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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效力范文1
关键词：大学生 法制 着力点
民办院校高职学生的法制教育包括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主的主渠道，也包括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专业法规课教育，还应包括普法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法制教育。不管何种形式的法制教育都应该探讨民办高职院校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着力点，亦即法制教育的目标和重点。以增强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站在“依法治国”方略高度，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我国已决定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这一方略，必须靠法制来规范市场和社会秩序，这是毫无疑义的。“依法治国”应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法治理想是不可替代的理想，对法治的选择成为不可代替的选择，谓之“基本方略”。人类历史表明，任何国家和民族步入法治状态，必须同时创设两个即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主客观条件：一是要有法可依，这是实施法制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套尽可能详尽的，忠实反映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制度；二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公民和法人）必须思想上认同、行为上守法，才能使法治得以实施，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秩序所包含的社会伦理价值的自觉和坚定的信仰和选择，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核心，否则法治等于虚设，谈不上依法治国。高职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法律意识、素养如何，大学生群体素质如何对社会影响重大，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五四”运动等历史上的民主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总是青年人朝气蓬勃，冲锋陷阵，走在时代前列。今天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法治实践仍然如此，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认可的程度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影响很大。因此，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把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的养成放在首位。 [1]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应着力培养的几种法治精神
不管什么方式，不管什么内容的法制教育都应着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具体来说应着力培养下列法治精神：
（一）着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
强化大学生法制教育必须着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法律上，权利意识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便不可能产生对法的需要和法律的渴望。所谓“权利意识”，是指人们对自己正当权利的感知、正确理解和坚决捍卫的观念。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必须要求人们互相将他人作为这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人来认识并尊重其主体性。没有对他人正当权利的尊重，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前提。在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中，不管何种形式教育都应着力突出以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倡导和确定以权利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不断强化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权威信念，从而通过其内心原动力培养起大学生坚定的法治精神。
（二）着力培养当代大学生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感
我国只所以采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因为在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区别是非曲直善恶丑的基本准绳，可以避免“人治”。法治社会中法律只所以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并被每一个公民所信奉，在于法律体现着正义、公平，反映着正义、公平，保障着正义、公平，实现着正义、公平。法治精神的形成正是因为法律所体现的正义、公平为主体感受继而上升为理性的体认，最终升华为这种价值的认同。反过来讲这个道理，有些大学生不信法，总认为法律是管别人的，有些国家公务员总想以官自居，以官治人治民，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认可法的精神。所以在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中应着力培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的认同感，着重要求大学生用现念来评判与思考具体的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价值观，它是个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的法权要求，是否满足了现代正义、公平观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某一单项的法律感情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成为内心的、自觉的信仰，当代大学生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最终完成法治精神的理念塑造，在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三）应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守法精神
在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中应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守法精神。守法精神，首先是一种权利，也就是说守法是个体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是靠命令的强制。强力下的法治只会培养人的义务意识。服从意识、专制意识，“守法”精神则成为避法意识，规避法律成为普遍现象。守法精神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一种被内化了的良心守法、自律守法。换句话说，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老停留在预防违法犯罪上，把大学生当成违法犯罪的防范对象，而要求他们消极的“守法”——不触犯法律，而是要站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强化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培养起当代大学生的一种与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人生终极关怀目标融为一体的积极的守法精神。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理性的积极的自觉的守法精神，这个境界达到了，法制教育的效果就上了一个档次，教学改革的目的也就实现了。[2]
三、大学生法制教应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精神
今日的大学生无疑是明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精神。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和改革目标。而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制度相悖，思想观念上要求的不是“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而是鼓励人们积极的合义合法大胆取利的法治观。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行为秩序、市场本身等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精神就是法治化的利益精神。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原则要求当代大学生对诸如公平、竞争等主体精神的思想认同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法治精神的呼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抉择预示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由道德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型。这就要求当代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必须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观念，法治精神作为教育着力点。
就内容而言应包括市场经济基本法规，同时结合专业领域学习与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精神，如旅游类专业必须学习掌握旅游法规，经济及管理类专业必须学习掌握经济法规，建筑类专业必须学习掌握建设法规，会计、审计及财务管理类专业必须学习掌握财经法规，农林类专业必须学习掌握农林法规……等等，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为将来投入市场经济建设打下起码的法律训练。
基金项目：西安外事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民办院校高职教育法律类课程设置与改革创新研究》（项目号2011G02）西安市2012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等学校维稳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IN25）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杜德鱼.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强化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教育[J].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9卷第2期
