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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领域范文1
一、中学语文课堂引领的有效性思考
中学语文提高了课堂的思维含量，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设置了更多的思考节点，教师的提问指向性更强，课堂生成更丰富，然而分析课堂提问解答效果，当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完美之处，本文认为中学语文课堂提问的追问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缺陷：
1.课堂引领的表现形式不够丰富，直接的课堂引导替代了课堂追问
追问一般出现在学生对课堂提问的解答之后，常用的课堂追问语大多为“你为什么这样思考”、“你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等，追问直接而生硬，学生往往无言以对；教师或者会进行简单的点评，或者会直接告诉答案，这都是直接的课堂引导，忽略了对学生思维的启迪，弱化了知识的精彩延伸，也直接造成了知识点的理解不够透彻。毫无疑问这样的课堂引领是无效的。我在《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课的教学中，为了引导学生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体味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在研读课文时设计了“爸爸逼作者去上学的回忆表明了爸爸怎样的态度和情感？对作者的成长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学生通过仔细朗读课文，初步感受到父亲态度的严厉和深深的爱，学生的回答也比较简略，都能够指出这两点，但是对课文的理解并没有完成，我直截了当地追问学生：“你是从哪里体会到的？”学生开始翻书、勾画，然后作答。课后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发觉在这个环节的处理上留有缺憾。如果当时我做出如下引导：“父爱如山，比母爱严厉，却不比母爱渺小，甚至他把他全部的爱都毫无保留的倾注到我们身上。作者的父亲同样如此，他的严厉渗透在文中的字里行间，却满篇写满了爱字。品读课文，你被那些描写父爱严厉和深沉的语句所打动呢？”相比而言，后一种追问方式更加生动，学习氛围的营造也更强。
2.引领和追问的系统性不足，追问所指向的学习目标跨度不合理
追问是解决对引领理解不足和偏颇的重要手段，因此追问必须具有引领性和系统性。中学语文课堂开放性很强，无论是教材的载体还是知识的生成都表现出很强的思维扩散性，诸多“节外生枝”的表述对教师的追问造成了一定的干扰。比如《藤野先生》一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作者叙述了藤野先生的哪些事情，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藤野先生的内在品质”，有些学生的思维跨度比较大，直接答出藤野先生“认真负责、热情诚恳”，教师在追问时，如果不能回到要解决的问题之中去，跨越到对“内在品质”的点拨上，学习的层次就被打乱，追问应有的作用就没有发挥出来。
二、中学语文课堂引领的有效性对策
通过课后的不断反思和对追问策略的认真探究，在中学语文的课堂引领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提高有效性。
1.准确把握追问的切入点，促进学生的有效思考
对于课堂生成非常丰富的语文学科来讲，过多的追问只能让学生的思考过程被人为打断，并不利于知识理解和语文能力形成。首先要准确把握追问的切入点，在学生的思维盲点和误区之处追问，激发学生的有效思考，从而提高课堂追问的有效性。比如《真正的英雄》一课，学生在理解“我们所能找到的惟一安慰是，我们在心里知道飞得那样高那样惬意的你们，现在在星际之外找到了上帝许诺以不朽生命的归宿”这一句话时，结合其他事例重点分析“不朽生命的归宿”，此时应该先让学生尽情的说出自己的理解，教师再追问“从诸多的事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存在的价值，更能体会到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可贵，这句话升华了全文的情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文章的什么情感内涵？”这样的追问让学生的思考更有效。
2.把握提问生成与追问生成之间的联系，提升追问的目标指向性
文学艺术领域范文2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文学艺术领域范文3
民间文学艺术在国际上通行的术语是folklore,其基本含义是“民众知识,民众传统”。民间文学艺术虽然也是一种文学艺术,但是它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的特点:第一,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民间文学艺术从创作到流传,是无数个体参与的过程。凡符合群体共同意志的个体智力创作就被群体认同和吸收,被群体保存和发展,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最终分辨不出个体的个性,而表现出群体的共性。第二,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习的,在时间上具有连续传承的特性。“群体的创作积淀与个体的传承表现二位一体,正是民间文学艺术创作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特点。”[1](P306)正是这种传承性,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在流传过程中,尽管有所变化,但主要内容和精神保持不变,这种相对固定的内容和精神构成了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第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流传范围通常限定在某一特定地域。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流传方式多为口头或行为的模仿,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广大的地域内传播,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群体内部,而该群体通常有较为固定的生活地域,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地域特征。第四,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是经过历史沉淀的文化群体的智慧结晶,其创作、修改乃至完成并不是一代人的功劳。同时由于其表达形式多为口头与动作,使得民间文学艺术的原貌会因模仿者和传承者的个人表现手法的不同和再创作而多少有些改变。此外,民间文学艺术产生的土壤即群体生活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在传承过程中,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民间文学艺术是“真正活生生的并且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传统东西,而不是过去的记忆”,[2]这种发展变化现在仍在进行并将延续下去。因此,有学者将民间文学艺术称为“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创作。[3](P62)由此可见,民间文学艺术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可认定由该地域某一社会群体主要是某一民族、种族或部落创作的,反映该群体共同意愿、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及心理特征,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世代相传,至今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文学和艺术。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现状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最早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非洲、南美洲等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首先提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主张,要求建立一种特殊制度,以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不正当利用,尤其是针对外国利用本国民间文学艺术获利却不给予其发源地人民任何回报的利用。这些举措逐渐引起国际方面的关注,在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中亦有所反映。然而,这些立法成果并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认同,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体系尚未形成。
