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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1
究其原因: (1) 医疗管理问题很多:医疗机构管理人员花钱买平安的思想严重, 医疗纠纷中获得的高额赔偿, 刺激了某些人从医疗机构诈钱的欲望, 有些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 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 该模式是医疗纠纷产生的经济诱因, 存在过度医疗, 甚至有缺陷的产品流入医院。 (2) 医务人员存在的问题:少数医务人员工作素质不高, 技术水平不高, 工作责任心不强, 临床经验不足, 忽视三基培训, 临床基础理论薄弱, 对临床上合并症不能很好地鉴别以致漏诊、误诊, 医务人员对风险告知履行不够, 对病情的解释不到位。 (3) 法制观念薄弱: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方式不当。医生应当清楚地知道患者的权利并且充分尊重患者的这些权利, 加强医德修养和业务能力方面的的培养, 增强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做到依法行医, 有效避免医患纠纷。地方执法机关和领导在干预、协助处理医疗纠纷中执法力度不够, 医患纠纷解决中一闹则灵的情况, 甚至花钱买平安等原则, 对医患纠纷事件瞻前顾后, 不敢下决心予以处置。
2 处理高校医疗纠纷的法律特有原则
医疗纠纷防范对策:为了防止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要狠抓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 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要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和治疗方案, 以便解决和处理医疗纠纷, 防止医疗纠纷分恶化和扩大, 使医疗质量不断提高, 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才能逐年下降[1]。第一, 医护人员应该加强技能培训, 提高医技水平, 要求各级各类人员根据各自岗位要求, 加强三基三严的训练, 有效杜绝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第二, 双方注重沟通技巧和方法, 医务人员态度要尊重、热情、真诚, 行为上要倾听, 共情, 积极关注。言语上要提问、解释、技术指导。交谈时要善解人意, 用语要严谨, 要善于沟通, 要尊重和关爱患者生命, 尊重患者隐私;第三,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以人性化服务为中心, 寻找服务创新点。强化医疗质量工作, 切实落实治庸问责工作实施方案, 督查整改, 评议总结, 要求全院职工亮牌上岗, 待患着要文明礼貌, 视患者如亲人, 增进和广大患者的亲密关系。医院应该就如何尊重、理解、关怀患者等方面采取措施, 寻求服务创新点, 通过人性化服务不断提高群众对医院的满意度。第四,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坚持社会效益准则, 遵守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确保医疗安全, 努力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性, 减少差错和事故, 提供安全放心的医疗服务。对于不规范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事件要从重处罚, 不予迁就[2,3]。为解决医疗纠纷问题, 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正确处理医疗事故, 保障医疗安全, 维护医疗秩序, 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2002年9月1日我国公布实施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参考文献
[1]赵楠, 毛细荣.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有关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设立及完善制度[J].办公室业务, 2017 (4) :44-45.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2
Brief Probe into ADR Mechanism of Medical Disputes in China
刘坤孟 LIU Kun-meng；项楠 XIANG Nan；沈宇超 SHEN Yu-chao；李瑞峰 LI Rui-feng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29）
（College of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摘要： 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减少“医闹”现象非常必要。文章通过探讨医疗纠纷ADR机制的合理与可行性，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协商机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机制及加快我国医事立法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此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Abstract: Medical disput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eries of effective ways to help resolve the medical-trouble phenomenon. The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given on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ng the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mediation consult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suitable ADR in china, speeding up the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in China.
