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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1
2000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随市长代表团出访希腊、埃及、意大利三国，以上这段话是中国驻希腊和驻埃及大使在宴请代表团时说的，陈为邦的反应是：“我们无言以对。”
确实，正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所说，“较之欧美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无论是意识、理念还是措施、行动都有一定的差距”。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保护的目的、操作的手法上都有问题，急功近利、简单粗暴。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但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程。欧洲人也曾经拆城墙、拆古建筑，比如德国波恩1898年扩建道路，城墙被认为是严重障碍而被拆除；英国的巴尔神殿是威斯敏斯特城和伦敦的分界点，后来也因为道路扩建被拆除。从破坏转为保护，则源于日益滋长的民族意识。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对“民族遗产”的兴趣不断升温，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已逐渐成为欧美大众的共识，甚至有人“敬畏”历史文化遗产。
这一点在美国人身上尤其明显。学者希尔斯的分析，“他们认为，由于没有一种真正历史悠久的过去，他们的祖国变得发育不全和残缺不全了”，“他们需要一种可以依附其上的‘过去’”（《论传统》）。于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自我放逐到旧欧洲去寻找历史文脉，另一部分则在本土发掘“有用的过去”。
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与市民大众强烈的保护意识、参与意识紧密关联。巴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曾经出台中心区改造计划，开发商们叫嚣着拆除设施老旧、卫生条件差的老建筑，以便高楼大厦进驻，著名的沃日广场当时就属于被改造之列。是巴黎人挽救了自己的城市，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诸如老房子协会、历史住宅协会这样的街区保护组织，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目的就是为了留住老屋和老街共同构成的“历史文化空间”。最后，中心区改造计划没有实施，市民胜利了。
法国是这样培养国民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1984年，法国首创“文化遗产日”，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为“文化遗产日”，当天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卢浮宫、凯旋门等也在免费开放之列；而法国文化部和各省文化机构在遗产日到来之前会向公众推荐参观名录，全国的参观点达1万多个。到了遗产日这天，法国人倾巢出动，以朝圣般的虔城参观历史文化遗产。
不仅保护文物建筑，也保护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在欧洲起源，最先影响到美、日等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日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从单个的文物建筑进一步扩大到“文物建筑所在地段”的历史街区。“历史街区”的保护对象，不仅限于宫殿、庙宇等纪念性建筑，还包括民居、商店、村落等更广泛的内容；街区内的建筑并不是每一栋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环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
1962年，法国率先颁布了保护历史地段的《马尔罗法令》。之后丹麦、比利时、荷兰、日本、英国等国家纷纷效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向历史街区的拓展，表明欧美日各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涉及物质实体，还逐渐向人文环境、甚而向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发展。1976年，欧洲议会提出了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概念，目的是“保证建筑环境中的遗产不被毁坏，主要的建筑和自然地形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同时确使被保护的内容符合社会的需要”。
以法国为例，目前全法国划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达4万多处，有80万居民生活在其中；而政府每年还批准两至三个保护区。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确立并不是将其封闭保护，或者将居民强行迁走改造成旅游景点或者艺术区之类，即张松教授所说“冻结的保护”，而是把它们做活：居民如常生活，但向全社会敞开大门，使得人们得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是推倒重建还是“修旧如旧”?
已经毁掉的文物、建筑是不能复制重建的，在我国，由于修复真的古董比较麻烦，还不如建假古董来得快，于是就出现了像重建圆明园这样的建议得到文化遗产基金会支持、真古董如山西悬空寺却缺乏资金保护的怪现象。欧美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
以波兰为例。二战后，波兰首都华沙和其他欧洲城市一样遭受了战火的摧残，针对如何重建华沙的方案，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一种主张是，严重破损的城市干脆不要了，建一座全新的；另一种主张则是按历史原貌修复城市。争议的结果，绝大多数华沙居民赞成“修旧如旧”，修复老华沙城的消息一传开，流浪在外的华沙人一下子归来了30万人。后来修复后的华沙城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要知道世遗名录一般不收重建的东西。与此同时，波恩、慕尼黑、布达佩斯等被战争破坏的古城，都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复。
张松教授的看法，欧美国家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固然是先行者，它们在制度和经济两个层面上都有着我国不具备的优势：从制度层面来说，欧美国家早早立法规范历史文化遗产，比如法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的问世，规定法国领土内的任何一类艺术品都应受到保护，使得大量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而1840年法国颁布的《历史性建筑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保护文物的法律。从经济层面上说，欧美国家经济发达，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充足，可能一个欧洲国家某个市的文保经费，都比我国一个省强。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2
关键词：襄阳古城；文化遗产现状；保护建议
