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1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的标准，以“五乱”治理为核心，着力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机制；打造城乡环境示范点；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镇城乡面貌持续好转。
二、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治、属地管理、分类指导、村民自治、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环卫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健全工作机制，把改善城乡环境面貌与建设生态文明家园、生态观光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和制度创新，促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三、工作重点
（一）深化“两点六线”治理重点。全面巩固菜坝、凉水井场镇“两点”和宜飞路、菜喜路、垃圾场路、两凉路、偏凉路、围场路“六线”整治成效，打造整治亮点。
（二）规范垃圾处理机制。统一规划布局，具备生活垃圾转运条件的，采用“户集、村收、镇运、区处理”的方式集中处理；不具备转运条件的，按“适当集中、连片治理、区域共享”，分片建设处理设施，适当集中处理。
（三）推动全民参与环境治理。坚持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分类指导的原则，广泛建立环卫志愿者队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深化“六进”活动和卫生村、卫生单位、卫生户的创评活动，促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纵深推进；引导群众集资、社会各界捐资、政府加大投入，共同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大力开展环境治理活动。深入开展“除陋习、树新风”、“除四害”宣传工作和健康教育进村（社区）活动，全面落实爱国卫生月（周末）大扫除、重大节假日整治。村、社区、驻镇单位每年灭鼠二次以上。自建小区、农户庭院要配置好环卫基础设施、修补路面、清洁粉饰墙面、补绿植绿。
四、工作机制
（一）落实责任机制。努力构建党政主要领导负责指导和督促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分管领导负责指导和督促所联系单位、村（社区）、分管部门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企事业单位开展好责任范围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各部门按照职责划分，开展好责任范围整治工作；村（社区）干部搞好本辖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村（居）民认真履行“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着力形成“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的责任体系。
（二）落实问责机制。设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曝光台，对工作不力的单位、个人进行曝光，单位主要领导作书面整改承诺，并限期整改。畅通服务热线、投诉信箱等意见受理渠道，引导群众参与监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监督问责体系。
（三）落实激励机制。一是加强督查考核。镇政府对村（社区）每季（抽）检查一次（事前不通知），每半年评比一次，半年、年终检查前三名的村（社区）和联系村干部分别加3分、2分、1分，半年、年终检查最后三名的村（社区）和联系村干部目标考核总分中扣1分、2分、3分。镇政府临时安排迎接检查突击整治的村（社区），检查获得好评的，每次加2分；检查未通过的，每次扣2分。二是加强财力保障。按照政府补贴（按50%配套工作经费的方式）点、村（社区）出点、村民筹点的办法筹集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和设施建设维护。三是加强工作奖惩。与各村、社区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年终按考核细则考核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加大对评比的卫生庭院户和批准建立的垃圾池（房）材料费的奖励补助力度，激发全民参与积极性。
五、工作保障
（一）强化组织保障。镇党委政府调整充实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组，切实加强工作的组织领导。各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要加强领导，健全组织，落实专人负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宣传保障。坚持舆论开道，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全民素质。采用进村入户宣传、志愿者劝导、强化学校行为习惯教育等方式，带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2
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灾后农村基础设施和住房重建的重要途径，是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村社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省建设厅将我县柳树镇竹林村、金华镇上方村、瞿河乡金龟寺村、明星镇五通桥村、金鹤乡才子村列入省级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村，按照《省建设厅关于切实抓好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川建村镇发〔**〕203号）要求，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总体要求，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规划建设为动力，以治理村容村貌和开展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为载体，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住房建设为重点，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以发展农村经济为目的，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各项工作。
二、组织机构
成立射洪县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县政府办纪检组长
**县规划和建设局局长
**县城乡规划局局长
成员：县目标办、县政府督查室、县农办、县国土资源局、县财政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环保局、县卫生局、县林业局、县旅游局、县畜牧食品局、县农能局、县爱卫办、**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规划和建设局，由县规划和建设局副局长李伟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三、工作原则
结合灾后农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农房修缮加固，确保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村顺利开展。本着尊重农民意愿，坚持环境治理与创造灾后农村住房重建条件，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农村新型社区基础配套设施，保护林盘资源，培育农村支撑产业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分类引导，节约土地，扎实有序地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工作。
四、工作目标
通过治理，试点村要达到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进一步优化，成为生态良好、环境宜人、村容整洁、特色突出、生活舒适，充满活力的村庄。
五、治理内容
(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结合当地实际，修建符合要求的村内主干道和户通道路，完善供排水、能源、通信、电力等基础，修建村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治安联防室、便民商店等公共配套设施，并配套路灯、绿化、健身等附属设施；广电、通讯、电力安装规范，进村入户。
(二)治理农房院落。在开展“两池六改”和“六清四化”工作的基础上，拆除乱搭乱建房屋和残垣断壁，统一围墙、建筑风格，清洁墙壁，整理屋瓦，清理院外林盘，填埋粪坑灰池；柴草农具杂物分类整齐堆放，做到院外风格一致，院内整齐干净，室内清洁卫生。农房重建的设计风格要与川西民居风格一致，与周边建筑协调统一。
(三)整治村容村貌。以治理“脏”、“乱”为重点，推行柴草农具入户进屋措施，治理乱堆乱放现象；改变家禽满村放养习惯，改为院内圈养，解决村户院落粪便满地问题；修建垃圾池、垃圾中转站，配套垃圾清运制度，改变房前屋后堆放垃圾的不良陋习；疏浚沟渠河道，清淘堰塘垃圾淤泥，建设生产、生活污水沉淀过滤和净化设施，实现水流干净清亮，村容整洁清爽。
(四)民居建设。对试点村内的木质穿斗结构、小青瓦坡屋面、三合或L型布局为特征的传统农家院落采取维护、修缮措施，对风貌不协调的农居要按照当地民居风格进行调整，要做到与当地的古建筑风貌、人文环境和地域特色相一致，与历史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充分展示历史的、真实的农耕文化气息。
六、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年4月25日至**年5月25日
在已确定农村环境治理试点村的基础上，做好试点村的调查摸底工作，明确治理目标和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完成村庄人居环境治理的规划设计方案。同时进行宣传动员，全面部署农村环境治理工作。
(二)实施阶段：**年5月26日至**年11月30日
按照治理目标、内容和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规划设计方案，根据各试点村的治理工作计划，缓急有序地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在**年11底顺利完成。
(三)验收考核阶段：**年12月1日至**年12月15日
县治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的形式对5个乡镇试点村的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考核。
七、工作措施
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任务重、综合性强，各试点村乡镇要紧紧围绕灾后农村住房重建、修缮加固实际，精心组织，科学安排，注重实效；相关部门要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在充分尊重农村实际和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使治理试点村的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安排部署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整合力量，组织专家分析并解决治理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各试点村乡镇为试点村环境整治的责任主体，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建立责任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抓好治理试点工作的落实，每月底前将治理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送县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坚持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四结合”。
