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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1
日前，一则北方某县含镉小麦去向的消息广受关注。当地环保部门回应，一些农地确实受镉污染，但生产的小麦已被政府定向收购、未流入市场。南方某地学校环境事件的调查结果也于日前向社会公布。显然，无论是农用耕地还是城市建设用地，人们对“脚下的环境”的关注度都在提升。
我国土壤环境的历史欠账远比大气和水体多，土壤污染又是隐秘却危害持久的一种污染。呛人的雾霾、变色的河水意味着大气和水污染的存在，而一般人很难从外表分辨出污染的土地。农用耕地污染通过农作物间接危害人体，而建设用地“毒地”问题则危害人居环境。因此，对待土壤污染事件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很有必要。
态度要坚决，手段要科学。笔者认为，土壤污染的预防要优于治理，当前最急迫的是预防和控制新的污染产生。对于未污染土壤要防患于未然，通过政策调动全民参与预防。同时，对各地土壤污染情况摸底，采取不同的措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逐步减少存量污染，最终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和“脚下的安全”。
预防优于治理，并不是说治理不重要。大面积的土壤修复治理是个世界性难题，其复杂性和投入远大于空气和水。治理越难就越凸显防控的重要性。如果不切断污染源，治理污染就会事倍功半。土壤污染防治难，因其可迁移和稀释能力弱。幸运的是，土壤又与空气、水不一样，人并不直接消费。而健康的土壤本身就是个生态系统，可以降低和分散污染风险。因此，单纯的土壤修复是最末端和不得已的防治方式。
今年5月“土十条”的出台，预示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理念的转变，从一刀切的指标控制到强调风险控制的综合防控。土壤污染防治要在保护土壤的基础上，分类合理利用土地，并不是要不计成本、不讲科学地全部实现土壤污染修复。土壤的环境风险取决于用途，对应不同的精准治理手段。
以耕地重金属污染为例，全面修复面临的难点很多，有的成本高，如用“客土法”等修复一亩地要花费上百万元；有的时间长，如植物吸收重金属方法需要上百年时间。事实上，对于污染程度较轻微的，可以调整种植结构，种植不吸附重金属的林木；对于污染特别严重的，可以实行风险管控，休耕退耕或生态移民等。
落实“预防优先”的理念，首先要摸清土壤家底。此前，我国已开展过土壤污染的几类专项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调查，初步掌握了基本情况。但调查的精度有限，土壤污染的具体分布及其环境风险、作用机制等尚不完全清楚。因此，要建立土壤环境质量预防机制、完善土壤环境监管体系。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2
一、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不系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
二是监测水平滞后。多数地区缺乏土壤监测必备的仪器和人员，尤其是基本农田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监测站点布置过少、监测项目少、监测数据流通信息不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诸多问题。
三是修复技术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大多数仍处于实验阶段，有些还只仅适用于实验室的小规模实验，与工程的实际推广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现有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
四是防治资金短缺。土壤污染防治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由政府买单。而政府财力的相对有限性使防治资金的来源受到很大局限。尤其对于无主的污染场地，由于其大多数位置偏远，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积极性不高，中央资金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修复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相对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丹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检测、治理、防控、资金、惩治等诸多环节，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如美国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并以这一基金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污染土地管理框架。针对责任方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即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都必须为场地污染负责。丹麦在2000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设立了土壤检测点，对土壤进行长期实时监测，进行动态管理。英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制定了详细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地块管理框架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建议：
1.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相应配套各类法规细则，构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2.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摸清底数，并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3.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各级政府和机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并根据不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4.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列为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土壤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定期监测制度，长期、动态、实时地对土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5.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一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土壤污染实行永久性的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土壤污染者除了要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外，还应承担土壤修复费用。二是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资金保障机制，成立类似美国“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土壤污染的管理和修复，保证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来源的稳定。另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清洁生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土壤治理修复。
6.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制定土壤修复企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加快相关人才培养和设备研发。一方面在各大高校增设土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加大专业土壤防治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科研部门要加快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原料等研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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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1985―），女，河北正定人，博士研究生，工程师，主要从事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研究。中图分类号：S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1001803
1引言
目前，出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环境改善的需要，国内许多城市实施了功能布局优化战略，大量处在城区的工业企业纷纷关停或搬迁，其中一些化工、冶金等污染企业的退役场地并未纳入相应管理程序，不经适当处置便进行土地用途变更，存在极大的环境安全隐患[1]。正如中国土壤学专家潘根兴所说：“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
