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1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在效率和公平的选择中，通过科学的社会分配制度使所有个人的劳动力变为发达的生产力，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前提，是实现劳动正义与财产权利统一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是价值创造的分配和按劳动贡献的分配。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不仅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理论难题，而且也是实践中一个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正面临着理念上的根本挑战，这一挑战也成为当前分配制度改革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基本的表述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按要素分配原则的统一。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永恒的主题，但人类社会化和劳动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人类文明自身的局限。社会总是在关键时刻重新回到这一命题，寻找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下社会生产的正义原则与社会财产权利秩序的冲突所造成的制度缺陷的解决出路，这无疑给了我们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因此，把作为经济运作机制的市场经济现实和对人类社会本质认识的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分析和认识人们所从事的伟大经济实践，这在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分配制度建构中，谁之正义、谁之权利
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制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困乏，这是生产的不自由。然而人类社会对于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时，却受制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同样的不自由，这是分配的不自由。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里程碑，但伴随产权制度的分配却使得资产的占有成为占有劳动成果的前提和权利，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所有者困顿的积累。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一类社会的局限推到了顶点，在这里社会财富生产的正义和社会财产的权利出现了严重在冲突和对立。马克思正是基于人类正义的价值趋向在他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利秩序做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文明局限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在劳动与财产之间，谁之正义、谁之权利正是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对于被追问过无数次的古老话题的重新提起。但这无疑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重新发问:社会财富的分配理念究竟如何才能体现劳动的社会正义和财产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制度平衡。
在人类受制于物质财富创造制约的生产方式下，产权的确立的确能够实实在在地鼓励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但劳动正义的维护和保障则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品质。劳动者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是社会正义，由此出发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是社会正义对于一个社会制度最基本的要求，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处于贫穷和困顿状态的社会制度肯定不是一个最佳的社会制度;资本占有者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由此而得到的正常收益是其基本权利，由此出发保障所有权又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则，一个所有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制度肯定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财富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如何体现生产者正义和所有者权利的统一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构想的终极目的，也是对于人类理性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验。在深化对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构中，一方面要鼓励和保护有利于社会财富创造者的社会正义理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和反映社会财富所有者正常权利的维护，而不是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向甚至抛弃。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局限和矛盾
按劳分配的依据是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它是以商品、货币、价值的消亡为前题。但是，在我们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按劳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货币、价值的关系中被坚持和张扬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理念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作为实践的按劳分配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使一种理论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实践就遭到了实践的否定或质疑。当然，这不是理论木身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财富创造的不充足。这一问题束缚着按劳分配制度观念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把一种超前的社会制度理念生搬硬套到社会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和物质财富程度显然都是当代社会主义所不具备的。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言，一方面应该是对于社会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劳动正义的体现，另一方面应该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反映。它们不一定要成为现实的当代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把按劳分配仅仅作为具体的社会分配形式，更重要的是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理念，通过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体现出来，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地位和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按劳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产品使同样的劳动获得相同成果的分配，其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并且不能合理合法地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现状;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在于对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同时重视，其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并全不能代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进步。按劳分配着眼于公平的考虑，按要素分配着眼于效率的保证。就经济理论的基础劳动和劳动价值而言，二者是一种矛盾的并存。谁之利益合理取决于社会制度的认识。市场化的分配原则中按要素分配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必然有所不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为主和其他分配原则相结合所体现和保障的首先应该是劳动者的权益，是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当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零和博弈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某人所得，必为某人所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为人类的安排提供了更多的财富以及公平的再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的制度理念和分配制度安排应该能够从这里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
