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总结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职业教育总结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职业教育总结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1

(20__年7月5日)永昌县职业中学创建于1985年,属于甘肃省重点建设的40所职教中心之一,20__年跻身于甘肃省绿色学校行列。目前学校办校模式为普教、职教、成教“三位一体”,现有50个教学班,2888名学生,其中职高在校学生900多人,共有5个专业20个教学班级,专业包括计算机、电算化会计、电子、机电和财会,181名教职工。学校占地面积25333平方米,建筑面积12900平方米,几年来共筹集资金946万元,修建教学楼、综合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食堂,硬化、绿化、亮化面积15000平方米。学校装配有高标准实验室14个和多功能厅2个及图书室、阅览室、健身房、绘画教室、音乐训练室。已开通全县一流的千兆主干校园网,全面实现了教学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多年来,初中会考、普通高考、职高高考均名列前茅,尤其是职高升学率连续多年达100,名列全市第一。职高毕业生就业率达50(天津纺织工业学校机电、电子短期培训的在合资企业就业,今年有43名学生已报名去天津)。校风正、学风浓、教风实享誉社会是本校的一大特点。

永昌县职业中学从无到有、有小到大、从弱到强,至今已走过了风雨21年,期间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断完善教学设施,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为主,多门类开设专业,先后开设家电维修、服装裁剪、民用建筑、电子实用技术、电算化会计、文秘打字、英语培训、幼儿教育、财务会计、计算机等10个专业,进行了玉雕加工、电算化会计、工人岗前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操作学习四种培训,并相继建立了家电维修、服装裁剪、玉雕加工和食用菌培植四种产业,为永昌经济发展培养了3000多名技术人才,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大中专人才1000多名,部分优秀职高毕业生现在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工作。其中幼儿教育专业两届毕业生全部被市、县、乡各学校幼儿园聘用,英语培训班为乡镇农村学校解决师资力量的燃眉之急,获得了用人单位的交口称赞。电算化会计、计算机已成为稳定的,具有一定优势的拳手专业。成人教育电大工作站开设专业汉语言文学、会计学、水利水电工程、财务与计算机管理、小学教育管理、英语等大专、本科层次专业,6个专业12个教学班,在籍学生154人,学历教育共培养出500多人,在金昌市职业学校中,办学层次最全、规模最大、专业最齐。

目前学校办学模式

一是“1 1 1”东西联合办学模式,学校与天津北辰职专签订了双学籍办学协议,今年100名学生已被录取。另一种是“2 1”办学模式,即在本校上两年文化课,高三分流,基础好的上普通大学,差一些的职高分流,考学、就业两不误。三是“1 2”的大分流,即双学籍学生上一年文化课后进行文、理科职教分流。

在办学特色上

学校以就业为重点,以升学为导向,整合教育资源,为社会培养大批实用性人才。

职教发展规划方面

一、学校在今年已初步实现“订单式”招生,与天津市北辰职专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确定今秋由学校从初三毕业生中招收电子和机电两个专业各50名学生,采取“1 1 1”办学形式,(第一年在永昌县职业中学学习文化课和专业基础知识,第二年到天津市北辰职专学习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学生户籍随即转为天津市户籍,第三年在天津带薪实习,学生毕业后可选择对口专业继续深造,也可由天津市北辰职专推荐直接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就业)。同时,为了尽快打破职高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学校在今年职高毕业生中选拔40名学生,与天津市北辰职专签订职高毕业生短期培训协议,这40名学生在今年参加培训后可直接在天津等地的大型合资企业就业,目前这项工作已进入报名准备阶段。在“东西联办”的同时,永昌县职业中学还与江苏常州服装有限公司联合,实现了“校企结合”的现代办学模式。

二、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__]16号)中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重点办好一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__]3 5号)中指出:“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继续实施县级职教中心专项建设计划,国家重点扶持建设l000个县级职教中心,使其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地。各地区要安排资金改善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条件。”学校为建立永昌职教中心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征用土地48亩,用于建设职教实训基地、学生公寓楼、餐厅等基础设施。本项目总投资预计500万元,学校拟通过自筹、省、市、县争取资金完成此项工程。

三、扩大办学规模,在3-5年内高中招生全部为职业班,增加专业设置,由现在的5个专业增加到8个专业,在校学生达到24个教学班1200人。

四、要在3-5年内彻底转变以升学为指导的办学观念,学校要走出去与深圳、广州、上海等发达地区多渠道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力争达到职高学生50的就业率。

五、缩短学制,采取“2 1”灵活办学模式,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2

7月17日,2013年全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工作总结会在镇江召开。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湘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湘宁在讲话中,首先对今年参加天津大赛期间的系列活动江苏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在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上,江苏以“信息化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主题特装展得到了国家副总理刘延东同志的高度关注和赞扬。在“我的中国梦”主题演讲会上,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陆圆圆同学从全国150多位选手中脱颖而出,以其清丽脱俗的气质和主题鲜明、声情并茂的演讲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并得到了教育部鲁昕副部长的亲切接见。

