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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范文1
【关键词】：长沙窑 ；装饰艺术； 釉下彩； 非遗； 遗址保护
1、长沙窑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长沙窑是地处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为唐朝时期的大型民间窑场之一。如今仅存的遗址发掘出大批的釉下彩瓷器佐证了这里是釉下彩这一项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殷商朝代之前就开始了最为鼻祖的手工制瓷。而后到了唐代，该瓷技艺就十分成熟且技艺集中了。
故本文将从长沙窑瓷器的技艺、造型及绘画装饰三个方面讨论其艺术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的原因。
1.1长沙窑独特的釉下瓷绘装饰工艺
一千多年前，长沙窑首创了釉下装饰工艺，这也是长沙窑在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原因。因为通过了炉火的高温烧制过程，釉与釉相互渗透形成了人工“窑变”视觉效果。其中，长沙窑的白釉瓷器最区别于景德镇的青白瓷器，据推论，景德镇曾盛行一度的“釉里红”，其创烧者应是唐代长沙窑的陶人们。长沙窑的瓷器装饰风格的形成使得南方的彩瓷颜色从青色过渡到了多色，这无疑是它最具艺术魅力的一点。
1.2丰富多彩的造型工艺
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不同时期表现丰富多彩、形态各异。其前期形态丰满端
庄线条圆润柔和，瓶体大部分珠圆玉润，如瓜型腹双唇坛等瓷器。而后期形态趋于隽丽，有出新意以应时宜之用，且大都有雄浑潇洒之唐风。此外还有带情节描述的造型，例如青釉囤拦男孩俑的瓷器雕塑更为佳品，这些作品的存在更让人佩服于当时匠人的艺术心境与表现手法之高，达到了使观者身临其境的的感受。
1.3精美的彩绘装饰图案
诗文为主题的装饰图案是长沙窑的首创图案。其他图案包罗人物花卉鱼鸟点彩图案等。另外还有国外传播进来赋有宗教意义、国外生活景象的、以及民间格言谚语的纹样图案，这些图案便给长沙窑多了层记录历史、描绘旧时风貌的实际意义，可以在其中发现历史上的一些地理风貌和文化典故，甚至作为一种可观的绘画文献存在。
长沙窑的装饰绘画手法又接近于现代水彩的绘制方法，配合其特殊的白瓷烧制工艺以及渲染技法，颇有一番独特的神韵，在艺术鉴赏上有很大的欣赏价值。在表现湘江两岸风情的绘画装饰上运用了大量的水彩绘制技法，且浓墨且重彩，又是朴素的、存在一份真切的，从这点上讲长沙窑是极具有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
2、长沙窑的遗址保护
遗址是发掘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文明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途径之一，可以把它称为是实物的历史书，可以触摸的古代文明。由于大部分地面以上的遗址因为地理、历史等自然、战争因素消失殆尽，所以地下的佐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但是近年来人为原因使得遗址被损或者永久掩藏，所以人为带来的遗迹破坏是十分恶劣的。自从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申报国家非物质遗产以来，该文化遗产得到政府和相关专家的密切关注，同时，也增加了遗址的被盗危险性、自然破坏性等可能性，所以对于这类古遗址如何保护就是迫在眉睫需要拟定并实施的了，为此，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从而通过调研了解到了遗址存在的保护问题并得出一些相关的解决对策及方案。
2.1遗址现状的保护问题
2.1.1原定文物保护范围过小，有一些遗址暴露于保护圈外，使得部分文物受损。
2.1.2遗址面积大，土地开发等人为因素破坏了遗址区的土层稳定。
2.1.3遗址处于原来的河道两边，自然因素如雨水频繁导致遗址被冲刷折损，积水将釉质破坏，在气温极低时造成文物破裂等情况。
2.1.4周围动物、牲畜、家禽等踩踏土层表面或挖掘造成的文物破坏。
2.1.5深根植物的根系造成文物滋生苔藓等真菌，并由于土体遭到破坏，没有了保护层所以造成文物开裂、风化。
2.1.6部分人造采泥洞塌陷导致的文物破坏。
2.1.7 国家建设、公路建设时对遗址群造成的重度破坏。
2.2遗址保护对策
2.2.1建立遗址区排水系统，实行雨水、污水分流排放，建立渠道远离遗址区。
2.2.2土层、河道两旁加固保护，对窑址出现裂缝的地方进行维护修补。
2.2.3日常派人巡逻，进行保养与维护，并防止盗墓者等不法分子的活动。
2.2.4国家在进行市政建设或道路施工、土地开发时，提前对该区域做及时勘测调查，并建立地面标识、做好文物的登记工作。
2.2.5建设露天保护设施，给文物以天然的覆盖保护层。
2.2.6禁止开山采石取土等活动，并种植浅根基植物、做好绿化工作防止水土流失。
3、结语
纵观，长沙窑在瓷史上的存在时间置于时间长河中并不算很长，但是遗址的存在让我们时隔千年又触摸到了那一份来自于历史的感动，同样我们在其中也被其除了考古收藏鉴赏价值以外艺术魅力所深深吸引，它风格多样、题材丰富的釉下装饰更是带给后人奇异的视觉感受，也更为全面的扩充了后世学者的美学见识。长沙窑的陶瓷被熟悉度虽然不及景德镇的陶瓷，但是它作为拥有自身创新的一个类别，将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扩散，也将散发出更为迷人的气质来。艺术是民族的，艺术是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根，我们流连于其中，感受到的不是沾染着泥土的碎片遗址，而是存在于眼前的那股历史遗留的气息，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珍宝，是承载着湖湘文化精神本质的寄托。所以我们应当保护好我们的文化根基，保护好我们存在于本体上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李晖柄，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12
[2]程金城，中国陶瓷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2
关键词:音乐文化;音乐地理;地理环境
在21世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展衍。无论人类社会历史怎样展衍,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连。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带有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地理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音乐文化。
为了使我们详细了解音乐与地理所建构的知识体系,深度探究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地理学、音乐地理学学科内涵作一简要概述。
一、地理学、音乐地理学学科概念及研究范围
地理学(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的学科,研究主旨在于探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①地理学学科体系分类将之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众所周知,早期地理学研究内容主要偏重于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地理学,主要包括水文地貌、气候土壤、地域风情、疆域山川等方面的内容。在现代地理学研究内容中,以人地关系为主题。它着重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各种活动或者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现象的分布与变化。②人文地理学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其研究范畴更为深入详细;在分支学科中文化地理学与音乐联系最为密切。故此,针对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及研究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
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以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即人类文化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为主旨。③其研究内容主要有文化区域研究、文化源地传播研究、环境感知研究等。这文化地理学研究内容现已纳入音乐文化内容,对音乐文化起到辅助作用。扩散、迁移是文化与地理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促进了对音乐传播、区域影响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对于音乐地理学学科内涵,顾名思义是指针对音乐文化研究运用了地理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的边缘交叉学科称为音乐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理论影响着音乐文化研究。因此,音乐地理学这一边缘学科研究课题内容已广泛涉及音乐风格、音乐传播、音乐文化区域、音乐的社会生活等众多方面。
