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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1
关键词：首尔；历史文化遗址；数据库
Abstract：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glorious， we tend to forget to tak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caused many ruins destroyed or disappeared. Korea implemented an investigation project with a theme of resurgence of historical cities. Taking as an example for 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e project will make plans for basic surface and its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Key words：Soul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uins ； database
中图分类号： TU-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74（5）
1 绪论
现代城市的面貌一般表现为高度的人口密度和高层密集的大厦。首尔的急剧城市化缩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也造成了忽略历史价值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韩国的首都，在其他国家的各个城市中也不断地出现， 只不过是发生时间的不同而已。20世纪前后，韩国与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都经历了东亚近代化。作为历史城市首尔和北京，怎样面对与解决城市开发与历史文化保存方面的问题，对此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自从史前时期以来，首尔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的中心，具有历史的场所性。百济的都城尉礼城，高丽时期的南京，朝鲜的汉阳，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都城，现在的首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如今虽然城市的发展很辉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历史文化保存方面的问题，急速的城市开发导致了许多遗址的损坏或消失。近期韩国开展了以复活历史城市为主题的调查项目，对于保护并保存历史文化赋予很高的价值，首尔市政府进行了许多有关文化遗址发掘调查方面的研究。
在历史城市内，开发、保存与发掘历史文化遗产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开发商在历史城市中心开发之前，首先应按照方案指标施行调查。调查时如发现遗址，必须采取保存处理方法。
2015年以来，在首尔全境内，不管政府还是私人机构，依据方案指标，调查和考察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历史遗址。我们大量地累积这些考察结果，作为以后其他研究的基础资料。但很多项目只停留于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发掘的遗址应该怎么活用，与城市开发起着怎样的连接关系等根本性问题没有详细说明。笔者以为非常有必要查阅开发地区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与发掘结果为基础，制作基础图面及提供文化遗址分布图。这样可以给开发商提供事先进行调查的依据，还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2 与城市开发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址问题
2.1 随着城市开发而引发的矛盾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及调查的法律规定：“建设工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以上的情况”、“文化遗产存在的可能性大的建设工地”，必须实行义务指标调查。被认为存在文化遗产遗存地区，文化遗产厅厅长可以给建设工程的执行者命令，让他们依据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调查结果，采取保存文化遗产的措施。开发商受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约，文化遗址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在地区开发的建设工程中，发掘调查时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耗时折算费用，皆由发展商承担。①
城市规划初期，韩国钟路1街的lumiere②建设工程，是四大门内开发计划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发掘遗址价值的转折点。由此，首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新的关注。
这个地方是朝鲜时期的胡同，也是市廛行廊③。它被证实为构成朝鲜时期汉阳的城市组织之后，成了话题焦点。这就给大家提供了在首尔市中心能看到历史记录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虽然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址，但因没有积极地形成把它保存下来的方案，所以很多遗址被开发后覆盖再开发，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不能再犯。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地区开发之间始终存在矛盾，遗址被发掘后，主张开发的一方和保存遗址的一方之间还经常发生。由于出现这种情况，工程或是中断，或是无期限延长。这是由于执行公司要承担发掘调查所耗费的时间及所有费用，同时包括管理发掘遗址的费用所引起的。
最近，文化遗产厅通过Hanul文化遗产研究院实施了首尔钟路孔坪洞的发掘调查，发现了朝鲜前期到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以胡同为中心的一个住宅的变化遗址。执行公司（citycore）和施工公司（posco）表示要在这里建设综合大楼，并且在大楼的1层维持古老胡同原有的路线，体现其历史性意义。这表明首尔市政府在开发首尔市中心的同时，也在文化遗址保存方面倾注了努力。
2.2 指标调查及发掘调查的现状与课题
已发掘调查的遗址提醒我们，祖先们的生活记录依然存在。但调查量的增加，提醒我们对以后的管理方案或行政处理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发掘调查过程按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调查的法律》，通过发掘调查及步骤规定细节事项。调查机关应向相应部门申请发掘许可证，提交承担委任书的行政处理文件。在发掘过程中，重要遗址及遗物出土后需要综合性检讨，举行专家检讨会议。通过前面所述的一连串过程，结束调查后做成报告书提交委托调查建设工程的执行者。并且明示“文化遗产厅厅长为了学术研究或公共目的，可以通过文化遗产地理信息系统网络把发掘调查报告书予以公开”。调查机关在发掘调查报告书的封面上写上“为了学术或者公共的目的，同意公开发掘调查报告”，作为标识。这也作为发掘调查的结果做成报告书提交。但对全部内容的调查是按照调查机关的意思，资料的共享是有选择性的。
首尔地区的发掘及遗址调查是由大学的研究所、博物馆、私人机构等多种机关实行的。现在相应的机关没有提供资料共享，因此，调查结果不得不偏向于某个地区。由于各机关保存的资料不同，因此不能科学有效地使用资料，以致已累积的调查记录有可能出现偏差。虽然有几个机关已经调查完了，但我们需要的是统一的管理体系。发掘调查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调查结果，更需要的是提高保存文化遗产价值的资料，对使用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
3 制作历史文化遗址数据库的基础图面（案例）④
3.1 构建图面的方法
管理首尔市全境资料需要整理许多数据，但首先要考虑把资料数据化后，什么体系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升级方法。要考虑以什么为基准分类、组合、才能更好的将资料有效地活用。既要做到浏览资料容易，又要可读性好。