民法典的效力范文2
一、“废”之观点
认为债权总则不应在民法典保留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目前民法典草案中有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若在以后的草案中进一步完善有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规定，债法的各类一般规定基本上就得以解决，因此没有必要再设债权总则。
第二，债权总则的内容如债的效力、履行、担保等与合同法总则同质化较高，不能进行明显区分，故而债权总则的设立必然会导致法律条文的重复。
第三，对设立债权总则的实际效用存疑。债权总则应该是为所有的债权提供共同适用规则的，但在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上，债的履行、担保、移转等一般性规定并未曾见过发生。
二、“存”之我见
笔者认为债权总则有设立的必要性，依次针对以上三个观点提出自己浅薄的反对之见：
(一)反对观点一
首先，从法典的体系化角度看，法典化反映了各个条文之间的独立统一。若民法典缺失债权总则，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制度被完全割裂，没有抽象的共性内容，不利于总体上进行把握。而债权总则有助于维持具体债权制度的协调统一。①其次，完善财产权制度和民事权利体系的需要。物权法制度和债权法制度体现了财产的归属关系和流转关系。从民事权利体系架构来说，债权编和物权编的大体设置应该等同，否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
(二)反对观点二
虽然合同法的规则很多都转化为了债权总则，但相比合同法总则，债权总则有着更高抽象性的规定，不能用合同规则代替债权规则。从合同法与债法的相互关系来看，在功能上债权总则对合同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内容上合同也只是债的组成部分，应当适用民法关于债权总则的规定。总则其适用范围不仅仅限制在合同法律关系，还应适用在侵权关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②
(三)反对观点三
对于债权总则的实效功能批判，笔者认为是不全面的。我们不能孤立的去分析、看待债权总则对债编其他章节的指引作用，应当对比债权总则与物权总则的各自特点，然后判断。为何物权总则对于物权编其他章节有着高度的适用性?物的定义，物权的产生(物权行为)，物权的效力，物权的权能，这些在总则出现的概念能够完全的在其他章节的具体物权中适用，是因为总则本身就反映了各个具体物权的高度一致性。而物权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可以从物权的性质——对世权角度进行理解，由于物权是对世权，是基于“法定”原则认可和创设的权利，因此其权利的特点、权利的性质、权利的发生存续终止、权利的效力相对同一和固定，即使各个具体物权之间有区别，也可以看作基于对物权各个权能的分割和组合。而债权是对人权，其产生、存续、终止，其权利内容、效力都具有相当的“意定性”，例如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决定了合同种类和内容的多样性。即使是针对合同债权本身的总结——合同法总则，也不能苛求总则的每一个条文都能适用到具体合同债权之中。而侵权法与合同法相比，无论从产生原因、债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上还是行使权利的内容都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总结侵权法、合同法、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行为进行总结和抽象的债权总则，其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对比债权和物权，我们可以发现，因为二者本身就有较大的区别，故不能苛求债权总则和物权总则有着同样程度的高度适用。在今后的民法典草案中，债权总则我们抽象出基本的能够适用于债编所有具体债权的基本条文，再将原属于侵权法、合同法总则抽出，写入债权总则，以此解决债权总则的实用性。
三、对债权总则在《民法典》中存废的思考
当下对于债权总则存废的讨论更多的是从立法技术、立法沿革角度进行讨论，但从实用主义出发，我们需要的民法典债权编是易于适用，结构简单的。虽然《民法典》编纂需要我国民法理论不断研究支持，但仍不能忽视社会生活、司法适用对《民法典》实用化的讨论，放弃过多的形式纠结，真正的考虑对社会的实用，或许是《民法典》编纂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问题。
民法典的效力范文3
关于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各家法学家对其定义存在差异。因此首先需要探讨什么是法律原则，在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再深入探讨对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布莱克法律辞典关于法律原则的定义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即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原则作不同划分，如按原则产生的根源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按原则的覆盖面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指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法律体系的始终。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从这一视角来看待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即是体现民法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民事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民法体系的始终。而构成民法某一领域的法律规则只能称之为民法的具体法律原则。有学者从三个方面概括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的基本标准;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全部民法的基本准则;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民法观念的综合反映。①
有学者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应当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它的内容的根本性;二是它效力的贯彻始终性。②有学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叫做民法规则的最高规则，它是民法的本质及其基础的集中表现，是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是民事立法和民事主体进行活动的基本准则，是解释民法，适用民法和补充立法漏洞的基本准则。③
从论述来看，可以抽象出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共性认识:即认可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最高位阶属性和贯彻始终性的基本准则。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性质
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强制性，是民法的强行性规定。所谓强行性规定，是指不能由当事人选择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规范。民法基本原则的强行性特征，是对自始至终的全部民法规范具有效力的法律规定。法律规范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法律后果的规定。法律规范由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组成，民法兼有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特征，主要是由行为规范构成。因为，行为规范的目的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规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行为规范占统治地位。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由两部分组成:(1)首先将一个通过抽象的方式加以一般描写的“法律事实”规定为构成要件;(2)然后再以同样抽象的方式加以描写法律效果，将该法律效果归属于该抽象的事实。④
民法基本原则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显然不是一般民法的规范。既然民法基本原则并非民法规范，那么，其强制性和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如何显现呢?徐国栋的建议值得探析，即民法规范将民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要求具体化，从而间接地实现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强制性。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无相应的民法规范加以具体规定时，民法基本原则以抽象的强制性补充规定默示条款的形式，通过对法官的授权，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将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精神转化为规范来具体确定权利义务，以实现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强制性。
三、“近代”民法基本原则及其修正
关于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学者间有不同见解。狄骥在剖析《法国民法典》后认为，除家族法外，仅有契约自由，权利不可侵犯，过失责任这三项为民法的基本原则。⑤
我国法学界长期流行此观点，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这是按照工具性理解归纳出来的。在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一书中，此三项原则是放在“奠定财产法的基础”和“树立个人责任原则”的标题之下论述的。但这三项原则并非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效力贯穿始终性和涵盖内容根本性的准则。而契约自由只在合同法领域发挥作用，所有权绝对只在物权法领域发挥作用，过错责任只在侵权法领域发挥作用。从效力须贯彻民法始终这一标准来看，它们只是在各自的领域制度背景下以不同方式体现了民法的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这些基本价值的具体原则。另外，也可以从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根本价值的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确定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所谓的《法国民法典》确定的三大基本原则同样不是对这些理念的表达，相反，这三大原则反而存在背离法律精神理念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三大原则愈加暴露它的缺陷。比如大资本家与工人形成不公平的地位，使得完全的契约自由可能导致弱肉强食;自然环境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绝对化的所有权可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滥用;现代化技术引起的公害现象，过错责任可能导致损失分配失去公平等。