关键词 ：医疗纠纷；非诉讼；ADR；合理构建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non-litigation；ADR；reasonabl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232-03
0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纠纷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医患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显示，2002年到2012年，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医院级别越高，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越多。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的情况；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拒交医药费；61.48%的医院出现过因病人去世，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 “医闹”现象。[1]这些给医院施加压力的行为，严重妨碍了医疗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医疗纠纷需要妥善解决，探索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法十分必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包括：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民事诉讼。但是这三种解决方式有许多弊端，处理效果不明显，无法满足目前医疗纠纷的现状。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ADR，培育一种具有正义、信任的程序机制，力求遏制暴力。
1ADR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AD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缩写，是指一系列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协商、调解、仲裁是比较常见的三种方式。[2]
1.1 具有可选择性
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自愿协商解决方式，协议处理纠纷，当事人选择何种ADR程序及是否同意协商处理完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中立第三人并不行使司法职权，当事人可以对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规范、程序和结果进行自主选择。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处分权。
1.2 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
ADR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程序，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经由第三方介入或者医患双方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即可。ADR相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更高效简捷，其较大的灵活运用与交易的空间体现了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非正式性特点。这样一来，ADR能有效地减轻司法部门压力，减少司法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3 具有相对公平性
由于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信息资源拥有量等方面的严重不对等，患方处于劣势，对于医疗纠纷真实情况以及医院应承担责任的判断都会存在偏差。ADR引入第三方的调节机构，可以由中立的医学以及法学等的专家对医疗纠纷做出较为公平并且科学的判断。中立的第三方在医疗纠纷中没有任何利害联系，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医疗纠纷，拿出相对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1.4 具有平和性和互利性
ADR机制采取妥协和让步促进当事人达成共识，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敌对与法庭剑拔弩张的氛围，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双方对话，整个解决过程较为平和。诉讼途径具有程序繁琐、高费用、耗时长等特点，而ADR不同于诉讼，可在这些方面节省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同时，最后的协商结果也是得到双方认可的，双方的利益均可得到维护。
1.5 具有社会效益性
众所周知，患方与院方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医疗纠纷发生时，双方剑拔弩张，均不肯轻易退让，有的选择诉讼，对簿公堂，有的选择“医闹”，而这些举动无疑都将双方推到了不信任的边缘。在这样“毁灭式”的处理之后，患方与院方很可能再次形成就诊与治疗的关系，不管是双方当事人本身，或是当事人周围的知情者，抑或是通过媒体得知这样事件的社会大众，心理与行为必会产生变化，也就出现了现在患者心存芥蒂，医生如履薄冰的状况。而ADR就能很好地改善这一情况，它在患方与院方之间搭建了一个隔离带，缓和双方的冲突，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能较好地维护院方的社会声誉以及保护患方的个人隐私，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社会效益好。
2我国建立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2.1 我国目前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理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凡是阻碍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必须要得到解决。ADR机制能够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障人民的健康权，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福利性与公益性。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冲突，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调控，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能为民众提供生命健康的保障。
2.2 ADR能够解决“诉讼爆炸”问题
ADR源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处于“诉讼爆炸”时期，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程序迟缓、医疗纠纷专业性和多发性决定了法院难以及时妥善处理这类纠纷。[3]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国诉讼的自身特点与承载的社会功能等原因，当事人大多通过法院解决，造成法院难堪重负，使得诉讼效率变得低下，实践中医疗纠纷所显现出来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大、医患关系难以缓和的矛盾日益彰显。[4]因而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把纠纷解决成本减少到最低并使得效果达到最佳”的ADR解决机制成为研究必要，建立非诉解决机制可分流大部分医疗纠纷。
2.3 ADR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的冲突
由于法律规定与我国民众根深蒂固的意识认同、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有部分冲突，会出现法院判决“合法却不合理”[5]的现象。而ADR可以让纠纷当事人按照双方都认同的规范解决纠纷而不是一定要按照法律。如此，纠纷解决结果就更容易被双方接受、互相认同，使双方诉讼的对抗性大大缓和，产生良好的处理效果。
2.4 ADR可以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专业性问题
