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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3-0173-01
摘要：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对语言理解方式的不同，因此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英语 典籍 翻译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和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杨牧之。1999)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它们的对外译介对于向世界人民介绍华夏文明，在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益增长而来的，将是华夏文化的又一次辉煌。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典籍在世界上将更加受到关注。它们的对外译介也将愈益显示其重要性。
1 物质生活民俗类(包括衣食住行、生产贸易等)
《红楼梦》第24回有这么一句话：“即使是巧媳妇也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
杨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粥”作为我国居家饮食习俗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且雅俗共赏，俗称“稀饭”、“水饭”等，并有药粥、养颜粥、供粥等类别，主要以大米、小米、玉米、糯米等为主料。添水文火煮成，西方不曾有。杨将“元米的粥”译作“a meal without rice,"基本传达了做“粥”的要领，而霍译处理成"bread without flour"，则把我国传统饮食喝粥的习惯，归化为西方日常生活中吃面包的习惯，前者保留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后者则因背景知识的缺乏，或因翻译目的不同而影响了这一民俗的传达。
2 特殊名词类
在翻译医书等典籍方面，方梦之教授认为词的翻译应“译意而不是译词”，中医典籍书名翻译的问题也主要是“译词”的问题。
只顾将汉字逐一翻译成英文，忽视了由此而产生的重复或繁琐，造成译文不简洁。例如：
《万病回春》Curative Measures for All Diseases。
“回春”用Curative Measures翻译，虽意义准确，但不及Cures简洁。Cures可表示“用来恢复健康的药剂、医疗方法或过程”。此外“万病”并非是“所有的病(All Diseases)”，而应该是，VariousDiseases。所以，《万病回春》不妨译为：Cures for Various Diseases。
3 宗教类
由于佛经是从印度传人中国，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对印度有着极高的崇敬。而当时的译者一部分是天竺人，一部分是懂梵语的虔诚的中国佛教徒，这两部分译者都对译入语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并且深受其熏染，所以基于这种翻译文化心理，在译经时，基本上采用的贴近译入语文法的直译法，有些词汇甚至都是音译过来的，显示了对印度文化的无比尊崇。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是“公元前285年至249年间，有七十二名‘高贵的’犹太学者云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这项翻译。据传，这七十二名学者来自十二个不同的以色列部落，每个部落六名。”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是由犹太人翻译的，但是“尽管希腊语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但他们毕竟不是在希腊，周围非希腊语的语言环境以及祖先的语言无疑给他们很大的影响，”，可见在这七十二名译者心中，古老的犹太文化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而，他们的译文“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由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象希腊语。”
4 格言体的翻译
如《道德经》为格言体，文中大量采用排比或对偶形成整齐形态，古典汉语的含蓄精练以及语法规则的相对宽松使得“四字格”结构成为古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典籍翻译尤其应该处理好四字格的翻译。在威利和许渊冲的译本中都能看到工整句式和排比结构以及成对概念的翻译。如《道德经》第二章翻译如下：
原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Waley译文：Being and Not-being grow out of one another,Diffucult and easy comp lete one another.Long 8nd short test one another；High and low determine one another.Pitch and mode give harmony to one another.