襄阳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汉水中游，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襄阳古城始筑于公元前201年，到现在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古城北部的汉江从城墙下奔腾而过，城的东西南三面均为人工开凿的护城河，被称为“华夏第一护城河”。襄阳城城墙坚固、墙高池深，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美称。襄阳古城文化遗产保护与居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古城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的同时满足当地居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尚且存在较多的难题。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管理的研究，我国出现了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可采用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派则认为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该分离，王兴斌提出了旅游服务的特殊性，他认为文化遗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等都应该分离且制衡。
1 襄阳古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逐渐形成了三个方面：文物古迹、历史地段以及古城整体空间环境[ ]。以此为据简述襄阳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 文物古迹保护现状
襄阳古城的文物古迹保护状况总体来说良好。古城内一些文物保护单位、装饰小品、名树古木大都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了及时的保护，且政府已经对襄阳古城实施了古城墙环境整治、道路改造、会馆维修等项目建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当地居民保护态度消极；2、文物古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3、文物古迹受到的自然侵蚀；4、文物古迹利用不合理。
1.2 历史地段保护现状
襄阳古城内历史地段以襄阳北街为代表，虽是一条仿古街道，但其整体风貌与周围环境相符，在建筑风格、比例、色彩、功能利用等方面较为合理。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也为旅游需要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因为过度的商业化掩埋了其中的生活性与世俗性的文化氛围。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1、历史街区内保护环境恶劣；2、为保护景观使得居民生活不便。
1.3 古城整体空间环境保护现状
整体空间环境反应的是一个地方的整体风貌与特色，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关键性差异。古城整体空间环境保护在于它需要着眼于全城，笔者分为古城布局、古城格局、城市环境三个内容来论述。
1.3.1城布局的保护。襄阳古城四面环水，1997年以来，襄阳市为再现“华夏第一城池”的风采，依照“截污、疏浚、护岸、置景”的原则治理护城河。但古城周边环境却在恶化，山脉淡化、护城河周围出现影响其连通性的盈利性建筑与设施，古城周边不断出现的新建筑不仅与原有的建筑风格不符，与自然环境也缺少协调感。
1.3.2古城格局的保护。古城格局是古城物质空间构成的宏观体现。襄阳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古城内街道呈棋盘式，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是古城内街道的骨架，其他街道与之平行或垂直分布，古城内的民居、小院、衙门等随之呈矩形排列。现在古城内道路基本保持原有格局，但东、西大街拓宽道路，路边的古树被大量砍伐，护城河两岸原本规划的绿化地带被其他建筑占用。
1.3.3古城环境的保护。近代以来，西式建筑进入襄阳古城，许多中式商铺的门面变成了西式。到了现代，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屈指可数，古城的特色逐渐淡化。且因为高大新建筑的出现，原本古城内宏伟壮丽的古城标志变得渺小，严重破坏了古城原本的和谐、古朴的视觉感。
2 襄阳古城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2.1 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内容的建议
2.1.1推进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实施
法律体系的构建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襄阳古城文化遗产已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的保护，数量众多、内容充足，但部分法律法规缺乏可行性，多是介绍古城历史价值、基本状况，具体的规划方向少有提及。笔者建议，法律法规应明确指出如何保护、如何改造、如何利用，使其具有落实基础；另一方面，应将向群众宣传古城保护及其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工作。
2.1.2为古城保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
古城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我国名城保护资金无论从筹集、分配还是运做都十分薄弱，襄阳市从工商利润中提取资金用于古城保护，此外还向国家申报部分经费。但这些资金是远远不足的，还可以考虑以下方案：（1）可以要求古建筑、古民居的使用者自行负责修缮自己使用的建筑；（2）从旅游收入中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3）以政府的名义，本着“投资者受益”的原则从民间筹资，文化遗产旅游化所得收益再回馈给投资者，鼓励社会民众投资。
2.1.3落实行政管理制度责任制
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三大基本内容之一。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做到如下工作：（1）定时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专业人员进行普查，对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传承者进行活态的保护；（2）根据文化遗产普查情况制定保护规划，将保护责任落实到某个部门甚至是个人；（3）监督规划的实施，并制定严厉的奖惩措施；（4）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开会，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时更新保护内容；（5）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专项经费，保障文化z产保护所需要的稳定且长期的资金来源；（6）调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公众参与基础，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文化遗产保护；（7）依托当地高校培养古城保护专项人才。
3 对于文化遗产具体的保护建议
合理开发利用古城资源，赋予其新的功能与活力，使古城具有真正的生存能力和使用价值，是延续古城生命的有效手段。对于文化遗产具体的保护建议，依然从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古城整体及历史文化内涵四个层次展开。
3.1 文化古迹的保护
根据古城内建筑的现实情况，应遵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对症下药：如昭明台和米公祠现作为博物馆来使用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夫人城上的韩夫人塑像作为旅游景点来宣传其历史文化，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利用方式、古城的六座城门保留了较多的历史信息，应全力保留、护城河应保留沿河景观，最大程度地恢复护城河原有风貌。
3.2 历史地段的保护
我国历史地段的保护以传统格局和风貌完整为主。历史地段的保护原则：首先当地居民要继续居住，应维持其使用功能；第二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第三要保护真实历史遗存，不能一味仿古造假。以此原则为基础，襄阳古城内的街区可以做以下努力：1、对于古民居、古建筑，要进行结构保存和局部保存；2、襄阳古城内的街道基本保持原来的格局，应极力保留；3、根据历史街区内建筑的高度、尺度、色彩、L格控制其周围建筑，使新建建筑不破坏原本的街区景观。4、基础设施供水、供电、排水等应保证居民的现代化生活所需；5、通过提供新市区的住房，适当减少住户，减少古城人口压力。
