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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1
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是自贸区金融最具含金量、最具核心价值的业务。在自由贸易账户内，企业的本外币可以自由兑换，不再受外汇管制；也可以将自由贸易账户内的资金，划转到同一账户人的一般账户下。这好比另外开辟了一条通道，参照国际标准，建立独立的运转、监管体系，为自贸区内主体企业或个人提供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投融资创新相关业务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机构逐步建立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资产管理体系，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内地彻底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加速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开放，乃至对整个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产生倒逼和引领作用。
随着自由贸易账户这一大手笔动作的推出，风险防控必然是其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毫无疑问，设立自由贸易账户，风险也会如影随行，比如国内外投机者会把自由贸易账户作为资金套利的场所，会给旋风般的热钱进出以可乘之机，国际洗钱团伙也会利用自由贸易账户从中作案。
为此，监管部门制定了相关细则。5月22日，央行上海总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为自贸区推进“分类别、有步骤、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了管理载体和操作工具，即便是决定要实行的可兑换项目，也是“有管理”的，仍会实行有效的宏观和微观审慎管理。这主要是通过建立分账核算单元，对自由贸易账户的资金往来进行独立核算，建立“隔离带”，与非居民机构账户、其他银行结算账户等种类的账户分开。再就是采取境内和境外同名账户间按规定渠道进行“有限渗透”的管控，强调服务实体经济，虽然没有具体额度的控制，但是强调使用途径和项目的“实体化”。
然而，建立了这些风险“围挡”，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风险无处不在，“围挡”也可能被冲破。西方成熟的市场金融体系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尚且还会发生金融危机，遑论我国还处于“发育期”的金融体系？
自贸区自由账户管理细则是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的，有许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待实践检验，有的因为情况不明，暂时还没有制定细则。比如对于更受期待的央行30条第三部分投融资创新业务（主要涉及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的定调仍为 “成熟一项、推进一项”。也就是说，目前仅是建立了高速公路，跑什么车还需要监管层再定，这就增添了想象力，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从目前情势来看，自贸区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下的资金业务基本将通行，但资本项目下的业务还要根据国家整体金融改革进度来推进，应该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
我国自由贸易账户刚刚设立，管理工作才敲起开台锣鼓，许多管理只是“墙上功夫”，从纸上谈兵到实战运用，有一个熟悉、完善的过程，因此风险“围挡”在一开始就必须准确划界，牢固安装；随着管理经验的积累，再逐步缩小围挡范围。以往的教训是，有许多“围挡”风一吹就倒了，形同虚设。
自贸区国际金融人才欠缺，现有人才的国际化水平也亟待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人才大多经过多年国际金融的实践锻炼，相比而言，我国自贸区的金融人才还是新兵，必须依靠坚固的风险“围挡”来弥补业务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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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是一国或地区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通过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而开辟的与其他地区隔离的特殊区域。当前，我国进入了建国后第三个三十年，处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产业创新引领、经济社会转型、打造升级版经济和实现中国梦等历史使命。应大胆借鉴先发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经验，将我国自由贸易示范区及其体系建设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与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布局相协调，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事业，助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纵观先发国家发展经验，无不利用全球化手段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市场驱动、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无不利用全球资源撬动产业升级、文化精进和社会跃升；无不利用国际规则主导权，释放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和现代化红利。
韩国是自由贸易区的典范。韩国自贸区以国家间的形式建立，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自贸区涵盖成员国全部关税领土。韩国分别与智利、新加坡、美国、东盟、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区协议，且实施不同管理办法，有利于韩国资源互补，助推韩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连续双跨越。
美国是拥有自贸区最多的国家，联邦政府设立专司自贸区管理的机构，在海港、空港、陆港的60英里范围内设立若干从产业原创到自由商贸的不同类别的自贸区，在封闭的自贸区内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实施便利化的贸易、投资、结算政策，使其产业创新能够同其他国家保持同步，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产业格局中的高端地位。
创新自贸区发展思路、试点自贸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推向全国，是中国获取世界发展红利和制度红利的重要抓手。
第一，将上海自由贸易区打造成标杆示范区。自贸区不仅仅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更是中小企业孵化区、核心技术企业生长区。自由贸易区通过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海自贸区将成为国际资源配置中心和国际产业资本中心，把握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动权，掌控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驱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打造升级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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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 区域化 贸易
一、人民币实现区域化的背景
（一）人民币区域化的提出
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对如何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央决策者和经济学界学者的关注。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不断参与到国际贸易与投资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伴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人民币与中国参与到贸易中越来越重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人民币以此为契机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之间开始了区域化的扩展，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中国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受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波及的影响加速了其进程。
（二）危机影响货币金融体系
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金融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影响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属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它造成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的同时，也呈现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根本原因，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以美元为主要的货币造成的制度性的缺陷。
（三）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
从1991年开始中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开展贸易对话，展开了贸易联系，到1996年开始东盟与中国正式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国，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建立，中国正式与东盟十国建立了贸易联系，由此开始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战略对话。自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始启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二、人民币区域化研究进程