医疗属于高度专业的技术领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关系不对等，对医疗纠纷的性质和事实因果关系无法做出正确判断。ADR程序则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要求，灵活地吸收部分医学专家，让他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或仲裁员来参与解决医疗纠纷，进行专业化的引导，充分发挥医学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在纠纷解决机构的人员组成中也规定固定比例的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来提供法学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医学背景人员和法律背景人员各司其职，既体现医学的专业性又保证法律的中立性，这必将有益于公平、有效、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沟通平台。
3我国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构建的注意问题与完善
3.1 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善的医事立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现象。对医疗事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差错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 也就是说，对于处理医疗纠纷问题，我国的法律建设本身就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这在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侵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也就导致了纠纷解决过程中问题的发生。目前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国家应早日出台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解决医疗纠纷，只提供了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以及民事诉讼这3种方式；其中在非诉讼途径中，双方协商对于双方不信任的医患双方往往难以成功；而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关系，卫生行政部门调节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维持公平公正性的，所以也极少被选择[7]，这也要求国家在法律层面上拓宽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从法律的高度引导民众选择多元化的非诉讼途径，并进行良好规范。
3.2 完善相关的民间第三方机构
要认识到，第三方机构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机构人员需要包括专业的医学人员以及法学人员，他们需要用专业的眼光，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医疗纠纷，从而提出相对公平、科学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机构设置、管理以及监督方面都需要相关政策予以引导以及规范，在宏观层面上搞好制度建设，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好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和程序。同时还要推广多元化的机构建设，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在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构等等。
3.3 完善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
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节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解决医疗事故的非诉讼途径，但由于其公正性受到怀疑，鲜少有人选择。面对这一情况，应深化改革，卫生行政部门除调解医疗事故外增加其调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并尝试在卫生行政部门下设专门的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吸收医学和法学的专业人士，并且建立监督机制，提高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公信力。
3.4 完善仲裁机制
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没有排除医患纠纷这种民事争议。目前，学界对于医疗纠纷特别是仲裁模式的选择上有两种主张：一是选择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既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直接诉讼。二是必经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必须先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此时仲裁不终局，当事人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来看，选择型仲裁是比较合理的，应有更为完善的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并推广。
3.5 完善“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近年来，我国很多省区市、地市和县市相继成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人民法院十分重视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趋势正在形成。[8]
对于其建立与完善，具体来说，应该在充分发挥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用的基础上，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中心，兼采用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方式，辅以医疗责任保险作为纠纷解决的辅助机制，做好不同调解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做好调解与诉讼的“诉调对接”，为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选择。[9]
参考文献：
[1]于真，傅晓明.浅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三种处理方式[J].医学信息，2010，23（7）：38.
[2]Fraser JJ and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Liability.Technical report: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medical malpractice[J].Pediatrics,2001,107(3):602-607.
[3]王安富，黄敏，李连宏.建立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J].医院管理论坛，2009（3）:43-45.
[4]陈利华，郝容慧.浅谈医疗纠纷ADR[J].现代医院管理，2007（3）：10.
[5]蓝宇，刘瑾.在我国建构ADR机制的必要性及相关设想[J].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2（3）：46.
[6]傅江丰.论合理构建医疗纠纷领域的ADR机制[D].大连海事大学，2013.
[7]胡海华.论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J].中国医院管理，2008，09:62-64.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3
医疗纠纷案例收集:本研究来源于无锡某三甲医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发生的正式立案办理存档的医疗纠纷典型案例共367例。
1.1文献研究方法广泛查阅CNKI、万方及维普数据库，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收集有关资料，了解其他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方法和措施，通过研究和借鉴，结合实证案例，综合性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因素，提出适合的医疗纠纷处理的发展策略。
1.2定量分析方法应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整理
2结果
