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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生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采用测量法对373名大学生的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2）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的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
1问题提出
当今的社会要求个体既要有积极的竞争精神，又要有良好的合作态度。作为个体差异的合作与竞争素质对于青少年的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对过度性竞争进行研究以来，合作与竞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Kelley和Stahelski(1970)认为合作与竞争是同一维度中的两极，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现实中存在着合作者和竞争者两种稳定的个体差异，他们具有不一样的世界观，而且对于别人的合作竞争倾向也有不同的态度。后来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个体存在从利他主义到竞争取向的动机连续体，由此区分出四种类型的个体:竞争、个人主义、合作、利他主义。以往的研究表明，合作与竞争可以看作是个体稳定的人格倾向。受经济学领域关于合作与竞争可以并存而且能够实现双赢的启发，谢晓非等从人格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合作与竞争是独立的二维结构，它们相互交叉之后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人格倾向，即高合争者、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低合争者。他们编制量表进行测量并验证了理论假设，对四种类型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
合作竞争倾向与其它心理特征的相关关系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理论上，合作与竞争倾向和个体的社会适应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适应的概念、结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评价工具等方面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在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内在的个体因素。其中的个体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智力因素;二是人格因素;三是前两者整合起来的自我应对策略。皮亚杰的认知论认为，个体的适应过程是同化与顺应的动态平衡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当今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时，要完成复杂的任务，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团队。为了达到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个体需要具有既合作又竞争的特质倾向。至于这些特质倾向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具有怎样的关系，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学生的职业选择等职业行为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职业行为的有效性。Taylor和Betz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与职业决策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包括五个方面:自我评价能力、获得职业信息能力、目标筛选能力、职业规划能力以及职业决策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有研究发现，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品质的员工中，管理者比一般员工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多。虽然个体差异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关于合作与竞争差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发现。鉴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把合作与竞争分开进行各自的相关分析，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谢晓非等人编制的量表，对合作与竞争倾向的四种人格特征在社会适应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广东省选取三所大学共400名本科大学生作为被试，得到有效问卷373份，各年级学生数相当，其中女生237人，男生136人。
2.2研究工具
2.2.1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
采用谢晓非、余媛媛等编制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合作、竞争2个分量表，其中合作分量表共有13个项目，包括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三个维度;竞争分量表共有10个项目，包括过度竞争、自我成长、超越他人三个维度。该量表共有23个项目，均按照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点评分。该量表把合作与竞争看成是两个垂直的维度，这两个维度相交分出四个象限，代表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以被试得分的上下27%为界限，将高低27%合作倾向与竞争倾向的被试分为高合争者(高度合作倾向且高度竞争倾向)、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与低合争者(低合作倾向与低竞争倾向)这四类人群。合作与竞争分量表信度分别为0.85,0.71，同时该量表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2.2.2社会适应性量表
采用卢谢峰等编订的“社会适应性量表”阎，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值为0.88;内部一致性良好，均在0.58-0.78之间，而量表的a系数为0.89;分量表与总量表同质性较好，量表的预测效度值为0.74。总量表由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总体认同和身心症状表现七个维度组成。量表除了七个维度60个题目外，还加有6个社会期望性题目。
2.2.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由赵冯香对Betz和Taylor编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一简式”(CDMSE-SF}进行修订而成，将量表命名为“职业决策量表”，包括五个维度:自我评价、职业信息、目标选择、未来规划和问题解决。正式量表有25个项目，每个维度5小题。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0。
3结果分析
3.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
3.1.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表明，过度竞争维度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而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3.1.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社会适应的比较
以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其七个维度为因变量，以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之外，其它的维度及总分上不同合作竞争类型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其它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2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
3.2.1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包容性、合作意愿和自我成长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自我评价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过度竞争与自我评价、目标选定及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2.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比较
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总分及其五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合作竞争类型在职业决策效能各维度及总分上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各维度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地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其它类型上的事后分析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4讨论