集团化的最基本单位简单分为办公楼和行政区。但本文认为，几个发掘调查的案例，应该由首尔市统合行政部门来管理。本文把首尔地区看作是一个对象做了新的基准。按网格方式分为横30间，竖31间，一间的大小为750m×1000m。x轴和y轴分别标号，并以同样的面积分区域。
制作图面的依据是现在的首尔市土地平面图和古地图、1912年的地籍原图、现场实测照片、调查内容、古文献资料等。重叠遗址图、过去和现在的地图来增加了视觉上的效果。
3.2 制作基础图面
3.2.1 制作文化遗址分布图
古地图大部分是朝鲜时期的，因此以汉阳为中心的地图比较多。
所以对于现在首尔行政范围的全体掌管和处理存在一定的限制，并且实现不了准确的测量，只能大概的掌握位置。准确的位置是由以实地测量制作成的1912年的地籍原图来界定的。通过18世纪都城大地图，可以掌握古路和水路，寻找衙门和其他主要设施。在与现在的土地平面图重叠后，突出遗址的位置和领域。这样可以预测以后将要开发的文化遗址的分布，对发掘调查具有更大的意义。
3.2.2 调查现状分布图
X26-Y15区域现在是景福宫前面的光化门广场。朝鲜时期相当于六曹街⑤。它在朝鲜时期也跟现在一样是个中心地带。它以宫殿为中心，连接社稷和宗庙，并且密集了中央最高的官府。因为这个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主要设施及寻找水路的痕迹进行了多次的指标调查及发掘调查。例如首尔清津地区指标及发掘调查⑥、首尔光化门广场指标调查⑦等。在现在的土地平面图上标识的古路、水路、衙门的位置，是根据18世纪都城大地图推断出来后，给合光化门外诸官衙实测平面图而推导出来的。光化门外诸官衙实测平面图描述了六曹街的主要设施。现有的土地平面图是通过世宗路画幅制成的，所以可以预测未开发的周边建筑的地底下所埋葬的历史遗物的痕迹。
为了掌握现状，本文结合现有资源制作了一个可视性图板，我们可以详细观察各个项目中被发掘的遗址，从而更多地了解文化遗址的连接性。
本研究不仅重叠了既存的不同年代的地图资料，并且通过图面中不同的面和线的色彩划分，从而标识出不同的调查方法和发掘遗迹的时期，为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帮助。因为首尔具有几个时代的不同历史层面，因此将发掘调查的多种层面仅仅只表现在一张图纸上是不够的。所以通过综合的方法，将指标调查、勘察调查和发掘调查中正在进行的项目标在现有的地籍图上，这样无需考虑遗迹是否存在，就可以明确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的调查现状，并且为以后确定调查顺序时，提供有用的资料。
4 结论
其实我们对历史文化留有一份关心的话，会发现城市开发与文化遗址保存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过去人们只注重城市的发展，不重视文化遗址的保护。但现在我们要为文化遗址制定最佳保存方案。本文是以文化遗产的保存方法为前提，根据历史文化遗址资料提供基础图面。文化遗址分布图可以为开发商和施工商提供最基础的信息。调查现状图虽然不是专业科研机构调查后得出的，但它是一个整体的视觉资料。城市的开发与发掘调查告诉我们，过去的历史应与现代的生活共存，也启发我们要对文化遗址进行保护。有效地积极管理并活用累积的历史资料及已出土的遗迹、遗址，是我们日后首要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参见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于公私工程处于危险处境的文化遗产保存的相关规定》。日本、英国、法国等国，文化遗产发掘费用由开发商（机关）承担的，独立承担并且建筑总面积为264O以下的建筑工程（地基面积792O以下）或一些小规模工程，发掘费用由国家支援。
②在首尔钟路区中路19（钟路1街24）的写字楼大厦。
③市廛起到王室、官厅、汉阳都城百姓的粮食、棉布、绸缎、木材等生活日用品及向中国采购贡品的作用。
④根据首尔学研究所“首尔地区历史文化遗址中长期发掘调查的基础计划”中的部分内容构成。
⑤六曹街是1395年建成的。除了六曹以外，还聚集了议政府，司宪府等。六曹的构成是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
进入朝鲜王朝后，太祖3年（1394年）汉阳定为首府，同年9月以郑道传为首的权仲和、沈德符、金溱、李稷等前往汉阳计划设置宗庙、社稷、宫殿、官府、市街等场所。估计当时六曹街也应该计划在内。???，《关于朝鲜时期汉阳的六曹街的研究》， 延世大学硕士论文；???， 《关于汉城府衙门的选址变化与构成空间的研究-从1865年到1910年为中心》， 汉阳大学硕士论文。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2
古村落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花都区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价值。花都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关注与解决。应从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等方面加强和促进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
关键词：
花都新农村建设；古村落；文化遗产
古村落作为农耕生活的基础要素，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一直以来被人们称赞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然而，学术界对古村落的界定却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出，能够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村落，方能称为古村落：一是村落历史悠久，且历史仍在村庄中呈现，村落记忆历史；二是村落文化丰富，文化遗存形式多样；三是村落文化生活体系完整，传承发扬较好；四是村落地域特点鲜明[1]。在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被关注与解决。
一、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1.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花都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地理位置优越。东部与从化交界，西部与三水相连，西南部和南海接壤，南部紧靠广州市区，北部与清远市毗连，素有“省城之屏障，南北粤之咽喉”之称，历来是中原通向南粤的必经之处和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会点。花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全区共有文物点550多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洪秀全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冯云山故居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个（2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灰塑”入选国家级名录，“广州珐琅”入选省级名录，“王诞”“花都元宵灯会”和“瑞岭盆景”入选市级名录，尤以现存量大和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最具特色。据统计，花都现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有20多处，其中炭步镇被授予“广东古村落文化保护基地（广府村落）”，头村于2012年入选广东省最美古村落30强、2013年被国家住建部等公布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3A”级景区，头村和高溪村分别在2000年和2012年被市政府公布为广州市内部控制历史文化保护区和省住建厅文化厅公布为广东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炭步镇头村、茶塘村、藏书院、新华街三华村、花东镇高溪村田心庄和港头村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2]。
