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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消费趋势范文1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生活消费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本文以“九五”、“十五”时期浙江农村居民各项生活消费支出数据为依据，利用统计和计量模型量化分析消费结构内部各项支出的比例关系，研究消费结构发展变动规律，从而提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信息。这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村居民台理消费．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乃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2005年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总体分析
以《浙江统计年鉴》(2005、2006)有关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为依据，对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做一总体分析。
(一)人均纯收入
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9.25％，高收入户人均纯收人为低收入户的7.73倍。
(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与2004年相比，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增长了11.94％，高收入户的生活消费支出为低收入户的3.38倍。
从以上数据得出，2005年浙江农民收人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农村不同收入户收入差距甚大，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低收入户人不敷出．须依仗社会和政府的救济、援助。
二、浙江省农村居民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变动趋势分析
(一)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浙江农村居民1996年至2005年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从表的数据看，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浙江农村居民2005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12.65％。表明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衡量贫富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因此，浙江农村居民在这十年中生活水平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以满足吃穿为主的消费需求阶段已经结束。2．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额逐年增加，其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1996年的比重为4.21％，2005午为7.65％。3．交通和通讯类消费支出额增加较多，其比重增长迅速。1996年的比重为3.76％，2005午为11.38％。4．文教娱乐类消费支出额不断增加，其比重呈上升的趋势。1996年的比重为7.73％，2005年为13.3I％。
(二)浙江农村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基础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在研究消费需求时．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p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缩写为ELES)来建立居民消费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表示为：
利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统计软件可以方便地求得αi、βi、的估计值。该模型在横向上可以进行基本消费支出比较分析，在纵向上可以描述各类消费支出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趋势。
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以浙江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分别以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为变量，根据1997年至2006年《浙江统计年鉴》按收入分组的消费支出数据作回归分析，计算1996年至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
从表中得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从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看，食品类、衣善类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
(三)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动趋势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足指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商品的需求量对收入变化的反应程度，反映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化的灵敏度。计算公式为：根据表的数据，计算各项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结果见表。
从表得出，在浙江农村居民各项生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中，食品的收入弹性始终最低，这是由食品的消费特点所决定的。居住、交通和通讯多数年份中的收入弹性大干等于1，说明农民对商晶和服务的需求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农民的这些消费属于一次性集中支出，往往在短期内超过家庭收入。
三、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特点和规律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看到十年来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有以下特点和规律：
1．农村居民生活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型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型转变。1996年浙江农村居民用于屹、穿、住的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74.81％，2005年下降到60.63％。2．由实物性消赞为主向实物性和服务性消费并重转变。浙江农村居民实物性消费(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支出的比再呈下降趋势，服务性消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通讯、旅游等方面)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火，消费支出呈现多层次。浙江省东部沿海各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层次比较高；而西部山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层次比较低。
(二)顺应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发展趋势，政府应采取的政策举措
根据上文对浙江农村居民近十年来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顺应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发展趋势，政府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原来的农村市场进货渠道杂乱、假冒伪劣商品多，农民深恶痛绝，对现代流通方式下乡进村热切期待。借浙江省目前正在着手实施的“千镇连锁超市”工程这一平台，求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同时也要提高农民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改善农村消费的社会环境。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文体娱乐业，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从2005年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看，文化用品及娱乐服务已成为农民吃住之外，最大的消费支山，这方面的消费需求还将在今后持续升温。因此，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引导和支持企业投资农村文体娱乐业，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3．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打消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目前，浙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覆盖面较低，农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心理。因此，政府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对低收入农民的救济等，同时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惠及更多的农村居民，打消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农村消费趋势范文2
【关键词】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漾濞县 农村居民
漾濞县是典型的民族贫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6.7%，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47.3%。漾濞县也是云南省73个国家级重点扶持县之一，大理州9个国家级重点扶持县之一。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逐年攀升，消费结构有所改善。居民消费倾向是反映人民生活质量变化和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进行实证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并探寻出对策。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一、漾濞县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析
1、漾濞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1）边际消费倾向随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表1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漾濞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近年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上呈现出递减趋势。
