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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1
关键词：山东梆子艺术 《古城女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价值 保护
上世纪30年代的山东一座古城隍庙外，织锦店的女店主为完成一个青年的临终托付，答应替他到城隍庙送怀表，于是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和一个扮成买烟女的员对上了接头暗语……“请问你，几点了？”“表摔了，针停了。”“你拿一个坏表有何用？”“上有罗盘指目标。”……一场名为《古城女人》的山东梆子剧，引人入胜、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一次次把观众带入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古城女人》是山东梆子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其唱腔优美、激昂高亢，深受老百姓喜爱。故事描写了1937年山东一座古城内，织锦店女店主陶贞兰一家人面对日寇暴行，从最初害怕到舍命抗争，完成了一件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演绎了一段大义、大情、大悲、大爱的感人故事。
该剧与以往抗战题材有所不同，首次把视角对准抗战背景下的普通中国女人。通过一个普通女人思想历程的变化，揭示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抗战必胜的深刻主题。
1、以个性鲜明“小人物”取胜
《古城女人》以个性鲜明“小人物”取胜，这部戏在塑造人物上很成功，人物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普通大众，是在写“小人物”的事迹。剧中人物形象鲜明，人物塑造多在剧情的悬疑推进中完成，比如“送怀表”、“乞丐抢表”等等。我觉得本剧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入手，塑造了一个普通女人经历了生与死的磨练，从一开始的惧怕，到后来变得视死如归，最终被唤醒成为一个敢舍家、敢舍命的平民英雄形象。作者没有刻意拔高人物，而是写了她的儿女情长和家庭纠纷，将主人公还原为普通人。这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2、剧情此起彼伏：重温抗战大背景
一座宁静的古城，一个普通的织锦店，这是剧中基本的背景。日寇的枪声打破了沉寂，剧情由织锦店的女主人为青年人送怀表而开始，一连串的惊险由此引发……山东梆子《古城女人》悬念迭出、引人入胜。《古城女人》以其厚重的抗战题材、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唱做俱佳的表演赢得观众的普遍认可。
一开场，剧作者就把人物置于“日寇盘问”的紧张态势中，陶贞兰的慷慨直率、孟账房的胆怯懦弱、杨树堂的玩世不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通过一段设计巧妙的对唱勾勒得十分清晰。接下来的“送怀表”中，编剧又设计了“藏有情报”“乞丐抢表”“日寇截获”等几番转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当陶贞兰被抓捕时，她面对一个“两难”的境遇，一边是与自己见面的人将惨遭屠戮，一边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如何选择，摄人心魄。故事走向扑朔迷离、人物塑造层层深入，就连转场的安排、过场的处理都能看出主创人员的良苦用心。
3、角度新颖：小人物书写大情怀
《古城女人》以“小人物”为视角，不像之前很多作品选择大事件、大人物着手，而是从一个普通女人陶贞兰的思想、情感转变入手，诠释大爱、大悲、大情和民族大义，正是山东梆子《古城女人》最夺人眼球的亮色。
该剧以抗日题材为背景，通过织锦店女店主陶贞兰一家的遭遇，讴歌了一位平凡伟大的古城女人，书写了在的岁月里，普通中国人从无知到觉醒，从漠不关心到成长为一名抗日战士的心路历程，这也是女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一个重要过程，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从普通人的视角看抗战这段历史，会更加的刻骨铭心，更加让陶贞兰的形象长留人心。在突出重点的情况下写了一个群体，情节饱满、悬念丛生、视角独特、富有新意。
抗战题材的戏太多，所以要想出众不好写，但《古城女人》这个剧让我们眼前一亮，该剧选取的切入点非常“另类”，不同于以往“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而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织锦店女店主的形象。试想，侵略者凭借快枪利炮都不能让一个柔弱的普通女人屈服，又怎么可能征服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正是该剧视角独特所在。
4、敢于突破：新理念催生好作品
山东梆子《古城女人》，舞台处理空灵、大气，演员表演细腻流畅，转场衔接行云流水，时代特征和人物特色鲜明，梆子的艺术特色与剧情走向、人物逻辑圆融得恰到好处，整台戏班底整齐、唱做俱佳。我们可以看到《古城女人》在创作中不搞大制作，演绎中场面调度、灯光美术不喧宾夺主，所有舞台手段均为塑造人物服务。比如，为凸显人物的情感变化，作品中安排了戏曲中常用的对唱、背躬，还特意安排了“吹唢呐人”串场，以他的视角带出时代变迁和苍凉之感，这也体现了山东梆子的声腔艺术，琐呐是吹奏的主要乐器，它特点鲜明，可独奏、领奏，在梆子戏中作用很大，不可缺少。所有的舞台处理，既不游离于剧情又不脱离戏曲艺术的本体。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2
【关键词】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风格；地域主义
在现代建筑历史中，地域主义设计倾向可追溯到西班牙建筑师高迪。但地域地域主义并不是当代世界的产物[1]。以西方建筑历史发展为例，无论是哥特建筑还是文艺复兴建筑，其实都是融合了地方传统建筑特征的建筑现象，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构成一道富有时代性的建筑文化景观。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与建筑形式一方面较好地满足了二战后重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对功能、技术和经济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对自然环境、历史文脉与人文精神的忽视。许多建筑师开始拒绝对现代主义形式的直接模仿，开始致力于在现代技术、现代功能和现代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对地域性建筑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这就形成了当代国际建筑潮流的一个重要倾向――地域主义。而地域主义的产生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是全球化带来的建筑文化趋同化的逆反应。地域主义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现代主义“国际式”风格的无限蔓延，竭力将地区历史文脉纳入到建筑设计的理念范畴，但同时也造成了片面的“仅仅采用符号、象征和抒情的、浪漫的和通俗的地域主义形式”[2]。这就为批判的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从场地地形地貌出发，对建筑形态进行建构，是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创作的重要手法。[3]在此，结合地域主义与批判的地域主义三个方面的特点，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解读分析。
（一）装饰符号的运用
地域主义关注的是建筑所处的地方文脉和都市生活现状，但地域主义往往将传统的文化形式作为符号，从历史中抽取出来用于新的建筑中。而批判的地域主义认为简单地从地区文化中提取象征该地域的传统符号作为建筑设计的手法是一种拙劣而幼稚的形式主义。因此批判的地域主义试图从场地、气候、自然条件以及传统习俗和都市文脉中去思考当代建筑的生成条件与设计原则，使建筑重新获得场所感与归属感。
黑川纪章先生在《共生思想》[4]一书中总结了与地域性建筑设计相关的设计手法：①在使用历史形态的同时，引进新技术、新材料。②将历史传统形态分解后，再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表现手法。③将历史象征、历史形态中所存在着的看不见的思想、审美意识、生活方式等，作为现代建筑表现的手段。这样一种从建筑形式出发的地域主义理念达到了延续地方文脉，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建筑材料运用
现代主义建筑打破了人们对于文化建筑就应该有典雅的外貌、安静的环境和使人肃然起敬的气氛等等概念。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大胆保留了素混泥土的建筑肌理，将结构部件和设备管道外露于建筑外部，这种过度的工业审美倾向造成了人情味淡漠，没有艺术性的建筑风格受到了人们的责备。
地域性原则体现在建筑对不同气候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建筑材料的使用也体现出这种地域性原则，我国南方贵州山区民居，建筑就地取材，主要以石材建造房屋，建筑的墙，甚至屋顶的瓦片都采用石材。现代建筑设计大师赖特设计的“西塔里埃森”建筑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设计原则。该建筑就用当地的土、木材、石材和水泥建造，并使用帆布等材料遮挡强烈的阳光，在需要通风时打开。建筑中有许多厚重的墩子、矮墙等，与沙漠的荒野连通一气，形成一个充满野趣的建筑物，好像建筑是沙漠中生长出来一样。
（三）民族意识的觉醒
