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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教育思潮范文1
关键词：终身教育；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理念；学习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6-0169-02
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以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主持的国际委员会在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正式确认了原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处处长保罗·朗格朗于1965年提出的终身教育体制的基本理论。
一、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定义
终身教育体系是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80年代后开始在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付诸实践的一种现代教育的新思潮，其中心思想是指教育系统为个人提供一生参与有组织的学习机会，使其不断学习，提高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终身教育体系尽可能有效地向社会开放，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具有包容性，最终实现沟通与衔接。
终身教育体系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一种原则，它的本质特征是强调教育的终身性、系统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终身教育包括人的一生所受的各级各类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等，并且由于这些教育的终身性、连续性，所产生的整体效益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理念、理论、思想，它告诉人们，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其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应该根据需要不断学习，否则其将被社会淘汰；作为一种原则，教育应该也必须为社会的每个受教者一生各个发展阶段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内容和条件。
终身教育的这种理念和原则，要求在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时，必须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贯穿其全部工作环节中，以期使新的教育体系与过去传统的教育体系相比，呈现出崭新的、开放性的、创造性的、面向未来的全新面貌。
二、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特点
终身教育，顾名思义，是指人的一生不间断的、持续的学习过程，它体现出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开放，它是受教人一生中受到各种教育、培训的综合教育体系，是从义务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教育到继续教育等的培养教育总和。它科学地、系统地衔接了受教人在各个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形式和教育类型，使其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
三、终身教育的根本目标
当前社会，知识更新快，新设备、新理念、新概念不断推陈出新，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科技、文明的发展和需要，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更新知识、转变理念、优化人才培养，避免出现人才知识结构的老化、知识内容的退化。通过丰富、及时的、不间断的教育，全面培养受教者的道德情操、健康个性和良好、优异的身体与心理素质，这就是终身教育的根本目标。
终身教育的全面性、不间断性和教育组织的多样性确立了全方位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
四、终身教育新机制的建立
1.完善终身教育的各类执行机构，从上到下，从规划到实施，从管理到监督，各司其职，明确职责。明确终身教育的功能，普及终身教育的理念，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以及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努力研发教育项目，及时、准确地更新传授内容。政府的各级职能部门对教育管理方式由直接行政控制管理转变为监督控制、规划服务型管理，形成催化人才快速健康成长的净化器。在当今社会，教育不再是单纯地获得知识，而在于促进个人的发展。因此，加强对人才的终身教育体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在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前提下，大力构建以人才学习能力的培养为中心，构建与时俱进、更新及时、准确的人才终身教育体系。在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基础上，对社会人才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着重培养；在党政人才的培养上，主要以其思想观念的修养、战略思维的开发、世界眼光的独到以及党性修养的培育为主要培养目的；在市场经营、管理类的人才培养上，主要以提高其市场创新和竞争力为主，为其提供市场化、社会化的教育机制；在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上，主要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强化其专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学术科研能力。
3.加快、加大对教育事业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的投资力度，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战略，在开放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前提下，建立联系紧密、结构合理的素质教育制度，让有限的资金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努力地沟通和引导社会、个人以及单位共同加入到终身教育体系的投资发展中去，促进学习型人才的观念更新，提高其学习能力和自身素质的发展。
五、终身教育理论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影响
在信息社会中，学校只是学习的一个阶段，在学校里，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并不能全部满足今后之需要，终身教育即通俗来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已经成为现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一大特征，面对这样的挑战，个人的学习标准、学习目的与价值取向应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高校传统教育下，学校的素质教育主要为学生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为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岗位奠定专业基础。但在当今的终身教育理念下，学校也逐渐改变以往填鸭式的落后教学方式，以素质教育为主，秉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一改传统的知识单方面的传递，将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引入素质教育中，令学生从被动地去接受教育，改变为主动地、积极地探索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把促进国民的终身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和途径。在我国，发展全民的终身教育也是提高人口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的重大举措。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其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公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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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德论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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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其训.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何小刚.职业教育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7]曾培芳，叶美霞.中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12）.
[8]陈昌凤.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J].国际新闻界，2006.
[9]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谢幼如.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0，（1）.