当意识到继续贯彻上述三大原则只会引发更多的不公平时，现代民法学界对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进行了修正，其方向是从极端尊重个人自由转向兼顾社会公共福利或社会公正，产生了现代民法的三大民法修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所有权限制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及诚实信用原则。法学界认为，现代民法三大修正原则自1897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发展而来。⑥应该说，法学界认为的现代民法三大原则并非全都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三大修正原则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仍然局限于侵权法领域，而所有权限制原则仍宥于物权法领域，都没有达到民法基本原则效力贯穿民法领域始终性这一要求，只是在具体领域发挥效用，只是民法的具体原则，而非民法的基本原则。
正如美国法学家艾伦所言:在大陆法系，特别是在法典化以前，法条大多出自法学家之手。身居学府的教授，比那些法官与律师，更可能对法律的体系性的，哲学的，结构方面发生兴趣。⑦在这种研究中，自然法理论对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法是众所周知的人文主义运动，被称为“理性的法律”。法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理性思潮对民法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实质上影响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精神，使他们认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是由法学家们所处的社会物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受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法国民法典》作为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首先要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对人身和财产的束缚。为革除封建教会、领主、国王所有的所有权制度结构，在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完全按个人意愿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律及法规所禁止使用的不在此限。许多法学家据此条推导出私有权神圣原则，但由此条可看出仅是针对物权的规定。建立于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观点，为强调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创立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有财产，《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许多法学家据此推论出契约自由原则。但是应当看到它仅仅规制的是在合同法领域发挥作用，确认的仅是合同自由原则。应当看到契约自由作为革命口号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作为实定法的作用。《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法学家由此条确立了近代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这一条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对自由的追求，以期保障人的自由的理性主义思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道德风尚的需求，避免给他人及社会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但这条原则局限于侵权法中的运用，并非贯穿于民法的始终。谢怀栻先生在《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一书中有一个对法国民法典的基本评价:法国民法典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缚”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学界认为的法国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实质上只是分别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三个领域解放人的具体原则。当时起草法国民法典的四位实务家宥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只是从实务的角度规制某一领域的具体原则，尚没有意识到民法基本原则的贯穿民法始终性这一属性。
四、民法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
从效力贯彻民法始终性这一标准而言，徐国栋认为大陆法系民法只有两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将诚实信用的市场伦理道德准则吸收到民法规则当中，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要求民事行为人应当诚实守信，信守承诺，反对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不正当行为的民法最高准则。而公序良俗原则，是指以一般道德为核心，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行为时，应当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基本准则。公序一般指公共道德，良俗是指一般的伦理要求。诚实信用原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诚实信用是作为对罗马法严格的法律诉讼的突破而产生的。⑧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信守诺言;二是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诚实与公平。徐国栋认为罗马法上有两种诚实信用，一种是适用于诉讼法领域要求法官遵循正义标准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的意思表示为客观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物权法领域要求当事人确信自己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心理状态的主观诚信。近代民法过于追求私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忽略诚实信用的基础价值。《法国民法典》受意思自治原则约束，法典第1134，1135，1156条都将诚实信用限于契约领域的狭窄适用，仅作为确保契约债务的准则。
在《德国民法典》中，法典第157条和第24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履行及合同解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法典第242条与第932条以“诚信”和“良信”的不同术语表征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使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形成相互独立的格局，并未使诚实信用原则涵盖全部民事关系，使两种诚信原则分裂。
首开先河真正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典立法中的基本原则，而不再只是契约法中具体原则的是瑞士民法典的功劳。胡贝尔在《瑞士民法典》的开端部分写下如下条款:第1条第2款: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第2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条理论价值在于，它第一次采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它标志着民法基本原则第一次在法典法中的确立，证明了民法基本原则的出现是20世纪的事情。《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条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确立了作为大陆法系所有民法基本原则本源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条通过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是关于法律渊源的规定;第二条由于适用“诚实信用”的模糊概念，它以默示的方式授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民法基本原则所有要素都已体现在《瑞士民法典》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中。当然，允许法官自由裁量并非允许其将个人情绪当作法律，《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3款规定:在这样做时，法官应注意到公认的学说和传统。
民法另一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在近代民法以来，其仅在某一范围被适用。如《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第1135条规定“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最初这两个条款被理解为国际私法的规范，在法国法研究专家尹田先生看来，这两个原则实际上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在法国法中，公共秩序是一种公共利益，是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对立物。公共秩序不同于“公法”，公共秩序的本质在于保护国家的利益。⑨法国法中的善良风俗实质指社会道德，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都将被宣告无效。同样，《德国民法典》只规定了善良风俗而没有规定公共秩序的概念。《德国民法典》第826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对他人故意施加损害的人，对受害人负有赔偿损害的义务”;确认了善良风俗的概念，但并没有采纳公共秩序的概念。因为起草的法学家认为公共秩序主要是一个国际私法的概念，而且善良风俗已能够涵盖公共秩序的含义所以没有保留公共秩序的概念。⑩在德国法中，善良风俗也是对私法自治的一种限制。从《德国民法典》第138条规定的本义看，善良风俗旨在维护一种道德规范。应当看到，无论是《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都没有将“公序良俗原则”上升到民法基本原则最高位阶的地位。
