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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1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2
【关键词】端午节；文化；中国元素；骨；气
传统节日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节日中的各种习俗，寄托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以期待达到人人和谐的社会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过节，是对祖先留下的文化的传承，是文化之精神所在，这是自远古而来的，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财富。作为我们的近邻，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日本传统节日中的“五节句” i 就来源于中国，后来经过自己逐渐发展演变成了如今具有日本特色的“中国节”。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文化是使日本文化从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卤水，可见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之密。中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民族依赖中国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其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也是一点点完成的。笔者认为，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逐渐吸收、消化、改造，经绳文、弥生、古坟文化，飞鸟、白凤文化，奈良天平文化，平安文化，镰仓武士文化，室町文化，安土桃山文化，江户文化ii的发展，最终才形成了能够反映日本民族特性的独特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我们的典章制度、民俗习惯、哲学思想等，均被好学而又勤奋的日本民族“拿去”，端午就是其中之一。如今端午节已在一衣带水邻邦生根发芽。端午传入日本后，日本将其文化内涵与自身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继承了内涵，结合自身特点经过吸收改造，把中国的端午变成了祈祷男孩健康成长的“男孩节”。iii如今，日本在阳历的5月5日这一天，庆祝他们自己的端午，也就是日本的“男孩节”。究其中国元素，不难发现，日本端午借中国端午文化之“骨”，使其充满一种日本式的精神，这恰恰是一种文化之“气”的体现。
一、中国的端午
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的端午节。作为我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五日等。“端”字有“初始”的意思，“端五”就是五月的第一个五即“初五”。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所以“端五”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端午原本是夏季的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日，后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
关于端午节的来源说法不一，有说是源于纪念屈原的，有说是源于纪念伍子胥的，有说是源于纪念孝女曹娥的，还有说是源于纪念女诗人秋瑾的等。一般较为公认的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这一天，赛龙舟作为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为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划船去追赶拯救的故事。于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划龙舟来纪念，借此驱散江中之鱼，免得吃掉屈原的身体。端午这一天必不可少的当是吃粽子。粽子，又叫“角黍”、“筒粽”。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原，起初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关于吃粽子的含义，一是因为“粽”和“中”音近，取“功名得中”之意，特别适合小孩与当官的人吃；二是因为“粽”和“宗”音近，取“光宗耀祖”之意。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成为端午节的一个标志，更是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个标志。
端午节这一天我们还会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等。此外还佩戴配饰，如豆娘、艾虎、香囊、系五彩线、长命缕等，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还有的地方进行吃咸鸭蛋，画额，悬钟馗像，也有的地方进行吃五黄，躲端午，饮蒲酒、雄黄、朱砂酒，采茶、制凉茶，洗沐兰澡，采药，用符图驱邪、斗草等活动。因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端午各具特色，不一赘述。
二、日本的端午
日本人也过端午节，日本的端午有着别样的情趣。日本的端午节又称“菖蒲节”。和中国一样，也有“五月最初的五日”的意义。中国的端午节习俗大约是在中世纪初传入日本的。而中国端午节吃粽子、洗菖蒲等习俗，传到日本，约是在平安时代。因此关于日本端午节，一说是自奈良时代以来就有的节日。另一说则认为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阶层最先引进了中国的端午节，而后传入民间。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端午节的各项要素已普遍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日本的端午节基本成型。