2.1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本研究分调查案例来源于无锡市某三甲医院2009～2013年四年间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投诉案例，共367例。这五年间的医疗纠纷数量2011年最多，为86例，所占比例为23.4%;2009年医疗纠纷数量最少，为65例，所占比例为17.7%;2010年为74例，所占比例20.2%;2012年为73例，所占比例为20%;2013年为69例，所占比例为18.8%。
2.2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情况
2.2.1按一级学科分类外科发生总例数147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40.1%，内科发生总例数102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27.8%，妇产科发生总例数54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14.7%，儿科发生总例数21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5.7%，急诊科发生总例数43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11.7%。
2.2.2按二级学科分类在2009年～2013年五年间医院所发生的367例医疗纠纷中，纠纷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是内科、胃肠肿瘤外科、急诊科、心胸外科和肿瘤内科。其中内科发生纠纷66例，占18%;胃肠肿瘤外科发生纠纷46例，占12.5%;急诊科发生纠纷43例，占11.7%;胸心外科和肿瘤内科发生36例，占9.8%。
2.2.3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分析在367例医疗纠纷案例中，双方协商解决的医疗纠纷有229例，占62.4%;第三方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有115例，占31.3%;司法途径的医疗纠纷有23例，占6.3%。其中第三方调解和司法解决都逐年增多，由此可知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作用发挥较大，应该更好的将医疗纠纷由第三方进行调解，减少矛盾的激化;并且应该重视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3讨论
3.1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率最高的科室(1)本研究中，外科发生总例数147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40.1%，纠纷数量居各科室的首位。主要原因是外科下设胸心外科，骨科，肝胆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胃肠肿瘤外科等诸多科室，病种繁多，病情复杂，大多为手术治疗，风险高，发生医疗纠纷的概率高于其他科室。(2)外科的二级学科中胃肠肿瘤外科发生最多，纠纷例数为46例，占12.5%。
3.2探讨其原因(1)医师医务人员医患沟通不到位，没有向患者交代清楚术后的相关注意事项。(2)术后病人的管理关心工作做得不够，或者说流于形式，对病情观察也不够，对一些术后并发症防范措施不到位。(3)术前风险评估工作不够细致，对病人的情况掌握不够，对大手术后的并发症没有充分的预见及应对措施。(4)规章制度执行不严:各种规章制度［1］是医院管理的依据，是防止差错、事故、超正正常医疗秩序的基本措施，有些医护人员在具体实施中常存在侥幸心理，不严格执行各项核心制度。
3.3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以协商为主，其次是第三方调解，最后是诉讼方式解决［2］。第三方调解近年来逐渐增加，调解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具有第三方主持、调解方中立，案件处理快捷等优势［3］，由于第三方社会地位中立，能打消机构与医院是同一伙的顾虑，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调解机构从中调解，不仅能让医院避免医闹之苦，也能及时维护患者的利益，防止矛盾激化，对解决纠纷具有良好的效果。虽然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数量最少，但也是逐年增加。本研究中，诉讼方式解决的医疗纠纷逐年增多，2009年为1例，2010年为2例，2011年为4例，2012年为7例，2013年为9例。探讨其主要原因有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患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强，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长久以来医护人员对医疗与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只懂医不懂法。此种观念与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病人需求发生明显冲突，容易引发医疗纠纷［4］。
4医疗纠纷预防的相关措施
4.1预防的理念高于治疗“不治已病治未病”是祖国医学精髓。如果把预防的理念用于医疗风险也是最高明的方法，是唯一途径，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处理也莫过于预防［5］。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4
【中图分类号】13915．7；r 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 1007—9297(20__)02一ol18—02
当前医疗纠纷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
题。妥善处理医患纠纷，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防止矛
盾激化已成为医疗纠纷解决的重中之重。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
主要包括行政解决和法院诉讼两种形式。从各国的医疗纠纷的
解决来看，还包括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
lution，简称“adr”)，仲裁作为“adr”的一种形式，以其具有解决
纠纷的快速、保密性强和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自主等特点，使
其已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笔者认为，采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合理借鉴外国有关医事仲裁制度的规定，推陈出新，依据仲裁制
度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我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
一
、国外医事仲裁制度发展的历史概况
仲裁是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问对解决争议的机构事前或
事后达成协议，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该机构以第三方的身份，
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判断，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裁决的一
项法律制度。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是随
着商品生产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最早
的仲裁，产生于古罗马商业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仲裁被作为解决特定纠纷的手段，除了传统的
对贸易纠纷的仲裁之外，又建立了许多法定或强制性仲裁，例如
劳动争议仲裁、法院附设仲裁以及处理交通事故、消费者纠纷和
产品责任纠纷的仲裁等。而医疗事故纠纷的仲裁制度也是在这
个时期应运而生，并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在
美国发生医疗事故，病人可以向“庭外私了”机构进行投诉，也可
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这些机构包括监察员组织、病人代表组织
和仲裁组织，他们都是由具有医学、法学、公共卫生管理知识的
人员组成。通过专业组织采用“庭外私了”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可以节省高昂的诉讼费，节省久拖不决的诉讼时间和医疗开支。
二、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发展、现状和弊端
我国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的发展主要包括3个阶段。第
一阶段(1950—1959)这一时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侧重于司
法部门的裁决。不少医疗事故都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特别是