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那些拥有独特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开始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人们开始关注地域文脉的传承，城市文脉的延续。在文化领域中，外来文化与本土审美意识的融合受到了格外关注。
现代景观设计不仅仅意味着合理解决功能问题和构筑和谐的户外空间，它还是传递传统文化和融合当代文化的实践方式。如果说现代主义体现的简洁、纯粹的建筑空间，那么地域主义建筑体现的不仅仅是时间与空间、人与自然的有效融合的空间构成，更体现了将时空因素纳入到建筑设计的理念中。因为不论是地域主义还是批判的地域主义所关注的归根结底还是地域文化中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脉的延续，那些通过新手法和新技术将地方传统文脉呈现出来的创作追求和创作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记忆，同时也将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可追溯当地文脉的空间场所。这种将时间轴纳入到建筑设计理念中的手法，理应是地域主义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之一。
（四）结论
一个具有地域主义的风格理念的建筑景观，它应该是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的，同时也是根植于此时此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犹如《空谷幽兰》一书中，一位隐士说的话：“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寻求的都是不变的东西，我们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这样一种“生于斯，长于斯，属于斯”的地域主义建筑理念，首先强调的是“生于斯”。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地方的地理环境，设计师设计的建筑景观作品应该是唯相应的地形所拥有的。要让参与者能够强烈地体验到这个建筑是从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它的结构体系和空间组合就是为这里的地形环境专门设计出来的。其次是“长于斯”，万物生长都依赖于它所处的环境，不管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同样对于地域主义的建筑景观来说，要想让当地居民接受它，认可它，必须把当地的历史人文脉络融入到设计中，这就要求设计师了解建筑所处地区的风土民情，建筑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及当地传统建筑空间结构。在“属于斯”的理念中，强调的就是通过对当地建筑材料的运用，一方面减低建筑造价，另一方面加强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符号的运用。使建筑不仅在空间结构和形式表现上与当地文化相呼应，同时以建筑材料来向独特的地域文化致敬，表现了建筑与环境的高度契合，也体现了回归自然的地域主义观点。
在经济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在共享新型建筑技术的同时，也面临着城市文化的趋同化所带来的城市面貌“千城一面”的后果。作为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在这一场“现代与传统”的设计思维的较量中，又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先生在他的毕生著作《共生思想》中提到：如果不存在唯一的、普遍性的建筑理想形象，那么建筑师就必须首先是自己文化的表现者。同时他还提出：建筑师根据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冲突，对话与共生，也是可以创造出新的建筑形式的。这无疑为今天的建筑设计指出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也为地域主义建筑的实践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参考文献：
[1]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2]邓庆坦 邓庆尧. 当代建筑思潮与流派[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3]沈克宁，批判的地域主义[J].建筑师，2004（04）
[4]黑川纪章，共生思想[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987年第一版）
作者简介：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3
关键词：和而不同 仡佬族民族文学 文化身份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逐步突破传统民族文化羁绊，创新地将民族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熔铸到中国多样性文化建设中，积极地完成民族文化的当代构建，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主题呈现鲜明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色彩。在社会学家鲍曼看来，在一个充满“他者”的个体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纷纷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突破对原有民族生活的局限，以人性的反思、人性关怀走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人类生命状态进行真实的剖析，不仅展望本民族的未来，也关切人类的集体命运，这是对狭隘民族文化的拓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民族作家在经历了文化混杂化的痛楚后的无奈选择，其实却可以从此“混杂化”中看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选择，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在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
传统文化的反思、女性意识的觉醒等主题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体走向，这样的思考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之根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羁绊的双向抉择中走出的创新之路，是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转换与重构的结果。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属于典型的以“自我”与“他者”混杂视域审视传统民族文化范畴。80年代回族作家霍达在《穆斯林葬礼》中以混杂视域揭示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路历程。2005年第1期《当代》刊登了仡佬族当代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讲述了一个由于水泥厂的污染导致桥溪庄男人死精、女人气胎的乡村苦难寓言。桥溪庄的人们默默承受苦难的人生，没有反思，更没有去抗争以获得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选择在愚昧中自救，或者渴望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这里似乎模糊了这群人的民族性，但这样的行为选择带有深深的民族历史痕迹。作者在此深刻反省民族曾经的历史，道德主体是民族，仡佬族人在曾经的历史中正是以包容甚至退让以保全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保住自己的生息之地。妻子的背叛、外人的夺妻之恨本是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在对孩子的极度渴望中陈小路释然了，他对兰香的理解，一方面展示了仡佬族人懦弱的负面精神与性格，另一方面却是族人宽容本性的释放，回归了他们骨子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同样的思考在《傩赐》中也能看到，“一女多夫”荒谬的婚姻现象在远离平原的高山上存在着，那里的太阳是白色的，那里被漫天的白雾包裹着。在此，关于人性、道德等命题，作家的思索是极其痛苦的。高山、贫穷一直是仡佬民族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如斯生存境况所带来的痛苦在族人的心里已经深深扎下根。伦理道德在此似乎失去了审判的力度，因为生存成为第一要务，贫穷面前的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在强势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强烈对比中，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作家们对文化弱势状态感受颇深，只有回归传统文化并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自己的民族根性，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回归母文化，不得不主动反省母文化并吸收新文化，以所构造的“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身，完成在“和”之下的自我观照，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选择。