（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
中国参与到东盟国家的贸易中占参与世界贸易的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包含11个国家，人口总数达到19亿以及全自由贸易区所包含的国家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到底6万亿美元，从人口数量的家督属于世界上最大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区，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属于最大的贸易区。
（二）人民币区域性的影响
自20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以来，东南亚区域性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联系的不断发展，使得人民币目前至少18个国家及地区进行流通参与到商品交易和投资的过程中。伴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联系的深入，人民币在东南亚区域性的经济中已经享有“第二美元”的称呼，其中一些与中国贸易相对密切的国家甚至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货币。东盟中的一些国家已经在本国银行机构开设了人民币存款的业务。
（三）人民币区域性的流通
香港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中国面向其他国家开展金融业务的市场加快了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在香港地区的人民币离岸业务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越来越大，截止到2010年6月底，人民币在香港金融机构的存款率提高了4.8%，货币金额达到897亿元。预期到2011年初人民币在香港银行的存款额将达到1000亿。所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进程的不但发展，人民币的跨境业务将会越来越频繁，人民币在国家上的地位也会日凸显重要性，更重要的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人民币在该区域内进行贸易结算业务将会越来越频繁，对于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货币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三、影响人民币区域化的因素
（一）“一带一路”下的人民币区域化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联系会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中国-自由贸易区内势必会提高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投资联系。关于人民区域化的研究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人民币实现区域化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人民币区域化有利于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二）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宏观发展战略关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进程。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开发银行，中国与其他国家成立能源俱乐部等，不断扩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也为我国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
（三）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问题
第一研究环境方面。本文从国际市场区域化的背景下，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的潮流进行选题的研究，符合时展背景。为了使的人民币在国家货币体系发展新环境中的定位提供依据，需要深入研究人民币所处的国际环境状况，通过回顾概述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第二研究角度方面，将时间、空间的思维和视角与金融学相结合。尝试在CAFTA框架下对区域内各国进行了贸易依存度的关系检验，利用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在东盟实现区域化的可能性。
四、结论
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到国际贸易和投资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课题加快提上议程，但是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之前，根据现实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在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首先应该优先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具有绝对优势，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不断深入，为了更好的促进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中国中央银行与东盟签订了一系列的货币互换体系，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货币联系有了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霍伟东，杨碧琴.自由贸易区战略助推人民币区域化―基于C A FT A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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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体系改革 贸易保护主义 多哈回合 发展中国家 中国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二战以后，作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GATT/WTO基本框架下所搭建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及功能性的关键作用。得益于此，国际贸易体系长期有序地运转，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大为改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总体规模也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巨幅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参与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发展中，对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变化发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作用。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催化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和贸易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方，在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同时，积极谋求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良性的改革成果。
一、国际贸易体系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贸易内容、贸易形式、贸易工具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支付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体系的改革也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同样，国际贸易的发展也紧密依附于是否存在与其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一旦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就会创造出体系改革的原动力，推动体系改革的良性发展。
从当前国际贸易的规模及内容等来看，相比战后至上个世纪的末期，其都已发生了巨幅变化，但与此相对，贸易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决定机制等均没有发生相应的调整，而且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也越发尖锐，逐渐演变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推动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成员数量不断扩张，促使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深刻调整。因此，当前来看，国际贸易体系自身的调整、发展是不够的，并不能满足其体系内各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的需求，最终导致矛盾频发。换言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其利益衡量和价值判定存在着偏差，这就客观地加剧了彼此同在一个贸易体系内实现利益均衡的困难度。而且，这种困难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也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
其次，现行贸易体系的决定机制、标准设定、目标建设等基本取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体系内格局分布的落差导致话题主导权和发言权迥然不同，由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阵营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现行贸易体系内最为主要的矛盾落脚点。