（2）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呈递减趋势。不同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差距较大，高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低收入户。凯恩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在漾濞县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得到了验证。
（3）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增。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吃、穿、用、住等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反映在食品、衣着、设备及杂项、居住等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用于满足享受需要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正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用于满足发展需要的文教娱乐边际消费倾向高居不下这一方面说明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反映了中低收入户教育负担过重。
2、漾濞县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析
（1）平均消费倾向随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从表1分析漾濞县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递减趋势。
（2）消费需求支出顺序分析。按照2008年平均消费倾向数值大小排列，各类消费需求的支出顺序为：食品、居住、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运输、医疗保健、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
食品平均消费倾向最高，2008年漾濞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27.17%。但消费比例不断下降，2008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比2000 年的35.67%下降8.5个百分点。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食品是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消费资料。特别是在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不高时，农村居民首先考虑的是购买食品，增加食品的消费数量，满足吃的需要。二是食品消费水平及结构发生变化。粮食消费所占比重基本趋于稳定，食油、猪牛羊肉、家禽、蛋及制品、水产品、蔬菜等所占比重趋于提高，居民开始注重饮食结构。
居住消费支出较大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显著特征。2008年漾濞县农村居住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5.31%，在各类消费支出中居第二位。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特别注重“住”。二是农村新一轮的建房业正在逐渐兴起，许多农房已陆续进入翻修期，使农村市场上对砖、瓦、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和瓷砖等装修材料需求逐年增加。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也逐年快速上升。2008年漾濞县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3.24%，在各类消费支出中居第三位。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村居民开始追求精神需求上的满足，文娱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和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趋于增加。二是随着各项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农村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趋于增加。
漾濞县交通和运输消费支出占总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2008年交通和运输方面的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4.87%。原因有：一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增加，加速了交通和运输消费支出。二是城乡经济日益繁荣，商品流通更加活跃，增加了交通和运输消费支出。
2008年漾濞县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5.18%，主要用于耐用消费品、日用杂品和家务服务等方面的消费。
二、漾濞县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不断走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高低收入户的比例、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
1、收入差距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目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刺激效率、激励创新为主的分配方式，由于居民所拥有的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008年漾濞县农村居民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2000元，同时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低收入者，使得消费倾向不断走低。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集中的趋势和高收入者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共同作用，导致了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2、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支出预期增加，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养老、子女教育、购房、医疗等预期支出增加，同时由于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防范性储蓄心态加重。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当储蓄增加时，消费必然减少。因此，由于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导致防范性储蓄增加，使得整个社会消费水平下降，最后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3、不良的消费环境制约消费增长，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在类边际消费倾向中，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少得最多，从2000年的0.23减少到2008年的0.12，几乎减少了一半。如果市场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使食品等消费减少部分实现有效转移，保证消费水平的稳定和增长，则边际消费倾向不应下降。但是，不良的消费环境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如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不合理的价格和收费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假货横行损害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导致了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
三、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对策建议
1、继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中等及以下收入阶层的收入
当前，要坚持和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努力增加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向农业生产力的转化，大力发展当地优质高效核桃种植业。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合理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和就业。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对中等及以下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税收、社会帮扶、就业培训、低收入户子女上学费用减免等多种手段，提高其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为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奠定基础。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等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在加大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力度时与这些改革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却不完善，这是导致农村居民预期心理落差和即期消费支出减少的重要因素。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使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即期消费的安全感。同时，要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让他们能看病、能上学，无消费后顾之忧，农民才会适度释放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3、工商企业应该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发产品和组织货源
在现代经济系统中，供给与需求具有同一性。可见工商企业应该根据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的变化进行全面市场调查研究，根据农民需要调整农村市场商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发现和培育农村新的消费需求点。同时，也要对农村居民中各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开发市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4、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的软硬环境