二、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
著名学者Parris曾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受到音乐的熏陶,虽然我们几乎常常忽视它的存在。音乐从家庭的音响设备里传出,在我们的汽车里飘荡。它出入银行、办公大楼、超级市场。电影和电视画面与音乐相配,才使得我们感受致深。工作时,音乐相伴相随;晨练时,音乐设定了节奏。是音乐催婴孩儿入眠,帮助人们做健美操。各种典礼仪式及宗教都离小开音乐。”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知:音乐无时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之内。它代表着地域风格,表达着地区风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中,都能身临其境在音乐之中。让音乐文化深深的嵌入地理环境之中。
1.音乐文化区划与地理环境
根据世界各民族音乐风格、地理风貌的差异,在王耀华先生编著的《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似可将世界民族音乐划分为九大区域。即:东亚音乐文化区、东南亚音乐文化区、南亚音乐文化区、西亚、北非音乐文化区、黑人非洲音乐文化区、欧洲音乐文化区、北美音乐文化区、拉丁美洲音乐文化区、大洋洲音乐文化区。用地理学科的角度分析,之所以将音乐文化区划分为九大区域,是因为这九大地区的地形、气候、水系、山脉都以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
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区划中,“汉族民歌色彩区”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根据苗晶、乔建中先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研究成果中大致将汉族民歌色彩区分为十一个区域。即:东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闽、台民歌近似色彩区、粤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汉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湘民歌近似色彩区、赣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客家民歌特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不仅以地理环境为依据,而且以文化背景、语言环境、民间习俗为依据。
综上所诉,我们即可总结出:地区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间习俗与音乐文化风格、体裁形式存在着密切联系。音乐文化类型的划分与地理学描述的不同范围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环境划分是相互联系的。
2.音乐文化源地传播与地理环境
文化源地是指人类最早产生文化的发生地。文化传播是指将文化通过相关途径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关于音乐文化源地传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丝绸之路的音乐”。笔者认为,从地理环境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所涉及的路线比较通达,曾有海洋、绿洲、草原三条道路。从文化艺术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地区文化环境比较丰富,比如西域各国的音乐文化。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发生于绿洲道路上。从这条道路上,使得西域各国音乐文化流入中国内地。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乐器(竖箜篌、琵琶、羯鼓等)、乐舞(天竺乐、安国乐、高昌乐等)与乐律理论等方面。④
音乐文化传播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靠传承、传播进行推广。地理环境既可以成为音乐文化传播的扩散途径,也可以成为音乐文化传播的天然阻碍。音乐文化的传播既能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加强地域音乐风格发展,还能缩小音乐文化的区域差异。
3.音乐体裁风格与地理环境
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受地形、地貌、气候的影响,结合音乐起源说中的劳动产生音乐的观点、方言语音等因素,所形成的音乐体裁风格各不相同。
“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就带有这些因素,举一些差异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北部平原包括山东、东北三省及苏北、江苏徐州等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优越促使经济繁荣,从而音乐文化发达。民歌的体裁主要是小调、秧歌、劳动号子,音乐风格为五、六、七声调式。代表曲目:《沂蒙山小调》、《小白菜》等。西北部高原包括陕西、山西、青海东部、内蒙西部等地区。其地貌为沟、崎岖不平,音乐体裁为山歌,最为熟悉的代表是陕西信天游,曲调高亢,略带苍凉感。代表曲目:《走西口》、《三十里铺》等。江浙平原包括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及安徽等地区。其气候湿润,以平原和滨海为主,素有江南水乡之称。民歌体裁代表婉转秀丽的江南小调,风格偏为细腻、委婉。代表曲目:《茉莉花》、《紫竹调》等。粤包括广东大部分、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的部分地区。民歌在方言使用中为粤语。其特色民歌体裁为咸水歌,风格质朴带有抒情性。代表曲目:《怨爹娘》、《落水天》等。从上述例子更加充分了解到:音乐体裁风格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音乐体裁风格,两者息息相关。
三、结语
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音乐,将音乐文化区划p音乐文化源地传播p音乐体裁风格与地理环境相联系,即可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的音乐体裁风格。音乐不能够独立的存在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类整个历史的发展。自然地理学p文化地理学为音乐提供了物质精神基础,地理环境因素为音乐文化的展衍提供了必要条件。
音乐是文化范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特定产物。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具有内在的涵义。音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具有区域性特点,其特点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滋生和形成不同种族、地区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音乐文化形态描述及音乐文化区域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与地理学强调的区域观点是相通并互相借鉴p吸收。地理环境的研究对于音乐文化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音乐地理学的研究缩小音乐文化的区域差异,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p加强地域音乐风格发展。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4年版,第1页。
②李旭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人文地理学》
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张文奎.《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④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参考文献:
[1]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M].北京: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4.115-133.
