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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1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我国高校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人到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竞技体育在高校的普遍开展，不仅能够普遍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而且能够活跃、丰富高校的文化生活，同时在提高高校竞技体育的水平，发现、培养竞技体育的优秀人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竞技体育与培养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之关系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
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这将为学校体育工作带来新的研究课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认识，体育教育改革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人歧途。
（一）竞技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的意识又是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讲法制，不拘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尽应当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们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合作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三）有助于培养优良的个人品行
竞技体育有助于培养人的乐观精神和自信心，敢于竞争，敢于胜利，要求改革自我、超越自我等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优良品行；通过竞技体育还能培养领导与服从和充分展示与自我约束的良好行为。有实验证明：有竞赛经历的学生能显示出较好的个人修养和社会适应性，表现出更高的组织领导能力。竞技比赛有时需要有自我约束或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建立在意志和取胜的欲望上，还必须建立在豁达的宽容心理上。这些品行都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条件。
（四）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和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练，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五）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存在着两面性。竞技运动也不例外。它在对学校教育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错误的价值观的出现。高校体育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体质，而后才是从中发现、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比较容易产生在那些运动员甚至存在于他们的崇拜者身上。荣誉、成就可能使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人的得失，更多的关心能使他们获得荣誉的各种活动，进而引起他们对处世哲学观的转变，不能正确面对社会、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产生与社会生活规范、道德观念相背离的错误价值观。在某些人身上甚至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滑向犯罪的深渊。
竞技体育还可能带来暴力行为的产生。因为攻击性是竞技体育的特点，由于青年好斗、好胜的心理，而竞技体育中的身体接触或对规则的理解不准确，就有可能在平常的争论中转化为暴力的行为。所以，在竞技体育的教学中还应当有道德规范的内容，以提高学生辨别、应付和化解暴力的能力。
（六）高校竞技体育教育的正确之路
竞技体育在对校园体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校园体育文化也对竞技有深远的影响。中学作为培养奥运冠军的基地，高校则是大部分运动员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必由之路，由此形成强大的人才培养体系。但学校面向的毕竟是普通的学生，因此我们的体育教学不能采用纯竞技运动，对那些技术复杂、难度较高的技术性竞技运动，应当从学校体育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修改规则，降低难度，改进教学方法，达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体育文化素养的目的。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建立俱乐部，利用专门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学校的竞技体育运动，既能把有运动潜力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系统的运动训练，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又能保证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保证学生受到正常的体育教育。
三、结束语
竞技体育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学影响所蕴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对教育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竞技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防止对青少年施加没有必要的压力和无教育根据的训练。助人成才、防微杜渐是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理解和掌握的教育原则。对竞技体育的社会蕴涵要有深刻地认识，并能把握好教育、训练学生的方法和尺度，使竞技运动的开展达到最佳的效果。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水平，享受运动的乐趣、学会身体锻炼的方法、培养良好思想品质的同时，又要对学生今后将面临的社会生活和压力给予有益的帮助，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这才是在学校中开展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高校办高水平竞技运动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让真正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甚至是奥运会。
参考文献
[1]李 涛等，应用系统观点时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舟在学校体育中协调发展的探讨 C17，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1， (5)，1998，(6)
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2
