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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活动范文1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有利影响
（一）对企业的有利影响
对企业的影响分不同情况有所不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企业引进技术、设备，进口原材料是有利的。在当前国际石油、矿产品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
（二）对人民生活的有利影响
从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来看，适当上调人民币汇率水平，进口消费品价格将会降低，国内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将会有所提高。对于我国居民到境外旅游和到国外留学来说将是一件好事，它将会使境外消费成本有明显的下降。
从以上两点分析来看，人民币升值将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二是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挤一挤。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收益
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使出口收益下降。换言之，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来说升值了，外国人买中国的货物就要支付更多的美元，当然中国货物的价格优势就会削弱，将对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价格，主要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人民币一旦升值，如果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出口企业货物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货物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
（二）人民币升值将影响我国外贸企业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
当今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赖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而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将会大幅降低我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力。
据我国有关调查数据显示：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例如，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这是因为，若保持汇率变动前后的出口收益不变，人民币升值的百分比，就是我国企业出口货物价格提升的百分比，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率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能否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2005年7月到2010年4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这样，平均3%的利润率如何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只有企业自己把这部分差额补上去了，这就意味着企业出现出口亏损。
（三）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外汇储备“缩水”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6591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四）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居民收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提及汇率以及人民币升值，很多老百姓感觉离自己很远。事实上，汇率变化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小步升值已成常态。无论手中是否持有外币，人民币升值都给居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民营经济活动范文2
【关键词】 经济金融 经济民营化 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转轨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势态，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经济金融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金融与经济民营化的内涵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化是各国经济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断表现出经济金融化。在学术界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中，比较经典的经济学认为经济金融化有两个分析框架：一个是任何产出个体与任何经济集合体都有着实际的和名义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二是任何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与任何社会经济体所拥有的资产与财富又都表现为实际上的与货币上的两种形态，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也可以一分为二地概括为两大部分――实际经济或说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
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经济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金融活动在经济发展中日益趋重，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表现为金融联系；三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经济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指金融这种经济资源在各国日益被优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过程与趋势。
学术界对经济民营化的研究是比较多的，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民营化应该从所有制的视角来分析，他们认为经济民营化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经营方式是等同的，属于一种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民营化应该从经营主体的视角来分析，他们认为经济民营化是指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其他所有的经济经营方式，包括个体经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除国有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一些其他国家认为经济民营化包含广义和狭义的内涵，狭义上是指政府把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有形的国有资产，通过返还出售、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形式转让给个人、私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的经济现象；从广义上说，除此之外还包括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环境的“自由主义发展”，如政府放松管制、增强市场机制、强调发挥民营经济的功能等。笔者认为经济民营化是指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营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二、经济民营化需要经济金融的支撑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都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系作支撑。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比较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信用度不高。在我国一些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度不高，当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时，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就比较困难。因为目前金融机构放贷的最大的考虑因素就是信贷人的信用。二是我国的中小企业中家族企业占较大比重。从管理和整个企业运营上来看，他们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比较大的不同，同时，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固定资产比例不足，容易受各种市场风险的影响，倒闭率与歇业率相对较高。这些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其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机率比较小。
