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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1
大数据对传媒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实，不仅传媒行业会受到大数据带来的影响，大数据也对传媒学术研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就大数据对传媒研究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总体而言，新闻传播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偏重于现象描述和情况介绍，对大数据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挑战和学术创新问题的研究却较少。基于此，本文以传媒经济研究为对象，考察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为大数据背景下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行动路线图。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
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来自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冲击，由此提出大数据经济学（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认为应该运用大数据思想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深化研究。在传媒经济学研究方面，大数据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都会对既有研究产生冲击，传媒经济学研究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挑战。
1.研究范式
按照库恩的界定，范式是一个学术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共同认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设，是学术共同体公认并共享的世界观。传媒经济学基本遵循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在制定每一项决策时都会严格按照成本收益比进行考量和计算。但批评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现实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们缺乏分析和处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们只会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是有限理性假设。
有限理性假设比完全理性假设更加接近现实，但这两种假设有着共同的前提，即个体对信息的搜索和处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决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设还是有限理性假设时，主要是比较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从信息中得到的收益：当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时，继续搜寻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设;当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时，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设采取决策。
在大数据环境下，理性假设的前提遇到了挑战，大数据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受众搜索信息的成本，受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并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对信息的收益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释力。同时，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网络空间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形态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为主题的维基百科、开放源代码、网络共享等，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关系，那么人们没有动力进行网络分享与合作。然而，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越来越常见。这些大数据时代的新现象很难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我们需要用新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解释这些行为和现象。
2.研究理论
在研究理论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经济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理论、网络科学理论等其他学科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脱离了所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研究者忽视了社会关系、人际传播、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脱离个体所镶嵌的社会情境因素来考察个体，犯了“低度社会化”的错误。在传媒经济理论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都是黑箱，我们不知道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如何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哪些因素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都处在黑箱中。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把个体纳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中，考察个体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研究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揭开人们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黑箱，从而发展出能够揭示传媒经济行为一般规律的理论。
3.研究工具和方法
传媒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假设检验、实验研究等，尽管这些方法有其优点，但它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传统方法都无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在大数据面前，这些传统方法基本是无能为力的。
以抽样调查方法来说，在大数据来临之前，受制于研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对有限的数据进行抽样，通过对有限样本的分析推断总体的状况。抽样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样本能够代表总体，但在研究中很难使样本能够完全代表总体，样本与总体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抽样调查的价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数据时代，可以直接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而无需通过抽样调查来估计总体状况。同样，内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样分析，通过抽取样本对媒介内容进行研究。实验法也是对少数受试者施加试验刺激，通过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观察实验刺激产生的效果。这些传统方法都是小数据时代处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数据环境，大数据需要学者设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4.研究对象
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个体的企业、家庭或个人，研究者通过对单个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消费等行为的分析，考察影响他们决策的各种因素。在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媒体、受众也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缺陷，一是个体的消费行为始终处在黑箱中，我们不知道个体是如何做出消费行为决策的。二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从对个体的研究中获知关于总体的状况，而总体状况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大数据可以在这两方面做出改进，首先，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研究者可以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准确的追踪分析，掌握受众在每时每刻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行为。另外，大数据可以使研究者获知受众整体的媒介接触和消费情况，进而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趋势做出预测。
5.研究主体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战，在大数据时代，研究者需要对大数据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认识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学会从大数据的研究范式出发思考问题。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数据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学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传媒经济学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与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重要，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都难以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从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理论视角进行跨学科考察，才能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学研究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在大数据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1.受众行为分析
