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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1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2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3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4
[关键词] 建构主义 艺术设计 教育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哲学和现代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新时期教学改革的主流理论。在综合化艺术设计教育创新过程中，运用建构主义的教学原则与教学设计原则，是当前设计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信息技术时代的来临，科技、艺术创新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需要，艺术设计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从设计教育本身来说，当前国内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将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课程结构、以及设计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是研究如何掌握知识与技能，而没有上升到知识创新的要求。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中的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是18世纪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又称结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的一个分支。而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教育一直在运用这一理论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前苏联心理学家奥苏贝尔、维果兹基等人建立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了社会文化背景在学生认知过程中的意义，尤其是维果兹基提出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学习中的作用，发展了建构主义的内涵。
建构主义教学观与传统教学观具有较大的差异，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认为学习过程是一个自内而外的、由认知主体主动发起的，而不依靠外部灌输。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中，以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观点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而得到的，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学习就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借助他人的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对当前所学知识实现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部信息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与重组。学生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有独到之处，存在着差异，这与传统教育按一个标准来传授知识显然是不同的。
二、建构主义教学原则在艺术设计的教育创新能力培养中的运用
当前构建新型的艺术设计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刻不容缓。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的艺术设计教学原则对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开展与推广至关重要，能更好地为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模式的动态发展、动态更新打好开放性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
1 建构主义教学原则强调“合作”的作用
传统教育理论下的教学往往以“讲授法”为主，这种教学不适合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则强调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对知识意义建构的重要性。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理解学习内容，建构知识的意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学习者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建立起学习群体，通过这样的协作环境，以设计课题为中心，共同完成“合作性”学习。先接触新的设计概念，然后再相互交流、每个学生都将自己对某一侧面情境的认识表达出来，同时对其他学生的认知进行评价，相互探讨设计思想、表现手段与语言，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一般来说，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越高，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将这种“协作学习”的教学原则运用到设计教学中，学习者群体的思维与智慧就可以被整个群体所共享，既整个学习群体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某一位学生完成意义建构，从而促进了思维向更高水平发展。
2 建构主义教学原则倡导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学习
发现学习是当代建构主义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来教育改革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性，只有通过自主学习才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成效。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而不是从外部直接灌输给学生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一个主动的生成过程。新知识只有通过学生大脑中认知结构的加工改造后才能被学生真正认识与掌握，不可由他人代替，教师和外界环境的作用都是为了帮助和促进学生进行解构与重构、选择与调整，以完成“意义建构”，由此完成了从接受式学习到发现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转变。在发现学习中，要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很好地结合起来，教师提出与设计相关的带有教学目标的问题，鼓励学生通过自己来发现概念和原理。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和引导，以加强学习理论和学习策略的指导，直至学生掌握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策略，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索整个概念，全面构筑学生“如何去学”的设计学科方法论。建构主义者认为“意义建构”是学习的目的，不再把知识看作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从而每个教师与学生对同一知识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每个学生的知识结构也有着独特性。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现代教育技术与艺术设计各学科课程整合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情境”的作用，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则为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同时，建构主义也为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提供了基础理论和实践指导，由于建构主义在教学应用中的优越性，建构主义对现代教育技术必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动画艺术是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的综合体，具有多媒体演示特征，利用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的演示工具能创设多重的设计教学的“情境”，这种“情境’能帮助学生直观、立体、多层次地了解和掌握设计元素，开拓设计思路与启迪构思技巧。艺术设计各学科教学改革与课程整合需要及时掌握与吸纳设计前沿最新信息以及设计思维方式，打破学科界限，形成学科间充分互动的知识网络。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技术活化和技术整合到学习中指明了方向，对创建宽松适宜的课程创新环境作用显著，有利于优化设计学结构与内容，最终完成教学内容要解决的问题，建立综合的跨学科环境。
4 艺术设计人才创新能力依赖于思维的创造力
艺术设计的创造性思维不仅是各种思维方式和能力的综合，也是各个学科知识的综合与运用，设计思维的综合性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本质。而建构主义强调的以实践为主进行复合多重的思维训练与设计教学中的综合教学也是一致的，为此，应习以为常的单向思维方式，掌握系统思维的创造思维方法，培养多元思考能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的系统思维是一种双向多维的、抽象与具象、感性与理性、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发散思考与推理构思方法的综合创造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思维方式必将取代重复性、模仿性的非创造性活动。
5 师资素质是影响设计人才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5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建构主义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在教学实践的发展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学方法论体系，是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和活动程序[1]。教学模式包含着以下核心问题：首先是教学理论，这是教学模式的基础；其次是方法体系，即教学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再次是活动框架和程序，就是教学开展哪些内容及怎样开展。历史教学模式就是基于历史学科特点，结合教学理论而开展的稳定的教学程序框架，是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学方法论体系。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背景下，有必要对历史教学模式进行探讨，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教学理论、历史学科内容安排及时代要求决定的。当前历史教学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教学模式，诸如“三段教学模式”“讲练模式”“问题探索模式”等，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指导。然而，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新的教学实践模式有待被进一步发现和实践。