2.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古村落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托，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古村落的保护即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是保持古村落的文化传承，是连接村民情感沟通强有力的纽带，维护了中国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的创造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1.保护意识缺乏，破坏严重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国内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方针，一味追求城市整齐划一的面貌，出现城市发展模式的单一化，导致大量古城面临改造的风险，致使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面积消失。近20年的大拆大建，全国有超过3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被破坏消失，一大批古建筑被强势的房地产所吞噬，近千个大中城市丧失文化个性，被改造成“千城一面”，连外国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3]。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一些传统村落进行调研考察，区域中对于传统村落数量的变化令人吃惊，记录显示，2004年古村落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花都区新农村建设中，老城区、古村落等珍贵的历史文化建筑也正遭受着大改造的危险，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随着以发展旅游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加强，古村落里的古民居已经不多，随处可见的是两三层乃至五六层小洋房，瓷砖也逐渐“蚕食”了本来的青砖外墙。“一些村民会把年久失修的古民居拆了，建洋房来住。”[4]
2.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力度不足花都区政府虽然在政府门户网站上有关“文化遗产”的描述，也适时提出一些保护性措施，但却并没有采取更多的“线下”宣传方式，并未使民众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意识仅仅停留在专家学者层面，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钻法律空子”的现象严重。在一些地方上未制定地方性法律制度以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国家颁布的保护历史文物的法律，如《文物法》《文物法实施条例》《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规范》也没有严格履行，没有带动群众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更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对“政绩”的片面追求，与开发商对利益的疯狂贪图不谋而合。由于许多古村落文化遗产经历历史的沧桑，又暴露在室外接受风吹雨淋，如花都头村的灰塑建筑等，大都受到环境的侵蚀不再风韵如初，必须对它们进行适当的重塑，使其寿命更加久远。然而这项工程却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缺乏关注支持，财政也极少惠及，经费短缺，难以承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繁重任务。花都头村涉及380多座古建筑的维修，资金短缺是保护头村首当其冲且最为现实的难题[4]。
3.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代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享受，旅游业便由此繁盛起来。但是，在旅游业带给人们精神享受以及给予社会极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的严重生态问题。目前，由于旅游业的设施、机制尚不完善，加之由于企业的加入使旅游业资源的社会所有权性质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更趋复杂，眼下愈演愈烈的景区经营权转让中企业的权、责、利极不对称，易使旅游业走上一条对资源漠视的道路[5]。近年历史文化古村的旅游资源开发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文化风韵，社会在此看到的往往是古村落带给旅游业的利益，而忽视了古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过度开发古村落的文化资源，导致古村落原始风貌的消失，破坏古村周边生态环境。花都区头村近年利用旅游来增加村民的收入，经过整治，头村的名气渐渐响了，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古典的乡村遇到资金涌入后，古村落的淳朴机理慢慢有了裂纹，出现修葺时的改造、村落污染等问题[4]。
三、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和谐发展的建议
1.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人们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乏，不仅是个体因素，更是社会整体工作的纰漏。要将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入课本教育，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采用“从娃娃抓起”的方法，提高人们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法律的制定落实，给予破坏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处罚，提高民众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地方政府、村委要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线上”“线下”大力宣传，让保护意识落入民众的生活。多渠道宣传是提高宣传效率的好方法，可以采用宣传单、海报等较为普遍的方式，亦可利用知识讲座、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进行宣传，多渠道宣传的方法不易使民众产生厌烦心理，从而使宣传的效果更加显著。
2.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是保护古村落的重要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保护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要严格执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政府应时刻关注市场对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一旦出现过度开发现象，应立刻阻止并给予适当处罚。对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应通力合作，适时沟通，为古村落历史文明做出贡献。某些政府和官员自身缺乏保护古村落的意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经建议道，国家应尽快将保护文化遗产的课程列入各级行政学院干部的培训当中，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唯有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提高了，才能更深地教育民众，达到全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注。企业在开发古村落的过程中，不可仅看到古村落带来的丰厚利润，更要看到其长远的历史价值，积极教育企业职工，适当开发，明晰自身的社会职责，提高对古村落文化遗产历史地位的关注。