再则，农业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传统敏感性问题不仅涉及彼此利益的协调和分配，而且关乎各成员方的国家安全与稳定，始终都未能在贸易体系自身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得以充分的消化。这类问题所表现出的失衡，突显了贸易体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此外，地区性经贸合作化的全面展开加速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而且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缔结成为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MTS）内容扩充的主要新特征。根据WTO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底，地区贸易协定总数高达474件，其中283件仍在发挥效力。 但是实际上，地区性贸易协定是把“双刃剑”，既可视作是对WTO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与完善，推动某一特定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升级发展，也可视作是对全球性贸易体制的颠覆，因为只有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参与方才能享有局部区域内的贸易同盟所产生的贸易利益，排他性的特征导致外部经济体失去了分配体系内部利益的机会。
除此之外，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现行的贸易体系并没有很好地抑制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反被一些国家及地区的保护主义所牵制。这里必须搞清楚保护主义与一般产业政策的区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及地区为了维护某一特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但是，实施这些产业政策必须是仅停留在市场层面的操作行为，其运用的对象必须具备普遍性、平等性的特征，实施的时间范围也必须存有一定的限界。贸易保护主义则迥然不同，完全脱离了商业行为的简单思维模式，是被特定的目标和意志所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其作用的目标对象上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且不存在时间范围上的特定限制。
综上所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失衡，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悬而未决是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新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步伐在新世纪中进一步的加速，世界贸易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据IMF的统计显示，2002年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2008年此数字猛增至32.5万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参见图表1）。 贸易量的急速膨胀带动了贸易格局、贸易结构、贸易功能、贸易实力等的深入调整，也催生了贸易体系的内在变革。
注：表中的数据为发达（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9, pp.4-5.
如图表1所示，从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发达国家从世界贸易格局的显著地位逐渐陨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与其相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步入迅猛发展的“黄金期”，所占比重的大幅增长带动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并促使世界贸易总体格局发生实质性的深刻变革。由此而言，多哈回合谈判屡次无功而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贸易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贸易结构的发展，造成参与体系构建的各成员方无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导致严重的、根生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10多年漫长而无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逐步陷入僵局、死局，客观上也说明贸易体系内部正不断释放着改革的能量，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竞争也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号、施令，发展中国家妥协、让步的初级非平等阶段。换言之，国际贸易体系对成员国实际义务的约束力在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而初级的非平等阶段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是单向的，就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主导体系运行及相关改革的始终是以欧美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集团。而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并依赖经济全球化运作体系的不断扩张，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资源的直接掠夺。更近一步而言，上述的初级阶段中，发达国家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依托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来进一步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与其相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广泛且全面地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能否公平且充分地体现在新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并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及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者，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僵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诉求，而曾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和捍卫者的欧美发达国家却在此次贸易体系的改革中成了自由化的“屏障”。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逐渐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全球贸易的传统格局，由此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与其贸易地位更为匹配且更加有力的发言权，同时也坚持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大的制度让步。虽然贸易谈判的僵局暴露出利益均衡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但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维护与其承担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并争取与发达国家均衡享有权益的努力，可视为是本轮贸易体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显著特征。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选择“抱团”的合作方式以扩大自身的同盟优势，增加谈判的要价力度，力求实现贸易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力量分布再平衡”。具体来看，多数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抗的实力，通常自发性地组成具有共同特定目标的利益集团，从而促使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由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博弈，转变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利益集团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抗衡。通过与以往单纯的“大国压小国”、“强国压弱国”的竞争模式相比较，新显现的格局模式更为合理、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欧国家的漫天要价和强攻死守，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但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采取“抱团应对”的有效举措，由此20国集团（G20）、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就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新兴谈判力量（参见下页图表2）。
另一方面，由于组成集团的各成员方也存有国内经济基础、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集团内部也存有部分的分歧，最终反应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不强、意见不统一。具体而言，20国集团（G20）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集团，但其成员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原是凯恩斯集团的成员， 是开放农业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印度、墨西哥等其他成员却始终希望保护本国的农业市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
图表2 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多股集团势力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笔者编制。