[2]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 乐出版社,2004.34-38.
[3]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6.148-153.
[4]王耀华.世界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 音乐出版社,2003.36-39.
[5]马勇,邓亚波.试论音乐与地理环境[J].人文地 理,1995,(10):52-55.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3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
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
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
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
，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凤凰6麻阳6溆浦5．5
怀化6芷江5新晃4靖县4通道4．5
新宁6东安4零陵4新田4．5桂阳4
郴州6嘉禾5蓝山4江华4安仁5
道县4
计3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县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
临武湘乡祁东隆回洞口黔阳
桃源龙山
计14个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1：声母系统分区图
2．4韵母系统的分区
表二韵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上表中，前三条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项发生交错时，则以前三项的情况来确定方
言归属。另外，《报告》中缺文白异读材料，因此，第七项全部采用《总结》中的材料。
进行归纳时，由于第一项和第七项长沙与贵阳相同，这两项又都同时与南昌话对立，确定隶属度时，如果
与南昌话相比较，可以“四”为隶属度。但如果相对长沙与贵阳而言，两者的对立项目只有五项，判断某方言
点的归属时，隶属度应为“三”。据此，湘阴、嘉禾、永兴应归入长沙，常德、江永、江华、新晃、桂东应归
贵阳。
分区结果为：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5益阳6安化6
沅江5南县5．5湘阴5岳阳4．5临湘4．5
浏阳4．5醴陵4．5绥宁4．5嘉禾5蓝山5
永兴5资兴5涟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计22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平江4．5攸县4．5
只有两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桃源5慈利4临澧6．5澧县5．5安乡5
汉寿5华容5黔阳5会同4城步4．5
通道5新宁6．5溆浦6新化4．5邵阳6
祁阳5汝城6衡阳4常宁5宁远6
耒阳5安仁4郴州6常德5龙山5．5
＠②县4桂东5桂阳6新田6临武6
宜章6东安6零陵6道县6江永5
江华5石门7桑植7大庸7永顺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凤凰6
泸溪6芷江6靖县6新晃5麻阳6
吉首6辰溪7双峰4．5怀化6．5祁东5．5
洪江5．5
计5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湘乡衡山茶陵武冈
上入图后见图2：韵母系统分区图。
2．5声调系统的分区
表三声调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说明：
1．从长沙到辰溪的七十五个方言点的调值系采用《报告》中音系说明部分的实际调值而非声调表中经过
音位处理的调值。
2．长沙与南昌的对立条目只有五项，归纳方法同前。
各代表点所属的方言点如下：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益阳4安化5
桃源4澧县5沅江4南县4湘阴5．5
岳阳4．5临湘5黔阳4．5城步4．5新宁4
湘乡6衡山4涟源5双峰4．5桃江5
株州7
计21个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武冈4常宁4．5宁远6嘉禾6蓝山5
耒阳4永兴5．5郴州6常德4．5龙山6．5
桂阳6．5新田5临武6宜章5道县5
江华5石门4．5桑植4大庸4．5永顺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凤凰6．5
泸溪5芷江5新晃5．5麻阳6吉首6．5
辰溪5．5怀化4．5洞口5洪江4．5
计34个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会同安乡汉寿华容平江
浏阳祁阳澧县绥宁通道溆浦
新化邵阳资兴江永茶陵汝城
衡阳＠②县桂东零陵靖县祁东
隆回安仁东安
计29个点
南昌话无可归集的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3：声调系统分区图
2．6综合分区
根据前面三次分区的结果可以制成下面这样的表来进行综合分区。
表四：综合分区表（表例）
（附图[图]）
根据上表统计的结果如下：
湘语区方言点
长沙3临湘3岳阳3南县3湘阴3
沅江3益阳3桃江3安化3涟源3
宁乡3湘潭3株州3浏阳2双峰2
衡山2绥宁2城步2永兴2资兴2
计20个方言点，占总数的23．8％
西南官话方言点
华容2安乡2汉寿2常德3临澧2
澧县2石门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龙山2永顺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泸溪2辰溪3溆浦2
凤凰3麻阳3芷江3怀化3新宁2
新晃3洪江3靖县2通道2安仁2
东安2零陵2常宁2耒阳2蓝山2
新田3宁远2道县3江华3临武2
嘉禾2桂阳3郴州3宜章2
计44个方言点，占总数的52．4％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湘乡攸县茶陵祁东隆回
＠②县桂东汝城
计9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0．7％
混合型方言点
平江（湘＋赣）会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阳（湘＋官）祁阳（湘＋官）衡阳（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冈（湘＋官）
桃源（湘＋官）黔阳（湘＋官）
计11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3．1％
赣方言是空集。
上分区结果入图后见图4：综合分区图。
比较前面四张分区图后可以发现，前三张参差过大，而综合分区的第四图明显优于前三图。湘语方言点主
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阳、武冈等混杂性方言作为过渡，有城步、绥宁两
个点，向东南方向以衡阳、耒阳（耒阳虽然归入西南官话，但混杂程度很高）作过渡，有永兴、资兴两个点。
这四个点就整个音系来看仍属湘语，但都不纯粹，城步的韵母系统属官话系统。
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湘西北片与湖北、四川、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湘南片与
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两片加起来有四十四个方言点，是湖南省势力最大的方言。从整个音系来看，
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独立型方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湘乡型”，包括隆回、祁东在内。这种方言可能原来就是独立的，受周围方言影响较小，
原来的特点保留得比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属独立型方言的方言点之间的关系尚需研究。另一种是“
醴陵型”，醴陵话的音系就整个系统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这种方言大概属于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点）而产生的既不同于甲这种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种母方言的新型方言，这类方言还有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的研