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成熟、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民营经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可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现象还难以实现。只要市场经济有需求，相应的供给方就会产生。在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正规的金融服务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时，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服务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在我国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比较活跃，大量的民间借贷、民间资金已经形成。这种非正规的金融服务由于相应的监管机制不健全，其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这种现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对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的需求以及非正规金融服务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经济民营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经济金融作支撑。通过良好的政策导向，扩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在融资政策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完善金融服务机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要想解决经济民营化发展中的难题就必须探索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又需要完整的金融服务机构，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要完善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只要三者都能够良性互动，民营经营就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三、经济金融背景下经济民营化的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营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应地对金融机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要想促进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金融机构必须从服务上或者所有制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以便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从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对经济金融化发展的影响上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与民营资本已经渗透到金融体系之中，各个金融机构都能找到民营经济的身影，它们还通过直接主导或是参与新设金融结构、借国有股东退出而授让金融股权或是借增资扩股的便利时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民营资本已经取得了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力。二是有实力的民营资本正在通过设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来实现生产经营与融资的结合。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从主观上来看，他们一方面是为了获得高额的金融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为自身的发展进行融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民营企业自身来说，笔者认为应该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提升民营企业社会信用。一方面需要完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针对家族企业可以通过相关方面的教育培训，提升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和素质。家族式中小企业必须转变过去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方式，要能够适应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从根本上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自身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社会信用。信用问题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民营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缺失，金融机构向个人或者企业放贷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问题。因此，民营企业自身必须理清信用问题的重要性，从自身的点点滴滴做起，树立起良好的社会信用。
四、结语
经济金融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促进民营经营健康发展。一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可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当然，我们在合理有效利用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服务机构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风险。鉴于此，笔者认为民营经营发展过程中既要合理利用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又要采取多元化的渠道规避金融服务机构本身所具有的风险，进而更好地促进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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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活动范文3
论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运用分析叙事法和比较法，对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的温州和临夏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与传统经营模式之间的相互选择机制。西部地区企业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属于强势制度，一些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不能对非正式制度选择产生激励，难以形成企业成长的社会资本，很难实现原有经营模式的转变。在特殊地区，技术变迁应该先于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应该实行相机而动的跟进策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外围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 19万户，从业人员2. 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 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 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 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 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宗教信仰、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
临夏地区不同于其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它具有传统的商业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长期的商贸经济积累出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网络资源。由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临夏商人缺乏开放的观念，没能够像温州人一样，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上组织经济要素，实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长期困守在商贸经济的活动中，形成小农经济和商贸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民营经济活动范文4
关键词：民营经济；问题；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然而民营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却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两方面问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找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
1、市场准入标准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领域仍然存在若干“”，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市场准入门滥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有些行业早己被某些政府部门及其所属企业所垄断，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非常困难，即使能进入，也有随时被挤出的危险。还有些早就对外资开放的行业，至今也未国内非公有制企业放。另外，有的行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的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苟刻，繁琐又耗时的行政审批过程只能让民营企业望而叹兴。所以说，相比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在进入某些行业的资格、条件和机会方面依然处于不利地位。从政府的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在资金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长期以来政府在资金和政策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上还是偏向于国有企业，这种利益分配的倾斜必然会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根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必然会制约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
2、信贷融资方面的问题
