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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1
一、年内全市解决5万扶贫对象稳定脱贫问题。通过采取整村推进、扶贫细胞工程、产业化扶贫、扶贫培训、社会帮扶等措施，加大对扶贫对象的扶持力度，全市323个扶贫重点村，30万贫困人口得到扶持，5.3万人口实现脱贫，完成全年任务的106。
二、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水平。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目前，各类扶贫开发项目共投入资金7912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2812万元，捆绑各类涉农资金1600万元，利用小额信贷资金3000万元，群众自筹资金500万元，有力推动了扶贫开发项目的实施。
三、立足贫困户稳定增收，加大产业化扶贫力度。一是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58万元发展种植业项目，发展特色瓜果、蔬菜3400亩，建设果蔬大棚2727座，发展核桃中药材间作种植两季累计1.2万亩。二是投入财政扶贫资金722万元发展养殖业项目，发展肉鸡和蛋鸡养殖120.4万只，发展优种猪养殖1504头，养鸭107万只。通过产业扶贫，初步形成县、广平县设施蔬菜产业带，涉县核桃、中草药间作种植产业带，馆陶县、县、邱县肉鸭、肉鸡养殖产业带，、县肉猪养殖产业带。产业项目的实施，使户均增收在5000元以上。
四、完善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水平。进一步加强“雨露计划”培训工作，为提高贫困地区新生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稳定就业能力，在全市5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展了“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工作，通过直接补助到户的方式，对两项制度衔接识别出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两后生”接受中、高职教育和一年以上技能培训进行补贴，提高了他们接受再教育的积极性。加强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基本实现了第一批重点村每个贫困家庭有一个掌握一两项增收致富技术的明白人。贫困群众劳动技能不断增强。今年以来，共投入312万元，举办培训班115期，其中实用技术培训11300人，劳动力转移培训7780人，进一步增强了贫困群众增收潜力。
五、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移民扶贫工作。移民搬迁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截止目前，已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220万元，完成移民搬迁9个贫困村，1252人，为这些贫困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奠定了基础。
六、互助金试点工作开展顺利。我们已在5个重点县的101个贫困村开展了互助资金合作社，资金规模达到177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75万元、省级资金1048万元、村民入社资金350万元，每个村平均17万多元。今年累计向2652个贫困户发放借款969.25万元，促进了贫困户增收项
七、加强资金项目管理，探索完善扶贫长效机制。在资金项目管理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到村入户和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严格落实扶贫资金专户制、报账制和项目安排公开公示制度。户户建立了一本清，认真开展了扶贫资金专项治理。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扶贫资金监督管理机制，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2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七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营造氛围，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县广泛宣传、全力动员，认真组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日活动，全县呈现单位部门上下联动、干部群众主动融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影响积极广泛的良好态势，全县扶贫日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强化组织，广泛动员，活动有序开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根据省市安排部署，结合全县工作实际，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前制定并下发了《县2020年扶贫日活动方案》，明确了扶贫日10项活动内容和各乡镇、各单位部门职责。同时，召开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10·17扶贫日主题活动，各项活动明确了实施单位、责任人，积极组织开展“扶贫日”活动。二是开展宣传引导。在扶贫日前后期间，在通讯、电视台、县政府门户网等主要新闻媒体上集中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刊登和播发了扶贫日的活动和信息报道。在县官方微信平台《风》中专门编发”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专题报道，对国家扶贫日的起源、背景、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对扶贫日开展的活动进行了重点宣传。三是强化过程监督。坚持对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开展“扶贫日”活动进行全程监督，坚持公开透明，主动向社会公布“扶贫日”活动方案及主要活动，对活动中募集的资金进行全面公开，并及时将募捐资金送到贫困户手中。四是严明工作纪律。积极推进扶贫日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市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坚持节俭务实，确保安全高效，增强活动感召力和社会公信力。
二、积极开展，全民参与，活动形式多样。一是举办一场消费扶贫专馆开馆仪式。于10月17日扶贫日当日举行消费扶贫馆开馆仪式，扶贫馆共收录了全县21个乡镇认定的100余种扶贫产品，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选购，仅半天时间，该馆就销售扶贫产品10万余元，签订扶贫产品购销合同62份，签约额达到32万元。二是推进一次扶贫产品“六进”活动。进一步落实500万元消费扶贫直连直报计划，推进一次扶贫产品进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社区等单位食堂和交易市场“六进”活动，各机关食堂和公立医院、公立学校食堂全年分别至少按年消费总量的20%和10%以上购买扶贫产品，目前已完成扶贫销售总金额5034万元，直连直报7万元。三是启动一轮集中宣讲活动。各乡镇各单位充分利用组织扶贫日活动的契机，深入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宣讲，学习扶贫论述。党政领导干部深入乡镇扶贫联系点，部门领导干部深入定点扶贫村，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到贫困户家，驻村和基层干部坚守扶贫岗位，广泛深入宣讲落实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政策举措。如上圯乡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在回龙村开展国家扶贫日“专题宣讲”“健康义诊”“三讲一评”“扶贫政策宣传与解读”等系列活动。上模乡以“携手扶贫济困助力决战决胜”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一次扶贫政策宣讲、一次义诊、一次贫困户走访、一次就业招聘、一次法律知识宣传“五个一”活动。南溪乡组织9支由第一书记、新时代文明志愿者、网格员等组成的新时代文明宣讲队，分赴各网格开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主题宣讲活动。四是开展一次“三讲一评”颂党恩活动。各乡镇把开展颂扬党恩活动作为组织扶贫日活动的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宣讲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聚焦颂扬党的恩情和增强内生动力，以村组为单位，256个村集中开展一次“三讲一评”活动，组织一批感恩奋进、自主脱贫典型现身说法，讲好群众身边的感念党恩故事。