新传统教育思潮范文2
【关 键 词】三统论；中国教育改革；更化救弊
如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立开放、连贯、合适、合理的教育体系，以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与全体人民的幸福事业，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教育事业，改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艰难与困境。理念与利益、文件与文化、前台与后台、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十分突出。①面对如此复杂的改革困局，“摸着石头过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教育更化救弊的迫切需要。因此，当务之急是更新教育改革思路，寻找改革的可能理路，以便为教育改革具体方法的探究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帮助。
拒不思考历史的人是不幸的。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先民馈赠的精神遗产，不但为你我构筑生活的意义，搭建可供交流的公共平台，而且可以化为行动主体内在的思想源，宛若源泉般自然流淌出一个个具有启示性的思想，从而帮助行为者脱离眼前的困境。因此，虽然寻找可能的方法有很多，但借鉴历史无疑是一条可行的捷径。顺着这一思路，以史为鉴，董仲舒的“三统论”自然地浮现在了笔者眼前。一方面，同样是以损益补弊、整饬政教为目的，同样面临着国内上下重重阻力，董仲舒开出的药方――“三统论”无异对于当下的教育改革有着独特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公羊学微言大义之精神也直接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不拘泥于文字的原是意义，而是根据当前现实改革实践，发挥文字中的思想真髓，运用思维的创造生成能力，直接筑构有启示价值的观点。也唯有如此，历史文化才是思维、思想之源泉，而不是考据、训诂的材料。
因此，笔者眼中的“三统论”已不单是董仲舒关于朝代更替、改革礼制的学说，即“三道变异论”（忠夏之正黑统、敬商之正白统、文周之正赤统因天道变化而发生循环更替，后世历朝都按此顺序依次往复并相应地更礼改制），更是董氏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损益补弊”思想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所需情况所阐释的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天才思想，应该说“在其循环的表象下内涵有更化救弊的实质”。②
一、更化救弊：旨归
凡是事件，必有原因与目的，前者（因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表现为事情的现实状态，后者（为了什么）经现在往未来，是心向往之的可能目标。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相辅相成，同出而异名，共同回答“为什么”问题。如果说原因是p的话，那么目的便是-p。因此要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问题，也就是向教改的原因发问。换言之，只有明白了教育改革的原因，才能确定改革所欲达到的可能目标。而无论何者都是研究教育改革的思想原点，其它一切后续探究都是其派生物。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改革？董氏的言说是切中要害的。
1. 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改革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适应社会历史的变化与发展。假使社会和谐稳定，那么便没有改革的必要，但如果社会动荡不安，则其典章制度定会表现出方枘圆凿、格格不入，此时改革便成了唯一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教育便是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重灾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本文不再赘言。不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逐渐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信息接收站”，各种思潮频繁光顾，更有甚者一些明显混乱、贫瘠、肮脏的信息竟也找到了不少的支持者。这便造成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乱世”。因此，要让教育发挥正面引导价值、升华精神境界、净化灵魂空间的作用就非进行改革不可。
2.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汉书・董仲舒传》）。再优越的制度礼仪也会因世代的变迁产生偏颇。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在其施行的几十年中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不可不谓是功勋卓著、彪炳史册的伟业。但是时至今日其已然显示出疲软之象，故而引发了社会各层的诘难。改革势在必行。
3.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汉书・董仲舒传》）改革更化譬如琴瑟更张，不更张则琴瑟不调，既无法发挥其正常的演奏功能，实现其应有之价值，还会成为无用之物，走出历史的舞台。如果教育独不能改，那么其必然如秦一般走向终结。
教育改革是极其复杂的改弦更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沿着董氏改制的思路，改革者需要认真研究社会之“乱”，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态势，并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全面的诊断，找到其“偏而不起之处”，然后“改之”。唯有如此，一个阂绶鏊サ慕逃垂统才有可能建立。
二、立王正始：总则
明确了改革的旨归，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回答“如何做”的问题。为此，董仲舒的回答为改革者与研究者提供了思考的诸多原则。其中作为总则，统领全局的是“立王正始”与“非改其道”。“立王正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立王”，即政府明确职能，肩扛起改革的重任；二是“正始”，即统一改革思想，肃清改革的基本思想。而“非改其道”原则无疑包含在基本思想之中。