3.3 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保护
古城的布局调整，古城周围的山水景观对古城的布局有着莫大的影响。可做如下努力：1、减轻古城人口压力、经济压力，可以把工业、过剩人口、大型企事业单位等转移到古城外，古城以居住、旅游服务、文化功能为主；2、街道可增加古座椅、古灯饰和绿化带等；3、注重襄阳古城的山水天然屏障。护城河、汉江应该引导疏浚，清理河道保护水体。真武山、凤凰山、岘山应注重保护植被、明确划定保护区域；4、古城内部人文景观，应注重古建筑、古街道、古格局的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还原古城内的生活性和世俗性。
3.4 历史文化内涵的保护
古城传统文化是古城的灵魂，襄阳古城有着2800年的历史，留下了很多文化瑰宝。襄阳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淳朴的民风民俗、古老的建筑形式、独特的音乐与舞蹈表演、历史典故等。文化内涵上的继承与发扬是保持古城生命力与活力的重要一环，做好这一环，才能让襄阳拥有永久的灵魂，走向更广阔的的舞台。
4 总结
襄阳古城的保护现状总体良好，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当地居民消极的保护意识、保护环境非常恶劣、文物古迹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整个古城空间环境有所退化等方面，这些令人惋惜的情况已不可挽回，能做的就是在现有遗存的基础上政府加强引导、管理与宣传，从法律法规、资金保障、行政制度三方面全方位立体保护襄阳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襄阳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要遵循其根源文化的发展脉络，无论是文物古迹、历史地段、整体空间环境还是历史文化内涵的保护，都需要在其考察历史、文化梳理、保护为先的基础上进行。
参考文献
[1]脉络相承 共生发展――对于古城绍兴历史街区环境保护的思考[J]. 沈康敏，胡兴华. 建筑设计管理. 2005（03）
[2]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空间发展研究[D]. 倪明.苏州科技学院 2008
[3]基于“整体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D]. 柳秋英.苏州科技学院 2008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4
年轻的历史文化名城
1994年，仅有百年历史的青岛凭借其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历史底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年轻的一个城市。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岛有一整片形态完整的优秀历史建筑。
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更烙刻着历史的印记。城市的建筑风格代表一个城市的特色，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实证。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之作的老建筑，每一座老建筑就像一本生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蕴藏着值得回味的历史典故和文化故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许多中外重大历史事件，都与青岛息息相关。历史需要载体，否则无以传承，位于青岛老市区的老建筑，就承载着一段段特别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正是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缩影。
青岛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福地”。20世纪30年代，康有为、杨振声、闻一多、老舍、王统照、梁实秋、洪深、华岗等历史文化名人都曾旅居青岛，并完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从而使青岛的城市文化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城市。这些名人故居集中在以中国海洋大学为轴心的鱼山路、大学路、福山路一带――1936年夏天，到青岛已有两年时间的老舍在黄县路12号一座“望不见大海，但在夜静更阑时，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的小楼里，构思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杰作――《骆驼祥子》；1930年，鱼山路7号（今为鱼山路33号）的一栋房子迎来了它的新主人――梁实秋，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不仅在青岛度过了家庭生活中最幸福的4年时光，还开始了他一生中规模最为浩大、最为人钦仰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1933年，王统照在他位于观海二路49号的旧居里，完成了小说《山雨》的创作，因与茅盾的《子夜》同年出版，而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子夜山雨年”；位于福山路3号的沈从文旧居，曾被沈从文形容为“窄而霉斋”，尽管如此，这也不妨碍巴金、卞之琳这样的名家造访，更不妨碍他在这里创造出《八骏图》、《来客》、《如蕤》等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后来的完成代表作《边城》、《长河》等也是在这里构思的……有了这些历史，老房子就变得生动起来，它们理应成为青岛本土文化的重要内容。
青岛也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摇篮，其机车制造、纺织、印染、烟草、啤酒等工业曾见证了中国相关民族工业的历史变迁。这些工业企业的厂房建筑成为珍贵的工业文化遗存。
青岛的历史建筑本身还具有特别的审美意义，它们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研究城市规划的样本。1956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率队来青岛调研，并出版了《青岛》一书，对青岛的城市建筑颇为赞赏。从老市区的教堂官邸到关的洋房别墅，对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都是赏心悦目的景色。青岛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谁又能说他们审美观的形成与那些别有风味的老房子没有关联呢？优秀的历史建筑，会时不时地提示着每一个市民，我们不仅仅生活在现在，同时也穿行于历史之中，有了它们，整座城市才显得气韵生动。
经过长期积累，青岛的建筑结合山海景观与人文特色，形成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城市风貌。丰富多彩的青岛建筑，形象地展示着青岛的历史，构成青岛成长进程的生动记录，构成城市文化风貌的鲜明特征，成为青岛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内涵和标志。
