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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1
1.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与挑战
2.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
3.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4.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5.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
6.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网络观综述
7.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缘起、应用与前景
8.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
10.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11.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12.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探微
13.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14.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15.经济社会学的演变及其与中国研究的关联
16.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
17.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18.经济社会学的贡献与发展逻辑
19.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研究
20.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21.单位制度及其偏好——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传统单位制国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23.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24.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25.西方经济社会学“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变及其新动向
26.论凡勃伦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27.市民社会、社区与信任构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寻访新经济社会学
29.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30.试论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同经济学的基本关系
31.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
32.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综述
33.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一个经济社会学解读——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视角
34.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建构性分析——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35.企业预算管理:经济社会学理论思考
36.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37.经济社会学理论发展分析
38.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理论和政策
39.关于经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40.论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假设
41.从经济行动到经济秩序: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研究
42.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43.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研究
44.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45.从扩张走向反思——对经济社会学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综述
46.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渊源、理论及意义
47.“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
48.理论分析与中国经济:韦伯经济社会学实用指南
49.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综述
50.突破边缘化的理论选择——经济学扩张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回应
51.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
52.基于网络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53.格兰诺维特关于经济社会学的若干理论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解读
54.经济社会学视角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评价
55.嵌入性、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56.经济社会学体系化问题刍议
57.经济社会学视域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理及治理研究
58.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59.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之比较研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异同
61.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62.探析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
63.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64.经济社会学及其消费理论研究:危机与重建
65.浅议当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66.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公共卫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为例
67.中国私人银行服务需求的经济社会学解释——基于信任机制视角
68.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69.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进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70.保障问题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71.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比较
72.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73.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设计思考——基于国际经验和新经济社会学视角
74.信任: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75.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传统经济学反思下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发展述评
76.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社营销问题研究
77.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
78.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现状与研究主题
79.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产业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
82.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探微
84.“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
85.经济社会学视野下家族企业成长研究
86.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
87.新经济社会学视阈下集群型企业家行为效应研究
88.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89.西方经济社会学关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及应用
91.论韦伯经济社会学与德奥经济学派的方法论关系
92.嵌入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基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社会领域统战问题研究
93.农民工问题演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95.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关于我国职业体育产权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6.论沃勒斯坦与熊彼特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异同——一种以马克思为思想背景的经济社会学历史分析视角的比较
97.“用工荒”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8.浅谈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与发展
9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对我国轻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分析
100.选秀媒体信任危机的经济社会学解读——以《中国好声音》为例
101.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我国环境污染转移问题分析
102.试论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因素——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03.关联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家以及如此转向的意义
10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
105.经济社会学理论下的企业预算管理思考
106.构建省会经济圈中的经济社会学
107.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108.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企业性质分析
109.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10.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
111.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对策析论——一种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考量
112.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13.交易秩序建构中的激励与控制——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
114.高级成衣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115.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116.经济行为与社会建构——科学发展观的新经济社会学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分析——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118.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
119.经济行动的社会建构——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行动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经济社会学的古典转向——读汪和建《经济与社会:新综合的视野》
121.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条件及其学科建设
122.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基于社会资本、核心资源的中介效应
123.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
124.我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125.市场经济环境下职校诚信教育缺失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126.从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视角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3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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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4
关于教育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成人教育经济价值论文
[摘要]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之一，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文章在理论视角阐述了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又通过实践角度论述了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与实现。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训功能使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因此得到实现与提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价值提升
一、成人教育价值及其形成