一、探索教学模式是历史学科的特点需要
历史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具有一维性、过去性、不可复制性。历史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或现象属于社会事件，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的原因，也会产生很多的影响。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对事件的记载，并且不同的史料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有可能存在差异，加之学习者和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不同，对历史的解读就不同，关于原因和影响的结论也就不同。历史学科的人文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历史的学习是研习，教学是指导，历史知识不是老师能教出来的。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学习的方法，而不是教给学生历史。
二、教学理论决定了需要探索教学模式
目前，历史等人文学科教学所依据的教学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的绝对表征，它们处在不断的发展中，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需要重新建构。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主动地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外界的刺激。学生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的知识信息进行加工、理解，由此建构起新知识的意义，同时，原有的知识经验又因为新知识经验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学校和教室的，他们在生活中已经积累了经验和认识，并且具有利用这些经验和认识进行推论的潜能[2]。历史内容随着资料的发现，结论和观点也在变动中，不同的学习者由于所占有的资料不同，建构起来的知识也是不同的。当前，网络的发展使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学生的经验和认识也越来越丰富，进行建构的潜能也越来越强。因此，探索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之上的教学模式就很有必要。
三、历史学科内容安排需要探索教学模式
按照教学模式的概念，具有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和程序。历史教学内容虽然是一课与一课的内容不一样，但仔细分析发现，其实每课的内容模式都是一样的。每课的内容都安排了原因和背景、事件或现象、影响和意义这三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历史教学模式就是要考虑如何将这三个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程序，用什么样的框架架构起来实现学生的研究学习，建构历史认识和经验。在实践中我们一般都是按照先呈现“为什么”，再呈现“是什么”，最后呈现“怎么样”的顺序来开展教学的，认为这样的安排符合教材的编排逻辑。但事实上除了教材编排逻辑外，还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及人的认识的逻辑。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先从原因背景到事件再到结果及影响，而且还有很多横向的联系存在，也就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教材逻辑似乎与历史发展逻辑一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在教材逻辑中加入了人的一些认识和加工。人的认识逻辑是先从事件或现象开始，然后再到探讨原因、背景，再探讨影响，也就是先“是什么”，再“为什么”，再“怎么样”。历史教学就是要把教材内容按照一定的模式和方法，让学生按照人的认识逻辑来进行学习。历史学科的安排不是学生认识的逻辑，探索历史教学模式就是要探索如何让历史教学更符合学生的认识逻辑。
四、时代要求需要探索历史教学模式
如今，信息在网络的通道里庞大而便捷，没有谁是知识的拥有者，没有谁能独享常识。学习成了很随意的事情，终身学习将不再是美丽的梦想。懂得方法比掌握知识更重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特点。学生不再从老师身上获得知识，他们更多是从网络搜索引擎里获得知识。我们的历史教学要让学生知道怎么去确定问题，怎样开展问题的探讨，探讨什么内容。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索问题的程序，将探索结果怎么样写出来变成文章，与大家交流，或者通过学习，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和习惯。探索一种模式应站在学生的立场，以学习程序和方法为主，在探索中掌握基本知识，这样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
建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范文6
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 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 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 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 。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 2002: 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对外政策等内容。
秦亚青：许多学者采用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理论，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对于国际规范的社会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层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单位层次上面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的是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江忆恩的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到一个国家冲突还是合作的行为取向。另外，勒格罗的论文也在单位层次上面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是体系层面上的国际规范还是单位（次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更大。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我观察中国过去20 年里的发展历程，也发现单位层次的观念结构，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亚青2003）。
温特：我的理论是体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建立关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江忆恩、勒格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但是，由于我的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强调的是体系因素的影响力量，所以，批评者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内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必要忽视（necessary neglect）。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秦亚青：另外一个方面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融合问题。你有一次来信就曾经谈到“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问题，是否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在思想方面，建构主义有没有与其他理论融合的空间？
温特：巴尔金最近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现实建构主义》论文中，" 试图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这可能是拓展建构主义的一个突破点。
温特：我想先谈一下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我是否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高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因此，在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义对个人高度关心这一标识性特征。同样，我的理论之中也没有关注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我的论文《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中(温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借鉴了“新黑格尔”的观念（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鼻祖［proto-realist］），强调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群体性社会组织是核心单位，或者说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集体单位（communitarian）”向度。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动力因素，但现实主义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身份，还要取决于怎样解释“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我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评价巴尔金关于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的时候，考虑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是否具有根本的社会理论内核（core）。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具有这种内核的，这就是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不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内核，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从根本上来说也近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换成了国家而已。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论著（Deudney 1995）。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表达了与巴尔金相似的观点，即不应将现实主义完全等同于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当然，有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理论中，观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更为精致、更为通融的本体论意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比卡尔（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远，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主义也必然是物质主义这一观点。即便是微弱的物质主义色彩，巴尔金也不予承认。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思考问题，现实主义就缺少了一种作为根基的本体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建立在具有某种物质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确实很难与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要取决于怎样理解“建构主义”所包含的意义！）。