Front and back give sequence to one another.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2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艺术人类学;民族色彩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42-01
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张艺谋的电影蕴含这丰富的人类学内涵是他民族和他国家研究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人文风情、民俗习惯、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张艺谋的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和审视,这是一种多主体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给张的电影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提炼出当代中国社会在艺术文本中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总结出张艺谋此类电影的特点与不足,在人类学意义的框架下给中国的电影的发展给予一点思想性指导。
人类学视野下的张艺谋电影。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研究人的科学或解释为关于人的研究。英文写作“Anthropology”,最早见诸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品质及行为者的描述中,贯穿人类学的两个核心词语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人类学就是一门关于‘文化的科学’”,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指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还原”。张艺谋的电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传达了民俗风格和民族个性,使张艺谋的电影带着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一种基本资料。本文从形式层面上对张艺谋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发现张艺谋的电影从四个方面实现了影片的人类学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间、造型:张艺谋的电影的空间、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民族风情的丰富体现,电影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风貌,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所展现的中国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闭的四合院,还有那没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张艺谋的影片从空间和造型上给予的视野,是人类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真实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运用:色彩是电影表现象征作用的的一个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个国家精神灵魂得以阐释的对象。“红色有其共通性,红色代表革命。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在传统意念上,红色更多是代表热烈,象征太阳,火热,热情,这亦是全人类共同的感觉。”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的运用了红色,似乎红色以成为张艺谋和中国影片的标志。张艺谋对红色的运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红色阐释了中国及中国人结婚等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红色是张艺谋自己偏爱的色彩,张艺谋爱用红色作为自己电影的底色,张艺谋的影片中的红色,或许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红色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象征,苦难与进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乐的运用:中国乐器和丰富的音乐形式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音乐,张艺谋注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符号的象征作用达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现力度。他所用的音乐带着传统的民俗味――老腔、秦调、皮影戏、陕北民歌等,在有点的时间和空间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黄土地》中陕北信天游的歌声,《活着》中老腔的曲调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调等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献意义,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研究中国人文的一个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张艺谋在影片中运用的方言增强了民俗化和写实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陕北方言,《一个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单骑》的云南澄江县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的长久以来的精华所在,研究中国各地方言,也是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张艺谋的电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东西,如《千里走单骑》中,加入了“傩戏”这样的民俗载体,吸引了大批的人类学家进行对“傩戏”的研究。总之,张艺谋的电影中运用的这些民族符号的实体或客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民族的一个缩影,对于认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艺术形态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在她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研究人类变化中,人类学家坝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类个体的人差异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体之间的差异上。他们研究的是在生存、发展中相互依赖并拥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会。”从人类学研究的需求上来讲,我们希望张艺谋的电影多挖掘自己国家的民俗,注重我国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现,这样的影片会更加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张导演的能够把黑泽明的艺术和民族的风范相一致的去研究电影和艺术及社会的关系,创作出更优秀的电影来。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彩性为我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于文艺创作者要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在实践创作丰富多样的前提下促进艺术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3
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万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横观人化，到了伏羲时代总结出了第一部大书《易》，即宇宙变易的大学问。“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记》）这就是因气设声律。“六律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右，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中国人用乐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当复杂而又独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气和流动变化的思维、情绪、无形的神韵等，都用数规定他们的律，再用测定的律铸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艺术符号），然后运用这些符号编织成艺术乐章。
先人用乐舞进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仅仅是用来做娱乐的，主要是：“以律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方，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即通过乐舞的作用，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组成人性、情绪、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的有机调控系统。运用这种调控机制达到社会的安治和谐。这种让人在快乐中自我完善的艺术构架，确是具有独异思维特点的东方美学。不管乐舞的作用是否可以达到：“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汉书》。或：“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记》）但毕竟得承认祖先在数千年前寻觅出：以道中轴、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调控机制，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创造，留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启示、法则，以及艺术道德，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从制律作乐，循章捨瑁枰怨适吕纯矗褐泄说拇醋髦魈逡馐妒窍嗟蓖怀龅模锏降囊帐醺叨取⒁帐醯目蒲嘉恰跋乱馐兜那绷鳌彼芰鞒傻奶咸匣坪游幕鳎卜恰胺抢硇浴彼芾淼们逄臁⒌亍⑷苏飧鲆帐醮笫澜绲摹U庵钟贸橄蠓疟嘀傻囊帐跏澜纾狡鹑嗣嵌源笞匀缓蜕缁岬母兄蜕钊肴鲜叮允玖酥泄烁叱囊帐醪拍芎投捞氐拇醋饕馐叮渲魈逡馐毒褪牵河杏胛薅旨捌浔缰す叵怠2唤鲈诶治璧男槟獗硌葜锌梢郧宄乜吹狡渲魈逡馐兜谋硐郑词故榉ā⑹拇醋饕参薏幻飨缘亓艏亲胖泄舜醋鞯闹魈逡馐叮晕薇硐钟校杂写嫫湮蕖R源镄巍⑸窦姹浮⒓婷溃硐殖鲎髡叩娜烁瘛⑶樾骱妥非罄础V泄说闹魈迨怯欣硇缘奈镏侍澹泄说囊帐跏窃诟叨壤硇灾湎麓丛斓囊帐酢V劣凇坝行脑曰ɑú豢扌闹擦梢瘛钡南窒螅赡苷锹陕琅己希灾乱醪钛舸碓斐傻呐既幌窒蟆R俊笆刂甏谩比パ懊俅醋鞯某晒Γ挥性凇懊巍崩镎业秸庵帧扒币馐丁钡穆懔恕V劣凇懊伪噬钡暮妹危钦抢硇孕量嘌懊伲投裰囊帐醪聘弧：苣严胂笠桓雒挥欣硇缘闹魈澹跹ブ圃焐娴纳缁岷腿说囊帐酰∥颐堑淖嫦日怯墒智逍训睦硇灾洌旁斐龊虾跆臁⒌亍⑷说囊帐趵矗⒊晌晕彝晟坪偷骼砩缁嵘贫竦睦郑ㄏ罚┮帐跛嘉闹魈濉?