1.成人教育价值释义。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关系的客体与主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性满足或积极作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吻合。客体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对主体的的满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畴内，成人教育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成人教育的客体是成人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的人有着接受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人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人们对于成人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为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自身有着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人的发展的需要得以实现。成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于成人教育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由此,成人教育价值可以表述为: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活动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一种满足关系。显而易见,成人教育价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
2.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已经走上社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以及作为人本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产生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创造价值活动的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的需求人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起主导作用，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体成人教育活动有着促进成人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功能，能使社会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客体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产生价值，成人教育客体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基础。
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统一，客体的功能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成人教育价值形成的过程。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运动的过程，表现为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方面。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人作为成人教育的主体，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体，使成人教育客体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主体的需要，与主体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动在主体社会的人的需求导向下，被主体所制约，并具备了主体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它影响、限制、改造着社会的人，进入主客体关系后，接受教育，被客体限制和改造，按客体所设置的教育目标，得到充实和发展，具备客体所规定的人才规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制约，以及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人教育价值的产生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双向运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总和，主体因客体而获得价值，客体价值因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体现。
二、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均取得收入的增长。
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成人教育过程始终是围绕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发展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于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训练。人们的科技水平、生产技能的提高有赖于教育和培训。
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训功能与劳动能力提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劳动者的能力增值，即劳动者增值有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成人教育可使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为复杂的、较高级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劳动者劳动能力形成并增值的过程。成人教育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提升。劳动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显现于个人收益增加，同时生产效率提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实践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在教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在价值的创造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教育经济价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现: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双重性。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同时都体现了经济价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精神上的效益、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人教育主体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客体经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益，教育的投资功效并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实现，而是必须在教育过程完成后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偿还。和其他类型教育投资一样，成人对教育投资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有一个知识能力转化的周期。事实上，由于成人的学习特点的业余性也使学习到的技能可以相对较快地应用于工作，与青少年学校教育经济价值相比，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相对于其他投资来说，间接性还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特点之一。
3.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显著性。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经济价值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近现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出美国从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质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高达17.5倍。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和闲置社会资源来进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对小的特点也决定了成人教育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学历教育的费用相对较低。基于此，成人教育投资的高收益特点也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显著性的具体表象。
4.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长效性。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显现性，它不会突然显现出来，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知识到技能和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经由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只要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就能长效地发挥效用，即使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由教育把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更长久，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更持久地显现于经济运行中。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教育将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对于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简单劳动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劳动部门获得熟练和技巧，变成发展和特殊的劳动力，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指出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
同时指出劳动力能创造新价值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延长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劳动力就会生产出更多的新价值，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不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
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升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
现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实践。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体现其经济功能。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体现其经济价值。现代经济、现代生产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种需求，其原因也是因为成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成人教育发挥持续进行劳动力开发功能、有效实现生产力转化功能和促进生产力全面发展功能，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无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够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通过劳动者的训练来改造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2)就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性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于训练了全体劳动者适应知识和技能持续演变的能力，并培养了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的习性与态度。这样的间接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在成人教育培训与生产劳动结合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开发不仅有效地实现了科技知识由物的载体到人的载体的转化过程，同时也加速科技知识由人的载体向物的载体的转化进程。有效发挥了其生产力转化功能。(4)成人教育通过对劳动者尤其是在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建设，不仅可以作用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同样也可以作用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各种非实体因素，而全面促进成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教育经济学论文范文二：中学教师教育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能否由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需求，这是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能否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关键。而这一转化的实现取决于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投资收益率等因素。因此，政府部门须确保并增加继续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教育这一行业切实引进市场机制，从推进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及探索多种继续教育模式等方面去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动因;需求;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在我国开展已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问题。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一些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不够及培训方所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问题是导致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动因有偏差的重要原因。
然而，笔者以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这一活动。我们知道，教育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它会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消费性产品，更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作为新的教育实践形式的继续教育，虽然行政属性浓厚，不能以市场行为视之。