文化遗产被毁牵动人心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加上产权多元，管理者、使用者错位、“多头管理”等弊端，一些记录着城市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被拆除，那些侥幸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命运同样不容乐观：一部分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另一部分则在“保护”的名义下被改造成了假古董，出现了让文史专家和市民痛心的“变色、变样、变质、变味”现象；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化状况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今日青岛的文化名人故居保护工作却步履蹒跚：大多数文化名人故居由于年久失修而岌岌可危，周边环境毁损严重，屋内陈设更是面目全非；青岛为数众多的工业文化遗存如今也处境艰难：由于建筑陈旧、效益低下，很多厂房面临被拆除、改造的危险，对老建筑的法制化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提交议案的人大代表胡兆启说，近些年，在28平方公里的历史风貌区，改造项目中的建筑体量和密度过大，大量高层建筑群分割历史风貌区，使其支离破碎，破坏了老城的形态和城市格局。由于缺少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的过渡，一些局部保留下来的历史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被高楼大厦包围，环境尺度失调。如黄台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两侧都有新建的高层建筑，整体保护的原则没有得到完全体现。构成青岛市历史文化名城要素的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迟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修复，如即墨丰城镇雄崖所（明代防倭寇屯兵城）、崂山风景名胜区内的一些寺庙和古道等。
另外，近年来，青岛市发生过多起优秀历史建筑遭到拆除的事情，这都让人大代表们感到非常可惜。2005年位于广西路上，被列为省级优秀历史建筑的华侨饭店被莫名拆除，曾引起社会对优秀历史建筑的关注，但后来张勋公馆、观象山地磁房等一些优秀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被破坏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议案要求依法从严控制保护区内的建设和人口。对突破高度要求的建筑，凡未批准、未开工建设的，应尽早纠正。对一些急需维修的要素及时进行修复，对已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已损坏的建筑物，按照修旧如初的原则整修。
保护文化遗产的脚步从未停歇
城市建筑体形、环境风貌是物质文化的遗存，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城市格局特点、城市轮廓景观、城市建筑风格、城市环境风貌，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文脉，展示了城市外在的个性特征，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财富，应“存其形、贵其神、得其益”。保护这些特色建筑就是要留住一段历史，传承建筑文明，而保护这些特色建筑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青岛的有识之士保护老建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2002年，青岛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并随之进行了对全市首批131处历史优秀建筑和20处文化名人故居的挂牌标识，编制“抢救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保护项目”的“十一五”规划等工作。确定了十处重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对那些在主城范围内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具有独特历史文化景观价值，形成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意象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结合文物保护单位及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旧区（历史城区）风貌保护、风景旅游区保护等规划，青岛在四个层次上建立起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从而在规划上做到了对青岛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构成要素的全方位保护。保护区总面积490.13公顷，建设控制面积为981.96公顷，并且划定了“老城区保护圈”，面积达28平方公里。
2005年至2008年间，青岛房产置业集团利用3年时间，自筹4000万元，对青岛市区70处125栋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国有直管优秀历史建筑、名人故居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使其重新焕发历史风采。在3年的修缮期间，每一处老房子的修缮都会引起全青岛市民的广泛关注，市民们以提供老照片、提供文史资料等不同的方式为修缮老房子建言献策，老房子情结在每个热爱家乡的青岛人心中挥之不去。
但是老建筑、老街区的保护一直是城市规划的难题，老房子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老街区有时也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如何将保护与开发结合起来，一直在考验着青岛人的智慧。要强化历史风貌建筑的可持续保护理念，坚持整体保护，防止大拆大建，坚持全面保护，既保护有形的历史建筑，又坚持保护无形的文化脉络，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以保护为前提、利用为关键，在保护青岛历史风貌建筑、文化街区的同时，通过功能转换，使得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与旅游开发、人居环境改善相得益彰，使得青岛历史风貌建筑的这张“名片”更加亮丽。
据提交议案的胡兆启代表介绍，2009年1月，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其中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定和要求任何落实，是名城保护非常迫切的问题。一起提出议案的几名人大代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多次进行了实地调研。正因为如此，代表们所提出的方案极有针对性和创造性，我们期待着在新的一年中，有关部门能够做出实实在在的工作，切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在新的一年中，也不应再有优秀建筑受到损毁的事情发生，那些遭受岁月侵袭的老房子可以修旧如旧，有关部门能够逐步摸索出对特色街区、里院的保护办法。
城市文脉代表城市软实力
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的历史印记，文脉是城市特质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文脉是一个城市的根，是城市的灵魂，既有往日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有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文脉不是僵死的标本，不是若干片被保护的历史街区，更不是那几栋历史建筑，它是活的，像生命一样也在吐故纳新。文脉的真正载体是生活，所有的历史遗迹不过是它的寄存之所，所以只要生活继续，文脉就能流传。但只有被充分理解、利用、改造、传承，文脉才能实现它的最大价值。
青岛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挺立在老城区的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勾勒出其独具特色的欧陆风情和富有个性的城市风貌。老建筑是青岛的精神财富，它们会把青岛的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形成这座城市的“文脉”。