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始终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小数据时代，很难准确全面地了解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无论是传统的入户调查，还是受众的自我报告，都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样本量太小，从样本中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推广性;二是受众在接受调查时经常会给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应的存在，受众总会有美化自身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得对受众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实时分析，比如受众在网络上点击了哪些页面、停留了多长时间、链接到哪些网站、购买了什么商品、发表了怎样的评论等信息都可以被后台服务器保留，通过分析受众的个人接触信息，可以准确把握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特点和模式，进而对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2.市场趋势预测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市场趋势做出准确预测，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价预测工具，这个工具通过对近十万亿条机票价格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美国国内航班机票价格，其预测的精准程度达到75%，每位使用该系统的消费者每张机票可节约50美元。
3.广告及营销精准度研究
在小数据时代，广告投放呈现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态，广告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商品的营销手段也较为粗糙，难以对受众进行一对一的精准营销。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对每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和商品营销，提高广告和营销的精准度。
比如，亚马逊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收藏、购买、评论及其他用户的反馈等数据，预测每位消费者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将其推荐给消费者。亚马逊提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亚马逊只会推荐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消费者将要购买的那本书。
4.盈利模式创新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媒体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调整。在读者量不断下滑、广告市场被新兴媒体分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二次售卖模式难以为继。传统媒体必须创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机会，整合数据资源，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自身的逆转。传媒盈利模式的创新也是传媒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2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三重约束；流动阻力；阻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达到1．06亿人。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以“珠三角”的东莞地区为例。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这次缺工潮在东莞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万工人缺口，东莞占一半”。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其撰写的一份决策参考中描述了当地缺工的状况：“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业生产运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再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
在中国农业人口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象，这不仅引起企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浓厚兴趣。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对权利缺失的一种自主反应；也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工资太低导致的结果；还有人认为，这是这些年来劳资关系恶化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民工荒”是一种假象，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一时众说纷纭。但综观各种观点，都只是站在某个角度看问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对“民工荒”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必须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下做出全面的理论阐释，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
二、相关文献及述评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1958、1972、1979)，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劳
获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但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分别仅占14．20％和12．10％。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内容单调，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头不活跃，也不丰富；三是信息联系渠道少，联系方式单一原始，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严重；四是信息价值含量低，信息价值转换空间小。因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这也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据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4年，略高于小学毕业水平，农村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低，并且我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1％。2001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如下：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46％；接受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8．8％；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31．14％；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为7．69％。正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因此，能力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的重要原因。
(4)风险阻力。工资兑付的风险主要来自农民工的非合同的就业方式。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没有签订的占了30．62％，有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20．86％和40．67％，认为没有用的占13．95％。调查显示，农民31212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为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分别达到35．68％和15．68％。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9400多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已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风险阻力，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使得一些辛苦劳作却又无法领取工资的农民工无奈地离开城市。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来看，由于近年来城市物价上涨，其中房租、医疗价格、外来民工子女借读费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较快，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
乡。而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而农资产品价格如化肥、薄膜、种子、农药等价格上升受到政府规制，致使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低，农民增加了返乡务农的积极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了歧视性政策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的阻碍，以及农村税费政策对农民工的逆向吸引。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对农民工歧视，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现阶段大力推进的农业税费减免的改革以及粮食“直补”政策，又使得一些农民工纷纷返乡务农。政策性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农民工的心理阻力来自于工作压力、性压抑、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调查显示，农民512512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9．07％，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37．48％，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心理阻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制约，现阶段出现的发达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流动受到的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2．阻力模型的政策含义
虽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对劳动者微观行为机制考察，但它却不失宏观政策含义，使得相关政策的制订更具有针对性。根据阻力模型分析，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系数。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法律法规上彻底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不缺少法律和政策，关键是执行环节，相关部门应在执行上不“打折扣”。
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减轻其成本负担。在消除二元户籍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在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从而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早在2001年国家就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目前的关键是要把政策进一步落实下来，还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