将公序良俗原则正式上升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并在立法中加以规制确认应该归功于日本1947年修正的民法典的功劳。修正后的该法典第1条第1项规定:“私权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以一般条款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日本民法典将公序良俗原则上升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在民法典第1条第1款这样的高度加以规制，是与它当时的国内环境分不开的。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国内经济秩序濒临崩溃，社会秩序极度动荡，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个人为了生存导致私有欲望上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日本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发展国家经济，鼓励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于国家利益，因此在立法中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结合的范围，私权行使应受公共利益要求约束或限制，其行使必须同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日本著名的民法学家我妻荣先生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分为七种类型:违反人伦的行为;违反正义观念的行为;乘人窘迫，无经验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极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限制营业自由的行为;处分生存基础财产的行为;显著的射幸行为。瑏瑡按照我妻荣先生的观点，公序良俗原则覆盖了民法的全部领域，其效力贯穿于民法的始终，是支配民法体系之基本原则。就此，我妻荣先生谓:一切法律关系均应受公序良俗原则的支配，公序良俗实为支配法律全体系之理念。换言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自力救济应有界限。解释法律行为应依法理等，这是公序良俗原则之具体适用。
日本民法典未设立有关暴利行为之规定，我妻荣先生援用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项的立法例，认为经济上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以调整形式上契约自由之原则，应具特殊意义。
在我国，史尚宽先生认为公序良俗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秩序，是指“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秩序。”二是善良风俗，是指“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道德”，且须为“现社会所行的一般道德”。
民法典的效力范文4
（一）优先权的概念与特征
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1]其中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被称为一般优先权；而就债务人特定动产、不动产上成立的优先权被称为特别优先权。
优先权是一项法定担保物权，其效力强大，可以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卖得的价金优先于其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债权而受清偿。优先权旨在破除债权平等原则，赋予特殊债权人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以实现债权人之间的实质性平等。优先权是一项极具特殊性的权利，它可以为特定人而设，也可以因特定事由而设；可以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设，亦可为债务人的利益而设。优先权具有以下特征：
1.优先权为法定担保物权。其设定系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容当事人任意创设。其法定性比同为法定担保物权的留置权还要强，何种债权可以发生优先权、优先权的效力以及优先权之间的顺位，都是由法律来明确规定的。
2.优先权为无须以占有或登记进行公示的担保物权。根据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变动均须公示，始能生效。一般而言，动产物权是以占有作为公示的方法，不动产物权则是以登记进行公示。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以法律行为而进行的权利变动（rechtsgesch？ftliche Rechts？nderung），并不适用基于法律规定（auf Grund Gesetz）而产生的权利变动。[2]优先权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直接产生的权利，故无须登记，也无须占有债务人的财产。确切地说，优先权并非无须公示的物权，只不过无须以占有或登记进行公示，因此，优先权被人们称为“无须公示的物权”[3]是不准确的。法律对优先权种类、内容、顺位的明确规定本身即为优先权的公示方法。此点容后详述。
3.优先权的顺位由法律直接规定，即顺位法定。按照法国、日本民法的规定，无论一般优先权，还是特别优先权，不仅对于何种债权可以发生优先权由法律来明文规定，而且这些优先权之间的行使顺序也由法律来明文规定。这与抵押权的顺位依当事人登记的先后而定显然不同，对此根本不存在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很强的立法政策性。
（二）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沿革
优先权利制度发端于罗马法，最初设立的优先权有妻之嫁资返还优先权和受监护人优先权，[4]考察罗马法最初设立优先权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弱者，维护公平正义和适应生活事实的需要。
罗马婚姻实行嫁资制，嫁资在当时的罗马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颇富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嫁资关系使得丈夫合法地取得妻子为维持婚姻而转交给他的财产。”[5]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嫁资中所包含的权利，成为嫁资的所有人。“风俗的淳朴使得在罗马法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离婚是罕见的……但随着罗马势力在世界上的扩张，厚颜无耻的堕落侵袭着罗马，离婚也随之增长。”[6]社会风气的变坏，使得丈夫休妻现象日益增多，而且仅允许妻子带走衣服和部分日常用品。“当离婚变得频繁并且不再像早期那样被习惯所承认的原因加以正当化时，遭休弃的妻子所蒙受的损失和丈夫的获利也都成了正当的；人们竭力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人们以要式口约的形式达成私人协议，保证在离婚情况下归还嫁资。”[7]并且，“为了保障嫁资的退还，早在古典法中妇女对于丈夫的所有债权人来说享有‘索要优先权（Privilegium exigendi）’，包括针对那些用嫁资款购买的物品。”[8]
罗马法认为监护制度“应当真正有助于受监护人的利益”，所以特别强调“监护人所承担的妥善管理义务和对受监护人的保护义务，并且随着国家介入的不断加强和逐渐发展，每一种保护也正在自己的范围内扩展。”[9]为防止监护人浪费或者毁坏受监护人的财产，罗马法规定监护人对因其故意和过失造成受监护人财产损坏的，应负赔偿责任，为了保障受监护人求偿权的实现，“还允许受监护人享受‘索要优先权’。 [10]受监护人的求偿权就加害于他的财产优先于监护人的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
以上两项“索要优先权”（Privilegium exigendi）便是现今优先权的雏形。
优先权制度自在罗马法确立以来，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定担保物权体系。除了以上妻之嫁资返还优先权和受监护人求偿优先权之外，还逐步设立了国库对于纳税人的税捐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上存在的一般优先权，另外还出现了诸如城市土地的出租人对由承租人以稳定方式带入的物品享有的优先权；乡村土地的出租人对土地的孳息享有的优先权；受监护人对任何人用他的钱购买的物享有的优先权，受遗赠或遗产信托受益人对继承人或其他受托人通过继承取得的财物享有的优先权；还有贷款人对用贷款盖成的建筑物享有的优先权等就债务人的特定动产与不动产上存在的特别优先权，① 从而使优先权制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优先权制度的各国立法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优先权自在罗马法确立以来，世界各国民法对其继受程度各不相同。法国和日本继承的较多，分别在各自民法典中设专章对优先权（先取特权）予以规定，并有新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其中，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为一般优先权，包括诉讼费用优先权、工资和劳动报酬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以及债务人及其家属的日用品供给优先权等；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为特别优先权，特别优先权又因其客体的不同而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动产优先权一般包括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耕地出租人优先权、种子、肥料、农药提供人优先权、动产出卖人优先权、旅店和饮食店主人优先权等；不动产优先权一般包括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不动产资金贷与人优先权和不动产出卖人优先权等。此外，罗马法最初创立的妻之嫁资返还优先权和受监护人优先权在法国演变为法定抵押权。
世界其他各国民法对优先权制度的继受程度因法系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1.法国法系
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形成的法国法系（学者也称罗马法系）[11]各国民法典，由于深受《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基本都规定了优先权制度，只是在优先权的种类和效力上有所不同。
《比利时民法典》基本上仿效法国，将抵押权与优先权列为一章予以规定，而且其关于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增加了两种：一是赠与人对于受赠人因赠与负担所发生的债权，就所赠与的不动产上存在的优先权；二是共有人对于共有不动产分割所发生的补偿金债权，对所分割的不动产所享有的优先权。[12]前项优先权，法国民法典未曾规定。后项优先权，是由法国的判例所创设。
荷兰民法法典与法国法系各国民法法典不同，按照荷兰民法典第1180条第二项的规定，除明白规定相反外，质权及抵押权均优先于优先权。动产出售人对于其所出售的动产有优先权，不动产出售人对于其所出售的不动产没有优先权（第1190条）。分割人或赠与人对于分割或赠与的不动产也没有优先权。一般优先权，均优先于特别优先权（第1184条）。
意大利民法典的特点是仅在动产上有一般优先权，在不动产上仅有例外的规定，并仅对于一般债权人有优先权（第2776条）。出卖人、分割人、工程师及承揽人的优先权，一八六五年民法典未曾采用，但出卖人和分割人的优先权，在一九四二年修改法典时，规定为法定抵押权（第2817条）。特别不动产优先权，仅国家某些特定债权可以享有（第2270条-第2775条）并不能登记。关于司法费用的优先权，优先于其它优先权及抵押权（第2777条）。一般动产出卖人并无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出卖机器人而其价金在三万里拉以上的，有优先权，只须将买卖契约及价额登记（第2762条）。其它特别动产优先权与法国制度相同（第2755条-第2768条）。
葡萄牙民法法典，没有一般不动产优先权的规定，有特别不动产优先权的规定（第879条）。关于不动产优先权分为三类：不动产上三年内赋税的优先权，不动产上三年内保存费用的优先权及司法费用的优先权（第887条）。优先权无须登记（第1006条）。关于一般及特别动产优先权的规定，与法国民法法典大致相同。