对女性的关注是仡佬族当代文学的又一突出特点，同样呈现出民族文学主体“和而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根据肖瓦尔特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以女性自身角度关怀女性的生存状态，摆脱男性角度的束缚，才是女权主义的要旨。当代仡佬族文学中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肖勤《暖》、《云上》、《我叫玛丽莲》等作品刻意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用她特有的细腻心理体验在逼仄生活中苦苦挣扎生存的女性的心理，并用“花”去进行比喻，有时甚至直接用花来进行指代，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意味的符号，表达了她对底层生活女性的人文关怀与悲悯。仡佬族作家除去对女性的关怀外，更将对民族之根的眷恋寄予女性身上。《寻找丹砂》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我”对丹砂先天的依恋，祖母于丹砂的痴迷，堂祖公“存丹砂在心”等，其实是对祖祖辈辈开掘丹砂的仡佬族人的根脉延续。传统仡佬族中女性承担的使命远远重于男性，与男性一样劳作同时承担养儿育女的重担，但是在民族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当代作家在对传统文化反思中深情地关注其生存状况，更关注其精神灵魂状态，追求人类存在的普遍本真性意义，明显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仡佬族作家并未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仅停留在对女性的关怀上，而是立足于女性与儿童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更深层次的人性反思。在仡佬族的民族历程中，生存问题是最能触动人心弦的那个话题，在生活的磨砺中形成的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是支撑族人走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了活着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的价值由此变得虚无，每个个体被永远束缚在生命的链条上，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生命本应具有的许多东西。当代仡佬族文学希望用如斯生存困境与精神磨难提醒族人永远铭记曾经的历史与顽强的民族精神。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凸显族人生存状态的同时，突破了种族的局限，淡化了单纯族人与人类一般性之间的差异性，从关怀民族个体生存状态，民族命运走向上升到人类集体命运的层面。赵剑平《獭祭》、《困豹》，王华《家园》都展示出人类家园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痛苦，用《困豹》中的话来描述：“我们的天空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窄，越来越老化，我们的长江水再不是清亮纯净的。而是又浑浊又恶臭。”[2]作家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撕裂的担忧拓展到对整个族类、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恶化的痛苦思索。张承志（回族）、孙健忠（土家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朱春雨（满族）、扎西达娃（藏族）、阿来（藏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都在思索类似的主题，为了追逐生存的利益，人类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曾经相亲相近的自然会对我们反扑。我们未来的路在哪里？这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共同发出的心灵质疑之声。具有现性意识的作家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时，不约而同地将解决问题的期盼投向民族文化，温情地缅怀传统文化曾给予人们挽救生存处境的智慧，释放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显现超强的生命力以及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以此来实现民族文化自身的当代转换与重构。《家园》中描绘的那个人人友爱共处，山川水木、花鸟虫鱼和谐共生的“安沙”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杀戮，有的只是蓝蓝的天，碧碧的河，翠翠的山和淳朴的人。作者描绘的图景，正是仡佬族本着“和合”精神所创造的美好家园。从字里行间投射出的对“安沙”的怀念，何尝不是对“和合”精神的留恋。
混杂性状态是当下民族文化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走向了“文化同化”或者“文化一体化”，而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有意识地保留了与本民族文化观念相近的观念，改造原有的民族文化观念，弥补了文化间的嫌隙，在“第三空间”催生新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混杂化状态下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方式，“和”指的是混杂性状态下多种文化彼此间的交融渗透，“不同”强调的是在文化外壳相似的情况下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就仡佬族文学而言，走向“和”是以包容并蓄的心态接受汉民族与其它民族文化因子的渗入，坚守“不同”是对本民族“和合”精神、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固守与传承，“和而不同”成为新时期仡佬族民族文化续存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仡佬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表征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混杂性特点，同时也显现了民族文学主体在混杂性状态下构建文化身份“和而不同”的方式。新时代、新境遇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混杂性是时代文学不可回避的特性，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民族风情、民族服饰的渲染等方面对“民族特色”作表面的、浅层次的描绘，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反思民族文化根性，以包容并蓄的态度批判地接受它民族文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把民族化和现代化、把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续存的新型方式。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幕克因其创作中“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而获得赞许，他还明确表示自己创作的理想就是追求文化的混杂性：“我相信混杂化是新生活的模式”。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由于生存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中，于矛盾和冲突的文化碰撞中创造、构建着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身份兼具“既是此又是彼”和“既非纯粹此又非绝然彼”的特性，同时身陷于文化转换动荡而痛苦的过程中，但正是在这种弥漫性的文化转换，为民族作家获得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宝贵视角，将他们置于“混杂性”空间中，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从而实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这是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混杂性理论对文化身份的认识，也是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对当今世界文化批评的意义所在。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4
关键词：社区研究；社区教育；模式
收稿日期：2006―09―15
作者简介：赵爽（1976-），女，汉族，辽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农村教育。
一、社区与社区教育：概念是否相通
对国内社区教育研究的考察，发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社区与社区教育具有毋庸置疑的联系。对于社区以及社区教育概念的使用也处于想当然的随意状态。因此，从理论上对社区以及社区教育的概念进行澄清是必要的。
(一)社会学中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区定位
“社区”是社会学的核心词汇，很多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过界定。学术界认为最早提出“社区”一词的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他的著作“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1887）被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语时,把德语Gemeinschaft翻译为英语community。与Community一词对应的汉语词很多，公社、团体、共同体等。我国存在该书不同版本的翻译，《社区与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认为“社区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团体。”将社区视为特定的人类群体，这种界定没有体现现代社区所具有的地域含义。