杨湘宁说,在今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我省中职组共187名选手参加48个竞赛项目的比赛,共获得80个一等奖,45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的好成绩,其中19个项目夺得一等奖第一名。他说,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技能大赛制度认识不到位。二是技能大赛“四覆盖”仍不完全。比赛并没有做到全面覆盖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学生,所有的专业。三是技能大赛成果反馈教学仍不充分。很多大赛的成果还没有完全应用到日常教学中去,真正达到用技能大赛引领课程改革的目的。四是技能大赛经费保障不到位。有的地方对技能大赛获奖的选手和教师的奖金都还没有落实到位,没有设立专项经费,严重影响了大赛的质量。

杨湘宁要求,一要充分认识技能大赛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技能大赛“四覆盖、四促进”,实现技能竞赛由阶段性工作向常态性工作的转变,由部分师生参与向全体师生参与的转变,真正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的良好局面。二要进一步提高技能大赛组织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技能大赛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全面提高技能大赛组织管理水平。三要加大对技能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研究指导省内技能大赛的组织,项目设置和开发;研究指导全国技能大赛的集训工作;研究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日常技能教学;四要进一步加强教师技能竞赛专项培训工作。让教师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省赛和国赛的竞赛内容,结合竞赛项目提高专业技能培训。五要扩大与行业的合作,提高行业及相关部门的参与度。他说,要重点做好如何探索科学高效的省赛制度和大赛成果反馈教学两个课题的研究。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3

一、认真开展学法普法内容

一是始终突出了宪法的学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以来,我司就确定了以宪法的学习宣传为普法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使这贯穿“六五”普法教育工作的始终。二是按照县法宣办的统一部署,组织全体干部员工,采取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了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仲裁法、个人所得税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自学《食盐专营办法》和碘缺乏危害宣讲知识。三是切实抓好了《干部学法用法读本》学习、征订工作。

二、结合本职工作,深入推进普法宣传活动

我们以盐政营销人员,深入所辖各县乡镇村、学校、厂矿、社区、经营户进行市场稽查为载体,组织普法宣传人员随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向群众广泛宣传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地调动了群众学法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意识。

三、积极开展法治实践活动

一年来,我们在对食盐经营户、企业加工用盐户等涉盐对象进行盐政执法时,十分注重把执法过程变成法制宣传的过程,结合案件查处,向当事人积极宣传《行政处罚法》、《食盐专营办法》等法律法规,着力提高执法对象的法律意识,促使其守法经营,依法用盐,从而使用法治实践成为普法教育的最好课堂。

四、努力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4

关 键 词:资本结构;产业特征;竞争战略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89-05

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取得长期资金的各项来源、组成以及相互关系,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产业组织理论是从竞争与垄断的角度研究同一产业内部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问题。产业组织的有关研究均是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来进行竞争战略决策的,忽视资本结构的可能作用;公司财务的有关文献则认为产品市场是给定的,其作用仅仅是产生一个外生的现金流,其决策基础是股东价值最大化。1986年,Brander和Lewis的《寡占与资本结构:有限责任效应》一文证明了企业资本结构影响产品市场均衡,首次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融合起来。[1]此后,产业组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受到金融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研究了资本结构对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投资能力、产品定价行为和业绩的影响,产业特性和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结构的动态演变特征。基于产业组织的资本结构研究为企业设计其资本结构,从而为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优良的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该领域的研究沿用了财务观点,即公司经理人员是按照股权价值最大化进行决策的。

基于产业组织的资本结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企业的产业特征(投入/产出特性)与资本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路径;二是基于产品市场上企业竞争战略和资本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路径;三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和资本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路径。本文按照产业特征、竞争战略、生命周期的顺序来综述有关研究成果。

二、产业特征与资本结构

在对美国国内企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不同产业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差异(Bowen,1982;Bradley,1984);[2-3]Aggarwal(1990)研究了亚洲12个国家中940家大公司的资本结构,发现日本、中国台湾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产业间差异。[4]其中,Bowen、Bradley的研究发现,同产业企业具有相似的资本结构,不同产业的资本结构则确有差异,并且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大约27.5%的美国公司资本结构差异可以由公司所处的产业来解释。从国内的相关研究看,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各产业间的资本结构存在差异,约9.5%的公司间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公司的产业特征来解释(郭鹏飞、孙培源,2003)。[5]现有的文献对于资本结构的产业差异主要从产业投入/产出的专用性角度予以解释。