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衡量标志，而竞技体育则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竞技体育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重视。由此，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竞技运动水平会更加接近，国家和政府也会更加重视。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一些高水平的国际大赛，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各国对金牌争夺更加重视，竞技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已逐渐走向成熟。奥运会赛场正在成为显示各国实力、扩大影响、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随着新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各国更加重视奥运会，并将奥运会作为展现民族精神的场所和窗口，树立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一）各国更加重视奥运会成绩和排名
法国青年体育部曾制订了长达10年的“体育复兴计划”，强化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管理。美国奥委会也对10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并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将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同时美国奥委会还制定了“金牌行动计划”、“运动员奖学金计划”、“就业计划”，使运动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准备奥运会。俄罗斯总统曾经颁布加强奥运会准备工作的命令，强调将全面帮助开展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国家的有限任务。澳大利亚不惜重金向俄罗斯购买“奥运金牌计划”，制定“奥运会运动员培训计划”，并利用奖学金等形式激励运动员出成绩。韩国对7个重点项目加大投入，并采取对优秀运动员的“终身津贴奖励”和免服兵役的奖励政策。新加坡等国家也都确立了自己的重点项目。这些国家都期望这些重点项目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或争得奖牌。亚洲、欧洲、美洲一些发达国家或发展中的国家也都确定了各自的重点发展项目，并在管理、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优先发展。
（二）从战略高度调整项目发展结构
加速形成优势项目群，各国均如此。美国在田径、游泳等项目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26届奥运会美国在这两2大项上获得27枚金牌，17届奥运会上获得25枚金牌，为其在奥运会上连续稳坐奖牌榜首位打下稳固的基础。俄罗斯将体操、摔跤项目作为传统强项，重点投入，并针对备战第28届奥运会重新确定13个重点项目。法国的自行车、击剑和水上项目，德国的皮划艇、赛艇项目等，甚至一些处在奥运会第二集团边缘的国家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传统强项，如古巴的拳击，韩国的射箭、跆拳道等。加拿大把奥委会的一些职能转为政府行为强化实施，并调整项目结构，形成自己优势项目的群体。
（三）优化训练方式，促进优秀选手水平的迅速提高
建设高水平、多功能的训练基地成为各国普遍的共识并加大投入加速发展。我国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发展方式。现在韩国也在学我们，集中起来发挥奥运会的导向作用。搞一些训练基地。朝鲜也在搞。美国也在搞，美国有3大训练基地，其中科罗拉多训练基地集中了一批多学科专家，开展运动训练的科研和技术诊断。法国体育学院、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意大利体育学院都在研究高水平的训练、教学、科研的教学方式，逐步形成集中型、专门化的训练模式，有意识地将高水平运动员组织起来，以替代传统的自由训练的方法。
（四）扩大人才交流，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体育人才和技术流动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才流动，实现人才引进、转会、培训的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这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在很多项目上聘请了外籍教练，如足球、篮球等项目都请了外籍运动员及教练。我国的一些优势项目的教练也到外国去任教，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这种世界性的人才交流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潮流，所以，我国也必须实行“请进来，走出去”。
二、奥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更加广泛，实力格局有所变化
（一）参赛国家和地区增多
不仅是奥运会，包括世界上其他的一些重大比赛的参赛队伍都在不断扩大，大多数国家参赛的人数和队伍都在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个趋势也使得竞技实力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剧增，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参赛人数增加更快。1988年奥运会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是160个，1992年增至172个，1996年达到197个，实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有成员国全部参赛，运动员人数也首次突破了万人。到2000年奥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199个。参赛国家的增多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奖牌分布相对广泛，使获得奖牌和金牌的国家机会增多，从而导致了世界竞技体育格局的变化。参赛国家及地区如此广泛、快速增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竞技体育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奥林匹克运动普及教育的结果。
从文化功能上来讲，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古希腊奥运会还是21世纪全面进步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都始终追求着“和平、竞争、谅解、发展”的主题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罗格又提出了“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这些精神倡导的一个主题，体现了竞技体育运动在人类文明的价值存在，体现了体育运动的本质，也成为不断发展的社会成因。竞技体育所追求的教育功能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始终保持旺盛活力的重要因素，尽管它也有一些负面因素，但积极的因素是主要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等都对体育的教育功能有所论述。如柏拉图就曾参加过古希腊竞技大会并取得过优胜。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说道：为造就完美和谐的人而去健身。
《奥林匹克》规定：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与文化和教育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寻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竞技体育所追求的主旨，加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各个国家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重大比赛的热情越来越高，参加国越来越广泛。
（二）奥运会排名格局的变化
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3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4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5