此外，法国人类学家雷蒙•布东在其《社会学方法》一书中按照范围把社会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社会整体”、“个体”、“自然单位：群体、机构、社区”。这里的社区在范围上不仅指特定的群体，还隐含了群体生活的时空特征。
虽然德、法社区在先，却未直接影响中国。“社区”一词来到中国，与中国早期社会学者与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往来密不可分。上个世纪30年代，确切地说是1932年，受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先生来燕大讲学，在“集合行为”和“社会学方法”两门课中将芝加哥大学通过田野调查方法针对城市社区进行的研究介绍到中国，派克将其方法称为communitystudy。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学生将community译为社区。可见，从词源的角度看，中国的社区一开始就与美国的社区研究一脉相承。
来自美国的社区研究恰逢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之萌芽。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首先需要方法论支撑，从社会调查向社会学调查实现了这一转向。从调查目的来看，社会调查意在服务于社会；社会学调查意在了解社会历程；从调查内容来看，“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会学调查的中心是理论；从调查的方式来看，“社会调查比之照相”，社会学调查比之电影。而社区研究正是社会学调查的核心。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⑥社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田野调查验证某一社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因此，理解社区在中国的含义必须首先明确几个基本前提。第一，社区是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作为方法论被界定和应用的；第二，社区是相对于抽象的社会而言的，因此是具体的，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成为认识社会的一个微观单位；第三，社区研究具有人文意蕴和文化内涵。本土社会学的形成过程其实质是以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文化中构建起来的。总之，社区是个情境词，从引入之初就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社区也是个历史词，在方法论意义上不断改进。
(二)用社会教育注释的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同样是个外来词。一般认为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成立的社会教育委员会是社区教育开始的标志。若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试验计划，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当前的社区教育研究，并不具有相同的概念基础。研究者不过是在概念相通的意义上将各国教育与社会融合的不同形式等而述之，比如将北欧的民众教育、日本的公民馆等社会教育办学形式视为社区教育，强为社区教育进行比较。因此，从词源的角度看，中国的社区教育源自美国communityeducation，从思想的角度看既有国际社会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而在形式上却汲取了各国社会教育模式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可见，从研究的角度看，社区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界限并不清楚，研究者更多的是用社会教育来解释社区教育。在我国，由于政策导向的缘故，社区教育有包含社会教育的倾向，而在理论研究中，社会教育无疑是包括社区教育的。这种矛盾还需要政策与理论研究不断调和。
作为不同时期引入的外来词，社区教育中的“社区”与社区研究中的“社区”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这与当前社区教育研究中想当然地解释社区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社区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利用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社区研究的相关成果无疑会在研究的视域和研究的方法方面有所获益。
二、社区教育模式：理论与实践是否相通
社会学认为“模式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示和解释方案”。有人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界定模式，认为模式就是“事物的结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组合，形成具有一定功能价值的组合形态。”任何模式其实都是人们对实践的解释，这种解释建立在人们特定的认识基础上。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各国社会教育模式，可以了解各国社会教育发展的原初动因和影响因素。
（一）各国社区教育模式分析
在介绍国外社会教育模式时，人们经常引述美国、日本和北欧国家的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形式。认为各国社区教育模式各异：美国以社区学院为代表、北欧以民众学校为代表、日本以公民馆为代表。这种认识属于事后归类，并不能透露出社会教育发生的历史缘由。就好比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思考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历程才能有助于本国现代化发展一样，单纯地面对现代化国家的现状无益于自身的成长。
1.美国的社区教育模式：民众自主开发模式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新大陆的开发是由具有不同信仰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进行的。因此，在教育方面也汲取了各地移民原有的传统，并形成有利于新大陆整合的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形式。新大陆的移民们“无意识地肯定一切机构都做教育工作，都能够培养信仰、文雅和学识三种移民必备的素质。”美国知识界关于社会是一所大学校的理念与人们生活中对社会之教育功能的认识一脉相承。美国社区教育模式正是以此种传统为基础的。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机构以体现教育性为追求：“教育性教堂、群居式街道文教团、救世军……它们都自命为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机构……”；美国“20世纪教育机构均如19世纪的教育机构一样倾向于把自己描述并因而想像为社区性的教育机构，教育的赞助者也成为私利的、商业机构更为广泛地运用向公众表明自己是社区性教育机构的手段。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为大众举办讲座讲授如何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什雷酿酒公司向公众讲授酒后驾驶的危险性；美国电话及电报公司也在报纸广告中声称，该公司通过电视推行实施教育规划，且此教育节目不受商业广告的干扰。”
可以说，社区教育是美国社会教育思想的凝练。从这块新大陆建设之初，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社区的形成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的不断扩大成就了美国的社区教育模式。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社区学院不过是社会教育体系中的新亮点，更可以说是社会教育趋向正规化的体现。
2.日本的社区教育模式：国家主导模式
与美国社区教育模式具有普遍的教育思想基础不同，日本的社会教育主要是由国家促成的。无论是战前的教化政策还是战后的重建政策，都体现出国家的强势。特别是战后终身教育思想与日本战后重建的决心不谋而合。终身教育思想以及社会教育思想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日本《社会教育法》第20条指出：“公民馆的目的是为“市镇村及其他一定区域内的居民，开展各种有关适应实际生活的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从而谋求提高居民的教养，增进健康、陶冶情操、振兴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作贡献。”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将公民馆视为综合性的文化设施，具有多方面职能。公民馆的设置使日本的社会教育成为实体性的存在而成为日本社会教育的代表性模式。
3.北欧各国的社区教育模式：民众启蒙模式
通常认为北欧各国的社区教育模式以民众教育为依托，因其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因而也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但在北欧各国，瑞典、丹麦和挪威，社会教育却是面向成人展开的。各国因为历史背景的不同，社会教育目的有所不同。如：丹麦由于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希图通过教育唤醒民众民族意识之觉醒；而瑞典却希望通过民众教育拓展成人学习的机会。民众教育就是因此成为北欧社会教育之代表的。