但仍旧具有经济属性，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学教师则是这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经济主体，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是由他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程度决定的。需求程度越高，内在动因越明显;反之，则外在动因越明显。经济学中，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故本文拟运用一般消费需求规律和投资需求规律，对我国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做出经济学分析。
二、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消费需求的分析
经济学上，消费需求简称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愿意并能购买的某种商品或劳务。由此可见，需求是指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影响需求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1.消费者偏好(即购买愿望)。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就会增加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反之则相反。而消费者的偏好取决于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程度或商品对于消费者效用的大小。某种商品越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其效用就越大，则消费者偏好越强，对该商品需求就越旺。2.消费者支付能力。所谓消费者支付能力是指消费者收入水平与商品价格之差。一般来说，消费者收入越高，商品价格越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越强，对商品的需求越大，反之则相反。对中学教师而言，他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程度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与高等教育相比，继续教育是一种非学历教育，它虽然使受训者的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增强，但并不能给受训者带来高学历。在当前文凭主义还盛行的条件下，继续教育并不能给中学教师带来社会地位的明显提升，也不能给中学教师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
同时，由于平时工作紧张，压力大，对中学教师而言，参加继续教育不仅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反而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负担。正因为如此，有些教师才会发出继续教育是给教师增负的慨叹。而且，如果培训方所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不过硬，使中学教师参训后并无获益，还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当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是有差别的。来自于城市的大多数教师，由于他们面临的竞争更激烈，教育教学改革的压力也更大，危机意识浓厚，因此有着较为强烈的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
继续教育对他们而言，有着更大的效用，他们对继续教育的偏好也就强烈一些。相反，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农村地区，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相对较弱，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教师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也就弱一些。高级中学的教师和初级中学的教师相比，中级职称的教师和初级职称的教师相比，由于其处境、素质不同，前者比后者对继续教育的偏好更强烈一些。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是缺乏强烈偏好的。
第二，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支付能力有差异。继续教育的收费可能不算高，但加上食宿和交通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需要中学教师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继续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竞争性，即继续教育提供服务的增加所引起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每增加一个教师来培训，培训方就要多负担一笔费用，这说明它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它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即社会效益，表现为通过继续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学的师资水平，从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对于产生外部经济的产品提供者，须由政府部门付费予以补偿。但在实践中，绝大部分教师是自费或负担大部分费用的。如据对杭州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一次调查中得知，有40.5%的教师经费完全或基本自理，只有5.5%的教师全部报销，其余的报销一部分。杭州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支付能力就完全取决于教师的收入了。而不同地区教师收入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城市中学教师比农村中学教师的收入(包括工资和福利)一般高出三分之一;经济发达地区与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收入差距更悬殊，有些边远地区甚至还存在着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培训费用往往更有可能得到报销。因此，支付能力的差异就更加凸显出来，不同地区的教师对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也就大为不同了。
三、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投资需求的分析
众所周知，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需求，更是一种投资需求，即消费者不仅从这种消费中得到享受，同时也以此作为一种投资手段。投资是为了赢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预期收益率越高，投资需求就越旺，反之则相反。假定投资成本为c，投资收益为y，投资预期收益率为R，则R=(y-c)/c100%。
可见，投资预期收益率与投资收益成正相关，与投资成本成负相关，投资成本越小，投资收益越大，投资预期收益率就越高，投资需求就越旺。同样，继续教育是中学教师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中学教师对其投资需求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继续教育的收益率，或者说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考查一下中学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成本。其成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际成本，包括继续教育的学费、各种资料费、住宿费和交通费;
二是机会成本，即如果不来参加继续教育而能挣到的额外收入。虽然，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工资和基本福利照发，但是某些补贴可能会失去。同时，继续教育大都放在双休日或寒暑假，有些中学教师本来可能会在此期间挣一些额外收入，如给学生补习、兼课，甚至带学生;还有一些农村教师，平时要兼顾家里的农活现在也兼顾不上了。
三是心理成本，由于中学教师平时工作量大，心理压力重，一周工作下来，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一下。现在要去参加继续教育，就得以牺牲闲暇为代价。即使继续教育放在工作日，但学校里落下的工作，照样要在空余时间补上，所以这个代价无论如何都是要付出的。此外，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在实际成本的支付上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培训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后者在住宿费和交通费的支出上明显高于前者。因此，正如有些农村教师提出来的那样，在参加继续教育的经济负担上，二者是不平等的。这也是导致农村教师参加继续教育不如城市教师积极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来考查接受继续教育所获得的收益。按理说，中学教师参加了继续教育，其人力资本增值了，收益必然会提高。但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一个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下的问题。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庄教授等人的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城镇及农村地区各为3.29%和4.12%，总体教育收益率为3.34%，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78%和4.46%，低于台湾的8.4%和16.1%。同样，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也不可能很高。我们假设培训方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相当高，态度积极的中学教师明显地提高了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提高了教学效果，也可能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有了一定的创新。但是即使这样，教师最多早一点评上职称，比别的老师多一点工资收益。据笔者了解，同一所学校中学教师之间收入的差异并不是很大，即使有差异，也主要是由于教师所带的班级考入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不同，因而获得的奖金数额不同而导致。也就是说，对初中教师而言，所教的学生考取重点高中的越多，其所获得的奖励就越多;对于高中教师而言，谁教的学生考入大学的人数越多谁的收入就越多。
因此，在目前应试教育、整个教育教学评价体制未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衡量教师水平的标准仍旧是学生的分数，而学生的分数靠大量的辅导材料及教师和学生大量时间的投入也能获得。因此，那些态度消极的教师、甚至不参加继续教育的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强化训练、题海战术照样能提高学生的分数，照样能获取高额的奖励。因此，惟一迫使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理由就是行政压力、评职称。假若培训方提供的培训质量不尽如人意，则教师从中获得的收益就更小了。
综上所述，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总体上是低下的，有时甚至是负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投资需求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对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继续教育尚未由中学教师外在被动的需求转化为其内在自觉的需求，是由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所决定的。要促进这一动因的转化，也须从这几个方面去努力。具体对策如下：
1.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确保并增加对继续教育经费的投入。据笔者了解，继续教育的经费原则上是由政府部门调拨一点，中学教师所在学校负担一点，教师自负一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政府部门负担的那一块经费不到位，更不用说增加了。然而，充足的培训经费是确保继续教育顺利开展并真正吸引教师自觉参加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培训经费充裕，才有可能降低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成本，才有可能改善培训基地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从而增强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
2.在教师这一行业引入市场机制并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学教师评价体系。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虽然我国教师这一行业早已实行聘任制，但只是流于形式，很少有教师因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而遭解聘，除非其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要切实引入竞争机制，实施真正的聘任制，合格者留用，不合格者下岗。
同时，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学教师评价体系，定期对中学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进行考核，以此为据，不仅从精神上，更从物质上奖优罚劣，拉开不同水平教师的收入差距。只有这样，才会大大增加中学教师不参加继续教育的成本，从而增加参加继续教育的收益。为此，须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并全面推进教师资格证制度，让更多的人愿意并有机会参与教师岗位的竞争，迫使现任教师为全面提升自身素质而自觉地参加继续教育。
3.推进教育教学评价体制的改革，加快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设。应试教育评价仅指向学生及学生的学业水平，进而以分数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这种评价体系造成的后果便是教师和学生都围绕着分数转。校方和中学教师本人为了提高学生的分数，不惜挤占学生的自习时间和假期。据笔者了解，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在假期里几乎没有多少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被各种补习挤得满满当当的。
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5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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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论文范文6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andPeace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2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Allen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贝丝•阿什（Beth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同年，沃尔特•维（Walter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β，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β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