1. 资产专用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资产专用性指资产价值严重依赖于资产一体化组织,离开组织后,该资产价值将大跌。所以,专用性程度高的资产用途单一,变现时价值损失大,而专用性程度低的资产用途广泛,变现时价值损失小。Williamson(1988)认为,资产专用性程度影响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6]由于股权融资为投资者提供了更直接的资产控制权和监管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因而更适合为专用性程度高的项目融资;负债融资只为投资者提供非常有限的资产控制权和监管能力,不适用于专用程度高的投资项目。Vilasusoh和Minkler(2001)根据Williamson(1998)的研究结论,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量特征和实证检验,得到与Williamson完全一致的理论结论,即在其他条件一定时,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7]此外,产品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价格战或者营销战,利润和经营现金流入随之下降,负债比率高的企业容易陷入财务危机。具有谈判地位的供应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角度可能对企业进行清算,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公司的清算价值越低即破产成本越高。因此,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企业可能更多地采用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Myers(1977)指出,与无形资产(譬如技术和人力资本等)相比,有形资产(土地和房屋建筑)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破产时价值损失有限,并且可以用作抵押,减少债权人的成本。[8]因此,企业的有形资产比率应同负债比率正相关。Bradley(1984)、Rajan和Zingales(1995)、Booth等(2001)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结论。[3][9-10]

2. 产品专用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产品具有专用性相当于消费者在购买这种产品时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企业需要给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Titman(1984)指出:公司破产清算会给顾客或者消费者带来成本。[11]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消费者预期其所能够享受到的售后服务会大打折扣;如果企业最终破产,那么消费者还要付出代价高昂的转换成本。因此,对生产较高专用性产品的企业而言,消费者会十分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一旦陷入财务危机,消费者会减少购买量,转向经营更为安全、售后服务持续能力更强的企业。产品的专用性需要有提供专用投入品的供应商,在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供应商为了控制风险,也会尽早地与危机企业脱离,不愿与危机企业签约和供货,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财务危机加剧。因此,考虑到资本结构的“信号”作用,生产较高专用性产品的企业将选择较低的负债水平。Maksimovic和Titman(1991)认为,即便是那些非专用的产品也会遭受同样的结果。[12]由于“高质量”声誉将随着厂商破产而丧失,所以消费者认为制造商制造“高质量”产品的激励将随着债务增加而递减,负债比率在这里同样起到了产品质量的“信号”作用。作为结果,企业在选择高负债比率的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由于破产风险增加而对于企业顾客的潜在影响。

三、竞争战略与资本结构

近年来,战略承诺的重要性在产业组织分析中的地位日益崛起。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能对一个产业的竞争特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产业内部的企业深知,一旦承诺起作用,它会使竞争对手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定型化,做出战略承诺决策的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动,并使市场竞争性质产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能力投资、R&D投资等一样,作为企业向市场发出的一项承诺,它向产业内的其他企业表示企业的竞争行为将更加强硬或更加温和,即它具有显著的信号发送功能,同时能够产生战略效应。

1. 产品竞争战略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

Brander和Lewis(1986)指出,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作为一种承诺信号,用以显示自己在产品市场上的产出战略,目的是影响和强迫竞争对手改变战略,甚至把对手赶出市场。[1]为论证其观点,他们设计了一个二阶段双寡头模型,分析了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影响。由于债务的有限责任效应,公司负债比率的增加将导致公司股东追求更大风险的战略,从而使其在随后的古诺竞争中选择更大的产量。然而,绝大部分实证研究并不支持Brander和Lewis的研究结论(Chevalier,1995;Phillips,1995)。Chevalie通过对超市行业杠杆收购(LBO)的事件研究,发现一项杠杆收购方案的公布增加了当地竞争者的市场价值,并且当地市场上大多数超市连锁店在该企业进行杠杆收购活动时,更可能在当地市场上进入和扩张,这些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超市行业负债率的上升弱化了产品市场竞争。[13]Phillips(1995)则检验了美国的纤维玻璃、拖车、聚乙烯及石膏4个产业的债务融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关系,发现石膏行业企业的负债率和产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其他3个产业的这一关系是负的。[14]

Glazer(1994)进一步指出如果从长期考察Brander和Lewis模型,惩罚性的“触发”战略将使寡头之间的串谋成为可能,厂商有发行长期债券、提高负债水平来加强串谋的动因。[15]Masksimovic(1988)按照股权价值最大化假设修改了Brander和Lewis的模型,并指出:企业的债务能力(即在不破坏串谋的前提下,企业能够实现的最大财务杠杆)和企业面临市场的供给弹性呈现正相关而和企业的折旧率呈负相关关系。[16]Brander和Lewis只研究了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的情况。然而,企业的竞争方式既包括古诺竞争,还包括伯川德竞争;企业既面临着需求不确定性,同时还受限于成本不确定性。因此,Showalter(1995)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将古诺竞争延伸到伯川德竞争,同时考虑到需求不确定性和成本不确定性的作用。他发现,企业发行债务的动力既依赖于不确定性的类型,也依赖于竞争的类型。他的研究得出了与Brander和Lewis模型不同的结论:如果企业进行的是伯川德竞争,在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将不会负债经营;而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伯川德竞争的企业将选择一定的负债水平,从而提高产业的产品价格。[17]Schuhmaher(2001)通过一个统一的模型综合了Brander和Showalter等人的思想,主要结论见表1。

表1三种代表性模型的最优债务水平

资料来源:Schuhmaher,Capacity-Price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Aach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2001.

