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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范文1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当婚姻不再是不可解除的神圣契约，当离婚已经因“离婚自由”之共识而变得容易。如果离婚使婚姻中的一方（一般为女方）遭受经济上的重创，以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法律便不能无视此种不公，必须设计相关的救济机制给予弱者妥贴的保护。而我国现行的相关制度，并不足以使婚姻中的弱势一方摆脱离婚后生活上之不安。此种情状之下，法律所致力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何在？ 将视线移出国门，我们发现，在英美国家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离婚扶养费制度与我国的“经济帮助”条款表述着相同的衡平理念，却有着更为健全的具体操作规则。相比之下，它们显然更有力地维护着婚姻家庭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一、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理解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是指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这是法律为弱势一方提供法律救助的手段，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已实行多年，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理解：
（一）“一方生活困难”的含义及判断标准。关于如何判断离婚时夫妻一方是否属于婚姻法第42条规定的生活困难问题，《解释一》规定为必须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况，即为绝对困难。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对于生活困难者的生活状况是以离婚时的情况进行判决。第二，是否需要提供帮助，关键是看一方是否真的是生活困难以及对方是否有能力进行帮助。
（二）请求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应当以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帮助，可以是金钱形式，也可以是住房形式等。
（三）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只能是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
二、实施离婚经济帮助的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旦离婚后，这种基于夫妻关系的扶养义务便不复存在，那么，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帮助有何意义呢？
首先，近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飞跃性发展，夫妻双方个人拥有财产贫富不均，实施经济帮助，可消除弱势一方对离婚后经济上的担忧，真正实现婚姻自由。其次，女性在经济地位上难以与男性相抗衡，且婚后要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失去更多的就业机会，离婚后将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条件的一方给予其经济帮助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途径。第三，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确立，将加大离婚成本，使一些视婚姻为儿戏的人慎重对待婚姻，有助于维护婚姻的稳定。第四，假如离婚时一方患病在身，或单方抚养子，或无房居住的，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法律规定给予一定的救济，保护了贫困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权利平等。
三、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离婚经济帮助的履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一方必须有存在法定范围的困难；二是实施帮助的一方有承担能力；三是必须在离婚时提出。笔者曾了许多离婚案件，发现该制度在实践中运用得很少。究其原因，发现该制度本身均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院没有法定的裁判标准，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第二、经济帮助的条件过于苛刻，请求经济帮助的时间限制过严，判断是否需要帮助的标准太低。第三、经济帮助协议中的完全自由主义不利于保护弱者利益；第四、经济帮助的数额、期限以及方式不具体；第五、经济帮助费用执行的保障措施存在不足，一些当事人的离婚经济帮助费难以得到执行；第六、没有规定变更和终止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定情形。第七、当事人请求帮助的比例较低。第八、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实。假如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一方千方百计不让对方居住，那这种帮助等于形同虚设。第九、金钱帮助数额偏低，仅具有安慰性质。第十、对于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未要求离婚经济帮助，但其生活又确实困难的，能否依职权直接判决另一方给予经济帮助？婚姻法中规定不太明确。
四、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重构
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重构，是在新时期下保护妇女权益之必要。
（一）应采用相对困难论，如果由于离婚导致一方生活水平有明显降低，可以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法官以职权判决给予经济帮助。
（二）经济帮助的方式应灵活多样，可以在婚姻法中增加扶养费给付制度。
（三）对无房居住的困难一方应视情况，以房屋予以帮助。
（四）应明确规定离婚经济帮助的提起方式。
（五）重视妇女因在婚姻中因传统地位所导致的天然劣势及特有困难。
（六）应规定夫妻相互有提供真实财产信息的义务。
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范文2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栻教授就提出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 man’s houseis his 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 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 schmidt，die zukunft der 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 und gestzgebung vor den ge-setzswerken des geltenden 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 2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sciences 606，at 609－10(1930，reissued 1937)．
[4]valérie lasserre－kiesow，《l’esprit scien-tifique du code civil》，in 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 and pres-ent significance of an idea，3 eur．rev．private l．95，98(1995)．at 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 wolff，institutiones juris naturae et 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海:《法学》，2004年第2期。