在本届人大会上提出议案的代表们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不断增强青岛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青岛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在不断地摸索实践中也不断地有亮点闪现：在社会方面，利用文物和文化遗迹，辟建了青岛博物馆、海洋科技馆、海军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炮台遗址陈列馆、迎宾馆(胶澳总督官邸旧址)及7处文化名人故居，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与宣传青岛的窗口，取得了重大社会效益；在经济方面，依托现有文物和文化遗址，发展旅游产业。据不完全统计，青岛市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中(老城区)被辟为旅游景点的有24处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岛市已开发的旅游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游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由于文化遗址得到了合理利用，反过来也促进了文物本身的保护(包括维修、美化)，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这种合作方式将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进一步加强。
无独有偶，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不仅应该包括青岛市域范围内各个历史时期珍贵的文物古迹、优秀近现代建筑、工业遗存、历史文化保护区、老城整体和传统风貌特色、风景名胜及其环境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应保护戏剧、音乐、字画、服饰、庙会、老字号、传统地名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岛开埠的时间虽短，但在建制之前，青岛也有悠久的历史，更有灿烂的文化，上溯自4000年前的三里河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琅琊、古即墨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较高地位。这些历史文化遗址大部分都得以保留，如琅琊台、即墨古城、三里河、齐长城、天柱山魏碑等均保存较完好，并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分遗址已开发为旅游文化景观。这些宝贵的文物遗迹，虽然大部分不在青岛市区，但其灿烂的古代文化和较响的知名度，对于提高青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开发青岛人文旅游资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专家们认为应该尽快成立专题课题组，对全市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实施分级分类保护。另外，应从体制上、法制上、观念上，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加强立法力度，尽快出台《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青岛市文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逐年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将文物保护经费切实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结合博物馆规划建设，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物资源，提升青岛的城市软实力，打造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
提交议案的人大代表们认为，要通过各种媒体公布青岛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素目录及各项内容，在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素地点挂牌宣传，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融入市民生活，让青岛的城市文脉在保护与传承中绽放生命的活力与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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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关注民生
2009年2月4日至8日，青岛市十四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召开。本届大会共收到代表建议670多件，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城建等多个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
与往年相同，城市建设依然是众多人大代表最为关心的话题，和城市建设相关的建议依然是今年的一大热点，人大代表李忠祖提出了《关于治理墨水河污染问题的建议》、赵秀芬提出了《关于解决即墨与南泉镇污水污染问题的建议》、李秀山提出了《关于开通青岛至红岛、高新区沿胶州湾高速公交车的建议》、王伦提出了《关于规划建设即墨移风店与平度南村跨河大桥的建议》、于为贵提出了《关于为郊市失地农民建经济适用房的建议》，王林提出了《关于审批门头开店条件应规范化的建议》、《关于尽快打通同安路（劲松七路与劲松九路之间路段）的建议》，刘琪华提出了《关于开通市南区澳门路（五四广场段）的建议》等。
在670多件建议中，有关教育话题同样占有很大的比重，蒋延灿提交了《关于开展好全市中小学生送奶工程的建议》、赵明耀提交了《关于关心和扶持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建议》、刘国庆提交了《关于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实行公益性幼儿园教育的建议》、于秀兰提交了《关于对学校在意外事故中所承担责任进行立法的建议》、左玉品提交了《关于在中小学体育课中增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知识教育的建议》、马鸿冰提交了《关于规范小学生托管班的建议》。
除城建、教育等话题外，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乘电梯、过马路、停车、保险、房屋维修等大事小情都出现在了代表们提交的建议中。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扩内需、促发展”的话题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共度经济危机”倡议的建议》、《关于在适当时机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关于加强“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环境保护立法的建议》、《关于加大对水产品加工企业扶持力度的建议》、《关于扶持纺织服装业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稳定发展的建议》、栾少湖提交了《关于设立“青岛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建议》等，都是代表们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提出的建议。
据悉，代表们的这些建议将集中分办到各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在收到人大代表建议的三个月内作出答复。
On February 7, 2009, The Bill of Strengthen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of Qingdao initiated by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Committee and 16 deputies such as Hu Zhaoqi presented to the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f Qingdao was voted through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14th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f Qingdao.