注：与其他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谈判集团不同，“10国集团”是由挪威牵头的10个农产品净进口国组成，成员包括保加利亚、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斯登、韩国等，该集团旨在对其农产品进行高度的贸易保护。
三、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与相应作用的产生
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历着深层次的改革，但多哈回合的屡次无功而返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此种改革的艰难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推动贸易体系的改革势必将成为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又一次国际层面的改革重头戏。而且，“尽快结束多哈回合、保持世贸组织的活力和权威，对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这其中，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将良性地帮助此次改革进程的有序推进，并对其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首先，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的参与促发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并健全和完善了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 中国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改革的积极要素，作为世界级的贸易大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引领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充足实力，需要与更多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以共同推动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现行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改革的积极参与方，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仅重新诠释了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互惠、共赢”的巨大效果，同时也为体系改革的渐进性推进发挥了稳妥的协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和大本营，其内部问题的外露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重创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国家信任度，同时也促发了体系中的其他成员方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的强烈呼声，其主要代表就是以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此次金融危机定义为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贸易体系实际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依赖于与贸易相关的各类因素的综合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贸易结构、贸易内容、贸易竞争力以及参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多种因素。
其次，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2007年8月17日，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吉隆坡发表讲话称，“今天面临的挑战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一套政策，保证各个国家都受益于全球贸易”。 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是对拉米总干事所期盼的有力回应。作为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成员方之一，中国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促成多哈回合顺利结束的关键力量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受贸易保护主义侵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等“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俨然成为抑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制造市场准入壁垒的“合法”手段。因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贸易依存度也较高，所以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经过多年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与实践，中国逐渐熟悉并适应了贸易体系的运转规律，丰富并充实了自身的贸易经验。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全面融合上升至新高度。中国国内一系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积极地运用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身贸易利益的不受损；积极参与并主办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性论坛，增加在国际贸易谈判上的话语权等，通过诸多主动出击式的工作及努力，实现了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无缝接轨”。而且，为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加速贸易体系自由化的改革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积极敞开国门，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 可以说，中国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并成为稳定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转、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大市场开放政策，不仅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量化增长和理念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也为自由贸易创造财富和价值贡献了丰富的现实素材。2010年3月1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高级别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各国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由此可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改革，论据更为饱满，内容更为充实，范围更为广泛，目的也更为明确。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作为全球范围内新兴崛起的谈判、议事的平台之一，G20机制的启动对于重新构建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了更为积极、有效地活用G20谈判机制，尽快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结束，G20成员国必须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谈判中给予更加优惠的承诺，同时通过技术和金融的支援，实现并扩大欠发达国家在新贸易体系中的利益。 中国作为G20机制化的有力推动方和积极参与者，始终强调通过积极的多边协商，稳妥、有效地解决国际性的公共事务，这其中也涵盖了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等内容。2010年6月27日，主席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尽早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应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我们从胡主席的发言中，可以解读出中国对于改革贸易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理解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行的愿景。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象征着贸易技术上的难题突破，而且也意味着改革后的国际贸易体系将继续有效、均衡地支撑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序运转。
小结展望新国际贸易体系内的中国
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的有序、高效、平等、和谐的改革。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主要背景，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贸易谈判目标的决定权。尤其是“选择性贸易自由化”导致了该体制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 中国的参与将打破传统的力量制衡，更多地偏重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在GATT/WTO框架要求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将尽可能地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更多贸易制度上的优惠，帮助实现在同一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5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体系；贸易理论分类