[17][18]［葡］平托著，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译:《民法总则》，1999年，第5、5页。
[19]［葡］孟狄士著，黄显辉译:《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78页。
[20]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63页。
[2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2][24][27]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2、47、57页。
[2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2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410页。
[26]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北京:《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gebhard rehm，just judicial actibism?pri-vacy and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u．s．and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32u．west．l．a．l．rev．pp．275，278(2001)．
[30]james b．rule and graham greenleaf ed．，global pri-vacy protecti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
[31]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2]张新宝:《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保护》，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33]《泄漏女星年龄网站被告索赔》，北京:《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9日，第9版。
[34]柳经纬:《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5]魏振瀛:《中国的民事立法与法典化》，北京:《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
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范文3
人格尊严是指生存的尊贵庄严，不容侵犯的身份、地位、资格。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已成为共识，但对其采取何种方式保护?民法学界存在争议，经概括基本上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是一般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已涵盖了人格权的全部内容，应作为一般人格权对待”；‘人格尊严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梁惹星教授也在《民法总论》中认为：“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之权利，其标的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以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总括性权利。……特别人格权，指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其二是名誉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相当长的司法实践也是将人格尊严权纳入名誉权中保护的。其三是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的内容不能完全为其它人格权所分化，更不能为哪一种具体人格权所包容，它具有自己的独有内容，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规定和保护。”谢怀杭先生认为，在今天，人格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权利人的人身为客体的，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一类是以权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上、心理上、作为独立人格者而存在的利益)为客体的，包括姓名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秘密权)、个人尊严权、个人情报知悉权等；栅罗玉中、万其刚和刘松山也曾论述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学者将其认定为‘公民的一般人格权’。我们在这里把它作为‘个别人格权’看待。”嗍以上三种观点可以看出，将人格尊严权等同于一般人格权来保护，基本是以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如王利明、杨立新等为代表，大多数学者关于此的学术论文都追随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没诠释人格尊严权、一般人格权与人格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名誉权说主要原因在于《民法通则》把人格尊严权内容规定在名誉权中，实质上人格尊严与名誉人格利益有许多不同。基于人格尊严权立法历程以及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人格尊严权成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更具必然性。
二、人格尊严权走向独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从权利产生来看，任何一项权利都根源于社会主体的某种生活需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用实验的方式举例说明了人的基本需求的范围和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对美的需要等等。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成为了现代人格权的立法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对人格利益的需求不断丰富，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表现出多层次性：最低层次的生物形态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部分机能的安全利益需求，它以权利主体的人身为核心；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人格利益，它是公民与他人或社会发生联系的需求，主要包括归属与爱的需求(婚姻自、信仰自由等)，尊重的需求(姓名权、名誉权、个人隐私权等)等；最高层次的心理形态人格利益，主要包括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对美的需求等，它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因此人格权制度的立法基础经历了从纯粹把人作为生物发展到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又发展到对人的精神存在赋予了法律意义的过程。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提倡和保证人的基本人格的要求，重视人的社会化和精神健康。人格尊严，是一个人作为人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应受到他人或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就会产生精神痛苦和疾病，就会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目前我国正处于大量社会形态人格利益法律确认和保护阶段，许多社会性权利要求在未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被确认为独立权利，如隐私权、婚姻自、声音权、信用权等。人格尊严在人格利益的三种形态上属于社会形态上的人格利益，是社会性权利，对人格尊严权保护能使民事主体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得到了保障，推动社会文明与和谐发展，在现代法律权利本位的思想下，法律赋予它独立地位是社会走向和谐的必然之路。