西班牙一八八九年民法法典上优先权没有采用法国民法法典上的意义，可能受智利民法法典的影响，仅按债权优先受偿的位次排序。优先权仅存于某些动产或某些不动产上（第1922条-第1924条）。享有优先权的特定债权有：国库一年内赋税的债权，保险人的债权，抵押债权人的债权，曾经查封、扣押或执行而已经登记在土地薄册上的债权，以及修理费用的债权（第1923条）。
智利的立法，扬弃优先权的观念，其民法典将优先权的债权合并规定。有优先权的债权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司法费用、丧葬费用、最后医药费用、国库税款等等的债权；第二类质押债权、旅社及运输费用的债权；第三类为抵押债权；第四类是妻对夫、子女、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对于其父、监护人或保佐人等等的债权（第2471条-第2472条、第2474条、第2477条、第2481条）。第一类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全部财产有优先权，但不动产设有抵押权的，则抵押债权优先于此类债权（第2478条）。第四类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全部财产有优先权，如已被第三人占有，则没有追及权，其位次居于前三类债权之后。第二类及第三类债权的优先权，是对于特定财产有优先权。该类债权的优先权与法国民法典上所谓的优先权的意义不大相同，但在智利民法典上仍用优先权这个名词，不只对前两类及第四类债权使用此名词，即对于质权及抵押权的债权，也使用此名词，实际上智利民法典不必要使用这个名词。
阿根廷民法典，关于优先权大半采用法国民法典的制度。例如关于不动产的优先权，和法国民法典对于出卖人、继承人及分割人、工程师及承揽人对于不动产有优先权的规定相同。阿根廷民法典加入了赠与人的优先权。（第3957条）。
巴西民法典，对于优先权的效力限制很严，虽然对于动产和不动产，有优先受偿的债权人，但是效力仅能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对于有质权或抵押权的债权人，没有优先权。
2.德国法系
以德国为代表的德国法系各国民法，对于优先权一般没有系统规定，而是以法定质权、法定抵押权、法定留置权等制度取代了传统民法优先权制度的功能。
德国民法认为优先权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而是特种债权所特有的一种特殊效力-优先受偿效力。《德国民法典》没有相应的优先权制度，“其主要规定让于破产法，惟以法定质权之名，有类似两三规定而已” ，[13]而且仅限于动产优先权。《德国民法典》第559条第1款规定：“土地出租人应租赁契约所生的自己的债权，对于承租人置于该土地上的物有质权。”第585第规定：“耕作地的用益出租人的得对全部租金行使之，此质权扩及于土地果实”；第704条第1款规定：“店主因其对住宿的债权或其他为满足客人的需要而提供给客人的给付，连同垫款，对客人携入的物品，享有质权。”德国民法典的以上几项规定，虽然名为质权，但就其内容而言，分别应为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和旅店主优先权。
《瑞士民法典》没有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个别优先权分散地规定在《瑞士民法典》中。《瑞士民法典》第211条和第224条规定了妻之携入财产返还优先权，第456条规定了被监护人对监护人或监护主管官厅官员的财产享有损害赔偿请求优先权。此外，《瑞士民法典》第837条以“法定不动产抵押权”之名规定了三项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制度：（1）土地出卖人就出卖土地的债权对所出卖的土地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2）共同继承人及其他共同权利人，因分割共有土地所形成的债权，对原属共同所有的土地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3）为在土地上的建筑或其他工程提供材料及劳务或单纯提供劳务的职工或承包人，对该土地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瑞士民法典》第712条第9款规定的“法定质权”，就其内容而言也应为优先权。
我国《台湾民法典》对优先权未设规定，仅在特别法中有规定。具体有：《海商法》第24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矿场法》第15条规定的矿工工资优先权；《强制执行法》第29条规定的强制执行费用优先权；《实施平均地权条例》第32条规定的土地增值税优先权；[14]《 保险法》第124条规定的人寿保险要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保险人为被保险人所担保的责任准备金防震有优先权等。[15]
此外，一些传统的优先权制度在我国《台湾民法典》中以法定留置权和法定抵押权做了规定。例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445条规定的不动产出租人法定留置权；第612条规定的旅店、饮食店和浴堂主人之法定留置权；第647条规定有运送人及承揽运送人之法定留置权和第513条规定的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对于其工作所附之定做人的不动产所享有的法定抵押权。此种法定留置权和法定抵押权虽名为留置权或抵押权，但与留置权和抵押权的常态有很大的区别。以法定留置权为例，《台湾民法典》所规定的几种法定留置权，并不要求留置物与债权有牵连关系，不以留置权人取得对留置物的占有为必要。[16]这些特征都突破了留置权的内涵，显然非一般留置权所能涵盖，观其内容，实为优先权。
3.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没有明确的物权概念，也没有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是在一些留置权中却包含着优先权的内容。英美法上留置权的含义比较广泛，它包括普通法上留置权也称占有留置权（Possessory lien），衡平法上的留置权（Equitable Lien）、海事留置权（Maritime Lien）和制定法上的留置权也称法定留置权（Statutory Lien）。在上述各种留置权中，以占有标的物为成立条件的普通法上的留置权（Possessory Lien），与大陆法系上的留置权相类似。[17]英美法上的Lien与大陆法系的留置权并非对应概念，所以英美法系的留置权制度包含了大陆法系的其他担保物权制度，例如，法定留置权中的土地所有者就租金债权对承租人物品的留置权（Landlord‘s statutory Lien）和建筑施工中承包人、劳动者和提供材料人对修建物享有的留置权（Mechanic’s Lien）[18]，特别是衡平法上的留置权（Equitable lien），它不须对留置财产的实际占有即可产生，其标的通常为不动产，而且在留置财产被转让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有权对一切知悉该项财产设为担保的受让人主张其留置权，显然以上特征已经远远超出了大陆法系留置权的内涵，具有了优先权的特点，应为优先权。例如，土地出卖人在土地买卖合同交换后到买受人全部偿付价款前，对出质的土地享有衡平法上的留置权，合伙人退伙时对合伙资财所具有的衡平法上的留置权等，都应属于优先权。英美两国除了以上名为留置权的优先权以外，均在各自的破产法中，通过对特殊债权优先清偿顺位的规定，确立了破产法上的优先权制度。
4.启示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优先权的立法例，可谓千姿百态。优先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有的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如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有的虽然没有在民法典设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在民法典都分散地规定着个别优先权制度，如瑞士，或者在特别法中设立了具体的优先权制度，如我国台湾地区；有的从债权的角度出发，或者作为债权的特殊效力或者作为特殊债权的受偿顺序，对优先权制度的内容予以规定，如德国、英国、美国等。而且有些优先权制度在各国民法典分别演化为不同的权利：如德国、瑞士的法定质权（包括罗马法后期也以法定质权之名规定了一些优先权制度），我国台湾和英美国家的法定留置权或衡平法上的留置权，瑞士、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定抵押权等。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优先权制度的继受程度各有不同，但不论以何种名义、何种形式，各国都在其法律体系中落实了优先权制度的具体内容，这是优先权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之生命力的反映。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面对这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强烈需求不能熟视无睹。
我国民法对此项权利未作规定，仅在《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中将其作为特殊债权的清偿顺序予以规定，并未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虽然我国民法没有设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近年来在特别法中具体优先权制度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继1993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确立了船舶优先权制度以来，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1996年3月10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分别确立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199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合同法》第286条又规定了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可以说，沉睡多年的优先权制度今又抖落了历史的尘埃，焕发出时代的风采。尤其是随着我国物权立法步伐的加快，对优先权这样一项传统的法定担保物权的深入研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适时地摆在了我国民法学工作者的面前。
二、优先权的性质
优先权的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给优先权定性远比认识它要困难得多，以至于优先权被人称为“难于开垦的法律领地”。[19]也正是由于人们对优先权性质认识的分歧，才导致各国对优先权继受程度的不同，从而影响了优先权制度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对优先权性质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优先权制度的前提性问题，有必要认真思考。
要研究优先权的性质，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优先权是否为一项单独的权利？第二个问题为优先权若是一项权利，是实体性的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
对于第一个基本问题，立法和学说不无分歧。否认其为一项单独权利的立法和学说主要有两种：（1）特殊效力说，该说认为优先权是特殊债权的一种特殊效力-先受偿效力，如德国民法明确认为优先权是特殊债权所有之一种效力[20]，《智利民法典》则将优先权与其所担保之债权合并规定，将优先权作为特种债权的一部分，[21]不认其为一种单独的权利；（2）清偿顺序说，该说也不认为优先权是一项权利，而是特殊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国家如英美和我国等都是在《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等程序法中，从债权清偿顺序的角度来规定优先权的内容。以上两种否定说，或者认为优先权是特殊债权的特种效力，或认其为特殊债权的清偿顺序，都否认这些特殊债权之外还有一项单独的权利。?