2. 持续经营战略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

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的决策时,往往要充分考虑高负债比率可能带来的风险,考虑如何使企业在后续竞争中能够占有竞争优势,有力抵御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实现持续经营。Bolton和Scharfstein(1990)认为高负债率会减弱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他们发展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二期模型论证了其观点。当企业第二期的融资战略依赖于第一期的产出水平时,如果“鼓鼓钱袋(Deep-pocket)”的竞争对手在第一期的产品市场竞争中实施掠夺性产出策略,就有可能提高企业绩效不佳的概率,这意味着投资者中止投资的可能性增大,结果企业不得不提前退出产业。[18]Kovenock和Phillps(1997)的实证研究为Bolton和Scharfstein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他们研究了十个产业中企业的再资本化与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高负债率确实与企业关闭正相关。[19]Zingales(2000)关于美国1980年解除运输公司管制时各个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与竞争地位和生存能力关系的考察,进一步证实在竞争环境下企业资本结构影响产品市场后续竞争能力,高负债比率对于企业后续投资能力和价格战的财务承受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0]竞争过程中,仅仅经营效率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生存,只有兼备经营效率高和充足财务资源的企业才能够长期存在。因此,在考虑到产品市场竞争后,Myers的融资选择次序受到了怀疑。①Noe指出,当管理层难以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时,会优先选择股权融资而非债券融资。Viswanath(1993)认为,当管理层预期未来投资项目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时,即使目前有大量的现金或者可以进行债务融资,仍然会倾向于进行股权融资。[21]朱武祥等(2002)以燕京啤酒为例,用产品市场竞争解释了企业的负债率显著低于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给出的预测值。[22]

四、产品生命周期与资本结构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从初生到衰亡具有阶段性和共同规律性的厂商行为(特别是进入和退出行为)的改变过程。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进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产品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的成熟度、产品的成熟度、顾客的忠诚度以及市场容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销售额和净利润呈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在产品的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在产品的成长期和成熟期,往往会有不同类型的入侵者在不同的时间做出进入这一产业的选择,使产业的竞争状况发生改变。通过大量、多部门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人们发现在产品早期需求上升过程中,进入者数量达到一个顶峰;在产品中后期,则会发生较大的退出,从而使总的在位厂商数目下降到一个将长期稳定的水平。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处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资本结构的决策,以适应技术不断变化、产品持续改进和公司进行战略转型的需要。

Bender和Ward(2003)认为,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延续的过程中,企业经营风险在下降,而财务风险却在上升。通过运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反向搭配,企业可以制定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融资战略(见表2)。Myers(1977)把企业资产分为当前业务和增长机会,当前业务附属担保价值高,增长机会附属担保价值低。[8]债权人通常在合约中严格约束企业投资高风险的项目,从而与股东产生利益冲突。因此,负债比率高不利于企业对增长机会的投资,或者说企业增长机会与负债比率负相关。Bradley等人(1984)、Bradley和Smith(1995)等人的实证研究证明增长机会(以市值/账面值比值衡量)与负债比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的增长机会越多,负债比率越低,而且短期债务多,长期债务少。[3]Hovakimian、Opler和Titman(2001)的理论模型认为,企业应当以更多的债务融资支持当前的业务,以股权融资支持增长机会。[23]Barcley、Morellec和Smith(2001)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认为,增长机会价值比重高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对于财务危机更加敏感,增长机会的债务融资能力应该为负,而且增长机会越多,债务相对于当前业务的比例应当降低。[24]根据上述研究,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成长阶段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增长机会较多,因此会选择较低的负债水平,而成熟期和衰退期间的上市公司则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Wokukwu(2000)以计算机及外设产业为例,研究了产品生命周期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最优ROI值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由于产品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同,产品生命周期在企业资本结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企业在产品成长期,由于产品利润丰厚,较多的采取内部融资手段,厂商的负债比率较低。[25]

表2产品生命周期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互动关系

资料来源:Ruth Bender and Keith Ward, “Corporate Financial Strategy”, Butterworth Heinemann, 2003:70~95

赵蒲、孙爱英(2005)基于2000~200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46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首次对我国企业产品生命周期和资本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6]其结论认为,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可以由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来解释的比例三年以来稳定的处于3.3%~3.9%之间,平均值为3.43%;成长期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内源融资能力较强,同时增长机会较多,因此企业选择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即负债比率和成长期显著负相关;而衰退期的上市公司,公司经营风险高而财务风险低,公司则选择较高的债务水平,即负债比率和衰退期显著正相关。姜付秀、刘志彪(2005)利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产品生命周期、资本结构决策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27]实证的结果表明,产品生命周期对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在成熟期,企业的负债水平与产品市场竞争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衰退期和成长期,企业对竞争对手的行为越敏感,企业的负债水平越低,即企业的负债水平与企业对竞争对手行为的敏感度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研究对现实中的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在考虑到其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情况的同时,还应该深刻地意识到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