如水槎乡、苑前镇开展“全国扶贫日宣讲暨优秀贫困户评议”感恩回馈社会捐款活动。塘洲镇联合县妇联在栗芫村开展“小康幸福你我他”扶贫故事分享会，重点讲述了栗芫村贫困户罗小华不甘落后、奋力脱贫的励志故事，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勤劳致富。五是开展一次走访帮扶活动。扶贫日期间，各挂点帮扶单位要深入挂点村开展帮扶活动，针对挂点村和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短板、弱项以及省级脱贫成效专项调查、暗访督查等发现的问题，开展帮扶工作。工商联要持续推进“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组织商会、企业发挥个自优势，提业、就业、助学等多样化的精准帮扶活动。六是开展一系列慰问关心表彰活动。各乡镇各部门结合组织开展扶贫日活动，深入乡村进行慰问，激励一线扶贫干部坚守岗位。组织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奖励，评选出全县2个事业单位集体和11名事业单位工作个人以嘉奖奖励。组织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典型事迹展播。继续通过在电视台滚动播出、刊发“组工微讯”及“扶贫攻坚”、制作宣传展板等各类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典型事迹。七是组织一次微视频征集活动。发动网民积极参与“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村的脱贫故事”微视频活动，分享脱贫攻坚中的精彩故事，用镜头记录脱贫攻坚的现实场景、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挖掘、讲述我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八是开展一批公益助贫活动。开展就业扶贫活动，组织县内企业开展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招工活动，合力泰、联创宏声电子等61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多达3307个，达成就业意向40余人。同时，他们在“泰合微就业”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相关企业招聘信息，线上达成就业意向百余人。开展健康扶贫活动，各乡镇组织各医院医生、护士深入村组一线为贫困户落实家庭签约，免费健康体检、宣传健康扶贫政策，走访、核查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开展募捐活动，扶贫日期间全县共募捐到126万元，如澄江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共收到爱心捐款67912元。桥头镇党政领导班子带头捐款，捐赠善款共计205000元，全部款项、物资将用于扶贫爱心超市运营及贫困户志智双扶中。万合镇组织广大乡贤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发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踊跃捐款5万多。开展社会扶贫活动，动员引导广大青年、企业和社会志愿者组织，围绕阳光助残、关爱留守儿童与事实孤儿、扶贫济困等重点内容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县妇联为贫困母亲们发放了50份总价值1万元的“母亲邮包。九是开展一次集中宣传活动。在扶贫日前后期间，在通讯、电视台、县政府门户网站等主要新闻媒体上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反映全县扶贫历程中的经验成效、典型案例、先锋模范等，营造良好的扶贫日活动氛围。在10月17日扶贫日当天，编发10月17日“扶贫日”宣传短信。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于10月17日当天通过手机短信，免费向全县手机用户发送“扶贫日”宣传短信。十是举办一场脱贫攻坚新闻会。扶贫日期间，县扶贫办、县委宣传部举办一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新闻会，重点介绍十以来全县脱贫攻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全县扶贫历程中的经验成效，展示全县脱贫攻坚成果。十一是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决战决胜——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全县1800多县、乡、村扶贫干部和5000多户贫困群众通过集中收看、电视收看、网上收看等方式，广泛学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
三、扎实推进，务求实效，活动成效明显。一是“全国扶贫日”进一步深入人心。通过手机短信、宣传标语、电视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宣传，让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深入人心，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动员广泛参与，培育良好风气。二是脱贫攻坚政策进一步广泛宣传。通过活动，脱贫攻坚政策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贫困户和群众对国家的扶贫政策有了更深的了解，社会各界对国家的扶贫政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三是脱贫攻坚合力进一步汇集凝聚。通过开展以扶贫宣传、搭建社会平台和扶贫公募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活动，推动了各方力量向贫困村、贫困户整合，引导各方资源向贫困人口汇聚，确保贫困村、贫困人口与全县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为坚决打赢打好全县脱贫攻坚战营造氛围，增强凝聚力、传播正能量。四是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通过活动，调动了全县上下、各单位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了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良好氛围，有利推动了全县脱贫攻坚工作，为完成全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增添了强劲动力。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加大全国扶贫日和脱贫攻坚的宣传，进一步凝聚全县上下脱贫攻坚合力，积极推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全县脱贫攻坚战、同步实现全面小康而不懈努力。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3
关键词：社会救助 公正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社会救助不同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它是一种社会工作，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生存过程中公平和效率之间的适度原则，是国家履行维护人民生存权利的职责，是由政府支持运作的保障制度，它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社会公正的伦理学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公益性救援体制，是国家履行维护人民生存权利的一种政府行为，是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最后防线。
社会公正是对社会一种伦理性的要求，旨在规范社会群体的行为，它不同于公平，因为没有参照对象，是公平的正义，主要体现为平等、自由与合作的基本理念。平等和自由从共同性和差异性两方面对人的社会性做出基本要求，合作则是为了保存社会整体性而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一、中国社会救助过程中的公正问题