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也制约着消费。因此改善其消费的软硬环境也是提高农村消费倾向措施之一。首先加强硬环境建设，通过改善农村的用水、供电、交通和通讯条件以及售后服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家用设备及服务方面的消费奠定环境基础。同时，加强软环境建设，要保证农村市场物流、商流、信息流的顺畅，加快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加大对生产生活两用型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对农民用于交通通讯等生产生活两用型消费给予利率优惠、优先安排等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引导农民合理消费，为农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创造条件。
（注：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0371。）
【参考文献】
[1] 秦顺乔、周永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实证分析[J].企业经济，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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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变参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较高且相对稳定，暂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变动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大于暂时收入弹性。为此，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其中提高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应作为重点。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61－05
一、引言
消费、投资、出口构成的总需求决定经济增长，其中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的经济实践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易受到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都对我国出口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引致经济增长的异常波动；增加投资能够有效抵消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增加投资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同时，政府增加投资的行为会给民间投资带来挤出效应，长期看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由此可见，扩大消费已经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必然优选途径。伴随国内市场由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障碍，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机制拉动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我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模式与城镇居民消费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受农村消费习惯与消费环境的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作为拥有9亿多农村居民的农业大国，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
消费理论认为无论短期消费函数还是长期消费函数，收入水平都是其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凯恩斯 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短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前实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趋势，并且消费具有“完全可逆性”①。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到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及消费和收入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即消费具有“示范性”；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其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会受到过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具有“不可逆性”②。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安排一生的消费，使其一生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费，因此，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以后各期收入的期望值、初始时资产和个人年龄大小有关③。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其现期收入决定，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持久收入是其一生收入的平均值④。国内学者针对居民消费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减旭恒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对于持久收入的敏感性较强，而对暂时收入的敏感性较弱，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⑤。董长瑞、梁纪尧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持久收入是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⑥。杭斌 假定我国城市居民把财富目标和持久收入作为其跨期消费决策的主要依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随着财富目标的提高，城市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着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⑦。艾春荣、汪伟将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引入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农户是否受流动性约束，农户的当期消费均由持久收入决定，但非农劳动投入依据流动性约束的程度进行调整以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⑧。
二、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及暂时收入的动态关系变参数模型分析
我们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分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收入一般可以分解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部分，居民对不同类型的收入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并将其收入中持久收入变动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暂时收入变动的大部分用于储蓄，其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增长使得他们的心理预期稳定，倾向于选择消费，而农村居民对暂时收入的增加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增加消费的效应不明显。弗里德曼给出现期持久收入的计算公式如下：
PYt = Yt-1+θ（Yt-Yt-1）
= θYt+（1- θ）Yt-1 （0
其中，PYt表示现期持久收入，Yt表示现期实际收入，Yt-1表示前一期实际收入，θ是权重。θ值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决定了持久收入的大小。弗里德曼认为，θ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根据过去的收入变动情况做出现期收入的变动是否持久的预期，如果人们预期现期收入的变动是长期的，权重θ取值较大，反之较小，收入不稳定群体具有较低的θ值，而收入较高的群体权重θ较大。暂时收入是实际收入和持久收入的差额，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1957）计算公式计算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计算公式为：
PYt=（Yt+Yt-1+Yt-2）/3（2）
Ys = Yt - PYt（3）
其中，PYt、Yt、Yt-1含义同（1）式，Ys表示现期暂时收入。
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 1985年至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使用弗里德曼的计算公式计算出1987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再应用变参数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和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系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变化是普通的最小二乘法等固定参数模型无法表现的，为此，本文采用变参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利用弗里德曼的计算公式分解出的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以及消费支出消除价格因素之后的数据，建立关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CPt）、农村居民持久收入（INLt）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INSt）的变参数模型，其形式如下：
量测方程：CPt=119.25+a1t×INLt+a2t ×INSt+et（4）
（6.34）（42.27）（6.93）
状态方程：a1t=a1t-1（5）
a2t=a2t-1 （6）
其中，a1t、a2t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农村居民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常数项表示自发消费。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40.37，AIC值是12.38，SC值是12.48。表1给出了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各年份的具体值，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与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变化趋势。