五、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

资本结构研究的产业组织范式有助于解释不同的产业特征、竞争战略和产品生命周期所造成的企业资本结构的差异,这使资本结构研究的视角得以扩大,从而使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入。从迄今的研究成果来看,资本结构决策是企业基于产业特征、公司战略、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以及资本市场等诸因素所进行的综合选择。然而,对于资本结构众多决定因素的重要程度,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将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联系起来的研究不够充分,并且缺乏将资本结构与产业组织变量(需求和成本参数、策略变量等)关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有必要集中于检验特殊模型或模型的类别,试图去发现特定环境下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重要程度。

目前国内对基于产业组织的资本结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不足。其具体表现在:(1)理论基础主要依据国外传统的以资本市场有效为假设的资本结构理论,基本上没有从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融资条件角度来研究,往往把西方传统的资本结构和融资选择理论视为标准,把国内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视为反常,或简单地把资产负债率低视为过度融资。(2)研究方法以一般统计为主,缺乏理论模型和具有理论依据的实证检验,研究样本没有区分不同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的差异,因此部分研究结果的结论不免片面、表面化甚至武断。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条件与西方成熟市场差异甚大,加上内部股权比例结构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类,导致国内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不能仅仅依据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和持有现金的规模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过度融资,而需要通过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以及案例分析,揭示我国上市公司在产品市场动态竞争、资本市场条件、监管约束环境下的融资选择行为机理,评价企业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为有效监管上市公司过度融资行为、提高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依据。

――――――――

注释:

① Myers认为,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作为内部人的经营者比外部投资者更清楚企业的真实情况,因此企业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然后是债务融资,最后是股票融资。

――――――――

参考文献:

[1]Brander James and Tracy Lewis. Bankruptc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limited liability effe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 76:956~970.

[2]Bowen, Robertm etc. Evidence on the existence and determinants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 in leverage[J], Financial Management, 1982,11:10~20.

[3]Bradley, Michael, George A. Jarrell and E. Han Kim, On the existence of an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39) 1984: 857~880.

[4]Raj Aggarwal. Capital structure differences among large Asian companies[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990,7: 39~53.

[5]郭鹏飞,孙培源. 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3,(5):66~73.

[6]Willamson, Oliver.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 43:567~591.

[7]Jon Vilasusoh, Alanson Minkler. Agency costs,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firm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1, 44:55~69.

[8]Myers S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7,5: 147~175.

[9]Rajan G.R and Luigi Zingal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Capital Structure? So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J],Journal of Finance(1)1995:1421~1461.

[10]Booth, Laurence, Varouj Aivazian, Asli Demirguc-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Capital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Finance(56)2001:87~130.

[11]Titman,S. The Effect of Capital Structure on a Firm's Liquidation Becis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13, 137~151.

[12]Maksimovic, Vojilav and Sheridan Titman. Financial policy and reputation for product quality [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1,2:175~200.

[13]Chevalier, Judith. Capital structure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upermarke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85:415~435.

[14]Phillips Gordon.Increased debt and industry product market: an empircial analysi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5,85:89-238

[15]Glazer, Amihai. Intertemporal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voting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 1994,11: 278~291.

[16]Maksimovic, Vojilav. Capital structure in repeated oligopolie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89~407.

[17]Showalter, D.M. Oligopol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com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647~653.

[18]Bolton, P. and S. Scharfstein, A Theory of predation based on agency problems in financial contra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1:93~106.

[19]Kovenock, Dan and Gordon Phillps. Capital structure and product market behavior : an examination of plant exit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7,3:767~803.

[20]Luigi Zingales. In search of new found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1623~1653.

[21]Viswanath, P.V.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e pecking order hypothesis and market reactions to equity financ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93, 28:257~268.

[22]朱武祥,等.产品市场竞争与财务保守行为[J]. 经济研究,2002,(8):28~36 .

[23]Hovakimian, Armen, Tim Opler and Sheridan Titman: The debt-equity choi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1, 36, 1~24.

[24]Barclay, Michael J., Erwan Morellec and Clifford W.Smith. On the debt capacity of growth options[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01:1~22.

[25]Wokukwu, Kinsley Chiedozie. Life cycle and capital structur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R],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2000: 1~18.

[26]赵蒲,孙爱英. 资本结构与产业生命周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2005,(3):42~45.

[27]姜付秀,刘志彪. 行业特征、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J]. 管理世界,2005,(10):74~81.