自宥于自我中心。这一特点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全部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和我们民族的天圆地方的自然观不可分的，也是与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顶天立地的生存意识和自信心分不开的。我们民族具有这种自尊、自爱、自信的积极意识，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远古有西王母族馈我白玉琯，西周有专门研究管理四夷之乐的鞮鞣氏，改夷补中。汉魏晋以后“胡马度阴山”带来了“吞刀吐火”杂技百戏。隋唐两代西域音乐，胡旋舞蹈，已是风靡朝野，更为宋元杂剧积累了雄厚基础。文化发展是个渐进和积累的长河，封闭意识是需要启开的，吸收营养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独异性是不可能湮灭的。像古代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多么残酷持久，谁又能把一种文明强加于对方？罗马，土尔其都曾占领过地中海沿岸几多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迹、文化价值消失了吗？大不列巅占领印度多么长久，“阿弥陀佛”在次大陆失去了他的灵光了吗？只要一个民族的人民还存在，它的“乡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学独异性就会滔滔流淌不息。这样的洪流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改变黄土地的颜色，只是把“君临天中”举向云头的鼻脸俯向“四极八荒”，采风配律，奏出我中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新乐章。笔者绝不赞成“断割”“再造”等虚无者的高论。若按某些先生之论，将中国乐（戏）文化来次“割头换血”，“全方位地再造”，岂不都造成了单一的“海派”色了吗？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4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文化对应了不同的观念和审美情趣。翻译是文化信息的传递，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领域的一种文化信息传递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语言的社会环境。中西文化有着众多差异，这种差异影响到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翻译和鉴赏。所以，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方面的研究时，不仅要研究语言，也要研究文学作品所诞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文学作品反映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很好地实现中西文化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风俗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
(一)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对于价值观体系，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核心。而在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价值观当然也是代表群体性的价值。中国人总是在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相反，外国人却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但却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中国老百姓往往侧重于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识大体、顾大局，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而传统的西方文化非常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有时候甚至是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本质。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等。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等。相对而言，汉语中则有“众人拾材火焰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
(二)风俗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也传递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最为普遍，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的象征。例如，“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的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领导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隆。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等。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有所不同。例如,“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再如，在中国，“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敬仰的意思,如“老先生”、“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尊敬的称呼。而在西方,“old”一词却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含义。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人文条件等不同，造成了中西思维方式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由主到次，递相叠加，形成“树形”句式结构。而东方民族的综合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句子结构以动词为中心，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形成“竹形”句子结构。
二、西方文化对英美文学的渗透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同时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罗马、古希腊是欧洲文学的发祥地,古希腊文明一直在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基督教思想则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早已深深地渗入到西方人的文化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并以哲学、信仰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和促进着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古希腊罗马神话与英美文学
文化的代表是文学作品。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对其进行传播和发扬,就必须对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那一片沃土有所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例如，不断地涉猎一些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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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祗和历史典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寓意。英美文学和古希腊神话关系深远,其主要表现为神话故事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如莎士比亚、雪莱、尤金奥尼尔等。 众多诗人、剧作家及小说家无一不采用古希腊罗马神话来丰富他们的题材。由此可见,希腊罗马神话极大地丰富了英美文学作品。倘若对于这些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够深刻或根本就不了解，就不能更充分地欣赏和理解这些名作,因而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主旨和意图,当然，对其翻译也就会感到难以下手或表达不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因此，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神话的故事及其渊源,是掌握典故内在涵义的重要手段之一 。
例如:“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要想完整的翻译此句,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一段神话故事。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后手握他的脚踵让他在冥河中浸了浸,除了未受到浸洗的脚踵部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变的刀枪不入。结果,他却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因此“achilles’heel”后来就被用来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这句话就可译为“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倘若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在理解和翻译的时候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二)文化根基《圣经》与英美文学