(一)发展中国家
1966年2月,突尼斯颁布文学和艺术产权法,规定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问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继突尼斯之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这些国家包括:玻利维亚(仅涉及民间音乐,1968年)、智利(1970年)、摩洛哥(1970年)、阿尔及利亚(1973年)、塞内加尔(1973年)、肯尼亚(1975年)、马里(1977年)、布隆迪(1978年)、海牙海岸(即今布基纳法索)(1978年)、几内亚(1980年)等。[3](P5)我国《着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着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这一规定至今仍未出台,但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指明了方向。
(二)国际公约与区域性条约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努力下,一些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逐渐关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例如《伯尔尼公约》于1971年修订文本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为“无作者作品”的一种特例来处理。公约第15条第4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其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之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此外,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班吉协定》,阿拉伯国家缔结的《阿拉伯着作权公约》,安第斯共同体制定的《知识产权共同规范》均对民间文学艺术问题做了规定。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一直把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列为议题,并试图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条款。1982年,又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随后,WIPO于2001年成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在2004年11月召开的第7次会议上,讨论了“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文化表达保护的政策目标和原则草案”和“传统知识保护的政策目标和原则草案”,为尽快达成关于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条约奠定了基础。
(三)发达国家
尽管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初具雏形,我们也应看到,这些立法成果并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认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除英国和澳大利亚外,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其进行保护。[4]例如,美国联邦制定法为美国印第安人的有形财产提供了一些保护,然而,却不保护无形的文化财产。并且,美国似乎也不大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5](P85-86)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历来以知识产权保护先驱自居,强力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秩序,其不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法律保护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不具有合理性,而是要维护其国家利益。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其实是以保护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而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是漫长历史积淀的产物,大多为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还是多数发达国家不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要解决这一矛盾,建立起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体系,必须从协调两者利益出发。
三、利益平衡基础上寻求国际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在这个领域内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目前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大量发生在发达国家,如果只有发展中国家对其进行保护而发达国家仍然视为公有领域自由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将最终落空。要想在国际领域让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参与进来,共同制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条约,应当按照WTO的基本精神—利益平衡、资源共享并且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适当倾斜,以平衡各国利益,制定出各国都自觉遵守的规则。
(一)利益平衡:知识产权立法宗旨
利益平衡正是知识产权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核,如果失去这种天平,将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极端维护创作者的利益,使其垄断智力成果成为私产,阻断他人继续创作的源泉;或者极端维护公众利益,使之无偿获得智力成果,必然挫伤创作者的创作热情,长此以往将无人创作。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对信息创造的激励和信息合理分享之间的平衡机制,知识产权法就旨在体现这种利益平衡机制,通过对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在保护创作者的专有权的基础上,平衡作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最终实现全社会信息资源共享。例如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紧接着又写道: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在规定“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权利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的同时,也宣布“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参与社会文化知识,以享受艺术和分享科学的进步与利益”。WIP0于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并保护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着作权法》第1条也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着作权,以及与着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此,知识产权法是通过立法去确定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点,以实现利益平衡的立法宗旨。