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开[2013]7号文《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文件指出，已被污染地块改变用途或变更使用权人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并对土壤环境进行治理修复，未开展风险评估或土壤环境质量不能满足建设用地要求的，有关部门不得核发土地使用证和施工许可证。经评估认定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影响的污染地块，要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治理达标前不得用于住宅开发。该文件的颁发，为我国土壤修复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国土壤修复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本论文基于[2013]7号文件，主要从修复技术、修复资金、修复标准等方向阐明了目前我国在土壤修复行业刚刚起步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另外，根据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现状，本论文还提出了土壤修复企业的发展方向，以推动该行业的良性发展。
2土壤修复行业现状浅析
2.1修复技术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
根据是否移动污染土壤，土壤修复技术的技术路线分为异位修复和原位修复。异位修复是国外早期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将受污染的土壤挖掘之后使用化学、物理方法清洗、水泥窑焚烧处理及生物反应器或预制床等多种方法治理。原位修复技术指在保持现场条件下采用原位气相抽取技术、原位生物修复技术等直接修复污染的土壤，针对原位修复方法，最近几年还发展起来原位土壤冲洗技术、原位电磁波频率加热技术等。与原位修复技术相比，异位修复技术面临土壤修复技术的场地选址、污染土壤运输和场地管理以及二次污染的问题，而原位修复则可避免这些问题，并且修复成本和维护成本较低，但其缺点是修复周期较长，适用于不急于开发的污染地块修复[2～4]。
虽然我国处于实验室中的土壤修复技术储备已超过10年，技术种类近百种，其中植物修复、生物修复、焚烧、气提修复技术研发比较活跃，但这些技术大部分还停留在技术研发阶段，很少有技术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要求。目前，由于房地产开放商拿地后不堪开发周期压力，留给场地修复企业的时间一般只有数月或1～2年，相比国外类似污染地块的修复周期短了数年，因此，在这种现状下，为了缩短修复周期，国内的场地污染通常都是采用异位处理技术，这种处理方式成本较高，且挖掘填埋只是考虑到了土壤的挖掘、运输和填埋费用，并没有考虑到污染情况跟踪和环境风险监测等这些昂贵的后续监测成本问题。
因此在上述技术背景下，为了加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技术实力，丰富技术储备，探索适合我国国情技术发展道路，[2013]7号文件指出，以大中城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集中污染治理设施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废弃物堆存场地等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西南、中南、辽中南等地区，选择被污染地块集中分布的典型区域，实施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有关地方要在2013年年底前完成综合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并开始实施。今后的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某种修复技术，可针对污染场地的土壤和污染物的特殊性采用多种方法联合的工程技术示范，从而为污染物成分、污染土壤特性、环境背景条件相近的场地修复提供技术储备，积累工程经验，从而在保证修复效果的前提下缩短修复时间，降低修复成本。选择被污染地块集中分布的典型区域编制综合治理方案，实施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可集中有效、充足的市场资源，完善土壤综合治理技术。
2.2修复资金短缺及筹措可行性
在我国，毒地治理的资金问题也同样也决定着土壤修复行业命运。在国外，如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是“污染者付费”政策，企业和土地所有者分别承担着不同数额、比例的修复资金。而在我国，“退二进三”退出城市的大都是老国企，首先，这些企业在开办与运营过程中没有相应的环保付费政策，后期治理资金未得到积累，无法承担高额的治理费用；另外，这些企业在搬迁时绝大多数处于经营困难或濒临破产状态，难以实现利用其运营利润来支付治理费用，且向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地块所获得的收益也基本用于支付职工安置费用与企业搬迁工程费用。因此，“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针对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采用这样的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投资、谁受益”策略筹集资金便成为最可行的途径了[2， 5]。对于城市内部的污染地块再利用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于绿地等无利润公益性地块建设，一种是用于有利润的经营性地块建设，如商业及住宅用地建设。对于公益性地块建设，其受益者是公众，费用来源只能是公共财政，从另一层面来说，造成毒地污染的国企在历史上其利税都上缴给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且并没有积累治理资金，因此公共财政也有责任来承担当前的治理费用。用于经营性用途的污染场地再利用，由于有了直接的利润获得者，如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房地产开发商等，其费用由污染场地开发后受益方支付是较合理可行的。具体的支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体现在土地出让金中，由政府的土地储备部门承担治理职能，未来即将出让的地块不仅要场地净、权利净、还要污染净；一种是开发企业的开发成本，政府将未治理的毒地出让，企业竞争获得土地后由其开展治理，达到环保标准经过验收后再进行开发建设。对于土地归属于国土部门或者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一般采取第一种支付方式，如重庆、苏州等城市利用国有融资平台，争取国家、地方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或企业自筹部分资金对其储备的土地采用先行治理再进行出让，这种方式要求政府或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资金压力，但是可以缩短开发周期，提高市场效率。北京、山东等城市一些国有、私营房地产开发商拿到污染地块后，自筹资金进行场地修复待相关部门验收后进行环评及开发建设，这样的出让后治理方式增加了开发程序，延长了开发时间，造成了开发企业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某些企业的囤地行为提供了新的借口[1]。
[2013]7号文件指出：“为了健全投入机制，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督促企业落实土壤污染治理资金；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中央财政对土壤环境保护工程中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予以适当支持”。笔者认为政府治理后出让土地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基于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职能设置。国土资源部门应联合环境保护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尽快完善毒地排查及登记并结合具体污染类型与严重程度进行合理的利用规划，否则开发利用之后再进行修复的成本会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环境风险不容忽视。另外，在当前我国的土地储备与出让制度下，国土资源部门应发挥重要作用，积极筹措资金，组织实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
2.3标准体系与法律法规亟需健全
污染场地修复产业刚刚兴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对环境友好型城市的要求对开展专门的污染场地管理提出了迫切的需求。除了技术局限和资金短缺问题，政策与责任的不明晰也是制约场地修复行业发展的另一大瓶颈。尽管相继提出的国发[2011]35号文件、环发[2012]140号文件及[2013]7号文件均规定“被污染场地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的，应进行环境评估和无害化治理”，但由于石化、钢铁等易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背景及污染场地本底情况复杂，环境评估标准值、土壤修复标准值等尚未完善。环保部于2004年和2008年先后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原则、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领域，提出要把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作为重点领域之一，但这一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除目前已和正在征求意见的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场地修复、监测等技术规范外，还有诸如修复过程控制、施工管理等一系列的规范和政策也需要编制。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修复的省市如北京、武汉、沈阳、重庆、和江浙一带遵循的都是地方环保部门出台的标准，国家层面也需要出台统一标准以便加强行业管理。
3国内修复企业面临的风险及挑战
3.1市场机遇及挑战
近年来土壤修复行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政策的提出和中央资金支持的力度使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外有着丰富经验的外资公司纷纷进入到中国市场，但出于污染场地修复行业特殊的数据敏感性，主流市场活跃的仍是国内科研院所或修复企业[6]。此外，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存在本土化适应性不高且成本较高的问题，目前也缺少较为成功的案例。作为国内修复企业，应自主研发适用于本土市场的技术和设备，基于拥有的完善的营销网络和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对其技术和设备产品面向市场推广。遵循优势互补、核心能力增强的原则，有选择地进行战略并购或合资合作，从而提高市场影响力与占有率。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学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污染场地修复企业丰富的市场运营及施工建设经验。