(二)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征非常明显，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尤其漠视民法中人身权的保护。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人格权的保护，人格权利益中的人格尊严利益的保护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82年我国通过的《宪法》第一次从法律高度宣示人格尊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一次确认了人身权制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胀过程中，必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消费歧视、就业歧视、性骚扰等还大量存在，将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中已达不到保护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目的。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类型少、范围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把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保护之中，将不能满足人们对价格利益保护的需求。后来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人格尊严权与名誉权分离并加大对人格尊严权保护力度，人格尊严权渐渐形成了一项独立具体的权利，但它适用范围有很大局限性，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强调内涵和质量，越来越重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渴望地位平等和人格被尊重已成为迫切愿望，人们需求更多的权利和权利类型。2o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文规定人格尊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使人格尊严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以确立，适用到普遍领域。人格尊严权从无到有，从包含在其它权利中到分离，逐渐独立成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是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
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范文4
中国损害赔偿法的体系构成及现存问题在现行法上并无称为损害赔偿法的。所谓损害赔偿法系指关于损害赔偿诸法律的总称，乃法学上的用语，旨在建构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外在体系系藉着一定的概念，呈现法律逻辑形式的关联，以提升规范的透明度，维护法秩序的安定。内在体系则在实践法律原则及价值。（1）损害赔偿法的外在体系由二个部分所构成，一为损害赔偿的发生原因（责任成立原因） ，一为损害赔偿。前者有称为责任法，多用于侵权行为。后者称为损害法，以损害赔偿的范围及为内容。（2）对于中国损害赔偿法的外在体系，也可以分别责任法与损害法两个方面观察。
（一） 责任法
责任法所规范者为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也就是规定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发生损害赔偿问题，这类法律规范大抵是分散着的，难以统一规定，何以如此？ 其背后实寓含相当的道理：只适合随类赋形、因事制宜。
1. 债权法领域
首先，在债权法的领域，首推侵权行为法。民法通则于第六章民事责任第一节一般规定中，明确奉行过错原则，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06 条第2 款）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06 条第3 款） .显示该法同时肯定了若干无过错责任的存在。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第117 - 133 条） ，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包括侵害财产（第117条） 、侵害知识产权（第118 条） 、侵害公民身体（第119 条）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第120 条） 、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侵权（第121 条） 、产品责任（第122 条）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 条）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 条） 、施工致人损害（第125 条） 、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第126 条） 、动物致人损害（第127 条） 、共同侵权致人损害（第130 条） 、当事人无过错时的分担责任（第132 条） 、监护人责任（第133 条） .另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构成侵权行为法的法源，其中也有大量的属于责任法的规范，比如国家赔偿法（第2 - 5 条、第15 - 17 条） 、产品质量法（第41 - 43 条） 、道路安全法（第76 条、第104条第1 款、第105 条等） 、著作权法（第46 条、第47条）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 条、第46 - 47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3 ]2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 ]7 号） 等。
在债权法领域中，与合同相关的损害赔偿亦 非常重要。自责任法的角度，合同法围绕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等，规定了大量的损害赔偿的发生事由（第42 条、第43 条、第58 条、第97 条、第107 条、第102 条、第179 条、第180 条、第181 条、第183 条、第189 条、第191 条等等） .另外，拍卖法（第61 条） 、招标投标法（第54 条、第60 条） 等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事由。
2. 在物权法领域
在物权法领域，也有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比如土地承包法（第54 条、第59 - 61 条）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4 条） 、土地管理法（第78 条第2 款） 等。
3. 在婚姻法领域
在婚姻法中，也有损害赔偿责任法的规范（第46 条） ，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4. 在商法领域