文学艺术领域范文4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价值 权利 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方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至今日，相关的规定还未出台。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是许多国家著作权法乃至国际著作权法都认为必要却又倍增棘手的问题。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拥有众多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极为丰富。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正面临失传或消亡的危险；另一方面，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却逐渐显现出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日益凸显。因此，为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时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民间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问题，以期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现状及其界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Folklore） ， 英文的本意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我国1990 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至今日， 相关的法律、法规仍未出台。关于民间文学艺术， 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概念。一些国家的法律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民间文学艺术概念的外延差异也很大。例如：特利尼达和多巴哥1983 年颁布的《民间文学保护法》中，民间文学的范围却很窄，该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必须具备3 个条件：第一，该作品必须存在100 年以上； 第二，该作品必须反映特利尼达和多巴哥的民族文化；第三，该作品必须是特尼达和多巴哥版权法中不受保护的作品。安哥拉1990 年3 月《作者权法》第4 条（F） 规定到：“民间文学艺术系指我国地域内的、可推定某地区或某部族共同体之不知姓名作者所创作或集体创作的、代代相传的艺术及科学作品，其构成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要素”。多哥1991年6月《版权、民间文学艺术及邻接权保护法》第66 条规定：“ 民间文学艺术是本国遗产的有独创性的合成。本法所称民间文学艺术，包括一切多哥人或多哥部族共同体的匿名、不知名或姓名被遗忘之作者，在我国地域内创作的、代代相传的、构成我国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之一的那些文学与艺术产品”。而在突尼斯1994年2月《文学艺术产权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民间文学艺术，系指代代流传的，与习惯、传统及诸如民间故事、民间书法、民间音乐及民间舞蹈的任何方面相关的艺术遗产”。不同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规定了宽窄不一的外延。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早在《跨国版权法》中把保护民间文学作品定义为：受版权保护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 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产品”。按照这个范围作详细列举，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至少包括六项： （1） 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文学作品（如故事、传说、寓言、叙事诗、编年史、神话等） ； （2） 艺术风格与艺术产品（如舞蹈、音乐作品、舞蹈与音乐结合的作品、哑剧等），以手工或者其他方式制作的造型艺术品、装饰品、建筑等； （3） 宗教传统仪式（如宗教典礼、宗教礼拜的祭奠礼服等） ； （4） 传统教育的形式（如传统体育、游戏、民间习俗等） ； （5） 科学知识及作品（如传统医药品及诊疗法知识、物理、数学、天文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 （6） 技术知识及作品（如冶金、纺织技术知识、农业技术、守猎、捕鱼技术知识等） .这些内容中，显然有一部分是不可能用版权法去保护（但可能受专利法或技术秘密法保护）；还有一些甚至是公有领域内的东西，不应当享有任何专有权。由此可见，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把民间文学作为版权保护对象划得很宽的一个典型。[1]《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 年修订本） 该公约第15 条（4） 则把民间文学视为“ 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作品[2 ]，可见该公约在民间文学作品保护的范围上作了更为宽泛的规定。我国是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理应承认其范围划分。
我国民间文艺协会认为民间文学的特点是“集体创作，集体修改，口头流传，变异性大”。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因为“口头流传”在实际上只划定了以语言形式表达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 为民间文学作品，而那些纯粹的绘画、雕刻、技艺、建筑艺术、风格等艺术形式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还有许多精彩的方面，例如，我国2002 年在驻南斯拉夫使馆举办的“ 中国京剧人物造型”展览就曾引起轰动。展出的“ 中国京剧人物造型”选自37 个传统京剧剧目，都是舞台人物的立体微缩造型，平均高度约为60 厘米，用多种材料制成，做工精良，表情生动，包括生、旦、净、丑等各行业的角色。[3 ] 此外，还有像河北的杨柳青年画、湖北的大冶木雕、荆州皮影、陕西的剪纸、云南的傣族织锦、敦煌石窟造型等，它们都体现了一定区域的极富特色的创作艺术，其中手手相传是使之得以完整、延续保存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以传播方法的不同去判别是否为民间文学艺术，必将对某些仅限于特别流传方式的民间文学艺术产生不公平待遇。
由此可以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文学艺术作品。一般认为，它包括语言形式（民间故事、民间诗歌等） 、音乐形式（民歌、民间器乐等） 、动作形式（民间舞蹈、戏剧等） 以及用物资材料创作的形式（绘画、雕塑、工艺品、编织品等） .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集体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一定区域内特定的群体经过不间断的模仿、创新而完成。它基本上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 （2） 长期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积累、模仿、创新过程，即经历了较长的创作期； （3） 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长期流传时为人们所模仿、继承，同时又为人们所改变、创新，从而在保持、稳定其核心特色要素的同时，又历经了世世代代改变，其内容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4） 继承性，民间文学作品是经过世代相颂而流传下来的，其内容和形式上有着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因素。尽管是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但其在主流和基调有着传承性。