首先，我认为特殊效力说站不住脚。因为，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是两个权利。如果优先权仅是特殊债权的一种效力，那么该效力作为特殊债权的内容之一应伴随其始终，然而优先权却存在着自己独立的消灭原因：可以因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而消灭，可以因债权人放弃而消灭。优先权的消灭并不能导致其所担保的债权消灭，只不过使该债权变成了普通债权而已。可见，此等特殊债权之外尚有一个担保其优先受偿的权利-优先权。这些都说明，优先权并非特殊债权的一种效力，而是一项单独的权利。
其次，清偿顺序说也是不妥当的，且不说它仅是规定在程序法中的清偿顺序，因其没有相应实体法依据，而给人一种“无源之水”的感觉。单是说优先权的内容，也决非一个清偿顺序所能规定了的。实际上，偿顺序只是优先权中的一个内容-优先权的顺位而已，除此之外优先权还有物上代位性和一定条件下的追及性，甚至某些动产优先权还有占有、扣押标的物的权能。此外，清偿顺序说仍然把优先权限定在债权范围内，它无法解决优先权与其它担保物权的效力比较问题。?
否认优先权为一项权利的立法和学说，主要是受优先权的法定性和从属性的影响。因其法定性，优先权随着特殊债权的发生而必然发生；因其从属性，作为一种从权利，优先权从属于其所担保的债权。正是这两点导致人们误以为它是特殊债权的一种效力，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优先权的法定性和从属性并不能影响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而存在。我们应拨开优先权上的迷雾，还其真面貌。?
对于第二个问题：优先权作为一项权利，是实体性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有人基于优先权需要通过人民法院来实现和权利的内容是在受偿顺序上的优先性而认定其为程序性权利。笔者认为，区分一项权利究为实体性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关键看权利的设定是否会直接地影响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能直接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为实体性权利。如所有权的设定，使权利人拥有某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该物的权利，而其他人不得妨碍，双方之间原有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此为实体性权利。相反。权利的设定并不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实体内容，只是为了实体性权利行使的方便或公正而设定的权利，为程序性权利。例如申请回避的权利，其设定和行使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因申请回避权利的行使，而发生实质性变化。所以程序性权利可被认为是为了保护或便利实体性权利实现的权利。?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优先权为实体性权利。就特别优先权而言，由于其权利客体特定，优先权人可以占有支配债务人的特定动产或不动产，并就其价值优先受偿。这些权利内容的加入，显然已经改变了当事人之间的原有债权债务关系，构成了直接的实质性影响，成为实体性权利。就一般优先权而言，虽然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并不能直接支配，但仍具有对抗力。在其债权未受清偿之前，可以对抗其他债权人，甚至可以对抗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而优先受清偿，否则只能与普通债权人地一起平等受偿。这显然已经在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加入了新内容，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构成实体性权利。?
明确了优先权属于实体性权利之后，接下来应该弄清在整个实体性民事权利体系中优先权的位置。优先仅作为一项实体性权利，属于财产权自不待言，但在财产权中究竟为何种性质的权利？我们认为它是一项保证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
认定优先权属于担保物权，首先要看优先权是否具备担保物权的性质。对于担保物权的性质，学说理论众说纷纭。[22]大体上包括：担保物权的从属性、不可分性、物上代位性、价值权、变价权和物权性等。由于各种特性是从不同层面对担保物权进行的抽象，使得担保物权的性质缺乏系统的分类和概括，为此，有学者主张认识担保物权的性质，应沿着如下线索进行：第一，从权能上看，担保物权是一种担保债权实现的权利，具有担保性，为担保权；第二，从内容上看，担保物权是一种变价性的权利，即价值权；第三，从权利的归属上看，担保物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即物权。由此确定担保物权的本质属性应当是担保物权的物权性、价值性和担保性。其中担保物权的物权性具体包括担保物权的法定性、优先性、支配性、排他性和追及性；担保物权的价值性（价值权性似乎更为妥当，以下称价值权性）包括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担保物权的担保性包括从属性和不可分性。[23]
我们认为，以上这种认识担保物权性质的方法，清晰而全面地概括了担保物权的性质，下面将按照以上担保物权的性质对优先权进行分析：
民法典的效力范文5
关键词：商事法律制度；商事主体；商法总则
一、当前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现状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在我国却没有一部以《商法》命名的统一的商事法律规范，有关商事法律制度的规定也多以各种单行法的形式呈现，其中根据相关商事法律制度的规定内容，我们将其分为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其中商事组织法主要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其他企业法律制度；而有关商事行为法的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其他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因此我国当前的商事法律制度呈现出单行法众多，统率性的法律缺乏的状态，希望国家立法机关能够尽早出台一部纲领性的商事法律规范，对各部单行法起到指导性作用。
二、商事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是在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且在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并未充分具备统一的商事立法经验（自清末变律以来，我国只是颁布了一个未及实施的《大清商律草案》，从未制定过一部商法典或类似的立法文件），且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发展时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发展时间较短，因此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1.立法分散，缺乏统一的商事法律总则
自1992年以来，我国逐渐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商事法律规范应运而生，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虽然我国出台了大量的商事单行法，但是各个单行法都处于分散状态，缺乏协调性。且各个单行法间的规定都相互独立，无法形成商法体系内应有的联系，呈现出彼此孤立、杂乱无章、不成体系，难收纲举目张之效。这既不利于统一规制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也难以实现对单行商法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使得单行商法的贯彻实施过程显得孤立。因此为了统一有关商法的原则、商事主体种类、商事行为性质等法律概念，应该出台一部纲领性的商法总则进行统一规定，使得各商事组织法和商事行为法能有一部具体适用的统率性法律。
2.商事登记制度混乱
由于我国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商事登记法》，使得有关商事登记制度的规定多由零散的单行立法构成，且各单行立法对登记制度的相关内容都各自有所规定，使得它们之间的规定存在严重的交叉和冲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趋渐成熟、市场主体趋向稳定的情况下，此种商事登记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商事登记主体界定标准，导致了商事登记对象的不确定性，各种单行法规都规定了各自的法律调整对象，导致他们之间的规定存在交叉和冲突，甚至产生了空白地带，使得一些对象无法被囊括。另一方面，由于登记对象和法律调整目的的不同，使得登记效力存在混乱，导致不同登记行为的效力存在差异。且由于立法的混乱与独立，一种登记行为应当采取何种登记程序，并对应何种登记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登记法律效力的混乱。为此，我国需要出台一部《商事登记法》进而统一商事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商事登记的主体和商事登记的效力。