责任事故，法院可以随时传唤医务人员，直至判处刑罚。第二阶
段(1959- 1977)对医疗事故纠纷主要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定性
处理。即使医院和患方向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这样导
致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能充分得到保护。第三阶段(1978年
后)对医疗纠纷的处理采用医法结合。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根
据。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包括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
关处理和调解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讼。但仍然有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医疗纠纷的解决方面。一是对医疗纠纷不管是行政裁
决或是法院诉讼都是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二
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三
是形成诉讼后，由于医学科学专业性强，法官懂法不懂医，势必
会导致判决的不公平，而且还具有诉讼时间长，诉讼成本高等弊
病，不利于对医疗纠纷的解决。
三、建立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以往通过行政、诉讼等手段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法还存在一
些弊端，不利于规范医疗单位的治疗行为和保护广大患者的合
法权益。参照各国的经验，建立医事仲裁制度不失为一种可供
选择的方案。而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医事仲裁制度同传统的行
政、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相比具有以下优越性：
(一)医事仲裁具有简便、效率的特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1卷(第2期)
为了保障仲裁的快捷和经济，医事仲裁可以根据案件的难
易程度，既可以开庭审理也可以进行书面审理。这样大大加快
了案件的审理速度，提高了案件审理的效率，同时为当事人节约
了大量诉讼成本。
(二)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
医事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以及仲裁员都是由医学家、
法学家、法医学家等具有医学、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还邀
请患者代表参加，切实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保密性
为了保障仲裁的简便、高效，仲裁采取不公开审理的原则。
开庭时没有旁听，审理中仲裁庭和仲裁机构的秘书处不接受任
何人采访。
(四)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和公正性
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性、民间性和中立性等特点。仲裁
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跟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同一个仲裁
庭的每一个仲裁员彼此也是独立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
验做出分析和判断，不受任何人的影响。
四、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合理借鉴国外关于医事仲裁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
实际国情，构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一)仲裁法对医事仲裁做出强制性规定
通过立法或修改法律，在《仲裁法》及有关法律中明确，当发
生医疗纠纷时医事仲裁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必经程序，没有经
过仲裁程序，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调解是仲裁的必经程序
发生医疗纠纷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对双方当事人
的争议进行调解，并将调解作为仲裁的前提和必经程序，未经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不能进入仲裁程序。
(三)医事仲裁委员会的设置
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医学、法医学的
专家组成，必要时聘请患者代表参加。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
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医学、法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请，这样保证了仲裁的公
正和独立。
(四)仲裁不是终局性的
为加强对医事仲裁制度的监督，医患双方经仲裁机构解决
纠纷，经仲裁机关审理做出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如果对仲裁机构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5
[关键词]知情权医疗纠纷法律保护
患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医患关系中的两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不过,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知情权与隐私权的行使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困难和冲突。事实上,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所遇到的难题,同时,它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知情权概述
(一)知情权是什么
知情权(righttoknow)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知情权的法律根据是宪法,也就是说,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权利的则是1949年实施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该法第5条中规定,人人享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地依通常途径了解信息的权利。一般情况下,患者的知情权主要包括真实病情了解权、治疗措施和治疗方案知悉权、医疗风险知情权、医疗费用知晓权等,确立和保护患者的知情权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关系中的体现,是患者“有效承诺”的前提,有利于患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也有利于规范医患双方的关系。
(二)患者享有哪些知情权
那么,患者享有哪些知情权?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1,基本信息了解权;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患者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情况;2,医疗风险知情权;患者有权知道医师拟定给自己实施的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并发症、疗效、危险性、可能发生的其它情况;3,治疗措施和治疗方案的知悉权和选择权;患者有权同意或者拒绝进行医师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在有多种治疗器械或多个治疗方案时,有选择权。4,其他权利:医疗费用知晓权;患者有权知道医院诊疗秩序和规章制度;知道看病时应尊重医护人员诊治权;知道自己进行特殊检查和手术应该履行的签字手续;知道发生医疗纠纷应当依法解决的相关程序。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条例》中明文规定了“病人有知情权”,病人有权要求充分了解病情与一切医疗措施。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医生尚不理解,未予重视。这也是现时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医师在知情权保护中的义务