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趋势。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融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融合、商品贸易与要素贸易的融合、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内部化的融合等等现象使得当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混合化，甚至很难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国际贸易，哪些交易属于国际投资，哪些交易属于服务贸易，哪些交易属于要素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现实的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贸易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等等不断地与贸易理论融合对接交叉，使得贸易理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它使我们对贸易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贸易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的把握越来越糊涂，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分类，难以分清其隶属的知识模块。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学中，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贸易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差别很大，哪些理论该讲，哪些理论不该讲，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取舍排序。二是在贸易理论研究过程中，因为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关系理不清楚，科研选题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哪些领域是成熟的，哪些领域是前沿的，哪些领域是残缺的，很难说清楚，导致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现了错误。我们没有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写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义做法，力求简单实用，能够说明问题。
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一）国际贸易的制约因素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贸易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的，因此，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贸易格局的制约因素入手对贸易理论进行类型划分。从广义上来看，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产供给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因此，贸易理论体系也就由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四大模块构成。不少教科书将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做出了严格区分，我认为从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来说，过分严格的区分很容易造成误解。
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价格因素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价格（成本）理论，这属于国际贸易供给理论的范畴；波斯纳的新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非价格理论，这是另一类型的国际贸易供给理论。
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较早进行国际贸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论，该理论不仅强调供给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更加重视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对贸易格局、贸易条件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而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视供给因素的同时没有忘记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林达尔的需求重叠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样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和可变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国际贸易需求理论的重要代表。
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现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更多涉及到了市场结构差别、不完全竞争与垄断、国际市场的内部化和封闭化等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相关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因素的，因而可以称为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例如，布兰德和斯潘塞关于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克鲁格曼关于规模经济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格局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导致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地区性国家集团导致的关税同盟理论、协议型国际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视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甚至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例如，贸易条件恶化论、国际不等价交换理论、内生性增长理论等等同样给予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始终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从广义上可以归入贸易理论范畴，从狭义上也可以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单独作为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的贸易政策研究文献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纯理论问题，例如，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最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研究、国际垄断同盟的定价策略、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规则和伦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很难界定它们是理论范畴还是政策范畴。因此，从贸易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做出过于严格的区分。
（二）贸易理论的研究角度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层次、关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贸易理论研究的角度、关注的主体、考察的范围、所在的层次不同将贸易理论划分为：微观贸易理论、中观贸易理论和宏观贸易理论三个模块儿。
微观贸易理论包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都是以一种产品为分析对象，研究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来源、制约因素及其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都是研究产品竞争优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贸易理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于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从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向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转移升级的问题。
中观贸易理论包括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比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视野更加宽广，它强调的是产业链条整体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威力更加强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哪些产业值得培养和利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培养和利用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中观贸易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相关文献实质上研究的是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观贸易理论的有一个表现形式。
