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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文化概论范文1
【关键词】文化 翻译 文化空缺
近年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索的重要方面。《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翻译得以实现的媒介，文化便与翻译联系起来。奈达提出了五种文化：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并指出作为翻译家，很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这五种文化。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凸显了文化。作为一种“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整个翻译过程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者在翻译时面对的是两种文化体系，因此他需要精通这两种语言，并深入了解这两种文化。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成功地将文本附于了“可译性”，相反，文化的个性就形成了文化闭差异，形成了“不可译因素”。“不可译”主要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在实践中，“不可译因素”主要包括语言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方言、双关语等）和文化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词汇空缺等）。以下将是针对“文化空缺”进一步的进行分析。
空缺现象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首先发现的，他经过两种语言比较分析得出了random holes in patterns的概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尔在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语言颜色进行研究时，意外地发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对其它民族的颜色的名称一无所知，他们用“空白、间隙”等术语来表达；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夫在对比不同语言词汇时，使用了“无等值词汇”的术语；80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及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了vacancy理论。
空缺，是指某个民族所操的语言及其关联文化现象在另一民族之中并不存在。文化空缺，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由非语言手段的差异形成的空缺，比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不同的民族观念等不同民族体态语和手势语。“文化空缺词”意思是只有某一民族所独有的，有着期独特的文化意义，它的形成是随着历史的迈进所逐渐形成的词语，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部分空缺词，另一种是完全空缺词。部分空缺词，就是英汉两种语言中能找到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但其文化内涵是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的词，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指称意义相符，蕴含意义相异的词，如黄色在两种文化中都存在，且指代相同的颜色，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黄色”表示中央之意，预示着高贵，是皇室专用颜色，如“黄马褂”“黄袍”，中国的母亲河叫做“黄河”，每个中国人也是“炎黄子孙”。而在英语中的“yellow”象征卑鄙与胆小，疾病与衰败，“a yellow dog”用来代指卑鄙的人，“yellow looks” 代指怀疑的目光。第二种是指称意义和蕴含意义相异的词。如：在汉语中，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能兴云降雨，是“封建帝王的象征”，是“吉祥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图腾”，而英语中的龙“dragon” 有翅膀和长尾巴，能喷火，和汉语中的龙不仅形态不同，而且蕴含意义也不同，常为贬义，指代凶悍的人。前两种情况会涉及到在译语中借用源语表达的“文化借用”的方法。第三种情况多为一些成语典故或者是在历史进程中衍生而出的专有名词。如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 国家和制度在两种文化中指称相同，但是英语中却没有“一国两制”这个词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而来的词语。完全空缺词是英汉两种语言中根本找不到指示意义或文化内涵相近或相同的词，多指一些在汉语特有的事物，如气功（Qigong）， 乌龙茶（oolong）， 杂碎（chop suey）。翻译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跨文化的交际找出应对“文化空缺”的方法十分必要。