3.2技术风险及挑战
自主技术易被同行业仿制，同时随着污染场地治理技术领域的不断更新，会产生多种新的技术手段，将给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此，需要修复企业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针对同类技术和产品的挑战，根据污染场地的不同土壤和污染物特性，以及治理要求细化修复技术方案，研发和储备各种处理工艺，提高污染土壤治理设备的加工能力，通过成套技术的研发改进，实现污染土壤的全程无害化处理。在有效实现多种复杂场地一站式修复的同时，降低治理成本。针对有可能会出现的新的技术挑战，提出并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技术中心与战略市场部门的互动，充分发挥技术集成业务对市场开拓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大各类技术型、管理型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打造一支专业化和高层次的科技人才队伍。另外，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及国际知名环保企业的密切技术合作，通过不断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完善企业的技术体系，不断提高企业创新技术的应用能力，保持企业在污染场地治理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
3.3经营风险及挑战
污染场地修复行业属于朝阳产业，未来市场经营格局的改变，也将给国内修复企业带来管理模式、经营思路的挑战。努力创造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良好环境，进一步提高核心技术人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用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形式，保持和培养一支国际一流的研发与技术人才队伍。通过签署技术保密协议、建立知识管理系统等方式持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有效地减少人才流失所导致的技术风险。
4结语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4
摘要为推动解决当前污染场地环境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环保部组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根据试点目的、工作基础、典型代表性以及资金支持等情况，确定湖南省、重庆市和江苏省的常州市、靖江市为试点地区。本文在对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地区调研的基础上，对试点工作进展及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管理实践进行阐述，所总结的污染场地监管工作经验，可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工作提供实践支撑，对金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构建和其他地区的监管具有有益参考作用。
关键词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实践；环境风险；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治理
相对于大气、水的污染防治而言，场地污染防治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法规标准缺乏、责任义务不明、资金筹措不畅、技术支撑薄弱、认识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对于新兴领域而言，管理上的问题尤显急迫。而我国污染场地数量多、潜在环境风险高，管理形势又十分严峻。为推动解决当前污染场地环境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8月环保部启动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旨在通过在试点区域有组织、有指导地开展探索创新工作，以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供全国借鉴参考，同时发挥试点引领示范作用，系统地促进全国场地污染防治工作。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对试点地区和开展污染场地监管较好的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当前，在“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编制的关键期，及时整理总结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的成效及北京、上海、浙江等非试点地区的管理实践经验，可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对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构建和其他地区的监管具有有益参考作用。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实践内容及目标
为落实《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指导地方加强对污染场地土地流转、再开发利用及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的环境监管，推动解决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8月环保部了《关于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函[2014] 182号），根据试点目的、工作基础、典型代表性以及资金支持等情况，考虑省、直辖市和地、县级市不同的管理特点，确定湖南省、重庆市和江苏省的常州市、靖江市为试点地区，开展为期三年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总体目标是通过试点，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的污染场地环境问题。任务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要建立规范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全过程管理模式，理顺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二是制定有利于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的金融、税费、价格等经济政策。利用债券发行、贷款、合同环境服务、土地利用置换政策等手段，探索多元化资金筹集模式。加大省市财政配套，有效推进政策出台。三是完成环保部门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包括实施行业准入制度，规范相关调查、评估、修复企业行为等。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进展污染场地排查工作稳步推进
重庆市开展了主城区搬迁场地的调查评估，摸清了主城九区污染场地现状。湖南省对城区或城郊涉重污染行业工业企业、偏远地区涉重污染行业且运行年限5年以上的工业企业及园区、涉重废弃场地（历史遗留生产区、在用或废弃堆渣场）和面积大于l平方千米（1500亩）采矿区共四类场地进行了排查。常州市从2009年起逐年开展关停重污染企业的场地调查评估并建成常州市土壤污染防治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与国土、规划等部门的信息共享。靖江市对化工、电镀、涉铅等行业已关停并转、破产、搬迁和即将搬迁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基本摸清了本市工业企业场地污染概况。
污染场地监管制度逐步建立
在政府层面，重庆市将土壤污染防治纳入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对象范围、基本要求、责任主体、监管措施和部门职责等进行了明确；靖江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对拟挂牌土地拍卖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所有土地在挂牌上市前必须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评估，重污染场地必须实施场地修复后方可挂牌上市开发利用。在多部门联合上，常州市环保局会同规划局、发改、国土局联合印发了《市区经营性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环境影响预评价工作办法》，明确了污染场地重新开发编制控规时，必须进行环境调查。常州市环保局联合国土局、规划局印发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环境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对污染场地环境影响预评价、调查与评估、治理与修复，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明确了部门职责和各当事人及法人主体的责任。在环保部门管理上，常州市环保局印发了《常州市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流程》和《常州市关于加强企业搬迁过程中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环境监管的通知》，明确了管理范围、工作流程、备案材料及其文件格式等内容，规范了全过程管理。
地方技术标准陆续出台