表1 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图1 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图2 农村居民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图1中a1t的变化趋势表明持久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a1t个单位。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0.63-0.72之间，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每增加1元会导致农村居 民消费增加0.63-0.72元。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1987年至1990年间表现出较强的波动，其中在1988年达到最大值0.72。这是由于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对持久收入增长拥有较高的预期，并且持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高，但是出于对土地政策连续性的担心，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因此导致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较为剧烈。1991年至1997年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在0.69附近。这期间我国农村居民名义收入增长较快，但由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较小，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的心理预期较低，同期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且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以1998年为转折点，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急剧下降，1999年之后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0.63-0.65之间。对于我国农村居民而言，不够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村居民在医疗和养老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校扩招和学费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农村居民的子女教育支出大大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减弱，这得益于我国农村医疗与农村养老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1987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0.63-0.72之间，这体现了我国农村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农村居民基于持久收入水平的消费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图2中a2t的变化趋势表明暂时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a2t个单位。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与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完全相反的趋势，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的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在2005年之后甚至达到了1.02-1.50。其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理念不断提升，在消费路径的选择过程中不仅考虑当期的实际收入，还会根据持久收入规划其消费的路径，此外，在必要时考虑借贷或者动用储蓄以满足当期消费；与此同时，消费中存在的“示范效应”也使得农村居民在消费时不仅考虑自身收入，而且会考虑周围其他人的消费状况。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1987年至1990年间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在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达到最大值的1987年，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达到最小值-0.88。1991年至 2004年，农村居民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缓慢的上升趋势，保持在0.49-0.83之间，2005年以后则以较高的速率上升，并维持在1.02-1.50之间。在1996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长期小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相吻合。在1996 年之后，随着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和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高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观点不一致。这是因为相对于持久收入稳定的上升趋势，我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波动性。1996年之前，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均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而在1996年之后，暂时收入的波动性越来越大，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之后迅速上升的过程，从1996年的105.29元急剧下降到2000年的30.02元，之后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164.30元，而农村居民消费一直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证实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之间是一种非同步变动关系，导致了农村居民暂时性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另外，随着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及从事非农业的经营活动情况的大量出现，虽然这种隐性收入难以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数据中体现，但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隐性收入极有可能影响到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公式计算得出的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在1990年以后各个年份取值均为正，因此我们可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CPt）、农村居民持久收入（INLt）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INSt）三个变量分别取对数，建立变参数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CPt=1.16+b1t×lnINLt+b2t×lnINSt+et
（5.39）（67.97）（6.36）（7）
状态方程：b1t=b1t-1（8）
b2t=b2t-1（9）
其中，b1t、b2t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和农村居民消费暂时收入弹性，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2.49，AIC值是-1.05，SC值是-0.95，表2给出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弹性各年份的具体值，图3和图4给出了b1t、b2t的动态变化趋势。
图3表示b1t的变化趋势，即持久收入每变化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b1t个百分点。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系数在0.62-0.82之间，持久收入每增加1%能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2-0.82%；在1990年至1993年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波动性较大，1987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0.81。1994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下降态势较为平缓，尤其是1998年至2003年间，年平均降幅仅为0.0018。这表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受1998年刺激内需政策的影响仅有小幅下降，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弹性对刺激内需政策的敏感性较弱，增加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政策对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性趋于下降。而在最近的2004年至2009年间，我国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与投资欲望增强是导致其持久收入弹性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从图3的变化趋势中还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保持在0.74-0.79之间趋于稳定，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是十分稳定的。
表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图3 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
图4 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
图4表示b2t的变化趋势，即暂时收入每变化一个百分点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b2t个百分点。图4中的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与图3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类似，在1994年之前，暂时收入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波动较为剧烈，而在1994年之后波动较弱。相对于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上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1994年至2009间上升幅度较小，这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为0.03-0.12，即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每提高1%能够带动农村居民总消费提高0.03-0.12%。在2004年至2009年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暂时收入弹性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弹性值为0.065-0.117之间，这说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增加对其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趋于增强，这与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一致。