究。混杂性方言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湘语和赣语相混杂的“平江型”，一种是湘语和官话相混杂的“衡阳型
”。平江型只有一个点，衡阳型则有祁阳、江永、武冈、洞口、邵阳、新化、会同、黔阳，桃源等十一个点，
这十一个点可以合成一类。从衡阳到黔阳一线的混杂性方言点正好处于湘语东北片、湘语西南小片和湘语东南
小片的分岔处，也是官话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资、湘三水分割的地带，事实上是湘语和官话的交接处，这
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混杂性方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从整个分区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混杂型方言或因混杂而
成的独立型方言都处于方言区交界处，可以说，这样的分区结果是比较合乎语言事实的。
2．7这个分区可以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地域来验证。
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花鼓戏名称有别，源流亦异，但其曲调唱腔都与当地人的
山歌小调密切相关，唱词道白都使用当地方言，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此，其流行的地域与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证明。
长沙花鼓戏内部可以分为长沙路（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等地）、宁乡路（流行于宁乡城乡）、平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县、益阳、沅江等地）四种小
类，其分布范围与湘语中心区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为四路，也与湘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有直接关系，如平浏
醴路。前述诸家多把平江、浏阳、醴陵划归赣语，完全可以想象让平浏醴路长沙花鼓戏分别在长沙和南昌演出
时两地观众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长沙花鼓戏外，湖南还有两种重要的花鼓戏，这两种花鼓戏的流行地域与混杂型方言密切相关。一种是
衡阳花鼓戏，流行地点主要有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州、茶陵等地。从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兴等湘语区流行，也可在郴县、常宁等官话区流行，还可在茶陵等因混杂而成的独立语
区流行。另一种是邵阳花鼓戏，其流行的地点主要是：邵阳、邵东、武冈、隆回、新宁、城步等地。和衡阳花
鼓戏一样，邵阳花鼓戏也可在湘语、官话、混杂型方言区流行。从邵阳花鼓戏的形成历史来看，它和湘西阳戏
、零陵花鼓戏有密切关系，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程度很深，从分区第二图看，这地区的方言的韵母系统就
颇具西南官话的特征，大多可以划入西南官话。
其他还有常德“喀喀戏”、零陵花鼓戏、湘西阳戏等，其流行地域均与官话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对应
。下面，连同上述各种花鼓戏及与之相对应的方言区（点）列表对照。
表五：花鼓戏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区属对照表
（附图[图]）
（附图[图]）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戏还有宁远、临武、新田等县未列入，湘西阳戏尚有芷江、靖县、麻阳、辰溪、溆
浦、泸溪、保靖、花垣、永顺等地未列入，均属西南官话。
三结束语
3．1“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把语言学和数学结合起来解决语言问题
的方言分区法。实际操作时，先从长沙、南昌、贵阳抽出能代表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音系特征的区别性特征
条目，从长沙、南昌、贵阳三个方言代表点的视角度，对湖南境内的八十四个方言点作鸟瞰式的扫视对比，使
用的分区条目实际上是“3×3×7＝63”条，对各地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相关项目作分类统计后，又从总
体上对其作“隶属度”置信判断，可归入相应代表点的就明确其方言区属关系，能够独立的就让它独立，对混
杂型方言也不强作归并。这样做的好处是：为湖南方言的现状画一条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轮廓线，便于进一步
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方法还可编成计算机程序来进行分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区的主观任意性，还会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为阵的分区方式难以比拟的。
3．2历史上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
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笔者1987年到江西萍乡调查方
言时听萍乡人说，醴陵话不能算江西话，而是和长沙话差不多，而且，连萍乡的老关和湘东两区的话也是“湖
南话”而非“江西话”。历史上醴陵不曾向萍乡移民。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湘语并非时时处处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对其他方言产生对等的影响。湘南地区从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过西南官话的移民，该地居民
的家谱、碑铭都证明没有发生过这种移民，而当地千差万别、语言特征非常独特的“土话”也证明不可能有过
这种移民，但这一地区的数百万人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来作公共交际语而不选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这种
情况用“移民决定说”显然就讲不通。这种情况可能就要从语言事实出发，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价值
观念、不同方言的交际功能等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3本文的分区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语言学观点有差异。在分区过程中，面对具
体的语言事实，我们没有完全遵从哪一家或哪一种理论。笔者坚持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语
言理论或语言假设都必须反复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如果事实与理论发生趑趄，那就应该先怀疑理论的普适度
和正确性，而不能将活生生的事实硬塞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去强作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导致理论
的萎缩甚至窒息理论。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恰先生。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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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范文4
Abstract：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is a special group, 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in the actual political lif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restrictive factors to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marginalization condition.