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抉择
目前，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缘”，民间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 “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4]因为任何智力成果的产生无不与他人劳动成果相关联，保护人类创作之“源”就是保护人类创作之“流”。而这也是知识产权立法的要旨所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为公众所共同积累、创作，公众可自由使用，如设定权利保护则不利于人们方便利用，将阻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况且，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言，由于无法准确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文明成就的边界区分的模糊性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至于主体，无论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5]等等此类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时审慎对待。
我以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不因保护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否定。这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人类的遗产资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公有领域，属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对象，但正因如此，它们往往成为新的创造性成果赖以产生的基础，从而给这些资源使用者带来可成为私权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出于对这些处于公有领域的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国际社会仅仅是“保存”它们还不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利用这些共同遗产开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成果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大，从而让人们有了更加积极的选择，即积极地传承、整理、开发而不是消极地保存。既然如此，“人人得自由使用”便成为值得怀疑的并有理由加以改变的事实。各国在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不仅要使权利人与作为使用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保持平衡，而且，还应将“利益平衡”问题进一步上升到权利人与作为其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公众或群体之间，而保持这种利益平衡的实质就是要解决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公众或群体在利用这些资源完成知识产权中分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历经代代相传的努力，创造并保护了相关资源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分享问题。[6]事实上，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制度及予肯定的原因也就在于发展中国家认为其在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交往中，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版权保护导致发达国家可以大量无偿地使用与开发其丰富而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导致利益获得不公平。为防止无偿滥用、歪曲、篡改其民间文学艺术的现象发生，实现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版权贸易方面的平衡，以突尼斯等国为代表才纷纷了制定版权保护的专门法律并强烈要求国际上认可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地位。不可否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知识产权客体存在一定联系，如，在智力成果的性质上都具有无形性，都是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同时又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其所有人无法凭借传统民法上的占有方法来控制。第三人对知识产品的利用是否合法，是否构成侵权，全由法律加以规定。但是，细究知识产权的一般智力成果（即使是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最为接近的科学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客体范围不尽相同。一般作品作为版权保护客体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版权所涉及的有形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作为无形产权的载体而存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并不以有关物的灭失为转移”。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除了无形的智力成果之外还包括客观存在的具体之物；它既可能是一种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也可能是已经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包含内容众多，无法像一般作品那样确定其固定的表现形式。
其次，创新的要求不同。一般作品完成后，其独创性的内容大多已固定，很难变易。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则不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如故事、歌谣的流行，不断创新和进步，因而它是流动的。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事实上，有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正是排斥这些刻意创新行为的，因为某些不当的创新会破坏掉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和原生环境，使得这些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沦落为“假古董”、“伪民俗”，从而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再次，主体不同。一般作品主体较易确定，其权利归属于某一个人，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往往为一个地区的广大群体世世代代所积累、创作，因此，这类权利主体往往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群体，是某一民族全体，不为某个个人。
最后，一般作品的版权保护有一定的期限性，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则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其不断增加、添附、补充乃至修改，使得对它的创作在不断继续，因而，其保护期难以像一般作品那样固定一个期限。
当然，是否一定要用著作权法去保护值得探讨。
