏途，再也没有胆量到汉水以南的区域挑起战事，只能向东征伐淮夷了。在连续不断的几代伐夷战役结束，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通过历史记载和地理、考古方面的文献得知，这次战争最终结果是：周王朝军队在南征结束失败后，属于周王朝建国后最严重的重创，国势从此一蹶不振，昭王南征也是周王朝从治理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楚国强大和抗衡的重要标志。吸取昭王教训后的穆王与他的大臣们，不仅将周朝中心军事防御布防的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同时还注重整军和习武，并与周边民族和部落加强友好往来，这样的军事部署和减轻了边疆的军事的压力。
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0年间）、十九年，昭王先后在三年间两次经过郧地南巡到荆楚一带，在第二次南征败北后返回镐京的途中，在渡汉水的过程中溺水身亡，以此研究的结果与《史记・周本纪》和《楚史》均保持一致。同时，在对周王朝后期军事战略部署来看，将军事防御布防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的策略后，肯定周昭王南征已过汉水地区。在此次研究中，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查找和翻阅，对昭王南征的路线和结果进行探究，望此次得到的结果能为我国完善历史资料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春艳.周昭王南征所经“斤”地地望考[J].社会科学论坛，2016，（11）：209-217.
[2]喻立新.长沙春秋扬越来源探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6，（04）：1-5.
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2
故事教学法在外语学习中的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本文以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课文为例对英语故事教学方法进行分析。
一、故事教学法在小学英语课堂的意义
故事教学法满足了新课标理念对英语教学的要求。教师使用故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使得英语课堂更加丰富。故事教学法是在考虑小学生身心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有效教学方法。教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课文内容融入其中，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新单词和新句型。
教师使用故事教学法进行授课还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故事教学法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说和听，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教师重复给学生讲故事，能够锻炼学生的听力；学生自己讲故事又能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故事中的各种情节以及情感又有利于丰富小学生的情感。
教学课堂上有些学生因性格内向不愿意开口说话，教师在这样的气氛中上课无法提高教学质量。如果教师利用故事进行教学，让不同的学生选择扮演故事中不同的角色，学生通过故事表演让自己的英语水平得到提高。对于一些内向的学生，教师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适合的角色，这样学生才有信心进入到故事角色中，认真扮演。
二、故事教学法在英语课堂上的运用
故事教学法所具有的意义和特点让更多的教师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在本部分内容中，作者就以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为例，对故事教学法在英语课堂上的运用方法进行分析。
1．做好准备
教师进行教学前要对选择的故事进行整理。教师选择的故事内容要和教学内容联系。为了不影响学生的理解，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等手段作为辅助工具。
2．故事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首先，教师要让学生在故事中理解教学内容中词汇的意义。小学生对词汇的掌握靠死记硬背取得的效果很不理想，而故事教学能够让学生灵活掌握词汇。以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5A Unit 4为例，学生要掌握的单词有：need，buy，ehange，family。教师可以通过小红帽给外婆送吃的的故事来让学生理解这些词汇。“A dear little girl went to see her grandma，she had bought many apples．Her grandma was the oldest in her family，and she lives in distant country…”在这个故事中，教师使用的词汇都是本节课需要掌握的词汇。教师在讲故事的同时，让学生把自己不理解的词汇记录下来。为了能够让学生听懂故事的内容，教师可以多次重复。
3．设计疑问
在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5A“the toothless tiger”教学中，教师向学生提问：“what happened to the tiger？”学生经过自己思维的拓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探索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热情会被带动起来，学生的思维也得到发展。
4．从故事情节入手