重庆市了《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即将印发《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筛选值》《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及竣工验收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环境监理技术导则》4项地方性标准。常州市了《常州市污染场地调查和评估技术指南》，正在编制《常州市农田土壤调查技术指南》。靖江市编制了《电镀工业遗留场地环境调查操作指南》，湖南省正在起草《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
修复示范工程持续开展
重庆市以綦江赶水农资仓库杀虫剂存放点和永川化工片区为对象，开展场地治理修复示范，以运行中的长寿工业园区为对象，建设示范园区土壤污染预防预警体系。常州市以“三江口地块”为对象，采用“异位一资源化利用十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案开展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靖江市选取典型重金属场地进行详细调查示范，选取电镀行业场地进行普查示范，选取有十多家电镀企业的西来电镀中心进行区域示范，选取4家零散分布的电镀企业和铅盐企业场地进行企业示范，开展治理修复示范。湖南省选取湘潭竹埠港化工园区关停、拆除和治理工程为环保部门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
治理修复资金筹措方式多样
重庆修复资金主要依靠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创新市场化投入机制来筹措，市政府专门成立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了10亿元的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采取PPP等模式参与污染场地整治等环保污染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常州市拟出台《常州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融资管理指导意见》。靖江市成立了国资独资的靖江市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对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和场地污染修复工程实施统一管理，对用于生态环保建设的财政资金进行全程监督管理，探索污染场地管理的金融机制。湖南起草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污染场地修复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建议稿）》，开展了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和PPP融资模式用于场地修复的探索工作。
典型地区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
由于搬迁工业场地再开发的大量实施，从2004年宋家庄地铁施工工人晕倒事件后，污染场地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各地针对辖区内面临的污染场地环境管理问题，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污染场地地方管理实践，为全国的污染场地监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选取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为典型地区。
北京市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北京市环保局与市土地、规划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初步建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实行工业场地再开发利用前的评价制度，没有开展场地环境评价或治理修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能批准开展下一步工程开发。北京市实行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技术方案、施工方案及验收备案，对治理修复过程制定了多项监管制度和污染防治举措，包括：定期检查制、工程进展周报制、污染土壤转移联单制度、治理现场视频监控、第三方监理制度等一系列监管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治理修复过程不造成二次污染，确保了治理修复效果。北京市先后了4项地方标准，还有10项技术规范或导则正在编制中，初步建立了适宜北京市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特点的地方标准体系。
上海市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上海市环保局会同市规土局、市经信委、市建管委印发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管理办法》（沪环保防[2014]188号），构建工业及市政项目场地再开发利用为敏感性建设用地的土壤环境监管机制，督促场地责任方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对土壤污染进行治理修复。在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上海市环保局结合上海实际，制定并试行了6项地方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规范正在制定中，初步构建全过程环境监管的标准规范体系。上海市环保局印发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环境保护领域专家评审工作管理办法》《上海市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治理修复单位考核评估管理办法》．规范专家评审行为及第三方机构从事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监理、验收监测的行为。
浙江省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浙江省建立了省、市两级职能部门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环保、国土和农业等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力。2013年，省环保厅、国土资源厅、农业厅、经信委、住建厅和财政厅6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浙环发[2013] 28号）（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分工职责。在省环保厅系统内部，明确了由省固管中心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污防、建设、法规、生态、监信、总队、固管等多部门参与。浙江省环保厅出台了《浙江省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开发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监管工作方案》，按照“控制为主、预防优先、底数清晰、责任到位”的要求，推动关停搬迁及原址污染场地有序开发利用，明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的执行范围与程序，明确了责任主体与三级环保部门的监管责任。这些制度和措施，在杭州、台州等地市都得到了良好落实。推进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的建议
继续深化试点地区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结合试点工作进展及典型先进地区管理实践，针对在试点工作及实际污染场地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试点工作制度建设。试点地区应高度重视，围绕污染场地管理，加强污染场地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和治理修复资金筹集的经济金融手段探索，从制度设计上保障搬迁和修复后的监管，提出闲置场地风险管控要求，规范示范工程监管，并“边做边说”，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并争取早出成果，为“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编制做好实践支撑。
二是加强科技支撑，避免过度修复及修复不到位。试点地区应在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进程中，加大科技投入。结合试点地区示范工程，边试点边总结，建立涵盖搬迁环节污染防治、场地风险管控、治理修复技术筛选、验证评估、修复过程二次污染控制和修复后长期监测等全过程的场地环境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开展场地修复长期效果评估及经济有效性研究，防止修复不到位或过度修复两种现象发生。加强试点工作中事故防范意识，杜绝污染场地风险事故发生。
三是搭建交流平台，加强对试点地区的工作指导。搭建全国污染场地监管与技术交流平台，借鉴北京、上海、浙江等先进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专家队伍对各区域试点工作指导。结合试点工作进展，及时整理总结工作中的问题及经验，注重试点区域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成效的制度转化，加强宣传推广，供全国借鉴参考，充分发挥试点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并加强对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行业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做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为落实“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各项制度措施奠定基础，加快推进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工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尽快开展场地排查，确定优先管控对象。掌握污染场地分布、数量、污染及环境风险状况是科学有序开展场地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全国应针对在产及拟搬迁企业场地和已关停、搬迁、破产企业场地，尽快分类、分步开展场地环境污染状况排查，形成潜在污染场地清单，构建污染场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评估确定污染场地优先管控名录，集中资源对环境风险较大的场地优先采取管控措施。