3.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文化遗产并非不能开发，开发得好，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对古村落进行文化性旅游开发，保持古村落原有的历史特色，建立生态旅游的村落场所，切忌肆意改造历史古村，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发展。加强古村落旅游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古村落旅游开发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人口、设施、环境等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开发古村落，可参考一些地区成功的旅游开发案例，如丽江束河古镇保持原有村落不变，特色开发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晋中王家大院的居民博物馆形式；安徽婺源的景观形式等。通过借鉴吸收，更合理地发展本地古村落旅游业。改善古村落的生态环境，提高古村落的可利用价值。对于一些古村落出现的污水等环境问题，当地村委和政府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带动村民共同治理村落环境，改善古村落居住条件，保护古村落生态环境，实现古村落文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怀堂.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古村落保护的思考[J].徽州社会科学，2007（6）.
[2]花都区门户网站[EB/OL]（.2012-04-05）[2015-07-09]
[3]尹卫国.古村落不能再毁了乃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9-16.
[4]谢苗枫.探寻古村修葺保护与发展之路[N].南方日报，2014-07-24.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3
泉城济南的曲水亭街就是典型的承载着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核心地段的古街，现在依然完整地保留着《老残游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风貌，也有剪纸、烙画、蛋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特色的是作为北方水乡的世代传承的依泉水而居的生活方式。笔者对于开始于2010年的曲水亭街改造与保护进行了半年的实地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调查公民和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的互动，评估其对改造效果的影响，调查问题分为公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认识、参与行为及改造效果，如实反映了公民参与频度、参与焦点、参与渠道和参与质量。
济南案例显示出当地住户与居民在曲水亭街的用途功能上与政府规划意见相同，既同意保存其原有风貌，适度开发优质民俗产业，且对改造效果上也有接近半数的基本满意态度；公民参与热情度较高，因为小规模社区中信息相对透明公开，居民基本熟悉已有的反应渠道，如公告栏、意见箱等意见，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积极参与，如向居委会和市长热线反应情况，还有自己通过网络等方式以小团体表达建议，居委会曾召开会议接受咨询等。但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反应渠道依然较少、信息反馈不及时等问题直接导致了公民的参与热情与参与实际结果的差距，其中非盈利组织发展不完善也是突出的问题。
根据美国学者谢莉·安斯汀的“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曲水亭街的公民参与程度虽然落后于国外成熟社区，建议权的普及落后于知情权，但已处于参与阶梯的中游，既象征性参与阶段与实质性参与的过渡阶段，还需政府的引导。
对于参与意识较低的市民，笔者认为首先由于公民以搭便车的心态被动的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也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这种集体行动中不可避免的情况。其次归结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臣民式政治文化阻碍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阿尔蒙德将公民参与的文化差异区分为积极参与的公民文化与消极参与的臣民文化，臣民文化严重时可造成政府与公民缺乏互信，使得公民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反映给决策主体，建立健康公民文化是改革开放长期任务。但是对于参与意愿强但实际参与效果欠佳的人群，主要原因有：
第一，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和配到机制的不完善，意见反应渠道单一。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宪法和国家法律强调人们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要在重大问题事项的上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有效吸纳和听取公民的意见，保证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但对公民参与的具体程序，方式及渠道并未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
第二，公民参与过程中政府缺少反馈或反馈效果差。意见的反馈与意见的输入一样都是政府公民互动的重要环节，意见反馈的及时性决定了互动的效果。这此结果的不足之处在于，上下级别的配合与反应能力不和谐，缺少程序性。
第三，社会组织在其中作用发挥不足。以社区中最为代表性的居委会为例，其承担着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的双重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规定居委会可以就居民的权益问题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只是负责向政府或其他派出机关集中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因而缺少自主性。
在城市治理的背景之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公民及非营利组织的多方参与，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公民参与也要从政府、公民及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多方面着手。政府应当，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维护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并创新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注重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公开和宣传，保障知情权和参与权，多渠道吸纳群众意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各方主体行为，提升制度和程序的民主化；加大政府投入，发挥政府投入主渠道的作用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和物质保障；建立相应的监督和回馈机制，对公民意见及时有效回应。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4
[关键词]文化遗产；生态敏感性；文化遗产“两线”界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目前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城市旅游开发的载体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正在面临着无序蔓延的建设性破坏的危险。如何实现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保护与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保障文化遗产地基本生态安全，维护其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需要在尊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合理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划定保护范围界线。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并提出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线”）的概念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刚性的控制要求。保护界线的划定是保护规划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重在“控制线”的划定上[1]。那么究竟该如何合理的去划定“两线”的范围至今还没有十分明确的相关规定。由于历史局限性等原因，政府公布的保护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2]。