中国社会救助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的公正问题、灾害医疗救助的公正问题和教育法律救助的公正问题。最低生活保障是对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它是目前所有保障制度中先对成熟的社会救助形式；医疗救助和灾害救助是一种救急机制，灾害或疾病的发生危机所有人的生存，加之周期相对较长，如何在长周期、破坏性大、区域影响严重的地方进行救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秩序化和强制性的东西的束缚；教育救助体现了社会文明的可持续性，但没有将文明制度化，法律救助成为它的另外一个补充方面，是社会法制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维护权力之争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途径。扶贫救助的顺利流转得益于国家合理的扶贫项目的开发，其资金构成相对复杂，但均建立在有偿使用的前提之上，能够调动农民利用扶贫优惠政策致富的积极性，针对灾区扶贫救助，资金调配根据需求来进行调配，项目采取回收的方式，收入滞纳金或租金，同时设立相关管理监督部门，对扶贫对象进行统一管理，或者培训支持，保证扶贫对象能够脱贫致富，扶贫救助是被救助者自救的方式，是所有救助方式中最特别的一种，也是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改变了过去分散、一次性的投资方式，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科学性。
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是弱势群体，它是指人的生活水平低下，从而缺乏生存应有的基本条件的群体，中国弱势群体现在仍然分布广泛，社会公平、权利得不到对应维护就会降低社会的满意度，所以，我国在制定相关救助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公平的价值理念，应当先定位救助对象，把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考虑进内，然后依照公正的原则实施相关制度，提升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并提供给他们生活的机遇，消除社会矛盾。
二、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救助过程中的公正问题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4
【关键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反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减少，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的扶贫手段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与赞扬。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突出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的。
一、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1.贫困理论。世界上对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有很多，
1899年英国人朗特利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贫困的定义，他提出贫困是指总收入不能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房屋等。贫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贫困不仅与经济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与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人口素质等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定义发展到多方面的层次考虑。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获得和其他的合法收入而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年）。这一观点主要从经济角度，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既能综合反映一个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可以反映个人贫富状况，国际上通常惯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来划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再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朱凤歧、高大虹等，1996年）。这一观点从时空角度认为“贫困”既是长期性的（时间特征），而且又与生存环境有关（空间特征），又从经济学角度认为“贫困”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低下有关，当这两种水平低到不能维系“基本生活水准”时就属贫困；同时还从社会角度，把社会文化和生理的因素纳入了“贫困”定义之中。
2.反贫困理论。“反贫困”一词是由瓦岗·萨尔达尔提出的，目前，在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中反贫困定义有很多种解释，概括为以下几点：（1）poverty reduction，其含义是减少贫困，强调反贫困的过程性。（2）poverty alleviation，其含义为减轻、缓和贫困的手段。（3）support poverty，其含义是扶持贫困，简称扶贫，主要是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研究和落实政府或民间的反贫困计划与项目。这在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4）Poverty eradication，其含义为根除、消灭贫困，强调反贫困的目的性。以上几种概念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反贫困的不同理解，还表达了反贫困的阶段性和过程性。缓解致贫因素、减低贫困程度直至最终消除贫困，正好反映了人类社会贫困人口脱贫的逻辑顺序和渐进过程。
二、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发展历程
1.体制改革拉动扶贫时期（1978～1982）。1978年我国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首先改革的是农村的土地制度，由原先的土地集体所有转变成，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举国上下生产大发展，这一制度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民脱贫的步伐，加上之后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价格改革等制度的变化，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的锐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使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由先前的2.5亿降低到1.25亿。其次就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市场活力，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的主要原因。
2.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扶贫时期（1983～199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初见端倪，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这一时候，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有针对性的对西部地区进行扶贫。政府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组，开展对全国贫困地区的考察。这一时期，我国扶贫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始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式的扶贫战略，制定了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策略，确定了扶贫县的标准。扶贫手段由原先的政府主导转变到政府引导，资金，科技，人才的引进，使得贫困问题进一步减缓。《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及其有关决定、方案的，标志着我国扶贫攻坚战役的打响