公司法（第63 条、第97 条、第118 条第3 款、第198 条、第214 条） 、票据法（第66 条第2 款、第104 条第2 款、第105 条第2 款） 、证券法（第42 条第3 款、第63 条、第192 条、202 条） 、海商法（第46条、第50 条等） 、中外合资经营法（第5 条第2款）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6 条第2 款、第83 - 84条、第87 - 91 条） 等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
5. 在法、法等领域
规定了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的法律也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8 条） 、商业银行法（第84 条、第86 条第2 款、第88 条等） 、签名法（第27 条、第28 条） 、劳动法（第89 条、第91 条、第95 条等）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2 条） 、可再生能源法（第29 - 31 条）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8 条） 、种子法（第41 条、第69 条） 、渔业法（第35 条、第39 条） 、农业机械促进法（第14 条、第24 条、第32条） 、草原法（第63 条第2 款、第66 - 70 条） 、农业法（第76 条、第90 条等） 、信托法（第22 条） 等。
6. 在公法领域
规定了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的法律有刑法（第36 条） 、行政处罚法（第6 条第2 款、第59 条、第60条） 、义务法（第16 条第4 款） 、公务员法（第103 条） 等。
（二） 损害法
损害赔偿责任一旦成立，便遇到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这正是“损害法”所要规范的问题。损害法规范赔偿内容，包括损害赔偿的方法、赔偿范围等内容。关于损害法，大体可区分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前者可一般性地适用于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后者则仅于特别场合或者仅对特别事项适用。
1. 关于损害赔偿方法
（1） 一般规定。损害赔偿的方法，在立法例上有两种主义：一为回复原状主义，一为金钱赔偿主义。二者各有优劣。就中国法而言，于损坏财物场合，民法通则称前者为“恢复原状”，称后者为“折价赔偿”（第117 条第2 款） ，二者居于并列关系，在适用上并无必然的先后顺序。（3）惟应注意的是，在民法通则中“， 恢复原状”是与“赔偿损失”相并列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民法通则第134条） ，而未作为赔偿的一种方法纳入赔偿损失范畴。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民法通则对“赔偿损失”虽未明文规定其方法，解释上向来以金钱赔偿为当然。或者说，民法通则中的“赔偿损失”指的就是以金钱赔偿损失。
另外，物质损害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一次性给付（法释[ 2003 ] 20 号第31 条第2款） ，例外场合也可以承认定期金。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的，还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法释[2003 ]20 号第33 条） .
（2） 特别规定。国家赔偿法第25 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1 款）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2款） .”可见，国家赔偿是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言外之意，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也就成了“次要方式”或者“补充方式”。
2. 归责原则
（1） 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06 条对于民事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 的归责原则作了统一规定。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纳过错责任原则（第2 款） ，学说并无歧见。关于违约损害赔偿，是否亦采纳过错责任原则，法文不明，学说存在分歧，通说仍以为民法通则采纳的是过错责任，惟对于过错实行过错推定而已。（4）
1999 年合同法生效以后，第107 条改变既往 的过错责任原则，采纳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惟分则中仍保留有大量过错责任，不可不察。
（2） 无过错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3 款） .可见，在我国法律中，无过错责任原则上以法律有规定为前提。关于侵权责任，民法通则规定了若干具体的无过错责任。学者存在不同见解的，是所谓“公平责任”。公平责任亦不以过错为要件，自此以言，仍不妨归入无过错责任，成为其中的一种类型。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自合同法生效以来，实以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为原则，并由此带来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5）最值注意。虽然如此，无过错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对于结果债务可行，对于手段债务则不可行，因而，医疗服务合同中的诊疗债务的违约赔偿责任，仍须以存在过错为前提。
3. 免责事由
（1） 不可抗力。民法通则第107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 正当防卫。针对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28 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3） 紧急避险。针对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29 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4. 关于损害赔偿范围
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范文5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djust equality are the main inter-property relations and personal relations， legal norms， as a market economy， the Basic Law embodies the demands of credit and maintenance， the system itself is built on equality， on the basis of good faith.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law in every department，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of credit adjust the order of the most direct， concret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directly to the main civil specific civil acts， dishonesty acts of binding and maintaining credit order. The rights and reputation of credit， credit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goodwill， credit rights and privacy of clear boundaries for the Legislative indispensable credit.