1.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教育改革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有谁来领导改革？毫无疑问，改革的重任将由政府主要承担。政府一方面掌握着众多的信息来源，可以全面、综合地对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以制定出可靠的改革方案计划，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又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些人力、财力、物力将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从而确保改革计划得以真正落实。除了政府，绝没有任何阶层、集体、个人可以全方位、长时间地调动整个社会参与改革事业。因此，纵观中国历史，远至舜使司徒教以五伦，近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由中央政府主持进行的。假使没有政府的参与，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此外主持改革的政府必须首先“正心”，即在改革之前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任务，然后逐步将改革思想向地方传达，使整个改革具有明确的、统一的思想，否则盲目的改革必将导致上下混乱，民无所措手足。
2.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春秋繁露・楚庄王》）董氏认为，改革“非改其道，非变其理”，而仅是“必改制”、“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换言之，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需要破坏殆尽，而是依据一定的社会需要，对现行不适应变化的典章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正。这是因为“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③正如儿子与父亲虽是两个特貌特征、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具有明显差异的独立个体，但是两者之间也必定具有显著的共性。因为儿子遗传有父亲的基因，且在儿童时期自觉不自觉地将父亲作为模仿的对象。同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差异，也由此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并发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只能说明社会出现了“蠹”与“蛊”，它们钻到了典章制度的缝隙里，吮吸着社会的营养，进而反过来制约了社会，使之变得气息奄奄。但这并不表明社会已经真的老化了，更不能以之否定整个活力社会，否则就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整个社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它既符合“天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承载着自我的历史文化。而此时改革的目的只是去除社会蠹蛊，并通过制度的创新，弥补缝隙，防止害虫的侵袭。
因此，可以说董仲舒具有“特殊的‘革命’路线，也就是一切的程序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之中”。④他一方面强调改革的势在必行，因为现存的典章制度已如朽木粪墙一般，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又指出改革是事物自己的变化，而不是重建。将“改革”视为“革命”只能是以汤止沸、抱薪救火，虽然动机纯善，但是方法不当，结果不佳。此外，难能可贵的是，董氏的变革理论中还蕴含着“精神民权”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才是改革的基础动力与直接缘由。正是有了民意，统治者才能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只有顺应民意，改革才能顺利进行。虽然这种意义的传达必须借助于“灾异谴告”，但是其“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民权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改革亦是如此。教改亦非“改道变理”，而是“改制更化”。具体而言，教育改革有“三不变”。第一，教育之道不能变。任何形式的教育，其本意都是“善”。不基于求教者身心发展水平的干预不是教育；肆意戕害求教者生命，消解其灵性的活动不是教育；不以求教者的发展而旨归的影响不是教育。因此，只有起点适切、过程正义、目的良善的干预才是教育。改革无论走向何方，它都不能变动教育之本意。第二，民族之道不能变。我国各族人民之所以被统一命名为“中华民族”，是因为在当下时空范围内的各个生活共同体具有相似的生活样式与文化认同。这一方面为各族人民提供了交流、理解的可能平台，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独立性的体现。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改革绝不能削弱民族性。第三，国家之道不能变。组建国家是保护生命个体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最为重要的形式。纵观世界历史，凡是没有国家的生命个体，必是多灾多难、命途多舛的。但凡在国家国力孱弱之时，其国内的每个生命个体必定是难以生存、发展，更要时时担心亡国灭种之祸。因此，教育改革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不能动摇国家基础。换言之，教育改革应将爱国公民作为培养目标，而不应忽视政治要求。
此外，教育改革若想取得成功，还要积极激发人民的力量。具体而言，教育改革要发动三股力量。首先是改革者自己的力量。在改革者手中掌握着大量资源与信息，它们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其次是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力量。改革者虽然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但是如若没有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那改革无异于盲人摸象。而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由于直面教育实践，因此可以帮助改革者了解现实的教育状况，制定正确可行的改革计划，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此外，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若缺少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的配合，那么改革也只能流于形式。最后是所有一般社会大众的力量。教育关乎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男女老少。这就为社会大众参与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社会大众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有力地促进改革，另一方面又可以创造、反馈改革信息，从而使得改革自我完善。
