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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1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和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极个别案件还适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较多，就难免存在冲突。同样的医疗纠纷问题，不仅医患双方对法律适用的主张不同，而且各地法院、法官对法律适用的观点也往往不尽相同，其审判结果也就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要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办理；审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时，则要以《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根据。而《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要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则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它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应当予以赔偿。相对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来说，医疗事故纠纷中的医疗过错行为的情节较为严重，对患者实际造成的损害也较大。但是，由于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适用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处理非医疗事故纠纷时则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处理，其结果是，在相对严重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反而低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患者所能得到的赔偿，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反而没有不构成医疗事故（所谓医疗责任）的赔偿额高，成为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果按照上述的法律适用原则，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患者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也不会以该理由提讼。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不仅造成了案由的混乱，还增加了结果的不公平性，使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定纷止争的作用。还有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第二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造成的医疗事故侵权应当承担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据此，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之日起，至《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均由医疗机构承担。而《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又重新回复到患者一方，这就给举证责任的分配造成了冲突。
赣州市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是通过协商解决、行政调解、仲裁、法院诉讼等，于2009年9月设立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在我国首次开创了医疗纠纷调解仲裁新机制。成立以来，成功快速的调解了部分医疗纠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赣州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仅对中心城区医院的医疗纠纷进行调解仲裁。而且因为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将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之一” 相关部门对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存有怀疑，进而不愿意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尽管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在《仲裁法》上完全没有障碍的，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加强，必须以完善医事法律制度为前提。目前有关部门之所以反对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采用，主要是因为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把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案件的一个解决途径，且我国真正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也未建立起来。
我国目前尚无严格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医疗纠纷的问题，赣州市处理医疗纠纷其基本的规范依据仍然是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赣州市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理暂行办法》（〔2010〕第64号令），部门立法、行政立法仍然是我国目前启动立法程序、产生立法文本、推动立法进程的基本形式。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最初通过立法，是想谋求消除人治思想、加强管理和执法力度的效果，但某种程度上也易造成扩张管理权限并对地方或部门利益特殊保护的不良后果[2]。
立法所独有的普遍参与性、民主性、充分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的属性，以及通过立法上公开的活动，使得各种交叉或冲突的利益相互认识、彼此理解、互为妥协，并求得能够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根本上寻找消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最佳途径[3]。为此有必要制定一部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应的法律，使其与现行的民法、刑法有很好的衔接，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从而防止相同的事件由于适用法律不同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把医疗纠纷仲裁机制规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之一，并明确规定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运作模式与程序，为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实施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在立法内容上，实体法部分应明确其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损害赔偿的范围、医疗侵权责任构成和民事责任，程序法部分由举证责任、鉴定制度、仲裁制度、赔偿标准和诉讼时效等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利于减少双方纠纷，即使纠纷出现后，当事人或法院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立法对上述环节的规范，从中判断医患双方各自的责任，进而降低纠纷的处理难度。
【参考文献】
[1]廖泽方.卢盛宽.段飞凤.等.“第三方力量”开出解决医患纠纷良方-赣州市仲裁委成功调解久拖不决医疗纠纷案[J].中国律师，2009，12：81.