人类社会化生存的难题就在于劳动和财产的不统一。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占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把人类在劳动和劳动成果问题上的矛盾最为集中地展现在了人类的面前，一个轻视劳动权利、重视财产权利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带来全社会的福利，而是使劳动者成为物质的奴隶，成为社会进步的牺牲品。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主张劳动者的社会权益和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保护私有权，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消灭私有权。马克思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无论是三大差别的消灭，还是劳动成为人们的爱好，都离不开个人生产力的发达。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永恒动力，又是消灭社会私有权和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技术、知识和信息等精神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当今世界，以知识和智力为主的精神劳动正在取代以体力为主的物质劳动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进人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在知识社会，发达的精神生产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种随时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个人生产力。所有个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主要是通过劳动者智力的发达来实现的，而且个人发达的生产力能够克服物质资料对于个人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解放被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所有权制度对劳动权利的制约，使劳动者能够克服所有权对劳动者劳动权利自由实现的物质束缚。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受到物质财富的供给限制;在知识产业占据社会生产主体的时代，发达的个人生产力就是真正的财富，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这是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一个超越。精神产生的发达可以说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的保证和条件，个人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必然是在精神生产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此，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较量，产业结构仅仅是一个结果，真正的竞争取决于精神生产的发达和自由程度。科学的进步、文化活动的繁荣、教育的提高等精神生产劳动形式的解放和价值创造的权益保障是社会进步的基本保证。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只有社会精神生产才能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形成和发达;个人也只有在其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有劳动的自由，而不是把劳动作为社会强加给个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生产力的发达是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个根本标志，是摆脱财富对于劳动者束缚的根本出路。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2
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劳动教育；“四育”；“教育化”改造；个性全面和谐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1918年-1970年），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被赞誉为“教育思想泰斗”，他一生著有41部多著作600多篇论文，他的著作波称为“教育百科全书”他在巴甫雷什中学工作32年，在他领导下该中学成为世界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他作为苏联教育的集大成者，对于教育工作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和“个性全面发展”等教育思想早已享誉世界。自上世纪80年代其著作相继传入中国，我国教育界“苏霍姆林斯基热”历久不衰。毋庸置疑，我国建国以来教育就受到苏联深刻影响，苏联虽已解体，但作为曾经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之一的苏联教育仍然拥有永恒的价值。当前我国中小学新课程改革已历时十年之久，针对中小学中劳动教育长期被歪曲或着忽视，从而限制了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等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苏氏的劳动教育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可为新课改中解决劳动教育的有关问题寻求理论基础。
一、劳动与劳动教育
西方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很早就有，16世纪，莫尔就幻想人们从小学习农业，部分时间在学校接受理论，另外时间在田里实习；17世纪，约翰·贝勒斯主张从小教育儿童学习农业和手工业，凭自己双手谋生；18世纪的卢梭主张儿童必须学会一种职业，“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他特别推崇手工业尤其是木工；18至19世纪，裴斯泰洛奇主张学习知识和手工劳动放在一个统一的过程中结合起来；19世纪的欧文认为人类在劳动中实现体力与脑力相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把劳动教育与建立新社会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但这些劳动教育思想还多是停留在理论构想上，缺乏实践经验，往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
自19世纪诞生以来，劳动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进一步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禾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将劳动教育这一原则贯彻到对旧教育的改造中去，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中，也将劳动教育作为改造流浪儿童的重要手段。劳动教育并非独创，但将劳动教育提升到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建立新社会的根本途径的思想高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其作为教育的根本性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劳动教育——这是一个含义特别丰盛的、多方面的概念”，“劳动教育并不是要学生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因为离开智育、德育，离开创造、兴趣和需求，劳动便成为学生的负担和累赘”，“劳动和劳动教育，是不能与学习、与道德的培养和发展相提并论的。劳动，这是渗透一切、贯通一切的东西”。劳动教育不是一般指的只是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劳动与教育的内在统一，是以劳动贯穿全部教育的过程，也是沟通劳动与教育的中介。他所指的劳动教育中的劳动是个广义概念，它不再指一般劳动，而是被“教育化”改造后的劳动，劳动已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和方法，其既有学习、自我服务、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也有美化校园、物质生产等活动，他将劳动教育的活动进行分类：
（一）按社会意义
一些劳动的社会目的性表现得很明显，如直接参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另一些则不宜使孩子理解，比如自我服务，两者都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前者对于增加社会福利和培养孩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二）按教学目的和教育目的的相互关系
一些劳动的首要目的是掌握知识和技能，另一些劳动则是纯粹的教育目的——形成道德概念、信念和习惯，丰富道德经验。此外，除去与教学直接相关的劳动外，还有一些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让学生享受劳动快乐、体验公民自豪感的劳动。
（三）按智力和体力的相互关系
一种是脑力劳动，一种是体力劳动，再者是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劳动。我们决不允许有没有脑力的纯粹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决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能是实现创造性意图的一种手段。
（四）按劳动活动的成果
一种情况是劳动能创造出物质成果，或者为创造物质成果做准备，另一种情况是劳动成果仅有精神财富而无物质财富，前者的劳动成果可以在人们之间分配，后者的劳动成果不是消费品，但对于社会也有价值。
（五）按报酬
劳动可以分成无报酬劳动和有报酬劳动，这两者的比列分配是以社会实际发展情况为指导方针的。学生从社会无偿获得的福利越多，他们应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也要越多，同时付给个人报酬和工资的有偿劳动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可让学生作为家用补贴，养成对家庭的责任感。