起初日本的端午节也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但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年被改在了元旦，以至于日本一年中的“行事”iv便全由农历改成了阳历。从那以后，阳历的5月5日便成了现在日本的“端午节”。端午节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1948年7月，日本制定了《关于国民节日的法律》，将端午节的名字改为“男孩节”，成为现代日本的法定节日之一。日语中，“菖蒲”的发音跟“尚武”相同，因而端午节曾备受武家所好，是武士阶级非常重视的节日。
日本的端午节虽然是把中国的端午节“拿去”的，发展中还加上了“男孩节”的意义，但如今却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除沿袭插菖蒲，吃粽子等与中国端午节相关的习俗以外，还加入了新的内容，如为男孩消灾驱邪，在自家门前竖起高高的鲤鱼幡，祝愿男孩子健康成长、出人头地。传统的家庭在这一天吃“柏饼” v，用菖蒲水洗澡，祛灾除病。家里摆放威武的偶人代表孩子的勇敢，迎风飘扬的鲤鱼幡象征有出息，洗菖蒲澡、供奉菖蒲酒可以辟邪，“柏饼”表示家业永不衰落。日本人认为鲤鱼是好运、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为了祈祷上天照看好自己的孩子，立起鲤鱼幡以引起上天的注意。条条迎风飘扬的鲤鱼幡，表达了家人望子成龙的心愿。日本的端午，除了悬挂鲤鱼幡外，还要装饰“武者人形”。武者人形因从五月的端午发展而来，在日本也叫做“五月人形”，其造型以着盔甲的武士为主，祝愿男孩像古代的武士那样勇敢坚定、百折不挠。另外，插菖蒲、熏艾叶、喝菖蒲酒也作为日本端午的传统习俗，有招福辟邪之意。
和中国一样，日本在端午这天也挂钟馗像（旗）、进行龙舟竞渡、吃粽子。但是这里所讲的吃粽子不是为了纪念屈原，而仅仅是日本节日间的美食。日本的粽子是平安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当时的粽子只在皇宫中举行端午节时作为供品的，后来才得以普及。日本的粽子皮多种多样，有白茅、竹叶、蒿叶等等，主要是长锥形的。中国的端午，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被日本逐渐吸收消化改造成了如今具有日本特色的“男孩节”。
三、日本端午节中的中国元素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续。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则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自然，中国元素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符号。中国元素是我们民族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作中国文化元素。民俗风物、祥瑞吉物、传统文化、人物荟萃、艺术瑰宝、人文精粹、地理坐标等这些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就是所谓的“中国元素”。
因此，从日本端午节的时间上来看，日本端午产生于奈良至平安时代，成型于江户时代。日本端午最初的时间和中国是相同的，这种时间元素可称其为“中国元素”。从日本端午的习俗上来看，粽子作为中国端午的标志，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端午文化。后来传入日本，经日本逐渐改造而后又衍生出了日本端午特有的食物——柏餅。可以说，“粽子”也是“中国元素”。“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舟也是我们中国端午的一种符号，自然日本端午中的“龙舟”也是一种“中国元素”。菖蒲自古在中国就有驱毒辟邪之功效，后来我国的端午传到日本后，日本也将菖蒲这一“功效”拿过去，并给予它极高的地位。另外，艾草、雄黄酒、钟馗和菖蒲一样均是“中国元素”。我们用“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也可表示逆流而进，奋发向上之意。而日本在端午节这一天所悬挂的“鲤鱼幡”也同样寄托了家长望子成龙的祈愿，因此，“鲤鱼幡”中的“鲤鱼”也可以说是“中国元素”。
端午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粽子、菖蒲、艾草、龙舟、鲤鱼等是“端午”的符号。由是观之，日本端午节中的中国元素有：时间、粽子、菖蒲艾草、钟馗、龙舟、鲤鱼幡等。因此，笔者认为，日本端午文化中从时间元素到空间元素，都体现着中国元素。勤劳的日本民族根据自身需求，广泛地“拿去”，在吸收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经历了长期的“拿来”与“拿去”的学习，从“移彼汉家之字，优我日域之俗”的学生到如今的“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vi 文化，这个独特的民族，从之前的师于中国到如今的的青出于蓝，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的同时我们更要反思今天自己的文化。
日本能将中国追思先贤的端午“拿去”，变为与自己民族精神相统一的尚武重男的民族精神节日。把我们的典章制度、哲学宗教等“拿去”学习，学习的同时都赋予了日本民族精神，这就是日本文化之“气”的表现。由是观之，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就好比是“骨”，而日本文化则是依附于“骨”上的“气”。“气”是一种文化精神，是抽象的；而“骨”则是一种文化实质内涵，是具体的。“气”无“骨”不立，“骨”无“气”不长。
注释：
i 五节句：日本一年中重要的五个节日，分别是1月7日的人日，3月3日的上巳，5月5日的端午，7月7日的七夕和9月9日的重阳。
ii绳文、弥生、古坟文化：约公元前7、8千年——公元6世纪中叶；飞鸟、白凤文化：538年——710年；奈良天平文化：710年——794年；平安文化：794年——1192年；镰仓文化：1192年——1333年；室町文化：1333年——1573年；安土桃山文化：1573年——1600年；江户文化：1600年——1868年。
iii 笔者注：日本的端午直译应为“儿童节”，但在日本3月3日为“女儿节”，5月5日主要是为男孩子庆祝节日，故此处称之为“男孩节”。
iv 行事：在固定的日期按照惯例举行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
v柏餅：槲叶糕，用槲树叶包着的带馅粘糕点心，日本端午节食物。
vi美国哲学家穆尔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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