在理论界，通过哪种途径予以保护存在不同看法：一是专门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如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运用行政、民事等手段来保护；二是通过其他部门法律来特别规定，如文物保护法规等。在抉择哪种途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更适应时，应从与其最密切联系之法律适用的角度去考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系人们文学艺术领域中创造之成果，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们生产、生活，因而，利用现行的版权法律框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予全面保护将有利于对民间文学艺术更高水平的认可。尤其对象我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应当积极的利用已有的著作权制度，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立法精神及早制定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以强化与细化其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立法思考
（一）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
前面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的界定，仅仅是对其内涵的抽象表述，具有很大的伸缩力和弹性度，因而需要严格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保护范围。
较早在“ 跨国版权法”中保护民间文学作品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至少包括六项：（1）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文学作品（2）艺术风格与艺术产品，以手工或者其他方式制作的造型艺术品、装饰品、建筑等等（3）宗教传统仪式（4）传统教育的形式（5）科学知识及作品（6）技术知识及作品。显而易见，这些内容中，有一部分是不可能用版权法去保护（但可能受专利法或技术秘密法保护）；还有一些甚至是公有领域内的东西，不应当享有任何专有权。由此可见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把民间文学作为版权保护对象划得很宽的一个典型。[7]另外也有些国家不仅把“民间文学艺术”范围划得较窄，而且对它提出了特别的保护条件，例如，特利尼达和多巴哥1983 年颁布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草案对于具有什么条件的作品才能称之为“ 民间文学艺术”规定了三个标准：第一，该作品必须已存在100年以上；第二，该作品必须能反映特利尼达和多巴哥的民族文化；第三，该作品必须是特利尼达和多巴哥版权法中不保护的作品[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2年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示范法条》（以下简称《示范法条》）第2条规定：民间文学表达形式包括（一） 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二）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器乐（三）活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艺术形式或民间宗教仪式（四）有形的表达形式，诸如1民间艺术品，尤其是壁画、彩画、雕刻、雕塑、陶器、拼花、木制品、金属器皿、珠宝饰物、编织、刺绣、纺织品、地毯、服装式样；2 乐器3建筑艺术形式。在我国，、科学观点等一般不属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将这些内容从上面《示范法条》第2条中去掉，余下的就可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
（二）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最初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们加工、完善，逐渐成为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群体作品，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已无法体现，而只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因此，从理论上讲，原生作品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或民族，他们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主体。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都不能成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之一，若发生对其侵权，由谁主张该作品的权利。笔者认为，中国需建立一种以私权利或群体公权利为基础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机制[9]具体说就是成立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来代为行使民族民间文化的相应权利，以切实保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族群）的集体利益。非政府组织依照法律规定成立、运作，代表民族民间文化发源地（族群）对非发源地或族群之外的人使用、利用该民族文化依法行使相应许可行为或收取合理费用，代表参与诉讼、仲裁等活动。其收取的费用用于该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种模式类似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见我国《著作权法》第八条）。实践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中国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等已经大大促进了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影响，其运作方式可以为保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关人的权利
第一、原始版权人的权利。原始版权人享有的权利也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项。其中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至于为什么不授予版权人“改编权”郑成思教授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及我国对其保护方式的建议》一文中解释的很清楚：如果要求作为改编者的艺术家们事先取得许可及事后付酬，有可能妨碍民间文学作品的挖掘、发扬、提高及传播，有可能不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当然，改编者必须注明其是根据什么原作品改编的，即” 注明出处“。原始版权人的财产权主要包括其自身的使用权以及由此产生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当然，这些权利的行使只能依靠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的执行人非政府间民间团体来行使。
第二、收集、整理者的权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著作权法保护，并不是禁止人们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正常的创作活动，也不是允许任何人对其进行垄断，而是不允许本民族团体之外的人随意地使用本民族团体所遗传下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整理。只要整理者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是在原始素材基础上，由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整理人就可以对其整理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演绎的著作权。著作权理论一般都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对整理本应当享有著作权，但是第三人也仍然可以对同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整理，并就其整理本获得著作权，通过发掘、整理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授权而擅自地侵犯其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否则同样构成侵权。另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本一经发表，就视为一般文学艺术作品，按一般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其版权。