1.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界定中存在的不足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随即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也陆续开展，这标志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创立从此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随之得到了重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并提出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概念同时提出了一些刚性的控制要求。建设部2003年颁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中提出了“城市紫线”的概念即城市紫线是指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这些法律规定，规划规范和办法中往往采用刚性划定把保护范围被作“四至”及文物四周向东、西、南、北各方向外扩多少米。
这种机械式划定的范围常常不能适应不同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要求。划分较为单一，没有形成系统的划分模式，没有明确的界定依据。甚至文物“两线”的概念与含义都模糊不清，对文物本体孤立对待。“两线”是一个与文物本身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认识都不足。
“两线”被划分的要么过小或者过大。若范围过小可能导致文物单位遭到破坏。若范围越大，涉及的区域的使用性质和开发强度都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没能发挥该有的经济效益。这种强制性划定自动生效的方法在后来的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即区划线从建筑中间划过，或者范围过大浪费了宝贵的城市空间由此不能满足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等。每个文物单位应在充分考虑文物单位与其本身不可分割的周边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划定切实的保护界线。这样才能使文物本体得到很好的保护，才会达到文物保护的目的。
2.基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生态敏感性特征的“两线”划定
“两线”是一个与文物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范围规划中首先考虑每个文物单位的周边环境。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并且属于城市生态敏感区的一种，一旦受到干扰不易恢复[3]。文化遗产环境是个脆弱的生态系统。是敏感性强而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自身恢复能力和再生能力均较差。具有稳定性差，生态承载力能力低，生态弹性力小等特点。生态敏感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对文化遗产环境的高敏感地段和低敏感地段。
文化遗产环境不同的敏感等级表明生态敏感性的强弱程度。通过生态敏感度的分类可以清晰地掌握每一个遗产周边的自然环境状况，能够划分优先重点保护对象[4]。能够实现根据不同的保护单位的实际环境制定不同的“两线”目标。
本文基于文化遗产环境的敏感性特征对历史文化名城吐鲁番市进行了生态敏感性分析。根据结果划定了文物保护单位“两线”范围。以对于文化遗产今后的保护方向，保护重点以及环境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3.研究区概况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的璀璨明珠，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旅游胜地。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新疆吐鲁番地区，是展示西域古老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独特自然环境的最具综合性，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区。吐鲁番是全国对外开放的首批地区，截止2013年5月，吐鲁番地区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8处，有价值文物点383处[5]。
4.研究方法
生态敏感性评价是分析区域生态环境稳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6]。本文研究文化遗址区的生态敏感性特征为划定“两线”提供科学依据，对研究区进行了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流程为：（1）筛选生态敏感因子；（2）建立评价指标体系；（3）单一敏感性分析；（4）综合敏感性分析。
4.1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的选择
生态敏感区评价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关系到评价结果的正确性。因此要根据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特点，结合研究的重点与客观条件，选择生态评价因子。评价因子应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合理性的同时具备可操作性。对于一些不容易操作，主观性较强的次要指标进行删减。因此，生态评价因子的选取依赖于生态环境调查资料的仔细分析。
根据吐鲁番地区的环境本底特征，选择对研究区的生态资源影响大并且作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的高程因素，坡度因素，坡向因素，植被覆盖度，河流水域因素，土地覆盖类型，景观等级，景观密度等因素选为本文生态敏感度评价指标。
4.2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分级与因子权重
根据吐鲁番地区的自然生态本底特征，选择上述评价指标构建吐鲁番地区文化遗址景观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研究区生态系统在遇到外界活动干扰时发生生态失衡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大小，将每个敏感性因子按影响程度划分为极度敏感，高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感和不敏感5个等级；为了运算的方便，分别赋值9，7，5，3，1。
同时采用AHP层次分析方法，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评估各因素评价因子对生态敏感性影响的权重值。采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生态敏感性各评价因素权重，目标层为生态敏感性，指标层为4个生态敏感因素。根据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的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获得各因素的权重，检查其平均一致性指标CI=（λmax-9）/8=0.0738，查表得知9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1.46，CR=CI/RI=0.0505
4.3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