4.1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个体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般认为，良好的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掌握社会生活的技能，遵守社会规范，能与社会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的和谐关系。它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活动而实现的。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包容性和自我成长这两个因素与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都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包容性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共同活动中，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想法和意见，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而竞争中的自我成长主要指个体重在发挥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现实社会正是需要这种具有包容心又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特质心理学强调个体的基本特质对社会适应的作用，当个体的某些特质与现实社会的期待和要求相一致时，这种平衡状态就会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相应地，本研究中竞争维度中的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存在着极显著的负相关也说明这个问题。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就认为社会适应中的过度性竞争是一种病态人格—神经症。过度的竞争或病态的竞争是指个体为了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这种人具有控制、攻击、冒险和贬损他人的倾向，同时取得胜利已经成为这种人无可选择的需要。过度的竞争心理与正常的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过度的竞争者不断将他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和衡量，即使是在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二是过度竞争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独领或者鹤立鸡群。三是过度竞争者对其他人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因为一个竟争者的胜利就是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日。显然，过度的竞争者是我们不提倡的，这种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可能在短期内会达到他想得到的目的，但在长期的社会适应中对自己和社会都不会带来好处。
社会不仅需要积极的竞争者，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合作者，竞争与合作是人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从本研究的结果看，高合作者在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合作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高竞争者，同时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合争者。无论是学习适应、人际适应，还是角色适应及环境认同，我们的社会还是比较认同善于合作的人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毕竟与更广泛的现实社会有所差别。他人所参与的竞争活动没有社会上的激烈和残酷，相反，他们面对更多的是如何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如何适应大学生的一些角色转换，如何安排学习之外的时间等。具有高合作倾向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4.2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合作倾向中的包容性和合作意愿及竞争倾向中的自我成长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我们知道，自我效能并不是指一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自我评价或信心。它主要受到自我成败经验、他人替代性经验、社会劝导、情绪状态等方面的影响。合作意愿是指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个体能够享受共同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当个体意识到别人的付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时，他会为了达成目标而与他人共同努力。无论是互惠性、合作意愿还是自我成长，这些特性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促进个体与环境的和谐，也会增强对未来职业的信心。Ryckman等人经过研究认为个体的竞争性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即过度性竞争和个人发展性竟争。具有个人发展性竟争这种良好竞争倾向的个体在完成目标任务时，并不过分夫汪结果的输赢，!角是更关注任务本身的乐趣。他们更关注的是自我发现、自我提高以及任务本身的完成而不是与别人进行比较，他们向往的是个体成长而不是通过贬损别人来提升自己:对于这样的个体，其他人并不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相反的是能够给自己提供学习和友现自我的机会。虽然个人发展性竞争的个体也渴望成功和胜利，但他们并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显而易见，个人发展性竞争正是本研究所认为的白我成长兑争维度它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个人不但要敢干竞争，还要善于竞争。这样的人格倾向就会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竞争，它与自我评价、目标设定和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前面已经论述，过度竞争是我们社会所不提倡的，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压力。
从合作竞争倾向的类型上看，除了未来规划维度之外，高合争者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总分及其它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一于低合争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特质的个体应该是社会所期望的。这样的人既能顾及他少、与团体的利益，并从中体验到合作而带来的愉悦感，又能发挥自身的潜力，力图超越他人而表现得更加优秀。同时我们也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体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竞争者，而且高合作者在总分上也显著高于低合争者、由此是否说明在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上，合作因索比竞争因素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呢。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与职业决策效能相关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中已进行研究的因素有情绪特征、一般能力、社会地位、种族认同以及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人格特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中，本研究只从合作与竞争的维度进行探讨，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关系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5结论
(l)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2)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范文2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4结语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范文3
学生时代的“死飞仔”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同年,刘细良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学习。他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时常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讨论学校政策。大学四年,他每星期都到中大逯耀东教授办公室和逯教授谈天说地,由饮食文化讲到大陆“”。他评价这是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之后,刘细良放弃历史,改选社会学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程,“当时觉得历史都是过去的东西,缺乏预见社会发展的能力。于是转而学习理论,认为掌握了理论就掌握了现实。”这个转变为他日后从政埋下了种子。
与当时一些人不同,刘细良对大陆充满了好奇,早就认定香港和大陆将是利益的共同体。早在1985年,刘细良便花费三天两夜坐车从成都来到九寨沟,试图了解真实的大陆。
昔日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学生会会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撰文回忆起学生生涯时,无限感慨道:“那个曾经拿着水枪在宿舍‘知行楼’周围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飞仔’刘细良,却已成了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左右手。学生年代的棱角,本来就是理应如此。”