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应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等，减轻其心理压力。要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3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企业；市场
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企业和市场观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关系来定义产业组织，认为产业组织指的是同类企业间的垄断和竞争等市场关系，以及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形态。
1.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企业观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的看法是以传统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企业理论的早期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典理论的亚当・斯密及其著作《国富论》。斯密认为，商品价值是独立于市场价格的，即商品的自然价值（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
以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学者研究企业是从生产函数出发，将“企业”看成是在给定的技术、成本、价格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单一产品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生产单位，而不是一种组织，侧重于对分工、协作以及投入和产出的分析。同时，在对企业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如分析企业的最佳产出水平和均衡市场价格水平。不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企业的整体行为以及企业间的策略时是有效的，但这一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2.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观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将“市场”看成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最优手段，认为只要市场竞争不受到削弱，供需双方能够随市场需求状况和均衡价格的波动而自由、充分地竞争，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该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反映的是一类关系，主要是市场中企业间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一般地，经济学者使用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和退出障碍以及规模经济性等概念对市场结构进行直接度量。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结构的考察是为了研究市场中企业间的关系而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规模经济性等常用的直接度量指标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反映这种论断竞争关系。
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企业与市场观
随着交易成本这一概念被引入经济分析，新产业组织理论打开企业这一“黑箱”，深入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并对企业与市场的界定提出了新的理论主张
1.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企业观
新产业组织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目标和合理预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新产业组织理论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现代企业和市场观。他们提出企业同市场一样参与了资源的配置过程，企业的内部活动是影响市场行为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企业内部活动的考察便构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存在的，因为企业作为科层组织（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内部的科层结构的协调替代市场的价格机制协调，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但企业科层结构的运行本身也需耗费成本这些成本通常被称为组织成本或管理成本。由此决定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边界是在边际“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等于利用市场进行交易的边际交易成本的边界点上，此点也决定了企业规模的边际界限。现代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庞大、生产多元化、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目标不一致等等。
2.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观
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现实当中市场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完全自发的无代价的，人们在利用市场来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大量的交易费用，例如大量的起草、谈判等往来活动中发生的费用；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方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费用。当市场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不断上升时，企业就会发展起来以替代市场机制来对资源进行计划性地配置。
对于如何界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新产业组织通过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和利用企业机制的成本的相互比较。当企业达到这样的规模，以至于再多组织一项交易时，从中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利用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交易成本的增量，也等于利用企业机制完成的成本增量（边际收益=边际交易成本=边际成本），企业就达到了它的最优规模，市场与企业的界限也被决定。
三、传统与现代组织理论相关观点的比较
从总体上看，以上两种企业观和市场观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别：
1.在不同状态下考察企业
传统理论从既定的静态的层面上定义企业，认为企业的规模由一定技术水平和市场容量决定，而企业的行为和决策范围则由一定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而现论则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待企业，认为需求和技术状况并不能衡量企业的规模和发展，因为这些因素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认为能够说明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交易成本，正是由于人们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自然倾向才形成了现有的企业和市场边界。
2.企业在两种理论中的地位
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市场机制的补充。现论则认为企业与市场同样重要，它们是配置资源的不同方式，当市场效率低下时，企业将会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当企业制度失当时，市场又会重新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
3.实现均衡过程中企业和市场的作用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企业间能够开展充分、有效的竞争，社会资源的均衡配置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状态也一定是最好的。而新产业组织理论则认为，由于交易活动中存在一系列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都无法完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总有一部分资源会在无用的摩擦中被消耗掉，又总有一部分社会财富会因为人们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而不能被利用或是被不公正地分割。因此，资源的配置最终只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状态。
4.两种理论所蕴涵的政策主张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主张严格限制企业扩大规模，防止垄断产生，确保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也就是要让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新产业组织理论则主张不要过多干预企业规模扩张，因为企业规模的变化正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反映。因此，新产业组织理论主张放松管制，让企业自己来进行选择。
四、小结
“企业”和“市场”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最能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方向和进程的范畴。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别。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代价问题；同时，它只看到决定企业规模的技术原因，而没有考虑到交易成本原因，也没有认识到企业组织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作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取代，而且利用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在企业问题上，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说明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内部组织，揭示了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市场的相互关系。因此，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相较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更加现实，对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更具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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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昭侠,沈正平.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理论・政策・实践[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2.