关于患者的知情权,《执业医师法》第22条明确规定: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是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由此可知,患者由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措施享有知情权,相应的链接上了医师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即医师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向患者进行告知的义务;有经患者同意后才可进行相关检查、治疗的义务;有解答患者对告知相关问题的义务;有告知避免患者产生不利影响的义务;在不宜或者无法向患者告知的情况下,有向患者近亲属或其它法律规定的关系人进行告知的义务。
但是,医师在对患者履行告知义务的时候,也要适度,要注意避免不利后果。《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10条中明确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如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等),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同意书。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人签字;患者因病无法签字时,应当由其近亲属签字,没有近亲属的,由其关系人签字;为抢救患者,在法定人或近亲属、关系人无法及时签字的情况下,可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负责人签字。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为避免因手术签字而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上述规范还规定,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近亲属,由患者近亲属签署同意书,并及时记录。无近亲属的或者患者近亲属无法签署同意书的,由患者的法定人或者关系人签署同意书。在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临时变更手术内容或方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仍应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在患者无法行使该项权利时,应及时征得患者家属的同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执业医师法也有此规定。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医院必须确保患者的知情权;其次,医院确保患者知情权应当注意方式,避免不利后果发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医护人员可选择适当的时机或方式,以避免对患者的疾病治疗和康复产生不良的影响,或向其近亲属介绍病情,视为对患者知情权保护的延伸。
二、医疗纠纷概述
(一)对医疗纠纷的法律界定
医疗纠纷是医疗机构因医疗过失致患者损害这一领域的民事赔偿诉讼。根据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医疗纠纷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因为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另一类是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虽然这两类案件都与医疗行为有关,但发生的原因不同,前者致害的原因是以发生医疗事故为前提,后者致害的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行为过失。
(二)目前医疗纠纷的原因
1、医务人员方面的原因
1.1医务人员法制观念薄弱,缺乏服务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严重的不负责任,擅离职守、的情况造成病员不良后果,虽然只占医疗纠纷中较小部分,但对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1.2医务人员专业不精、操作不当,出现漏诊、误诊、误治,在医疗纠纷中占有较大比例。
1.3医院管理不善,如:病房地面太滑引起患者跌倒、滑倒,对烦躁患者管理不善而导致坠床,等等。
1.4医疗单位服务态度差:医务人员解释病情缺乏耐心,和患者沟通交流不够,引起患者的误会和不满。
1.5还有一些不具备大型、复杂、疑难手术条件的医院在不具备必要的仪器、设备以及相当业务素质的医务人员的条件下,盲目开展业务引起的医疗纠纷,等等。
2、病员及其家属方面的原因
2.1病人及其家属缺乏医学知识
2.2病员及其家属在治疗前存在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忽视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当出现与自己预期结果不同的结果时,就认为医务人员有过失,从而引起纠纷。
2.3也有极少数病人及家属是由于为了满足某种私欲无理取闹,故意挑起纠纷的情况。
(三)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
1、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机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9月份正式实施,其中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回顾《规定》实施以前,由于医疗过程技术性强,信息不对称,患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在医疗纠纷案件中胜诉者很少,于是医患冲突在近年愈演愈烈。《规定》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患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权利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护。
2、对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机制的意见
不过,也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会增加医疗机构的责任,导致医生趋利避害,影响了医务人员对医学新知探索的积极性。这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容易存在,医生们由于对责任的畏惧,防止异常情况的出现,于是对患者的各种身体检查蜂拥而至。加之医生不轻易确诊,凡事都打太极,这个说“可能”,那个说“大概”,使患者在面对高额的结账单后对自己的病情仍然是一头雾水,其利益并没有受到真正的维护。这样,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患者。总而言之,给予医生多大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的医疗道德,还要使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和操作规范,同时医务人员还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而现实生活中医疗纠纷的矛盾有着复杂的原因,某些医学上的未知难题,就是医生也很难说清楚。单靠法律是不能全部解决的,它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科学技术的原因,使得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医疗案件时遇到很多困难。为改进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公平解决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2种提升审判人员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认知能力上进行改进:
(1)统一医疗案件的审理法官,即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统一由具备医学专家资格的审判员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2)若统一医疗案件中的审理法官难以实施,则可以统一医疗案件中的人民陪审员,即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统一由具备医学专家资格的人民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三、患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患者知情权屡屡被侵犯,因患者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而引起的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患者的知情权究竟应该由谁来保障呢?
(一)为何患者的知情权会被侵犯?