关键词：农民工 政治参与 边缘化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rginalization
作者简介：王永香（1985―），女，汉族，重庆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李景平（1958―），男，汉族，陕西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务员薪酬对其廉洁行为影响机制研究”（11B22055）的阶段性成果。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对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促进农民工合理有序政治参与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但诸多限制性因素使农民工政治参与呈现边缘化状态。
一、相关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动待遇，在城市的工矿、机关、企业、商业、服务业劳动的劳动者。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①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政治参与的根本目的在于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它是公民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和团体乃至公众利益的现实途径。以公民政治参与与制度的关系为标准，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参与。②制度参与是公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是公民“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也是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③。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是指，农村是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参政的主要渠道，但他们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城市是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农民工利益有着密切关联，农民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管理，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但他们又不能很好地参与城市管理。④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表现
一方面，农民工在村里的政治权利难以实现。农民工本应该是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但在实际中他们却成为农村政治活动中若即若离的边缘人。据武汉市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显示，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只有19.3％，而没有参加的占79.5％，即使是参加选举的也只有占52.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的，请别人的占15.9％，函投的占14.5％，通过其他方式投票的占11.75％⑤。
另一方面，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政治参与门槛之外。由于户籍制度等现行体制的制约，外出农民工难以参与城市管理。据对湖南省长沙市439名农民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只有26人参加过社区选举，仅占调查总数的5.9％，而其余的农民工因为“没有资格”，未能参加选举。⑥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经济方面。农民工虽然比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收入高，但是与市民相比还有一定差距。1998年，深圳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21641元，而外来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仅6885元。2003年的调查显示，北京市民的月平均收入为2259.61元，而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为1036.29元。⑦这说明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仍然很低。然而“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⑧经济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工政治参与。
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建立在切实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⑨。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也指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来自倾注在公众亩地上的私人感情。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切，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所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⑩社会交换理论假定，“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行动结果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能执行这个行动。”11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是挣钱，在城市可能获得更多收益。就选举而言，一旦他们计算出选择在城市做工的经济收益大于回去参与选举所得的回报，他们必然就放弃了回原户籍地参加选举等政治活动。就农民工而言，其亲自回家乡参选的主要私人成本有：往返的交通费用，因误工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回到家乡的额外支出，如走亲访友需支付的费用，等等。与选举支出的私人性相比，农民工参加选举所能带来的收益却是模糊的和未知的。因此，农民工往往是理性地放弃了参加村委会选举，即使参加，也多是尽量避免亲自回家乡参选，而是采取委托投票或函投方式参选。
第二，制度和法规因素。农民工合法的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和法律保障。我国现有制度和法规赋予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权利的实现却对现存的制度和法律提出挑战。现有的某些制度和法律构成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行使其政治参与权利的屏障。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但我国的选举法又规定：“居民、农民、个体工商户在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人与户口不在一地的，由本人在取得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后，在现居住地登记”为选民。公民的选民资格是和户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户籍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很多权利挂钩，被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城市已经逐步放松了户口管制，农民工也可以取得城市户口，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真正能拿到城市户口的只是少数，因此农民工如果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就要么回去参加选举，要么回家乡办理选民资格证明以便在城市参加选举。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很少亲自回家乡参加选举，一般是委托他人代为选举，或者就是放弃，为参加工作所在城市的选举而花费车费办理选民资格证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实在不便，也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除了选举，农民工的被选举权也受到同样限制。我国选举法还规定按户籍人口数量确定代表名额，这与一些城市的现有规模极不相称。现有城市人口大大超过城市常住人口，有限代表名额很难为农民工所争取到。因此，我国的选举法、户籍法及其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已经构成农民工行使其政治参与权利的障碍。
第三，社会综合因素作用造成的文化断裂。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体系的基本看法、态度和情感模式。阿尔蒙德（1956）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把政治文化解释为一定政治体系的人民的特定行为模式。对于一个个的人而言是个人对政治欣慰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倾向。后来，阿尔蒙德又在他与西德尼.维巴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12 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的导向、规约功能，首先是在个体政治行为上表现出来的。”13“政治文化规定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强度、水平和范围，其对个体政治参与人的功能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文化是个体政治参与的内在依据，即政治文化具有内化功能”14。政治文化造就一定政治人格，从而构成个体稳定的政治行为人模式，进而影响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
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权力动机逐步增强，需要现代公民素质的逐步成熟。城乡之间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教育状况为例，尽管在城乡间名义上实行都是9年义务教育，但在经费设置、师资水平、教学设备、教育质量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许多内在素质的培养无法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来完成。