针对“文化空缺”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1.意译法，这一翻译方法主要是翻译具有浓厚中华文化特色的词语时常采用的翻译方法。如，戴乃迭的《献上一束夜来香》译本：上星期六新夫人河东狮吼，摔碎大圆镜一面。并据此评论道：二次结婚，没个好！ The previous Saturday his new wife had thrown a tantrum and smashed a big mirror. Her verdict was： Second marriages never work out.“河东狮吼”源于坡的“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比喻妇人强悍，对丈夫很严。戴乃迭将“河东狮吼”译为了“had thrown a tantrum”， 传达了其意义。另外，在英语中寻找对等词汇这一方法即“文化借用”也可包含在内：今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In the romances which Baoyu smuggled in to her and of which she has nowadays an avid consumer it was always some trinct or small object of clothing or jewellery-a pair of lovebirds， a male and female phoenix.（杨宪益 戴乃迭译）3在中华文化中，“鸳鸯”意指爱侣，但是外国人看到此词却不会引起这样的联想，如果直译的话，应为“mandarin duck”， 这样会使读者不明就里。在英语中，有相同蕴意的词汇“lovebirds”， 弥补了因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语义缺失。意译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的传达词语的文化内涵，展示中化文化，但是不足之处在于语言形式不够简洁，甚至冗长，或者失去汉语原有的形象与传神，不利于其在异域文化中的传播。2. 直译法，又称为语义再生法，这一翻译方法主要针对部分空缺现象，既可以使译文简洁明快，又能保留汉语文化词语的原汁原味。如： Cultural Revolution ，北大荒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红楼梦》中：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译文：I don’t have to ask， retorted Pao-chai， one doesn’t expect ivory from a dog’s mouth. 直译法多用于翻译一些惟妙惟肖的比喻，这是人类共性思维的产物，完全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为操其他语言的读者所理解接受。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读者了解的仅仅是词语的字面意义，很难深入了解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3.音译法，主要针对的是完全空缺现象，用来翻译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如饺子：jiaozi， 馄饨： wonton。4. 加注法，又称解释性翻译法，加注法它是以注释来插入译文，来为文本所要表达的文化北景做出说明，来补充英语与汉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样就能对翻译者形成一种很好的催化剂，使得其便捷地理解些类有着其特别的文化语语。主要针对部分空缺现象。如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中的翻译：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译文：After we had moved to Ts’angmi Alley， I called our bedroom the “Tower of My Guest’s Fragrance ，” with a reference to Yun’s name， and to the story of Liang Huang and Meng Kuang who， as husband and wife， were always courteous to each other “like guests”. 4“如宾”一词取于成语“相敬如宾”，是由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夫妻，梁鸿与孟光，的故事衍生而来。看到此成语，中国读者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个典故，而西方读者却不了解这个成语的内涵。林语堂首先直译如宾“like guests”，然后采用加注法，解释简洁明了，不仅有助于让原文读者了解这个典故，更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是文化空缺的一种，运用以上翻译方法便可译出。如：我也是醉了：Are you kidding me？ 有钱就是任性：rich and bitch.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I can’t afford it. 且行且珍惜：It is to be cherished .不作就不会死 no zuo no die， 打酱油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I am just passing by， 然并卵 However， it’s just useless shit， 钻石王老五 diamond bachelor， 小白脸toy boy， 凤凰男 phoenix man， 房奴 mortgage slave， be sunk。随着“dama”等词被引入英文，以及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增强，相信越来越多的网络热词将会收入。
因社会历史变迁、、风俗习惯以及思维视点不同导致的“文化空缺”不可避免，但这种“不可译”因素的存在并不代表着翻译不可能进行。翻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人类交流所必需的，因此，翻译必须进行。只要合理运用有效方法，就能最大限度的去弥补因“文化空缺”造成的缺陷，使得翻译得以进行，促进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41.
[2]魏万德，杨卿.汉英翻译中的文化空缺现象初探[J].理工高教研究，2005（3）：114-116.