明晰污染场地分类分级管理模式。按照场地使用状态，对在产、闲置和再开发场地实施不同的分类管理措施。即在产场地侧重于污染预防，闲置场地侧重于风险管控，再开发场地侧重于治理修复效果保障及二次污染防治。按照环境风险高低，构建污染场地分级管理体系，确定分级管理要点。对于尚存在的具体执行层面问题，需进一步明确管理层级、管理流程、监管环节及监管手段。充分吸纳地方实践经验，将污染场地异位处理土壤转移联单、场地修复领域评审专家管理及从业机构管理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制度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落实部门责任，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已有的污染场地管理实践表明，保障污染场地再开发的环境安全必须要多部门齐抓共管，建立联动机制。通过法律法规、政府发文或者多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理顺污染场地调查评估、治理修复、场地收储和场地流转的前后关系，明晰污染场地搬迁、修复、收储、流转、再开发等过程中环境、规划、国土、工信等政府部门的管理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有效保证“净地开发”。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5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土壤环境质量；相关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S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1-0011-2
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持续关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以及消费者对农产品关注程度的提高，使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相关性研究的意义
1.1 土壤环境质量安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保证
由于人类一些不合理经济活动的影响，土壤环境质量及其安全性能日益下降，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危害群众健康。我国耕地资源极其匮乏，所面临的粮食和土壤环境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峻得多，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迫在眉睫。另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
2008年1月8日，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第一次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土壤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且二者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即，土壤污染，相应农产品一定污染。土壤污染，某种类型的农产品却未被污染；土壤未被污染，相应农产品也未必安全。
有些生产环境适合这类农作物或植物的生长，相关农产品质量也好。有些生产环境适合另外一类农作物的生长。生产环境对农产品种类及对农产品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因此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指导农业生产，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土壤环境质量。
1.3 科学研究及生产发展的理论基础
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污染物在农作物体内富集规律，为无公害蔬菜基地的选址和污染土壤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之间对应的数据库。为以后的科学研究、生产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支持。
项目的研究为相关性理论研究，但实际意义是如果确定农作物的产地，便可知其相应农产品的质量是否安全，为后续农产品的进出口等做了前期工作。并可进一步进行拓展实验：被环境污染物污染的农产品与生物体之间的慢性毒理学研究；食物链累积关系。
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土壤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通过文献查找，相关资料并不多见。较多的是研究环境污染物与人体健康的影响关系或是只是调查土壤环境污染与农产品中含有污染物的多少，对其深入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多见。
2008年，赵勇、李红娟、魏婷婷、孙志强等人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和蔬菜污染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为绿色蔬菜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以郑州市常见的 5种叶菜类蔬菜为试验材料，采用温室盆栽土培的方法研究了土壤 Pb浓度与蔬菜污染的相关性,并对绿色蔬菜生产要求的土壤 Pb污染阈限值进行了预测。
2008年，李东坡、武志杰、梁成华等人通过分析土壤污染的原因、特点、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以及与农产品质量关系 ,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积极研究土壤环境污染的控制方法与修复技术；加强无污染生产资料的开发技术研究，减轻土壤环境污染；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污染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 ,确保粮食生产和农产品食用安全。并指出土壤污染是土壤环境恶化因素中对农产品质量影响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2005年，徐明岗、李菊梅、张青对土壤环境改善和食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题论述。
从上述文献来看，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与土壤环境质量及其他相关环境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但对其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很少，大多数文献报道的是环境污染物对农产品的直接影响或是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或是对生物、生态效应的影响关系做实验研究。其实三者即：环境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生物体生态生理健康，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否与对人体健康关系密切。
3相关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他问题
3.1 主要研究内容
确定农产品实验基地或者是农作物培育实验室，选择现今流行的一些环境污染物：如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确定几种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如Pb、Hg、Cd或有机有毒物质。用其污染土壤，然后再栽种相应的农作物，待生产成熟后，采收，确定农作物的果实或是其他可食部分，采用分析测试方法确定污染物的富集程度，根据土壤污染物的浓度和农产品中污染物浓度的数据，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分析其相关性，明确污染物在农作物体内富集规律，为无公害蔬菜基地的选址和污染土壤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也就是实验和理论相结合，通过实验获取分析数据，采用数学理论对数据进行深层信息的挖掘，获取我们想要的信息。
3.2 关键问题
在确定污染指标的选择上是项目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曾经有文献报道过，有些污染指标在土壤环境中大量存在，但是在其相应的农产品当中未能体现出来，可能与农产品种类对该项污染指标的耐受机制有关。就象人们所能理解的，土壤污染严重，种出来的果实也一定有问题。有些污染指标在土壤环境或水体环境中含量很小，但是在农产品当中却表现得含量很高，这就需要不光考虑土壤单一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水体、大气等周围的环境以及农产品本身的种类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污染指标的浓度问题。
模型的建立也是关键，模型建立得适合，会真实地反映本质问题，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模型选择得不合理，未必得出真实结果。
土壤环境质量与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很复杂，并不是相关或不相关两个答案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多角度考虑影响问题的因素，才有可能得出客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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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丽慧,王翠红,叶丽丽,刘新亮.城郊蔬菜地土壤铅和镉污染研究进展［J］.湖南农业科学，2009，（5）:50-52.