（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
著作权的保护都涉及对作品的保护期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不例外。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大多是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也有部分是作品首次发表后50年。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延续性，区域性和权利性质等牲质。笔者认为，不宜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视为已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如果某一作品被确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其保护期限应为无限。即使经过大量努力，从各方面以大量事实考证出该作品确切的作者，也不能认为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等同于一般作品，因为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已溶入了群体智慧，带有某个民族或群体的特征或风格。这种规定，有利于防止民间文艺遭受各方面的歪曲、滥用和非法侵害促进历史文化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甚至有利于传播中华文明。对于有的国家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从发表时起若干年，我认为其至少存在两方面弊端。首先，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来看，由于民间文艺往往经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不断丰富和充实，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存在从萌芽时开始计算，还是从发展成熟时开始计算的矛盾，实质上失去了其起算的时间点，因而，若干年后的终点也就无从确定。其次，若干年也比较难掌握。如将若干年的保护期规定的太短，等于对此没有加以保护，因为民间文艺大多需要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或最终趋于成熟；反之规定的太长了，若干年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其规定的意义。综上所述，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应规定为无限。
注释：
[1] 郑成思《版权法》第162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 郑成思《版权法》第162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3] 《人民日报》 2005-05-12.
[4] 郑成思《创新之“源”与“流”》，载《人大复印资料》第2002年第8期，第62页。
[5] 韦之、凌桦《传统知识保护思路》，载《人大复印资料》第2002年第8期，第64页。
[6] 唐广良 《三大主题的关联性》， 载《人大复印资料》 第2002年第8期，第63页。
[7] 郑成思《版权法》第125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文学艺术领域范文5
用着作权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现行法依据在于《着作权法》第6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着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时至今日,也未曾见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使得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对象、保护方式不甚明了。以至于面对《着作权法》第6条我们甚至无法断定着作权法想要设立特殊着作权权利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纳入其保护体系内,还是想要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形式来保护。另外一点,着作权法中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一表达方式,那么保护对象就被限定在符合着作权要求的作品形式的民间文学艺术。如此一来,不构成作品的一部分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就被排除在着作权保护体系之外了。显然,这样不完全的保护方式对于日益重要和体系化的民间文学艺术而言是不够的。
支持采用着作权保护模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首先,着作权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客体具有相似性。着作权保护的对象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所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保护客体从广义上来讲都是人们的文化创造,并且大部分可以通过文字、图形、行动等一定的表达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和着作权作品之间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着作权法中已有的相关原则和制度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这样可为我们节约大量的制度转换成本〔6〕167。
其次,就保护的内容来讲,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从WIPO处于2006年10月起草完成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草案》所列举的看来,在于:承认价值;促进尊重;满足各群体的实际需求;制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文化的滥用;赋予各群体权利;支持习惯做法和群体合作;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激励群体创新与创造;促进思想与艺术自有、研究与文化的公平交流;有助于文化多样性;促进社区发展和合法贸易;预防无效的知识产权;增强确定性、透明度及其相互信任〔7〕1。通过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着眼点在于对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保护。这一特点在结构上与着作权的一体两权的保护相同,在目的的实质上因为客体的近似也极为相似,如发表权对应是否公开的自主选择、署名权对应指明来源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对应不被丑化、任意篡改、歪曲使用、得到尊重的权利,以及一系列的财产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合理利用,有限度公开和使用。WIPO也认为,“版权保护(可或防止他人复制、改编、向公众广播等财产权利,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似乎能够很好地满足本土居民和传统群体的许多要求和目标。版权制度下,针对使用传统文化表达,规定了版税的取得或损害赔偿的补偿方式,也符合了特定的要求和目标。”〔8〕35最后,着作权的自动保护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着作权采取自动保护原则,可以免去主体为申请保护而承担的复杂的程式与手续,从而提高保护的效率。从实践上来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版权保护,因此,采用着作权保护模式有利于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国际协调〔6〕167。