城市比农村更具有培养现代文明素质的环境特征，城市是由高密度、多元异质的不同群体组成的，广阔的交往范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的社会成员的互动，是城市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呈几何级数扩大，衍生出具有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而农民工从小是在农村长大，总体上他们与市民在文化素质、法律意识上存在一定差别，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与城市人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培养起城市文明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而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无法再认同农村的社会和生活。城市和农村两种文化和价值观是农民工成为文化上的“边缘人”，难以被两种文化的任何一方接受，也难以完全认同任何一方的文化。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虽然带来了经济收入的一定提高与生活处境的改善，却并没有带来地位上的显著上升，也没有出现政治参与水平的相应提高。
注释：
【1】[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2】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38页。
【3】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4】徐增阳、黄辉祥：《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5】邓秀华：《湖南农民工政治参与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湖湘论坛》，2005年第6期。
【6】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7】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82页。
【9】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0】[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湖湘文化概论范文5
关键词:会展;市场营销;创新策略;苏州
引言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每年10%左右下降至6%———7%，国家经济的发展已不再一味追求增长速度，而是更为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整体经济调整的情况下，苏州会展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调整会展业朝稳中有升态势发展。苏州市荣获2015年度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排名第一，2016年苏州市的会展活动数量突破200个、展会面积突破200万平方米，双双取得了历史新高，在省内仍保持领先地位。苏州会展行业的持续高速发展，离不开创新。因此，在此背景下，寻求苏州会展市场新的营销创新方法尤其重要。
1会展与会展营销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展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应运而生。从传统狭义的理解，会展是指会议和展览活动。然而，随着会展活动发展到今天并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其内涵和外延已远远超出了其字面的意义。在国际上，广义的会展称为MICE。M(Meeting)代表会议，主要指公司会议;I(IncentiveTour)是指奖励旅游;C(Conference)代表大型会议，主要指协会、团体组织的会议;E(Exhibition)指展览和节事活动(Event)。会展营销是指会展组织者寻求目标市场，进行市场定位，研究目标消费者的需求，以满足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需求为核心，设计会展产品和服务，制订营销价格，选择销售渠道以及保持良好客户关系等一系列销售活动的总和。具体包括对会展项目和服务的策划、设计、定价、宣传推广、招展、展后服务的计划和执行过程。
2苏州会展营销现状与存在问题
2500多年历史的东方古城苏州，自古以来就享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位处长三角中心地带，富饶的区域环境、多样的人文历史、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以及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使苏州自古便是富饶之地。1992年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立与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的诞生，也给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城市资源，苏州的会展业正以飞速发展着。但是在苏州会展市场营销中，仍有一些不规范与有待改善的问题:
2.1营销结构缺乏合理化
苏州的会展业主要发展于近十五年，尤其是在成功举办了2004年第三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后，人间天堂苏州己经跃居为我国会展市场的新兴热点城市。但目前苏州会展行业仍处于初期阶段，其展览项目多具有规模小、时间短、资金少、本土展会多等特点。在会展营销方面，由于营销结构和营销能力的薄弱，大多展前专业化营销时间短，导致吸引专业观众数量不够。会展主体存在整体实力不强，发展不平衡，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导致展会影响力较小，质量不高，在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远远落后于上海、杭州等城市。
2.2会展场馆分布不均衡、利用率不一
近几年，苏州会展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设施更加完备，整体实力雄厚。目前，苏州全市展览场馆主要有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昆山花桥国际博览中心、昆山昆开国际会展中心、苏州广电国际会展中心、常熟国际展览中心等11个室内场馆。会议设施主要有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太湖国际会议中心、苏州会议中心、独墅湖世尊酒店会议中心、以及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等8个大型会议中心。然而这众多的会展场馆分布并不均衡，目前分布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场馆较多，且多数大型专业博览会选择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2.3缺乏地方特色的品牌展会
在会展业的发展过程中，苏州在近期越发注重举办本土化的展会，如:创博会、品博会、商标博览会、服装设计论坛、婚博会、大型动漫以及2016年首次举办的中国苏州国际工艺品博览会活动等。但是在展会过程中，仍不乏同质性、无创新性、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情况的出现，如何真正做到规范、专业化是一个问题。且如何培育已有的本土会展项目，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周知的品牌展会，做到立足苏州，成功“走出去”，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2.4专业人才匮乏
苏州现有注册资本超过100万元以上的会展企业和长期服务会展活动的相关配套企业达631家，106家注册资本超过500万元的企业，基本形成展馆管理、项目策划、设备租赁、设计布展等相配套的专业队伍和配套服务体系。会展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苏州现有从业人员已1万余人，拥有三年以上会展工作经历的人员达40%左右，基本形成了一支专业会展人才队伍。然而这支队伍的人员质量却参差不齐、有待提高。根据调查，目前苏州会展从业人员多数为半路出家，大多为旅游与酒店行业的转型人才，缺乏系统的会展专业知识、行为理念和创新精神。特别是会展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与较高的学历背景、企业管理能力、外语能力、营销及策划等高端复合型人才，而这一层次的人才更是稀缺，目前还不能满足苏州会展业高速发展的需求。
3苏州会展营销创新策略
3.1创新会展营销理念
传统的会展营销理念过多的追求招展的数量以及展会期间的人气，而忽略了参展商的质量、展会的专业性与专业观众的比重。因此要做到会展营销理念的创新，必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从单一关注参展商，转变为关注参展商与专业观众，并提供同等优质的服务。一个优质的展会是为参展商与专业观众沟通所搭建的平台，通过展会建立合作的桥梁，各取所需。所以在一个展会中，专业观众有着与参展商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需提高配套服务，争取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参与展会。其次，从举办大众消费型展会转变为专业型展会。很长一段时间，苏州的会展公司热衷于举办人气高的大众消费型展会，过多追求现场人气，而忽略了专业化与品牌化的打造。应当提高对会展品牌和专业型会展的关注度，多举办一些专业性较高的展会，在相关领域内做到专业具代表性，并努力打造苏州的品牌展会，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应对会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
3.2创新营销方法
传统的展会营销手段为当面营销、直接邮寄和电话销售。当面营销是组展商会采用直接登门拜访的方式与客户接触。直接邮寄，这是组展商通过信函提供展览产品问询或订购的营销过程。组展方经常通过邮局直接向目标客户邮寄关于展览会的书面材料(如招展书、明信片、信函、门票等)或电子材料。电话销售，则是通过电话询问目标客户是否有参展的意愿。新型的会展营销方式主要依托于网络，组展商将展会信息到自己的官方网站或是相关的门户网站上，随时更新，实现网上预订展位、网上汇款、网上答疑等。这种新型的营销手段既方便快捷，又绿色环保;既方便参展商了解集体细节，又方便组展商统计信息。