进一步地，通过观察图4和图2比较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发现，虽然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持久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较大，而暂时收入的比重较小，所以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拉动其消费的作用弱于持久收入。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1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较为剧烈，而在1991年之后，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趋于平缓下降，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上升，1996年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了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从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暂时收入弹性来看，1994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暂时收入弹性波动较为剧烈，1994至2004年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趋于平缓上升，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趋于平缓下降，而在最近的2004至2009年间，两者上升、下降的趋势均呈现加速的特征。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增加都能刺激消费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较高且相对稳定，暂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变动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大于暂时收入弹性。因此，促进农村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是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但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应当侧重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方面。
首先，应当消除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不稳定因素，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的抗灾能力，不断完善农产品保护政策，降低自然风险。同时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减低市场风险。由于量入为出的消费理念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在消费方面十分谨慎，因此只有切实增加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其次，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补贴，增加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暂时性收入的增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率，搞好社会救济和扶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扭转代际养老的困局，只有减少农村居民因不确定性预期而形成的预防性储蓄，才能有效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欲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注释：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页。
② J. S. Duesenberry,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③ F. Modigliani,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④ M. Friedman,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⑤ 减旭恒：《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经济科学》1994年第1期。
⑥ 董长瑞、梁纪尧：《中国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6第2期。
⑦ 杭斌：《基于持久收入和财富目标的跨期消费选择――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7年第2期。
农村消费趋势范文4
关键词：城乡居民消费 旅游消费 消费率 平均消费倾向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国家一系列促进政策的出台，国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和热情被广泛的调动起来，国内旅游市场日益旺盛。在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倾向阶段性下滑的情况下，国内旅游消费以其强劲的发展态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当下刺激消M、缓解内需不足的消费热点。
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本部分运用消费率和平均消费倾向两项指标，反映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特点。其中消费率是指当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额除以我国支出法GDP数值所占的比重，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城乡居民消费除以城乡居民收入所得的比重。
如表1所示，虽然居民整体消费额水平呈不断上涨趋势，但居民的消费率水平却呈现下降趋势，于201 1年止跌回升。具体而言，在1994-2000年之间，居民消费率变化比较平稳，整体波动幅度较小。然而，从2001-2010年之间，居民消费率由45.83%下降到35.92%，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居民消费率下降程度比较明显。2011-2014年，居民消费率呈缓慢上升趋势。分城乡不同类型的居民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在1994-2000年之间，呈稳步上升趋势；从2001开始，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从2001年的31.10%到2010年27.66%，整体下降约4%。从2011年开始，消费率呈回升趋势，到2014年，上升至29.40%。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在1994-1997年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在1996年的时候出现小幅度的上升；然而，从1998年直到2014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呈显著性下滑，消费率较城镇居民而言，整体偏低
如图1所示，整体而言，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致在65%-85%之间浮动。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如1995、2000、2002年等，略有上升之外，整体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的阶段性波动比较明显，1994-1999年间呈快速下降的趋势；2000年出现小幅度上升，2000-2004年之间变化趋势较为稳定；2005年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与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增加农村收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的战略定位不谋而合，但在2009年以后，呈现短暂下降的趋势，到2013年，开始大幅回升。
三、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现状分析
本部分使用旅游消费率和旅游平均消费倾向这两项指标，来描述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其中旅游消费率是指当年全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额除以我国支出法GDP数值所占的比重，旅游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当期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除以城乡居民收入所得的比重。
如表2所示，旅游人次和旅游消费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出游人次方面，除2003年以外，其他年份呈直线增长的态势，且平均增长率为10.37%。旅游消费方面，居民总体旅游消费额、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额以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额分别从1994年的1023.5亿元、848.2亿元以及175.3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30311.9亿元、24219.8亿元以及6092.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12%、19.19%和21.60%。在旅游消费率方面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和阶段性。整体居民旅游消费率从1994-2002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03-2008年呈现小范围波动态势。从2009-2014年，呈直线上升趋势。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率的波动态势受我国大的消费环境和宏观政策的影响较大，如1998年、2003年、2008年等都出现较为明显的消费率下滑现象，这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率的起点较低，从1994-1999年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000年以后有所回落，但大多数年份保持在0.80%-0.95%之间。
如图2所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旅游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上升趋势。就城镇居民而言，其起伏阶段与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而农村居民而言，1996-2000年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3年以后与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致一致。
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比较
本部分使用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占一般消费的比重和消费平均增长率两项指标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消费平均增长率是指1994-2014年间的年度消费增加值/上一年消费额所得比重的平均值。