[4]科斯.Industrial Organization:A Proposal for Research(M).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2.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4
关键词：农村金融；差异需求；分层供给；行为选择；机制设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9－0018－06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and framework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restriction mechanism model about diversity demand 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and analyzed influence of correlative restriction mechanism variable to rural financial supply-demand behavior choice. Consequently,brough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via improving correlative mechanism variable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promoting matching behavior choice of the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to strengthen the devotion of finance to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Diversity Dem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Design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农村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的增收而来的是其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扩大，这一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和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农户之间。
基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不同，农村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我国不同地区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迥异，地区之间农村金融需求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涉及同一地区农民收入分层的问题。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其融资需求及其行为选择。
我国复杂的农村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对金融的需求变得复杂化，对此，必须以多元的农村金融供给来匹配，现阶段需要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为此，有学者分析了多种金融机构共存下的小额信贷市场均衡，通过设计贷款合同，使得三类供给者(正式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得以有效区分三类收入群体(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从而改进农村金融市场效率。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对基于自利动机的我国农村金融分层供给和差异需求行为选择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少有基于机制设计思想给出简单明了的模型推导。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有关约束机制模型的推导分析，考察农村高收入者、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异需求行为选择，以及作为农村金融供给者的代表的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相应的分层行为选择，并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便改进机制设计，促进不同农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在满足不同层次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最大化各种金融供给者的利益，从而改善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匹配状况和效率。
二、我国农村金融的多元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分类及特征
（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及简化分类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在内的，以正式金融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还有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民间金融，日益发挥作用的小额信贷服务，以及以贫困人口福利改进为重要目的的贫困救济。
正式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供给的，外生于经济体系的一类金融，它们的金融活动受到中央货币当局的监管。我国农村正式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他正式金融等。
民间金融即非正式金融，则指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民间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规模很大①，发生率也很高②，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为便于讨论，本文把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仅分为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③两类，讨论两类具有代表性的供给者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
（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者及特征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者主要有农户、乡镇企业和各级政府及一些事业单位。为了简化问题的讨论，笔者仅考虑农户的需求行为，并根据农户的收入和其他特征的不同，将其简单分为三类，即高收入型农户、中收入型农户和低收入型农户。
高收入型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其收入除了满足一般性的生活消费之外，还有部分节余。但其自有资金并不能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需要借贷；其借款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还可能投资于非农生产的其他领域，因而其面临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小。在个人财产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因此可以应对数量较小的贷款抵押要求。
中收入型农户是指基本达到温饱状态的农村中低收入者，主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取得收入，因此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需要借款来维持生产，平滑消费。其拥有生产能力并且具有传统的信用意识，一旦得到贷款，将会努力工作进行偿还。由于其可以选择的其他获取收入的途径不多，即借款的机会成本较小，他们可能愿意忍受更高的利率。而且他们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几乎无法提供正式的贷款抵押物。
低收入型农户则挣扎在生存线上，几乎没有生产能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偿还贷款。当他们也需要资金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没有任何符合抵押要求的财产，也无力从其他途径取得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利率存在着极高的忍耐度，需求的利率弹性几乎为零。
对于三类农户的划分依据诸多因素中，本文主要考虑包括收入水平、抵押物的可得性、贷款的主要用途、对利率的忍受程度等。
三、农村金融多元供求者的行为选择：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思想的模型分析
（一）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在分析农村金融供求者行为选择中的适用性