此外，按照劳动在实现德、智、体、美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分；还可按劳动工具的性质分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等。
二、劳动教育是促进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
他认为：“脱离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教育”，“对年青一代进行劳动教育是学校的重要任务”，“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教育是实现人的个性和谐全面发展，其中全面指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不出现欠缺；个性指德智体美等素质在个体身上的特殊结合，是富有个性特色的发展；和谐则是把人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并得到平衡，一种职能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是人的内在本质如世界观、信念、意志力等在积极的劳动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学生在劳动教育中获得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应该表现为四个层次，示图如下：
（一）劳育内在地包含有德、智、体、美育，并分别对其深度和广度进行发展
1、劳动教育与德育。劳动教育中的培养学生劳动观念，珍惜劳动成果，热爱人民的情感，反对奢侈浪费等意识，这些也是德育的目标，但劳动教育不仅强化了这些道德认识能力，而且实现了道德认识向道德行为和习惯的转化，使德育成果得以巩固和升华。
2、劳动教育与智育。“儿童的智慧出在他的手指头上”，劳动向儿童揭示了客观世界的事实、现象、因果关系、规律等情形，激发儿童的大脑和学习兴趣，这些都促进了智育发展，但劳动教育还实现了知识与生活联系，手脑结合，认识向实践的转化，使智育成果得以创造性运用。
3、劳动教育与体育。劳动教育在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和技能，磨练意志力，培养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愉悦身心方面所起的作用同体育一样。但劳动教育比体育更有优越之处，如栽培花草树木、嫁接、剪枝等不仅需要体力，更多的是细微的操作，这些劳动可显示出体力与技能、技巧的多样多种的结合，还促进机体的所有功能，增强神经系统的发育，此外户外劳动对于那些神经过度兴奋的孩子具有良好的影响。
4、劳动教育与美育。与一般美育中那种静止的、消极的、消费性的审美不同，劳动创造了美，也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劳动创造的美不仅指其物质成果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指在劳动过程中伴随着精神美，在创造中显示出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在克服困难后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集体成员相互协调工作中表现出秩序和和谐，劳动还塑造了人的完美外型。
（二）劳育是实现德、智、体、美育整合的平台，克服其各自内在的片面性
德、智、体和美育是不同层次的教育目标，其中德、智、美育是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层次，体育则是生理层次；“四育”培养重点也有所不同，德育偏重道德培养，智育重智力，体育重体质，美育重审美，各自都有片面性。劳动教育就成为联系“四育”的纽带，在劳动教育中使手脑并用，脑力和体力相结合，身心和谐发展，实现德、智、体、美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成为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使得学生素质得到全方位培养。
（三）劳育挖掘出学生自身的天赋和才能，实现个性的发挥、显露和发展
劳动教育是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的使命就在于要使劳动进入学生的精神生活，使每个学生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兴趣，都有一些情有独钟的劳动活动，在劳动中展示和发现个性。“我们的劳动教育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个人早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就找到这样一种劳动，在这种劳动中能够最充分、最鲜明地展示他的天赋才能，并给他带来精神创造性的幸福”。
（四）劳育是沟通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桥梁，克服教育因脱离生产而限制人的发展
他痛斥传统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劳动，学校是为培养统治者服务，极力灌输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这一方面使劳动成为单调而繁重的体力活，“劳动也使人受到奴役，劳动分工剥削了人的自由”，劳动者沦为愚昧无知的会说话的牲畜；另一方面，知识丧失了实践的源泉，“变为奴役和压迫人的工具”，教育“窒息、摧残和扼杀创造性的禀赋和才能”，这种脑力与体力相分离教育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教育就是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活动相联系的重要途径，使得知识联系实践，学校联系社会，学生得以将自身的个性、才能等“内在本质”在创造性劳动中展现出来，在劳动成果凝结出人的主体本质，这也是最高层次的人的个性全面发展。
三、劳动教育的原则
（一）全面性发展原则
首先，劳动教育与德、智、美、体育结合，“没有单独的‘智育’，也没有单独的‘德育’，也没有单独的‘劳动教育’”，“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这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互相交织，使这几方面的教育呈现为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其次，劳动同多方面的精神活动结合，不能仅有劳动，只有当孩子同时享受到其他的快乐，接触文化珍品和精神财富时，劳动的快乐才能展现出来；最后，脑力和体力结合，手脑并用，使劳动具有创造性，在劳动中掌握技能，进行试验研究和运用科学资料，激发学生兴趣。
（二）个性化发展原则
劳动教育中个性的发挥、显露和发展，劳动不仅是为获得物质资料，更在于精神创造及自身才能和天资的发挥，使每个人早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就能领悟到劳动能使他的自然天赋更全面、更明显地发挥出来，劳动会带给他精神创造的幸福。
（三）崇高道德性及公益目的性原则
要用为社会带来利益的愿望激励孩子，不宜过早地让他们参与有报酬的劳动，而是首先去做创造全民财富的事，让他们经历大量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无报酬劳动的精神体验，学生集体劳动报酬都按本集体意愿，用于满足集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从而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义务感和荣誉感。同时，还应在劳动的物质成果中体现他的智慧、技艺和敬业乐群，让他为自己的成果而自豪。
（四）量力性原则
劳动中产生正常的疲劳是允许的，但不许导致体力和精神系统的过度疲劳。儿童劳动适度不光决定于负担量要符合孩子的体力，而且还决定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恰当交替，以及劳动活动种类的多样化。同时，孩子们的劳动不是进行一些零散的操作，而是基于一种有趣的计划进行，儿童的力量和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此外，还要遵循以下原则：1）劳动活动内容、技能和技巧的衔接；2）尽早参加生产劳动；3）生产劳动的普遍性；4）儿童劳动中要带有成年人生产劳动的特征；5）劳动的经常性的和连续性；6）劳动的多样性等。
四、劳动教育的实施
（一）首先，劳动教育实施需要准备好如下条件：
1、一定的物质基础。建立物质基础，才能保证孩子们早日投入劳动，劳动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劳动与工农业生产相联系。
2、师资条件。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首先热爱孩子，了解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愿意参与到学生们的劳动活动中去；其次，要有一定的劳动的素养，拥有丰富的劳动经验和知识，精通某些劳动技能，能够担当学生劳动活动的指导者；再次，掌握劳动教育的技能和方法，“不是以教师的身份，而是以本门业务内行的资格参加的”。
3、劳动教育大纲。劳动教育有两套教学大纲，一是必修课程，即低年级班有手工劳动；五至七年级在教学实验园地和车间里劳动；八至十年级进行与工农业生产基本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的劳动，这些课程是根据学生年龄发展阶段特点设计的，是每个学生都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二是非必修课程，是学生自愿选择适合自己天赋、兴趣、倾向的劳动，以小组形式进行的，每个工种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按年龄或兴趣组成小组，主管人一般都由最有才华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另由教师负责个别小组的指导工作。
4、劳动制度。劳动制度是可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的各类不同劳动活动在教育上合理的秩序，它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和交替；由学生根据自己选择最适合个人天资和兴趣的那些劳动项目；拥有空余时间等。
（二）其次，劳动教育实施有以下方法
1、树立榜样。孩子具有模仿所喜爱的一切的天性，因而在劳动教育中要经常树立颇具吸引力的劳动榜样。首先，教师的劳动榜样，这不仅指教师亲手做事，而且指教师整个精神生活的构成状态，也指其精神从与孩子们相处中所受到的鼓舞程度，同时，教师的劳动素养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那一面以及教师见识的广度和知识的深度及多面性也极具教育作用；其次，高年级以及已毕业的同学爱劳动的榜样，以高年级同学的娴熟技艺和精巧劳动激励低年级同学，让高年级生的劳动和精神生活成为低年级同学的理想和向往目标，这些学生榜样就是学生集体中自我教育的源泉。