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2
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频发。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越发丰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医疗保健需求逐渐增加。同时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民众对医疗质量要求大大提高，但是医疗相关事故发生率却居高不下，这种矛盾使得民众对医疗的不满与日俱增。当前，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医疗纠纷事件剧增，甚至暴力袭医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医闹事件在我国频频发生，2015年1月至5月，仅广东省医闹事件就有208件。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但是没有解决医患纠纷。严峻的医患矛盾和医疗职业风险已经开始威胁医疗秩序的正常运行。
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双方协商、申请行政部门调解和诉讼。但是这几种处理方式都很难兼顾双方利益，从纠纷发生到达成一致，往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精力和成本消耗。
医疗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指投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分散医疗职业风险、缓解医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作用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二、我国现行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事故鉴定困难
医疗责任保险承担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医疗赔偿责任，而我国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完善，医疗责任性质认定往往不确定，使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难以控制。医疗事故、医疗过失及医疗意外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的责任性质认定和区分十分困难，保险公司对于推进医疗责任保险普及比较谨慎。另外，现行医疗责任保险产品结构单一，仅仅对医疗事故进行赔付，但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需要相关部门鉴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才能受到保险公司赔付。但是实际上许多医院不愿通过鉴定确认医疗纠纷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因为医疗事故会影响医生个人的年终考核和评级，也会对医院的声誉造成损害。所以大部分医院更倾向于与患者私了。所以医疗机构也大多对于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持观望态度。
（二）缺乏医疗风险数据统计资料
非寿险产品都会运用精算技术来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但我国由于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历史简短，无论从医疗机构角度还是保险公司方面都缺乏详实的理赔历史数据。没有丰富的风险发生的数据资料积累，无法满足精算要求，就无法厘定出合理的保险费率。此外，即便发生事故，当事医疗机构也不愿意将事件披露，保险公司难以掌握真实情况。致使市场上医疗责任保险产品的费率厘定还停留在经验费率阶段，无法像美国医疗责任保险机构那样针对不同的医疗风险情况差异化制定费率。这种定价不能反映国内医疗责任风险的真实情况。医疗机构相关数据的不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发展。
（三）医疗机构参保率过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严重
一般来说，同类型的风险单位参保越多，越能减少及分散保险公司本身的风险。可是我国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参保率往往只有7%-8%，参保率低，收到的保险费总额就少，不仅风险不易分散，当出现大额医疗赔偿时也很难赔付。而愿意参保的医疗机构以及参保的科室往往风险巨大，投保的逆向选择现象严重，这就违背了保险的“大数定律”，使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大幅增加。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经营不得不将最高赔付限额设定得很低，限制了医疗责任保险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这使得医院也不愿意花钱购买保险。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往往不主动报告，个别医疗机构和医生甚至利用医疗责任保险骗取赔款，这样不利于医疗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四）在我国当前的医疗环境下，医疗责任保险很难在实质上缓解医疗责任纠纷
一旦出现医患矛盾，患者家属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如封堵医院、打砸医院设备和医护人员等“医闹”方式来威胁相关医疗机构；医院面对现实威胁往往被迫就范；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往往会要求医院满足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涉事多方都不愿走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相关部门也很难有所作为，那么保险公司的介入调解能否解决问题就要打个问号了。
三、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一）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是一种政策保险
政策保险是国家为了促进个别产业的发展，运用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等手段对该领域的危险保险给予保护或扶持的一类特殊类型的保险业务。政策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受《保险法》制约，也不受社会保险法规政策规范，而是由另行制订的专门政策法规来规范。针对医疗责任强制保险专门制定相关法律，就能弥补医疗责任领域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将医疗职业保险确立为政策性强制保险，制订专门的政策规范，针对性建立独立的医疗责任鉴定机构，明确医疗纠纷中的事故责任，将纠纷双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更好的对自身利益进行诉求。
（二）强制投保保证投保率，风险分散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其他强制保险如交强险，买到车就必须购买，所以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能在更广的范围进行分担。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就是要达到类似的目标，立法强制医疗机构必须投保。只要投保数量够多，大数定律就能发挥总用，风险转移和分摊就更加有效，保险公司的经营也会更加稳健。保险公司就可以适当提高赔付限额，更好的将医疗风险转移。
同时参保医院够多，投保费用在更广的范围得以分摊，事故处理成本也会降低。这就形成规模效应，费率必然会大幅下降。在精算技术上也可以依托大量样本，通过不断积累数据可以更好的制定保险费率费率。随着费率制定越发精细化，对不同医疗就够、不同科室乃至不同个人的差异化定价也会逐渐成熟，让风险和保费相关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