1.坚持村庄人居环境治理与灾后农村住房重建、修缮加固相结合。以村庄人居环境治理为切入点，加快试点村道路、沟渠、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鼓励受灾群众在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上重建和维修，避免异址建设，占用耕地。
2.坚持村庄人居环境治理与农村集中居住区、农村新型社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相结合。对试点村内已建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农村新型社区，要配套完善道路、沟渠、垃圾池、沼气池、通信等基础设施，满足社区功能要求，提高其环境承载能力和居住凝聚力。
3.坚持村庄人居环境治理与林盘资源保护相结合。对试点村内已纳入规划保护的林盘，一是要加强聚居型林盘道路、供水、排污、电力、能源、通信和卫生等基础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改善、提升林盘内农民的居住生活条件；二是要保护生态型林盘的树木和植被，禁止砍伐、移栽和买卖林盘内竹林、树木，挂牌保护古树名木，维护林木树种的多样性，治理林盘周边的河流、沟渠，保护林盘整体的“田园风光”景观和生态系统。
4.坚持村庄人居环境治理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各试点村要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立足自身地域条件、资源特点和产业布局等实际，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培育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地处城镇、风景名胜区周边及河流沿岸等生态环境较好、林盘规模较大、传统民居保存较好的村庄，要充分利用其有利的地理区位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农耕文化资源，通过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环境、卫生、房屋的治理，增强接待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度假场所，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休闲度假，体验农耕文化气息和优美的田园风光；对其余村庄要积极探索，整合现有资源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发展适宜小型化生产的庭院经济、苗圃园艺、反季节蔬菜、水产牲畜养殖、中药材等特色生态农业，并加以科学规划和引导，不断凝聚产业力量，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使农村经济逐步走向环境污染小，产品附加值高的特色生态农业发展道路。
把握治理重点，突出治理效果。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综合性强，各试点村乡镇要从灾后农房重建、修缮加固实际出发，把握轻重缓急，明确治理重点，由易到难，逐步推进，从与村民最关心、最直接、最密切的路桥沟渠、拉圾清理、污水治理等方面入手，突出治理成效，解决与农民利益密切联系的基础公共配套设施缺乏问题，使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为争取农民积极参与治理打下基础，提供动力。
三)协调部门分工。相关部门从自身职责出发，在县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有序推进治理各项工作。
县规划和建设局牵头抓好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的试点工作，协调试点村乡镇与部门之间相关事宜，为试点村镇房屋建设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试点村建设项目土地利用的指导协调工作；
县城乡规划局负责村庄人居环境规划方案的编制审查工作；
县交通局负责村庄道路修建、路标设置工作；
县水利局负责河沟堰塘等水利设施和农民饮用水水源规划建设工作；
县农能局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清洁能源使用的指导工作；
县畜牧食品局负责畜禽、水产养殖的技术指导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本级财政经费落实和补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
县环保局负责污染源治理和农业废弃物污染防治的指导监督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绿化树种选择栽培的指导工作；
县卫生局负责对试点村卫生院提供业务指导。
县旅游局负责试点村内乡村旅游、农家休闲开发规划指导和旅游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县爱卫办负责改水、改厕、改圈、改厨的卫生达标和灭“四害”的指导工作；
县农办负责对试点村环境综合整治提供技术业务指导。
县目标办、县政府督查室负责将新农村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试点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3
为了解高校周边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治理高校周边环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我们教育部人文社科“高校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工作机制研究”课题小组，于2012年6、7月份，从全国高校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内地与沿海、发达与偏远地区共计10所学校（其中：本科学校4所、高职院校6所）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保卫处干部和保卫人员，两类人员按1:2的比例，共计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30份，问卷收回有效率95.8%。
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部分高校周边环境的初步调查研究，我们不仅比较具体地获得了反映高校周边环境实际状态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尤其是高校安保专职工作人员对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认知，而且比较详细地了解了目前高校周边环境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制度性和发展性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改进高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一）对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认知情况分析
在被调查的工作人员中，88.55%的高校安保人员回答自己所在的高校“处于远离市区”的郊区。可见，随着高校的扩招，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新校区，而高校所在地政府，为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都相应地在市郊或远离市区的城镇建立了大学城，相对于各种设施齐全和管理规范有序的市区高校来说，当前高校（新校）周边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1．安保人员对高校是否重视校园周边环境问题的认识。在“您觉得您所在的学校是否重视学校周边的环境问题？”中，回答“是，很重视”的人员占74.78%、“不怎么重视”的11.3%、“不知道”的12.6%。调查显示，高校对学校周边环境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但仍有23.9%的学校安保人员认为不够重视，说明部分高校还没有把校园周边环境问题当做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职人员培训和管理力度不够，使他们还不能充分认识到学校对周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
2．安保人员自身对学校周边环境问题的重视度不容乐观。对“您对所在学校周边环境是否关注？”的回答显示，安保工作人员对学校周边环境“从没关注”和“一般关注过”的比率合计为58.2%。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是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护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稳定的专职工作人员，对学校周边环境从没关注和一般关注达到近60%的比例，说明高校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人员（无论是安保干部还是一般安保人员），对校园周边环境的重视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3．安保工作人员对开展学校周边环境治理这项工作比较支持。在“您觉得学校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有无必要？”的回答中，80%的人员回答“有必要”；回答“没必要”和“无所谓”的人员各占9.6%。调查显示，尽管有八成的安保工作人员对学校开展周边环境治理这项工作非常支持，但仍然有二成的人员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而安保工作人员是高校周边环境治理和维护高校安全工作的主力军，他们“无所谓”的态度应引起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4．有六成多的安保工作人员认为高校与周边环境不可分割。在“您认为学校与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的联系程度”这项问题中，回答“学校处于周边环境中，与周边不可分割”的占65.2%；回答“学校有完善的设施，与周边相对独立”的占18.3%；回答“没考虑过，不关心学校与周边的联系”的占5.2%。安保工作人员能充分重视学校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是有效开展周边环境治理的前提和保障，但调查显示，仍有两成多的安保工作人员，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高校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提高他们对此的认同度。
5．安保工作人员对所在学校周边环境安全问题发展趋势的态度。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安保工作人员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发展趋势充满信心，这也说明做好高校周边安全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6．安保工作人员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感评价一般。在“您感觉您所在学校周边环境安全情况如何？”一项的调查中，作为直接从事安保工作的人员，仍有近一半的人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情况感觉“一般”，感觉“较差”或“非常差”的占15%左右，可见，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任务也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二）对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现状的认知情况分析
1．安保工作人员对校园管理制度了解程度不够。在“您对有关校园安全措施管理制度及其它制度了解吗？”问题中，回答“很了解”的占44.3%、“了解一些”的占36.1%、“没听说过”的占19.1%。调查显示，作为担负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专职人员，对工作制度很了解和了解一些的比率合计为80.4%，但仍有近20%的专职保卫人员对工作制度根本“没听说过”，说明高校对安保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还存在一定的漏洞，这应引起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2．高校对安保专职工作人员的培训重视程度不够。在“您所在学校是否对你们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问题中，回答“有，经常开展”的占46.1%、“有，但不多”的占40.9%、“从来没有”的占9.1%、“不了解”的占4.3%，后两种回答合计为13.4%。调查显示，高校对专职安保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还是比较重视的，但部分高校重视程度不够。