3.扶贫攻坚时期（1994～2000）。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拉大。整体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类型和成因也开始有了变化。这一时候，由于前期我国的扶贫战略的效果发挥，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之中。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自然环境的恶劣，很差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发展落后造成了积贫的局面。这时我国主要就是以开发式的方式对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由此拉开序幕。
4.新世纪的扶贫时期（2000年至今）。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扶贫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扶贫的主要战略就是以促进贫苦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提升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减轻贫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有原先的“输血”转变成“造血”，竭力的增强贫困主体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平均的发散使用资金到集中使用扶贫款项，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靠”、“等”、“拿”的思想，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自我生存能力等等。
三、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1）教育程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落后的基础设施等，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和广大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在实证研究中表明，越是受教育的程度高，反贫困几率就越大。文盲或半文盲就越不容易进行反贫困。（2）性别差异。由于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家庭地位不高，女性就业容易受到歧视等等都造成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陷阱，也就是说女性的反贫困就越不容易。（3）家庭人口状况。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要男性劳动力，地区耕地无法机械化生产且耕地少，所以家中的劳动力越多，就越不容易反贫困。当然人口过少，也无法完成农业生产，也是不容易反贫困。（4）技能培训情况。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反贫困，他们通过培训，加强了自身的动手能力，提高了自我生存能力，有了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而那些没有经过培训，家庭经济来源依靠单一的农业收入的农户，更容易陷入贫困中。（5）扶贫对象的反贫困更不容易。在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的时期中，国家为了更加直接的进行扶贫，将全国的贫困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确定了贫困县，贫困对象。而这些贫困对象在选择本就是那些极端贫困人口，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或者没有生存能力，国家对这些扶贫对象进行反贫困是极其困难的。
四、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对策思考
1.促进贫困人口的观念更新。我国西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黄土高原地带，高寒地带，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土地少，少数民族大多数聚集在这里，我国的贫困人口也主要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极其落后，比如他们很少让女孩子读书，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作用，这样就造成当地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低，思维受到很大的限制。还有就是少数民族的居民的动手能力差，思想中就有一种懒汉思想，一直等着国家的救济，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创业，自己发展。
2.提高对农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是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和逐步积累起来的。它表现为劳动者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专门的职业技术知识、专门的职业技能、健康以及劳动者的地理分布等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教育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所以，我国在西北地区的反贫困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加强西北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当地农民的教育水平。
3.转变扶贫战略，以参与式扶贫为主要反贫困模式。之前我国在西北地区的扶贫方式主要是以开发式的扶贫为主，但在近几十年的扶贫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最要的就是这种反贫困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缺乏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没有调动农民的自主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积极性。在参与式的反贫困模式中，这种非常强调农民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尊重贫困人口的参与权利，尊重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积极性，主动性及首创性。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得到提高，参与的权利得到拓展。
4.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人口的身体素质状况直按关系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其发展，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提高人口的智力水平的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医疗卫生和营养保健方面的事业发展。大力完善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使广大贫困人口得到较好的医药保障。
5.加强宗教工作的引导作用。我们知道，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的缘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念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引入，依靠强制或其他外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观念的问题，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候其作用甚至要高于正式组织的作用。
6.要注重保护当地的环境。我国的开发式扶贫战略中只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当地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对外引进的很多都是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对当地的环境，资源的破坏极其严重。虽然短期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就会造成当地的自然资源的破坏，结果就是贫困人口短期脱贫，最后又出现大量的返贫。所以在反贫困问题上，我们更应该注重环境的保护。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就认为反贫困工作的结束。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地区返贫率最高的，我们在反贫困战略上要时刻注意要因地制宜的去开展扶贫工作，注重保护广大贫困人口的权利与机会，逐步转变扶贫方式，使得广大贫困人口参与到扶贫战略中来，为我国反贫困工作能够取得更大成绩而做出努力。