土壤污染防治市场范文6
含镉大米凸显土壤重金属污染危机
2013年5月16日，中国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显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重金属“镉”超标。在食品安全办公室抽检的31个批次不合格大米中，显示有14个批次来自于中国湖南省，镉含量从每公斤0.26毫克到0.93毫克不等（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大米的镉限量不大于0.2mg/kg）。此抽检报告一经披露，便令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中国湖南省陷入了镉米危机。
受镉米事件影响，湖南大米滞销严重，米厂出现停工潮。据业界分析，湖南部分地区大米销量急降六成，米价也开始下跌。对于上述情况，当地许多农民及米厂老板表示实在不理解。“镉是什么？我都没听说过。”一位当地农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刘湘骥是湖南省攸县大同桥镇一家大米厂的老板。他告诉记者，他的大米厂从收谷、脱壳、碾米、抛光到包装所有程序都是物理性操作，不存在添加或产生镉等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污染物究竟从何而来，他也不得而知。
谜团：大米缘何会含镉
5月21日，镉大米来源地湖南攸县官方通报了不合格大米的镉含量范围，披露原稻主要收自当地农户，涉事米厂手续齐全，不存在生产环节重金属污染问题。
既然生产环节无污染、原稻来源也没有问题，那么，污染大米的镉又源自哪里？对此，更多业内专家表示这是一场迟早要来的危机。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说，这些重金属的确不应该存在于农田，因为它们原本来自矿山。早在2007年，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六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最为严重。潘根兴表示，大米镉超标的关键在环境污染，“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土壤和品种。”
镉原本与人类没有亲密接触，但由于人在焙烧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并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自此，镉与人类形成了“剪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稻米成为其中的重要介质。有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中镉含量仅次于生菜。
有关镉米的危害，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被发现。日本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生长的稻米而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镉中毒因此被称为“痛痛病”，情况最严重的患者身上曾同时出现100多处骨折。
医学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会出现镉中毒症状。镉的拿手绝招是先损坏人体的肾功能，让骨骼生长代谢发生障碍，进而使骨骼出现各种病变，像骨痛病、软骨病、骨质疏松。
“镉污染大部分来自开矿。工厂排放废气中含有镉，可能会通过大气沉降影响较远的地方。”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表示，“即使冶炼厂距离远，其排放的废气扩散后也可能随降雨落到农田中。除此之外，农业投入品滥用、外源性污染、养殖业污染等，也使得土壤重金属污染趋势日益加剧。
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华中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教授黄巧云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镉米危机凸显了治理土壤污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据黄巧云介绍，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包括汞、镉、铅、铬和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以及有一定毒性的锌、铜、镍等元素。这些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很小，既不易随水淋滤，也不为微生物降解，治理起来难度极大，更何况目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污染范围。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于2010年的《中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中国已有1/5的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受到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南方省份土壤中由于重金属底值偏高，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的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目前，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已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
“不仅污染加重，而且还在转移扩散。”潘根兴告诉记者，当前土壤污染还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仅2008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
专家建议：换着产地吃大米
镉超标大米的消息持续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在饮食习惯上，专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尽可能分散化，降低风险。
“换着产地吃大米”，专家的建议放到现实中，委实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不过建议仍回避不了两个问题：一、倘若镉大米的根源在于土壤污染，普通百姓又如何能确保自己所吃的大米是产自没有污染过的土壤？事实上，广州在此次抽检中发现“镉超标率达44.4%”，从而将矛头直指湖南。后经调查显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远非湖南一省。二、以“鸵鸟心态”（明知问题即将发生而不去想对策的逃避心理）来防范镉大米，也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上上之策。无奈的民众最终只能倚赖政府尽快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与防治措施，但是鉴于各种原因，某项调查结果迟而未宣，防治措施也由于污染状况复杂不能在一朝一夕内完成。
2006年7月18日，一场官方宣称耗资十亿元的土壤污染摸底战役在全中国悄然拉开，这项调查也是中国首次对土壤污染状况所做的综合性调查，由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直至2010年调查终于完成，但是纵然媒体和公众不断呼吁和追寻，调查数据和结果迄今未曾公布。对此，环保部在相关告知书中表示，此举系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对“属于国家秘密”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不予公开。
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依照预期，各地的调查结果将绘成一张巨幅的中国土壤污染图谱。其意义不言而喻：土壤污染调查数据是所有后续治理工作的基础。
对于政府给出的保密解释，多名受访专家表示理解保密的苦衷，“在没有切实的处理办法和法规出台前，全国污染土壤状况一旦公布，将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担忧和经济损失。”
但是，无论最终调查数据如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已是不容忽视。2012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曾透露这次历时六年的普查的整体结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公众也只有企盼政府尽快出台相应的土壤防治法规及处理办法，唯有此土壤污染调查数据才有望公开，后续的治理工作才能随之有序进行。
土壤“排毒”
迫在眉睫
长期以来，比之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前两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有可视性、可感性，而土壤污染缺少直观的感受，问题的暴露也不在于一时，因此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鉴于近年来因土壤污染而造成的事故频频被曝出，外界对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不过，对此种说法“泼凉水”的人也不在少数。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土壤学专家侯彦林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受污染的土壤治理不过是一种末端策略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预计，基于土壤修复的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原因，除尾矿开发外，土壤重金属修复在未来10到20年内很难形成产业。根治土壤污染的当务之急不是修复，而是国家下大力气控制好污染源。
严控污染源
在侯彦林看来，土壤污染修复不论是算经济账，还是生态账，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均很有限。他甚至断言，相比大气和水污染的治理，土壤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他举例指出，土壤修复的方法大概有如下几项，一是换土法。二是利用生物和植物修复。三是向土壤中加入石灰性物质等其它物质来改良土壤性能的钝化法。在他看来，以上三种方式的可操作性均有限。
就换土而言，侯彦林认为，撇开换土的成本不谈，“在某些污染地区就没有好土，怎么换？不像花盆换土，大田污染往往是少则几十万亩。”而如果要采取将上层的受污染土壤换到下层的方式，则如果放任污染源继续污染，那新土再过几年也同样会被污染。
土壤修复中“换土法”不可行，那植物吸收法和向土壤中加中和物质的钝化处理法又是否可行呢？侯彦林表示，当土壤中的有色金属含量过高时，植物可能根本就无法生长。植物修复法只适合于轻度土壤污染的情况，通过种植一些对重金属吸附性大的植物，达到修复土地的效果。而对于钝化处理法，侯彦林则认为，因土壤本身具有缓冲性，无论你放多少中和物质，放一年两年有效，三年后可能又回到原来状态。因此，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是长期且不可估量的，而且加入的物质极有可能会对土壤造成新的危害。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探讨如何修复受污染的土壤，而是如何去找出污染源，杜绝污染源。”侯彦林指出，只有在杜绝污染源的基础上进行的修复工作才能真正产生效果。对于轻度污染的土壤可采取上述几种修复方法，而对于中度和重度的土壤污染，则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法，比如，不以农业为主，通过种植一些非食用作物，如花草、树木等，或在城市郊区修建物流中心、公园、娱乐场所等，以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