患者的知情权被侵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患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做哪些检查以及用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而患者多半是无条件服从的。与此同时,人们有病都喜欢往大医院挤,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而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们一天接诊患者至少几十名,根本没时间给患者详细解释病情、治疗应该注意的事项等问题。来看病的患者往往是排了大半天的队,最后却被医生三言两语给打发了,致使不少患者糊里糊涂地看病,糊里糊涂地交钱。第二,患者的知情权被剥夺,专家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因素。首先在心理上,医生有着下意识的“隐瞒”基础——由于双方在信息上存在着强烈的不对称关系,使医生的隐瞒变得轻而易举。同时,在目前医疗管理的有关法规中,对这种隐瞒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处罚。除非是治疗方案失败、病人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引起医疗纠纷,病人即使是花费极大代价换来病愈,也会因为病情的缓解而缺少追究的意识,无形中给这种“隐瞒”提供了很好的保护。其次,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一个人在患病的状态下,其主观判断力会相应地下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也会加重,既有强烈的恐惧,也会对医生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在这种心理优势下,医生们的“隐瞒”行为便变得太容易实现了。有的医生把患者当作门外汉,认为即使告诉他们也不能理解,“说了等于白说。”有时甚至连治疗方案都没有告诉患者或家属。广州某三甲医院有一案例:患者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才从主刀医生递给他的“手术同意书”中得知实施该手术的风险。至于治疗的细节,包括检查、治疗、药品等项目,患者根本无从知晓每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缘由。至于需要多少治疗费用,需要治疗多长时间,患者更是“一问三不知”。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医生与患者缺乏有效的沟通,患者治疗时总觉得自己很被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茫然无头绪,只能任由医生“摆布”。还有一些医生则出于对病人的反复询问和举棋不定感到不耐烦;此外,也有医生提出“让病人知道得太多,也许会因其不接受而错失治疗时机”。患者的知情权就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
(二)完善对患者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或改革的方向
1、应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规范;
如果知情权仅仅限于对宪法的解释或者是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上升为具体化的制度,那么它仍然是一种抽象性的权利,在了解权、选择权、请求权等方面的作用亦无从实现。要真正使其得到保障就必须使其具体化,制定医疗公开的制度,确立公开化的原则,明确知情权的对象,公民行使知情权的程序以及对知情权的限制等。
医方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不够规范。医疗人员对患者的病案记录是客观反映整个诊疗过程的原始资料,其书写应当慎重准确。而部分案件在质证中所反映出的病案书写不规范以及涂改、补记、漏记等现象较多,这些病案资料在诊疗过程中又实行由医院方单方保管,患者一旦发现涂改等现象,就会认为有暗箱操作和弄虚作假之嫌,就会对医院辩称的理由产生怀疑。在医疗器材方面,钢钉断裂等问题多年持续发生,是质量不好、安装不当还是患者未按医嘱休息?这是争论已久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钢钉断在患者骨内,甚至是椎体内,确实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痛苦和担忧,医院应加强对钢钉质量的把关和解决技术上一些问题。无论是患者知情权的落实还是同意权的履行,我国医方都做得不够,医方没有下功夫去琢磨。目前,“同意权的实施是患者的权利还是患者家属的权利”?
这样基本的问题,有很多医院管理者还搞不清楚,从而导致了五花八门的知情同意书签订方式的产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国医疗机构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规范,保证医疗质量得到提高的问题。如何保护患者的权益,这需要整体在观念上调整。医患沟通的有效性不是单靠一个知情同意书来体现的,这是个过程。现在有的地方在搞医患沟通制度,就是为了重建医患双方的信任。有了信任,所谓的知情同意才不是强方对弱方的强加!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案范文6
1．医疗纠纷频发，各地纷纷建立调解机制化解纠纷
最近几年，医疗纠纷频发，不少地方的患者，不是走正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用烧纸钱、在医院门诊设灵堂、聚众抗议甚至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等自力救济的方式，媒体称这种现象为“医闹”。每次有关“医闹”的新闻报道都引起了社会多方关注。
为破解“医闹”难题，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希望通过设立一个独立于卫生部门和医院的人民调解机构，化解“医患矛盾”，减少“医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北京、上海、山西等16个省和直辖市的56个地市，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设。
2．媒体监督缺位，调解机构存“暗箱操作”嫌疑
当前我国多个地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采用的是“分别调解、事后协议”调解模式。这种调解模式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双方当事人分别在两个调解室内，由调解员作为第三方进行“背靠背”的调解。这种调解方式有利于冷却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避免在调解过程中双方言语你来我往，激化矛盾。如果调解成功，则由调解员起草调解协议，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调解过程中，媒体一般没有被邀请参加旁听，主要是因为人民调解机构顾虑到医疗纠纷一般涉及患者隐私，被投诉的医疗机构负责人往往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不愿意让自己及医院的负面报道被媒体曝光。此外，引入媒体监督或者旁听，可能加剧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对立，给调解员促成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制造障碍。但这种调解方式存在“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的问题，调解过程中对调解员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尤其是作为医学专家的调解员，由于要在调解文书上签字，会担心事后可能遭到当事人报复或纠缠，只能依靠调解员凭良心来对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做出判断。