笔者认为,着作权法的保护模式虽然相对于上文分析的邻接权保护模式、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等有一些优点,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特点,着作权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完善的保护。采用特殊权利的保护模式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二)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特别的权利保护模式是指将民间文学艺术从着作权中分离出来,不再将民间文学艺术生硬的纳入作品的范畴。这种保护方式以1982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为典范,同时也在多国得到实践。着作权法的创立就是为了满足现代工业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创作作品和出版等问题,服务于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想要解决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问题〔6〕167。着作权法创立的思想基础在于“劳动价值论”、“自由意志理论”等,发展到后来才引入公共利益平衡之类的完善,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更是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一项并不是为此创设的制度如何去完整包容它要保护的对象。
特别权利保护模式的更优性主要在于: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具有永续性的特点,而传统着作权客体保护在利益平衡的要求下是绝对有限的。有学者认为回顾版权法及其历史,版权法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无限期保护的版权不是一个不可以突破的障碍。但是,着作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在法律拟制上具有时间上的有限性,其原因在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从着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来看,为了文化的更好的持续性发展,着作权人不可能获得永久性的权利,一项作品最后必将归于公共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而言,其本身就处于公共领域中,对它的保护更多意义上是寻求对它的尊重,维持其存在和发扬,而不是给予它封闭性的垄断的权利。并且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会有所发展和变化,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要持续性。这是着作权保护所不能做到的。
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群体性与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多为一个区域的族群,是以区域来划分的,并且包含着这个区域已经逝去的那些人们。不仅具有群体性,而且有绝对的不确定性。一项或者一系列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都是由一个特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产生这一质变的度很难把握,在实践中无法确定出完成该质变的人。即使找出来也不能忽略完成量的积累的人,更而况民间文学艺术产生之后还有长久的发展完善过程。故而,这是一个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权利主体。与着作权确定的主体形式有冲突。虽然可以建立人制度,但是这终究是一种制度设计,不可能否认在权利主体上的现存冲突。而且人制度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怎么解决与行政的关系,是纳入行政体系还是行政指导;人如何反映群体的权利要求,保护群体的合法权益;当涉及现实利益时,如何分配利益等等。如若引入人制度,将会使着作权法更为混乱,不若在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中进行构建。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范围大于着作权的客体。着作权的客体必须以作品形式出现,不能完全涵盖民间文学艺术。正如上文所列,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多被分为四个方面:口头的表达、音乐的表达、行动的表达、有实体的表达。这其中有很多不能纳入作品的范畴,如传统仪式是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具有作品的性质。当这些不属于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不能被着作权客体所包含的时候,采用着作权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必然会有缺漏。
第四,对作品的着作权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宗旨,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相比于更注重于维系和传承。
诚然,特别权利的保护方式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是影响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假如每出现一个新的保护对象就设立一种新的保护制度,势必是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越来越复杂。二是建立一种新制度的立法成本较高。三是专门制度的执法成本也高,这主要源于人们对新法律的不熟悉。四是专门制度保护的国际化困难较大,很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9〕51。但是笔者依然认为,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知识产权发展过程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智力成果快速扩张,知识产权体系在全局上是一个在不断扩大的体系。因此,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而言,为了使对其的保护更加完善,适合于单独成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再者,1982年示范法便已经提出了特殊知识产权的理念,同时也在多国开始了立法实践。同时,其余国家或是在着作权中如异类般规定民间文学艺术,或简单的参照一些国际公约来保护,或利用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来规制,都没有一个系统的体系。通过分析,这两种保护模式的主体、客体、价值、保护方法、对象特征上都有较大差异,此特出着作权不如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平行的新型知识产权更能合适的满足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需要。
文学艺术领域范文6
(一)价值
1．历史价值不管是什么样的民间文学艺术，我们都可以通过对其特定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从而了解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族群中的人际关系及生活习俗。例如在昆曲《牡丹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家庭结构，以及长幼尊卑、界限分明的人际关系，认识到当时的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的看重，这些历史都令人感到无比生动鲜活。再比如通过对纳西族东巴纸制作步骤流程的了解，我们可以从中见识到纳西族人的智慧，了解当时的纳西族的生活文化发展水平。同时，通过了解东巴纸生产者、制作者的技艺传承以及他们不同的人在东巴纸生产流通过程之中的作用和地位，又使我们认识到纳西族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些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内容。作为一种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文化活动，民间文学艺术反映了特定时期民众的集体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应当指出，上述定义当时是针对民族民间文学而言的，民族民间文学多以口耳相传为创作和传播方式，于民众的世代传承中产生发展，是对人们的生活文化和思想情感的反映。而考虑到民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它的某些特征可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