宏观贸易理论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例如，有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或者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实际上属于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范畴，这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特别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经济和管理类文献都在借用这个词汇，很时髦。但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家政府在培养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再例如，近些年国际多边谈判中不断被提及和争论的PPM标准问题、SA8000标准问题、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碳排放和碳关税问题等等实际上属于社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研究和争论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与贸易理论融合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
三大模块儿六种类型的贸易理论研究视野是不一样的，一个比一个看的视野广，一个比一个站得层次高，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现实，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特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得我们对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国际贸易现实理解更加全面，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国际贸易政策导向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自古以来就有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分，而且两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当丰富的理论体系。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传统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双方互利的，即“双赢游戏（positive-sum 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伦、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剩余资源的出路理论、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以及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保护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单方有利的即“单赢游戏（zero-sum game）”。
两大理论体系争论几百年了，至今也没争出个结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结果，关于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歧问题实质是考察时期长短不同、理论假设条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标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们的结论自然不同。这两大理论族群本质上讲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保护贸易理论顾及到了；而保护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自由贸易理论顾及到了；两者之间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贸易理论去批判保护贸易理论，我认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经犯了严重逻辑错误。
自由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长期动态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甚至主张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保护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本身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论证推理都是正确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产业会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还是自由化贸易政策，这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形成机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比较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即保护贸易理论是完全反对对外贸易的，而自由贸易理论则是完全支持对外贸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凯恩斯学派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并不反对对外贸易，恰恰相反，它们都极力追求贸易顺差，鼓励扩大出口；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李斯特也不主张只出口不进口。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和产品都应该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对国防安全相关的产品就不应该搞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就应该搞贸易保护。所以，无论是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保护贸易理论都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保护贸易。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四）竞争手段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实质是研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理论，而国际竞争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两大类。标准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只能是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价格竞争手段），而差别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依靠的则是非价格竞争优势（非价格竞争手段）。
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早期的贸易理论一般都假定贸易品是同质产品，也就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早期的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可以说是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既然是标准化，产品没有差别，那么，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只剩下了价格竞争优势，只能是拼成本、拼价格，谁的成本低，谁就具有出口优势。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战后出现的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等都把成本和价格作为决定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培养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
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开始关注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可能是贸易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是否发生与成本或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我会做，你不会做，所以，你要从我这里进口；或者说我会做，你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质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须进口。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料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都把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看成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探讨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构成、来源和培养途径。
关于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和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低级竞争战略，只知道拼成本拼价格，而非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高级竞争战略，既要卖高价还要能占领市场。其实，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好的战略，不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不好的战略，无论是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还是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五）比较成本优势的扩展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和基础理论，例如，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和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且都属于马歇尔所说的“纯粹贸易理论”的范畴，这种纯粹贸易理论抛开现实中的货币、价格、价值等问题，从更加原始、更加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实物交换关系和规律。纯粹贸易理论的概念很容产生误导，使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学习过这些早期经典贸易理论的人也感觉这些理论有点儿“太理论”，道理很正确、很明白，但是，距离贸易现实似乎远了一点儿。