参 考 文 献
[1]龚霄侠.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4）
[2]马明霞.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J].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7（1）：13
[3]胡苏云.中国农村人口医疗保障：穷人医疗干预视角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6（7）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5
關键词：民生科技 供给 现状问题 原因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21—04
党的十七大召开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民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普遍關注的焦点。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要以解决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目前，科技部已将发展民生科技，作为科技惠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战略举措，列入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科技部万刚部长、刘燕华副部长等主要领导多次强调科技要面向民生、服务民生，要求把加强民生科技作为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十一五”科技工作安排的重要举措，并在“十一五”期间加大国家科技计划中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这是科技管理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总书记“6·25”讲话的具体行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举措。
科技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力量。科技与民生相结合，既是科技发展的要求，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因而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科技供给的现状及其在满足国贫县贫困农户的基本民生需求成效，对于国贫县较多、民生问题又较突出的甘肃省来说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基于此，本课题组通过对六个国贫县的相關科技部门、基层乡村组织的走访，政策文件资料的获取，对民间组织、专家学者、科技能人、村庄精英展开集体座谈会、单独深入访谈，以及召开由贫困户、中等户、富裕户组成的村民代表会等方式，获取了调查地区科技供给的详实资料，梳理并分析我省民生科技供给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这对于探索甘肃省科技扶贫与开发的合理模式和解决之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甘肃省民生科技供给的历程及实践路径
从甘肃省民生科技扶贫的实情来看，其经历了财政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以及新时期处于探索阶段的参与式扶贫等三种模式，从扶贫模式的演变可以看出“我给你、我给你并要求你发展、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并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路径。就甘肃省目前实施民生科技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采取项目以点带面，坚持项目管理与扶贫资金相结合，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为了避免分钱分物、资金过于分散、撒胡椒面等弊端，甘肃省扶贫始终坚持资金随着项目走，按项目覆盖贫困人口，按项目检查扶贫效益和投资效益并逐步推进产业化的扶贫开发模式，这些民生科技扶贫工作的开展，在解决国贫县贫困农户的基本民生需求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民生科技扶贫中仍以财政式及开发式扶贫模式为主，其自上而下的推行特点，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农户需求的表达及参与；参与式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制度创新，其强调农户需求及参与，但由于长期自上而下的扶贫工作的惯性，参与式扶贫模式在甘肃省推广的力度和效果都还不是十分显著，致使甘肃国贫县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一些与广大农民群众最關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即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甘肃省民生科技成效
甘肃省国贫县在扶贫开发中探索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改善地区民生并促进地区发展作了一定贡献，但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的瓶颈以及体制弊病等原因，国贫县公共服务供给整体不足。
1.民生科技项目取得明显成效。调查显示，古浪、康县、会宁县、张家川县、宁县等国贫县在已有的民生科技扶贫中，首先加大以民生需求为目的的项目落实和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121雨水集流”和“母亲水窖”工程的实施，为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及其他缺水地区基本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一些水利工程，如“引大入秦”工程及“引黄提灌”工程，不仅为边远山区通上了自来水，而且还部分解决了农业灌溉用水，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另外，国家和省上的沼气建设和“整村推进”项目的建设，使国贫县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都有相当改善，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县都在不断积极探索如何实现种、养、居空间合理布局，有效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使农民就医看病有了保障，各县也加大对疫病疫情的防控，地方病和常见病的发病率也大幅降低。总之，有關民生科技的七个重点领域，近年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升。
2.国贫县在扶贫开发与产业选择上，重视产业定位及与科技相结合。根据自身特点，瞄准本土化产业发展道路，有力促进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农民的可接受性。合理的产业定位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脱贫、减贫工作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产业定位和发展中，各县都非常重视科技对产业的孵化和推动。例如，会宁县的侯家川乡侯家川村的规模化乌鸡及蛋鸡养殖、古浪的沙漠生态产业、宁县的果品、康县的核桃及茶叶等产业，都是立足本地优势，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品牌效应，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3.科技助农推进了“以推广形成产业”的扶贫进程。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针对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和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不同的科技示范园及各种产业示范基地，从而以点带面来完成产业升级和优化；二是以良种引进、应用、推广为主的科技助农活动持续开展，如土种羊、牛的改良，良种蔬菜、果树等；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在资金有限，科技人员数量少的情况下，各县科技部门也在极力组织协调与其他部门的關系，实现科技兴农目标，推进产业化扶贫进程。