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有保障国民生活安定感和社会稳定感的“社会安全网络”。目前，我国在针对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所构建的“安全网络”中，运动员的各类保险是该网络的核心，其次还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等。我国现行运动员保障体系主要由两个子体系组成：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障体系（如图1）。
图1.我国现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图
二、我国现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分析
1.运动员保险
运动员保险在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我国的运动员的保险主要有：运动员的社会保险、运动员的伤残互助保险、国家队运动员人身保险、运动员商业保险、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等。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除一般的社会保险外，与之联系最紧密的社会保险是运动员再就业保险（退役安置）和伤残保险。
2.运动员的社会福利与优抚安置
优秀运动员社会福利制度是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专门针对直接为国家体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所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从而促进运动员训练与比赛积极性的提高。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对优秀运动员的“特殊照顾”，无论是在工资与奖金方面还是在教育与就业方面等都有涉足。这一系列较为全面的“特殊照顾”不仅激发了运动员训练比赛的积极性，而且为运动员职业素质的提高与再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部分运动员是因为国家体育事业和国家利益做贡献而遭受到损失，国家和地方政府会对这些运动员实行优待、抚恤和安置待遇，以补偿运动员所受的损失。
3.我国现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许多学者对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现实问题和改革对策进行研究，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加强我国竞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具体方案。近年来，我国加强了运动员文化教育规章制度建设，不断创新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办学形式，使我国运动员的就学率和学历层次得到了提高。同时，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经费渠道进一步拓宽，教学设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重视程度、经费投入、学训矛盾上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大力推进竞技体育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法制观念，建立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积极面向社会，构建我国优秀运动员多元文化教育体系，明确运动员文化教育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大力推进优秀运动队的体育院校化，加大对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是许多学者提出来的关于改善我国运动员教育环境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后备人才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资源，如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整个竞技体育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竞技体育的角逐实质上是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后备人力资源的竞争。因此，运动员社会保障应注重处于金字塔训练体制的塔腰和塔底的运动员的利益。只要处于塔腰和塔底的运动员未来生存层次上的不确定性消除了，就会更加安心地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去，就会有更多的后备资源投入到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中来，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竞技体育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 竞技体育运动员 非专业素质 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Non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Post-Athletes" Adapts
to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U Maoheng
（Department of Sports， Hu'nan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51）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jointly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higher personnel training. Contemporary outstanding competitive athletes not only have outstanding expertise， but also a wealth of non-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post-athletic era based on the community. The author based Athlete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through literature considered after Athlet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choose their own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ultural qual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to provide effective protection.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athlete; non professional 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0 引言
新形势下后竞技体育运动员期盼着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既能提高在运动生涯期间竞技体育人的文化素质，也培养运动生涯结束后竞技体育人的生存、发展技能（非专业素质），它对我国的整个竞技体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开拓竞技体育领域的高等职业教育来实现。
1 “非专业素质”的内容
“非专业素质”即为跨专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它是学生独自地、专业性地、完成工作任务并对其评价的能力和意愿。
（1）社会交往能力是指个体处理社会关系及人际关系的能力和意愿。（2）方法能力是指自主学习和工作并在其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将已有知识技能来处理学习和工作场和应用的能力。（3）情感能力指的是其在职业规划生涯、社会生活方式中判断和认清目标的能力和意愿。
2 我国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的现状