一、诚实信用原则
民商法以诚实信用原则贯穿整个制度，对维护保障市场信用机制的正常运行居功至伟。诚实信用原则既是一项道德准则，也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有机统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是维护社会秩序，当然也包括经济秩序。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市场主体交易时，要恪守信用，讲求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善意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不得滥用权利。当事人在法律和合同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守信的方式履行义务。
民商法之所以将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作为基本原则，源于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只有诚实守信，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有效进行，形成稳定的商业信用乃至市场信用。同时，诚实守信也是交易当事人维持彼此信用关系的商业道德，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最低标准。虽然按这一标准，并不能使每个参与交易的行为人品行高尚，但没有这一规范，就会连最起码的交易都无法正常进行。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被作为民事活动的帝王条款而广泛采用。
民商法主要通过以下制度维护和保障市场信用：
其一，物权、商标权等制度。民商法通过物权、商标权等制度，确认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真实归属，将社会价值内部化为个人利益，发挥产权的激励作用，实现法律定纷止争的价值目标，确保市场交易的安全。归属明晰的财产是市场交易的起点和市场信用的基础，也是信用成为财产性权利的前提。
其二，契约制度。民商法通过契约制度实现市场交易的自由、公平和正义。契约制度是司法的灵魂。全部的社会生活要利用它、依靠它。由于有了明示的或默示的契约，才产生了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所有的责任和法律，由于现实中的买卖活动一般都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因此要求市场主体诚实守信，交易各方通过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法是法律体系中典型的维护市场信用的法律制度，是保障市场信用的直接利器。合同法通过合同的效力制度、转让制度、解除制度、违约责任制度、缔约过失制度、解释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设计，对交易各方在合同订立和执行过程中的诚实信用加以规制，进而加强对市场信用的保护。
其三，担保制度。民商法通过担保制度强制提高市场主体信用度，弥补市场信用基础的欠缺，减少交易成本尤其是减少主体间的信用考察时间，提高市场交易安全系数。担保制度通过将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相结合、约定担保与法定担保相补充，依靠债务人或第三人的财产或信用有力的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其四，企业法人制度。民商法通过企业法人制度规范企业法人行为，鼓励守信行为，处罚失信行为。公司法确立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于维护债权人利益和市场信用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五，破产制度。民商法通过破产、清算制度以及重整制度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或重整，防范潜在的信用危险，增强社会的信用观念，维护正常的市场信用关系。
其六，侵权责任制度。民商法通过对各种民事侵权行为的界定和制裁，维护市场信用关系，修复因侵权而损害的市场信用，维护市场秩序。
民商法虽以信用为基础，但从现行民商事立法看，并未直接规定信用权，而是讲信用权分散到各个具体民事权利中加以保护。其中，最能够体现信用权的民商事权利为名誉权和商誉权，最可能与信用权相冲突的是隐私权。
二、信用权和名誉权
迄今为止，信用权尚未成为我国民商法上的一项法定权利，而只是被民法学说界定为一项民事权利。民法学者对于信用权有着大同小异的认识，认为信用权是指因为公民和法人在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商事活动中履行义务的能力水平、诚信态度获得他人信赖认可而享有的一种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权部分，有这样的表述：“自然人、法人享有信用权，禁止用诋毁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正的收集记录，制作保存自然人、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自然人法人有权查阅、抄录或复制涉及的信用材料，有权修改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等等。”关于信用权的权能，学界认为主要包括信用的保有权和使用、收益权。
名誉权是一项内容复杂的人格权，包括自然人的品行、思想、道德、才能以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生产能力、经营状况、履约态度等的综合评价。民商法将名誉权确认为具体人格权的一种，在法律上予以充分的保护。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名誉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之名誉权，乃指人以其在社会上就品德、能力、功绩等应受相当之评价为内容的权利，亦即人就其社会评价所得享受之权利。而广义名誉权，则除上述狭义名誉权外，尚包括信用、、隐私等为内容之权利，可谓为除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诸权以外之人格权。可见，信用权包含于名誉权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权意识的不断膨胀，一些人格利益逐渐从名誉权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名誉权并列的独立的人格权利，信用权和隐私权就是其中的代表。信用权与名誉权虽然相通，但仍然存在较大差别。由于信用针对名誉无法涵盖的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因而信用从名誉中独立成新的人格利益。台湾地区为适应社会发展，1999年修订后的债编第195条第1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或不法侵害他人人格利益而情节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这里，信用与名誉已经各自独立，并被列为人格利益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单独而明确地规定信用权的范围和保护方式，民商法的表述通常以名誉权代替信用权，在司法实践中亦是如此。但是信用权与名誉权的内容仍有较大的差异：