这些早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不管它们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还是以供求均衡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质都是在分析生产成本对竞争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只不过生产成本的制约因素以及生产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将生产成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把更多的影响贸易成本的现实因素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就有可能把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做出系列化、体系化扩展，进而使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贸易理论走向更加现实的贸易理论。
现实中国际贸易成本有很多构成要素，除了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成本以外，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海关行政监管的效率和成本、税费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属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范畴，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绝不仅限于比较生产成本优势，也应该包括比较物流成本优势、比较监管成本优势、比较税费成本优势、比较信息成本优势、比较时间成本优势等等。这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就走向了系列化、体系化，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概念的扩展，也使得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理论走向了现实生活。GATT和WTO历史上曾经致力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近年来又致力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探讨如何降低比较物流成本、比较监管成本、比较税费成本的问题。
（六）商品与要素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商品贸易理论体系和要素贸易理论体系两个族群。传统贸易理论基本上属于商品贸易理论体系的范畴，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交换问题，这是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包括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国际贸易难以发生，国际贸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国际贸易，有关商品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贸易理论体系。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变成了国际买卖的对象，要素跨国流动交易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要素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资本、技术、人才、劳工、服务等等要素都成了国际贸易买卖的对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关于要素贸易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经典理论构建尚面临着很多理论的和现实的困难，因为每一种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定价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它们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论加以回答，可以说每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关于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无论是贸易理论的演变还是贸易现实的发展似乎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国际贸易发展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无商品贸易又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各自为政，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经济贸易往来，封闭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有商品贸易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开始发生商品贸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许多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有商品贸易又有要素贸易阶段。正如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所呈现的情况，世界范围内商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要素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要素贸易理论亟待建立。第四阶段，无商品贸易有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商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渐渐减少，要素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最终国家之间的贸易主流格局将会是要素贸易替代商品贸易，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由商品贸易演变成直接配置要素，尽管第四个阶段的世界贸易现实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集团内部这种贸易现象正在演变为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在为要素贸易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环境条件，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有可能实现要素贸易对商品贸易的替代，从而导致商品贸易流量下降、要素贸易流量上升，这可能是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深感“要素贸易理论”与“商品贸易理论”区别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如何区分清楚，却甚为困惑。因为所谓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贸易理论则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为统计学概念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关于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贸易理论的区分就很难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很难深入。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6
但是,梅山岛应该怎样开发?梅山保税区的战略定位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关系到浙江乃至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需要用一种超前的战略眼光,作出一种科学合理的战略选择。
一、梅山岛的区位特点与经济优势分析
1.梅山岛的区位优势分析
梅山岛位于宁波港东南部,全岛面积 26.9 平方公里,加上东北侧青龙、扑蛇两岛及正在实施的9平方公里围涂,总面积为36.3 平方公里。
梅山岛北靠北仑主港区、南接舟山诸岛、西连象山港,是宁波―舟山港的枢纽区块。从国内航运看,梅山岛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东部沿海, 位于南北航线、江海联运的“T”字形交汇处,拥有作为国内航运枢纽必须具备的位于扇面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
从国际航运位置看,梅山岛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梅山岛地处国际锚地,濒临国际主航道。这条主航道包括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西亚―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日本海―北太平洋―美国西海岸,承担了国际货物贸易量的60%以上,全球60%―70%的集装箱运输,也是主要国际中转港的集中地。梅山港区与国际航道相距不足50公里,航运区位条件优于上海、天津和大连,符合国际中转大港发展的自然条件。
2.梅山岛的腹地经济优势分析
包括梅山岛在内的宁波港直接经济腹地主要是浙江省,间接腹地则包括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梅山港因此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
浙江省作为宁波港的主要经济腹地,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对外贸易增长迅速,2007年,全省GDP达到18640亿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31%,浙江省的外贸进出口总额目前已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浙江已经成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2007年长江三角洲16城市经济总量共完成GDP达到46672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8.9%,利用外资总额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达到52.1%,长江三角洲地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必将推动整个地区国际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作为梅山港区的间接腹地,其持续的间接发展能力,将推动整个区域国际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靠近宁波港的“七省两市”(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3000亿美元,集装箱吞吐量达到8700万TEU。