作为西方文化根基的 《圣经》一直被人们视为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英语语言文化也很有很大的影响。“《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它以小说、诗歌、历史、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记述了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与朝圣的心路历程。”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源于《圣经》的典故不计其数。作者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巧妙地引用《圣经》里的词句和典故、人物。例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及《力士参孙》分别取材于《圣经旧约》故事中的《创世记》、《士师记》和《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圣经》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典故和成语故事早已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广泛的被引用，更有甚的是有的作品中甚至直接的对《圣经》进行整段的引用。同时,《圣经》中又有许多典故慢慢变成习语进入到英语语言之中,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英语词汇,例如“noah’s ark (挪亚方舟)”、“judah’s kiss(犹大之吻)”、“solomon (所罗门)” “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等。而这些来自《圣经》的文化对英汉文学翻译者来说,往往就容易成为一个文化盲点,从而造成理解上偏差；如果对《圣经》了解的深度不够,就无法理解并翻译出英美文学作品中带有此类宗教色彩的语句。
三、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逐渐转向文化间的比较。一般而言，翻译中文化的转换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foreignization)。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概念,最早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venuti提出的。而他的这种思想又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schleiermache的观点的启发，即“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mona baker认为：“看一个翻译是归化还是异化,往往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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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中国学者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拉开了对此问题的论述的序幕。其中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其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其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来说是规定性的,而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有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王东风认为:“归化和异化也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某种延伸,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但是归化和异化也不是径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面。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种特性,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即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都是相对的,所以无论采用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其所用翻译方法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相互覆盖,因此,归化和异化从表面上看只是两种大的方向,其具体程度则是随着不同翻译方法所占的比重而各有不同,并由此延伸出策略上的不同倾向。具体来讲,归化的主要手法包括省译、替换等;而异化则主要通过音译、直译和注释等手法来实现。归化、异化并不对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为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服务。
例如，张谷若先生在译哈代作品《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为了向译文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知识,增进他们对原文的了解,就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同时又用脚注解释说明了许多基督教的知识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以帮助不熟悉该作品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很多学者已经通过考察各类作品的不同译文,指出没有哪一部译作单纯采用一种翻译手法,而是采用了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化译法。作者还认为异化与归化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适度的问题。适度的归化可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而适度的异化则可以使读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原语文化,进而加强文化的交流。过分的归化和异化都会阻碍对原作的理解,多元互补才是做好文学翻译的关键。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5
关键词：客家文化;数感形成;影响
■问题的提出
数感属于数学直觉问题，较早是在关于数学估算的研究中被发现的，近年来在国外成为神经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内容. 对于这个词汇笔者有一种理性的冲动，收集了一些国内外关于数感的研究，仔细地揣摩一个“感”字，它让笔者感受到了严谨的“数”的研究中也充满了非严谨性，充斥着人文色彩.
民俗数学的研究表明，数学教育研究者应该关注教育对象的生存环境以及各自的文化背景. 数感作为一种直感，它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产物，或者说一种文化行为. 笔者从数感研究者之前所做的研究中认识到，以民俗数学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学生数感的形成和发展，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教育对象数感的形成与其生活的文化环境有极大的相关性. 民俗文化可以说是教育个体生活环境中所特有的，这样具有特性的文化对于教育个体“直感”的影响举足轻重. 笔者以一位数学教育者的目光去关注客家文化，同时笔者选择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客家文化区域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场所，希望在一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对于“数感”的文化相关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2013年5月至6月，笔者选取了江西省赣州市管辖的南康市凤岗中心小学四年级一个班、章贡区章贡中学及南康市凤岗中学、赤土畲族中学七年级各一个班为主要调查研究对象. 除了对上述班级学生进行数感测试外，笔者依据学生在数感测试中的表现，分别在章贡中学、凤岗中学及赤土畲族中学中，一共抽取五名居住村庄分散、本村方言有差别的学生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并用县市（乡镇）、年级、班级、学号和性别（g代表女，b代表男）编号，如FG070512b表示凤岗中学七年级5班学号为12的男生，编号后对每个个体进行跟踪观察、访谈与实物收集. 观察、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学生的家庭生活环境、学校生活环境、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惯与数字使用习惯和技巧.
2. 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法：质的研究认为知识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与现实情境有着密切关系. 个体数学能力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交互作用、不断修饰我们先天具有的数感的过程. 学生的数感是在人类进化基础上的一种文化产物，在丰富的民俗文化现象中凸显其本质与地域性的特征.