3．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急需完善
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采用的调解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由于调解机制不透明、不公开，并没能实质性扭转医疗纠纷升级、“医闹”不息的现状。医院花钱买平安已成为解决“医闹”的主要手段，而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医闹”的泛滥，医患双方的对立在冲突过程中逐步升级，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允许医疗机构“武力自保”。2012年2月，广东东莞市出台文件，允许医院在危机情况下使用长棍、催泪喷雾剂。这个规定经过媒体报道，引起舆论质疑。但东莞相关部门表示，这一决定是经过两年的调研以后才做出的，而且浙江萧山、丽水等部门也出台过类似的文件。
医疗纠纷调解引入媒体监督的意义
1．过多的“医闹”报道影响民众的行为选择
媒体承担着“传播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深深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认知、态度和信念。近年来，中国的许多医疗纠纷报道，以涉及实践中的社会成员作为重要乃至唯一的消息来源，讲述患者及其家属的“亲身经历”，使得一般民众成为新闻“舞台”上表演的主角。在报道框架上，常常使用与消费者维权报道相似的框架，采用“受难式”的新闻叙事方式，新闻故事的基本情节为“患者权益受到医院或者医生的侵害”，因此媒体要为患者讨说法。许多媒体“惯例化”（routinize）这样一种受难叙事，激发了公众对患者的同情以及对医院或者医生的愤怒。①
有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不绝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体的过度舆论审判。出现医疗纠纷以后，媒体大肆报道，炒作患者的控诉以丑化医生，比如说医生收红包之类，先将医生“妖魔化”，一旦司法机关判决出来，医生有错的更是大肆渲染，没有错的，相当于没有新闻价值就不吭声，绝不会平衡报道或者洗刷医生清白。②
根据统计，台湾医疗纠纷报道的主题，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自力救济（占36%），诉讼（占28%），以及记者会（占14%），非正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报道超过一半，仅有37%的报道是关于正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如诉讼、协调和申诉）。③
这样的新闻报道结构不见得有助于医疗纠纷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造成医生和病人的对立，引发更多人效仿。另外，媒体过度迷信司法裁判的后果，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诉讼的局限性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使得社会凝聚力下降，自治自律、协商和解、人民调解等方法受到冷落。
2．引入媒体监督有平衡公共利益和秘密调解原则的问题
笔者认为，新闻媒体是法治国家成熟的制衡手段和正式的监督来源，是社会知情权的重要体现。单位或个人要求调解程序秘密进行的愿望，并不能必然地使秘密调解正当化。调解机构应当区别对待，在公共利益、个人或单位利益之间应当有一个平衡。
如果公开调解对双方达成合意有困难，可以允许对有关要件事实以外的间接事实、背景事实、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所希望的和解方案等，进行适当的保密。但有关事实认定与法律见解，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公开，以确保当事人对重要信息的平等占有。
医疗纠纷调解引入媒体监督的程序设计
1．法官应指导医患双方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调解解决纠纷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如果医患双方自行协商无果，进入诉讼阶段时，法官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诉讼风险告知、法律释疑和诉前调解指导。法官也可以建议当事人按照“和为贵”的精神，先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学会、保险公司、仲裁机构等社会组织进行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再进入诉讼程序。
此外，法官应提醒双方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经过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公开调解，引入媒体对调解过程进行监督。
2．调解机构应与媒体“约法三章”形成正确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的监督，目的应当是化解矛盾，融洽医患关系，医疗纠纷的报道绝不能导致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当前医患信任度极低，媒体如果继续火上浇油，最终必将导致“医患对立”情绪增多，卫生行业、医院、患者乃至全社会都会受到伤害。
因此，媒体在参与监督医疗纠纷调解的过程中，调解机构应当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规范新闻报道行为；新闻单位也要对记者从严要求，公正、客观、理性地对医疗纠纷调解进行报道，尤其是可能涉及到被采访者隐私或医疗机构名誉权的问题，应征求对方意见，在不影响调解达成的基础上进行报道。
3．调解机构应建立信息反馈系统
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应当通过设置匿名留言本，让参与监督的媒体代表留下自己的意见，如果媒体记者当面向调解机构提出意见，应当安排专人进行记录，并及时纠正。此外，网络反馈、电话反馈等机制也应当健全，并及时告知相关媒体，他们提供的民众建议是否被采纳。
只有及时对听证信息进行汇总、回复和解决，并通过媒体及时广泛地公布，才能使群众充分感觉到民主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对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组织产生信任感，从而减少“医闹”的发生。④
注释：
①张昱辰：《由“八毛门”风波反思传媒的理性缺失》[J]，《新闻记者》，2011年第12期
②叶国基：《两岸医疗纠纷争议处理机制及实践比较研究》[D]，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邱玉蝉：《医病形象的媒体建构——医疗纠纷抬棺抗议新闻分析》[J]，台湾《新闻学研究》，2007年10月第9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