三、天下三统：分则
教育改革除了需坚持以上的“总则”外，还必须处理好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的关系。为此董仲舒又为我们提出了两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存二王后”与“天下非一”。它们共同组成了“通三统”思想。
1. 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汉书・杨胡朱梅云传》）“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⑤在这里，董仲舒强调通过“存二王后”的方式来尊重先王，以突显当代王者的正统性，进而维护全国政治与文化上的春秋大一统局面。但是“二王之后”早已散落民间，无处寻迹，因而“二王”（杞、宋）实是一个象征性概念，其真正指向的是古典文明、历史文化。而“存二王后”则是一种隐喻，表明了一个历史文明共同体对待古典文明的一种态度。换言之，“通三统”首先昭明的是“每一个后起的新时代能够自觉地承继融会前代的文化传统”。⑥这种思想虽早在孔子那就初现端倪（孔子强调损益地承继），但在董仲舒这里完全大成，并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得益于此，中国才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一次又一次躲过了亡国之祸。
“通三统”无疑是可借鉴的，它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有利于整合殊异的精神资源。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它们共同为本民族人民搭建了互相交流的公共平台，形成了相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此外，它们还试图解答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生活问题。因此，合理地参考它们是促进改革成功的有效捷径。但是它们的言说方式是极不相同的，这便无形间增加了融会贯通的难度。而“通三统”的价值正在于为各种精神资源提供平等对话、互相合作的平台，并以现实问题为根据，量体裁衣。这不啻为整合思想资源的一种较为妥当的方式。其次，有益于弥合历史的断裂。遗忘是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重获新生的前提。因此，人天生就是健忘的动物。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唯有忘记过去，才能创造未来。这种观点俯拾皆是。历史因此成为了包袱。此外，人类特有的“二分法”又加重了人的健忘。新旧之间的截然对立，你死我活，好像不将旧事物完全打倒，新生事物就不会产生。由是，已化为包袱的历史又被无情地扫进了垃圾堆。至此，行走在消逝中的历史最终与人分离了。现在与过去之间无法连贯，发生了断裂。然而与历史隔绝的人是痛苦的，他就像离根的浮萍，不得不重新起航，踏上风雨飘落之路，去寻找可供灵魂栖息的港湾。与过去割裂的现在也是无所适从的，它不但失去了过去，而且痛失了未来。而“通三统”无疑可以借助有意识地保护措施，接续人与历史，弥合现在与过去的断痕。最后，有助于对治历史的惯性。历史并非完美无缺，也非说断就断。它有时的确化为了前进的障碍，阻碍了进步的车轮。而“通三统”又一次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张力，以更加有利当下的更为远古的历史将消极惯性消解殆尽，进而确保前进的方向。此外消极的历史还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而存在。
“任何伟大时代在创制垂统的过程中，古典的文教和政制都可以作为创立新的政教传统的源头活水，不断滋养和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即使因其精神气质相去太远而不能成功地融入到新传统之中，也可使之继续存在，作为新时代精神的参照并为其提供批评和反省的资源。”⑦故而面对全新的时局，改革虽必然变更旧有制度礼仪，但这并不意味全面否定原有制度，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特殊资源。非但如此，凡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记载下来的文化、思想，都可以被当下的改革所利用，以一种融贯于改革的形式复苏。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对历史文化进行很好的整合。一方面大量教育史研究停留在静态水平、宏大叙事，没有从动态出发将教育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活动，也未将教育改革复原为鲜活的社会运动，有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指导改革。另一方面教育学也没有自觉地存续过去的教育及其思想。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以“接着讲”为基本立场，将古代传统教育及其思想、近代民国教育及其思想以及共和国教育及其思想最为思想共源，真正打通中国教育学的过去。而这无疑也将为教育改革开创新的天地。
2. 明天下非一家之有。（《白虎（下转174页）（上接57页）通・三正》）“通三统”所强调的大一统并非“天下一家”，而是“和而不同”。在同一时代中，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文化与制度，它们并行而不悖，共同维持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秩序。董仲舒提出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借鉴了秦国灭亡的原因。秦朝无视各地区之间迥异的具体情况，只管坚决执行一刀切的、整齐划一式的管理方式，这使得整个国家状况不断、民怨沸腾，最终走向了毁灭。
因此，尽管我国社会是“一个集体性很强的社会，在它身上所进行的诸多改革，似乎无法回避这种集体性”，但是改革还是要“以地方集体性知识为治理法则”。⑧换言之，改革的主要责任人虽然是中央政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可以采取一模一样的方式进行。而是需要这个改革的主持者谨敬谦让，缓缓图之，从实求知，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允许地方的合理要求，尊重人民的特殊需要。
总之，“通三统”可以作为教育改革的可能理路，给予教育改革的深化以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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