河东文化概论范文2
［提 要］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畜牧业等优势特色。金元时期的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和平时期也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史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我们在此不表异议。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容易引起认识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即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因而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过北宋北方经济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各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
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全面发展的地方经济，达到了北京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这一广大地区做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安州（今河北安新）原为宋朝的边防顺安军，至金朝变成内地后，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原来作为国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有菰蒲、菱芡、莲藕、鱼虾之饶”，秋季水退后，“土壤衍沃，则得禾麻麰，亩收数种之利。”而且“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淳事简，素号易治。”献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月无月无，连阡接陌，桑荫障目。”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抚州（今河北宣化一带、张北一带）牧区也是“素号富实”。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
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亲临此地，下令“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一个有着雄厚农业、渔业、手工业(盐业)基础、便利而商业昌盛的新县城诞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甚至曾升格为盈州，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永济县（今河北丰润）也是新兴县。原来只是永济务，但“出丝枲、鱼盐，所宜稻梁黍稷”，而且民物丰衍，赋入繁阜，大定年间升为县，并一跃“为蓟郡诸县之最”。总的来看，金代河北许多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亚于或超过了北宋。
历代京城都需要外地为其提供粮食等物资。金朝京城依赖的主要地区就是河北。金迁都中都后，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今山东临清南、武城西、德州)、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东光、沧州北、青县、献县、武强西)。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其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称也。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叙述不免会有夸张，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见所闻，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镇之士民轻裘绥带，鸣丝跕足丽，嬉游宴衎……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独称万家之盛。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渤海之滨的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顺州（今北京顺义）“地沃而民淳，自国家罢兵百年，涵濡抚育，生殖日敏（繁？），蔚为饶郡。”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沃壤岁常丰”；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原地沃衍，多农民，植宜蓝靛草，颇有业染者，亦善地也。”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川流交贯，树艺茂盛。”都是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台、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等县利用澧河浇灌稻田，“近水农民久蒙利益。”
蒙元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已入蒙古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面对兵火之余荒废15年的保州城，大力开展恢复工作：“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通过城市规划、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殷实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元顺帝至正时，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获得大面积丰收。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为当时一方乐土。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壩河、金水河、隆福宫前河、海子岸、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甕山河、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等等，都进行过治理及发展其在农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2.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恢复发展的较快，以致于金人认为“山东富庶甲天下”。如济南“风土甚好”；“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开发土地600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自然水源，实行稻麦连作：“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这一带的高产农田证明了农业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执商工业，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府）是一极大城市……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工商业颇盛。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习俗和睦”，“人多读书”，“地平土沃”。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今山东武城）至新泰（今山东新泰），“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东州既为乐土”，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青州（今山东青州）是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至元年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状况：“路冲当水驿，市早集商船。鹅鸭皆成队，鱼虾不费钱。”至少反映了商业和养殖业的发达。而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比较差些。登州虽“擅利鱼盐”，但“土田狭窄，瘠卤半之”，农业落后；莱州“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但“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人口稀少。
3.河南