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3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3、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4、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2、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损害事实的存在。2、行为具有违法性。3、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⑴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⑵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⑶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⑷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⑴普通人的注意。⑵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⑶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⑴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⑵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⑶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⑴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⑵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⑶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⑷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⑴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⑵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⑶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⑷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⑸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⑹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4
【关键词】责任保险 医疗纠纷 医疗责任保险
近年来国内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投诉已成为全国10大投诉热点之一。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资料统计，消费者对医疗纠纷的投诉2015年是2731件， 2016年上升到7879件。医疗服务领域特有的专业性较强、风险性较高，行外人士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对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因此，在一些医疗纠纷处理中，受害人往往心力交瘁，深感权益难保；而医疗方则鸣冤叫屈，愤愤不平；就连司法机关亦觉无所适从，相似案件的判决却大相径庭。上述情况表明，医疗纠纷处理步入困境在所难免。
医疗纠纷的上升趋势及其处理困境已引起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探讨与司法实践也成为新闻媒介的焦点。其中既有依据市场经济条件的法治需求，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的困难与非议，也不乏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法律框架的有益设计。本文拟从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三个层次予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
医疗服务行业是高风险性的行业，这就决定了医疗纠纷的不可避免。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者，医疗行为直接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或身体，医务人员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造成医疗差错甚至医疗事故，从而给患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二是由于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能力不足和对医学科学技术的掌握局限，医疗意外和医疗并发症时有发生，而患者及其家属对此并不充分理解，过高的期望值与现实医疗效果的差距更加剧了医疗纠纷的频发。
危险的发生通常给人类社会带来灾害，人类在长期同危险作斗争的过程中力图把握危险发生的规律，并由此创设出了诸如避免危险、预防危险、自留危险、集合危险、中和危险及转移危险等多种危险处理方式。保险作为一种间接转移危险的方式，作为一项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制度，在近代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并越来越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
医疗纠纷处理的困境，关键在于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有碍公正。医疗纠纷是一类技术性很强的案件，由于涉及到专门的医学知识，而处理者（法院、仲裁机构等）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因此专家鉴定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是案件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三级鉴定体制，鉴定委员会成员所在医院必定与被鉴定医院同在一个地区，鉴定委员会成员必定与涉事医务人员属于相同或相近专业。鉴定方与被鉴定方这种同行加近邻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涉事医务人员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请求鉴定者网开一面，而鉴定者出于和事故责任者直接熟识或间接认识，同时也担心自己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可能有求于对方，往往手下留情。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转而由患者与保险人直接发生保险赔偿金的请求与给付关系。因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学者指出责任保险具有第三人性的特征。即责任保险性质上为第三人保险，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是责任保险合同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没有第三人，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无从发生。为了避免鉴定不公的困境，投保人与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由第三人或者保险人与第三人共同选择鉴定方式和鉴定机构，这样被鉴定方在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和无法选择鉴定机构的前提下，对鉴定结论施加影响的动力和可能性大为减少。
保险中的先予给付制度也有利于对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保险法》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特别规定了保险人的先予给付义务。综观医疗纠纷的处理，失信的鉴定结论、偏向的行政调处、繁锁的司法裁判、艰难的执行氛围，使受害人要讨个说法，不仅要承受长期的精神痛苦，更要负担巨大的债务压力，不少受害人只得忍气吞声，知难而退。保险人的先予给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解受害人的不利处境，为其获得公正赔偿抗争到底提供便利。
三、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
医疗纠纷重在预防，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机制有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从源头上解决医疗纠纷的上升走向和处理困境。大多数医疗纠纷的出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性不强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关。