责任编校:史言信

――――――――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5

本次研讨会特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作专题报告,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王建华出席活动并讲话,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处长张大伟主持了当天的全程活动。

作为该套丛书的主编,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黄超文在项目总结会上首先介绍了丛书的“诞生”过程。黄超文介绍,《直击新课程学科教学疑难丛书》是在新课程推进的背景下,基于中小学教师“国培”过程中所沉淀的一些带有共性的教学疑难问题而编写的,由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旨在为教师解疑释惑、指点迷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自 2011 年 11 月丛书项目启动至今,已历时三年多。丛书是涉及基础教育全领域、涵盖所有学科的带有普遍指导意义、明理解惑的大型丛书,共 30 册,总字数约 700 万字。目前图书已正式出版 23 册,有 7 册正在后期的出版审校环节中。编写团队涉及湖南省和全国部分省市知名课程专家、资深学科教研员、一线的名优教师、特级教师和中小学校长共 371 人。

会上,作为丛书的出版方,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所广一对丛书编写团队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致以敬意,对湖南省教育厅在此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教育科学出版社始终把丛书的出版当做全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选题策划、内容选定、修改斟酌上与湖南精诚合作,与每一位作者深入交流,确保丛书的高质量。丛书的出版,凝结着大家的智慧和心血,是湖南乃至全国在新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一件具有分量的智慧工程,成绩属于大家,荣誉属于大家。

历时3年多的编写,对参与其中的老师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学习、吸收和成长的过程。项目总结会上,编写团队的成员代表们上台分享了自己的酸甜苦辣,大家感言,从中切身感受到了“凤凰涅、浴火重生”的淬炼。作为一线教师代表,参与小学语文分册编写、来自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的胡冉动情地说,编写的过程就是一次经验的梳理、实践的反思、理论的夯实、思维的生长过程,是一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蜕变之旅。手捧凝聚着自己心血智慧、散发着墨香的书籍,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内心开满了花,那朵朵的花儿虽然幼小,却色泽动人,充满芬芳。

“非常不容易!”听了大家的发言后,王建华对丛书的出版表达了由衷称赞。王建华担任过多年的中学校长,也担任过多年的教育局局长,他深知新课改推进的不易。他说,湖南是基础教育大省,在新课程改革中作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实践,取得了很多经验和成绩,该套丛书的出版,也是我们对新课改的一大智慧贡献。它体现了对新课程改革多年来课堂教学中的困惑、问题与经验的深入研究,体现了理论联系实践、课改理念与课堂行为对接的实践关怀,体现了教师由课堂实施者向开发者和创造者的转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研究性,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心灵发育和个体成长的智慧宝典。尤其是在当下教辅资料鱼龙混杂的现实环境下,这套高质量丛书走进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案头,意义更加凸显。王建华还希望,丛书顺利出版了,关键还要把成果运用好,要不断总结、修改、提升,真正使丛书成为指导广大教师专业成长的智慧宝典。

王建华还对田慧生院长专程来湖南作学术报告表达了衷心谢意,他说,田院长的报告将为我们下一轮的课程改革带来权威性解读,将使我们更加明确新一轮课改的思路、方向和重点攻坚任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示性,湖南基础教育界将认真领会国家层面对于新阶段新课改做出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在新课改过程中做出新的探索和实践。

讲课之前,田慧生也表达了对丛书价值的充分肯定,认为丛书的整体思路指向了课改的前沿,重点解决了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核心难题,值得大力推介。随后,田慧生围绕《全面深化课改,落实立德树人》做了专题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深入梳理了当前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对主要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重点任务进行了归纳慨括。

作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享有盛名的专家,田慧生参与了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在报告中指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课改的新阶段,国家对新一轮的课改,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体现出了大课程、大教育的特点,新课改不再局限于基础教育领域,还把触角延伸到了大中小学、职业学校等各级各类教育,形成了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协调一致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了统筹规划,理顺了各学段的育人目标,强化了各学科独特的育人内容、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统筹了课标、教材、教学、评价、考试等重要环节的各自作用,推动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的育人格局;加强了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推动解决一些过去没有解决好的突出问题,围绕体制、机制等瓶颈性难题进行重点突破,努力实现基层广泛推动和国家顶层设计任务不断完成的齐头并进新常态;加强了关键环节的改革,如每个学科究竟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素养,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究竟怎样构建,学生课业负担如何切实减轻等,在全面深化课改的重点任务中对这些重要环节的改革作出了深入部署。

职业教育总结范文6

关键词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治理框架;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G7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7-0040-05

职业教育肩负着技术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培训的使命,在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1]。职业教育不仅是社会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之一,而且是“五个统筹”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则是“五个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前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经了10余年的发展变迁,我国职业教育统筹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依旧突出。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依然是新常态下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其中,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统筹了什么?还需继续治理哪些事项?这是第一个需要回答的追问。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有哪些特征和要求?这是未来十年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绕不开的话题。因此,本文总结并反思过去十年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框架,理性分析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时代特征,并就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路径作了宏观阐述。