2、复习。复习的性质取决于劳动的目的，它具有教学和教育两方面的因素。从教学因素讲，通过劳过程或操作方式的多次重复可以练出扎实的技能和技巧；从教育因素讲，当学生把获得的技能和技巧成功地应用到公益性的创造活动中时会提高自身的道德尊严和自豪感，“复习的教育意义在于培养习惯去完成同一种劳动的作业或过程，以达到劳动的社会目的、创造目的和审美目的”。
3、竞赛。对同一种劳动表现有良好才能的学生在完成劳动任务时可以比赛谁做得更好，比赛内容包括劳动的创造性、劳动技艺和劳动在美学上的完善。每次劳动结束后举行劳动成果全校性展览，选出最好的那件，而这也作为下次竞赛超越的样板，这种方法给学生开辟了取得相当大成就、争取冠军并在最符合他个人素质、能力和干的那个创造性劳动领域里成为优胜者的前景。
4、培养劳动兴趣。学生的劳动兴趣是激发学生参加劳动教育的内在动力，劳动的吸引力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如追求因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带来的满足，意识到对集体的劳动义务和感觉到完成必要的劳动的责任，期望得到明显的物质成果，希望把某种新东西带人劳动过程等等，“我们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强化所有这些动机，同时力争使意图成为其中最有力的动机”。
此外，还有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育相结合，劳动中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劳动与多方面的精神活动相结合，从取得小成绩开始，形成学校——家庭教育体系等方法。
五、对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启示
（一）一般劳动并不具有教育的功能，劳动教育中的劳动活动是对一般劳动的“教育化”改造，它在目的要求、活动对象、组织形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即学生的个性全面发展，其劳动的对象一般不是原始的自然，而主要是被人改造后的自然，是学生在教师有意识地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劳动的产品中虽然也会伴随有物质产品，但更关键的是精神产品，即对学生的精神改造和天赋的发挥，这些变化的实质是对一般劳动的再改造，集中、发扬和利用它本质的积极的方面，即自觉自由的创造这一方面，扬弃它非本质的消极的方面，使它脱开那种为生活所迫、强制和奴役人的外观。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有参加劳动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了，教育者必须对学生参加的劳动活动进行“教育化”改造，使得学生参加劳动不再是纯粹的劳动，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过程和手段。
（二）劳动教育不是一般指的只是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劳动与教育的内在统一，是以劳动贯穿全部教育的过程，“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它与德、智、体和美育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内在地含有“四育”，也是实现“四育”的基础。我国教育界长期误以为劳动教育是教育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是不同层次的教育目标，对前“四育”而言，劳动教育是另一个类型也是最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在当前“应试教育”环境下，忽视劳动教育，甚至将劳动与教育对立起来，认为参加劳动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习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4
（一）劳动决定律
一般认为劳动是人类在自身意识和一定认识能力条件下为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与精神必须品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因此，劳动不是一般的活动，不是日常中人们生活中的吃、穿、住等消费行为，也不是诸如为了提高自身健康水平而进行的锻炼、休闲、娱乐等活动，尽管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是保证劳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劳动本身，劳动的核心和本质是以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与精神必需品或生活资本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和经济色彩，劳动成为了人得以生存的最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
1.劳动是人得以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决定因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有效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过程，在生存竞争的残酷环境下，适者生存成为推进生物进化的重要原因，它揭示了生物只有在不断淘汰不利于自身的因素和不断将有利于自身的变异保存和遗传下去，生物群体和个体才能够在环境中不断生存与发展。这一规律表明生物（当然也包括人在内）只有在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胜者，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化理论却无法解释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为什么人没有虎、豹锋利的爪，没有骏马的四蹄，没有鹰犀利的眼睛、没有象硕大的身躯，却最终成为了竞争的胜利者？总之一句话，根据生物进化的原则，人的生物器官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其它动物相比，在自然竞争中处于劣势，按理说不会成为自然竞争中的胜利者，但事实表明，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人又确实成为了真正的“万物之灵”和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显而易见，达尔文进化论是无法解释人是如何产生的。对此恩格斯说：“甚至达尔文学派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中间所起的作用。”
其实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这个特殊的社会系统在为获取基本的物质与精神必需品的“劳动”过程中，相对于其它物种具备了更为合理的结构，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系统功能，在以获取人所需要的最基本生活必须品的过程中，这种优于其它物种的社会功能发挥的结果，使得猿最终变成了人，以至于恩格斯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也充分表明，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社会和个人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人之所以产生并发展至今，本质不在于生物进化事实的存在，而在于人的社会性劳动。是劳动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2.劳动是决定人类生存的基础。劳动不仅是人得以产生的关键，而且人产生出来之后，其生存以及生存状况的改变也有赖于劳动。纵观人类发展整个历史过程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最基本矛盾，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只有首先满足了最基本的吃穿住等物质需求后，才能进行其它的非物质生产活动。而劳动的本质，第一性的就是获取这些物质以满足个人和由个人有机组成的社会需要。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不得不协调自身内部的矛盾，并以社会系统的形式，有序推动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实现人与自然在相互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保持和谐的稳定状态。那么，在人不断实现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生活物质过程中，是什么把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的呢？是劳动，劳动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桥梁，使得人与自然得以相互过渡，进而使社会与自然这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成为现实。显然，作为联系人类与自然中介的劳动的状况如何，决定着人与自然的稳定与和谐状况。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而生产力最基本的三个要素，都落脚于劳动，无论是劳动者、劳动工具还是劳动对象，实质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对劳动进行具体分析的体现。事实说明，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素质、技能和其使用的工具的状况是决定劳动效益和水平的主导因素，并且随着这种状况的不断进步，人的生存状况也将不断改善。