In 1994, Qingdao, which had only a history of 100 years, was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s one of China's National Famous Citie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for its unique city outlook and historic reserves. Among the 99 such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Qingdao was the youngest one. To the large extent, the reason why Qingdao was designated was due to its integrated excellent historic buildings.
The urban architectural style can stand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c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witness to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old buildings worthy of being regarded as classical buildings, for like living historic textbooks, every building contains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ories worthy of being recollected. Qingdao is renowned as a "Museum of World Buildings." In the old downtown area, the historic buildings with diversified national styles display European customs and a city outlook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old buildings are Qingdao's spiritual wealth. By connecting Qingdao's history with the present, they form the cultural artery of the city.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5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China,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severe challenge fac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awareness &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theories are in urgent need of change.
Key words: heritage；culture；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6-04（6）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范文6
关键字：文化遗产；问题；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56-03
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面临被忽略而衰败、故意拆除、不协调的新建设等危害。一方面，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缺少保护资金和技术支持，文化遗产未得到充分保护。由于缺少必要的维护与修缮，每年有大量的古村、古镇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对城市现代化的片面认识，以为高楼大厦、马路宽阔就是现代化。一些城市拆除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甚至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代之以崭新的现代建筑。衰败和拆除两方面的原因已经致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2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也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留存不多的文物占迹已被各地视为重要资本，“千城一面”遭受了广泛的批判。现在，我国日益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整体环境以及历史风貌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新形势下，一些问题和挑战应引起注意。
（一）缺乏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
目前，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其价值日趋突显。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的资源主体，正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苏州古典园林、平遥、丽江、周庄等遗产地的门票收入以为所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文化遗产保护已被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计划之中。但是，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或是不合理的旅游组织，遗产地遭到破坏的事例不是少数。表面上看，这些破坏大都缘于经济利益驱动。事实上，缺乏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并未纳入国家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战略之中。《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我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六个领域展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及能力建设。在这六个方面的详细论述中，未见提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可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多与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经济发展状况与自然生存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文化遗产对人类延续性与稳定性的作用却不那么明显，容易受到忽视。
此外，各地的保护法律法规对文化遗产与地方发展的联系考虑也不够。上海、杭州等地的法规己认识到保护历史环境能够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但具体的规定重保护控制、轻合理利用，并未进一步阐述如何以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发展。
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的缺乏致使文化遗产地区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引导当代建设与进行适当的功能干预也是保护的有效方法并未得到认识。大面积拆除历史街区的行为刚得到遏制，新区的蔓延扩张又给历史城镇景观带来直接威胁；不少老城区虽然“保”住了，却存在建筑日益老化，基础设施难以得到改善的问题。
（二） 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功能未受到足够重视
目前，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逐渐深刻，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行为己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功能并未如遗产本身受到重视，原住居民等社会因素、遗产地的无形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视。
在各个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中，不少文件提出统筹考虑格局和风貌，以确保文化遗产本体在物质结构方面的完整性，如北京、广州、苏州等地。
《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也提出应保护原住居民的民风民俗，鼓励原住居民在丽江古城居住（第9条），却没有明确具体的保护方法和鼓励措施，更多的法规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到居民等社会因素。