医疗责任保险的建立，使医疗纠纷的解决步入法制化轨道，杜绝医疗纠纷的“私了”陋习。医疗纠纷的“私了”现象比较普遍，原因在于医院方顾及名声，宁愿花钱买平安；患者方处于弱者地位，希望通过“私了”实际多得到点经济赔偿。医疗纠纷的“私了”主要弊端在于：一是不宜分清责任，掩盖了医院方可能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医院方不会从医疗过失中吸取教训，涉事医务人员也往往逃避承担责任。二是个别患者的私利一旦得不到满足，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扰乱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围殴医务人员。医疗纠纷向“私了”告别，能够促使医院树立法制观念，自觉查找自身不足，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的管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有利于医院开展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由于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在现行体制下，医院和医生都怕卷入医疗纠纷，不愿冒医疗风险，对危重患者和疑难杂症能推就推，能转则转，许多医疗创新的机会白白丢失了。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制化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为医务人员开展医疗创新撑腰壮胆，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进步，最终既造福患者又降低医疗事故。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中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险种，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尚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作为一种医疗纠纷解决的新路径，其所具有的适法性、公正性和预防性，目前已引起保险业界的广泛重视。笔者有理由相信，医疗责任保险的市场前景将是广阔的。
参考文献：
[1]孙慕义.医学大法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5
一、检查内容
(一)安全生产情况：院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对全院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包括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用电及消防情况，易燃、易爆、麻毒药品等危险品管理以及医疗安全管理等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组织领导
领导责任制落实情况良好，成立了由院长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值班人员到位，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2、预防医疗事故方面
落实了医疗安全的各项核心制度，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措施到位。医疗安全的各项硬件设施完善，供应室、手术室等科室设施建设规范。医疗废物处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处理方式符合标准，做到了有专人管理并责任到人。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事故，制定有相关应急处理预案，成立了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保持通讯畅通，建立医疗救援、卫生防疫等应急物资储备。
4、治安保卫和消防方面
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了治安保卫和消防职责、工作制度，人员值班落实到位。重点要害科室的防护责任措施落实。
(二)医院内感染及消毒安全
1、成立了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和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有具体的办公人员，工作人员职责明确。
2、制订了《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医院感染控制方案》《医院感染控制、隔离措施》《消毒隔离制度.《合理使用抗生素管理办法》《消毒灭菌效果监测制度》《治疗室消毒隔离管理制度》《供应室、手术室、产房消毒隔离制度》《产房保洁措施》《医疗废物处理管理制度》等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制度。
3、制订了医院消毒隔离登记制度，对消毒效果进行了检测。
4、全院医务人员均参加了有关医院感染知识的培训。
二、发现的问题
1、消防器械未落实到位。
2、感染制度落实不到位，消毒效果监测不够及时，登记不全，未作监测分析。
3、部分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不够重视，存在麻痹思想。
三、整改措施
1、立即安装好合格的消防器械。
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6
(一)劳动争议案件
1、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特点。从审判的情况看，我省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有以下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持续上升。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到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呈大幅增长态势。*年至20*年，全省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幅达38.67%，其中，20*年全省法院共新收一审案件*件，比2005年增长*%，比*年增长*%。
二是案件类型和分布相对集中。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多发生在工资支付、保险、赔偿等主要方面。案件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他欠发达地区相对较少。其中劳动者与非公有企业或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间发生的劳动争议较多。前者多表现为拖欠工资、加班费产生的纠纷，约占一半左右;后者表现为劳动合同解除后产生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金的支付等问题。此外，劳动争议案件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发生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争议案件居首位。
三是案件处理难度大。受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关系影响，我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具有“多、新、难”的显著特点。一是案件类型日益增多。除传统类型的案件外，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合同续订争议、住房公积金争议、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补助费争议、工龄争议、劳动者档案争议等新类型案件，向传统的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提出了挑战。二是案件调查取证难。由于多数用人单位和外来工法制意识淡薄，致使无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纠纷居多，诉讼双方取证困难。三是案件适用法律难。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等多层次的法律规定，则往往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在适用上存在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问题，法律适用难于把握。四是审结案件执行难。许多案件因雇主逃逸或转移、隐匿财产等原因而得不到执行，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于保障。