（二）社区教育模式开发需要理论支撑
上述三种社区教育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国社区教育虽然起始时间不同，但都是某种教育思想普及所促成，比如美国的大教育思想的泛化；日本教化思想与终身教育思想的融合；丹麦教育启蒙思想的普遍认同。可见，社区教育模式开发需要以大众对教育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为基础。
1.教育思想基础：从社会教化到终身教育
教育思想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便在国家交流日渐增加的现代社会，国际先进教育思想的引进也是在与传统教育思想的调和、摩擦中被进行解释的。
从大众对教育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社会“重教”的传统在国家现代化初期被赋予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仍主导着中国大众的教育选择。这使得终身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官方行为。另一方面，教化育人的传统在国家从伦理本位社会向建设法制社会的转轨时期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为。因此，引导、启发国民的教育意识的觉醒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2.社区研究与社区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任何学科的方法都不是从一而终的，因为方法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总要依托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必然具有历史性。方法论意义上社区的内涵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事实上，促成这种变化的问题――小社区研究能否透视中国大社会，从方法确立之初就存在，也就是社区是否具有社会代表性的问题。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代表了社区方法论内涵的变化：1920s-1940s，在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的认识下，小型社区研究开始繁荣；1950s-1960s，社区代表性受到质疑，大型社会史和社会结构分析取代了社区研究；1960s-，社区研究经受了方法论的反思，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启了国家社会关怀的社会史叙述研究。①
对于社区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问题的回答实质上是不断寻求社区之社会代表性的解释。如果用图形来勾勒社区内涵的变化，最初，社区是一个封闭的圆环，历史、国家、社会不在社区场景之中；当这种封闭性受到挑战之后，社区在时空坐落中与历史、国家、社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社区也因此失去了方法论意义；但作为探究复杂社会的方法，社区研究中内在包含的田野调查法并未失去应有的魅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区成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超越了最初作为方法论单位的功能内涵。
三、社区教育模式开发展望
对于社区方法论含义的阐释以及各国社区教育模式的分析为社区教育模式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托和方法依据。
人们将当前国内社区教育模式总结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连动型社区教育模式；以中小学校为主体活动型社区教育模式；以社区学院为载体综合型社区教育模式；以地域为边界进行的自治型社区教育模式；以社区小众传媒为平台的媒介型社区教育模式。
从上述各模式能够回答的问题的同质性来看，这种归类是按照社区资源开发方式进行的。每一种模式都回答了谁开发、开发什么以及如何开发三个问题。然而，进一步的追述会发现，各种模式都是在行政主导之下的。街道办事处本身就是政府的一级单位，中小学的办学主体也是政府，社区学院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难以形成，而地域边界与行政边界几乎是重合的。政府主导模式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不能超越的历史阶段，也符合后发现代化地区国家力量的强势。但以政府为主导开发社区教育难免造成社区教育模式单一化的局面，社区方法论内涵的转变能够带来如下的启示：
1.社区的方法论内涵可以解放我们将社区教育视为区域教育的狭隘思想，与其说社区教育是一种教育模式，莫不如说它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因此，在社区教育模式开发的意义上，要确立“模式开发，理念先行”的原则。
2.社会变迁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使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待社区教育及其模式。也就是说社区教育模式的开发应当具有历史视野，在传统与创新中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式的模式构建。比如：超越服务于一代人的想法，做代际传承式的模式开发。
3.淡化社区模式代表性需要从政策、理论上解放社区教育模式开发中的思想障碍。从理论上看，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模式，这与当前我国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大相径庭。
4.社区模式开发不是纸上谈兵，需要基于对地方的了解，而这就需要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为社区模式开发准备充分的资料。因此，建设社区教育资源库是社区教育模式开发的基础性工作。
注释：
①此部分参考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95-96页。
参考文献：
〔1〕马姝．我国城市社区定位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以北京市LG社区为个案〔J〕．甘肃社会科学，2005，(1)．
〔2〕雷少波．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及其价值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21)．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5
关键词：动作；活动；运动；游戏；体育形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35-05
Physical Morphology Evolution: MovementActivityGame
TAN Changqing1，ZHOU Ning2，DU Chengge3， SUN Ke4
(1.College of P.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Jiangsu China; 2.Library，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Jiangsu China; 3.Tianjin Sport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School， Tianjin，300381 China; 4.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Sport development is a gradu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primitive obscure existence to a discipline. In this process， rite builds the form of expression of sport，namely， configuration. Symbol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sport，namely，expression of shap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orphology，bases on the rite culture， makes an entry wit the primitive thinking science and ontogenese of primitive culture to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rule of the early culture expression of movement and activity of humanbeings on the evolution of sport form.By the research on culture expression of movement， form of the movement experience system and the role of rite in culture analysis and game configuration，from the instinctive movement and activity to culture idea expression，from exercise and games on purpos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s’ culture symbol，the paper reveal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port expression model.