金代河南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不包括现在的豫北地区。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至金代长期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在金代盛时的金世宗朝，还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尤其是陈州、蔡州、汝州、颍州（今河南淮阳、汝南、临汝、安徽阜阳）等地“士旷人稀”，所以采取“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的政策，以发展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口。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河南经济随之发展起来。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省臣奏：“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十一月，朝廷下令“募民兴南阳水田。”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岁获千万钟”。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始终比南部优越。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怀州、卫州（今河南沁阳、卫辉）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风气清淑，物产奇丽”，如卫州“土温且沃……稻塍莲汤，香气濛濛，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崇山峻岭……真所谓行山阴道中。”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属大名府路开州的清丰县（今河南清丰），“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而金世宗时的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因而很快走向发展道路。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可见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此后我们还能看到，汴梁路农业不断有新的进展，以水稻种植为突出证例。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创稻田300余顷。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元武宗时，任命中宪大夫、峡州路总管韩冲为“汴梁稻田总管”，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添设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稻田事”。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在古代开封历史上，类似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怀孟路（今河南卫辉、沁阳）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持继发展。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年）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塗。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新乡县更是“桑土衍沃，浸以清泉之润，民俗敷阜。”肥沃的土地加以丰富的水源，造就了一方富庶；汲县（今河南卫辉）“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夥繁，合散于此。” 是商业繁荣之地。至元十三年前后，汲县新增垦田700顷，标志着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如南阳府（今河南南阳）“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商业也较发达，史称“汝、汴二郡多富商”，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比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即有人言：“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故而，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省而名列第二，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至少可以说是北方诸省中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元文宗天历元年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1748锭30两。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并占总数2449锭的99％。
4.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在北宋时，就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入金以后，再经开发，虽然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金世宗也指出：“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
金代山西经济状况不能一概论，汾河两岸的平阳道（今山西临汾）就是非常富庶之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元人郝经甚至言：“金源氏（指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竟是金朝境内最发达之地。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明昌年间，潞州涉县在西山开发一“美泉”，修渠引水，使“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缺水的瓶颈问题。
在古代山西史中，以金朝时文化最为昌盛。如元好问言：“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而晋中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洪洞）据说是“家置书楼，人畜文库。”比北宋时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由此可以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势头。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由太原向西骑行，七天的路程中，“沿途风景甚丽……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明清时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国际贸易；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其中商贾甚夥，河上商业繁盛；缘其地出产生薑及丝不少，禽鸟众至不可思议”；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商业茂盛，织造种种金锦不少。”如果我们对马可波罗记述元初山西经济全面发展感到惊异的话，那么，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正好做了印证和补充：
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足食，而不必流浪或到外地谋生。有关史料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余阙的记载。如王恽言，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入汾水，开发出水利田2000多亩，产量“亩收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另据王桢言，山西人“居常积谷”，荒歉之年可避免“流离之患”。正所谓有备无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习俗，史称“勤于耕耘”，“能俭勤农”，“惟勤农作”，“无游惰之人”。“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正是靠着这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经济成果。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5.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薑，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税收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人稀地广，藁菜满野”。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无所产，而且税少。”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山水明秀，土地肥腴”，泰和年间引南山之水，建渠50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问题：“公室赖之，刍粟无忧……汲引灌溉，塗墍洗濯，无复嚮时之艰虞。”不久，“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鬚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鬰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经济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通购物斛”。兴定四年（1220年），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这显然依赖于“地腴岁丰”，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土壤肥沃，又且平衍”，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