2、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劳动仲裁程序前置但不具有终局性的制度设计成为劳动者及时寻求法律保护的最大障碍。按照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必须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对裁决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讼，且仲裁裁决一般在当事人后自然失效。但是，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由于仲裁前置，形成了事实上的“三审终审”。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一裁两审，在正常情况下结案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与普通民事案件“二审终审”的体制相比，增加了劳动者的讼累。一旦当事人提讼，法院的审理工作必须重新开始，原有的仲裁裁决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对劳动争议案件重复处理，对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对于那些在劳动争议中需救济的劳动者，特别是外来打工者，更无法承受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诉讼拖延，而一些用人单位也利用这一制度，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法律责任。(2)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存在脱节现象。在仲裁前置阶段，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予执行财产的权力，劳动者也无法律依据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给一些企业老板逃匿与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一些劳动争议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时，企业出资人早已不知去向，企业的财产亦已转移完毕，劳动者最终得到的无异于一纸空文。(3)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劳动仲裁时，劳动仲裁委倾向适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而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依法只能适用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且由于两个部门对法律的理解往往存在不一致之处，造成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混乱。
其次，过短的申请仲裁期间成为劳动者讨薪的“死穴”。根据《劳动法》第82条规定，劳动者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申请仲裁，而原劳动部的相关意见将“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同志认为，工资依法应按月发给劳动者，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工资的当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故而一般只支持劳动者申请仲裁之日前60天的工资请求。在拖欠加班费较普遍的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也以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人数众多、拖欠工资总额较大为由，片面强调保护投资商的利益。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使用人单位工资拖欠得越多越对其有利，助长了欠薪之风，忽视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
(二)涉及消费者的纠纷
1、我省涉及消费者纠纷的现状
一是涉及消费者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总数较大。据统计，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呈逐年递增态势，20*年受理投诉*件，比2005年增加71.2%。
二是消费纠纷的热点集中于住房、医疗、公用事业社会服务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及公用事业社会服务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后，普通生活日需品消费只占消费者消费价值的极少部分，住房、医疗等成为普通居民的主要消费渠道，而消费者在这些领域的弱势地位远比普通生活消费为甚。
三是消费纠纷的非讼解决率低、率低。经与我省部分消委会座谈了解到，由于社会诚信约束机制的缺乏，一方面消费纠纷通过协商调解机制解决通常较为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诉讼成本过大和诉讼周期过长且消费者取证困难，消费者往往畏于诉讼而经营者则不惧消费者向法院。
2、涉及消费者诉讼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消费者诉讼的成本偏高。与商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涉及的诉讼标的额较小，因此消费者的诉讼承受力也相对较低，更需要一个简便、高效、低廉的诉讼机制来解决问题。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只是普通程序在送达、庭审方面的相对简化，由于立案、审理、执行在法院机构与程序上的分离，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的一般案件处理流程，涉及消费者诉讼的周期和成本仍然较高，而且这种成本与预期收益相比有时是得不偿失的，这导致消费者实际上较难通过诉讼途径实现其基本权利。
其次，消费者的举证较为困难。在科技进步、促销手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对科技时代生产出的商品结构、性能、品质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和深刻的了解，因而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难以就经营者的过错进行有效举证。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了八种情况，其中涉及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只有产品质量和医疗事故，其他方面都需要消费者举证，这显然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
其三，纠纷的解决方式单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四)根据仲裁协议仲裁;(四)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规定看似提供了许多解决方式，实际上解决纠纷的终极手段仍是诉讼。目前，由于生产与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常常使消费者难以靠自身力量寻找和追究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责任者，在缺乏有效行业自律和处理消费投诉的行政执法效能较低的情况下，消费者要想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得不选择成本最高的诉讼途径。
其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影响了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至今已近十年，其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发挥的作用勿庸置疑，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如对于“消费者”的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主体，但对于“知假买假者”是否构成消费者，并无可操作性规定。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该法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领域，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各地处理标准不统一。其他的法律法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由于商品房验收存在规划验收、工程质量验收、电梯验收、消防验收、环保验收等多项标准，在取消综合验收后，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商品房交付给小业主的标准无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导致购房者在收楼问题上摇摆不定，客观上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三)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及工伤事故的纠纷
1、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及工伤事故诉讼的主要特点：
一是诉讼总量增长明显。广东省各级法院在20*年受理上述一审案件共计*件，比2005年增长*%。