3．高校安保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调查显示，认为高校安保人员力量配备严重不足的占17.4%；认为力量配备较弱的占9.6%；认为力量配备一般的占47.8%。安保人员力量配备不足，这是制约高校安保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引起高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4．高校消防器械和专职安保人员配备也不容乐观。在“您觉得学校安保、消防器械配备如何？”问题中，回答“配备力量足”的占46.1%、“配备力量一般”的占25.7%，合计为71.8%；回答“配备力量较弱”的占23%、“配备力量严重不足”的占5.2%，合计为28.2%。调查显示，近三成的高校消防器械和人员到不到位，高校安全工作的技防、人防都存在很大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三）对高校周边环境治理存在主要问题的认识情况分析
1．高校周边各种生活、文化娱乐设施众多，环境比较复杂。在“您所在学校周围有哪些设施和场所？”（多选题）问题中，排列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餐馆90.9%、小摊80%;超市69.1%;网吧62.2%;饮料店54.8%;书店49.6%;KTV22.6%等。围绕高校周边环境，各种生活、文化娱乐设施比较齐全，这些设施为高校师生带来方便的同时，给管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高校周边还有涉黄场所（占0.4%），学生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2.食品卫生、交通、自然灾害、财务、娱乐场所安全是高校周边环境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您认为学校周边环境安全存在哪些问题？”，选择“食品卫生不安全”的64.8%;“道路不安全”的58.7%;“自然灾害”的58.7%;“财务不安全”的39.6%“;娱乐场所不安全”的33%“;治安不安全”的31.7%;“人身不安全”的30.4%;“消防不安全”的28.3%;“其它”的10%。调查显示，高校周边环境治理不安全因素很多,因此，高校周边环境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涉及面非常广的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3.盗窃、外来人员滋事、交通事故和诈骗是目前高校周边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隐患。在“您认为你所在的学校周边的环境存在哪些隐患？”（多选题）问题中，认为隐患是“交通事故”的68.16%;“盗窃”的71.64%;“诈骗事件”的45.77%;“外来人员滋事”的70.65%;“食品不安全”的33.33%;“暴力事件的”26.37%;“抢劫”的25.87%;“网吧、旅店;快餐中心等场所不安全因素”的34.83%。调查显示，危害高校师生安全的隐患还很多，高校和地方政府应联合整治，以确保师生的人身财产和生命安全。
4.高校周边交通安全标志需进一步加强。在“您所在学校周边有没有交通安全标志？”问题中，“有”的占69.6%；“没有”和“没注意”的各占19.6%和10.9%，两项合计为30.5%。从上题也可以得到印证，有近70%的人员选择了“交通事故”是目前高校周边存在的主要隐患之一，当地交通部门应重视这一隐患的存在。交通安全标示的安装是交通安全的必要保障，也是交通部门的工作职责。
5．高校周边人员情况复杂、非法摊点众多、交通秩序混乱和非法网吧众多是目前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难点和重点。在“您认为学校周边环境管理的难点?(多选题)”问题中，按百分比高低依次为：“人员流动较大，人员情况复杂”的占79.10%；“非法摊点众多”的76.62%；“交通次序混乱”的61.19%；“非法网吧众多”的52.24%“非法出租屋多”的45.27%；“违章建筑众多”的20.90%。调查显示，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确实情况复杂，治理难度很大。
（四）对学校应采取改进措施的认知情况分析
1．转变学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思路，巩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成果，深化平安校园建设是当前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主要任务。在“您觉得做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管理工作任务有哪些？(多选题)”问题中，“转变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的理念思路”的占72.2%；“巩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成果，深化平安校园建设”的占74.8%；“着力解决学校及周边治安突出问题”的占41.3%；“加强和改进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考核工作”的占49.6%；“提高维护学校及周边安全的能力和水平”的占29.1%；“重点开展科学预防和化解学校及周边矛盾纠纷，加强学校及周边治安联防、联控工作”的占66.5%；“其它”的9.6%。调查显示，高校周边环境治理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政府与高校强强联手，多管齐下，是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主要理念和工作思路。
2．加强校内外安全体系建设和改善安全措施是保障高校周边环境安全的主要措施。在“您认为提高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的措施有哪些？”（多选题）问题中，认为加强校内外安全体系建设的73%、改善安全措施的66.1%、健全学校制度的57.4%、扩大安保人员队伍，提高安保人员素质的52.6%、加强监控设施建设的50.4%、与社会其他安全单位建立合作的47%、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的41.3%、其他的17%。调查显示，高校周边环境非常复杂，需要配合的部门很多，采取的措施也要适应复杂情况的需要。
3.地方政府（包括周边社区、商业企业等）和学校本身以及学校学生是治理高校周边环境的三大主要力量。调查显示，在“您觉得学校周边环境治理问题解决需要哪方面力量？（多选题）”问题中，选择“地方政府”的占68.3%；“周边社区”的占48.7%；“商业企业”的占53.9%；“学校学生”的占58.3%；“学校自身”的占41.3%；“其他”的占10%。周边社区和商业企业应该是地方政府统筹的范围，在高校周边环境治理中，它们应该统筹在地方政府管辖的大范围内。
4.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增加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力量，提高其素质；加强对学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教育是当前高校周边安全治理的主要切入点。在“如果要整顿、提高校园周边环境安全水平，您觉得该从哪里入手?(多选题)”问题中，认为“增加安保人员和机关管理人员”的占69.1%；“加强大学生自身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占67.4%；“提高安保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素质”的占60.9%；“公安机关加强合作”的占52.2%；“更新、加强校内安全措施”的占48.3%；“其他”的占10%。
三、讨论与建议
调查发现，在被调查高校中，近八成的高校安保工作人员都在处于市郊或远离市区的高校新校工作，相对于各种设施齐全和管理规范有序的市区高校来说，当前高校（尤其高校新校区）周边环境是不容乐观的。高校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各种生活、文化娱乐设施众多，高校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基本状况令人担忧。食品卫生、交通、自然灾害、财务、娱乐场所安全是高校周边环境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盗窃、外来人员滋事、交通事故和诈骗是目前高校周边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隐患。高校周边人员情况复杂、非法摊点众多、交通秩序混乱和非法网吧众多是目前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的难点和重点。调查显示，安保工作人员对学校周边环境问题的重视度不容乐观；对校园管理制度了解不够；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感评价一般；人员配备力量不足；高校对他们培训不够，等等，这些都成为制约当前高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的主要因素。但安保工作人员对学校开展周边环境治理这项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近六成的安保工作人员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发展趋势充满信心。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4
【关键词】 整体性治理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 整合策略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1、定义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目前在西方最为推行和前沿的治理理论，希克斯在其著作《迈向整体性治理》（2002）中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定义为政府机构之间在充分沟通与合作的条件下，达到有效的协调与整合，使得彼此的政策目标能够连续一致，政策的执行手段能够相互配合，创造相互强化的效果，达到没有间隙的合作治理。波利特在其发表的《联合性政府》一文中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简言之，整体性治理理论是以政府内部各层级机构、部门的整体性运行为出发点，强调预防、公民需求和结果导向，充分重视信息技术在治理当中的重大作用，通过在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层级整合、功能整合、公私部门整合，达到整体性的治理效果，为公民提供一站式无缝隙的单一窗口服务的新兴治理理论。
2、问题指向
碎片化与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理论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希克斯认为，以往根据功能将政府划分成了各个部门，部门之间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以至于难以有效地解决越来越复杂的民生问题，整体性治理则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整体性治理所指的碎片化是“专家之间因为缺乏协调所导致的结果”；“碎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有无数种问题的来源，必须在完善设计的整体性治理当中才能准确的知道它的由来”。韩保中则认为“碎片化是指不同功能及专业的机关间，缺乏沟通、合作与团结，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无法有效处理共同的跨界议题，造成政府机关个别或整体政策目标执行时的失败”。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的一个挑战方向。希克斯指出“人民有许多联合性的难题（Joined-up problems）……，这些难题并不是按照专业、功能或机构的边界发生的”，“解决跨部门边界（Boundries）的复杂难题，需要新的途径”，“棘手性是指许多民生问题跨越了数个部门的边界，导致很难以单独的某个部门独自解决的情形”。按照他的理解，棘手性的问题是跨越部门边界的、是具有联合性质的不能以单一部门的力量解决的，因而整体性治理需要以此来作为努力的方向，找到解决这些棘手性问题的对策。