一、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体系

统筹即“统一筹划”,包括一个过程的五个步骤:预测――计划――实施――指挥――掌控[2]。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3]。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变革,从形态上讲,应该包括“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区域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等[4]。其中,“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是职业教育统筹的主要内容,“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则是核心内容。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体系比较复杂。首先,职业教育统筹的治理主体至少包含了国家、政府、职业院校和社会公众[5]。其次,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客体不仅仅是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还包括聚纳和培育教育资源。统筹城乡职业教育中的各种治理问题和相关事宜具体包括:统筹城乡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资金、师资等宏观事项,也包括人才培养观、培养方式和培养体系、评价体系等微观事宜[6]。第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不仅仅是职教系统内部的统筹发展,还包括职教系统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统筹发展,因此,要从“大职教观”与社会系统的高度统筹规划。第四,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手段不再是简单的控制型管理模式,而是民主型的治理模式,其目的不仅仅只是城乡教育协调均衡,还包括城乡教育的效率提升[7],“职业教育均衡”“职业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和谐”是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重要目标。整个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体系

如图1所示,治理主题构成了过去十年甚至于未来十年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治理事项,这是内容层面的规制;而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思想、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则是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治理框架的结构要素,从治理程序和方法上作了规制。理想的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应该具有配套性、系统性和多样性的属性。因为职业教育统筹并不是职业教育本体的单纯改革,而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总系统、服务于城市与农村的单元融合,不能将城乡职业教育总体规模性增长简单等同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8]。同时,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是多重要素的统整,要在制度、政策、结构等要素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协调好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各子系统。当然,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也没有一种具体、唯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而是权变的、发展的、综合的多元思想和多元实践相统一的结果。

二、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时代特征

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将涉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劳动力大流动五大进程[9],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将面临分化与整合、均衡与特色、竞争与合作、本土与国际和外延与内涵五个问题。就发展趋势来说,职业教育将呈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多元化、结构化、多元功能方向转化[10]。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必须面向人人、面向社会、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世界。

(一)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人人:职业教育平民化、大众化

职业教育始终面对着“人的世界”和“职业(劳动)的世界”,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对职业的需求和社会对人的需要,达到人与职业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1]。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坚持大众化与平民化,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过程与成果,都必须面向人人,以“人人发展、发展人人”为根本出发点,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职业教育的公平和基础教育的公平一样,关系到大多数人的福祉。因此,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在其走向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更深刻的是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问题。近年来,世界职业教育越来越走向平民化,先后出现了“差生”补偿教育、第二语言教育(ESL)、特殊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下岗工人职业培训、妇女职业教育与培训等[12]。这些是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必须进行的有益尝试。

(二)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社会:职业教育联动化、特色化

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更要面向社会。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社会只能通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乃至区域社会的联动发展来实现,在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的联动中,形成特色,从而更进一步符合社会需要。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特色主要是指行业的特色与区域协同特色,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能够在行业里立稳脚,在区域中扎下跟。但是,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的联动中,三个关键问题越来越凸显:一是职业教育发展如何跟进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是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第一个关键要素。二是职业教育超前发展与区域资源配置的矛盾问题,教育理应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区域社会却面临着教育资源的稀缺与教育资源配置的难题[13]。三是职业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公平与效益问题,特别是职业教育普及之后,如何提高?新目标的台阶在哪里,如何达成?数量与规模上涨的同时,公平与效益如何抉择?

(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企业:职教学生学徒化、技能通用化

职业教育是面向生产、面向实践的教育,更是走进实践、走进企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也必须面向企业。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企业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职业教育自身的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面向当地企业;二是区域内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教育规模面向企业,所培养人才能够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各种企业的需要。职业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学生与企业的联系是职业教育面向企业的第一步。在这方面,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工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英国的“工读交替制”都是职业教育面向企业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我国的“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产学研一条龙”也是有益的尝试。然而,现代工作性质的变革、工作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快、生产的自动化对工人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要求更宽。正是鉴于这些考虑,世界各国纷纷改革其职业教育内容,由原来的岗位技能培训转向通用能力(Generic Skills)培养[14]。

(四)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市场:职业教育走向服务、走向高端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需要面向的市场有两个:一是农村经济与农村市场,二是城市经济与城市市场。职业教育具有职教性、地域性等特征,立足和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价值取向。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市场的服务主要有三:一是职业教育为区域市场经济发展输送人才,这是教育意义上的服务;二是职业院校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为区域市场培训技术人才,这是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三是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进入社会,在市场的各行各业服务,这是后续意义上的服务,尤其是随着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职业院校面向服务市场的人才输送与培养更为常见与重要。市场的国际化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市场对技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职业教育面向市场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培训越来越走向高端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民培养和农村劳动力资本转化都必须面向高要求的新市场。而城市市场各行各业技术设备的更新以及顾客的高要求,对职业教育面向市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

(五)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面向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国际化、合作化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纷纷制定新一轮国家技能战略,力图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国民技能水平,拉动经济复苏、助推产业升级、支撑企业竞争。全球化时代的职业教育发展越来越走向联合、走向合作、走向创新[15]。随着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割走向融合,职业教育也走向了联合与合作。在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中,职业教育与国际企业的雇主及行业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加强雇主、行业及劳动力市场参与对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建立联合财团,通过拨款确保中等与中等后教育机构间的合作;引进国外技术师资,参与国内学校教学;与外企签订订单,直接输送人才到外企工作;并通过国家政策和实践的改革创新,达成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契机,支持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在各地的有效实施。