三、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民法与商法关系密切，无论是在德国或者是在法国，《民法典》与《商法典》都近乎在同一时间段内相继颁布，由此历史现象表明，商法是不依赖于民法而产生的法律现象，它与民法一起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而同步发展。为此，有关民法与商法之间应当如何在法律中进行揉合或者区分，我国学者们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即设立民法典即可，无需再设立商法典，有关商事法律制度由民法典进行相关统率；另一种观点主张在设立民法典外，仍然需要另外设立一部商法典专门规定相关商事法律制度。为此，在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时候应当结合民事立法现状进行探讨。
1.推进商法总则的制定
在当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当中商法多以各种单行法的形式加以表现，比如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票据法等，它们从制定之初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十多年的历史，而且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与修改也已经逐渐成为了能起独立作用的法律部门，因此形式上把这些已颁布的单行法再统成一部商法典已无必要，且相互揉合的立法成本较高。因此，它们依然可以按照商事单行法的模式继续存在。由此可见我国商法典的制定已无必要，但是有关商法的纲领性规定，如商事主体、商法的基本原则、商事行为等应当手制定一部有关商法的总则进行明确。而关于商法总则的制定模式学界主张两种模式：一是在民法典中规定商法总则，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商事权利归纳到了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完全实行民商合一。二是在民法典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则，将商事活动原、商事主体类型、商事行为内容、商事登记制度等加以规定，起当初民法通则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第一种立法方式，即在民法典中规定商法总则的内容。因为商法上的许多法律概念都是在民法的基础概念上进行完善发展而成的，两者存在一定的揉合性，且不另立商事通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立法成本。无论我国将来采取何种制定模式，但当我国在着手制定《民法典》的时候，有关商法总则的制定就必定要纳入考虑的范畴，即是否将其纳入民法典当中，这在一定意义上就促进了商法总则的制定。
2.促进商事主体范畴的明确
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法律对商主体的概念进行明确，对商事主体的认定我们也未明确是采用《法国商法典》的客观主义、《德国商法典》的主观主义、《日本商法典》的折中主义还是我国自己根据经济社会需要制定的第四种主义，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有时会导致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适用的混合，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制定一部统一的规则明确商事主体的范畴实为必要。
作为私法中的两大领域，商法和民法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当我们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时，必定要对民事主体的相关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阐述，而民事主体的范畴在进行明确后，以它为基础的商事主体概念也将会得到进一步明确。因为商事主体是以民事主体为基础并满足相关商事法律法规资格要求而确立的。为此，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是以民事主体法律制度为基础，在完善相关民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同时，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也得以进一步完善。所以我国《民法典》的着手编纂，对商事主体范畴的进一步明确将具有推动作用。
3.弥补现有的商事立法漏洞
目前我国现行的民事单行法和商事单行法众多，其中《合同法》更是一部体现“民商合一”典型的代表法律。因此无论我国将来立法模式是实行“民商合一”或者是“民商分立”，都避免不了要对现行的民商事单行法进行一次系统性整合，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或者是商事法律规定是将其纳入民法典的组成部分还是继续以单行法形式存在也是立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为此，当着手编纂《民法典》时将会对现有的民商事法律法规进行一次筛选，这一方面将有利于进一步界定出商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存在的相同点和差异，，揉合出最有利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也会发现现有民商事法规的不足，进而采取相应的弥补措施，例如在商法上，缺乏一部统一商事登记的商事登记法、缺乏一部规定合作社的合作社法以及缺乏一部规定小商贩经营活动的商贩法等。
四、小结
我国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在将来推进《民法典》编撰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民事法律制度与商事法律制度的关系，而当前我国商事单行法众多，立法分散，缺乏一部具有统率作用的商事法律规范，导致法律适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为了统一商事法律规范的适用、构建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需要促进商事法律总则内容的制定，明确商事主体的范畴以及弥补现有的商事立法漏洞，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此，笔者在综合现有的商事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撰写本文，以希望对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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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效力范文6
一、平行的权利就应该在法典中作出同样的规定吗？
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第一个理由在于：“在以往的民法典分则的构造上，就是按照权利的类型设置的，如物权法编、债权法编、继承法编和亲属法编。”人格权是和财产权平行的权利，既然财产权可以独立成编，那么“同等的权利不按照同样的方法规定，大概存在一定的问题，很难解释清楚”。（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说明》）由此看来，主张独立成编的学者也试图遵守“以往”法典体例的逻辑，但是，“以往”民法典体例的逻辑是什么？不独立成编真的如主张独立成编的学者们所说的那样“难以解释清楚”吗？
1.“以往民法典”的结构及其法哲学基础。
显然，这里所谓的“以往的民法典”，实际上指的就是《学说汇纂》体系下的民法典，因为只有这些民法典才有债权法编、物权法编、继承法编和亲属法编这样的划分。以德国民法典为例，其分则的标题分别是“债关系法”、“物法”、“家庭法”和“继承法”，它们分别调整主体和他人之间基于他人行为、物和血缘产生的债的关系、物的关系、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而非仅仅规定权利并按权利分编）。这四种关系的基本特点在于其法律关系的介质、客体实际上都是外在于主体、外在于人本身的。
那么，德国民法典中有关人格权的制度规定在哪儿呢？纵观德国民法典，可以在两处发现有关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规定：一为总则编第12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二为法典第823条关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有两个显著特点：（1）不承认大部分人格利益的权利性质；（2）即使是法典承认的人格权，也是放在总则中人的制度下。拉伦茨教授认为，姓名权“是现行法中人格权的典型，同时也是德国民法典中惟一被明确承认了的人格权”。这条人格权的规定放在了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第一节“自然人”这个大标题下，也就是放在了主体制度中。