二是各类事故诉讼的数量增长不平衡。其中，由于工伤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工伤事故诉讼数量增长不多，而交通事故数量近年增长迅速，成为所占比例最高的事故诉讼。我省20*年受理一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件，比2005年增加*%。
三是案件审理难度大。由于事故赔偿款对遭受事故的受害人的日后生活影响很大，赔偿项目又名目繁多、复杂交错，所以劳动者对诉讼的期望值很高，上访、投诉、缠讼乃至采取过激行为等事件时有发生。
2、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寻求法律保护遭遇的难题：
首先，工伤事故外理程序过于冗长。对于工伤事故赔偿案件的处理，《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先是要进行工伤认定(3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认定)，对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6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15日内提起，3个月内审结)，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15日内上诉，2个月内审结);然后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3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查(15日内提出申请，复查期限无规定，以60日计)，对复查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15日内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期限无规定，以60日计);接着是仲裁阶段(60日内提起，60日内作出裁决);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15日内提起，3个月或6个月内审结)，民事诉讼也实行二审终审制(15日内提起，3个月内审结)。如果以上程序都走一遍，即使都在审限内结案，最长要花费1050天，接近3年，扣除提出申请的时间也还要两年多。
其次，医疗事故鉴定难。目前，虽然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主管机构已由卫生行政部门变为医学会，但是其鉴定体制仍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行业保护的倾向。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明确医疗事故的过错及因果关系证明实行举证倒置即由医疗机构举证，但最终仍要落实到事故责任的鉴定，只是医疗机构更多成为申请事故鉴定的主体。处于极度弱势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要想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医疗事故鉴定，往往困难重重。
其三，道路交通事故配套法规不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该法所规定的一些配套法规仍未出台，严重影响了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利益。由于规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条例迟迟没有出台，道路交通事故中保险人的责任性质及责任范围不明确，导致各地的司法标准各异。而且，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社会救助基金至今尚未成立，对不能及时或不能获得民事赔偿的受害人来讲，法律规定的其可得到救助基金机构救助的权利不能得到实现。
其四，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易得到充分的赔偿。在司法实务中，囿于现行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及一些法官过于保守的司法理念，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赔偿。一是我国医疗事故赔偿和工伤事故赔偿标准适用特别的规定，其赔偿标准远远低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实践中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与未构成医疗事故仅构成医疗过失的案件相比，由于后者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而前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往往后者反而比前者赔得更多。二是在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上，一些法官未能充分考虑事故赔偿请求权人的弱势地位，过分限制其赔偿要求。如一些法院为案件的简便处理，不考虑支持当事人提出的合理且可预见的后续治疗费，给当事人造成讼累。
二、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一个集体名词，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概念。“弱势”是相对于“强势”而言的，因此社会弱势群体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对社会人群根据一定标准进行比较的结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的共同差别表现为经济利益、生活质量和承受力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即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在：贫困性;低层次性;脆弱性。主要涉及贫困者群体、残疾人群体、精神病患者群体、失业者群体等。法学上的人是由种种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抽象综合体，法学上的弱势群体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并不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描述出来，而是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现实情况而主观设置的标准，主要是指在日常交易或缔约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在纠纷处理中诉讼能力较差、以致不易实现自己基本权利的特定法律主体。笔者以为，从法律的发展来看，随着人类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企业的雇佣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各类工业事故也在不断增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消费者、事故受害人成为现代社会最典型和数量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
上述法律主体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隶属关系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身份关系产生隶属关系，一些合同关系同样可以产生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特征即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隶属关系，劳动者在合同关系存续过程中对用人单位处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
2、信息的不对称。虽然在一些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相差较大，造成双方市场交易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如消费者与经营者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虽然在合同关系中是平等主体，但由于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在销售信息、技术知识方面的获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导致双方的交易地位实际上并不平等。在医疗事故法律关系中，相对于掌握专业技术及医疗信息的医疗机构，事故受害人在信息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3、经济力量的差距。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组织的实力不断增大，自然人与经济实体间的资源占有能力更显悬殊，导致两者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实现能力不平等。