3.梅山岛的地理环境优势分析
梅山岛具有建设港口的天然资源优势和建设成本优势。梅山岛岸线资源条件优越,梅山岛离北仑穿山主港区和舟山六横岛6―8公里左右,处于宁波―舟山港的核心区域,平均水深海岸线总长22.5公里,其中深水岸线7公里,平均水深15米以上,最深处达69米,能够停泊超级油轮和第五代、第六代集装箱轮,可建设1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11座,梅山岛具备了建设国际深水枢纽港的天然条件,是北仑港区目前唯一未开发的深水岸线。
梅山岛四面环海,适合封闭式开发管理,是设立自由贸易港区的天然选址;梅山岛以平地为主, 其中约一半可以开发。目前梅山岛的居民数量不多, 且相对集中, 动拆迁费用较低, 土地开发成本相对较低。梅山岛交通便捷。梅山岛与大陆仅离500米左右,距离宁波市中心40公里、机场50公里。正在建设的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和沿海中线公里,建成后将通过跨海大桥与梅山岛相连。
二、梅山保税区发展的战略定位
要实现将梅山岛发展成为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还必须从具体的产业导向和产业布局上做出长远的科学规划,必须首先搞好梅山保税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把梅山保税区加快建成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港区。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产业发展的战略安排。
1.以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为龙头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港口注重商业、物流功能的拓展;竞争和争取盈利推动港口努力向第三代港口转型,力图成为国际贸易的综合物流中心和国际贸易的后勤基地,以适应跨国公司的经营需要。
在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中,现代物流业是先导性产业。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这一新形势,梅山岛要重点发展国际物流业,包括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等。在发展方向上,依托现有物流通道,实现与上海、浙江省中西部的市场对接,并对安徽、重庆、四川、贵州、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拓展;在发展重点上,充分利用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产业链延伸,逐步形成加工、装配、包装、增值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体系;在物流货种上,发挥已形成的产品市场优势,加快家电、服装、汽车零部件等货类分拨配送中心的建设,逐步形成骨干货物的物流交易基地;并带动贸易、金融、咨询、信息等生产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其最终目标是形成立足于宁波、依托浙江、服务长江三角洲、辐射中西部、对接海内外的国际采购和国际配送中心。
2.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贸易为主体
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具有要素集散功能、综合服务功能,产业集聚功能,制度创新功能,是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生产服务业发展规模和水平是衡量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高端服务功能是梅山港区发展的支撑功能,其发展重点是:(1)航运服务。要大力发展航运、航运交易、航运咨询等相关服务,建立港航企业集群、航运市场要素活跃、配套服务完善的航运综合服务区。(2)金融服务。大力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发展总部经济,提升国际结算、外汇交易、金融服务功能,争取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建立大宗物质的新型交易市场。(3)中介和信息服务。积极开发适合港区发展的技术研发、融资辅助、知识产权、检验检测、法律咨询、资产评估等专业服务,建设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中介服务平台;加速EDA平网运作,实现各方面信息资源的整合,提升服务效能。(4)生活休闲服务。建立适合港区的主要人群需求的居住、餐饮、商贸、旅游、休闲功能区、借助周边旅游资源综合效应和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优势,积极开发国际邮轮基地。
3.以适度发展转口贸易为中心
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枢纽港已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国际大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连接全世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中心环节。
梅山岛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港口运输优势,加上连结广阔的经济腹地,决定了其具有发展一般商品转口贸易的有利条件。当前,依托宁波港区广大腹地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升级需求,适应全球贸易自由化新趋势,梅山港区应该大力拓展国际中转和国内中转业务,有重点的发展转口贸易。宁波港的发展目标是建成集装箱枢纽港和远洋国际干线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和前提条件就是国际中转功能。梅山港区应该积极争取交通运输部支持国外轮船公司在港区开展捎带中转业务,拓展和延伸港区的服务腹地;同时,在巩固和扩大省内集装箱货源的基础上,把开拓间接腹地特别是长江沿线、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装箱货源作为重点。
建立梅山岛自由贸易港区, 就是要通过在港口发展贸易、海运、理货、海运、货代、仓储、商展等业务, 为进出口贸易、国际转口贸易提供便利、优质和低成本的对外贸易服务。
4.以建立科技出口加工区为重点
出口加工功能是自由贸易区的一项基本功能,也是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梅山自由贸易港区既要承接保税物流园区的功能,发展国际物流,又要吸纳产业层次更高的制造业,以引领出口加工区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求梅山自由贸易港区不仅要成为物流增值服务的集聚平台,而且要成为关联度强、科技含量高的产业集聚区块。要重点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浙江省的新型产业基地。
因此,梅山岛要以科技出口加工区作为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以高端加工制造和研发为重点,着力培养优势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建设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科技出口加工区,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要创建新的对外开放功能区,提高出口加工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向研发、物流等高端产业延伸。以航港强省战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带动国际物流、国际贸易等市场服务业发展。
三、建设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港区的战略举措
要实现将梅山岛发展为我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港区,必须按以下几个关键点进行新的规划。
第一,以太平洋西岸的国际物流中心作为战略目标。梅山岛具有建成我国第一个国际物流中心的天然有利条件:其一、梅山岛为一独立岛屿,孤悬海上,不需要用栅栏将其与其他地方隔开,便于封闭式管理;梅山岛依靠天然良港,建成码头后除了转口贸易外,岛上其他区域可以建成自由贸易区,提供仓储、分拨和包装等服务,形成商业性自由贸易区。其二、梅山岛为宁波大港的一部分,当北仑港、舟山港均发展成为出口加工基地后,为了避免功能雷同而形成内耗,当然可考虑梅山岛另辟蹊径,以建成宁波大港的分工协作体系。其三、梅山港面积庞大,其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第一大保税区,便于全方位的规划和独立发展。
第二,基于将梅山岛发展成为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区的考虑,就应该把保税区政策覆盖到梅山岛的所有港区,而不是象现在分成保税区和非保税区两块进行规划。 在各个港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海关监管、区域功能、行政管理、发展地域、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新突破, 实质地推动区域一体化, 建设梅山国际自由港区。
第三,科学定位梅山岛在宁波大港的地位。梅山岛港区的建设,要从宁波―舟山港全局着眼, 统筹规划开发与协调管理;对宁波―舟山港在产业规划、产业布局和产业联动等方面要重新进行功能整合;要处理好梅山与周边港区的功能分工, 合理安排产业、区域基础设施等的空间布局,最终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四,要注意保护环境,将梅山岛建成自由生态港。在近期开发过程中, 需要加强区域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力度, 妥善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的有机统一, 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建设梅山岛自由贸易港区,可分两步实施:
第一阶段:2010―2015年,保税港区建设。在梅山岛核心区7.7平方公里区域内实施保税港区建设,重点实施好项目的布局建设,主要是协调好城市组团、村镇之间的功能和空间关系,全面完成梅山岛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保税港区综合改革先行的优势,为下一步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做好各种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