在社会市场的实际操作中，很多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仍对民营经济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某些法律法规支持其进入的领域。挡在民营经济前面这扇看得见、摸得着却进不去的“玻璃门”、“弹簧门”似乎有越来越坚固之势。加上我国资本市场本身起步较晚，在整个国际资本市场中并没有足够的优势，党和政府为了尽量避免资本市场的风险，确保资本市场能够稳健运营，在信贷融资的政策上限制较多，民营企业信贷和融资困难重重。
（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问题
1、企业管理理念落后
长期的实践已表明，企业管理理念也是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经营的企业至少占到90%以上，而我国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采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传统的家族理念，使得民营经济采用了家族化的组织形式、用人方式及管理模式。这种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民营企业成立之初有其合理性，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家族管理模式将阻碍企业获得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阻碍了非家族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就更加难以深入人心，这也就成为是民营企业难以长足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所在。
二、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改革，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制环境
1、加强制度变革，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平等而又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需要转变政府市场管理模式，减少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充分履行在市场经济中充当“守夜人”角色的职责；要强化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和完善垄断行业准入方式、途径、监管等政策，逐步放开部分垄断行业，有效降低垄断行业准入门，让市场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杠杆，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确保民营经济等不同性质的生产主体能够平等有序参与市场竞争。
2、加强法制建设，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的法制环境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法律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在筹资、投资、社会保障、财产的保护、处罚、赋税、土地使用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与公有制的工业、商业以及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联合协作关系。要促进这种公司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必须要加强法制的建设，制定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落实相关的优惠规定，进一步明确和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益，为民营经济在促进我国科技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迅速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以信用体系为基础，构建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1、构建民营企业信用体系
目前，社会上普遍对民营企业有不信任的感觉。一方面是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信用短缺的问题。要解决民营企业信贷上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信贷上的问题，构建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构建政府信用。人的行为都是由预期支配的，信用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如果政府的制度和政策是不确定的，民营企业当然难以讲信用。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企是民企取信于社会前提。其次，建立以中小企业为服务主体的信用担保机构。可有三种模式：一是政府型信用担保模式，以政府出资为主，吸收企业投资；二是中小企业互助型信用担保模式，由中小企业作为会员自愿组成并出资，以互助方式在会员中进行担保；三是商业信用担保模式，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第三，加强社会信用立法和执法建设。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培育信用服务市场，认真做好信息公开和保护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建立健全失信惩戒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强化执法力度和准度，在经济各项活动中充分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构建起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良好社会信用体系。
2、建立健全民间融资规则和制度，扩大融资渠道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极具发展活力和运行效率的经济组成部分：由于民营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所以能敏锐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并做出反应；由于民营活动不受外界和上级的干扰，所有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决策的迅速性和有效性，由于扎根民间、土生土长，所以对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的情况更为熟悉；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产生了 “鱼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竞争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运作效率。而且，越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其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达程度越高。因此，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的规则和制度，以制度和规则来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强化民营企业内涵建设，提升民营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1、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民营企业若要长足壮大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必选之路，所以，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要进行创新，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企业自身的特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尊重民营企业出资者意愿的前提下，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形成开放多元式产权结构，设计一套由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的“互信共治”管理模式，并进一步推进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制衡机制，适应企业规模扩大化、资产社会化、股权分散化、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变家族式企业为现代化企业
民营经济活动范文5
一、实现民营经济新突破
1、在民营企业培育上实现突破。以宽松的环境、优惠的政策、积极的扶持、周到的服务，挖掘各种资源，激活各种资本，调动各方力量，掀起全民创业热潮；加快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加大小企业孵化和培育力度，实现民营经济总量膨胀。到20*年，全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突破3.5万户，从业人员突破25万人，注册资本突破*0亿元。
2、在壮大骨干企业上实现突破。“十一五”期间，从全市优势行业中筛选30家较大规模民营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使其成为技术先进、主业突出、自主研发能力强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筛选300家最具成长性的民营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植，发展壮大骨干企业群体；筛选3000家个体工商户进行重点联系，帮助其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促其尽早转化为私营企业。到20*年，全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突破500家，其中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突破200家，过*亿元的企业突破20家。
3、在建设特色产业集群上实现突破。走“镇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的路子，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筛选一批特色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围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龙头与民营中小企业联姻合作，形成以技术、资本、品牌和市场等为纽带的协作体系；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扩大产业集聚规模，提升产业发展档次；推进“一镇一品”、“一镇一业”特色产业镇建设。到20*年，力争所有的镇、街道都培育出1个以上销售收入过5亿元的主导产业。
二、拓展壮大创业主体