Key words: movement；activity；sport；game；physical morphology
1 体育形态与游戏的界定
体育在社会性很强的人类“劳动”出现之前，它的形态就已经开始孕育和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实现文化的演化和定型。从广义上说，军事、宗教等也可以看做人类的“劳动”形式，从学术层面上看，包括“劳动源起说”在内的体育军事、宗教源起学说，都存在不准确、不合理的地方，看不到体育形态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解释早期体育的产生原因。纵观人类的文明，体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形态发育过程。多种质态的原始文化综合体是体育形态发育的起点，社会发展产生的文化综合体的内部张力，将包括体育在内的学科形态从原始文化综合体中“外化”（外化：各学科从原始文化综合体中形态独立的过程）出来。人类的“动作”•“活动”为运动游戏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关于“动作”•“活动”形成的经验（“经验”是文化仪式产生的重要元素）建立了运动游戏的认识基础（认识要依靠经验形成），而“动作”•“活动”的社会功能与审美的丰富，构建了运动游戏的内涵体育。这两点是体育“构型”和“表态”的历史过程，也是不断推动体育形态从产生、发展、独立的文化动力。
动物的“动作”•“活动”出于本能的驱使，基本局限在表达生命存在和生存的范围之内。而人的社会性孕育以后，人成为一种文化动物，在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模塑下，“动作”•“活动”逐渐超越生命存在和生存的意义，成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表达。同时，“动作”•“活动”本身的形态也随着文明的延伸而演化。其中，一部分“动作”•“活动”经常被用来表达感性生命的娱悦和展示生命的活力，并经过“动作•活动－游戏”形态上的演化路径之后定型，形成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类型：体育游戏（广义体育游戏，主指带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和健身、娱乐目的的运动游戏）。游戏文化产生以后，在用自身特有的运动文化价值，理解生活和阐释生命积极意义的过程中，它的外延和内涵逐步在文化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体育“态”（态：文化的属性）。从动作•活动的本能，到动作•运动的文化观念－再到狩猎歌舞、祭祀舞蹈、礼祀等仪式与象征内涵的文化演变，揭示了早期体育形态的演变路径和构型与表态。乐舞、游艺的社会分化，反映了多质乐舞、游艺形式积淀和内涵脱变的游戏质态的形成过程。体育的“构型”和“表态”，即表现形式的定型与象征意义的积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并且体育文化特定象征意义的积累原因、过程比较复杂，作者对象征文化在体育质态形成中机理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从仪式文化入手，依据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用体育的人类发展源起学术观，研究体育表现形态的演化与定型过程。在篇幅上也无法展开体育象征表态的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体育游戏，在日常观念中有特定的意思，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类型，这与我们日常理解的体育游戏有很大的区别：体育游戏只是体育课上或者课外活动中以游戏的方式让学生运动起来的活动形式。其实，文中的体育游戏为广义，主指带有一定的健身、娱乐和教育目的的运动游戏，不加注释确实容易引起误解。本文认为体育游戏主要起源于仪式，而仪式的象征意义比较广泛，导致体育游戏早期的内涵也比较丰富，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如：早期文化中，猎物身中数箭的“岩画”。描绘了早期人类狩猎出征前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的象征意义随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不断演化。象征意义从“预示（狩猎成功）－教育（技能训练）－娱乐（射箭游戏）”。又如：古代乐舞《秦王破阵乐》，创作本意是歌颂李世民大败刘武周的“武功”。其内容包括音乐、朗诵颂词、战阵表演、列队操练、武术表演、杂技表演等内容，人数多可达到几百人。象征意义从“歌功（乐舞）－礼仪（国家重大事件的一种仪式）－庆典活动”。
2 “动作”•“活动”是游戏的形式基础
人类的“动作”、“活动”始基于身体的物质性，离不开人的身体，是人的自然本体所产生的。“动作”、“活动”起初不应该存在物质以外的文化与精神的气质，它只是生命的一种本能属性。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动作”、“活动”已经孕育出超越自然属性的意义，达到表达文化的程度。
2.1 “动作”、“活动”是游戏的形式基础 早期人类和动物的动作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基于自然和本能对生命存在和生存力量的表达，成为对生命存在的一种基本判断。没有“动作”的生命就意味着死亡，没有“活动”的生命就意味着苍白。这是人类保存至今的对生命存在判断的基本的文化意识。从科学的角度说，尽管这种判断存在着对生命认识上的不足，但没有“动作”、“活动”总会引起人们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联想。这种“死亡联想”已经转化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意识与文化基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东方将“动作”、“活动”演化祭祀舞蹈、游艺、庆典等仪式；在西方，将其演化祭祀舞蹈、竞技、希腊悲剧等仪式，表达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抗争意识（生命在死亡悲剧面前的抗争意识是古风时期希腊竞技与悲剧的重要文化内涵，这种“意识”通过竞技和悲剧的文化形式，还在希腊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说，这种“抗争意识”是人类面对死亡的一种“超越精神”。祭祀舞蹈、游艺、舞蹈艺术、游戏、竞技、戏剧等都是人类“超越精神”的具体化、形式化。人的超越精神是游戏、竞技、舞蹈、戏剧等反映乐观生命文化不断发展的人性动力，也是现代竞技、体育的重要文化内涵。
现代人在生命危机的时刻仍然会不自觉地用“动作”、“活动”作为标准，来判断生命的存在。因此，“动作”、“活动”对生命存在与生存力量的表达是其最基本的一层含义，丰富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当然，生活层面上的“动作”、“活动”相对于运动游戏而言，其外延宽泛，内涵繁杂，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运动游戏存在着相似性，在质态上与运动游戏还存在着性质之差。如果“动作”、“活动”不注入“娱乐”、“健康”以及“教育”的文化理念，它就不可能演化成为运动－游戏。但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动作”、“活动”，为运动－游戏的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基础，运动－游戏必然要经历“动作”、“活动”本能的发育过程。
2.2 “动作”、“活动”在“意象”表达过程中孕育娱乐、健康和教育的理念
“动作”•“活动”没有天赋的观念和内涵，它是在“原始意象”［1］导致的真实事件（原始思维研究中“真实事件”指当下发生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一种自然行为。如：性意象产生性的追逐和竞争活动。性意象是在本能的化学激素刺激下产生，并协调和控制着性的追逐和竞争的活动模式。起初这种追逐和竞争游戏并不能离开性意象独立发生，随着原始思维从“意象－动作”运作、意象－意象运作发展到“意象－概念”［1］（原始思维发展的三个重要步骤）水平以后，性的追逐和竞争可以摆脱性意象的协调和控制，独立形成两性之间表达爱情的各种游戏。苗族的跳花、佤族的打歌、白族的绕山林、彝族的跳月等就是这类游戏，其中已经蕴含了娱乐、健康、教育的文化观念。
“原始意象”逐渐被“娱乐、健康、教育”文化观念替代后，“动作”、“活动”已经能够从本能演进到主动游戏的高级运动水平。由于思维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下，游戏运动从围绕实际生活的捕猎、采摘等活动逐渐向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展开［1］。在早期的岩画上，可以看到“流淌的水中人的活动（捕鱼）”、“多种投掷射活动（狩猎）”、“ 人的夸张舞蹈（祭祀）”。经过“陌生化（日常生活动作的陌生化，源于艺术的陌生化）［2］”和“形体化（抽象理念的形体化表达，源于宗教意识的形体化表达）［3］”的形态表达后，逐渐从日常生活现出来，形成早期的竞技、仪式游戏（对宗教、庆典等仪式的总称）形态，出现射箭、拨河、角力、摔跤、投标、骑马和祭舞等军事竞技宗教体育。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角度说，东西方民族体育都应该较早地经历过竞技游戏形态的发育过程。而古风时代希腊竞技、吠陀时代印度舞蹈瑜珈、商周时代中国游艺的形态差别，应该是后来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性所导致。