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甘肃省国贫县扶贫开发工作探索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改善地区民生并促进地区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上述成绩背后，不可否认，我国长期以来的扶贫机制存在着体制性的弊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君博士指出，虽然我国在扶贫减贫中重视对国贫县的扶持，国贫县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由于财政扶贫体制机制问题，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往往被省市层层克扣，县里的存款被大城市调去支援建设，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的瓶颈以及体制弊病的存在，使国贫县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不足。这种不足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如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因维修经费短缺，丧失了抗灾抗旱的基本功能。如陇南康县的河坝，由于多年没有加固及提升坝高导致今年涝情严峻。第二，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不足。从多年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了财政的九成左右，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还不到一成。在调查中各县的科技部门反映，目前国贫县科技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良种推广、科技培训。没有充足的资金，也没有优秀的科技人才，人才的青黄不接在国贫县是司空见惯的。
三、民生科技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造成我省民生科技供给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的瓶颈以及体制弊病，本文将从立项、项目的实施、项目的评价等三方面，对供给机制进行分析。
1.项目立项过程“指令化”，项目实施缺乏持久动力。第一，立项论证是项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论证质量的高低、论证主体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项目能否顺利开展，而其中，农民作为被帮助对象，是否参与项目论证，是项目成败的關键。
我国长期以来在科技扶贫项目的立项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地方官员的报告和经验作为衡量项目能否上马的重要标准，项目论证成为官员和部分政府部门的事情，而作为项目的最终接受者——农民，却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实际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立项论证的错位和偏差，并导致群众对项目的热情不高。县以及相關部门在项目的选择与决策中，缺少对农户实际需求的有效评估和获取，项目实施过程中又忽略了对于村民需求的考虑和重视，强化了项目的“指令化”特点，农民积极性不高，项目实施缺乏持久动力，进而影响到项目实施的效果。
例如，在会宁县头寨子镇，村民向我们反映，由于头寨子村长期缺乏雨水，县上实施了苦咸水淡化工程，该工程立项的初衷是解决农民灌溉用水，改良土壤，增加农业收入。但项目开展了一年就停滞了，因为高昂的淡化成本已经超越了农业产出收益。在问及项目论证问题时，村民表示，这是县上的决策，县上也没有征求村民意见。另外，在张家川县的榆树村灾后重建项目中，我们也见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县里的统一规划，新搬迁户一律是每户只有63.5m2的居住面积。对此，我们询问了村里领导，村领导表示，县里要求每户居住面积最低不低于45m2，63.5m2是村民大会一致表决通过的合理居住面积。但是在对村民的访谈中，很多农民表示63.5m2对于全家来说居住空间太小，同时还限制了养殖空间，养殖几乎不可能。因此，63.5m2的规格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征求村民意见，这一标准是哪些村民讨论的结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而且榆树村后期的入住，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
同样，在“整村推进”项目中，上述问题也并不鲜见。在张家川榆树村、宁县瓦斜乡永吉村等地方，调研人员多次碰到类似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长期以来在立项过程中，由村民参与的项目论证过程，并未得到有效推行，这严重影响了项目的预期效果，最后造成事倍功半的局面。
第二，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项目的可持续性，可以分为项目本身的不连续性实施的不连续或断裂现象。这个问题和上文第一点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论证环节农民的需求没有被充分表达，继而造成项目本身不适用、不能因地制宜，最终导致项目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例如，机整梯田和地膜是针对干旱问题推行的农业技术，两项技术对于抗旱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有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两种技术不仅没有减灾，反而加剧了干旱旱情。会宁县头寨子村就是明显的例证。该村村民提到，由于没有降雨，地膜反而加剧了作物吸水困难，为农民造成更大损失。还有，机整梯田作为省上推行的项目，其功效在于保水，但是在张家川，由于东西部气候条件和产业结构的差异，这一过程反而影响了作物生长和畜牧业发展，村民们因此对梯田项目不是很积极。这样的例子在调研中还有很多。
2.项目实施过程内外能力欠缺，项目效果不佳。就造成贫困的原因，一般而言，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及相应的资源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的政策与制度制定和实际的执行能力，又会进一步固化已有差距，强化了地区间的贫富差异。因此，在甘肃贫困地区“先天条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重发展当地人民的内外能力，就成为關系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我们认为，这种内外能力包括：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制度的能力；制定合理有效地方发展政策的能力；协调和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相關主体，实现公平、公正资源分配的能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升村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因地制宜的执行政策的能力；自身能力建设与发展的能力。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科技扶贫的效果不仅受制于科技、人才、资金、资源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受制于基层县政府及科技人员包括农户的能力建设现状。
第一，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的能力。政府主要面对两类政策，一类是省级以上（包括国家）政策，另一类是地方政策。在执行省级以上政策时，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很小，在政策解读和细化方面，地方政府有很多无奈。例如，在沼气项目执行上，省政府要求每个县根据县情只通报沼气建设数量，对于沼气使用效果上却没有明确的衡量指标。因此，在沼气建设中，基层政府对沼气建设规格、建设点的选择上缺乏深入的论证，致使沼气项目成效缩水。
对于一个基本民生需求还不能满足的欠发达省份的国贫县，长期的输血式扶贫，导致了基层政府对此体制的惯性依赖，很多地方性扶贫开发项目多为任务式的项目，对于项目本身的目的和目标县级科技部门也是无法选择的，他们仅仅是执行，至于制定合理有效的地方发展政策，对于一个關注生存多于发展的国贫县来讲似乎是奢谈。