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可以通过物化的图象与语言的描述显露，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收集学生数感的描述性书面表达的同时配合访谈，并且还收集了学生平时数字学习的实物资料与行为图象.对于赣南客家地区的客家文化现象的资料收集，笔者主要采取文献资料收集、客家专家学者访谈、实地考察等形式.
■研究内容
■研究结论及建议
1. 研究结论
（1）学生数感形成的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
在前面的研究中，来自五个不同村落的学生在手指表示数字的方式上具有差异，对于现实情境中的数量的理解以及数量问题的抽象有差异，数字知识的结构在不同的生活习惯中也具有差异性. 这些差异存在的本原是脑神经的生理机制，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肢体与空间对数字的影响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生活的环境、生存的需要让他们选择一只手或者两只手表示十个数字;民俗事象的内敛性或开放性影响了他们是以“直指为数”或“屈指为数”，甚至是手势表示的“一对一”思想或是“代数”思想;客家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又促成手势的传袭，这些文化因素让有限的肢体空间――少量的手指，表示出尽量多的数与数量关系，同时也让空间中的数字在肢体中找到了依存.
在数感的神经心理学分析中，我们知道，左、右大脑都可以对数字进行控制，但是只有左大脑具有数字的语言表达与口诀的记忆. 而我们知道，语言的产生与发展让人们脱离了肢体语言的依赖，具有“代数”的思想――用肢体名称来表示数. 从此，语言与数字之间就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各种文化中，语言的发音长短、数字表述结构、语言中的数字选择倾向等等都成为学生在数感上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凤岗客家小镇上多种相互独立的村落文化使得多种语言在镇上存在并流通，它们对学生的记忆有重要的影响. 笔者发现接受研究的学生在回答数感的问题中突出地表现出：语言影响其记忆长度和回忆速度. 这可能不仅是凤岗镇上学生的特点，甚至是全国范围内学生数感的主要特点.
（2）客家文化背景是影响学生数感形成的基础性因素
“人类的大脑在十万年前现代人首次出现后，基本上并无改变. 人类的基因进化十分缓慢且微小，相反地，文化演进的脚步则快得多. 任何种类的构想、创新与进步，只要一开始在肥沃的心田着床，便能借助语言与教育的管道，散播至全人类. 这是数学在几千年前诞生的源头.数字的观念，经由巴比伦人暗示、希腊人界定、印度与阿拉伯人纯化、德国数学家戴德康（Dedekind）与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Peano）的公理化、法国数学家伽罗华（Galois）的普及化，从一个文化至另一个文化，数学从未停止演进.爱因斯坦的大脑与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大脑并无不同，生物有惰性，而文化演进速度却电光石火.从某方面说来，数字是一种文化的发明”.
赣南客家县市的研究显示，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村落，用以表示数字的手势各不相同. 生活在南康畲族文化背景下的CT070209g、CT070216b，他们的手势里体现的是“一一对应”的数学原则，没有组合的思想，而生活在凤岗客家村落的FG070123b和FG070134g，他们的手势系统中体现的是“一一对应”以及“加法组合”的思想 .生活在章贡区沿江的渔民之家的ZG070318g，她的数字手势则集百家之长，构成一套混合型实用性符号. “一一对应”原则下的手势表示数，隐含的是对量的原始体验，这种对于“数”与“量”的理解体现了畲族原居民文化中的原始数量观. 在客家人的表示数字手势中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这点. FG070123b手势里面一个基数“5（大拇指）”的出现，还有数“10”由“5（大拇指）+4（食指）+1（小指）”的组合表示，都显示了客家人悠久的文化. 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已经使客家人不满足于最原始的“一一对应”原则，“代数”思想的引入显得自然而充满智慧. 而渔民这个社群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实用性，却不具有系统性，ZG070318g对于表示数字的手势系统就已经显示了这个特点.
可见，文化背景已经蕴涵了许多祖先向我们传递的数字信息，它在无形中成为学生数感形成的一个基础性因素. FG070134g与FG070123b在数感的各个指标中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位研究对象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不能忽略了客家文化对于他们数字理解的影响.
（3）语言习惯与语言环境是学生数感形成的内隐性因素
“运算”是数感指标中的一个关键词，“运算的快慢除了语言的影响，还与教育、上课时数、家长压力等等因素密不可分. 尽管是这样，从一些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中，我们知道类似的许多差异可以完全被忽略，所有的儿童都得面临发掘他们母语句法与文法的挑战. 根据美国语言学家的假设，人类大脑天生就具备一个语言器官，协助我们学习最为深奥的语言规则，让它成为直觉的一部分，但是数字规则的形成却不是一朝一夕，并且会因为语言的不同而不同”.