3、核心概念
（1）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希克斯认为单纯的跨界合作并不能构成整体性治理，要分辨一个政府的管理形态是否为整体性政府需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程度来判断。他以组织机构的政策目标和手段是否相互增益将政府的治理形态分为渐进式政府、领主式政府、整体性政府、碎片化政府和协同型政府五种，而整体性政府要求的则是达到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的效果。
（2）信任与责任。希克斯认为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要的关键性整合，没有信任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即使成为现实也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建立信任的相互关系对于构建整体性治理战略非常关键。同时，希克斯认为责任感是整体性治理当中最重要的，这里的责任感包括了诚实、效率以及有效性（或项目责任）三个方面的内容。诚实主要是指在涉及公款使用的时候应当遵守规矩；效率主要涉及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政策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有效性（或项目责任）指的是行政人员应对其行政行为负责。
（3）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重要治理工具，也是整体性治理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其快速发展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邓利维认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字化。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把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治理的手段，整合不同的网络支撑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简化基础性的网络程度和步骤，从整体性目的出发，力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的信息平台，简化政府治理的程序，实现轻松快捷、资源共享的在线治理模式。
（4）协调整合。希克斯将整体性治理中的整合分为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一个是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一个是政府运作。在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上的整合包含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方面，治理层级的整合是指国际与国家层级的整合、中央与地方层级的整合等阶梯式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是指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各部门进行整合；公私部门整合是指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整合。在政府运作层面则包含了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整合，政策整合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内容、政策评估以及政策过程的整合；规章整合是指有关个人的规章制度与公共部门的规章制度、私人部门的规章制度中的内容的整合；服务整合是指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整合；监督整合则是对政策整合、规章整合、服务整合三方面的科学评估。
二、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1、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存在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主要是由于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条块分割所导致的。部门间条块分割导致的合作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职能上的重叠，导致资源浪费；二是行政行为上的互相推诿，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行政职能上的重叠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分别对自己所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负责，这样就容易出现因为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不足导致政出多门的情况；同时，不同的部门彼此之间可能目标冲突、数据不一致、标准不一，多重管理和执法最终导致人力、财力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行为上的相互推诿在那些职能重叠、边界模糊的行政问题上屡见不鲜，“遇到好管的事，都争着管；遇到有财政资金分配支持的事，都抢着要”，遇到难管的事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终导致行政效率低、信任度缺失。
（2）存在公众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的现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公民、企业、环境NGO等，但是由于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公民、企业、环境NGO等民间治理主体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作用不明显。我国获得环境标志认证的企业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企业基数来说偏少，参与渠道受限、专业人员不足、活动经费有限等才是我国环保NGO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作用受限的主要因素，公民的“搭便车”思想也限制了其作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3）存在信息闭塞的现象。我国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信息不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的信息闭塞；二是电子政府服务系统建立不够完善导致的信息闭塞。“环境中污染物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检测设备的技术要求愈来愈高，而多数环保部门现有的监理仪器装备严重匮乏、陈旧落后、档次低、品种少。基层环保部门情况更糟，以至于不能及时出数据；有些需要监测的项目，无能力监测，只好放弃”。网络技术的运用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上面也显得非常欠缺，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我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达14257个，其中国家级机构45个，省级400个，地市级2252个，县级环保机构8866个，乡镇环保机构2694个，但是这些机构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网站，有独立网站的也很少更新。
2、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政府的自利性特征。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纳入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具有自利性的取向，他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当公共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更多选择的是自身利益。我国目前官员考核选拔的重要衡量标准是GDP，即使还有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考核指标，但GDP在其中还是占据着主要位置，这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不惜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降低环境准入的标准，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引进来，对他们的污染破坏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扰环境部门执法。
（2）制度建设滞后。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落后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以及组织管理模式的不合理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在环境治理上的研究起步较晚，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法律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相较于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所面临问题的难度和宽度还是有所不足，导致一些环保问题无法可依、模棱两可。其次，我国现行环保法律法规对于跨地域性的生态问题规定多个治理主体，但是没有细化主体之间的职责和义务，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自由裁量。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政府直控式的管理模式使环保部门工作的开展受限，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3）社会环保意识不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而言，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企业、公众、非营利组织更是践行环保政策、环保行为的直接主体。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全民无法做到共同参与、共同治理，无论是民众、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环保意识不足，参与度不够。公众虽然重视环保，但是落到实处的行动还是非常有限；企业追求利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环保NGO很多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行政色彩浓厚，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大多数心有余而力不足。
（4）技术支撑不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才能高效运行的系统，掌握信息、处理信息对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有着很大的作用。首先，环境信息的获取需要更为先进的监测装备和更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国目前在监测装备上的先进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由于购买装备的费用过高，很多政府部门都不愿自己掏腰包去完善监测系统。其次，有很多的政府网站缺乏有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通报，即使是专门的环保部门网站数据也没有及时更新，网络技术的运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策略