诚然，在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断满足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也需要不断协调社会自身的矛盾，需要不断解决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矛盾，并以此来实现生存的改善。因此，人类除了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以满足需求的劳动形式外，现实中还存在着其它诸如管理、科学探索、文化艺术创作等类非物质性的劳动，这些劳动同样创造了使用价值，并使从事非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因之而获得自身的生活资料，其中这类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使用的工具等，同样也决定着劳动效益和水平的高低，它成为人类和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类劳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将与物质性的劳动一起，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存状况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3.劳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劳动是社会性的劳动，社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分工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劳动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尤其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期以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劳动方式逐步被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方式所取代，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而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社会系统结构日趋精细的结果，促使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越来越有效，它明显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这种社会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又反过来不断促进社会内部劳动分工的完善，使得劳动分工的多样性被突出出来，而且社会化程度越高，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就越明显，不同分工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协调和处理好劳动分工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的任务就更加重要。
为什么会形成不同劳动分工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以此为前提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人类自身精神需求的矛盾。正是这些基本矛盾的运动，客观上导致了劳动的分工和分工的不断深化。一方面，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新陈代谢的物质个体，需要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能量、信息，才能有效的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提高获取这些人类自身所需的物质产品的效能，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有了诸如社会性的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以及为这些生产服务的交通运输、商品销售等类劳动的分工；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类精神的需求，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有了以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哲学探索、历史研究等精神生产的劳动分工；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和促进各类劳动在分工的前提下协调有序地产生功效，以最终实现和提高社会系统的总功能，还需要有诸如管理、国防、医疗、教育等专门对各种分工进行协调、规范和服务的劳动以及这类劳动的分工。不同形式的劳动分工及其协作的有效程度，体现着社会系统功能效果的好坏，制约着社会整体和个人的生存状况。
诚然，随着社会化生产的不断深化，社会劳动分工还会进一步细致，但总体来说，这种分工主要体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大类，这两类劳动承担了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产的主要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两类劳动分工的界限正在不断淡化，物质生产不再是单一的体力劳动，而是越来越多地渗透了精神生产的因素和成果，而精神生产同样也越来越明显地应用了物质生产的成果，其中，科学技术往往渗透于任何一种劳动形式之中，成为决定劳动效果的关键定因素。
4.劳动的实践性决定了劳动是不断发展中的劳动。劳动既是决定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实践活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劳动又是发展中的劳动，人们认识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什么程度，劳动就必须达到与其相符合的程度。就劳动本身而言，所体现的是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精神产品以及协调劳动分工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现实方法、手段和技巧，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成熟起来，并深深打上了人类对客观规律认识烙印的劳动。一方面，纵观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人类早期的劳动，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往往充满了经验色彩，劳动效益十分低下；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和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不断提高，劳动水平及其效果有了迅速增长，以致今日人类可以上天入地，遨游太空，使得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今天劳动的效果使人类生存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从横的方面来看，同一时代，在相同的劳动条件下，由于劳动者的素质不同，往往劳动的效果不同，一个熟练的高素质劳动者与一个经验不足的低素质劳动者相比，高素质劳动者的劳动效率要高，并且在决定劳动者素质多方面的因素中，劳动者的劳动态度、科学技术水平、经验的多寡、文化修养、思想品德等因素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总体上决定着劳动的具体效益。显然高素质劳动者的劳动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欢迎，也更容易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当的高额劳动报酬。因此，劳动者必须根据实际发展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劳动水平，使其在不断增加对社会贡献的同时，也使劳动者自身的生存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劳动异化律
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劳动，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但是自从劳动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以后，随着劳动剩余产品和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形式的出现，劳动并没有使人自身得到完善，而是相反，这种劳动使得人越来越背离了自己的本性，人的生存陷入了不和谐的“泥潭”，劳动被异化了。
1.劳动剩余产品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劳动是维持生存的活动与手段，随着劳动剩余产品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劳动开始背离自身的发展轨道，使本来可以让人类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由的劳动逐步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变成为一种畸形的手段，成为促使人类产生分化，加速阶级产生和对立的剂，劳动被“异化”了。劳动异化的结果，促使人的生存不断背离人的本性，扭曲了人的生存面貌。一方面，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统治权的阶级，为了获得少数人的利益和最大的劳动剩余价值，以一种掠夺式的劳动方式近似疯狂地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资源，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劳动行为，最终也使得人类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至今所遍及全球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生存环境恶化等等现实状况，活生生地向人们“述说”着这种劳动异化带来的恶果。另一方面，剥削阶级或剥削者为了追求生产劳动带来的利润，往往违背人的本性，以不人道的方式、甚至是残酷方式强迫劳动者进行劳动，出现了剥削童工、超时劳动、恶化劳动环境、取消劳动保障等非人道的情况。为什么这种与人性相悖的现象会产生？是剥削者先天就要违背人的本性来如此对待劳动吗？实际上“人之初性本善”，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生产劳动的性质在追求“物”的利益的同时，抛弃了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私有制的生产性质使得剥削者在劳动中失去了自身的人性，劳动异化的结果使人的“恶”被充分显现出来。与此相反，被剥削者由于失去了生产资料，在私有制条件下，为了自身起码的生存，为了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兴趣与愿望，被迫进行劳动，甚至是进行非人道的痛苦的劳动，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地伤害，这种事与愿违的消极劳动，充分体现着劳动异化的性质，劳动在这里已不是劳动者获取自由的手段，而是成为压迫劳动者自我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的结果同样也使被剥削者的人性扭曲了。消除劳动异化，是人类解放和人性复归的根本途径。