在中文里，一旦你在数字世界中学会了一至十，其他数字即可根据简单的规则诞生，因为中文语法中，数字的表示是遵循位值原则的. 相反地，美国儿童则除了强行记忆一至十外，还得背诵十一至十九的名称，此外还得加上所有从二十至九十的十进位名称. 可见，语言环境与语言习惯在数字的认知中担负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语言，最直接影响的是记忆.各种语言的发音长短、句法的结构等问题都会造成记忆长度的各异. 在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生组成的两组实验背诵数字顺序的实验中，令人大感震惊的是，语言的差异竟然造成美国儿童在学习上落后中国同龄学生整整一年. 从上述的五位个案研究对象的身上，笔者更能观察到这种语言的强大影响.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要让他们在20秒内背下随机的7位数字成功率很高，笔者曾经让FG070123b在20秒内尝试记忆11 位数字，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我们不要忘了，研究中显示FG070123b使用客家话来进行数学思考与记忆.
更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研究对象在关于数感问题的回答过程中，他们的策略都是首先寻找记忆中可以使用的口诀、结论，在搜寻不到相应的信息情况下，数感测试中得分高的学生通常会转移到数理推理或数字运算中，而得分低的学生一般会随便在记忆中找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结论或口诀去解决问题，而不进行合情推理. 笔者惊奇于学生对于语言记忆的依赖性. 但是，回想一下中文语言中“五分之二”的表达、“九九乘法表”的构造、“一千九百六十八”的位值体现、在问题“七百五十除以零点九八比七百五十大吗？”解决中的数学结论词句呈现……笔者似乎可以理解中国学生对于记忆的依赖性了.
中文句法中包含了许多祖先累积的数学知识，客家方言的简短发音便于记忆，这些都让学生无意识地弱化了他们在数字问题解决策略中的推理过程，而强化了记忆对于问题解决的优势. 语言环境与语言习惯选择性地成为赣南客家学生数感形成的一个内隐性因素.
（4）生活习惯是数感形成的策略性因素
生活习惯造成学生在获取数字信息的渠道、处理数字信息的方式、对数字与运算的理解等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表明上述五位学生的生活习惯造成他们在处理数字问题中的策略性差异，例如，FG070123b的活动场所一般限定在学校和村子里，经常接触的人群是家人、老师和同学，获取信息的途径除了书本就是电视，性格内向，这些造成了他关注自身的内省知识，因此他很善于观察，勤于通过记忆去获取信息. 因此，在数字问题的解决中，他的策略倾向于记忆与观察.而ZG070318g性格开朗，学习勤奋，语言能力强，每天接触很多的买鱼市民，日常生活中也在多种语言中转换，因此她在解题策略上倾向于通过开口语言的协助进行合情推理，因此她在速度上总是少逊FG070123b和CT070216b一筹.
在数感指标的综合体现当中，生活习惯成为学生问题解决的一个策略性因素.
2.？摇 若干建议
（1）学生数感的培养
数感属于数学素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良好数感的人对于数的概念清晰，对于数之间的网络关系清楚，对于与不同的数概念相关联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能灵活、适当地调用.
数感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自我建构. 数概念的网络结构形成并稳固是数感建立的关键，这样的概念网络结构是个性化的，并且是接受数学知识和提高数学化思考问题的一个平台. 人根据自己的认知特点和认知倾向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概念网络，然后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去网罗数学知识，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的数学化反应. 例如，中学生学习负数的概念，某学生对于负数的理解是与自然数相反的数，所以当他吃了一个苹果时，认为被吃的苹果的存在是-1;而某学生认为负数是在数轴上原点左边的数，当他听到天气预报中所报的温度是-4℃时，他就认为-4是一个负数.
由于数概念的网络结构是个性化的，所以数感的培养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学生通过接触体验现实问题，表达自己对数问题的看法，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对原有的数学知识结构进行网络化的自我建构. 著名的德国数学家高斯小时候对于“ 1+2+3+…+100=？”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数感促进创新能力形成的优秀案例. 对于自然数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得高斯具有良好的数感，当他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能够创造性地解决.