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路径

职业教育全局性的统筹发展则在十六大之后推向了,党的十七大、十后,面向人人、面向社会、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成了推进“新四化”进程中重要的社会变革性工程与实践,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开展实践探索、在实践探索中检验理论成果,是当前推进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重要范式。

(一)在多重理论中寻找支点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包含区域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是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性社会变革,因此,必须系统地、生态地审视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要素与关系。从教育学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主张,也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样态,更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融合的应然追求。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二元经济理论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情,人力资本理论则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着力点,共赢博弈理论则提供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然价值取向,规模经济理论则是当前中国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形式。在大数据时代,加强农村薄弱职业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生成城与乡、校与校之间在信息技术上的合作共享平台和机制,搭建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技术平台、管理平台和服务平台,缩小信息技术上的“鸿沟”,用科技进步推动职业教育实现统筹发展。同时,还必须借助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审视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二)从历史与现实中总结经验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从国外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背景解析入手,深度探析国外职业教育统筹的发展模式,总结其成功经验,并切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经验或移植国外模式。其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必须全面掌握国内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从中分析问题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一方面,选择我国职业教育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或地区,对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譬如东中西三地的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又如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另一方面,要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如对国内职业教育发展领先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成渝地区的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模式与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并推广。最后,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也值得反思。把国内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现状水平正反两方面相结合、相比较,对于全方位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大有裨益。

(三)从逻辑起点寻找发展战略

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包含四种基本逻辑:一是国家的逻辑,即以公平为起点的和谐共生;二是地方政府的逻辑,即以效率为目标的科学发展;三是职业院校的逻辑,即以利益为核心的差序进步;四是公众与社会的逻辑,即问题得以解决的“善治”理想。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治理体系公共理性缺失和多重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在各自不同治理逻辑的驱动下走向行动中的自由博弈。因此,要厘清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治理逻辑之间的相互行为关系,构建一种“基于参与、因为理解、出于认同、所以自愿遵从”的综合性民主治理模式。因为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多重治理逻辑,所以,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具体实施上要按照“城乡联动”“院校联动”“院地联动”“校地联动”的思路,实施“以区带区”“以人带区”“以院带校”“以校带校”“以校带人”和“以人带人”六种模式变革。在深入的、立体化的联动中,推进职业教育统筹发展。

(四)构建多重机制与技术平台

首先,职业教育统筹发展主要有自组织动力、他组织动力和共组织动力三种动力,其动力的强弱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要从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根本需求、物质依托、前进方向和发展创新四个维度去构建并拓展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内部体系运行中,以“和谐共生”为目标,理顺办学机制、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招生就业机制等多重内部运行机制的关系。最后,职业教育统筹的联动机制构架包括职业教育与区域社会、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联动发展。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化审视的高度,以“文化共生”为目标,构建职业教育与区域文化联动发展的相关机制。在多重机制构建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技术平台,基于技术平台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技术,推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稳步进行。

(五)立体化推进职业教育统筹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搭建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和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路径,以突破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路径“平面化”的困境,以“多维对接”勾勒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经络”;以“点-线-面”塑造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血肉”;以“利益”“规则”“效率”的“三维一体”支撑起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骨架”;通过立体式联动道路的构建,赋予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生命活力。在立体化推进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过程中,保障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顺利实施。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包含众多子系统,统筹发展就是通过对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进行时间、空间和功能结构的重组,通过思想观念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和资源保障体系等体系机制的相互调适和协同创新来产生聚众规模效益,从而更好地保障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战略发挥作用。

参 考 文 献

[1]姜大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经验与规律[J].职业技术教育,2011(19):5-10.

[2]林克松,全.“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批判与诠释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71-76.

[3]郭建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7(1):24-44.

[4]邬志辉.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转型[J].社会科学战线,2012(5):194-199.

[5]全,.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多重治理逻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43-52.

[6]李涛.统筹城乡教育的实践探索[J].教育发展研究,2008(20):1-5.

[7][8]李涛,邬志辉,邓泽军.中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统筹什么?改革什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视阈下的“城乡治理论”建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22-130.

[9]李松林.基础教育区域性发展战略与实践――基础教育未来发展新特征研究专题研讨会综述[J].教育研究,2013(3):156-175.

[10]卞韵.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及应注意的问题[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105-106.

[11]熊惠平.关注“穷人经济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新话语[J].教育科学,2006(2):77-79.

[12]刘晓.顺应变革:“后危机”时代的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新动向[J].职教通讯,2010(5):26-30.

[13],周甜,林克松,全.重组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产权安排[J].教育学术月刊,2013(10):53-58.

[14]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关于背景、内涵和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2(11):36-39.

[15]李玉静,陈衍.赢对金融危机:全球变局中的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9(33):24-37.

Abstract Since the “five balances” was proposed,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overal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New normal perio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g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height of academic rational,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path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inding fulcrum in multiple theorie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look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uild multiple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