如表3所示，整体而言，我国居民的旅游消费部分占居民消费的比重，除了个别年份（如2003年、2008年）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之外，总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的4.77%上升到2014年的12.48%，平均比重为7.62%。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其整体的变化趋势较为接近，平均比重为7.98%。而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的趋势呈现浮动式上升，平均比重较城镇居民略低，为7.18%。
如图3所示，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和旅游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之间存在差距。相比较而言，不同类型的旅游消费平均增长速度皆快于居民一般消费的增长速度。其中，总体方面约高出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方面约高出5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增长率表现最为显著，约高出12个百分点。
五、结论和建议
农村消费趋势范文5
本研究将从“按照城镇水平消费食品”与“按照美国水平消费食品”两个维度探讨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情况，分析这种消费模式转变趋势是否会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威胁，进而判断中国是否需要进行消费模式调整。
二、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为了判断并预测在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变化后的农产品供需情况，本研究假设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在未来某一时点，全体中国居民（城镇与农村）将以目前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消费食品。
1.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各类食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城镇与农村居民的食品直接消费量仍存在较大差异。在粮食方面，由于部分粮食被用于加工其他食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量（口粮）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然为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都呈增长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9.26公斤，而农村居民则为6.60公斤。肉禽及其制品的人均直接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10年来的人均肉禽及其制品的消费量大约增加了30%～40%。蛋类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2011年该类农产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大约为农村居民的2倍。奶类直接消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的1.5倍，而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人均消费水平的5倍左右。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大部分食品的直接消费都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只有粮食类食品（口粮）的直接消费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下降，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类产品被用于加工生产或者转化成其他食品，随着其他食品消费量的上升，这部分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因而从总量而言，粮食需求量仍然是上升的。
2.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现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这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按照2011年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的话，除了粮食（口粮）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需求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源计算而得，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主要农产品人均直接消费量有较大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粮食-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11.87千克/人、蛋类4.72千克/人、奶类12.74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农村居民都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11.87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4.72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增量加12.74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农村居民完全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直接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5911.01万吨、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174.65万吨、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779.34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09.90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36.46万吨。
3.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上文的假设，将2011年的食品消费情况作为基准，当全国的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的农村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带来如下冲击。第一，粮食（口粮）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10.35%；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13.20%；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9.79%；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1.02%；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1.95%。
另外，如果从城镇化角度探讨此问题，则可假设10年或者2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5%。那么如果75%的城镇居民都以现有的城镇水平消费食品的话，也将给中国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前文所述，我们假设人口总数不变，2011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34 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 079万人），如果城镇化率为75%时，城镇人口则为101 051万人，这意味着有31 972万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将上述转变人口数分别乘以前文分析所得的城乡人均消费量差额值，则可得到75%城镇化率条件下，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城镇化率达到75%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将受到如下冲击。第一，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5.04%；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6.43%；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77%；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5.37%；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10.69%。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城镇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需求量。除了粮食产品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其实粮食类产品的需求并未减少，因为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粮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食用植物油、肉类、蛋类及奶类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三、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按照美国水平消费”是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变化的第二种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为农产品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为了明确这种影响，本研究假设随着“按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不断发展，未来某一时点将出现极端情况：中国人将全部以目前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
1.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那么中国食品需求量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按照2009年美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除了谷物（口粮）和蛋类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由FAO数据库、USDA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中国居民的消费现状与美国居民稳定的食品消费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谷物-63.09千克/人、油类24.95千克/人、糖类52.61千克/人、肉类2.69千克/人、蛋类-4.04千克/人、奶类63.25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居民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谷物直接消费量减少63.09千克/人、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4.95千克/人、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52.61千克/人、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69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4.04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63.25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中国居民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谷类直接消费量减少8 500.58万吨、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 361.29万吨、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7 088.33万吨、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62.10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543.74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 536.11万吨。