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蒙哥汗二年（1253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选关中为封地。“天府陆海”自是古时名声，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来关中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关陇大治。”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屯成，果获其利。”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50里长渠，引汧水灌溉农田3000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药园。“岐人惠之”，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纯俭素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王恽言关中小麦“今盛于天下”即可证明。
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5县农田7万余顷。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数字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
西夏等西北地区，金元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发展。两宋之际，西夏乘宋金战争之机，用武力等手段扩大了领土，实力更增强。其地“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环境中，经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农业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古渠，一名汉延渠，一名唐来渠，受益面积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予以修复，“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灌溉面积有所扩大。随即又在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南、敦煌西）等地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田，吸引来归业人民四五万户。当地经济再次走向发展道路。如西凉即“出产小麦甚饶。”元世祖至元末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红花既是染料，又是中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宁夏人民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显然是因为能获取更多的收入。“土田半艺红花”或许有夸张，但已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的经济作物区则是无疑的。至于口粮问题，元政府片面重农观念大概是多虑的，农民不会饿着肚子经营经济作物。要么是另一半土地可提供足够的口粮，要么是可向附近地区购买。总之，“半艺红花”是当地经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自然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气寒地瘠，少稔岁”的甘州。至元二十二年，甘州每顷地仅征收税粮三石，亩均三升而已，产量之低可想而知。但至元二十六年曾“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证明此地已有较多的余粮。地方官又通过赈贷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元仁宗延祐年间，“兵馕既足，民食亦给”，甘肃也“诸仓俱充溢”。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如耶律楚材在今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看到：“附郭皆林檎园囿……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今喀什一带，“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居民甚吝啬窘苦，饮食甚劣。”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只是这些成果都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仍贫困不堪；现莎车一带“居民百物丰饶”；现和田同样“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领先于内地。
6.东北及内蒙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的黑龙江省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地区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开发时期。
阿骨打定都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辖南至吉林长白山、北至黑龙江海伦广大地区。此地率先得到开发：“土多材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其北部的率、胡刺温之地（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海伦一带）“地广而腴”，金世宗大定年间迁徙三猛安至此予以开发。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已有猛安谋克户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205000余石，因当地官方“收多支少”，储存量多达2476000余石。如此大量的储备粮，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罕见的。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及相邻的临潢府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又一重要经济区。“其地肥沃”，“彼地肥美，异于他处”，大定年间将奚人六猛安移居于此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临潢府路中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南），早在金太祖时，就因土地肥沃而迁徙万余户屯田于此。临潢府所属的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6万顷之多。临潢府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北）在辽代即建有行宫，“宝货多聚藏于此”，至金时仍“比他州为富庶”。咸州即咸平府以北地区，金初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农业生产颇具规模。
辽宁南部地区人口稠密，垦殖率高，并不断扩大农业区。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合厮罕关周围700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田收甚利。”元朝时，这里仍是“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辽东、北京路主要即今辽宁省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历史。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96《食货志? 市籴》中，所记载几乎全是元世祖时的事例，凡22年次，明确所在地者29地次，在本区者13地次，列述如下：
中统二年，始以钞一千二百锭，于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北京（今内蒙赤峰西）、西京等处籴三万石。
中统五年，谕北京等路市籴军粮。
至元二十年，以钞五千锭市于北京，六万锭市于上都，二千锭市于应昌（今内蒙锡林浩特东南）。
二十一年，以钞四千锭，于应昌市籴；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于上都和籴。
二十二年，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
二十三年，发钞五千锭市籴于净州（今内蒙四王子旗西北）、沙、隆兴路。
河东文化概论范文3
论文关键词：高校网络思政,新媒体,传播价值
1 新闻价值——让内容更有实际效果