首先对单因子生态敏感性进行分析，采用AHP方法确定的单因子权重，运用GIS的加权叠加法进行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加权叠加法是基于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基础上，将各个单因子分级定量后，根据单因子权重，对各个因子的评价结果进行加权求和，最终做出研究区的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叠加分析图的分值进行重分类，生态敏感性被分为：不敏感，轻度敏感，中度敏感，高度敏感和极度敏感等5级，最后利用ARCGIS制作综合生态敏感性分级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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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生态敏感性的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案例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标准”高昌故城保护范围：以故城遗址外墙城墙墙基的外缘为基准，沿墙基外缘线周围平行外扩100米，形成故城遗址的保护范围边界，保护范围的占地面积为26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北侧边界以亚喀艾列克至托万买亥来的道路中线为界，东、南侧边界基本以高昌故城遗址东、南边界外侧平均1000米的距离为界，西侧边界以托万买亥来至阿什夏买亥来道路和果加木买亥来西侧道路中心线为界（见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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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图4可知，这种简单地从边界外扩一定距离的保护范围，破坏了周边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降低了保护区划的严肃性。保护区划划定的范围与周边的环境息息相关，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定。在划定保护范围时应当把文物保护单位与周边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根据它的本体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空间特征结合现状房屋、现状道路合理划定，保障实施的可操作性。
高昌古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生态敏感性结果它本身属于高度敏感区。它保护范围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标准”以院墙为界外扩100米就形成了故城遗址的保护范围边界。通过分析发现100米的保护范围与古城本体向外到出现次一级敏感区的距离是一致的因此继续用指定的范围（见图2）。古城往西600m有一定范围的中度敏感区，往南400m处有中度敏感区，800m处有轻度敏感区.往东最近450m，最远1250m处也有不同等级的敏感区域（见图2）。根据古城周边的敏感性空间分布特征，其与周围的其他次级敏感区的边界，再结合现状房屋、现状道路做适当的调整做出了建设控制地带边界（结果见图5，图6）。调整后的建设控制地带可以很好的使周围农村居民点避让，节省紧张的城市空间。减少与现状及规划的矛盾，使规划工作落到实处，易于管理及保障实施的可操作性。
这种基于遗产周边环境敏感性的保护界线具有明确的划分依据，有利于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把握，为文物保护单位科学保护提供可靠的自然环境依据。周边的敏感区也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监测的对象，加以重视界线附近的生态环境由低级敏感状态转变为高级敏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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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遗址周围根据建设控制界线设置隔离带。除了必要的人工设施，禁止一切大型建设工程。这样可以限制游客的活动范围，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严格保护遗产周围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6.结束语
目前我国关于文物保护单位所涉及的“两线”界定存在不足需要调整。这种简单地从边界外扩一定距离的保护范围既不能保护文物又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建设。我们需要明确“两线”规划的目的并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切实的保护界线。最终能达到使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制定“两线”时保护范围的划定应考虑周边环境的敏感性为依据而不是简单的向外扩多少米。以周边环境生态敏感性为依据的“两线”规划能够使生态保护与遗产保护相结合，能够实现生态建设为遗产保护服务的目的，统筹兼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保护区今后的保护方向，保护重点以及环境管理工作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孙翔.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探讨―以广州市小洲村为例.规划设计[J].2008（24）：71-75
[2]王涛.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分级[J].东南文化2010，2（214）：23-25
[3]李王莹.文化遗产名胜区生态敏感区研究初探[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7.56-59
[4]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
[5]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网站http：//2013-05-2320：00
[6]杨月圆，王金亮，杨丙丰，等.云南省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J].生态学报，2008，25（5）：2253-2260
[7]佘济云，周丹华，刘照程，等.基于GIS的万泉河流域生态敏感性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10）：69-73.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5
关键词:泉州 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成长 保护
1、引言
伴随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许多城市短期内得到迅速成长与扩张,由于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传统文化资源破坏,传统城区衰落,许多城市失去个性,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建设阻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的发展脉络,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延续城市发展脉络,体现城市个性,促进城市有机发展,这是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城市地位的提升,泉州城市成长迅速,向更大的空间拓展,并提出大泉州发展战略。泉州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旧城风貌在城市不断扩张下,受到严重破坏,古城布局、街巷肌理、历史风貌在部分更新的区域内得不到充分显现,文化名城景观正在消失或受到腐蚀。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2、历史文化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2.1西方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20世纪以前,西方城市对于历史文化保护主要局限于城市单体建筑,没有拓展到整个环境区域。进入20世纪后,保护对象从单体文物建筑扩展到文物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继而扩展对整个历史街区的保护,对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成为保护工作的重点。城市中保留了其原有城市的风貌,新区也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城市良性发展。