在大多数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大量包含“动作”、“运动”、“游戏”（包含竞技）的元素，这是人类自我意识增强后，具象思维发育、发展表现在人类行为方式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运动与游戏，很客观上促进了人对其功能认识的发展。事实上，在希腊的古风时代、中国的商周时代、印度的吠陀时代，竞技游戏的“强身健体”和“传统教育”的文化作用就已经被人们认识。但是，运动、游戏被专门用来社会娱乐与教育则是奢侈的上层贵族们的事情，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能够承担得起社会游戏的成本时，社会娱乐与教育才能在社会中扩大范围。希腊到了城邦时期、中国大致在周代中时期、印度到婆罗门时代，运动、游戏才在社会娱乐与教育中较多和较大范围地出现。当然，少数个体的游戏活动很早就存在着。虽然人们关于运动、游戏的认识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娱乐与教育观念相对较晚。但是，这种文化观念一直伴随在群体、部落的社会性发育的过程之中，并逐步形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文化认识。
2.3 功能•价值审美内涵推动动作•活动－游戏表现形式的演进 “动作•活动”－游戏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从活动－游戏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出发，人们对游戏功能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认识。即：对运动－游戏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审美。这种价值审美观形成之后，反过来推动和固化了“活动－游戏”的功能化表达，并能强化这些功能游戏的形态发育。军事操练、技能训练、祭祀仪式、乐舞等先后从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中分化出来，形成表现形式比较独立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功能出发的价值审美，对活动－游戏演进的影响结果是运动－游戏的多向性、异质化发展，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形态。在社会实践中，军事体育、专门的技能训练、祭祀舞蹈、舞诗音三位一体的乐舞［4］等运动－游戏的形态日益明晰后，审美的异化作用推动了体育从“文化综合体”中进一步分离，还加深了人们对于运动－游戏的工具性印象（工具性印象：即指体育的工具性异化，是指运动－游戏向宗教、军事等非本体性的功能异化，而不是向教育、娱乐等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的本体方向发展）。正是功能的价值审美，使体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军事、宗教形态的发展过程，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军事、宗教、政治形态不时地、或多或少地抑制运动－游戏的教育价值和娱乐审美的本体认知的提升，和影响着体育的娱乐、教育形态的进一步发育和发展。
古希腊竞技游戏主要表达城邦精神及其政治和军事理念；古印度舞蹈与瑜珈寄托着印度人对超自然力的梦想；中国古代的节庆游戏也包含了大量政治元素（主要表达盛世繁荣）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人的本体性觉醒之后，人们才真正从教育和娱乐审美的本体角度来认识运动－游戏。人文主义教育家们更把这个时期的运动－游戏看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运动－游戏即为体育）。由于历史文化惯性的作用，运动－游戏的工具性印象一直未能从认知领域中切底消除，影响了人们对体育内涵的本体性认知进一步发展的速率。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功能的异化”对运动―游戏表现形式的稳定和固化发挥过不可低估文化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军事、宗教等非本体形态的发展，对“动作•活动－游戏”的形式形态的发展和演进是具有推动作用的，至少它们也是体育形态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体育游戏的认知基础
任何一种动作、活动要去理解和解释其它人类活动的意义和内涵，首先自身要成为一种经验，不被转换成经验的动作•活动，其自身就不可能被理解，更谈不上去表达运动－游戏的内涵。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起初是一种丰富的文化综合体，人脑在不断表达“原始意象”的过程，思维实现“意象－概念”运作，逐步摆脱意象原型的激发和制约，演化出相对独立的运动－游戏文化形式。如：生产技能游戏、祭祀舞蹈游戏、军事技能游戏等，并能实现在社会群体中交流和传承。而“交流和传承”又能进一步地使之动作•活动摆脱意象原型的束缚，形成具有稳定的社会性的运动－游戏动作体系。即：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在特定的文化质态定义下，通过“象征”构意，发展成运动―游戏。
3.1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体育游戏的认知基础 人类的神经系统构成执行生命动作•运动的自动的指挥系统，而投掷、捕鱼、围猎、舞蹈、技击等后天的目的性的动作•活动，必须依靠动作•活动的经验来完成。举重运动员如果没有杠铃重量的运动经验认知，那么，他（她）可能在试举时被杠铃重量拽倒；篮球运动员如果没有飞行的球速和动量的运动经验认知；那么，他（她）不可能接住来球，更谈不上下一步的战术配合；棒球比赛中的选手，面对瞬息万变的赛场情况，身体会自动得到基于经验的应变动作信号。由此不难验证，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人们认知运动－游戏的基础。人类关于运动－游戏的认知，是在千百年的动作•活动的文化表达中积累起来的。
3.2 一种经验系统中高度专门化的动作、活动：体育游戏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模式类型众多，而超越本能的动作•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动作•活动。这些动作•活动主要集中在生产活动中，如：捕食、劈柴、建舍、汲水、生产技能训练等。这类动作•活动多是源于本能，多向文化传承与教育方向发展。二是满足娱乐等精神生活需要的动作•活动。这类动作•活动多是源于仪式，多向游戏与艺术表演（包含祭舞）方向发展。这两类都是人类创造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的动作•活动是自然地进入到人类的经验系统中来的，而体育游戏是以动作•活动的文化表达为主要加工材料，获得的创造性地运动娱乐认知经验，并在实践中动作•活动被高度地专门化。
起源于动作、活动文化表达的游戏和舞蹈，通过艺术化和专业化（即：陌生化）的方法，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动作•活动”， 文化价值与文化审美上的超越，起到生产性动作和活动本身无法起到的社会作用。如：“祭祀歌舞”表达对美好生活渴望的诉求、“竞技”表达人体审美的追求和积极的抗争精神、“军事技能”表达军事集团的政治意志、“民间游戏”表达世俗化、娱乐化生活的理想、节庆游艺表达民众和平生活的愿望。它们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维系着群体文化的同质性发展和集体凝聚的社会意识，起到文化交流和传承的教育作用等。“表演”、“比喻”、“象征”等艺术表现的手法引入游戏生产后，促进了游戏运动和舞蹈动作的进一步专门化，从而与生产性动作•活动－游戏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以游艺、竞技和舞蹈为主的古代体育的形态轮廓，渐渐从古代文化的综合体中被分化出来，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游艺体育形态（游艺：游戏和艺术的文化复合体，竞技是游戏的高级形式，此处游艺是包含游戏、竞技、舞蹈、杂技等的广义概念）。
3.3 游戏、竞技和舞蹈的社会化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况下，游戏、竞技和舞蹈相对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奢侈，过多的非生产类活动会对种群、部落、城邦、国家的生产与安全产生不良的影响，它们的发展要受到社会主流的生产伦理的限制［5］。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竞技、游戏和舞蹈的社会化程度才可能逐渐提高（不排除社会性不高的民间游戏的存在）。人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权力利益（如：军事游戏中的能力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身体利益和心理满足（祭舞中的精神慰籍与游戏中的精神娱悦）等。掌握了运动技能与技术、发展了身体素质和身体能力、丰富了情感体验等，可以提高个体的自然和社会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起初竞技、游戏和舞蹈中的各种肌肉运动与社会文化道德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们事实上增加了人的力量和生存能力，扩展了个体的生活空间，从而改变了个体与个体、集团与集团的利益与力量的平衡。这些利益和能力的获得，反过来还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样，竞技、游戏和舞蹈的训练与教育的意义就会被越来越社会化和政治化。如：古代希腊社会的军事技能的训练和体操学校是由城邦国家来组织实施与管理；古代印度的祭祀歌舞是由婆罗门祭师贵族专门掌管［6］；古代中国的大型“祭祀”、“社戏”活动也不同程度地被国家化。游戏、竞技和舞蹈等社会化的结果是它们发展成为社会性很强的娱乐游戏和体育教育，成为被社会文化认同的体育文化。
4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构型与分化