1、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组织与形态的整合策略
（1）加强治理功能的整合。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治理功能的整合主要是指“机关内功能之整合，如行政院之各部委，或功能性机关间的整合，如健保与社福功能之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的整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强化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大力宣传“生态城市”的理念，严格执行绿色GDP制度，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转变为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公务人员的切身责任。其次，构建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目前在我国实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大部门治理方式（即大部制）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因此构建我国“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将区域内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协调整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突破口。最后，建立协调议事机构，由于涉及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部门有很多且同属于一个级别，因此设立一个较高级别的协调议事机构对于推动全国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行政层级的整合意味着减少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层级，创建扁平化的行政组织结构模式，扁平化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增强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各层级的横向联系、缩短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距离，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可以通过“省部合作”、“市区共治”、“市县共治”、“友好城市”来实现。“部省合作”是近年来不断见诸报道的跨越层级鸿沟、实现互不隶属的政府部门之间直接衔接向等级间协商转变的很好体现。因此，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实现治理层级的整合。发展“市县共治”、“市区共治”有利于减小市级行政部门的压力，调动县一级和社区等相关部门治理环境问题的积极性，市级政府运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先进奖励、大力宣传等工具，运用经济杠杆与分级统筹、合作参与的形式，推动县级和社区积极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友好城市”是促进国际间城市交流的重要方式，目前其主要涉及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若将其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将是拓宽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渠道的重要途径，也是打破国际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层级的重要方式。
（3）加强与私营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由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公共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存在的各种缺陷，公私合作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私合作不仅要求在公私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和顺畅的参与机制，还要求在私人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法律和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公私合作可以从实行合同能源管理、采用美国E.S萨瓦斯提出的BOT与TOT模式、大力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与私营产业合作的整合策略出发，大力培育环保NGO，拓宽其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渠道，走出一条“政产学研联盟”一体化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道路。
2、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运作层面的整合策略
（1）加强政策的整合。政策的整合是希克斯关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关键活动之一，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上的整合目标，我们要保持有关环保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以高效的管理和执行，提供给国民更好服务质量的治理，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当中，我们要在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技术政策和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四个方面下工夫，以生态城市建设为中心，把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好与快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
（2）加强规章的整合。规章可以分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组成部门以部长令形式的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以政令形式的是地方政府规章。要将以上类似的规章制度形成一股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合力，就必须要对其进行整合，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规章制度框架。首先，在国家层面上理清各部委的相关职责，以免出现规章重复、多头执法的现象。其次，在地方层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本地方相应的规章制度，与中央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规避地方政府自利性的特质。再次，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区域环境保护督查机构，增强其协调处理跨行政区域污染防治的职能。
（3）加强服务的整合。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服务的整合，指的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内容、供给方式以及其产生影响的整合，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的积极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活跃、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模式，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4）加强监督的整合。首先，构建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在政府方面，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技进步、资源消耗和利用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考核指标，建立起一个“政绩指标”和“绿色指标”相统一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市场方面，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加大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以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和是否破坏城市生态环境作为考核标准，决定是否强行关闭该企业；在公民个人方面，可以建立环保奖惩机制，促使公民在日常行为中自觉遵守环保政策。其次，完善环境监督体制。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力度，通过立法构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监督体制。
3、构建一体化的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
（1）改造和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资源系统。制定《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集中报送管理办法》，在政府网站上设立当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专栏，按照分类、及时、双向、集中的原则采集和反馈有关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政策、制度、节能、排污等实时情报。
（2）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共建和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企业的能耗与排污情况、污染布局以及环境评价的相关信息，促进信息共享，形成环境治理的数据信息网络。
（3）通过信息流与服务再造，力争向“一站式”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靠拢，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采取网上办公服务的方式，将事前审批、环境评估、税费缴纳等涉及不同部门的对接活动联合起来，转变传统串联审批的方式为并联审批，实行一次性告知服务，实现“一站式”的服务目标。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可以在环境治理数据信息网络的基础上，收集和传递由各省市提供的各种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实现与各级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及环保科研部门的局域网相连，通过网络将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市级的环境治理信息系统相连，促进不同区域间的信息交流，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及时了解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Perri6、Diana Leat、Kimberly Steltzer and Gerry Stoker：Towards Holistic Gocerm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Houndmils[C].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2002.