“一流政治评论者”
早在学生时期,刘细良已经开始明白“权力”两字的影响。1988年,刘细良把“大陆工资体制改革”定为研究生论文题目。他前往广州调查一家国营造船工厂,以此为例来研究改革之后工人、政府、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久,刘细良开始打算从政,“我觉得该把关注的重心从中国内地转向香港了。关注对象的改变自然地影响了我的决定。在香港从事政党工作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香港政治的发展。”在同学引荐下,刘细良加入香港民主同盟。
1997年中国前夕,刘细良发现了媒体的影响力,于是投身到传媒中的念头越来越大。他于回归当日停止政党工作,到香港知名报刊《壹周刊》担任执行编辑工作。随后,他担任过《茶杯杂志》和TOM集团香港区总编辑,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主持,和梁文道、沈旭晖主持节目《光明顶》和一个阅读节目《打书钉》。此外,他还在媒体开专栏评点香江政治风云。
由于观点独特文笔犀利,刘细良被公认为香港“一流政治评论者”。
走入政治中心
2006年,香港特首曾荫权留意到刘细良,并希望他能加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担任全职顾问。刘细良认为自己获得青睐的原因在于媒体人的身份,“政治是一门沟通的学问,不论决策多好,如果群众不接受也不会成功。香港政府通过过去十年的发展了解到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性,他们需要有了解媒体和群众的非从政人员参与政府运作。从这个层面出发,于是找到了我。”但他犹豫了。以前可以站在体制外叉腰批评,如今要转到体制中。“十多年前,香港政府不会找上我,我也不会选择进政府这条路。机缘就在于香港政府在这十年来的过程,也影响了我从政的大小起落。当合适的时机来临时我就抓住它。”刘细良最终决定参加这次“冒险之旅”,2006年2月10日,刘细良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他的工作内容是“政策研究”。香港媒体事后评论,刘细良从“野的‘自由’天地,走进建制的‘规范’世界里”。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范文4
[关键词] 高校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体育活动 现状 对策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陕西省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体育活动与健康状况研究》（04G016Z）
本文以陕西省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与体育锻炼为研究对象，了解陕西省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体育锻炼现状，从而为有关部门关心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高校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样范围涉及到国家重点高校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省属学校的延安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地方高校的安康师范学院、咸阳师范学院7所高校。
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网络，查阅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硕士研究生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共138篇，同时阅读了健康社会学等相关书籍10余部。
(2)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的需要制定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工作情况、个人生活方式及体育锻炼情况五部分内容。问卷发放前，对问卷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效度检验：通过本领域内的15位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效度检验，经计算，效度为78%；信度检验：采用再测法，用同样的问卷分别进行2次测试，两次测试时间间隔1个月，以两次测试结果求相关系数，R=0.83。问卷发放首先根据陕西地域特点及高校层次，采用分层抽样，抽取7所高校；其次，在抽取的每一所高校中再进行随机抽样，抽取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2005年5-6月对抽取的调查对象同时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65份（男性380份，女性185份），有效率94.2%。
(3) 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调查问卷利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健康与体育锻炼存在的问题
经过我们调查分析后，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现状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关注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健康意识不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两年来未进行身体健康检查，一方面反映部分单位有关部门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身体健康关心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把自己强烈的健康意识观念没有转化为体育锻炼实践行为。
2.患病率高，令人堪忧。在检查结果中，有25.6%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疾病，患病人次达到参加健康检查患病人数的两倍；患病种类多。
3.不良的生活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在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中吸烟者占到51.5%，即一半还多，有14.5%的人经常饮酒，一日三餐不规律者几乎达到三分之一，68.4%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睡眠不足7个小时。另外，还有62.9%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认为自己工作压力较大，这些因素是影响他们健康的主要因素。
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较少，体育锻炼的组织性和方法的科学性差。从调查结果分析知，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不足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的是自己一个人锻炼，参与单位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体育锻炼比例较少；体育锻炼方法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多数人认为缺乏科学性。
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健康与体育锻炼发展对策
1.加强全民健康意识教育。一方面，加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列入议事日程上来，定期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尤其是亚健康健康检查。
2.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提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戒烟限酒，生活饮食、起居有常，这样对他们身体健康才能有利。
3.提倡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存在大量的潜在体育锻炼群体，即有一半多属于偶尔参加体育锻炼，若能将这些群体组织发动起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这样不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体育人口标准会提高，同时在他们锻炼过程中，予以科学指导，进行科学手段监控，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会有较大的改善。
4.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和高校体育教师的作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要职责就是科学指导锻炼群体，同时兼有运动损伤医务监督等职责,发挥他们的作用，科学指导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体育锻炼，减少他们在锻炼过程中走弯路。
5.各级单位积极组织高校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参加体育锻炼。一方面，专门组织专业技术人才体育活动，定期举办健康专题讲座，每年定期专门组织专业技术人才运动会或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各高校工会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把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体育锻炼组织起来是当务之急。
6.积极争取各级体育部门每年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体质测试。各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和体育部，可以每年共同进行体质测试，人事管理部门也可以把体质测试结果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综合评定指标之一。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范文5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