高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栋梁，进入大学以后，他们更应该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中走出。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理性，我们能把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抽象化，概念化，判断推理。从理性需求来说，我们需要运用理性把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做一个厘清。人是有目标的动物，随着成长人自我意识逐渐完善成熟，不断提升和优化。所以我们的理性需求驱动我们要认识世界、认识他人、认识社会。基于正确认识才有正确的行为选择最终才能导致正确的结果。因而从理性维度出发人们需要资讯，需要新闻。因此，掌握信息至关重要，而新闻是真实世界的真实讯息。传播内容具备新闻性则是提升其内容关注度的一大要务。
高校网络思政内容首先需要具备新闻价值。其内容的公信力和关注度均来自其内容的真实性、新闻性，可以为学生提供他们需要了解的社会、学校的相关资讯内容。例如，在搭建高校网络思政的新媒体平台和渠道时，应该根据新闻价值的就近性原则，可以多为学生提供一些关于本校的资讯，如班车时间、期末考试安排、学校黄历等，以及校内重大或突发事件的新闻。作为校内的学生，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和学生休戚相关，最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结合新闻性的内容来开展网络思政的相关工作，可以获得更多学生的关注，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励志价值——打造具备正能量的心灵鸡汤
高校网络思政内容还需要具备一个重要的价值，便是励志的价值。所谓励志价值，则是指传播内容具有回复能力、唤起学生拼搏意识的正能量
价值。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当代大学生，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保障，他们是需要追求更多自我价值实现的社会群体。利用网络思政的方法，将励志的内涵蕴含于传播内容之中，唤起学生去奋斗、去努力、去拼搏、去实现正面价值的内心渴望，是我们高校网络思政传播内容的必备价值。我们无法避免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会遭遇挫折，导致意志消沉，此时他们都需要一种传播品能传播正能量，能助其从消沉中解脱出来，因此激励人斗志的传播品能得到响应。比如网络曾经很流行的“如果不折腾活着还干什么呢？”一类心灵鸡汤似的口号也曾获得大量拥趸者。因此，高校网络思政的传播内容如果能具有唤起学生斗志，激励学生从平庸走向优秀，从迷惘走向坚定的“心灵鸡汤”似的励志价值，则必然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并且获得学生的认可和追捧。
当下诸多高校在引领学生向上向善方面都在进行积极努力，其内核就是一种励志价值的传播。较为鲜明的例子则是，随着“感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众多高校也纷纷仿照开展了“感动校园人物”的类型评选。在学生群体中寻找榜样，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通过校内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和策划，节能减排论文一方面使得这样具备励志价值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在校学生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励志价值本身具备吸引力，因而大量学生会在活动期间更多地关注校园新媒体的内容，例如需要进行投票、评论等，从而使高校的新媒体渠道和平台获得更多关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与传播效果。
3 娱乐价值——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必备元素
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各类新媒体社交平台中，最容易获得大量转发和关注的内容，依然是以娱乐性内容为主。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谈“娱”变色。娱乐价值其实是当前人们对美的感受更加多元化、杂糅化的一种具象表现。正如过去正统的学术研究中，审美常常作为过去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而现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很大程度都被当下的娱乐活动所取代。著名传播学者斯蒂芬森于《传播的游戏论》中就探讨了传播的游戏性质。他将人类的所有行为分成工作与游戏两种。他分出了两种传播：一是工作性传播，比如下达命令；二是游戏性传播，比如相聚闲聊。工作性传播由于带有任务的成分在内，对参与传播者的身心来讲是不愉快的，所以斯蒂芬森称工作性传播为“传播—不快”（communication-unpleasure）。相反，游戏性传播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仅仅是寻开心，对参与者来说总是轻松愉快的，所以斯蒂芬森称游戏性传播为“传播—愉快”（communication-pleasure）。斯蒂芬森把大众传播视为游戏性的传播，即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就像儿童玩过家家一样，主要在于消遣娱乐，以便把自身从成人化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诚如施拉姆所言：“人们一旦接触了这种构想高超的理论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忽视传播的玩耍——愉快因素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娱乐带来精神的自由和解放的感受，它强调相对表层的、刺激性的、瞬时的感性经验的愉悦，这种价值在当今传播系统中更能获得认同。就如微博上搞笑的段子或者视频往往比一则古诗词传播得更快更多。这其实和现代人的生活、精神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向表层化和碎片化相关。因而学会在网络思政的内容中加入一定的娱乐成分，也是当前高校学生工作者在网络思政工作中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在进行高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时候，应该尽量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所想，关心学生所关注的内容，从中总结出学生喜爱的内容规律。面对当前新媒体内容娱乐化的大趋势，在高校网络思政内容中，高校学生工作者应该放下板着脸的“师长”腔调，尝试用娱乐化的形式来对内容进行包装，以期能够更加贴近学生的接收习惯，使内容发挥切实作用。
首先，可以从语言上入手。当前传播内容的娱乐化最浅层的表征则是语言上的娱乐化。每一天都会有无数“无厘头”的网络语言进入公众的视线。它们可能来自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段搞笑视频，而最快对这些流行用语进行吸收的便是年轻人，其中也就包括大学生。因此，在进行高校网络思政内容传播时，我们可以尽量借用一些时兴用语。例如在华东师范大学官方公众号中就曾经使用“新河东和群贤堂更配哦”作为标题来告知在校学子校内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其套用了某知名巧克力品牌的广告语“下雨天音乐和巧克力更配哦！”其次，可从形式上进行多元化整合。2015年曾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南山南》，而各大高校则借用歌曲的流行传播能力纷纷改编了各种高校版本的《南山南》，包括重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一系列高校均借用歌词对校园进行歌颂，也获得了学生的广泛好评。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采用流行、多元的形式来开展网络思政工作往往可以借用娱乐之力达到了教育目的。
随着当今社会思想意识越发多元多样的趋势，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信息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之下，网络媒体既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次全新迸发活力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进一步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加强研究大学生群体对网络媒体的兴趣点、关注点，并从中探索其规律，将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方能使我们的网络思政工作取得切实的效果。通过提升网络思政内容的传播价值从而提升高校网络文化建设，是新时期互联网发展的要求，也是高校学生工作者提升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深入化的必经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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