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除此之外，尽快摸清土壤污染“家底”，也是进行土壤后续修复工作的重要前提。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院教授李长安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启动中国“带病”土壤现状调查，掌握土壤“致病”原因，分类而治。同时，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像大气和地表水一样，建立土壤土质的污染监测站点，严厉打击污染土壤的行为，严惩肇事者。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专家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提出，应该为污染的土壤建立“污染档案”，保障公民对土壤环境的知情权；另外，还要建立土壤污染控制区，确定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土地适合居住。如果某个区域的土壤受到污染比较严重，就应该把它设为管制区，如果污染非常严重，就要完全禁止经济活动。
中科院武汉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则建议，可以采用立体治污的办法推动产业升级，阻止污染继续恶化。同时，严格保护粮食主产区的土壤环境，将保护重点放在遏制外源污染和侵蚀上，杜绝工业废物向粮食主产区排放。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也了消息，决定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按照设想，该项目将在全国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能得出重金属元素的“人类污染图”。
此次国家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好比给一个病人绘出的病情图，知道病情后，才能有的放矢，由此可知此项调查的重要意义。但是，此番举动是否会如2006年启动的土壤污染调查一般没有下文，公众也不得而知，唯有期待不会再是一场空等。
Warning of Soil Pollution
Reported by Duan Ying Translated by Zhu Luqi and Guo Qi
Recently， the “Cadmium Rice” scandals in several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have been in the spotlight and made public opinion seething with indignation. This event not only touches Chinese people’s sensitive nerves for food security， but also arouses wide concern about the issue of soil pollution. Facing the grim situation of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says that they will conduct a sampling survey all over China and make a map of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oil pollution by heavy metals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But it remains uncertain whether the detailed schedule for this survey will be announced. On one hand， it is the seriously contaminated soil；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ambiguous actions of governments. Who can save the people who suffer from soil contamination？ At present， it seem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still.
“Cadmium Rice” Reflects the
Crisis of Soil Pollution by Heavy
The market of rice produced in Hunan Province was also affected by the cadmium crisis. Many rice factories were in the condition of shutdown.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analysis， the sales volume in Hunan Province was reduced by 60%， and the rice price started to decrease. Most of the farmers and factory directors were very confused， because they could hard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y were facing. One of the local farmers told the reporter that “what is cadmium on earth？ I’ve never heard about it.” Liu Xiangji was the director of a rice factory in Datongqiao Town， You County， Hunan Province， and he told the reporter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that his factory had always followed the rules of physical operation in every process： collecting， shelling， milling， polishing， and packing. There was no chance or possibility of cadmium pollution in the producing process， and he didn’t know where the pollution source came from.
Mystery： How Come Rice Contains Cadmium
On May 21， Authorities in You County， Hunan Province announced the amount range of cadmium in rice. They also disclosed that the crop was mainly collected from the local farmers， and the formalities of rice factories involved were all complete， which meant the heavy metal pollution was not from the producing process.
Given that there was no pollution in the producing process， and the crop was all clean， where was the source of the cadmium？ Responding to this situation， many experts believed that this was a crisis that would come sooner or later.
Pan Genxing， Professor from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old us that the heavy metals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rice field， because they were supposed to exist only in mines. Earlier in 2007， Pan Genxing and his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sampling inspection by selecting 91 samples in the above-county-level markets in East， Northeast， and Central， Southwest， South and North areas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bout 10% of the ric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was with cadmium exceeding the official limit. The research also showed that the heavy metal pollutions were mainly found in long-shaped rice produced in South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Provinces of Hunan and Jiangxi. Pan Genxing also told us that the key of excessive cadmium in rice lies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is up to two factors： soil and variety.”
Cadmium does not have such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mankind. However， in the processes of roasting ore and wet-method reclaiming， cadmium is released in sewage and waste residue， and then blended in soil and rice field. After that， cadmium and mankind start a complicated relation， with rice crop working as an important medium. There are studies showing that rice is highly capable of absorbing cadmium， and the cadmium amount in its seeds is only less than in lettuce.
The harm brought by “cadmium rice” was first found at 1960s in Japan. At that time， many rice fields were polluted by cadmium because of mining， and the farmers constantly fed by the polluted rice were cadmium poisoned. Those patients suffered huge pain in the bones， so cadmium poisoning was also known as “itai-itai”. The most serious patient even had more than 100 bone fractures at one time.
Med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cadmium is mainly accumulated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and it will not disappear by itself. After several years or decades of accumulation， people will have the symptoms of cadmium poisoning. The cadmium usually first destroys the functioning of kidney， which will lead to an impediment in the growth and metabolism of bones. The bones will gradually have various pathological changes like itai-itai disease， rickets， and osteoporosis.