第二，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相關主体，实现公平、公正资源分配的能力。在宁县调查中，县里领导表示，在选择整村推进项目时，有很多具体指标，而这些指标将更贫困的乡村排除在建设体系之外，造成扶贫开发的不公正、不公平。在地方性政策执行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本土客观实际制定和实施扶贫政策。在政策执行中，一方面必须要有明确的部门任务和工作划分，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部门间的协调联动。
第三，自身能力建设与发展的能力。我省国贫县科技人员队伍不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很不足。这其中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业机械和经营管理等专业。其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技术推广，约一半左右的技术传播人员在从事行政执法、中介服务和经营创收等非技术传播工作。同时，农业技术传播队伍素质偏低，大多数人员为非技术传播专业毕业，传播理论水平不高，多年没有进修、提高机会，知识老化严重，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难以担负知识传播的大任。此外农业技术传播队伍的专业分布极不合理，上、中层人员多，基层人员少，呈现倒金字塔结构，乡级农村推广站一人一站相当普遍。农业科技传播力量弱，农业技术传播人员供不应求。
对于农户而言，他们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要靠村民自我获取和学习；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从供应机制上提供满足困难民众获取各种知识，培养和提高自身能力的途径和条件。在对农户能力进行培训时应该选择与村民生活生产相關性最强、最基本、最迫切的能力需求点进行培训，保证项目对村民的实际效用。只有提供适合村民期待的项目，他们才能积极参与并有力的配合，主动学习。选择的参与也不是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的参与，参与的有限、需求的不完全挖掘、项目本身对村民能力培养和提高的有限综合影响了项目受益者自身的发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根源。
另外，科技带头人对于农民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强化。科技致富带头人往往是村里的能人，他们有很强的价值实现欲望和风险抵御能力，政府对于这些村庄能人的认可和政策上的支持不仅可以为科技扶贫提供组织上的支持，而且也有助于形成农民主动学习依靠科技致富的良好风气。对于没有多少资本和技术的贫困农户来讲，他们没有抵御新技术、新品种尝试的风险能力，因此带头人的模范示范作用效果成为新技术、新品种能否推广的關键。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村庄能人的参与力量及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十分有限，许多基层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像宁县科技局领导提到建立带头人奖励机制，但由于目前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形成制度，这就警示了基层政府在项目实施和推广过程中，必须认识并探索带头人、能人参与的有效路径。
第四，营造地方发展环境提升村民自我发展的能力方面。自然灾害、信息化建设等各方面均问题很多，恶劣的生存环境限制了地方产业的发展，村民能力的建设和发展。地方政府希望能用产业化来实现本土化的就业安置和能力提升，实现县甘肃省国贫县普遍自然条件都较差，交通设施、村民科技意识、域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通过科学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才是提升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但从县上实施的科技项目及科技培训来看多是完成上级任务和指标为目的，在培训项目中，区域化的、群体化的培训缺乏变通和调整，从而导致有些培训不能适应群众需求，要么太过于理论化，要么太过于宏观，大大降低了培训的实效，且将会影响农民对该项目的排斥，进而会使地方通过产业带动来提升村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并最终寻求发展的路径阻断。
3.项目评估主体单一，评估结果客观性不足。项目评估一般在项目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三个不同阶段进行。项目效果评估是项目立项需要重视的部分。在县上科技项目立项和论证中由于评估主体的单一，项目论证指标的“政绩化”，在立项、实施中主要是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督导，缺少第三方的有力监督和评估，对于项目结果的预期与效果间差距的测评、审核和鉴定没有项目实施方以外的力量介入，对于效果的评估也是上级部门请专家或者是本部门人员来承担，这使本应多元主体参与的项目评估变成部门上下级间的指导与配合，评估中缺少第三方和民众的需求表达，致使效果评估难以客观反应项目对民众需求满足程度的真实状况，评估导向“政绩化”。
例如宁县百万亩苹果种植项目。县上将该项目看成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化的有力举措。在参照了静宁、陕西苹果种植经验基础上，县领导提出产业兴县战略，试图通过规模化来实现产业化的发展。县上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投入巨大资金完成了30万亩苹果任务，但实际成效却不如人意。从果树保留率到果树管理，从病虫害防治到苹果储存、销售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除了该项目缺乏立项论证，缺少对民众需求的關注，更主要的是评估主体单一，没有将民众纳入到评估中，缺乏民间力量的制衡和监督，评估流于形式化，致使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不足，不能为政府扶贫工作的改进提供真实客观的依据。
四、总结与思考
总体来看甘肃省科技挟贫开发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挟贫（1978—1983）、“两西”建设（1983—1992）、“老高少”建设（1992—1998）、“四七”扶贫攻坚（1994—2000）和全面建设小康（2000至今）等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科技扶贫的理念与思路也在不断调整，而满足民生需求是科技扶贫的宗旨，因此一个良好的科技扶贫供给机制将是实现有效满足民生需求的重要保证。
在调查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地理位置及相应的资源分布的差异是国贫县贫困的先天掣肘，但当大量的扶贫资金进入、大量的扶贫项目推广实施时，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扶贫效果，但最终因为扶贫供给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使扶贫效果不尽如人意。对甘肃省民生科技供给现状、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不在于呈现，重要的在于让我们思考新时期扶贫模式如何更好地贯彻“以民生为關怀，以科技为手段，民生与科技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思路，激发我们思考并认识“民生与科技对接的有效供给机制”在民生科技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性，并最终为探索出一条适合甘肃省科技扶贫与开发的合理模式和解决之道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证依据。
[基金项目：科技部软科学重大项目“民生科技需求与战略规划”甘肃子课题（项目编号2008G×S18024。项目主持人魏淑娟）；201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西部农村移民地区现状与问题研究——以甘肃为例”（项目编号：10L7UJBWZY075，项目主持人魏淑娟）]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危机管理、农村社会学
扶贫工作的历程范文6
一、具体工作做法及取得成效