宗教是人的一种精神安慰和寄托，为了理解和传播抽象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必须要将其具体地形体化，变为可听、可视、可体验的文化形式。在抽象的宗教精神具体地形体化过程中，祭师们把现实生活中的跑、跳、投等动作、运动元素，重新加工、组合、变形、扭曲、夸张，创造性地建构出优美的游艺动作体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和文化进一步的结构化；社会文化的结构化又导致组成社会文化的各种要素的概念和外延，从多质、多元向单元统一方向演进，社会分工逐渐细化，文化概念越来越明晰。游戏与艺术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化张力的推动下，逐渐开始分化，内涵从同质到相互否定，外延从包含到分化。游艺体育向体育游戏与艺术两端分化。
4.1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构型 人类早期的文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仪式，表达“是与非、善与恶、信仰与力量”等多种多样的文化主题。不论这种仪式来源于祭祀、祈祷，还是求雨、疾病，甚至是世俗生活，大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游艺体育存在着相似性；在质态上与“娱乐、教育”的游艺体育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直到人类从宗教的蒙昧中觉醒之后，仪式中的宗教质态才逐渐退化，祭舞、仪式、庆祝等游艺动作体系中的“娱乐与教育”价值开始显现出来。
动作、运动―游戏中明快的节奏、悠美的旋律、优雅的姿态培育了人的运动审美情趣，人在运动－游戏中感受生命活力与生命娱悦，体验艺术超越的心灵感受。游艺体育至少在文化形式上首先让人类找到生命秩序上的寄托，在生与死的漫长历程中，游艺的文化造型填满了人生的时间和空间。对于人，游艺不仅成为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主要生活内容，还让人在游艺中将精神世界形体化地表达出来。希腊竞技在娱神的游戏表演中消解人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印度舞蹈在铨释“轮回”中超度人的永生梦想［6］；中国游艺虽然没有印度、希腊游艺那样着重的宗教色彩，但它也能把农耕文明的各种压抑一次次地释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安全阀。人在这种游艺化的精神表达中获得“悲剧命运”（人类的死亡悲剧）面前的积极生活的勇气和心灵的栖息。游艺体育在人对动作、运动、造型、姿态的文化价值与道德的审美生发过程中，“娱乐与教育”的文化质态逐渐从宗教、军事、政治质态中分化并取代宗教、军事、政治质态，形成相对独立的游艺体育文化形态。
4.2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分化 游艺体育是体育文化演进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古风时代的希腊竞技和戏剧表演在组织形式和文化功能上基本相同，都采用了祭祀、节日、庆典的组织形式，表达娱神和统一的希腊民族意识的内涵，可以说早期希腊的竞技和戏剧（希腊戏剧包括喜剧和悲剧）形态上没有质的区别（以表演、游戏为形，以生命的悲剧抗争和统一的希腊民族意识为态）。古代希腊人对于死亡的意识特别敏感，对于死的理性思考，使希腊戏剧逐渐向悲剧的方向发展，形成著名的希腊悲剧文化，而对于生的积极审美，使希腊竞技不断向娱乐方向演进。从古风时代（公元前8-6世纪）到城邦顶盛时期（公元前5-4世纪）希腊竞技已经基本完成了竞技游戏形态的演变。尽管城邦时期的全国性的竞技会还包含有政治理想与军事目的，但在各种以节日、祭祀、庆典而举行的竞技会中，“教育与娱乐”已经成为竞技游戏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
从秦汉到隋唐，乐舞（游艺）一直以诗歌、舞蹈、音乐三位一体的形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从唐初开始，文化逐渐走向开放和繁荣，仪式文化中的各种内涵对仪式表现形式的规范作用渐渐削弱。到中唐，舞蹈（如：秦王破阵乐）基本脱离了礼仪的规范，向游艺化方向发展。晚唐至五代，乐舞形式的精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推动了乐舞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单人、双人、数人列队的集体舞蹈形式先后出现（其时，舞中含百戏），动作的编排、音乐的配合也显得更为自由，最终导致歌舞、舞蹈脱离了音乐的束缚，沿着民间娱乐审美的流变，朝着更为世俗娱乐化方向发展，杂剧和百戏逐渐成为民间活动的主要成分。宋元时期，百戏十分流行，内容更加丰富，汴梁逢节就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宋元时期，百戏十分流行，内容更加丰富，汴梁逢节就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宋代晚期，在文献中已经出现“游戏”称谓。此时，游戏与艺术的分化基本完成。
5 体育形态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内涵改造
从早期的文化和原始思维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人类的体质形态和技能运动形态，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趋利避害的结果。从树居到草原生活、从四肢攀爬到草原直立行走，只是为了食物和生存。但是，人成为人之后，动作、活动就不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组合，而是在人类对自身有机体改造和生命力培养过程中，以文化审美为推动，提炼出一系列的生命理念和生命美育思想，完成从“本能活动”到“娱乐与教育”的内涵改造。
5.1 从本能的活动到体育文化的生成 人类感觉的发展纯粹是为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活动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应。 “感觉”本身是不足以形成后天目的性的运动和游戏。人对外部刺激做出相应的运动准备或运动模式至少要在知觉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将“来去标”掷出和回收，其运动就不再是一种本能。而是外部世界对人类有机体改造而形成的一种后天目的性的游戏运动。随着人脑的发展，外部刺激逐渐超出自然属性的范畴，包含越来越多的抽象意义。这样，人的运动模式就与超越具体的抽象意象相链接，开始表达生存本能以外的生命意志（即文化）。如：有组织的围猎、肢体语言、狩猎仪式等。
当然，运动本能的演化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运动”的功利性和文化的价值与道德审美。古代希腊文化中的角力、跳跃、赛跑、拳击、游泳、投掷、赛马、竞技运动，主要发端于希腊人的人体审美、军事与宗教功利性审美。肌肉强健而富有弹力，身体轻灵而健美，既是希腊人对旺盛生命活力的赞美，又是希腊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的表达；竞技中勇敢精神的彰显，既符合希腊人军事战争的利益，又符合希腊人与生命悲剧积极抗争的文化意志［7］。在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军事、宗教和文化价值的功利性审美一直贯穿其中。奥林匹克的复兴也是以普法战争失败为文化背景，法国贵族顾拜旦要以积极的生命风貌，涤荡法国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萎靡、麻痹，想通过“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力度舒展人的自由本质，使生命活力、节律和气韵重新回归到每一位法国青年身上，从而走出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
5.2 走向审美维度的现代体育 对于人类而言，活动不再以寻觅食物、生存安全等为目的，而是投入到空闲时间和多余精力消费上的一种娱乐性的游戏。在游戏和竞赛过程中，运动美感能被具体地物化为“运动造型”、“运动节律”、“超越体验”［8］等。“运动造型”通过雕塑、摄影等手段转化成具体的美学形象；“运动节律”在艺术的参与下变成可以欣赏的旋律；“运动超越感”直接激发参与者的超越精神状态。这样，运动用具体的“造型”、“节律”和“感觉体验”把人带入到一种可被理解的日常审美状态。而运动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拓展了游戏的想象和审美的空间，人的精神和情感在力学与美学的转换中演变成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在运动的超越中从容走向高贵和神圣，在运动－游戏的超越感的体验中实现精神和价值的审美超越。从体育哲学的维度说，现代体育已经完成了健康、娱乐、教育审美的形态演化。
6 结 论
通过对人类动作•活动的本能，到包含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再到狩猎歌舞、祭祀舞蹈、礼祀等仪式文化的演变过程的研究得出：1)体育经历了一个从“动作•活动”――“运动－游戏（游艺）”――“游戏与艺术分化”的形态演变过程（主要指体育构型，即：体育表现形式的演变）。2）“运动－游戏（游艺）”起源于表达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而动作•活动的本能又是表达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发育的基础，因此，“运动－游戏（游艺）”起源于人类的本能，起源于人的基本的运动属性，人的运动属性是“运动－游戏（游艺）”表现形式的直接源头。3）体育的表现形式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体育性质状态的演变。即：体育构型与构意的统一。体育的构型促进其内涵的发育和丰富，体育的构意反过来稳定和固化体育的构型。4）形态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引入体育学的研究是基本可行的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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