城市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从单体建筑到历史环境,从物质实体到非物质实体,保护范围愈加深广。城市的历史文化的对象、范围、深度均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2.2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经历了形成、发展、与完善三个历史阶段,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单一体系的形成阶段,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保护体系的发展阶段,以及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保护体系的成熟阶段[1]。
我国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起步比较晚,而且理论和技术上的研究没有像欧洲那样完善和成熟。2006年5月公布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现在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保护单位约7000处,市(县)级保护单位约3万处[2]。
2.3泉州城市空间的成长及其演化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名列其中。泉州市分别于1983年和1988年编制了两次《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94年编制了《泉州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0年又一次对《泉州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编,编制了《泉州古城保护整治规划》。
3、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管泉州有专门针对古城保护规划的政策,但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政府或居民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
3.1城市规划的滞后性
早期福建省政府于1996年批准实施新修订编制的《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性质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侨乡和旅游城市、闽东南重要的工贸港口城市,并且作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但其城市发展空间过于狭小,制约着名城保护。直至2007年泉州市才修编了泉州市总体规划,针对原来城市发展空间过于狭小问题,才将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63.7万平方公里(2005)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
由于保护范围小,泉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50处,其中有58处文物保护单位在古城区,有96处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在古城区及周边地区,很多古迹却没有在规划保护范围内,只是以孤点方式保护,缺乏对周边环境有效控制与管理,旧城保护区出现了一些于城市风貌相悖的建筑,如泉州酒店,华侨酒店,以及高层居住区等对古城风貌的影响。由于周边环境的变化,城市历史文化风貌渐渐消失。
3.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政策尚未齐全
泉州的历史文化保护也基本都是遵照《中国城乡规划法》,《文物法》《泉州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等。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仅拥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对保护街区、保护地段需要有较具体、详细的政策作为指引。由于政策不健全,导致很多文物受到破坏,古城风貌的完整性受到威胁。随着大泉州战略的实施,历史文化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城市向外扩张的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保护法律规章,很多历史文化古迹受到威胁。
3.3保护责任意识淡薄,城市难以体现“质量”成长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但政府或居民重荣誉,而轻责任,因此对城市老城区不断进行开发利用,建成旅游地、商业区等。在开发过程中忽视了保护这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城市成长在体现为在的空间上的增长,但城市成长难以传承城市文脉,难以形成系统的成长,城市成长难以体现“质量”成长。
4、泉州中山历史街区保护成功案例的借鉴
虽然泉州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在总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居部保护中也有成功的案例,如泉州市中山路的更新改造。中山路长达2公里多,纵贯泉州古城南北,是泉州一个很重要的轴线,是泉州城市建设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见证。其在街区更新手法以及保护方法值得借鉴。
4.1进行分类,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更新
对中山路的改造中,采用了修复性的保护与整治做法。规划首先将中山路现存建筑分成了三大类,并采取不同的整修措施。第一类:保存类,立面保存完好,能体现中山路近代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结构良好,仅需简单加固和局部维修,应完全保留。第二类: 修整类,立面因年久失修或改建与中山路建筑风格略有差异,结构质量尚可,需作深入加固和局部复原,可修整后保留。第三类: 重建类,建筑立面与中山路建筑风格严重不协调的改建建筑和结构质量差的危房,应拆除后按与周围建筑相协调的风格进行设计和重建。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整个街面、内部空间进行改造,达到一定的成效(图4-1)。
图 4-1:修复前(左)与修复后(右)建筑
4.2 颁布相关的保护规章,引导更新方式
根据《泉州城市规划管理》,对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定,并用过相关的指标进行控制。如为保护立面、骑楼。规定不得在中山路建筑退台、屋顶加盖建筑物、构筑物及堆放杂物,在街区保护法律在保护规划的严格控制下,中山路整治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9年5月,市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通知》,对今后中山路的保护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以便能够长期地保护好中山路历史街区风貌。而古城建筑高度的控制,应根据现状建设情况,古城区控制地带建筑高度控制为16m;核心保护区建筑高度控制为7m,建筑层数控制为2层;风貌保护区建筑高度控制为10m,建筑层数控制为3层;风貌重点整治区建筑高度控制为13m,建筑层数控制为4层[5]。
4.3 确定街区发展思路,注重与城市整体的协调
中山路从原先的居住变为商业街,如今又延续着其商业性质。虽在经历了战争和的洗礼,基本上还是保留了骑楼式的风格。经营的店铺面积不大,保持原来的格局。现在仍然是中心市区最繁华的地段,并进一步向其他街区辐射,带动周边的发展。
泉州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步行街,而规划将中山路设计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步行街,这也是符合中山路现在与未来的发展。由于泉州城市中心的迁移,整个商业也随之变化。而原来狭小的进伸也很难满足现在商业业态的发展。因此,只有保护好自己的特色,结合一些现代的元素,与大泉州的整体商业相协调,形成一个整体化,才能使街区可持续发展利用。
5、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战略措施