资源配置机制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现实情况通常是并不理想的，因为完全竞争无法实现，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导致了私人生产和消费可能会对社会成本和福利产生影响。既然市场机制会失灵，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机制能够替代或是改进市场机制，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说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机制来保证既定社会目标也即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发展成果就是由赫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和迈尔森进一步发展和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概括地说，机制设计理论是在已知目标既定的条件下，求解最优的路径也即探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可以实现目标的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内容：最优机制和效率机制。无论是哪一个方面，机制设计都是一种典型的三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在第一阶段，委托人提供一种机制安排，具体形式可能是规则、契约、最终分配方案等。第二阶段则由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机制。若是接受机制，则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人在机制约束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这一博弈在大多数经济事件中的问题是第一阶段过于复杂。因此，现实中人们往往选择直接跳过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进行，即委托人在第二阶段接受机制，第三阶段在机制下选择。这就是所谓的“显示性原理”，它在研究中的应用大大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人的类型空间就直接等同于信号空间，把复杂的社会选择问题转换成博弈论可处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并可进行数理模型分析。
我们把机制设计理论基本思想和框架运用到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多元相关利益主体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问题上，具有适用性和深远的理论实际意义。在这里可以先假设，无论是多元的农村金融供给者还是分层的需求者，都不讨论第一阶段的东西，即现行的农村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机制设计是否合理，而是直接进入第二阶段，接受现有的机制体系，认为这些太复杂，无论是正规金融还是民间金融的供给，无论是高收入型农户、中收入型农户还是低收入型农户的需求，都是客观存在。所争论的则是第三阶段的内容，行为选择机制：农村金融供求双方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标准是对自己最有利。同时分析农村金融多元供求主体在相关机制约束下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相关机制变量的改变对相关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而考虑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来促进农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和市场效率的提高。
（二）基于约束机制的农村金融供给者与需求者可能的行为选择
从需求者的角度考虑，一般而言，高收入型农户可以以较低的利率从正式金融部门借款，但考虑到正式金融部门可能要求较高的抵押物，他们也可能求助于民间金融获得贷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通过贿赂金融机构或者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获得不用偿还的救济款或者利率极低的扶贫贷款。中收入型农户虽然也希望从正式金融部门得到利率较低的贷款，但苦于贷款抵押的限制，最终只能向民间金融部门借贷，同时，小额贷款也向他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取得贷款的途径。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财产去贿赂主管贫困救济和扶贫贷款的工作人员，这两种价格低廉的资金不会为他们所获得。低收入型农户长期以来就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商业性的小额信贷体系也不会惠及他们，其面临着成本高昂的民间高利贷或者是免费获得政府救济。
从供给者的角度来说，正式金融部门需要考虑如何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借贷交易形成的空间；民间金融需要考虑如何确定不同的利率水平，从而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面对不同层次的需求，农村金融的提供者会如何选择；哪些因素使得他们背离了自身的最优目标；应该如何设计适当的借贷约束机制，扩大交易达成的空间，自动分离不同层次的需求者，实现农村金融市场供求间的匹配。
（三）农村金融供给者与需求者行为选择的模型分析
借鉴普兰纳布・巴德汉、克里斯托夫・尤迪在《发展微观经济学》一书中的模型①，以保证基于自利动机的借款者和贷款者参与为约束条件，构造简单的约束机制模型，探讨实现借贷交易的必要条件及不同机制变量对于实现交易的影响，借款者和贷款者在相关机制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以及引入新的机制变量对于合约实施的影响。基本模型和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正式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用下标F和I表示，差异需求者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型农户用上标H、M和L表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i，贷款者需要对借款者进行必要的监督，其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②，c∈(0，1)，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c0；借款者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获得的效用为R，付出固定的成本为s，其还款概率p取决于i和c，与i成反向关系，与c成正向关系，pH>pM>pL③，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c1，c>c>c④。假设当借款人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人将不能追回任何贷款和利息，此时贷款人的收益将为0；只要借款人的项目事件成功，贷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项；借款人和贷款人均为风险中立。所以，当项目事件成功时，贷款者的收益为i－c，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者的收益为－c，借款者的收益为－s。
所以，贷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π=p(i,c)(i-c)+[1-p(i,c)](-c)（1）
=p(i,c)i-c
(R>c1≥0)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π=p(i,c)(R-i-c)+[1-p(i,c)](-s)（2）
=p(i,c)(R-i)-s
基于自利动机，保证借款者和贷款者参与的约束机制基本模型简化为：
p(i,c)i-c>c0
p(i,c)(R-i)-s>c1（3）
1.基于相关机制设计的农村正式金融市场供求行为选择
对于正式金融市场，约束机制模型相应转化为：
p(iF,cF)iF-cF>c0
p(iF,cF)(R-iF)-s>c1（4）
若存在均衡的i、c，则必然满足：
i>（5）
i
即：
若要公式(7)成立，则监督成本c和机会成本c0必须较小，机会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必须较小，而收益R和还款概率p必须较大。
下面讨论正式金融组织将如何基于不同机制分层不同类型的借款者，并考虑改进相应借贷合约机制以优化农村金融市场供求效率。
（1）基于利率变动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由于正式金融部门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无法以较低的成本筛选潜在的借款人类型，只好以相同的利率水平向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贷款。
由于PH(i,c)i-c>pM(i,c)i-c，放贷给高收入型农户将给正式金融组织带来更大的收益。
从前面的模型可知，高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中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低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由于c>c>c，所以
（2）基于利率管制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一些正式金融组织的借贷利率逐渐放开，但弹性仍然有限，存在着一定的利率管制。
假设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正式金融组织的利率为，此时借款者足额还款的概率p仅由监督成本c决定，为p(c)，则公式(3)的机制约束问题变为：
p(c)
-c>c0
p(c)(R-
)-s>c1（8）
在满足
π=p(c)-c（9）
⇒=p′(c)-1=0⇒p′(c)=