3.3全球化营销战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深化，国外的知名会展企业也逐步进入中国，中国的会展行业将遭受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在2010上海世博会与2016杭州G20峰会之后，作为同为长三角地区的姐妹城市，苏州地区的国外会展势力不断涌入，在此背景下，苏州的会展行业必须寻求新的全球化营销战略。在认识到全球化的基本特性以后，抓住其共性，在共性的基础上，又要融入个性，即瞄准本土的特色，融入本土会展品牌。同时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要加强国内外的信息交流，不断学习国外的优秀先进理念，及时调整自身的营销方法。
3.4加大与酒店业的合作
会展业的发展与酒店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酒店为会展活动的参展商、观众等相关人员提供住宿、餐饮、娱乐、会场等配套服务，另一方面会展活动可为酒店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客源。不断加大会展业与酒店业的合作刻不容缓。例如，政府在规划一个大型的会展场馆时，周边需配套建设不同等级的酒店，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星级酒店内应拥有新进的会议配套设施，如大型无柱宴会厅、多功能会议室、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高速无线WIFI等，以满足高端商务客人的需求。
4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苏州会展市场应采用新型的营销理念，提高配套服务设施，加大对专业型展会的关注度;制定互联网+创新营销方法;积极投身于全球化进程，制定全球化营销战略;并重视与酒店业的合作，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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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范文6
[关键词]文化心理；楚文化；中原文化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的中原华夏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中游蛮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与中原人相比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
一、蛮夷本色——开放
楚文化是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兴起时与中原文化相比，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同源，楚人的远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先祖重黎亦曾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自熊绎受封，建立楚国，就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当时楚是江汉间小国，在文化上与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轻视，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诗经·小雅·采杞》中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礼记·曲礼下》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日子。”《春秋》亦云：“用夷礼，故日子。”而《国语·晋语》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孟子·滕文公》云：“南蛮，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传》又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诗经·商颂》日：“维汝荆夷，居国南乡。”《左传·成公四年》载：“楚虽大，非我族也。”《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伐随时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人敝甲，欲观中国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这种民族特性对文化心理影响深远。
当时的中原文化模式，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即以王室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亲疏和内外远近划分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贯穿着强本弱末、恩威并施的统治政策，体现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这种制度由于“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国语噜语》)，使得中原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政治上，由于诸侯有帮助天子征战的义务，因而大大加强了天子对诸侯四裔的统属关系；在思想意识上则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中原作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而且以其先进的文化向四周辐射扩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国和民族，不断扩展旧有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共主”的统治方式导致了文化心 理上的定向趋势，即中原地区获得了一种睥睨四夷的优越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叭佾》)，“不以中国从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价值判断不仅流行于中原，而且普及四夷，得到普遍的心理认同。地处夷夏之间的楚国自然受到这种社会普遍心理的影响，产生自卑情绪。所以费无极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与争。”(《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地偏处南方一隅，山林众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生活习气，刀耕火耨，生活艰难；地域上处于中原外围，文化上又源于中原，具有从属性，在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备受冷落，楚人内心充满了自卑。“不与中国之号谥”虽是骄横之辞，也有自卑之心。然而正是这种文化自卑情绪刺激了楚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奋发图强，以达到自强于天下的目的。
正因为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所以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中心辐射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面北和诸夏，“跋涉 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一面南抚蛮夷，联合巴、越、等少数民族。正如《左传·襄公十三年》中所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种“南下抚有蛮夷，北上以属诸夏”的发展道路，是在与蛮夷杂处的现实环境和服务中原王朝的现实需要下逐渐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进。楚先民从中原南迁到江汉蛮荒之地，身处于土著荆蛮中间，为了生存必须与当地的荆蛮和相邻的蛮夷友好相处。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与他们建立和睦的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可见楚国当时的民族政策非常开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蛮夷因而“皆率服”。同书又载，熊绎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可见，楚人在江汉地区一直是深孚众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动，得到了江汉间蛮夷的拥护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颇有些顺应民意的意味。从史籍中看，楚人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样的对蛮夷的极端鄙视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够开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几乎拥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国。也许正是因为楚文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入到了蛮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所以表现出博大而又开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拥有蛮夷族鲜卑血统的唐代君主一样，兼收并蓄，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原文化大体是山岳型文化，而楚文化则显现出明显的河谷文化特色，具有强烈的内聚力和包容性。直至今天，在南楚故地的湖北，楚人的后代仍然像祖先一样被称作“蛮子”，在发达的交通条件下接受、欢迎各种思潮。武汉也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排斥外地人，而是以仿佛谁都能融人进去的小市民社会而著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文化心理的继承。
二、浪漫主义——冲动
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世居两湖、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社会环境有关。