故事情节的发展能让学生发挥想象。以译林版《牛津小学英语》5B unit 4“An english friend”为例，这篇课文主要讲述高山和英国朋友汤姆的故事。这两个好朋友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了解对方的爱好和生活情况。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任何情节发展，但是教师可以设计情节。例如教师问学生：“If Gaoshang wan to see Tom，Do you know how to go there？”同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世界地图，让学生思考从中国出发到英国要乘坐什么工具。教师通过对高山和汤姆友谊故事的讲述，进而转折故事情节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
三、思考
从以上分析中发现故事教学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精湛的课堂提问技巧
很多小学英语教师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调节课堂气氛。故事教学法中蕴含的精湛的提问方式不仅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还有利于教师对课堂进行管理。
2．融合了语言知识和技能
故事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把课文中的词汇和句子融合在故事内容中。学生在听故事和讲故事的过程中学习词汇和句子，而学生表演故事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学生为主
在故事教学法中，学生既是故事的表演者也是故事的表达者。故事教学法给学生以空间发展思维和自由学习。学生在参与故事表演的过程中，对角色的表演能够自主发挥，同时加以创新。
4．学习策略和多种能力培养
学生在故事教学中学会了快速阅读，学会了听英语，也学会了讲英语。在故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听说读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学生对故事的发展进行推测和想象又促进了学生创新能力和推测能力的发展。通过故事使用英语知识学习是切实的语言交流和思维拓展的过程。
因此，为了充分能发挥故事教学法在英语课堂上的作用，教师要选择合适的文本，同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四、结论
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3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4
数学概念的建构，需要经过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恰当地运用比较，能够使学生的思维逐渐清晰，形成自己的思维表征，最终获得概念的巩固和强化，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下面，笔者以“认识负数”一课教学为例，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在比较中引入负数的概念，激发学生的兴趣
根据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本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特定情境，深化对负数的意义的认识，并能够用负数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课始，我从创设生活情境入手，让学生对生活现象进行比较，建立一个大致的数的表象。教学中先出示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冬天的相关图片和温度情况，让学生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温度，理解负数的意义。接着，我出示问题：“这是妈妈两个月的账单，上个月是25元，到了本月还是25元，但银行却给了催款通知，这是为什么呢？”学生通过比较得知，同样是25元，但一个是盈余，一个是欠款，两者截然不同。我追问“那该如何来表示这两种情况呢”，这样就使学生初步认识了负数。通过对比，激发了学生对负数探究的热情，为下一步概念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在比较中建立负数的概念，引导思维正迁移
本课的教学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认识并体验负数的意义，理解0与负数的关系。教学中，我先从数的比较入手，了解学生对负数的认识和已有的相关经验，然后引导学生的思维正向迁移。
（出示一组数字：-1，1，-3，3，-4，4，-12，12，-6，6，-10，10，0）
师：你知道哪些是负数吗？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生1：-1、-3、-4、-12、-6、-10都是负数，我发现负数都有一个减号。
（学生单纯地从直观表象上看到负数的符号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负数的意义。学生通过讨论知道：负数前面的符号不叫减号，叫负号，表示跟正数的区别。这样就使学生明晰了正数和负数的区别，开始讨论0是正数还是负数）
师：0是正数还是负数？为什么？
生2：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因为它加负号和不加负号，结果都是一样的。
生3：0是一个界限，从这个分界点开始，数就有了区别。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梳理了0与正数、负数的关系，于是我引导学生对负数的大小进行探索）
师：-3和-4，你认为哪个数大？为什么？
生4：-3大。在0以下，数字越大，这个数越小；在0以上，数字越大，这个数越大。
……
学生将数字在数轴上表示，以此验证猜测，促进思维的正向迁移，为下一步巩固运用负数的概念和积累数学经验打好基础。
三、在比较中巩固负数的概念，培养自主探究力
负数的概念一旦建立，就需要进行巩固和强化，使学生能够获得实际运用的能力。因此，我通过比较，将学生对负数的意义的理解引向深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力。