4、鼓励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头创业。鼓励支持事业单位人员领办、创办民营企业。鼓励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在不违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从事民营经济活动。
5、鼓励失业人员创业。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主创业的，可以逐月领取剩余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
6、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人事、劳动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要为其提供政策法规咨询和信息服务；在自主创业期间，凡办理人事手续、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金的，今后考录或招聘到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时，其按规定缴纳养老金的年限可合并计算工龄；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私营的，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7、鼓励农民创业。农民或农村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免征个人所得税；农村居民以自有房产为场地，从事不涉及前置审批项目个体经营的，可凭本人身份证、有效宅基地权证和相邻房主同意该农村居民以自有房产为场地从事个体经营的协议，办理注册登记；农民在当地市场出售自产农产品，免收集市贸易各类行政性收费。
8、鼓励外来人员创业。外地人员来我市从事民营经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经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等部门证明，可享有本地居民待遇，且允许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我市市区落户：一次性在我市投资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固定资产达到20万元以上；1年内向我市税务部门纳税超过3万元，或2年内纳税累计超过5万元、3年内纳税累计超过7万元；3年内接收城镇失业人员20人以上就业，并能提供较稳定工作。
9、鼓励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以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为纽带，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对新评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三、加快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创业基地建设。以“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创业促就业”为目标，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依托产业集聚区或园区等，利用闲置、现有厂房改造建设小企业创业基地，建立相应的服务机构，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辅导活动，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小企业提供完善的创业服务。政府对培育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凡经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认定的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11、加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围绕我市主导产业集群，建立一批多元化投资、面向同行业的共性技术服务机构，创建为产业集群服务的公共技术中心、检测中心和研发中心。鼓励集群龙头企业通过自身的技术平台，为集群内中小企业提品开发、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科技培训、质量检测等方面技术服务。凡经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标准认定、投入运作且达到预期技术支撑效果的技术服务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12、加快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创办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构。加快制定担保业配套政策，规范担保行为，促进担保业健康发展。凡经主管部门按相关标准认定、主要从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助。
13、加快民营中小企业培训和信息平台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建立民营中小企业培训机构，为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职业技能及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培训服务。以现有中小企业网站为基础，打造民营经济政务和商务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推广和专业培训，提升民营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四、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14、进一步改善政务环境。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助、少添乱的原则，根据政府行政职能建设的要求，简化办事程序、兑现服务承诺。对涉及民营企业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做到管理权限公开，办事依据、程序、标准公开。严禁向民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对违反规定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定期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体业户对政府各部门行政职能做出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并纳入机关岗位责任制考核体系。
15、进一步改善法制环境。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执法行为，提高办事效率。除涉及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外，就同一事项不许对企业实行多次检查；取消所有向民营企业收取费用的评比，授牌等活动；严禁强迫民营企业加入任何协会组织，严禁强行向民营企业拉赞助、收会费等。
16、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从2008年起，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用足、用活、用好国家鼓励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中小民营企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沟通协调，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17、进一步改善金融环境。鼓励和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在有效规避风险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信贷品种，改进信贷管理方法，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鼓励各金融机构同担保公司加强协作，研究新方法、探索新路子，切实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18、进一步改善舆论环境。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大力宣传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积极挖掘优秀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激发全民投资创业的激情。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民营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家、发展民营经济强镇及服务民营经济先进单位，并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相应的激励。
五、加强组织领导
民营经济活动范文6
【关键词】民营经济；金融；支持
近年来，民营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着若干制度性约束。就金融层面而言，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持基本上是内源融资，真正从正规金融部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获得的外源融资一直处在较低水平。同时，相关的金融需求如结算、信息服务、法律保障等也未得到满足，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长期处于抑制状态。随着产业与资本结构的调整及信用关系的确立，有必要构建起有效的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支持机制，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金融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3年来的实践证明，单纯强调依靠某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十五大报告已明确阐明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已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民营经济的明确定位。金融部门必须消除已有的“所有制歧视”，对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商业银行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实现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部门开展对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比较单一的为国有、集体企业服务的畸形信贷结构，拓展金融服务的新领域。由于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具有经营新、机制活、经营规模较小、设立时间较短、经济效益较好等特点，银行选择那些经营好、效益好，还本付息能力强的个体、私营等民营企业作为支持、服务对象，贷款的还本付息就比较有保障。