[2] Christopher Pollit：Joined-up Government：A Suvey[J].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
[3] 韩保中：全观型治理研究[J].公共行政学报（台湾），2009（31）.
[4] 关音：我国环保NGO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J].环境教育，2012（4）.
[5] 曾凡军：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协调机制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 周厚丰：环境保护的博弈[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7] 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R].http：///hjtj/nb/2013t
jnb/.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5
二、主要工作
（一）整治“五乱”现象。
对“五乱”现象：垃圾乱扔、广告乱贴、车辆乱放、摊位乱摆、工地乱象要加强整治力度。
1、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坚持全天保洁，确保街、路、公共场所干净、整洁。
2、临街店铺做到一店一牌，招牌整洁美观、无破损，各种户外广告设置有序，无私设、乱设、破旧等现象，坚决清除违法喷涂和张贴的小广告。
3、临街店铺无出门占道，乱摆放和跨门经营现象。坐商归店，摆摊归市，坚决取缔乱设乱摆、占道经营行为。
4、临街无牵绳挂物，乱搭遮阳雨棚，创建文明工地、标准化工地，坚决治理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5、所有车辆停放在划定的停车位置。并完善、路和街道的交通标识、标线，严肃查处占道停车、阻碍交通行为，由白亚平负责协调派出所、居委会，具体由居委会负责。
（二）清理卫生死角。组织学校、机关、各部门清理卫生死角，重点是对XX场镇和谭受场镇的清理，并由乡政府组织星期五对各个死角定期清理。
（三）整治交通沿线。
由白亚平负责，以路、路沿线的垃圾和车辆为重点，各村辖区内公路沿线由各村负责进行整治和监督。
（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日常保洁。
建立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坚持全天保洁。
（五）开展“七进”活动，培养新风尚。
对学校、企业、社区、景区、农村、机关进行环境综合治理宣传，培养“整治环境”的新风尚。
（六）推动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治理是环境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加强我乡农村环境治理重点在村道、院落和水库，加强环境治理宣传，培养户户讲卫生的好习惯。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细责任。
各单位要加强城乡环境整治的领导和监督，全乡杜本毅乡长负总责，刘明贵负责谭受场镇，白亚平负责XX场镇，将具体工作细化到各村、各户，加强责任、分工协作，突出执行力。
（二）加大宣传力度，自觉参与。
各单位要做好城乡环境整治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先进典型、成功经验，以乡居委会为重点，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并树立人人为环境的意识。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范文6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质量；市场化程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45-08
当下中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和环境风险积聚增长，探寻有效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症结的关键“药方”[1]。国外的理论研究已经指出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能够“担当大任”，事实上，由社会资本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民间治理等自发式环境集体行动在国外早已盛行，并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相应的环境集体行动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一系列的环境倒逼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模式。进一步来看，近年来各地区环境群体性抗议事件成急剧增长态势，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催生了政府逐步的改善环境治理方式，有效的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而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逐渐的演变成冲突性，在威胁社会稳定的同时，反而并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那么，这背后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资本到底有多少、是否能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治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探讨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到环境治理的
，提出并验证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并提出以社会资本机制促进环境治理的相关建议。
1研究基础与逻辑起点
1.1社会资本界定及其度量
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重要突破，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论模型，并广泛地渗透到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资源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分支当中。基于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总结[2-5]，社会资本不外乎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信任关系；二是互惠与交换；三是共同规则、准则和认同；四是沟通、网络与组织。
社会资本并不像实物资本那么容易发现、看出及测定[6]，对于局外人而言实物资本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几乎是完全不可见的，除非认真努力地去调查人们用以组织自己的方法及那些指导其行为的权力义务。
1.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7]。许多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都可以被称之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困境[8]。尽管环境集体行动迫切需要，但是并不会自发对环境公共产品需求做出响应。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有两类因素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制度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事实上许多好制度可能属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在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三种机制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的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着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成败。这三类机制在个体、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均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共享信息上，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信息的丰裕程度和对称程度决定着环境集体行动能否实施和成功完成[9]。环境集体行动的参与主体往往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程度来选择行动的策略，一旦缺乏必要的信息或者知晓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其参与环境集体行动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而且作为一项策略互动行为，还将蔓延式的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决策。沟通、网络和组织通常可以有效的传播信息、扩大信息的覆盖面，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大提高环境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在协调行动上，在环境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并不会根据事先所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的参与行动，而是会在参与过程中根据信息的变化来不断的调整集体行动策略，不可避免的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会不断的涌现，此时，如果社会资本相对充足，比如拥有较强的信任关系、互惠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会自发的降低，而且还会在其他社会资本的“干预”下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在集体决策上，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环境集体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集体决策的过程，集体决策的过程往往也是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意见一致的过程不仅受到决策规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决策主体信任、互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信任关系、互惠、社会准则和沟通网络组织等社会资本都能够直接的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及其绩效。
假说1：总体上看，社会资本有利于环境治理。
1.3制度环境（政府和市场）和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并不总是意味其收益就越大，社会资本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或者水平，社会资本必须与所处（依赖）的制度环境相契合。在现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从当今社会制度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要素在其中。如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嵌入到政治治理的等级结构中，使得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继而影响到社会一般的信任水平[10]。不可否定的是，其中一些要素在制度不健全的历史时期中替代性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好比是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地区环境结果迥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在地区社会资本过度或者社会资本不足所造成，如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互惠机制的缺乏以及社会组织网络（互联网络）的推波助澜（恶意传播谣言、网络大V），打破一种和平式的抗议诉求，直接演变为群体性冲突或者加剧群体间的不信任，非但没有解决环境问题，反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社会资本基础。因此，我们提出第2个假说：
假说2：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并不是社会资本越高、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环境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
推而广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而且还会受到所在地区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资本的水平，较高的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抑制社会资本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着社会资本的环境效应，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必须依托于所处的环境，政府环境和市场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政府质量和市场程度可以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到环境治理，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这两类因素如何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能够有效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品和要素市场相对发展、中介组织和法律相对健全[11]，这些都有利于培育、形成和积累社会资本。在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社会鸿沟相对较小、社会凝聚力较高、社会环境相对优越，公共服务还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12]。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中国少部分地区的环境上升为社会冲突还与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质量密切相关，尤其是后者，由于政府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等，再加之与公众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资本不足或过度所带来的各类弊端。对此，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政府质量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亦越大。
2社会资本测度
2.1度量方法：MIMIC模型
MIMIC模型的特性在于同时具有因的指标（cause indicators）与果的指标（effect indicators）。因的指标在SEM中即为外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果的指标为内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该模型可以得到所有因的指标和果的指标对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
MIMIC模型的结构决定了可测变量的选取将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测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MIMIC模型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在合理选取指标变量之后测度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至于如何选取指标变量更多的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理论形成和变化原因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影响，而且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指标的选取还必须立足于样本地区的实际。现有研究已经指出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13]。对此，我们选取了如下指标分别作为社会资本潜在变量的原因变量与指标变量，将12个指标分为四类：选择营商环境、全球化、收入差距来度量信任关系，使用就业状况、财政福利来度量互惠，利用财政风险和契约状况反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选择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流通、信息共享和社会沟通来表示沟通、网络与组织。