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例在很大程度上是康德关于“外在于我的和你的”学说的反映。“康德的学说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拉伦茨语）康德认为：“可以作为我的意志选择的外在的对象只有三种：（1）一种是具有形体的外在于我的物；（2）别人去履行一种特殊行为的自由意志；（3）别人与我的关系中，他所处的状态。”简而言之，主体可以支配的对象仅仅包括物、别人的意志和关系，而不包括人本身；人，是主体，是一切客体的对立面，也即物的对立面。这样，在康德哲学中就确立了人和外在于人的世界的二元对立的格局，这种对立的基本价值在于将人当作目的而不视为手段，使人真正成其为人。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德国民法典分则四编仅仅调整了基于外在于人的物、别人的意志和关系而产生的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而对于人格权制度，由于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是用以维护主体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等的，其客体是内在于人本身的，因此是主体制度的组成部分，属于人本身的制度的范畴，所以，德国民法典把人格权的正面规定放在了总则编中。实际上，人格包括能力、自由和人格关系三个层面，人格作为权利义务归属点的功能（能力）和人格的价值是人格制度的两个方面。
综上可以看出，“传统民法典”中存在基于内在于人的客体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基于外在于人的客体产生的法律关系二元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体现的基本价值是把人当作主体、目的，这才是德国民法典的基本逻辑。因此，与其认为“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王利明著：《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不如说传统民法更多地看到了人格权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基于内在于人的客体发生的法律关系有别于基于外在于人的客体产生的法律关系这个本质问题。而认为传统民法典分则仅仅是按照权利的性质进行排列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认清传统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2.平行的权利就应该以同样的方法规定吗？
如果说平行的权利在一部民法中均应作出规定，这是合理的。因为所谓平行的权利，就是指在一个标准下对于权利所作的划分，如果只规定一方面而落了其他方面，会导致法典的不严密。但是，需要规定和怎样规定并不是一回事，由此就得出“平行的权利就应该在法典中平行地规定”这样的结论显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从法典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看，调整某种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典中的位置如何，绝不仅仅是由这种法律关系所包含的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法典本身的思想基础，法典其他编的设置等等无疑都会影响到一种法律关系在一部法典中的规定方式。同时，一部法典的分则也不一定必须按照同一标准下划分的不同权利类型展开，当代各国的立法实践不断证明着这一点，例如，在当代有一定影响力的荷兰民法典共分十章，其各章的内容并非就是各种权利的展开。
二、展现一种权利重要性的方法是什么？重要的权利在立法中应怎样体现？是通过独立成编并置于首编吗？
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第二个理由在于：人格权是比财产权更重要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只有以单编规定，并置于分则之首才能显示其重要性。但事实是这样吗？在此，我们有必要反问，显示一种权利重要性的标准是什么？众所周知，法律上的权利是通过规范表现出来的，因此，所谓权利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1.规范该权利的规范位阶高于其他规范，由此，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上位规范的重要性得到体现。而在同一部法典中，分则规范的效力等级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仅仅通过体例的变更并不能使人格权取得优先的地位。2.对于同级规范而言，法律特别规定解决规范冲突的规则为：一种规范优先于另一种规范或一种规范规定的权利优先于另一种规范规定的权利。通过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并前置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点。3.权利重要性可以通过保护的优先性来体现，因此，要真正重视人格权，核心的问题是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这一点也是独立成编所无法解决的。
综上可以看出，所谓人格权单独成编甚至置于分则之首与体现人格权重要性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三、侵权法编独立成编必然导致人格权独立成编吗？权利救济和权利确认究竟是什么关系？
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第三个理由是：“侵权责任，说到底旨在保护各项民事权利，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的分则中具体规定各项民事权利，然后再集中规定侵害这些民事权利的民事责任，从而才能形成权利与责任的逻辑结合和体系一致。”所以，“一旦侵权法独立成编，也就必然在体系上要求人格权单独成编。”（王利明：《人格权与民法典》）笔者认为，一方面，侵权行为从逻辑上讲确实是对权利和法益的侵害，从正面确认人格权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仅仅表明需要规定，并不能表明人格权需单独成编；另一方面，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了侵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民事责任，但该法典并没有关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权利的正面规定，更没有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实际上，立法中权利确认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非必须正面规定，也非必须独立成编，当法律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的，应……”之时，实际上就进行了确权。
相反，既从正面进行确权又从反面进行保护，势必面临权利规定的重复。主张独立成编的学者也承认，确认独立的人格权编，是否会与侵权编相重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王利明先生对此的解决方案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技术将两者分开。一方面，如果某些人格权只有在受到侵害的时候才有意义，如生命健康权，则可以在简单规定生命健康权之后，在侵权制度中具体规定各种对生命健康权侵害的行为类型及法律后果，人格权制度不必过多涉及。另一方面，对其他的人格权，可以在人格权制度中具体规定权利的概念、内容，权利的行使、效力以及对他人妨碍行为的禁止。但对侵害的类型及法律后果可以在侵权编作出规定。”这种方案的基本特色在于人格权编只赋权不保护，而侵权编只保护不赋权。然而，这样的理想模式能成立吗？赋权和保护能分离吗？义务概念通常是与权利概念相对称的，如果权利是法律权利的话，他就必然是对某个别人行为、对别人在法律上负有义务的那种行为的权利，所以，当法律科以相对人义务之时就等于赋予了权利人权利。不仅如此，“我们也只能讲只有在相应义务加在某个别人身上时，才有一个人关于自己行为的法律权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甚至可以说，禁止侵害人格权，并对人格权予以救济，比只是赋予权利人口号性的、没有救济的权利重要得多。当法律规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适当的损害赔偿”时，设定的另一个法律效果即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侵犯，也即设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权利确认和权利保护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