第一，权利客体不同。信用权的客体是信用状况，信用是市场主体以一定财产为基础，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状况。而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名誉是关于一般客体的综合评价，包括品行、道德、才能、经营能力等方面，客体的范围比较宽泛。名誉权保护本人的社会评价，而信用权保护他人对自己的信赖因素。但是，二者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内容，“以财产为基础”的内容早已超出了名誉的外延，成为信用与名誉的最大区别。
第二，权利性质不同。信用权虽然属于人格权，但却包含明显的财产利益因素。因为信用权直接反映了主体经济能力，故而信用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而名誉权却不直接关系财产利益，谈不上利益的支配权。法律对于名誉权的保护目的在于使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不因他人的非法行为而降低，以维护民事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虽然侵犯名誉权也可能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但这种损失只是侵害行为的间接结果，并不一定导致财产损失。反之，侵害信用权会带来直接的财产利益损失。
第三，载体不同。信用以信用信息为权利客体的载体，即信用可以体现为信用记录或者信用等级证书，通过专门的机关或机构记录和评估，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名誉虽然是具有人格价值的社会评价，但不能具体量化而略显主观，主要体现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第四，侵权行为方式不同。侵害信用权的方式主要是诋毁、歪曲、非法使用，直接针对他人的信用。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是侮辱、诽谤，旨在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故而，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往往同时损害信用权，但损害信用权的行为却不一定损害名誉权。
转贴于 三、信用权与商誉权
我国民商法学界认为，商誉权是民事主体对其在工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商誉享有利益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然而，如果将商誉权定义与对商誉的理解相一致，商誉权是指商事主体对其所具有的综合经济素质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而享有的保有、维护和利用的权利。
在我国现行民商法中，信用权与商誉权的性质已经趋同，都是一种无形财产权，而商事主体的信用权实际上已为商誉权所包含。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
第一，主体不同。信用权主体为民商事主体，而信誉权的主体为商事主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乃至于国家。商事主体是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而民事主体却不一定都从事经营活动。商事主体都享有商誉权，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就不享有商誉权。但无论民事主体还是商事主体都享有信用权。
第二，客体不同。商誉权的客体是商誉，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实际上，商誉权的客体是顾客对商事主体的综合经济素质评价。对于信用权的客体，有人认为是信用和信用利益，有人认为是信誉，还有人认为是资信利益。本文认为，信用权的客体是信用状况，信用权是基于主体信用状况的征集、流转、使用而产生的权利。
第三，内容不同。对于信用权的内容，目前学着看法基本一致，认为信用权的内容包括资信利益控制权、资信利益利用权和资信利益维护权等三项，只不过学者将“资信利益利用权”称为“信用利益支配权”。对于商誉权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尚无学者对其进行概括。从权利内容上，难以做到对信用权与商誉权的明确区分。[1]
四、信用权与隐私权
为了增加市场信息对称性，减少交易风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公开信用信息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信用信息公开是构建市场信用体系的本质所在。但是，信息公开与隐私权的自控性、保密性出现冲突。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对隐私权的保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采取了变通方式，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更加明确了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0条、《刑事诉讼法》15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5条都规定：“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妇女的名誉全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未成年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等等。
在现代社会中，信用资料已不再完全属于个人隐私。虽然我国的《民法典（草案）》在人权法第一编中，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禁止以窥探、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但并不能妨碍依据法律强制性规定，对于关乎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信用信息的披露。在个人信用证集中，征信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渠道收集相关信用资料。世界各国在信用信息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以防止信用信息的征集和利用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美国十六项生效的信用管理的相关基本立法，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及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规定了对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和信用信息的法定调查程序。因此，我国应当在立法中平衡对信用征信和信息披露过程中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吴汉东. 论商誉权[N]，中国法学，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