5.1强化区域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作用
真正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可以缓解再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通过整合资源,提升质量。新的泉州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实施大泉州战略,将周边的各县市更好的整合,进行功能组合,资源配置,协调发展。但是,泉州的历史文化保护不仅仅囿于古城区的保护,而应该在更大区域的整体保护,从闽南生态文化区的保护角度,加强区域规划,使旧城保护与周边区域发展协调致,并体现闽南文化生态,这样才能更完整地保护历史文化。
5.2注重城市成长特色,保持历史名城格局
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迹看作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8]。因此,体现城市特色的造型,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脉络。城市的特色,最终要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注重城市意象的构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保护好传统文化在城市的传承。泉州有许多文化遗产,可以尝试将南音、木偶等具有泉州特色的文化传统带进课堂,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将有利于城市保持其文化特色的发展传承。
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集山、水、城于一体,“鲤鱼”的城市平面形态,东西双塔的天际轮廊线,大量的文物和历史文化遗存,典型的传统民居,且有独特的地方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建筑技艺,又有相当的规模,在我国传统民居中独树一帜[7]。针对泉州城市发展现状,对于城市格局的保护,已经无法及时保护全貌。只能在控制当前风貌的形势下,进行局部修缮,特别是重要街区和节点的恢复更新。对文化名城保护区内的建筑进行评估存档,拆除违法建筑,保护视觉走廊。同时,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保护好传统文化在城市的传承,促进城市发展。
5.3分区分段更新,注重节点保护
分区分段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发展格局中重要的内容。近年来,泉州市的涂门街、新门街、东西街等几条街道进行更新改造,很多只停留在表面上的装饰,对各个街区的特色及发展历史缺乏深刻的理解,使得这些街区出现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街区的风貌也消失了。以西街开元寺节点分析,古城北部古城保护区和“鲤鱼”形态保护带至北部护城河的区域为古城保护建设控制区,建筑应控制5层,高16m。在实地走访调查中考察了开元寺双塔6条视线廊道,而这个格局正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最明显地是从西湖刺桐阁望东西塔视线廊道已经消失,其余的几个点也正遭到破坏。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注重对街区节点保护,注重街区的历史特色,有步骤地进行更新。针对泉州目前现状,应在几个街区和节点转变中,采用渐变的形式,进行过渡。以尊重原有城市整体风貌的同时,又有各自街区的特色。同时,充分挖掘各个街区的文化及特色,进行街区营销。
5.4探索多元化保护利用方式,正确处理新旧关系
泉州的古建筑较多,形式多样,需要有不同的更新方式,加强对不同建筑的单体研究,以及更新手法的改进。老城区的保护很难做,做不好结果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出现断层。老城更新手法运用修旧如旧。而另一种方法则LOFT式的功能置换,但是两种都存在缺陷。而泉州这两种方式只是在几个街区得以运用,其它基本是推倒重建,制造“假古董”建筑。而这种原有的历史家底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恢复了。因此,在保护时应该注意“宁可保守,不可粗暴”的原则。
5.5健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政策法规,完善公众、专家参与的方式
城市化进程加快,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显得更加紧迫,但仅仅依靠城市规划,公民社会保护意识,很难对破坏行为进行有效的制止。制定相关的法律才有可能产生强制性,比较具体地对城市建设发展进行规范约束。泉州的历史文化保护也基本都是遵照《中国城乡规划法》,《文物法》《泉州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等。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法律只是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进行规范,而对于整个较大区域的文化环境还是缺乏有效的控制,使得历史文化名城风貌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可以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列入《文物保护法》或尽快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6、结论
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社会文化[9]。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国外(主要包括欧洲、北美、东亚等)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并且处于相对成熟阶段,而中国目前仍处于改善的状态之中。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上千年的历史让泉州拥有许多不可多得的城市家底。近十几年来,泉州城市面貌的改变、更新其速度非常之快。在泉州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最难的,并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技术含量要求高,许多保护依然无法可依,加之城市规划具有滞后性,商业利益的驱使,这些历史给城市留下的家底正逐渐消失或受到破坏。借鉴了泉州中山历史街区保护的成功案例,认为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该借助融入区域规划体系之中,注重城市本身的成长特色,协调新旧区之间的分工,处理好新旧区的关系,注重城市更新方法和保护方法的选择,健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政策法规,强化名城保护法制。仅有如此,泉州才能真正提高城市知名度,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旅游事业等发展。
参考文献
[1] 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8):9
[2] sach.省略国家文物局网站
[3] M.Petersen(1966) 美国规划师协会杂志[J], AIP Journal May,1996
[4] 林林,阮仪三.苏州古城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实践[J].城市规划学刊, 2006(3):45-51
[5] 泉州市规划局.泉州古城保护整治规划[R],2007:10-20
[6] 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9(8):48
[7] 林栋材.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之路[J].城乡建设,2003(4):52-54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范文6
1文化旅游
文化遗产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为之发展而服务,就必须全方位大力开展各项商业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以便让受众了解和接受,同时争取社会资源。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
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