在遗产保护实践中，不少历史村镇在实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过度且不当地进行旅游开发，不少历史地区被改建成时尚文化空间供人消费，遗产地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意义遭到忽视和破坏。在熟悉的历史环境中觉得安全是人的本能，精心打造而成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视觉上能让人们觉得欣喜。上海新天地在商业运作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全国各地乐此不疲地建设“新天地”。有人认为新天地采用大量经过仿旧处理的新砖代替破损不堪的旧砖，这种做法无论从场所还是精神，都具有历史风貌街区保护改造的示范意义。处于良好的区位并把握了人们对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某种“情调”的兴趣，新天地创造了让众人惊叹的经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成功的旧城更新案例。但是，将新天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典范加以推广实在危险。这些精心设计的空间经不起时间和情感的推敲，飘浮于时尚空间之上的石库门仅仅只是一个片段、一个符号，它无法给予人们快乐的记忆。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在于复兴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环境，新天地却改变了这个环境，使得上海里弄住宅的生活不复存在。
另外，无形文化遗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也是社会功能遭到忽视的表现之。长沙、广州、魏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等地的名城保护条例对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做了规定，但大多地方法规的保护对象集中于物质遗产。在保护实践中，整体性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思想还有欠缺。节日、意识等无形文化遗产是遗产地区社会功能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无形文化遗产脱离了所植根的环境，其价值与意义必然受损；而失去了无形文化传统的历史环境，其社会功能也难以维持。
（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协调和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遗产地的管理涉及工商、林业、建设、宗教等许多部门，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同时，由于遗产地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点，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遗产地内的权力、投资等方面都应由地方政府设立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形成了横向的“块”的序列。这些“条”、“块”部门管理职能交叉，利益冲突，各部门间的协调非常耗时费力，从磨合到实施联合的行政行为过程中的行政成本极大。2002年4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等9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已经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多头管理的繁琐。这种多头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极易造成“各行其道，独行其事”的局面，还可能引起有利益蜂拥而上，有责任争相推楼的混乱状况。
此外，对遗产地缺乏有效监管也不得不引起注意。不少遗产地在发展文化旅游的时候，对遗产地进行商业化、公司化运作，世界遗产平遥古城，江南水乡朱家角、乌镇等地，采用了投资公司、发展公司等运作形式。这些运作方式在有效利用旅游资源、筹措遗产保护资金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公司化、商业化的运作难免陷入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危险。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曲阜“三孔”于1999年划归曲阜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2000年底接连发生了文物损毁事件，；武当山遇真宫主殿的使用权转让给了一家私立武术学校，后来在2003年被大火烧毁。究竟采用何种管理方式最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待探讨，但缺乏有效的监管却直接导致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尽管公众是文化的真正缔造和传承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仍是政府和专家推动，公众较少参与其中。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管理往往只是政府和专家的专利，缺乏公众参与，尤其缺乏文化遗产使用者的参与。在各地的保护法规与实践中，缺乏鼓励和开展多方合作、公众参与的措施。部分保护法规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多数法规却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做出规定，对于如何鼓励大众参与保护工作却少有涉及。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很有限。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在于缺乏足够的教育与宣传，公众认识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的自上而卜的行政主导体系，也造成如今彼此缺乏对话、沟通的现实。国内有种看法是，我国全民文化水准不高，开展历史保护不符合民众意愿，是超前行为。文化遗产不能等同于一般消费品，是否有能力进行保护不能决定是否进行保护。也许，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这给保护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定难度。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保护文化遗产无法等待“时机到来”。
当大众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不深刻，没有足够的保护意识时，对遗产价值的判断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就不得不依靠一些精英。但是，文化遗产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保护工作若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效果。所以，文化遗产保护在一段时间内会由专家推动，但其长久的发展不应该是精英们拯救遗产的行动。
二、以完整性指导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策略
（一）以完整性指导我国遗产保护实践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政策制定、规划引导、管理实施三方面均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科学的保护与发展观念；在规划引导方面，未能认识到引导当代建设与进行适当的功能干预也是保护的有效方法；在管理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监督机制，公众参一与程度也有待提高。
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城市和街区保存着完整的历史文脉和典型的地方特色，这得益于他们对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扎实探索。在这些城市和地区，也曾面临经济快速发展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冲击，也曾面临简单化的旧城改造给历史环境带来的破坏。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探索，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已逐渐引起重视，整体性保护作为保护历史环境的先进理念与方法，也已逐渐成熟。结合我国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看来，整体性保护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相综合的视角出发，重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延续遗产地的社会功能特征，保持地方社区结构和居民生活的稳定与发展，最终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并实现地方发展，对我国现阶段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体策略
1、确立科学的保护与发展观念
遗产保护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来自经济上的不足还是体制上的缺陷，从深层次上看，都是观念与价值取向。所以，确立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是解决问题的源头。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是正确定位文化遗产保护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建立可持续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城市保护包含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和利用。在城市环境本身固有的不断变化中，城市保护应该保留历史精华并使其适应于、有助于当今需求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的现代化建设让许多城市面貌一新，不觉让人精神振奋。这也致使社会对发展的内涵在认识上形成偏差，不少人认为“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发展。事实上，钢筋水泥的高楼不具备那种曾塑造城市历史的神圣地点的意义，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利益集团为了盈利而建造，不能够维 系道德秩序和社会正义。当然，不少优秀的高楼大厦在塑造城市景观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只是，不能以一种状态否认其他状态。20多年来，我国在自然资源消耗和文化资源破坏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保护与发展”一直是城市建设 面临的基本矛盾，科学保护理念的缺乏导致“保护性破坏”等问题。