2.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当劳动刚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之时，人类认识水平、实践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都十分低下，面对大自然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人类不得不以原始公社的集体方式劳动，来与大自然抗衡并以此获取最基本生活资料，这种平等的劳动关系，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种尚未异化的劳动方式，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保持，人性得到了“原始”的复苏。但是，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催生的却是私有制的产生，劳动剩余产品的不断富集最终使得少数人占有了进行社会劳动必备的生产资料，劳动关系这时不再是平等的关系了，而生存于这种生产关系中的不同的人群，也被迫分成了从属于这种关系中的不同阶级或阶层，这种劳动关系使得劳动不再是本质上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而是成为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手段。不可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进步都曾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却是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对于这一残酷的事实，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都曾经提出了力图回归人性的美好设想，也曾经提出了为实现“世界大同”而为之奋斗的呼吁，表达着消除劳动异化的强烈愿望。
3.消除劳动异化是人得以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是自然的人，人又是社会的人，人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和理想的存在物，既需要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但是更为根本的是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由于物质需求是保证人类存在的最近基本需求，因此在人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这一目标，私有制催生的劳动方式在不断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这种极端功利的劳动目的也将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埋葬了，人成为了“物”的奴隶，劳动的异化使人变成了“非人”，人的本性已被现实的“实惠”抛弃了。纵观人类社会经历的不同社会历史形态，只要是处于私有制状态下，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克服劳动异化，并且只要劳动异化导致的人性的缺失存在着，人就不会得到全面发展，人也就最终无法回归自身的本性，这种生存状况也就不是真正的人的合理生存状态。即使是现今生存中的人，如果不能通过消除劳动异化以最终克服由此带来的人性的缺失，那么无论其物质生活多么富裕，也无论其生活多么贫困，都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状况。劳动只有真正成为了为全体人民而不是为了私利而进行的劳动，不再是私有制下的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公平，不公正，最终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并通过努力最终使人得到解放，使人的生存成为合理的生存。
（三）人性复归律
人具有与动物相区别的人性，人的生存就应该是人的本性得到全面发展的生存，是努力消除了劳动异化的生存，并且只有最终消灭了劳动异化，人的本性才能得到最终的复归，也只有这时，生存才是真实的人本质上的生存。诚然要彻底消灭劳动异化和实现人性的复归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这却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只有从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做起，才能积少成多，共同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
1.实现人性的复归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消灭劳动异化，变劳动为生存的被动需要为生存的主动需要。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剩余产品催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劳动异化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和人性的缺失。但是要使人从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又只能依靠充分发展生产力。由于生产力体现的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表达着人类获得自由的程度，也决定着处理和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决定着维持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生产关系状况。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尽管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人类获取的物质资料在不断丰富，但是这种丰富远远没有达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程度，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和各个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没有达到可以消除劳动异化的高度，人们还没有可能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将劳动作为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和主动需要，劳动仍然被作为一种被动的谋生手段而使用，从而人性的复归就不能根本实现。因此，要彻底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目标，它需要每一个人都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各方面的能力，脚踏实地工作和劳动，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最终使得物质财富涌流，使劳动不再是一种被动谋生的手段，而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事实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劳动异化正在不断被消除，人们选择劳动职业的自由度已经大大提高，生活条件正在明显改善，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人性随着劳动异化程度的减弱而正在逐步复归。因此每一个人应该树立信心，在劳动中不断完善自我，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推进劳动，以最终在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消灭私有制，实现人性的复归，使生存成为真正人的生存。
2.实现人性的复归必须使人从自然界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的生存发展，一开始就是以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人的新陈代谢以及人类社会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使人和人类社会得以在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获取维持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和不断向自然界输送“代谢”的产物，进而实现了有序的存在，要使这种生存状态得到不断改善，就要求人和人类社会必须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并且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程度的高低，将最终决定着人获取自由的程度。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水平极其低下，面对大自然的“”，人类只能以诸如原始宗教等无可奈何的形式来安慰自己的心灵，以充满经验色彩的艰苦劳动来换取微薄的物质资料，人类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但是，随着人类认识和劳动实践的不断深化，自然界的规律被越来越多的揭示出来，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探索历程之后，人类终于不断从大自然的“压迫”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解放。如今人类已可以上天揽月，下海遨游，人类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被大自然盲目力量所压抑的人性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回归。但是，大自然的奥秘并没有被彻底揭示，人性的彻底复归仍需要随着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而获得新的进步，可以坚信在不断深化的认识和实际过程中，人的生存正在向着自由的生存迈进。