2.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前文的假设，以2009年的食品消费作为基准，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2009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产出带来如下冲击。第一，谷物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谷物产量的16.37%；第二，油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油类产量的254.12%；第三，糖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糖类产量的471.93%；第四，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55%；第五，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9.34%；第六，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24%。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直接消费量。除了谷物（如同前文所述，尽管谷物的直接消费量有所减少，但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谷物需求却大量增加，因而谷物的总需求量仍然是增加的）和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油类、糖类、肉类及奶类产品的需求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四、 思考：消费模式改变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1. 供需变化与农业产业安全。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种趋势。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中国人的农产品直接消费量将产生较大的变化，进而对农产品产出带来冲击。
当然，农业产业安全是指农业产业体系意义上的安全，应该既包括消费者安全，又包括生产者安全以及市场稳定。如果从中国社会繁荣、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消费者安全应放于第一位，毕竟每个中国居民都是食品的消费者，消费者安全涉及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因而如果消费者安全受到冲击，必将威胁到农业产业安全。而农业产业角度的消费者安全主要体现在能否保证每个消费者都有足够的食品进行消费，这无疑将受到国内农产品供需变化的影响。可见，当国内供需变化对消费者安全产生直接或者潜在威胁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2. 消费模式与农业产业安全。那么，消费模式变化是否已经构成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则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是否会对消费者安全存在威胁。
尽管前文的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是在不考虑农业生产率提高，产量上升的前提下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析没有意义，相反这将给予我们一定的警戒与启示。一方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受限于土地、水资源等稀缺要素，即使不断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实现大部分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也较低。尤其是当中国居民都实现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时，油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5倍、糖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4.7倍、奶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2倍，这种大幅度的需求变化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内农业生产率提升来实现。因而消费模式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农产品的自给率，对中国居民食品消费产生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中国农业领域内能不断进行革命性技术创新，大大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国内的农业产出能够满足这种因为消费模式变化而增加的农产品消费量，这是否就意味消费模式变化不会对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国内农业产出能通过变革性技术创新来应对这种消费的大量增加，也改变不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对国内农业产出带来压力的必然事实。换句话说，如果通过调整使得消费模式不发生这种趋势性转变，则将大大减缓国内农业生产的压力，降低消费者安全的潜在威胁。
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国内食品供需角度而言，消费模式将影响消费者安全，进而导致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能够随着消费模式转变和大部分食品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将是潜在，即如果能控制调整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将能大大减缓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压力，为其他产品释放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这种消费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增量，则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是直接的，部分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将大大降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做出了趋势性判断，并通过数据估计的方法简单测算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对国内农产品供需的影响作用，从而判断消费模式变化是否会威胁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尽管数据测算部分并未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数据本身也存在统计口径差异等问题，但这仅会对数据精确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未影响趋势性判断。而本研究重点在于趋势与影响作用判断，而并非数据预测，因而上述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作用有限。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个变化趋势。（2）中国人消费模式的变化趋势将使部分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进而给国内农产品供给带来压力，消费模式将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农村消费趋势范文6
关键词：要素配置；劳动力；资金；收入；消费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18-0015-03
淮安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基础战略。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因此，城乡要素配置及变动进行分析，对淮安市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城乡劳动力、资金、商品、收入、消费等要素配置状况及变动进行初步分析。
1 淮安市城乡劳动力要素分析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是其中唯一的具有能动性要素，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严重抑制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当前，淮安市也存在类似问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流动。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到收入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转移出去，仍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这就造成了乡村劳动力的过剩和城市劳动力紧缺的矛盾。