4、生理原因的脆弱性。随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及触电事故的不断增多，事故受害者形成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因自身生理及精神上的脆弱性，导致事故受害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面临诸多困境。
5、制度的不利影响。就弱势群体的诉讼能力和诉讼承受力而言，需要的是及时、高效、简便的纠纷处理机制，但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民事诉讼制度的诉讼成本过大，不利于弱势群体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建议
同情弱者，扶助贫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我们必须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的立法层面，还必须在法律的运行、促进权利实现方面寻求切实可行的法律措施，方能实现全方位的保护。
(一)树立实质公平的理念，确立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原则
现代社会之所以愈来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现状及其保护，是文明社会道德水平及法律进化的产物。法律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体现了法律正义，是消除个体痛苦的人道主义与消减社会痛苦的功利主义的双重要求。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追求平等保护的前提下，对社会弱者进行倾斜保护，劳动法脱离私法而独立发展就是一个明证。一个良好的法律必须是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必须是关爱和保护弱者的法律。而我国现行的各项程序法和实体法，大多只确立了平等、公正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导致在处理当事人现实地位极不平等的各类法律纠纷中，只注重对有关各方平等对待，而不能保证弱势一方得到“特别保护”。因此，我们在司法实务中必须确立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原则。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一方面可以体现社会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改变弱者的不利境况，确保其生存，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系，为经济健康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
(二)建立高效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现阶段强制仲裁程序的存在，使一些案件经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调解或裁决方式予以消化，一定程度上使法院缓解了案件数量过度增长的压力。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争议案件案情简单和标的较小的特征，相对于劳动者对过高诉讼成本、过长诉讼期间难以承受的事实，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确有进行修改、完善的必要。要建立公正、高效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还必须从立法上对现有制度进行变革。对于处理模式的选择，宜建立“或裁或审，各自终局”，即当劳动争议发生后，任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或法院申请仲裁或提讼，且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有效分流案件的压力。但在目前的这种现实状况下，这种设想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体制改革不仅要实现高效还要保证公正，而由于以下原因，现有劳动仲裁机构并不完全具备这一要求：一是现有的劳动仲裁机构实际依附于劳动行政部门，具有行政性，很难体现裁判的中立性;二是现有的劳动争议仲裁员主要是劳动行政部门内部委任的，大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律素养不足，加之又无公开和严谨的仲裁程序，权威性不够;三是劳动争议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和劳动关系的强有力干预，应由法院进行终局裁判，不宜直接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性裁决。其次，该种设想不可能有效地实现案件分流。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权威性均不足，所预收的仲裁费用又远远高于法院的诉讼费，加之劳动者法律意识较淡薄，大多不可能与用人单位事先约定仲裁，最终绝大多数案件反而会涌向法院。因此，在实施该种改革之前，有必要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成为更为独立的仲裁机构，并确立较全面和严谨的仲裁程序。同时可借鉴人民法院对商事仲裁进行司法审查的有关规定，建立人民法院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
(三)切实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成本——建立高效低廉的小额诉讼制度，真正实现小额民事案件的快速裁决
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承受力较低，其能接受的司法救济必须是高效和低廉的，而现有的诉讼程序即便是简易程序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同时，据统计，我省基层法院从2002年到2004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均达到70%左右，说明基层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是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如进一步建立小额债务案件的速裁机制，真正实现案件处理的繁简分流，也有利于根本上解决我省珠三角地区案多人少的困境。
由于涉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标的较小、事实简单且当事人强烈要求快速处理，我国迫切需要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设立一种新型的小额诉讼程序，创设比现行简易程序更快捷、成本更低、周期更短的诉讼制度。根据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小额诉讼程序应体现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禁止律师，以减轻诉讼成本;二是应以一次期日审结、当庭宣判为原则，保证质证与认证的灵活，判决书的制作力求简洁;三是对不服判决的司法救济尽量简单，即采取一审终审，以保证小额权利的快速实现。
(四)在实体法律适用上，对法律作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解
要真正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在诉讼程序上保障其权利，在实体法的适用上更应充分保证其权利的实现，以实现案件处理的实质公正。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对法律、司法解释虽无明确规定举证倒置的，而举证责任由弱势一方当事人承担可能造成不公平后果的，可依据民法的诚信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强势的当事人承担。又如在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期间的理解上，由于获得工资、加班工资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从工资拖欠之日起六十日不申请仲裁即不予保护，这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群体是苛刻的，也会助长不良企业更加变本加厉地拖欠工人工资，弊端太大，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关于拖欠工资的追索时效，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是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可以理解为从纠纷发生了才起算。但原劳动部《关于执行〈劳动法〉的意见》则解释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这与法律的立法精神不相符，作为行政规章，法院可以不予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