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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起源范文1
【关键词】历史文化 资源内涵 德育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文明活动过程中遗存的各种文明印记。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自身文明发展规律的研究。各国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从未间断,并且形成了一个跨多学科的研究体系。
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
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丰富,本文主要从含义,内容和特征三个方面具体阐述。
1.历史文化资源的含义
这一概念的界定,各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郑冬生指出,“所谓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郑汕、赵康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以文化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纪录,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是社会文明的结晶”。
金一的《文学观》里有:“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藉者,史上,多不过三四人。”这里的“历史”指得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文化”,词典里的含义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王昭君》第二幕:“他不相信,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文化。”中“文化”就是此意。“资源”则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的词《浣溪沙?登大兴安岭》中:“伐后更生延百岁,祖先遗树值千年。资源利用慎材艰。”中的“资源”就作此解释。由此,我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对人们的生产或生活有利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2.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的内容
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资源。物质文明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人类社会的同时产生的能够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财富。
3.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
(1)时代性
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程,是人类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人文资源。它的各个细胞无不铭刻着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
(2)唯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决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历史材料、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地位作用是不可再生的 ,无可替代的。因此,它具有唯一性。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历经几百万年,但是没有哪个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是相同的,所以历史文化资源有明显的唯一性。
(3)客观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资源。不论是文物古迹还是人文精神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依托我们的意识而改变的客观存在,是无法更改和麽灭的。如:日本,不论日本政府是更改教科书,还是试图掩饰罪状,都无法改变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实,因为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它已经留下了历史证据和历史记忆。
(4)复合型
历史文化资源是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二者的复合体。历史文化资源既有博物馆、历史古迹等物质实体,也有历史事件、人物精神等精神内涵,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历史古迹是历史事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实体,而历史事件依托历史古迹等实体展现出来。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5)统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和文化的统一体。它既包含历史资源也包含文化资源,它是二者的融合,也是历史和文化的完美组合。
(6)价值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即给予了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又给予了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信息,它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源泉,是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而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更是人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改造自己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教训、经验、理念、精神等等反映人类心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发展的指路明灯。
当今世界,唯有中国享有从远古到今天不曾间断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经济开发价值与文化教育价值,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但是,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具体。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
1.理论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思想依据。历史文化资源留给我们诸多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理念,是我们实施德育的有力思想依据。它是以人的本性为根本出发点,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高扬,尊重人的各种本性需要,使人的独立意识得以确立的一种德育理念。我们党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源于这种理念。
2.实践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实体依托。“不言之教”的教育方法并非指不说话来教,而是指教学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同时要使“不言之教”透出一种难以抵抗的威力,就要用实事来让人信服。而历史文化资源恰恰能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时,人对待事物就会有一定的态度。因此,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客观事物。青少年“情感参与”的深度、广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事物”的表现形式。青少年对德育不一定能“情感参与”,但对一个鲜活的具体形象就能轻而易举地“情感投入”。这是因为青少年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同时,德育教材限于容量,只能以大量的文字出现。因此,历史文化资源充当了为青少年提供形象化德育素材的重要角色。历史文化资源中拥有丰富的民族习俗、传统文化、人物精神等具有鲜明形象的德育载体,可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参与”。同时,历史文化资源还为青少年提供了德育的情境,使青少年借助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将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从而外化为相似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使德育在青少年身上完成由理论意识到实践行为的升华。
参考文献:
[1]云南省社科联课题组.论云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类型、特色和价值 [J].学术探索,2004,(08).
[2]刘艳平.三峡地区乡土德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 [D].华中师范大学,2005.5.
汉字文化起源范文2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文字的形式与创造文字的民族的思想品质相对应，拼音文字对应优秀民族，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对应原始民族“野蛮民族”。如果汉字是象形文字，中华民族就是“”。这种观点是偏见的，是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不接受归不接受，如果我们长期弄不明白汉字起源问题，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就会很被动，在世界各民族面前就缺乏底气。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有责任有能力弄明白汉字起源问题。