笔者认为，数感的培养中需要结合民俗文化中的相关因素. 首先，鼓励学生数字的肢体语言表述;其次，引领学生体验地方方言与普通话在数字表达、运算上的优劣，分析自己在数字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最后，在现实情境中寻找数字问题并解答.
（2）民俗文化背景下的校本数学课程开发新理念
从赣南客家地区个案研究中，我们发现，必须正视我国民俗文化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新的课程改革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课程开发平台――校本课程开发. 校本数学课程开发以民俗文化为切入口的开发理念，必定可以打开我国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一个新局面.
首先，学生的民俗文化背景是数学学习的基石，掌握学生民俗文化背景中的数学知识呈现方式是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前提.
学生来自不同的社群、民族，他们在上学之前已经接触到了不少的数学知识，这些数学知识应该是他们后继学习的基础，而作为教育者的我们不能轻视孩子在6岁之前的数学经验. 因为6岁之前的数学经验是一种在一定生理基础上、传统意义上的继承性知识，是在遗传、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很顽固的生命力.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位八年级的孩子，他们是否喜欢使用开口语言来帮助自己的思维是在小学学习以前就已经形成.
其次，语言是数学学习的关键因素，注重方言对学生数学记忆的影响，进行地方数学语言的研究，提供学生数学语言交流的平台是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关键.
希腊的民俗文化范文6
一、以广场雕塑来体现
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广场，雕塑都是其最为直接有效的点题标志物，城市广场常常因为其雕塑而闻名，广场雕塑也常常成为整座城市的标志和象征。广场雕塑可选用物理性能良好石材和青铜等材料制成，能留存很久。广场雕塑形象丰富，可具象也可抽象，纪念性广场、集会性广场的雕塑一般是具象的，且尺度一般做放大处理，并通过基座将其升高，形成主景，与所在地域闻名的历史人物或特殊事件联系紧密。而商业性广场、休闲娱乐广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贸易、集会、社交、运动、休憩等人类活动，因此其中的雕塑并不一定作为体量庞大的主景，更多的是采用与人体比例尺度一致的，亲切、活泼的小品雕塑，主题一般是表现当地的民俗习惯、饮食文化等生活化特色，同样能体现地域文化，并能赢得当地居民的强烈共鸣感和自豪感。
二、以铺装拼花来体现
广场因其承载着集会、观光旅游、群体活动的功能，一般以硬质铺装的开阔场地为主，广场的地面硬质铺装可选择的材料非常广泛，花岗岩、大理石、砂岩、板岩、卵石、广场砖、文化石、防腐木等均可选用，这些铺装材料色彩丰富、肌理各异，合理搭配能形成各种拼花纹样和图案，装饰性极强。若将地域文化中的风光景观、民俗文化、、历史事件等以具象图案或抽象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能很好的点题，特别利于俯瞰的视角来欣赏。
三、以水景植物来体现
相对于雕塑和硬质铺装，水景和植物是软质景观要素，能起到调节城市气候，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同时也能丰富广场景观层次。在地域文化展现方面，山石水景和植物搭配，可将当地风光名胜等比缩小再现出来。植物的种类也应根据地域气候的适应性为原则进行选植，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市花市树，这也是地域文化的极佳体现。如果广场选址范围内有古树遗迹，则更是宝贵的天然资源，应加以保护利用，作为广场的标志。
四、以公用设施来现
广场作为城市较为集中的公共活动用地，必须配备相应的公用设施，具体包含照明灯具、垃圾箱、休息座椅、饮水器、报刊栏、公用电话亭、公交站等。这些公用设施都是人造工业产品，其材质、外观、色彩的自由度很高，完全可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广场整体形象。如滨海城市可设计与海洋生物相关的造型，风景园林城市可设计古朴自然的原生态造型，历史古都可设计古典传统的宫廷造型等。
五、以色彩音乐来体现
城市广场的地域文化特色除了用以上具象的视觉要素直接展现以外，还能通过色彩联想和音乐暗示等含蓄的方式来间接展现。利用色彩的联想来表现城市的地貌环境或用乐曲的旋律来暗喻城市的文化和风光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黄色代表沙地、黄土，绿色代表森林、植被，蓝色代表海湖、江河，白色代表积雪、冰川，灰色代表山岩、峭壁等。而音乐的旋律则能巧妙的模拟任何一种自然或气候的音效。用联想和音乐能使人的心理空间无限延伸，体会更为广阔的景观意境。
六、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