3.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人性复归的必备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关系，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劳动效率有了突出的进步，如果说人类早期劳动对自然界的作用还处于自然界可以“容忍”范围内的话，那么今天人类劳动对自然界造成的后果已经达到了极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掠夺性的生产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一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一切以人的眼前利益为转移的功利性劳动，“征服自然”的后果最终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二是对于客观规律认识的不全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具体规律的认识与应用，往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如施用化肥来获取粮食增产就是对具体规律的应用，然而，这种行为又往往导致环境污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根本性的危害。因此，规律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的规律就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存在的规律，如果低层次规律的应用违背了高层次规律，则必须遵守低层次规律服从高层次规律的原则，不能与之相悖；三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的发展，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做不到的事，然而自然生产力的增长却不会象人具有能动性那样几乎按几何级数的增长，犹如不能“拔苗助长”一样，粮食产量的增长是不会“”的，因此人类不顾自然生产力增长的现状主观发挥能动性的结果，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潜在因素。显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性回归的重要前提，如果这种和谐关系不能实现，则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就不能实现，生存的意义就不能彻底实现。
（四）精神演化律
劳动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之后，人便与动物相区别，具有了人所特有的意识和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依赖于人的物质生存，但是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成为促进和反作用于人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的精神具有自身产生和演化的规律，对人的生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人的生存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辩证统一。首先，物质生存是精神生存的前提。一方面，如果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就不会有人的真实存在，失去了正常的新陈代谢，精神的存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是社会的产物，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无时不刻都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包括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实践环境、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认识和感情，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其次，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人之所以与动物相区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人不仅与动物一样具有新陈代谢的自然属性，而且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要追求的是精神生活得不断提高，也正因为如此，人才有了对理想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再者，人的精神对于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发生强有力的反作用。人类发展的历史，十分明晰地展示了精神所发挥的力量，精神生存对物质生存具有强烈的反作用。显然没有精神就不是真正的人，没有精神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二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体现了生存的现实存在。生存是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辩证统一。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5
[关键词] 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价值提升
一、成人教育价值及其形成
1.成人教育价值释义。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关系的客体与主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性满足或积极作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吻合。客体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对主体的的满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畴内，成人教育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成人教育的客体是成人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的人有着接受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人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人们对于成人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为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自身有着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人的发展的需要得以实现。成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于成人教育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由此,成人教育价值可以表述为: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活动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一种满足关系。显而易见,成人教育价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
2.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已经走上社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以及作为人本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产生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创造价值活动的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的需求――人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起主导作用，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体――成人教育活动有着促进成人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功能，能使社会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客体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产生价值，成人教育客体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基础。
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统一，客体的功能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成人教育价值形成的过程。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运动的过程，表现为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方面。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人作为成人教育的主体，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体，使成人教育客体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主体的需要，与主体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动在主体社会的人的需求导向下，被主体所制约，并具备了主体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它影响、限制、改造着社会的人，进入主客体关系后，接受教育，被客体限制和改造，按客体所设置的教育目标，得到充实和发展，具备客体所规定的人才规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制约，以及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人教育价值的产生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双向运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总和，主体因客体而获得价值，客体价值因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体现。