“Cadmium pollu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mining. The gas emitted by factories contains cadmium， and can affect more areas because of atmospheric sedimentation”， said Gao Jixi， the Director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en if a smelting plant was moved to some place more far away， the exhaust would still drop along the rains in rice field. Apart from that， the abuse of farm chemical， exogenic pollution，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pollution， have also made the heavy metal pollution worse. ”
Serious Heavy Mental Pollution of Soil
Huang Qiaoyun，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entral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cholars who study on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He thinks “cadmium rice crisis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of the soil pollution management”. He told us that heavy mentals that cause soil pollution includes mercury， cadmium， lead， chromium and elements with significant toxicity like metalloid arsenic， as well as elements with certain toxicity such as zinc， copper and nickel. Those heavy metals’ mobility in the soil is very small. They can neither be water leached nor degraded by microorganism， which means the control of pollution is very difficult， not to mention the pollution is already widespread now.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hinese Ric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ublished by China 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nd Rice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ing Center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 2010 claimed that 1/5 of arable land in China has been polluted by heavy metals， among which cadmium pollution involves 11 provinces and 25 areas. In Hunan Province， Jiangxi Province 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problem has been prominent. The soil of southern provinces was naturally higher in heavy metal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a large amount of “three industrial wastes” was emitted to soil and made the pollution more serious. At present， about half of the arable land in South China has been polluted by cadmium， arsenic， mercury and other toxic heavy metals and petroleum organics.
“The pollution is not only getting worse， but also in a trend of transfer-diffusion.” Pan Xinggen told the reporter that the contaminants in soil pollution also have trends of transferring from industry to agriculture， urban areas to countries， ground surface to underground， upper reaches to lower reaches， and water and soil to the food chain. The accumulated pollution is happening frequently and turning into incidents. In 2008 only，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 pollution incidents in China， including more than 30 pollution incidents of arsenic， cadmium， lead and other heavy metals.
Experts’ Recommendation： Try Different Rice Products
The information about cadmium rice continues to stimulate the sensitive nerves of the public. In terms of food habit，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had better not stick to rice produced in one place. Variety in places of production can lower the risks.
The recommendation of “try different rice products” from experts is actually one of few options available. However， two questions are still unavoidable： First， if the source of cadmium rice is in the soil， how can we ordinary people make sure the rice we eat is unpolluted？ In fact，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conducted in Guangdong shows that “44.4% of the products are with exceeding cadmium”， which means the spearhead of attack is aimed directly at Hunan Province. The afterward inspection shows that soil that has been severely polluted by heavy metals is not confined to Hunan Province. Second， the “ostrich policy” （a psychology of escaping to avoid the upcoming event） cannot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cadmium rice， and is certainly not the best strategy in guaranteeing food security. People cannot but to rely on governments’ inspections and prophylactic-therapeutic measures. But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the inspection result has remained a secret and the prophylactic-therapeutic measures cannot be come up with overnight.
On July 18， 2006， a war of soil pollution inspection， whose cost was 1 billion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claim， started quietly in China. This inspection w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inspection towards the condition of soil pollution. It was organized jointly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LR， and finished in 2010. Although media and the public continue to ask for the result of the inspection， the relevant data and results haven’t been released yet.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id in a notice that， according to Article 14 in The Decre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penness， the national soil pollution condition belongs to “national secrets” and should not be published.
This three-and-a-half-year inspect covers the entire land of China， except for Hong Kong， Marco， and Taiwan. The inspection results were supposed to be gathered and illustrated in the form of an atlas. It is self-evident： The inspection data of soil pollu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fterward.
The explanation of “keeping a national secret”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s is not satisfying， but many experts told us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s’ worries： “Without practical measures and feasible regulations， the release of soil pollution conditions is likely to cause unnecessary worries and economic losses.”
Nevertheless， no matter what the inspection data look like，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ignore the pollution of soil. An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October 2012 reveale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spection result. “The soil environment in our country is worth our high attention， and human activity including min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re the main causes.” Given the situation， the only thing people can do is to look forward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for dealing with soil pollution. Only with these can the inspection data be released and further control work be done.
Elimination of
Soil’s Toxicants is
Extremely Urgent
For a long time， there is no much attention paid to the soil contamination issue， compared to air pollu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which are more visible and sensible， while soil contamination lacking intuitive knowledge and immediate exposure. Soil contamination is so called “invisible pollution.”
Seeing that accidents caused by soil contamination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ublic voices have become higher for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opponents. Yanlin Hou， pedologist and researcher of Agr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i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old the reporter that it is a compelled and end strategy to treat contaminated soil. He anticipated that， except for utilization of tailing，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is less likely to become industrialized in a couple decades based on remedi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and social limitations. The top priority in treating soil contamination radically for China is to make great effort to control the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instead of remediation.
Strict Control of Contamination Source
In Hou’s view，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aminated soil remediation is rather limited either economically or ecologically. Even more， he asserts that soil contamination is unlikely to be controlled effectively， comparing to control of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He listed several ways of soil remediation. The first is replacement method， the second is remediation with creature and plant， and the third is deactivation by adding calcareous substances into soil to improve soil quality. In his opinion， the three methods listed above are all limited in practicability.
As for replacement method， Hou said， “There is no good soil at all in some contaminated areas. How can we do the replacement？ Not like replacing the soil in a flower-pot， the contaminated field is of at lea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not to mention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And if we replace the contaminated soil on surface layer with deep later soil， new replaced soil will be as well contaminated as long as the contamination source is still let alone.
Since the replacement method is not feasible， how about the plant absorption method and the deactivation method by adding neutralizing substance？ Hou said that plants may even not be able to grow when nonferrous metal content in soil is too high. The plant remediation method is only applicable to mild soil contamination through some plants which have high absorbability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And as for the deactivation method， Hou thinks that because soil has buffer action itself， no matter how much neutralizing substance is used， it may be effective in a couple years but will resume the original condition after three years. Therefore， the economic costs are immeasurable in long term， plus the new-added substance might cause additional harm towards so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