（一）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工作规划。为全面了解掌握挂钩村的基本情况，局领导专题与驻村指导员一起和村干部一同深入农户、田间地块，以走访当地知明人事、老同志、老党员、致富能人和座谈等形式调查了解当地气候、人文状况、群众的发展愿望、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等。通过调查，找出了贫困原因主要是地理条件恶劣，资源匮乏，交通信息闭塞，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占有量少，经济结构单一，劳动者素质低下，贫困人口的依赖性、惰性严重，缺乏自觉改变落后面貌、摆脱贫困的主动性，缺乏科学种植技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作物有少量种植，行不成规模等。针对该村现况，局领导多次与村“两委”干部一起分析研究，制定提出了工作措施，努力提高群众的内在素质，激发脱贫致富的信心，着力从种植业、养殖业、劳务输出、结对帮扶等方面帮助农民增收，力争年底实现人均纯收入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100元以上。
（二）抓好组织建设，增强堡垒作用。为充分发挥好村“两委”班子在工作中牵头作用，积极与村“两委”班子进行座谈、交流，了解掌握班子状况、工作思路等情况，并与村“两委”班子一起分析研究工作措施，适时组织班子成员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为他们鼓舞土气，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增强了带领群众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和干劲，为深入推进挂钩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努力培养新型农民。针对贫困户存在的“等、靠、要”、守土安贫和悲观失望等落后思想观念，利用召开党员、社长和群众会议等，组织学习党在农村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解放思想，艰苦创业”讨论活动，与群众面对面谈心，分析贫困原因，寻找致富门路，宣讲新观念、新思路，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并请本乡本村的致富能手、种田大户、外出务工致富人员以身示范，介绍致富经验和创业历程，使贫困户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自立意识和脱贫信心，激活了他们的内在动力。同时，组织群众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广大群众遵纪守法，做团结邻里的新型农民。
（四）搞好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贫困户自我脱贫能力。为提高贫困人员的生产技能，由经贸局帮助解决培训经费，村级组织开展培训，请农科站技术干部到村、社开展技术培训，到地块进行示范指导，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科技种植技能。
（五）积极引导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农民增收。针对水田村具有适宜土壤的优势，在结构结调整上着力于引导群众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在养殖业上主要发展生猪和家禽，积极帮助群众引进优良品种，热情提供科学饲养、市场信息，帮助农民提高商品市场意识，使畜牧业在短期内得到壮大发展。在种植业上，重点引导群众发展柑橘、花生、方竹、板粟等优势产业，组织部分农民代表到外地进行观摩、为群众联系种苗等，现已建成柑橘、花生、方竹、板粟、核桃各200亩。
（六）积极协助村级做好劳务输出，转移富余劳动力。针对该村劳务输出信息不畅、富余劳力输出难的情况，我们积极协助村两委采取信函、电话、互联网等形式与省市内和省市外厂家、中介机构、引资进驻本地开发商及个体老板联系，收集可靠务工信息，及时提供给他们，并帮助他们推介、参考可靠去处。全村今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100余人，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外出务工人员320人，将新增打工经济40万元左右。村支部还组成了务工领导组，负责对务工协调、组织、培训等，由村支部出面与引资进驻本地开发商及个体老板联系务工事宜，并签订合同，目前已组织300余人上工，每人每天可挣到30—40元，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富余劳动力转移。
（七）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上，局领导积极协调落实有关资金问题，一方面积极同村两委班子一起向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另一方面动员单位职工捐资捐物和多方筹措的办法，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解决，使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而进一步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凝聚了民心，为挂钩扶贫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一是开展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贫困农户。06年春节之际，动员职工捐资1400元、捐赠衣物60余件，在局领导的带领下，全局职工冒着风霜雪雨，背着大米和捐赠衣物，进村入户看望慰问五保老人、贫困群众、重灾民等，让他们过上快乐春节，并及早对来年生产作谋划，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关怀。二是积极帮助村两委改善办公条件。针对该村办公条件简陋的问题，局里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部分办公经费，并为水田村购买安装了一部电话，解决了通讯问题。三是积极协调部门帮助解决群众迫切关心的村中心校的修建和修建碗杉公路缺口资金的问题。通过协调努力，总投资20万元的村中心校的修建已于3月破土动工，预计在今年9月即可竣工。
（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为改善群众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不断提高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明村组建设，我们积极谋划，与村“两委”研究并制定了《新农村建设方案》，重点从宣传教育、环境整治着手，充分利用相关会议组织群众学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并在全村开展“道德规范进万家”和“一学三争”等活动，引导群众规范粪堆、柴草堆，教育群众养成尊老爱幼、团结邻里、文明守法的公民，督促村民清理垃圾，防蚊灭蝇，搞好住宅周围环境卫生。
（九）切实加强管理，积极支持驻村指导员的工作。为使派出驻村指导员安心工作，我局对派出的驻村指导员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支持，想方设法帮助其解决困难和问题，积极协助所挂乡村做好指导员的管理工作，使派出的指导员能自觉遵守纪律，能积极深入工作中，吃得苦，住得下，真正发挥了指导员的作用。
二、存在困难及下步工作打算
我们在半年的挂村工作中，忠实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心为群众的利益着想，帮助村“两委”班子制订规划，帮助群众脱贫奔小康，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通过扎实工作，全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但也还存在以下困难和问题。
一是由于该村地处偏壁，经济结构单一，资源匮乏，贫困面大，工作难度较大。
二是群众思想、科技、文化落后，交通信息闭塞，土地贫瘠，投入高产出率低，因灾返贫突出，扶贫工作效益不明显。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制约发展因素大。
四是群众性的精神文化生活落后，新农村建设进展缓慢。
五是由于经贸局是一个负债单位，在新农村建设挂钩工作中的一些短小发展项目上都无资金帮助解决，一定程度上给工作带来了困难。
在下步工作中，我们针对存在不足，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更加深入群众，切实将挂钩村工作做细、做扎实，从智力、信息、资金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确保收到实效。
一是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群众因地制宜进行产业调整，着力在种、养业上做文章，帮助群众找市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加大科技培训力度，使每个劳动力均掌握1—2项实用技术，增强贫困群众自我脱贫能力。
三是继续为该村做好劳务输出信息收集、提供工作，帮助外出务工人员推介提供可靠信息，把劳务输出工作做大做强。
四是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争取项目、资金，改善该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