第三，有利于国企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改造，实施兼并、收购、破产的情况下，大量国有企业职工面临下岗的危机。国有企业由于整体上面临着减人增效的现实，吸纳下岗职工的能力有限，发展迅猛的民营经济自然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选择的空间。民营经济越发展，对下岗职工的吸纳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就是支持了国企改革。
第四，有利于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金融制度，营造良好的金融秩序。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制度和良好的金融秩序。关于当前金融秩序较混乱的问题，关键是现行的融资体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岐视，使民营经济日趋增长的合理金融需求不能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得到满足。融资需求不得不求助于隐性状态的非正规金融，结果助长了民间金融、地下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恶性发展，从而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服务会使乱集资问题得到控制，有利于打击地下金融活动，遏制社会乱办金融势头，使金融秩序走向有序规范。
二、民营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75%，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全国银行贷款总规模中，国有企业贷款比重达85%，非国有企业贷款比重只有15%，其中乡镇企业只占5%，个体私营企业基本是告贷无门。商业银行的呆账准备金、资本结构优化扶持金和新增贷款、新增上市额度等优惠政策几乎全对大中型企业倾斜，对抗金融危机提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基本由国有企业掌控。由于融资难、贷款难，使一些有前景、有市场的项目无法实施，企业规模难以扩张，也严重影响了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缺乏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组织体系。我国以工、农、中、建等四大专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为国有大型企业、大型项目融资而设计的，大银行运行成本高、效率低，只愿发放大额贷款，很难实现对中小企业的“微观信贷”。由于金融并购，城市信用社并入城市合作银行，使其官方化色彩加重，原来的“非国有”、“中小型”的特色大大削弱，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相应减少。体制的不合理，断掉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
第二，信贷政策的“所有制歧视”。以所有制歧视为表现形式的信贷政策的非公平性，不仅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给金融运行带来了双重负面影响：一方面，信贷分配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增加，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正规渠道借贷无门，不得不向信托投资公司、合作基金会高息借款，或是利用民间高利率贷款取得资金，从而成为“金融三乱”的一个诱因，损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加大金融风险的后果。
第三，缺乏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金融部门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产品行情、效益状况缺乏了解，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与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必然形成脱节。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抱怨金融部门程序多、审批慢、条件高；另一方面，金融部门感到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存在“五难”，即财务状况难了解、贷款额度难掌握、保证措施难落实、负债状况难摸清、贷款主体难确定等。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支持民营中小企业与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对民营中小企业真正做到多支持、少责难，多服务、少设障，多引导、少干涉。
第四，缺乏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机制。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就难在抵押担保难、贷款审批难。据调查，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贷款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提供有效抵押或担保，即便企业能提供，但由于抵押品变现难，银行也不愿意接受，同时企抵押环节多、收费多、金额高也是阻碍企业办理抵押贷款的障碍。
第五，缺乏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投资风险基金和直接融资渠道。由于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又没有投资风险基金的支持，其中一些科技型、前景好的企业因受资金制约而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和市场占有率，更多的小型私营企业，尽管掌握先进的高科技项目和专利，但因缺少启动资金，也只好将项目转让。民营中小企业既不能发行公司债券，也不可能参与BOT项目融资，更难以像国有企业那样通过股票市场向社会公众集资，再加上没有规范完善的资金市场，民营中小企业只能靠个人和家庭的积蓄，或向亲朋好友借款，或以远远高于国家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从事“民间融资”来解决企业创办和发展中资金筹集的问题。缺乏直接融资渠道已成为制约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强化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的主要对策
第一，积极发展中小型及地方性金融机构。按照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我国金融组织体系朝着以人民银行为指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地方性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方向发展。其中，地方性金融机构及其他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是为了弥补我国金融体系中为中小企业或中小经济实体提供的金融服务支持不足的明显缺陷。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以及中国民生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对支持中小企业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的活动主体与中小金融机构联系在一起，密切中小型地方性金融机构与民营经济的联系，加强这一方位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又符合金融宏观运行轨道。
第二，面向资本市场拓展民企资金的筹措空间。目前，国家在平衡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时尚没有把非国有经济的资金吸纳能力给以充分估价，使得非国有经济往往受制于资金“瓶颈”的限制而难于扩大生产与基建投资规模。因此，在竞争性项目的融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对有效益的民企融资应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直接融资方面要鼓励与引导规模较大且具备上市公司条件的民营企业在沪深两地公开发行股票筹措资金；间接融资方面，要适当增加民企获得贷款的机会。同时，还要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一是鼓励民营经济在一定的区域内公开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从而解决其资金紧张而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二是把自身改造成股份公司，或参股将要上市的公司，或协议收购股份公司，达到送配股的融资目的，最终实现买壳上市；三是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收购和中外合资等形式，增加民企的自有资本，提高民企的融资能力；四是切入国家重点扶植的行业产业之中，争取项目，进而取得国家的专项扶植资金，促进自身发展。
第三，进一步规范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管理机制。加强金融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要改进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特别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这就要求金融业拓宽服务范围，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开发金融新产品、新工具是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发展支持的重要环节。一是要运用金融综合服务功能，利用营业网点多、电脑联网、资金调度灵活的优势，融存、贷、汇和多种中间业务于一体，通过代收、代付、票据贴现、信用卡、项目评估等业务，全方位地满足民营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二是要利用金融客户面广，信息来源多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民营经济提供市场信息咨询以及经济金融政策、区域经济形势、金融信息、金融工具选择等方面的咨询和建议，为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当好助手和参谋。三是尽快解决民营企业开户金融机构的资金汇划问题。加快柜台业务电子化步伐，增强对公对私服务，增强电话银行服务功能，建立电脑终端联网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快捷的资金结算业务。四要根据民营企业经营的特点，推出夜市银行、电话预约、汽车银行等便民措施，为民营经济提供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