2.2数据与测度结果
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隐变量，并充分考虑影响社会资本的原因，如全球化、收入差距、就业状况、财政福利、财政风险、社会组织和社会沟通等因素；并以营商环境、契约状况、社会服务、社会流通和社会共享作为指标变量，建立MIMIC模型，来测算社会资本的相对规模。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中的社会资本，从模型的最一般形式切入（不纳入全球化因素），逐步剔除统计不显著的指标变量和原因变量，根据卡方检验得到的概率值，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GF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等检验值，综合考虑并确定模型，并根据增删变量来调整模型的拟合度，选出最适变量结构。根据原因变量的估计系数，我们进一步计算得到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1年的社会资本，由于我们主要测算所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总量，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稳定性，本文无意测算社会资本的人均水平。
从2004-2011年，全国平均社会资本分别为0.017 675，0.017 261，0.017 551，0.018 018，0.019 496，0.022 297，0.025 436和0.029 265，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总量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
3模型、变量和数据
3.1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在借鉴Hari et al.[14]和Papyrakis[15]等跨国和分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社会资本的平方项，观察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构建如下的基本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PI表示环境治理绩效指数，考虑到环境治理绩效的综合性，在参照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三个角度进行合成，具体包括环境污染指数（PI）、污染治理指数（PCI）和绿化指数（GI）， 其中污染排放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构成，污染治理指标则由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SO2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环境治理投资等7个二级指标构成，绿化指数则由绿化率表征。采用主成分方法合成环境治理绩效指数，首先对各项二级指标分别作标准化处理，然后逐级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为各个二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分别得到污染排放指数（倒数化处理）、污染处理指数和绿化指数，最后再次采用主成分方法为上述三个指数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
社会资本（SCI）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还可以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ST），社会互惠（SM），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SN），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SCM）四类，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样采用主成分方法测算得到。X为引入到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教育和对外开放以及气温和降雨。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策略做如下安排：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指标，得到：
本文中，按照各地区2004-2011年平均政府质量指数和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将186个城市划分为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较高地区和市场化较低地区。但是简单的按照自变量的相关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难以准确的反映各种门槛变量对差异的影响。在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发展出一种新的门限面板回归模型（threshold-old panel regression，TPR），该方法针对上述两种分组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改进，不需要给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槛值及其个数完全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同时提供了一个渐进分布理论来建立待估计参数的置信区间，运用Bootstrap方法来估计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
对于政府质量指数的度量，本文借鉴了现有文献的做法并考虑到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主要从税收负担、公共品供给和产权保护3个维度来刻画地级市政府质量[16]，用本年应交增值税/（本年应交增值税+利润总额）来度量所在地区的税收负担，使用文化、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来反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并以产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在市场化程度指数的度量上，使用民营化、特定行业就业和市场化指数来进行度量，民营化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特定行业主要是指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最后我们使用了樊纲[11]所提供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并假定一个省内部各地级市共享该省的市场化指数。
3.2考虑内生问题的稳健性检验与方法选择
在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时，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型本身所存在的内生性风险。在系统GMM方法中还将引入上述部分论证的外生工具变量共同组成工具变量集合。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进一步选择Wind-meiger所提出的改进的有限样本标准差估计实现对两步估计标准误的纠正，使SYS-GMM的两步稳健估计比一般估计更为有效。再加之SYS-GMM方法比较适用于时间跨度小而截面单位较多的面板数据，本文所选择的8年1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恰好符合其特性。
3.3数据样本
本文选取了口径更为稳定一致的2004-2011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和其中的186座城市，共计得到1488个观察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樊纲编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4实证结果汇报
4.1基本结果
4.1.1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表1汇报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假设1预期完全一致，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改善环境治理、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和绩效。具体说来，表1的模型（1）和模型（2）报告的是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回归结果，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显著为负，当社会资本水平每提高1%时，环境污染可能会降低0.28%，当引入社会资本平方项后发现，二次项系数为正，说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之间可能会存在着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4 2，当社会资本没有超过0.074 2时，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抑制污染，当跨过该拐点后，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会趋近于零并可能还会加剧环境污染。模型（3）和（4）报告的是社会资本与污染处理关系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社会资本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资本水平范围内，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激励和促进污染治理，社会资本与污染治理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8 8，即过度的社会资本可能并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模型（5）和（6）显示的是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发现，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指数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拐点值为0.133，明显高于环境污染和污染处理回归中的社会资本拐点，这表明，社会资本在城市生态绿化方面可以发挥相对更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在上述三类环境指标的基础上合成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如模型（7）和（8）所示，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通过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来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当社会资本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指数会显著的提高0.538 2%，引入社会资本二次项后，其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但是通过前面三个指标的综合判断，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为0.054 8。
4.1.2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考察各类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其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具体说来，当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均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分别提升0.26%、0.19%、0.21%和0.57%，单纯的从社会资本的内部构成来看，相比较社会互惠和社会准则规则约束而言，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以及社会信任关系对环境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与环境公共事务的耦合度所决定。
4.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首先在原有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指数两个因素，发现（如有需要，回归结果作者可提供，下同），社会资本系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依然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原有基准模型略有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拐点值进一步增加，达到0.062 1，这似乎表明，政府质量因素和市场化程度因素可以有效的延缓社会资本拐点的到来，进一步延长最优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和范围。与社会资本类似，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存在着倒U型关系，分别引入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平方项，发现，二次型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都难以独立有效的推进环境治理，任何一种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另外两种机制所提供的条件，尤其对社会资本而言，更依赖与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环境，这是由社会机制所处的相对较弱的地位所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准确的判断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是否会受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分别依次设定为门限变量，通过观察门限值上下样本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差异，来更为贴切的反映制度环境的影响。首先，我们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来确定门槛个数。我们依次设置了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值和采用Bootsrap方法得到的P值，结果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变量的单一门槛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在双重门槛检验中，两项门槛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单一门槛效应。接下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的门槛值，根据门限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196和0.215，具体说来，当政府质量低于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94，而当政府质量跨过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则上升到0.189，增加了1倍；当市场化程度低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114，当市场化程度高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率绩效的影响系数则稳步增加到0.153。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确实是影响到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我们还进一步比较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作用于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程度的差异，根据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平均政府质量指数为0.278，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为0.244，并且政府质量的核密度分布相较于市场化程度明显右移，但是尽管如此，政府质量的门槛值依然低于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这似乎说明，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在进行门限回归之前，我们还进一步按照各地区平均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将样本分为两等分，即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并进一步比较了四类地区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尽管四类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是政府质量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质量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108和0.054；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098和0.056。