近年来，淮安市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2007年淮安市农村劳动力劳人口比重为72.07%，到2008年比重下降低为71.53%，2009年比重仅下降为68.3%，2010年全市农村农业人口为363.26万人，比重为67.43%，由此可见在，虽然全市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在数量上和比重上都呈在不断下降趋势，许多农业劳动力已经开始不断的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农村人口转移的比例仍然偏少。从淮安市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行业来看，淮安市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中的运输业、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其中主要流向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低端产业，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所致。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其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这部分劳动力基本不再从事第一产业，转而流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 淮安市城乡资金要素分析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实现资金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流动才能够进一步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当前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现阶段，淮安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城乡的投资力度，根据财力逐年加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和数额。从表1可以看出，淮安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2年的180.2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21亿元，绝对数增加了740.79元，平均每年增长了45.6%左右；淮安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进一步加大，在资金总量上由2002年的7.91亿元到2010年的79.79元，增加了71.88亿元，年均每年增长达到了100.97%。从2002年到2010年淮安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投资总额都在不断增加。但是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比较来看，乡村的投资额远远小于城镇的投资额。从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城镇投资额占投资比重的51.55，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只占4.39%，城镇的投资额是农村投资额的11.75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绝对数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淮安市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个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65.52%，农村投资额只占8.66%，两者之间相差了7.56倍，投资总额进一步拉大。因此淮安市城市与乡村之间资金流动仍然不合理，农村投资总额虽然增加了，但从投资比例来看所占份额较小，资金缺口较大，大量的资金仍然在城镇流动。
3 淮安市城乡商品物质要素分析
城镇与乡村之间物质要素相互流动是以城乡之间商品流通为主要载体，而城乡之间各种商品交易活动是城乡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文章采集了淮安市2005年～2010年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同时以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来衡量淮安市城乡之间商品物质要素相互流动状况。
由表2数据可知，淮安市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2005年的178.0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35.9亿元，绝对增加了157.83亿元，相对增加1.89倍，处在大幅增长时期；自2005年以来淮安市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左右，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淮安市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所占的比重年均在14%左右，淮安市城镇与农村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无论是在增长的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差距呈逐年增大的趋势，2005年淮安市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34%，农村社会零售额只占到14.66%，城镇与农村之间相差5.82倍，2010年淮安市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21%，农村社会零售额只占14.79%，城市是农村的5.76倍。从总体上看，淮安市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仍处在缓慢发展阶段，在整个淮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比例太小，淮安市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发展阻碍了淮安市城乡之间的商品相互自由流动，同时也进一步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当前淮安市委、市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淮安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切实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壮大，并与城镇对接，加速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4 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分析
衡量一个区域或城市城乡之间是否良性互动处于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区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文章通过对淮安市2005年～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行对比，分析淮安市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状况。
4.1 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淮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大增加，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但是，当前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呈扩大趋势。
由表3可知，自2005年来，淮安市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都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5年9 115元进一步增加大2010年的17 680元，增加量8 565元，增长了94.97%，年均增长15.66%；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进一步增加，从2005年人均收入4 024元增加到2010年7 233元，五年增加3 209元，增长率为79.75%，平均增长达13.29%。虽然近年来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增加，但是淮安市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却进一步被拉大了。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加的绝对数量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从2005年的5 091元拉大到2010年的10 447元；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速来看，近年来虽然增速基本一致，但是也应当看到城镇居民的收入在基数上比乡村要大很多，这就导致了同样的增速下，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绝对数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居民，其结果是城镇居民收入与乡村之间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4.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自2005年来，淮安市居民年收入不断的增加，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由表4可以看出，2010年淮安市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消费额分别为11 638元、4 616元，与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额来比较，2010年淮安市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消费额分别是2010年的1.82倍、1.78倍，淮安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年消费金额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由2005年的3 787元拉大到2010年的7 022元；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来看仍然呈拉大趋势，从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2.46倍拉大到2010年的2.53倍。
观察表5得知，淮安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恩格尔系数却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39.2%下降为2010年36.9%，但是淮安市农村恩格尔系数正在逐年上升，淮安市农村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39.1%已经上升为2010年44.5%，淮安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趋势呈反方向。这主要是近年来淮安市人均收入虽然有了快速的增长，但是近年来淮安市物价水平相对保持稳定，食品价格增长远远低于淮安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食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是居民生活大部分消费品也来自于市场供给，导致了淮安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上升。由于淮安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却一直在增加，这就导致了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恩格尔系数之比来看也在逐年增长，由2005年的1.0已经下降为2010年0.83。根据国际判定标准当恩格尔系数在40%～49%之间为小康型，当恩格尔系数在20%～9%则为宽裕型，根据近年来淮安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则达到了小康型标准，离宽裕型还有很大差距。
新世纪以来，虽然淮安市城乡居民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在消费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在消费水平上都有很大差距，这就导致了淮安市城乡发展没有协调推进。虽然近年来淮安市委、市政府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淮安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强化城乡融合，但是当前由于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差异等因素存在，淮安市仍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 徐明华，白小虎.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的评估结果及其政策含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