2．文化价值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的民间文学艺术对人类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它对于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杰出才智和聪明创造能够进行鲜活生动的记录，它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每个种群或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重复、无法替代的独立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创造性和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价值，它们都是具有自身特有价值的独特文化传统，而这也正是民间文学艺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3．现实价值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体系之中，除了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之外，还有科学价值、经济价值等现实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跨越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纵向的时间维度来审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现实价值则是在当前时期，在现实社会空间中看民间文学艺术，就会发现其必然具备真、善、美的价值，就会发现民间文学艺术应用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民间文学艺术的科学价值一方面是指许多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如分布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藏药、苗医药，其本身就含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因素成分，这就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民间文学艺术较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多、更鲜明的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跨学科的知识属性。而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价值是指:以做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抢救为前提，将其进行经济资源化并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而这同时也是开展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重要立足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以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出发点，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合理适度的商业化开发也会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长远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客观来说，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为代表的现行知识产权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创新，但却导致了以穷国向富国、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为方向的全球财富转移这一严峻现实。很多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生计所在，其保护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民间文学艺术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长期传承的知识，是构成这些族群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石，传承这些知识的人们理应获得尊重并享有分享利益的权利。如今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左右文化活动，导致文化被商品化;对文化多样性由于文化的标准化发展趋势而遭到破坏;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由于工业文明的急剧发展以及后工业文明的来临到遭到不断破坏等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困扰了全球文化的健康发展，人类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好这些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现有的发展成果被吞噬。因此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只是那些持有人的责任和义务，富国和强势群体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它既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摆在我们国家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内保护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正式出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之中的一部重要法律。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提供了新的依据，进一步深化了我国文化领域的法律内容。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整体上属于行政法性质的保护，仅以国家或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为权利保护的主体，而将民间主体作为从属的被管理者来对待，因此并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创造传承者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我国目前对于民间文艺的保护方式主要是以行政措施协调为基础，使各方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这样虽然可以从各方面多层次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但却仅局限在公法范围内，并未涉及民间文学艺术的私权保护，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观点，民间文学艺术往往是一些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生计所在，其保护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民间文学艺术是这些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长期世代相传的知识，构成了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石，传承这些知识的人们理应获得尊重并享有分享利益的权利，如果仅从行政层面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却忽略了创造并将成果历代沿袭下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主体，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就很难称得上是长远、可持续的。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