4.3稳健性检验
4.3.1引入工具变量
考虑到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并采用考虑动态效应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论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通过上述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社会资本的拐点值，接下来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找到相对于环境治理率绩效的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相对过度地区。所测算的拐点值为0.062和0.077，分别将其作为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和相对适度地区、相对适度地区与相对过度地区的划分标准。选择这两个值，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都控制了制度环境变量的影响，同时部分的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在环境治理上，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而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资本不足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目前仍处于传统模式阶段，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末端参与。社会资本分布的趋势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类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针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通过完善制度环境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范围；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在短期内，这一地区社会资本的容量和环境治理效应已经到了瓶颈期，现有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发挥的需要，因此，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政府制度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实现与社会资本有机对接。可以解释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同时出现环境的内在机制是存在差异的，中西部地区更主要源于社会资本的不足，即社会群体间尤其是公众与企业和政府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再加之沟通机制不畅，企业缺乏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社会规范和约束机制，使得这些地区的出现；而东部地区环境出现则可能是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尤其是所处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要”所引发，以厦门PX项目事件和启东事件为例，两地区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两类事件均是由上马环境污染项目所引起的，由于两地区社会资本相对充分，使得社会公众在污染危害尚未严重发生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进行反馈，如厦门PX项目建成之初，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的提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之后随着事态的蔓延以及公众急速关注，当地政府较为迅速的开启多轮座谈沟通，进行了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和项目迁址，最后以平稳方式解决了这一危机；而启东事件自始至终，当地政府并未充分重视，而民众的利益诉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在集聚和反弹，直至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这两起事件恰恰说明：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那么即使社会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反而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
4.3.2更换样本与指标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我们在已有的186座样本城市中，筛选出93座城市，筛选标准是这些城市均列入环境保护部公布PM10、SO2、NO2数据的113个大中城市中，同时将样本的因变量替换成PM10、SO2、NO2变量，来考察社会资本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分别采用门限回归、考虑工具变量的SYS-GMM方法进行检验，时间区间为2004-2010年，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5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种因素，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同时，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
本文结论对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一是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持续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以及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对于积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重视制度环境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良好的政府质量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强化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拓展和延伸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三是重视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亚洲开发银行.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2-5.[Asian Development Bank. Toward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Fu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alysis [M].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12：2-5.]
[2]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 （1）： 65-78.
[3]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9-244.
[4]Francis 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J].Foreign Affairs，1995，74 （5）： 9-103.
[5]Stiglitz J.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ability [J].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 （6）： 1075-1086.
[6]Ostrom E， Gardner R， Walker J. Rules， Games， 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 [J].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24-43.
[7]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48， 1999： 34-59.
[8]Duit A， Galaz V， Eckerberg K， et 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nd Resilienc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 20（3）： 363-368.
[9]Tsa T.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Regional Waste Recycling [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8，16 （1）：44-55.
[10]陆铭， 李爽.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08， （9）：161-165.[ Lu Ming， Li Shuang. Social Capital， the Informal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Management World， 2008， （9）： 161-165.]
[11]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3-45. [Fan Gang， Wang Xiaolu， Zhu Hengpeng.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dex： Regions in Relative Process Report 2011 [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23-45.]
[12]迟福林.公平与可持续：未来十年的中国追求[J].经济体制改革， 2012， （2）：5-7. [Chi Fulin.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Next Decade China’s Pursuit [J]. Economic Reform， 2012， （2）： 5-7.]
[13]Jones N， Clark J R A. Social Capital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Coastal Areas： A Review of Current Debat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3，80（4）： 12-19.
[14]Dulal H B， Foa R， Knowles S. Social Capital and Cross-Countr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2011，20（2）：121-144.
[15]Papyrakis 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Socially Fragmented Countries [J].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conomics，2013，55（1）：119C140.
[16]陈刚， 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J]. 管理世界， 2012， （8）：55-67.[Chen Gang， Li Shu. How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People Happy [J]. Management World， 2012， （8）： 55-67.]
Abstract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capital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creas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growth， justice，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the study object，puts forward three basic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adopts structural equation of MIMIC method to estimate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more than 1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t the macro level from 2004 to 2011，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system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exert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s to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ilemma. Most of the cities are facing soci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apital shortage caused by incomplete plight. It’s not true that the greater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the better it is； especially wh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will lead to the in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f governments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y， guiding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re open，
and it is matched with social capital，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mechanisms， especially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ert the role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mechanisms in shap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romote cohesion and matching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ifferent focuses should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 of social capital.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at is comparatively short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Mediumsized cities in eastern region with relatively moderate social capital
should both consider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