我先出示图1，让学生探讨理解以下五个-2的不同意义，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选择其中的一个-2进行汇报。
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交流，如“张老师把汽车停在-2楼”，那是以地下和地上作为分界点，有负一楼和一楼、负二楼和二楼等之分；“我的银行卡还剩-2元”，表示欠款2元；在对海拔概念的引导上，出示图2，使学生理解-2米代表低于海平面2米，也就是在海平面以下。
那么，对于“我儿子的身高是-2米”如何理解呢？这里有个评判标准的问题。假设将150厘米作为标准，那么儿子的实际身高就是148厘米。如果想要将儿子的身高由负2变为正2，该如何选择身高的标准呢？学生思考后得知负数的确定需要以不同的标准作为依据，这样负数概念的建立就有了灵活度和广度，实现学生对负数概念理解的扩展和延伸。
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5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
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6
水晶人头的消息不胫而走，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纷纷前来一睹这颗大小与真实人头相仿的“魔鬼之头”。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对这颗水晶人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写信询问，有的还亲自前往伦敦，竞相考证这件珍品的来历。
然而，这颗水晶人头的展览说明十分简单：“水晶人头，1898年从美国纽约‘特法勒’古玩店购进。”寥寥几字，便使一些考古学家如获至宝。他们循着这一线索，走访了“特法勒”古玩店，并拜访了这家古玩店的老板卡特。据老板卡特回忆，这颗水晶人头是18世纪末的时候一个英国士兵卖给他的，有可能是殖民时代拉丁美洲阿祖提人的杰作，估计是英国殖民者从墨西哥掠取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颗水晶人头也渐渐地被世人淡忘了。直到又过去了很多年，在1927年的一个秋天，加勒比海岸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人发现了第二颗水晶人头。
美丽的英国少女安娜跟随父亲米歇尔·海德吉斯率领的考古队，在英属洪都拉斯发掘了一座名叫卢巴安杜姆的古城废墟。她在欣赏考古队员从地下挖出来的各种古代兵器时，有一道白光从她的眼前闪过，她吃惊地一看，发现在一堵断墙下有一个像是玻璃做成的东西。安娜走过去一看，啊，是一颗水晶人头的上半部分！
这一发现使安娜的父亲米歇尔激动不已，他立即吩咐队员们扩大考察的范围。3个月后，他们果然在距此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这颗水晶人头的下半部分，两者合在一起正好是一颗完整的水晶人头。这颗水晶人头由大块的水晶制成，重5公斤，完全是仿人头骨制作的，牙床上镶着两排整齐的牙齿，鼻骨是由3块水晶拼成的，而两只眼睛则各为一块圆形水晶。
当米歇尔的考古队即将离开此地时，洪都拉斯的官员决定把这颗水晶人头赠送给米歇尔，以感谢他和考古队对他们国家考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和他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的医药、衣食等。从此，这颗水晶人头便成了米歇尔收藏的稀世珍品。
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各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向米歇尔询问这件珍宝的来历和制作者以及他们制作这颗水晶人头的原因等。虽然米歇尔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他依然无法回答。他只是在自己1954年出版的《我的探险之路》一书中写道：“据鉴定，这颗水晶人头经手工雕刻后又用沙粒磨光，至少花了150年时间制作。估计它已经在地下埋藏了3600年。”
1959年，米歇尔带着关于“魔鬼之头”的不解之谜离开了人世。他的女儿安娜继承了这件珍品。有一天，安娜收到一个法国朋友的来信，这封信让她激动不已，决定亲自到法国巴黎去一趟——因为那里展出了世界上第三颗水晶人头。
法国的考古学家说，这颗水晶人头也是在墨西哥某地发现的，同时，他们还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精致的小型铜制工具。由此可以推测，水晶人头的制造者是用铜制的工具进行雕刻的。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他们就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分析，水晶人头是14世纪或15世纪墨西哥印第安部族的阿兹台克人用来做祭祀牧杖上的装饰的。
而英国的许多考古学家对这种推测深表怀疑。因为他们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还在密林中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谁能相信，这些印第安人在14世纪或15世纪就能冶炼铜、制造铜工具，并且还能掌握这样高超的雕刻技艺呢。
法国的历史学家考证说，拉丁美洲的古代部落在宗教礼仪中曾使用过完整的真人头骨作为装饰。这无疑使法国的考古学家深受鼓舞，他们立刻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据当地人传说，古代部落为了镇住妖魔鬼怪并预卜人的生死，的确制造过水晶人头。但传说毕竟没有证据，很多人对此仍将信将疑。
德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和医生西特博士曾将那颗水晶人头摆在蜡烛旁边，由于受到烛光的作用，水晶人头立即闪出七色异彩，灿烂夺目。在这个时候，如果人认真地凝视它，就能很快进入催眠状态。据实验结果表明，十人之中有九人都会如此。西特博士据此推测，这颗水晶人头有可能是古人在替病人进行手术时用来催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