完整性原则与整体性方法传达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重要的成果，即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保护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化意义之上，不只是为了留存历史的见证，而是融合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使历史遗存以其独特的方式以及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在城市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应将保护文化遗产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方面，而非手段之一。
2、以规划引导当代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
以规划手段引导当代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是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这是国 际保护给予的重要启示。整体性保护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对建设行为的“控制”，还包含对社会功能的干预和引导。
规划的景观控制作用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划定保护区和进行高度控制作为传统的保护规划方法，有效地保护了不少历史纪念物和历史地区。但是，随着保护对象的扩大，遗产地区的经济发展、功能用途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持续变化《维也纳备忘录》已经提出，应将这些变化看作是城市传统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单纯以“控制”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为手段己无法应对遗产地区的保护问题，而要求决策者着眼于城市整体，采取前瞻性行动。
规划应该引导当代建设行为。任何当代的建设行为，都应从宏观的城市特色和微观的环境特征两方面加以引导。从宏观上看，城市风貌、屋顶景观、主要视觉轴线、建筑区和建筑类型是城市特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当代规划与设计的立足点；从微观上看，材料、照明、街道设施、广告、植物配置，包括施工质量都应列入考虑的范畴。因为，从《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到《维也纳备忘录》，众多的国际已经表明，这些要素会影响遗产在物质结构和视觉景观方面的完整性。
规划还应引导当代功能变化。相比原真性，完整性原则更强调文化遗产在视觉景观尤其是社会功能方面的特征。首先需要注意，大多数历史村镇都是有人居住的、活的历史环境，延续这类遗产地的社会功能特征必须保护地区的居住功能，保护原住居民的利益。在不少发展旅游的古镇古村，游览区内原住居民被搬迁，沿街的建筑被改造为一个个旅游纪念品商店；游览区背后的民居却很破败，由于缺少生活基础设施，许多原住居民纷纷搬迁出去，一些外来人日迁入暂住。最终，人口结构的改变直接导致许多地方传统丧失。《建筑遗产欧洲》指出，历史中心区和历史地区有益于保持和谐的社会平衡。毫无疑问，这是指社会功能特征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改变，遗产地的社会功能活动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面对这种变化，一方面需要密切关注遗产地所遭到的变化，监测和管理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引学这种变化，以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包括采取合适的功能以满足居民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或保持贸易、手工业等现有的适当功能，或是采取文化振兴政策复兴遗产地区。
3、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监督职能
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是加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能力与监督制能的重要前提之。国际公约和世界己经指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行政组织的多样性，无法形成统一的管理形式。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调查研究、保存展示、保护修缮、交流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需要有专门的公共行政部门负责遗产保护工作，并协调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重点阐述国家一级开展保护工作的程序与方法。针对各个管理机构问的合作问题，建议指出从事保护工作的专门行政部门应与其它公共行政部门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具体的协调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在面对涉及多个管理部门的大型项目时，首先应从研究之初就应制订合作计划的规定，并确定解决冲突的机制；其次应组织专门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各种层次的不断合作，以便采取顾及有关各方利益的一致决定。
在管理体制健全的基础上，还应保证足够的行政资源和行政力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就指出，为了增强管理机构的执行能力，有必要审查行政机构的结构来确保负责文化遗产的部门有正确的组织，保证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从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资源供他们支配。
此外，完善法律制度也是提高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关键。许多遗产地区遭到破坏，人都是“合法”、“合理”地进行。文化管理部门由于缺乏法律的武器，也无法对各种破坏行为采取有效的遏止措施。
只有管理体制与法律法规得到健全与完善后，才能做到只有职责分明、有法可依，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监督职能才能加强。
4、全面的公众参与才能实现全民自觉保护
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全民的、自觉的保护，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最终目标。历史地区众多的居民和文化财产所有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保护能力，这也造成了他们对于历史的不同态度。具体保护措施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但是否尊重公众意愿和利益将会影响措施的制定。公众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需要公众和管理机构双方的努力。提升居民这一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改善历史城镇的居住环境质量是历史保护工作走向全面自觉的双重前提条件。
首先，个人和团体都应该能够得到与保护工作展开相关的信息，包括保护资金的来源，居民、政府或开发商需要承担的责任，对收益的分配等。《内罗毕建议》指出，这些信息不仅包含美学知识方面，而且还应该包含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应在私人和政府专门机构以及一般民众中广为传播，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按此方法改善他们的环境（第51条）。所以，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各种方式，提供有关文化遗产价值认识方面的信息，包括介绍文化遗产的宣传材料等。
其次，应该为各个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各个利益团体都能够从自身领域出发提出可实施的、有成效的建议，任何一方面的建议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将关系到决策正确与否，还影响各个利益团体在保护过程中的积极性。为了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政府或者遗产保护的主管部门应该为多方面的专家和代表，构建交流的平台。
最后，公众参与不仅意味着分担责任，还包含分享从中获得的利益。在我国，这点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目标在于保持遗产地的生机，使之更具魅力，并发挥遗产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人们切实感到保护也是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政策思考[J]. 文化学刊， 2011（03） .
[2]何洁玉，常春颜，唐小涛.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概述[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