二、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均取得收入的增长。
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成人教育过程始终是围绕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发展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于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训练。人们的科技水平、生产技能的提高有赖于教育和培训。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训功能与劳动能力提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劳动者的能力增值，即劳动者增值有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成人教育可使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为复杂的、较高级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劳动者劳动能力形成并增值的过程。成人教育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提升。劳动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显现于个人收益增加，同时生产效率提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实践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在教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在价值的创造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教育经济价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现: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双重性。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同时都体现了经济价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精神上的效益、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人教育主体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客体经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益，教育的投资功效并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实现，而是必须在教育过程完成后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偿还。和其他类型教育投资一样，成人对教育投资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有一个知识能力转化的周期。事实上，由于成人的学习特点的业余性也使学习到的技能可以相对较快地应用于工作，与青少年学校教育经济价值相比，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相对于其他投资来说，间接性还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特点之一。
3.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显著性。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经济价值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近现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出美国从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质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高达17.5倍。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和闲置社会资源来进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对小的特点也决定了成人教育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学历教育的费用相对较低。基于此，成人教育投资的高收益特点也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显著性的具体表象。
4.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长效性。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显现性，它不会突然显现出来，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知识到技能和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经由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只要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就能长效地发挥效用，即使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由教育把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更长久，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更持久地显现于经济运行中。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教育将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对于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简单劳动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劳动部门获得熟练和技巧，变成发展和特殊的劳动力，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指出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同时指出劳动力能创造新价值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延长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劳动力就会生产出更多的新价值，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不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升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现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实践。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体现其经济功能。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体现其经济价值。现代经济、现代生产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种需求，其原因也是因为成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成人教育发挥持续进行劳动力开发功能、有效实现生产力转化功能和促进生产力全面发展功能，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无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够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通过劳动者的训练来改造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2)就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性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于训练了全体劳动者适应知识和技能持续演变的能力，并培养了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的习性与态度。这样的间接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6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刘士林. 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J]. 文学评论，2007，（3）.
[3]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欧阳文章. 评“消费资本化”理论[N]. 光明日报，2008-01-15.
[5]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下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傅衣凌. 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1]陶思炎等. 中国都市民俗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12]何洪泽. 城市人口将超全球人口半数[N]. 人民日报，2008-02-28.
[13]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4]富子梅. 消费开始唱主角[N]. 人民日报，2008-02-25.
[15]张国义编. 生存游戏的水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6]刘士林. 超越粗放的文化消费方式[N]. 解放日报，2005-4-5.
[17]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