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祥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对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当代地质学家周昆叔强调环境的因素。他说：“北国有粗犷豪放的人民和古朴深沉的文化；南国有圆通灵敏的人民和轻灵秀美的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不可否认，北方坦荡的黄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转的环境对人类性格陶冶和对文化特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人及其人创造的文化是植根于环境中的，是环境起了重要作用的杰作，是环境的效应。”楚地山峦起伏，林木葱葱，大江奔流，细川潺潺，时而云遮雾绕，时而晴空万里，此种绚丽多彩、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fijfel源泉。除了民族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之间还有经济生活的差别。显然，北方中原是旱地农牧经济；南方楚地是水稻渔猎经济。这些不同，带来了两者文化心理的明显差异。如中原人重礼制、重理性；楚人则重人神共位、重感性，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幻想。
《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菔赢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的压抑，形成了楚文化浪漫冲动、热烈奔放的生活情感。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文化，无论娱神娱人，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饮酒是浪漫气质的表现，楚人非常重视酒在祭神与助兴中的功用，酒后的狂放是生命力的展现，楚人的个性与活力在这里得到了自由的舒展。楚人与乐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楚歌抒情的意味特别浓厚，《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音乐是楚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楚歌虽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然而都极具震撼力，上自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都有歌舞的雅趣。楚人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楚文化的艺术遗存无不呈现出造型清秀、韵致俊逸、色彩富丽、线条流畅的风貌。楚人崇拜太阳，崇拜大火，喜爱亮丽的红色；向往日出的东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爱细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则轻剽好斗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气质寻求一个确切的解释。与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礼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浪漫冲动的性格一方面能够革故鼎新、锐意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还有楚庄“问鼎中原”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升华为以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楚人的狂傲和冲动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难。早在孑l子时就有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一个“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班固就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愿望使他们重视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们首先关注的对象，正因为这一点，楚人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表露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又强化了楚人冲动与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骐骥以驰骋兮”、“令凤鸟飞腾”(《离骚》)。项羽更是以刚愎自用、轻狂傲慢闻名。司马光也曾在奏折中写道：“闽人狭险，楚人轻易。”(《续资治通答·卷六卜七》)
确实如《礼记·王制》所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发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质。李淦的《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瑚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对应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不同的文化心理。
司马迁曾这样评价楚地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直至今天，湖北民间还有着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民俗，人们也习惯把湖北人叫“九头鸟”，表现着狡黠、强悍、变化多端等种种特点。武汉人也以脾气大、容易毛躁著称。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传承千年仍表现在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
三、神秘巫祀——达观
德国l9世纪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分析了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了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自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一个民族应该居住在命运所赋予的土地上，他fh jjf．从法则，必将死于这块土地”。他把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总结为四个方面：直接的生理影响；心理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支配人类的迁徙及其最后分布的影响。他在强调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人类意志的力量和人的无限创造力。楚地特殊的地理条件产生了强烈影响着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神秘巫祀文化，在心理上也产生了达观的态度。在氏族社会里，巫一向具有很高地位。中原文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以礼制的名义保留了一些形式。而楚人在对神灵的坚定信仰中获得了力量，这种力量也使他们形成了达观的文化心理。
楚国故地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积，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江汉平原。在古代，这里就是“地势饶食，元饥馑之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因此，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同时期，楚国都是富强繁荣的大国之一，“荆有云梦，犀兕麇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遥为天下富”(《墨子．公输》)。至今长江中下游各地，仍被誉为鱼米之乡。楚由“族”发展为“国”，罔由小发展到大，历经800多年。曾被中原人称作是“荆蛮”、“南蛮”的楚国处于一个“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汉书·地理志》)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并在社会风俗、思想传统与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区“较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跟同期中原各国比，楚国大量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风习，受宗法制度和礼教观念的束缚较少，显得比较宽容和开明。这种状况在政治制度上业得到了体现。张正明先生考证，楚国的的政治体，其前期有着浓厚的原始社会组织的痕迹，后来发展为农奴制为主体的政治体，这与同期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国家有一定的区别，在文化心理上也因而表现出更富有自由的想象和激越的情感，从而成为神秘巫祀文化发展的沃土。
荆楚繁茂的丛林、纵横的江河、广袤的原野以及多民族杂处的神秘的生态环境，孕育出楚地先民崇尚自然、敬畏鬼神的传统意念。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们生活在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飞翔的大凤、熊熊烈火都是崇拜的对象，楚人的精神就来自这原始的冲动、神奇世界带来的原动力。楚先民“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国语．楚语》)，《列子·说符》中云：“楚人鬼”；《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楚国，从宫廷到民间，历来“信巫鬼，重祀”。王逸在《九歌序》中也说过：“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在《楚辞》那里，我们更能看到一个与巫风关系密切的神话世界。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着对自然多神祟拜的遗迹，《离骚》等作品中，也能够看到其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量承袭和运用。在民间，古来荆楚卜居建宅，均要“前门植桑，后苑种竹”；生儿育女，历来互馈“竹米”；寿诞生辰，必要种树、“放生”；行事动辄求神问卜。还有流传千年不衰的跳丧舞等，无不蕴涵着对鬼神的敬畏。就像元稹的诗中所描述的：“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元稹：《赛神》)楚人尚鬼、崇巫、祀、好b，虽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但生活中的这种浓烈的神秘气息，不仅形成了楚人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立独行，同时也体现了楚人达观的一面。其中．既蕴含着人们宽厚善良的本性，也为楚人在兴邦建国的艰难历程中提供了乐观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