说明当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数时有最优解，且在均衡点处。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正式金融组织无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况，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监督成本收益也较低，即p′(c)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时，利率往往较低，这时将导致p′(c)
同理，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个较高的下限时，将不能满足
（3）基于要求抵押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对于农村正式金融组织来说，即便存在一个较高的利率可以分离低风险(高收入型农户)和高风险(中低收入型农户)，利率管制的存在也使其不便。由此，正式金融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理性的行为选择是不提供任何贷款的。
基于信息非对称及由此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当放贷者未能有效甄别金融市场上风险程度不同的借款者时，将遭受损失。对此，正式金融组织可以通过设计相关机制来消除逆向选择问题，机制之一就是要求抵押贷款，即把相关风险转移给借款人承担，避免贷款者的收益取决于借款人不为人知的类型。
现假设借款人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为ν，并当借款人的相关项目事件失败时，抵押物将归贷款人所有。当借款项目事件成功时，贷款者的收益为i－c，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借款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者的收益为ν－c，借款者的收益为－s－ν。
这时，公式(3)的约束机制问题变为：
p(i,c)i-c+[1-p(i,c)]ν>c0
p(i,c)(R-i)-s-[1-p(i,c)]ν>c1（10）
即：
显而易见，如果引入抵押品而进一步完善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的相关机制，则部分地缓解了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了正式金融组织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上，其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量增加，即抵押品的存在有利于扩大农村正式金融部门的贷款供给规模。
另一方面，农户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也降低了。由于仅有高收入的农户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抵押品，而中收入农户仅能提供较少的抵押品，低收入农户则无法提供抵押品，从而中低收入农户将自动退出正式金融贷款对象的队伍。同时，对抵押品价值z的要求应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①，如果过高，则即便是高收入型农户也无法提供正式金融组织所要求的抵押品，即i*
2.基于相关机制设计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供求行为选择
相对于正式金融组织而言，内生于农村的民间金融组织基于地缘、人脉关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其可以以较小的成本甄别不同类型的需求者；同时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对于不同的借款人，民间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民间金融还可以以较小的监督成本c监督借款者的行为，且较为有效，即p′(c)较大，能够同时向高中收入型农户提供贷款。
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供求约束机制为：
i>
i
对于中收入型农户而言，供求约束机制为：
i>
i
假设监督成本、所获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pH>pM，ωH>ωM。因此，对于民间金融来说，
可见，民间金融组织能够运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以较小的成本分离高中收入型需求者，利用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同时其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扩大了借贷机制有效性的范围。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当正式金融组织的监督成本较小或对其要求的抵押品价值较大时，其更倾向于向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即便民间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
对于农村的低收入型农户而言，他们借款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性支出，即维持生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或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途径，即使侥幸借到钱，也没有能力偿还，可以认为他们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同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押品，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也接近于0，他们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违约所得的贷款。
所以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公式(3)可写为：
p(i,c)i-c>c0
1-s>0即：i>
1-s>0
由于p(i,c)0，∞，即必须满足i>+∞。显然，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具有信息优势的民间金融不会选择向低收入型农户贷款。
四、农村金融差异需求与分层供求及匹配机制设计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的分析和推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机制设计：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供给组织
由于我国的正式金融部门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约和利率制定的约束，其提供贷款的规模和对象受到限制。而民间金融组织由于地缘、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以很小的成本鉴别和监督不同类型的借款者，通过利用不同的利率来补偿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供给之外的中收入型农户的借款需求可能得到满足，而高收入型农户也可能因为避免提供抵押品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正式金融的不足，增进农村居民的福利。对于低收入农户，民间金融却无法满足其金融需要，其需要的资金只有通过国家的扶贫贷款和贫困救济才可能得以满足。小额贷款的存在可使中收入型农户增加取得贷款的途径。因此，包括民间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在内的其他金融组织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应该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而不是一味打压，从而使其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服务。
（二）利率机制设计：进一步放宽对正式金融的利率限制
农村信用社的利率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浮动，且将作为更加市场化的主体与其他金融组织展开竞争，将有效地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改善金融机构的服务，满足农村的差异需求及分层供给的匹配。
（三）抵押品机制设计：考虑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增加有效性抵押品
对于农村的相关金融组织来说，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未能提供有效地用于弥补信息非对称而引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的抵押品，可以从制度上考虑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制，从而提供有效的抵押品。
（四）基于低收入需求者的机制设计：加强财政金融的支农力度
加强国家财政的支农力度，进一步规范贫困救济和扶贫贷款的发放，严格控制其投向。不能直接参与和农户的金融交易的政府，应该严格对于扶贫贷款对象的选择，相对弱化对于贷款回收率①的要求；应该加强对作为人的金融机构的监督。
总之，多层次的农村需求体系要求我们培养多元化的农村供给体系，基于机制设计的视角，考虑构建“双重四元”②的农村金融体系，并考虑积极推行利率方面的改革，促进金融部门之间有序竞争，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同时国家应该严格立法和监督，保障农村最贫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得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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