秦亚青：虽然你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因此巴尔金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巴尔金的观点失之偏颇的成分更大。因为，他将建构主义仅仅视为社会理论，而没有将它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我想，在你的论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你提到建构主义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这是第二层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讨论，亦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你说：“第二层面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这些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仅与国际政治有关，而且与任何人类团体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仅仅专门用来解释国际政治。”（Wendt 1999：p.5）
你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会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会导致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这也许是同样的道理，即建构主义可以融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现实主义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层面（first order），亦即在实在理论的层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确实是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式发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现、暴力权力的逐步消失等观念，乃至集体身份和世界国家的形成，都明显或含蓄地表现了你的自由主义理念。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Shaw 2002)。
我们回到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问题上来。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你是既要建立一个社会理论，又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第二层面上建立社会理论；在第一层面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你书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在理论。你提出的三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建立等重要问题，是专门用于国际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定，并且这些假定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约。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诸如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冲突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相对权力并非极端重要，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谐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约的。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约。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与其他理论的基本假定趋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巴尔金的最大挑战不是他试图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流派，对抗你的自由建构主义。他的挑战在于，如果这种融合成功，那么，建构主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尔金的“建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建构现实主义”。他在文中也确实使用了“建构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是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是思想实质；建构主义是标，现实主义是本。如果这种研究议程成为建构主义的主导发展取向，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就会名存实亡。
三、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秦亚青：不过， 巴尔金的批评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既然他使用了温特建构主义或曰美国建构主义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亦即以地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建构主义。既然有美国建构主义，就可能有英国建构主义、欧洲建构主义、中国建构主义、东盟建构主义等等。你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存在两种结构：一是微观结构，二是宏观结构。在微观层面亦即单位层面上，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最终形成某种宏观的、体系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这样进行分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缘－文化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学派就可以出现。也就是说，不同地缘－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具有时空两个纬度的。你在过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并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但我觉得，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温特：我非常喜欢你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不同地缘－文化可以产生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遵循不同的微观层面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结构。实际上，你的论点说的是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区域分异（differentiation）问题，亦即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不仅仅在经验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所以，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仅举一例，如果将这种理论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因素，即以国家冠名的理论，比如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由建构主义比现实建构主义更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发展。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他回来之后，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的感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表现出其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由现实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成分多还是自由主义成分多。这可能是验证中国是否沿着一条独特的地缘－文化路径走向全球宏观结构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路径。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至少是目前美国的对外行为。
秦亚青：虽然在谈论中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使用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但我觉得真正的、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还是不能与其他主流理论融合的。建构主义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会性的。这可能是巴尔金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这些假定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国际政治，它们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假定的不可通约特征。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这类实体理论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说具有吸引力。我以为，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使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论派，而不是通过观念谱域的拓展使其与其他理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建构主义在理论之林中保持独立的理论范式地位和独特的解释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两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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