（1）学校作为培养运动员的组织结构：部分学校按照利用市场经济方式，对运动员进行教育培养。主要是一些体育运动学校对运动员进行统一管理，为国家体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2）国家作用：是指由各地级体育行政部门设置、各级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等的方式体制来培养运动员。（3）社会团体作用：是指以经济实体的形式经营、管理、培养运动员。它培养的运动员倾向于职业化，在文化教育上重视不够。
3 我国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1）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的有关政策是看重运动员能否取得良好文化成绩。当前我国高校没有针对现役运动员的详细管理办法，有关体育管理部门对运动员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缺乏配套的法规制度作为有效保证。（2）运动员不同于普通的在校学生，所以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教学模式与普通的大中小学教学模式要区别对待，对于运动员的文化教学方法和内容，缺乏针对性。
4 加强后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的重要性
（1）加强非专业素质教育是运动员整体素质提高的基础，有利于运动员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有利于运动员心理素质的提高和以后就业的发展。（2）加强非专业素质教育有利于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就业和发展。运动员的基础文化素质不仅可以提高其的自身修养，同时也可以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和生存发展的问题。（3）加强运动员非专业素质教育是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退役文化上的劣势使他们在就业上缺乏竞争力，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影响其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使国家竞技体育后备力量不足，如果发展竞技体育的根基动摇了，将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5 高等职业教育与新形势下的竞技体育的关系
（1）高职教育就是有关学生职业技能的教育，它是传授基础知识、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的教育。我国需要各高校利用自身丰富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来维护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同时高职院校也需要培养出社会急需的职业技术人才，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2）高等职业教育具有终身性。高等职业教育是终身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后竞技运动员从事的工作岗位也在不断地变化。高职教育从增加通用性和复合性的教育教学内容，为学生长期发展而服务。（3）高职教育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课程的设计者和引导者，所以运动员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4）高职教育可以在运动员运动生涯期间起到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在竞技运动员运动生涯后培养体育人的社会就业能力的作用、培养国际化的体育经济管理人才的作用。
6 提高后竞技运动员非专业文化素质的对策与研究
重视全面素质培养，以素质教育为基础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学生学会生活和学会生存的一种教育模式。
高职教育在强调专业素质同时也应强调非专业素质教育。强调专业素质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让人从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忽视了以道德、情感、信念、意志、人格、自由、审美、价值理想等构成的非专业素质发展。
完善的高职教育非专业素质的培养体系：（1）高职学生非专业素质培养队伍组建，使学生工作的教育与管理职能转变为以非专业素质培养为主的教育职能， 对大学生（竞技运动员）进行思想引导、生活辅导和心理疏导，它是高职非专业素质培养体系的前提条件。（2）利用所有教育资源。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培养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除了发挥高职素质教育基础性作用外，还要利用学校教学资源，把非专业素质教育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每个环节。（3）制定科学的非专业素质教育目标和内容。根据高职教育目标各专业学生学习的不同要求与特点，制定学生（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培养计划，要考虑各专业的个性，其基本内容不能局限于人文素质、人格素质、身心素质、交往能力、语言能力及创新能力等。（4）可行的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培养方法。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对学生的非专业素质进行全面的培养，如：工学结合、岗位模拟、临场实践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非专业素质的理解。
建立科学有效的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评价工具，评价方法，在有差异性的基础上，有效地对学生非专业素质作出有效的评价，并将相关评价信息反馈给学生，同时指明努力的方向。
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发展高职教育要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发展需要，为运动员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相应的文化基础进行各类不同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竞技体育运动员既能在竞技体育中拼搏，又能在退役后可以很好地融入社会。
7 结论与建议
（1）转变教育理念，教学指导思想应向“专业素质与非专业素质教育并重”转变。还要建立专门教育机构，如课程设置、培养目的、教学模式以及考核方式等，只有循序渐进，稳步改革，只有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培养，才能达到体育经济需求与院校培养之间的平衡协调。（2）以实践强化竞技运动员非专业素质，建立跨校的学生社团，为学生的交流提供平台，使其积极地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实现学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3）优化竞技运动员人才培养方案，增设专业素质能力实践的新要求，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展开的虚拟课程式的非专业综合素质实践，使非专业素质能力培养的要求落到实处。
8 结束语
竞技体育运动员自身文化素质，是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乃至整个体育团队的水平。竞技体育必须和高职教育紧密地结合在起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较好地解决我们竞技体育领域中运动员文化水平较低及退役后的就业的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要开创新的教育教学思路，办出地方特色，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高原.近5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J].教育与职业，2001.11：3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