以往的古文字专家错误地认为原始汉字是象形字，是图画文字。在研究活动中，凡是遇到古文字，必在象形上动脑筋，必在图画上“猜谜语”。谜语猜了两千多年，不但没有解决汉字的起源问题，还落入了西方学者“”的圈套。此路不通啊！此路不通就走新路，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新路就是理论创新。作者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创立了汉字起源学新理论，解决了汉字产生的时间、地点、气候条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技术背景，找到了发明人，基本弄清了汉字的品质、内容、数量等问题。
这个新理论就是“汉字发明说”，基本论点是：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阴爻阳爻编码的太极文化，创造于绘画、结绳、契刻、编贝等。汉字启动了人类文明。
第一批文字的基本内容根据古文字研究成果和中国古文化的特征确认。
伏羲易是两个短横为阴，也称阴爻或阴仪，一个长横为阳，也称阳爻或阳仪。阴阳代表了构成世界的两种基本物质，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阴爻阳爻交替编码，就成了描绘世界万物的文字。伏羲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以泰山为中心的古黄河三角洲，为伏羲氏的原始发明。伏羲易共有文字1024个。
归藏易是两个实心圆点为阴，一个空心圆圈为阳。归藏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归藏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神农氏所创。
连山易是一个正角为阴，一个长横为阳。连山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连山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黄帝族所创。
上古三易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上古三易是文字，三易混合使用还能创造出新的文字。如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等字就是通过三易混合使用创造出来的。
汉字产生在一个特殊时间段里。在自然界方面，距今一万二千年，大理冰期结束。大理冰期以后，全球气温普遍上升，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在大暖期中，气温仍然波动起伏，自然环境也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是，大暖期中段，亦即七千年至五千年前左右，气温相对稳定，环境良好，可以说是冰期以来最适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中间，距今六千五百年——六千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它特殊就特殊在比前五百年气温高0.6°C，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C；降雨量比前五百年高100毫米，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00毫米。人类文明就产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文字就诞生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
文字产生在一个特别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优越的时间段里。文字的产生也离不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变革为父系家长制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研究表明，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成功的。社会变革需要理论支持，这个理论就是阴阳变化。理论的传播需要文字载体，这个文字载体就是上古三易。
汉字文化起源范文3
铜奖
“汉字王国”旅行记
广东省深圳市
樊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它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伟大的结晶。我想神秘的汉字王国里有很多等着我们去发现哦！
首先来到了源头——起源门。在这里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汉字的起源的传说，原来是这么有趣的，有结绳说、图画说、仓颉造字说。这里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就像结绳说里，那些古代的人以打猎为生，每次上山打猎时，就会系上一个一个的结，来代表打的猎物，我想我们现在的中国结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呢？这里这么多美丽的传说，让我真是收获匪潜。
顺着下来，我又看到了汉字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让人看的眼花缭乱，在这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又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殷商时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气派，再到汉文化的源源流长都让我再一次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汉字文化起源范文4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苍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跟龙一样的面貌。他特别喜欢观察身边和周围的事物，他也非常爱动脑筋或者是想问题。他每天抬头观察天上星星的变化，看乌龟背上的花纹、雀鸟羽毛的色彩和山川起伏的样子和形象，经常在自己的手上描画事物的形体和特征。久而久之就创造丁文字。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上天下起鱼点一样的粟米，怕人们光顾写字。将来人们饿肚子。鬼在黑夜里偷偷的哭泣，龙也藏躲起来，是因为怕文字把他们的丑恶行为记录起来，昭告天下，使他们遗臭万年。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以及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这就是汉字的来历。
一年级:十月
汉字文化起源范文5
关键词：汉字；创意；设计；图形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210-01
一、汉字图形创意的基础及对创意的影响
（一）汉字图形创意的基础
汉字字体自甲骨文、篆书、隶书、行楷到今天的印刷体，经历了由象形至象征，复杂到简单的一系列演变过程，东汉许慎将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谓之“六书”。由汉字的起源来看，汉字字形和字意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图形特征。
1．象形性特征
汉字多是表意的象形文字，象形性是指古人把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和状态抽象出来并赋予人的观念，使人能够望文生义。如：正面的人为“ ”，即“大”字，人头倾斜“ ”则为“夭”字，即夭折之状。汉字的演变保留了以形表意、形意结合的特征，现代汉字的图形化创意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汉字造字的象形性特征，是对传统文化的寻根表现。
2．会意性特征
汉字的会意性是一种将事物的概念浓缩成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而演变成的文字形式。如“人 ”演变为二人相随的“从”字，其基本形由于组合方式的不同，所形成的字意也截然不同。会意性文字带有指示性特征，利用汉字的会意性可以表现标志中一些抽象的逻辑思维含义。
3．形声性特征
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构成，以声读音以形表意。如“饱”、“刨”、“苞”都包含同一个声符，但由于形符的差异而代表了不同的字义和概念。对汉字形声特征的运用可以从形符入手，如“润华百货”标志将“润”字形符中的三点水替换为一串悬挂的灯笼造型，以表现“润华百货”生意兴隆。
（二）汉字形态构成对汉字图形化创意的影响
1．形态构成法的运用
汉字的字形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特征，运用形态构成法可以弱化或打破汉字本身的固有形象，把汉字中的“点、线、面”等基础造型元素从新的角度进行延展性设计，形态构成法的运用所产生的抽象联想，能为阐释汉字标志的主题提供更加自由的表现空间。汉字的创意设计与形态构成设计规律有一定的契合，这体现在对汉字基础视觉元素及其形态组合方式的创作中。
2．形态创作的“循规”与“破规”
汉字标志设计中的形态创作大致归纳为“循规”与“破规”两大类型，其中“循规”的构成方式包括重复构成和渐变构成，最常见的重复构成是在一个空间内使用若干相同的形象作为基本形，再按照相等的骨架进行组合。重复构成结构简而有力，富有秩序的形式通常会使汉字标志产生一种和谐均匀的视觉效果。
二、汉字特定文化内蕴与创意产品设计
（一）上古神秘思想的遗留
原始巫术思维时代，是所谓“万物有灵”的时代，汉字的创造正反映出这种思想观念。“《说文》的‘灵’字或从玉，或从巫，并云‘巫以玉事神’。《说文》所记录的有关‘玉’符的语义场。‘灵’字同义异构所体示的‘玉’‘、巫’意象之间的替换流转，让我们可以窥见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缺乏客观的认识能力所导致的主观构想，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图腾崇拜。
（二）吉祥关好的精神情愫
吉凶、福祸、祥灾是人类很旱便已形成了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古往今来长久不衰的人生最关切的话题。早在古时候《周易·系辞》中就有“吉事有祥”的句子。
汉字图形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图形化特征，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代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汉字图形的创作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通过点点滴滴的收获不断总结，逐渐领会汉字图形的文化内蕴，传播中国汉字文化，彰显汉字图形的时代魅力。正因为此，汉字的创意字体才是纯中国化的风格。无论是建设创意字体主题公园、创意产业园区还是在具体的影视传播中。
参考文献：
[1]杭间.“六书”与中国视觉设计思维[J].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汉字文化起源范文6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 lu 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 lu 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